梅堯臣詩選 · 序
梅堯臣（1002—1060）字聖俞，宣城人，是北宋時代一位傑出的詩人，文學家。從現今保存的資料看，他的創作活動開始於1031年，直到他臨死的那一年為止，前後整整三十年，留下一部《宛陵先生文集》，共六十卷，約二千九百首，包括詩歌、散文、賦，此外還有不在集內的詩、詞各一首。他三十歲的那一年，在河南縣主簿任內的時候，和歐陽修、尹洙發動一次聲勢浩大的詩文革新運動，雖然後來歐陽修得到更大的聲望，但是在發動之初，堯臣無疑地占有領導的地位，北宋詩人如歐陽修和稍後的王安石、劉敞，以及更後的蘇軾都受到他的薰陶，對他加以高度的崇敬，歐陽修更是始終稱堯臣為「詩老」，表示內心的欽慕。我們可以說對於北宋詩壇，堯臣起過巨大的影響。
南宋初年詩人之中成就最大的，當然是陸游。陸游對於宋代詩人最佩服堯臣，他在《讀宛陵先生詩》中說起：
李杜不復作，梅公真壯哉，豈惟凡骨換，要是頂門開。鍛煉無遺力，淵源有自來，平生解牛手，餘刃獨恢恢。
他在《書宛陵集後》又說：
突過元和作，巍然獨主盟，諸家義皆墮，此老話方行。趙璧連城價，隋珠照乘明，粗能窺梗概，亦足慰平生。
陸游認為堯臣是李、杜而後的第一位作家，所謂「突過元和作」者，其意在此。一部《劍南詩稿》中，陸游自稱「學宛陵先生體」、「效宛陵先生體」者共八處，他對於堯臣的推崇，決定不是偶然的。南宋後期的詩人劉克莊，在《後村詩話》里，稱堯臣為宋詩「開山祖師」，對於他的作品所起影響的巨大，提得非常鮮明。
但是元明而後，文學批評家對於堯臣的作品，很少這樣的肯定。詩人中學宋詩的本來不多，即是推崇宋詩的，一般都推崇蘇軾、黃庭堅，或楊萬里、陸游，重視王安石的為數已經寥寥，更少有重視堯臣的。直到清末，因為宋詩運動的出現，這才引起對於堯臣的重視，開始出現學習堯臣的專家，不過對於堯臣在詩人中的位置，究竟還沒有放平，他還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
堯臣在宋代獲得那樣崇高的位置，為什麼後人對他的作品認識不足呢？無疑地，這是由於對他的了解不夠。堯臣的詩和他的時代是緊密結合的，同時也深刻地反映他自己的身世。無論北宋或南宋，他的同時人或和他的時代相去不甚遼遠的人都相當地了解他的時代或身世，因此對於和時代緊密結合或能深刻反映身世的作品，當然容易了解，也能做出正確的估計。反過來，不能了解他的時代和身世的人，怎樣能理解他的作品，又怎樣能做出正確的估計呢？對於作家的理解，有時受到現實的限制，並不是一件完全意外的事。
關於堯臣的家世，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可能是宣城《梅氏家譜》。堯臣的父親梅讓，叔父梅詢，兄弟二人，見《歐陽文忠公文集》，可是《家譜》指出梅讓兄弟三人，讓、詢、誼。是不是有這一位梅誼呢？從堯臣的詩中看，《宛陵文集》卷二有《季父知并州》一首，卷六《會勝院沃州亭》言「當年吾叔讀書處，夜夜濕螢來復去」。卷二十三《寄懷劉使君》言「昔年從仲父，三年在河內」。所謂「仲父」，所謂「吾叔」，所謂「季父」，其實都指梅詢一人。梅詢既以一身兼仲、叔、季之稱，那麼是不是另外還有一位三叔梅誼，是未易解者一。堯臣在時，人稱「梅二」，見張世南《遊宦紀聞》引蔡忠惠帖，又稱「梅二十五」，見劉敞《公是集》卷二十五《同梅二十五飲永叔家觀所抄集近事》。可是《家譜》稱堯臣行三十二，是未易解者二。《宛陵文集》卷四有《寄公異弟》一首，詩言「池塘去後春，一日生綠草，無由夢惠連，詩句何能好」。用謝惠連典，公異為弟無疑。劉敞《公是集》卷八有《聖俞受詔行田是時聖俞葬其弟公異未畢而去》一首，可為佐證。考之《家譜》，梅詢次子寶臣、字公異，生於端拱己丑（989），死於祥符二年（1009），是公異為堯臣之兄，死時堯臣年八歲，《家譜》如可信，則《宛陵文集》、《公是集》皆不足信，是未易解者三。堯臣五十八歲得幼子，小字龜兒，歐陽修作《洗兒歌》賀之，見《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七，題嘉祐三年（1058），堯臣答詩，見《宛陵文集》卷五十九，自言「我慚暮年又舉息，不可不令朋友知，開封大尹憐最厚，持酒作歌來慶之」。是年堯臣年五十八歲，歐陽修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與堯臣詩皆合。二年以後，堯臣死，歐陽修作《梅聖俞墓志銘》言堯臣有子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龜兒止稱小字，以年僅三歲，尚未命名之故。乃以《家譜》考之，堯臣幼子曰坦，「小字龜兒，生於皇祐二年（1050）」。《家譜》如可信，則《宛陵文集》、《歐陽文忠公文集》皆不足信。《家譜》又言龜兒生時，「歐陽文忠公修、范文正公仲淹、富鄭公弼皆作洗兒詩以賀，聖俞公亦次韻焉」。富弼集未見，范仲淹死於皇祐四年（1052），在龜兒出生以前六年，范集無洗兒詩，《家譜》所記殆不足信，是未易解者四。大致《家譜》的寫定，遠在堯臣下世以後，關於堯臣的記載，有時出於展轉傳述，所以不盡可據。
是不是可以相信《宋史·梅堯臣傳》的記載呢？《宋史》本傳的撰述，雖然出於元人，但是因為作者主要根據歐陽修《梅聖俞墓志銘》，歐陽修是堯臣同時人，交遊三十年，是比較親切的朋友，應當是可信的。可是歐陽修有他自己的一套認識，他有他的處世的規律，因此也就必然把他認為可寫的寫出來，不可寫或不必寫的就不寫。關於梅堯臣的生活，倘使都得通過歐陽修的敘述，那時我們所見到的，必然是不全面的，因而也就不一定是正確的。
要了解堯臣，首先必須了解他的父親梅讓。梅讓的弟弟梅詢，二十六歲考取進士，一直做到翰林侍讀學士，雖然當時有人認為他是躁進，給他以一定的壓抑，總算是一位名人了，可是梅讓始終甘心在鄉間務農，沒有產生向上爬的動機。在宋代那個恩蔭制度盛行的時代，一人做官，榮及門族，梅讓的為人應當算是難能可貴了。歐陽修在《太子中舍梅君墓志銘》里說起：「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於家」，這就指出梅讓是如何始終拒絕做官。他活到九十一歲，但是沒有做過官，太子中舍只是一條虛銜。從堯臣的詩里看，這一家人的生活始終是樸素的，沒有脫離泥土的氣息。這樣就為堯臣的同情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場，做出可以理解的說明。在我們讀到《宛陵文集》里《田家》、《陶者》、《田家語》、《汝墳》、《岸貧》、《小村》、《淘渠》、《和孫端叟寺丞農具十五首》、《和孫端叟蠶具十五首》等詩，都仿佛看到一位同情人民的詩人。當然，這不是說堯臣不是官而是一位普通的勞動者，因為這樣說不符合於事實，但是堯臣確實不是一位高高在上，或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而是接近人民的官，能和人民密切聯繫的官。
其次歐陽修在堯臣墓志銘里，始終不曾提出堯臣應進士舉不第的事。宋代出身，有科舉和恩蔭兩途，但是一般讀書人都重視科舉，在政治制度上有時更突出這一點，對於科舉出身的職官，有意識地加以表揚。堯臣十二三歲以後跟隨叔叔在官，以後由恩蔭歷任主簿、縣令，但是他並不甘心於恩蔭，甚至不止一次，離開官職，到東京去應考，可是沒有錄取，這就成為他終身的創傷。《宛陵文集》卷三《西宮怨》一首，實際上是他下第以後的創作。他說「漢宮中選時，天下誰為校，寵至莫言非，恩移難恃貌」。在這裡，他正抒寫了一位下第舉子的心情。集中凡是送人下第的詩，都寫出同樣的怨憤。《宛陵文集》卷十六《許生南歸》就是這樣的一首詩。他說：「大盤小盤堆明珠，海估眩目迷精粗，斗量入貢由掇拾，未必一一疵纇無。不貢亦自有光價，此等固知魚目殊，許生懷文頗所似，暫抑安用頻增吁。」這裡他說的是許生，但是何嘗不是說的自己。所不同的是這首詩作於皇祐四年（1052），在他賜同進士出身以後一年，多少已經感到一些慰藉，所以有最後一句。杜甫二十四歲應進士舉落第，後來在《壯遊》詩說起：「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陸游三十歲赴臨安殿試落第，在《和陳魯山十詩》中說起：「言語日益工，風節顧弗競，杞柳為桮棬，此豈真物性。病夫背俗馳，梁甫時一詠，奈何七尺軀，貴賤視趙孟。」從杜甫、梅堯臣、陸游這三位詩人看，一第的得失，豈足為他們重輕，但是這樣的打擊，恰恰落到他們的心坎，是沉重的。詩人從親身的感受，體驗到統治者的腐朽和制度的失當。他們往往用鄭重的辭句傳達沉鬱的心情。對於杜甫、陸游和堯臣應試下第的經過，為加強我們對於他們創作的理解，是不容不知的，可是我們對於堯臣的下第，偏偏不很清楚。
當時國家大事對於堯臣的創作起了重大影響的是北宋和西夏的戰爭。現代的陝北榆林、橫山一帶，在唐末時代，由党項族在這裡定居，他們的首領拓跋思恭在黃巢起義部隊進占長安的當中，和唐王朝勾結，官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夏國公，賜姓李。姓李也好，姓拓跋也好，實際上他在陝北長城線上，樹立自己的地盤。這個情形，通過五代，直到宋初，沒有太大的變化。宋太宗時，思恭的後代出現了一位拓跋繼遷，他利用契丹王朝和宋王朝的矛盾，有時進攻，有時求和，抓住一切可能抓到的機會，終於割據銀、夏、綏、宥、靜五州，再向西擴展，拿下靈州，截斷宋王朝和河西走廊的通道，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天聖九年（1031），堯臣進行創作活動的那一年，繼遷的孫子拓跋元昊繼立，宋王朝和西夏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寶元元年（1038），元昊稱帝，他一邊向宋王朝稱臣，請求冊封，一邊要求割地，希望把西北一帶，連帶在那裡定居的漢人，放在他的統治之下。堯臣這時已經做過三任主簿、一任知縣，小官僚的枯燥生活久已使他感到厭倦，想起早日還鄉了，可是國家的地位，除了經常地在北邊受到契丹的威脅以外，現在西邊又添上一重西夏的威脅，他感到首先必須把自己的思想武裝起來，他的注《孫子》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寶元二年（1039），西邊的戰事爆發了。腐朽的王朝，經不起幾個回合，大將劉平、石元孫都被敵人俘擄，參知政事宋庠甚至請求嚴守潼關，準備放棄陝西的大片地區。這個時候，堯臣的朋友尹洙從軍了，堯臣也躍躍欲動，進呈《孫子注》，自己在詩中說：「信有一日長，可壓千載魂。」（《依韻和李君讀余注孫子》）可是他的地位止是襄城縣知縣，沒有獲得重用。甚至在他的舊友范仲淹出任經略安撫副使，擔負起西邊重任的時候，他還沒有得到重視，只能從《桓妒妻》一首詩中，抒寫自己的憤慨。慶曆元年（1041），堯臣奉命赴湖州監稅任，歐陽修、陸經二人為他餞行，堯臣在《醉中留別永叔子履》詩中說：「六街禁夜猶未去，童僕竊訝吾儕痴，談兵究弊又何益，萬口不謂儒者知。酒酣耳熱試發泄，二子尚乃驚我為，露才揚己古來惡，捲舌噤口南方馳。」歐陽修是十分同情堯臣的，他在這時所作的《聖俞會飲》說：「詩工鑱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鈐，遺篇最愛孫武說，往往曹杜遭夷芟。關西幕府不能辟，隴山敗將死可慚，嗟余身賤不敢薦，四十白髮猶青衫。」看來歐陽修對於堯臣的推薦，沒有得到當時的重視，所以他在《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也曾提出：「今奇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何如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堯臣抱著親臨前敵、為國效命的志願，但是始終沒有機會實現。是不是他有什麼個人企圖呢？不是的，在西夏和宋王朝作戰的當中，雖然從資源和人力方面講，宋王朝占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但是西夏兵馬慓悍，而宋王朝的政治、軍事十分腐朽，因此西夏常取攻勢，宋王朝常取守勢，在那個時期中，宋王朝的統治者是沒有任何雄心的。堯臣的勇於請纓，主要地還是由於他對於國家的熱愛，同時也由於看到將士的大量死亡，急於找出一些解救的辦法。皇祐四年（1052），蔡襄給他看到一些古代弩箭的機括，他在那首《蔡君謨示古大弩牙》詩里就說：「願侯擬之起新法，勿使邊兵死似麻。」這正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封建王朝統治階級的內部，是不斷地進行著或大或小的鬥爭的。堯臣的一生經過了三次比較大的政治鬥爭，他始終站在他認為正當的方面，立場堅定，愛憎分明。第一次的鬥爭在景祐三年（1036），那時以范仲淹為首，他和一批新進的官吏向著丞相呂夷簡進攻，認為夷簡用人處處徇私。仲淹指出人事調動必須按照一定的規律，不能由丞相擅權。呂夷簡在反撲中，說出仲淹迂闊好進，有名無實，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在夷簡的堅持之下，宋仁宗也認為群臣結黨，威脅整個的統治機構，隨即撤除仲淹權知開封府的職務，出知饒州。仲淹一去，他的朋友歐陽修、尹洙、余靖也相繼罷斥。堯臣認為正義在仲淹的一面，他寫了《彼吟》、《巧婦》、《聞歐陽永叔謫夷陵》、《聞尹師魯謫富水》、《寄饒州范待制》等篇。最辛辣的是他的一篇《猛虎行》。詩中提出猛虎的威風：「不貪犬與豕，不窺藩與牆，當途食人肉，所獲乃堂堂。食人既我分，安得為不祥，麋鹿豈非命，其類寧不傷。」這一套吃人的邏輯，對於當權的呂夷簡，進行了刻骨的鞭撻。第二次的鬥爭在慶曆四年（1044），那時舊派的呂夷簡已經下台，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韓琦、富弼為樞密副使，蔡襄、余靖、歐陽修等為諫官，其上又有聲望素著的樞密使杜衍同情他們，支持他們。新派抬頭，舊派當然不甘心失敗，他們終於找到杜衍的女婿監進奏院蘇舜欽的一次行為失檢，進行反擊。舜欽出賣了進奏院的一些舊檔廢紙，在照例祭神以後，準備酒席，宴會賓客。在封建社會，這止是一件尋常的風流罪過，可是一到舊派手裡，他們小題大做，認為這是監守自盜。經過嚴劾以後，舜欽自承盜賣，得到革職的處分，凡是參加這次宴會的，一律貶黜，沒有例外。杜衍看到這個情況，不安於位，自請下台，范仲淹、富弼也紛紛離開汴京，果然不出舊派的御史中丞王拱辰所料，真真做到一網打盡。堯臣認為正義在舜欽的一面，他寫出《古劍篇送蔡君謨自諫省出守福唐》、《雜興》、《送逐客王勝之不及遂至屠兒原》、《送周仲章太博之巨野》、《讀後漢書列傳》、《送蘇子美》等篇。第三次的鬥爭在皇祐三年（1051），那一年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對於丞相文彥博提出彈劾，激怒宋仁宗，被斥為春州別駕。彥博是當時的一位名臣，可是因為他的提升，通過了張貴妃的汲引，為部分人士所不滿。早在慶曆七年（1047）的冬天，王則在貝州發動兵變，宋王朝出動大軍前往鎮壓，一時還沒有得手，參知政事文彥博得到內廷的消息，為了討好仁宗，自請前往督師。到第二年春初，王則的兵變失敗，彥博帶著沾滿血腥的兩手還朝，由參知政事提升為同平章事，是當時丞相的位置了。堯臣對於血腥鎮壓的暴行，理解雖然不夠深刻，但是對於彥博的結交宮闈，他是極端痛惡的。慶曆八年的《宣麻》、《兵》，都是針對彥博而作的。因此三年以後，在唐介和彥博進行正面鬥爭的當中，堯臣更感到十分激動，他認為正義在唐介的一面，作了一首《書竄》。這首詩的戰鬥性，更是異常強烈。
除了這三次的鬥爭以外，附帶地也可以提到堯臣和范仲淹中間的矛盾。他們是多年的朋友了，在仲淹和呂夷簡鬥爭失敗以後，堯臣顯然地站在仲淹這一面，除了所作的若干詩篇以外，他還有一首《靈烏賦》。他說：「烏兮，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爾，爾又安能凶。凶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為凶。爾之不告兮凶豈能吉，告而先知兮謂凶從爾出。」他指出仲淹所受的委屈，這一件事大大地感動了仲淹，因此仲淹也作了一首《靈烏賦》，表示共同的感受。可是在仲淹出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的時候，兩人之間的關係開始疏遠了。及至西夏和宋王朝的戰爭告一段落，仲淹入京，由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他們的關係進一步惡化。堯臣的《諭烏》、《靈烏後賦》，都對仲淹進行指責。實際上仲淹也確有可以指責之處，《宋史·范仲淹傳》說他「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也隱隱提出仲淹所以招致物議的所在。
在政治鬥爭中，堯臣的態度是鮮明的，他不但對於當時受到非議的呂夷簡、王拱辰無所畏懼，同樣地對於當時號稱人望所歸的文彥博、范仲淹也是同樣地搏擊。歐陽修對於堯臣的態度，始終是友好的，但是他的官大了，閱歷也深了，因此感覺到有必要對堯臣的鬥爭態度，給以一定的掩護。他在《梅聖俞墓志銘》說：「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這一段話恰恰抽去堯臣詩中的戰鬥性。我們能說他的作品止是「用以為歡而不怨懟」嗎？當然不能的。歐陽修為了給堯臣打掩護，無意中卻有損於堯臣的作品，使後人受到蒙蔽，不能認識堯臣作品的精神面貌。因此更加深了理解的困難。
要理解堯臣詩，必須理解他的身世和他的時代，這是前面已經說過的。認識了這一點，我們才可以理解堯臣論詩的主張。
本來，從唐代起，論詩就有兩種堅決不同的主張。釋皎然在《答權從事德輿書》中說要「關於詩而不關於事」；可是白居易在《答元九書》里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兩個主張是完全對立的。堯臣在河南縣主簿任內的時候，在錢惟演的指導之下，沒有和西崑派劃清界限，可是他的詩清麗閒淡，也沒有受到西崑派太多的感染。慶曆五年（1045），堯臣四十四歲，他經歷過三任主簿，兩任縣官，一任監稅，看到宋王朝在對外作戰中的腐朽，和基層官吏的橫暴，這就鮮明地揭出他論詩的主張。他在《答裴送序意》中說：「我於詩言豈徒爾，因事激風成小篇，辭雖淺陋頗克苦，未到《二雅》安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區區物象磨窮年。苦苦著書豈無意，貧希祿廩塵俗牽，書辭辯說多碌碌，吾敢虛語同後先。」他的態度是很鮮明的。作詩必須「因事」，而不能用「區區物象」，銷磨自己的歲月。儘管在作詩的當中，他的風格和白居易沒有多少相同之處，可是他的主張是和居易一致的，同樣地提出《詩》三百篇的優良傳統，作為學習的榜樣。這一年他在仕途中不得意，到許州去擔任簽書判官，歐陽修也因為受到誣衊，從汴京外放，出知滁州。慶曆六年（1046），堯臣有《寄滁州歐陽永叔》詩。他說：「仲尼著《春秋》，貶骨常苦笞，後世各有史，善惡亦不遺。君能切體類，鏡照嫫與施，直辭鬼膽懼，微文奸魄悲。不書兒女書，不作風月詩，唯存先王法，好醜無使疑。安求一時譽，當期千載知。」在這首詩里，他依然提出要發揚古代的優良傳統，把詩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而不作為「區區物象」的畫布。在襄城的時期，他的風格已經完成了，《田家語》、《汝墳貧女》都有卓著的成就，而慶曆五年的《夢登河漢》，更是嘻笑怒罵，把對現實的批評和浪漫的誇張手法，結合一起，鞭撻所及，已隱隱接觸到最高統治者。在許州的當中，他有《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一首。他又說：「聖人於詩言，曾不專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謂《國風》，《雅》章及《頌》篇，刺美亦道同，不獨識鳥獸，而為文字工。屈原作《離騷》，自哀其志窮，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蟲。邇來道頗喪，有作皆言空，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人事極諛諂，引古稱辨雄，經營唯切偶，榮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藝充，以巧比戲弈，以聲喻鳴桐。嗟嗟一何陋，甘用無言終。」他指出兩種不同的主張，兩種不同的詩歌，但是他的愛好是明顯的，而他對於「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那些作品的批判也是深刻的。堯臣有了堅定的主張，也找到了發展的道路。劉克莊說他是宋詩的「開山祖師」，他所開的山就是這樣的一座山。
有人說堯臣論詩主張平淡，是不是有這一說呢？有的，但是我們要知道他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提出這個說法，又是在什麼心境之下提出的。本來堯臣在許州，已經是窮途末路，正如歐陽修這一年在《梅聖俞詩集序》中所說的「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秋天以後，他道出潁州，那時晏殊正以工部尚書的身份出知潁州，他對於堯臣非常重視，堯臣多少也有一些知己之感。晏殊和堯臣論詩，很推重陶潛，但是不甚喜歡孟郊，又極力把堯臣推捧一番，指出他的作品，確實可以上比陶潛、韋應物。他說這是天下的公言，並不是他一人的私言。當然地，晏殊是一位老官僚，所說的不一定是由衷之言，可是堯臣為他所感動了，在《依韻和晏相公》中說：「微生守賤貧，文字出肝膽，一為清潁行，物象頗所覽。泊舟寒潭陰，野興入秋菼，因吟適情性，稍欲到平淡。」他所說的平淡，止是說他到了潁州，和晏殊接觸以後的認識，但是他並不否認自己過去「文字出肝膽」的主張。他的窮途不免使他在說話中有些遷就，但是對於自己的詩歌，提法沒有變更。還有一次是在嘉祐元年（1056），他由宣城回汴京的途中，讀到邵必的詩以後。他說：「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譬身有兩目，瞭然瞻視端。」這是說邵必的詩以平淡為宗，可是在他談到自己，卻說「既觀坐長嘆，復想李杜韓，願執戈與戟，生死事將壇」（《讀邵不疑學士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他說邵必是平淡，但是自己所嚮往的是李、杜、韓，他的企圖是手執長戈利戟，在鬥爭中決一番生死。世上有這樣平淡的詩人嗎？堯臣論詩，正面談到平淡的地方，一共止有兩處，沒有第三處了。
我們可以看到，堯臣和白居易一樣，都是強調詩的思想內容的。當然，他們所提出的思想內容和我們提出的思想內容，有不同的意義，不能等同起來。儘管堯臣的一生，和作《與元九書》時期的白居易一樣，都是下層官吏，他們由於地位的關係，和一般人民比較容易取得聯繫，思想感情有一定的可以交流的成份，但是他們終究是統治階級的成員，對於人民總還居於統治的地位。他們最多只是好心好意地希望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也就是更服帖一些，歸根到底，還是讓統治階級的地位可以坐得更安穩一些。白居易如此，梅堯臣如此，堯臣所重視的年青人王安石亦復如此。堯臣在《得王介甫常州書》里提到「儻如龔遂勸農桑，儻如黃霸致鳳皇，來不來，亦莫愛嘉祥」，正流露了封建社會裡一個所稱為好的統治者的希望。
是不是堯臣也提到藝術創作的要求呢？他自己沒有說起。歐陽修在《詩話》里曾說：「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梅、歐二人的關係，前後達三十年，這些話不知是堯臣那一年說的，因此也無從揣測說話時的心境。大體講來，作為一位詩人，聖俞必然不會忽視藝術的要求，可是他正面提出的還是側重思想內容的方面，因此在他思想中，兩者位置的先後也就可想而知。他的作品如《臘日雪》、《魯山山行》、《春日拜壠經田家》、《江上遇雷雨》、《重過瓜步山》、《金陵三首》、《秋日家居》、《東溪》、《答高判官和唐店夜飲》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也確實能體現他在藝術要求方面的主張。尤其可以注意的，在他的作品中，常常看到浪漫的手法。關於《夢登河漢》，前邊已經說過，其他如《和江鄰幾學士畫鬼拔河篇》，也有濃重的浪漫氣息。
堯臣詩篇所以能具有強大的感染力，主要還是由於他有爽朗的人生態度。他在《依韻和達觀禪師贈別》里說起：「平生少壯日，百事牽於情，今年輒五十，所向唯直誠，既不慕富貴，亦不防巧傾，寧為目前利，寧愛身後名！文史玩朝夕，操行蹈群英，下不以傲接，上不以意迎。眾人欣立異，此心常自平，譬如先後花，結實秋共成。」有爽朗的人生態度，經過長期的藝術修養，看到艱危的國家形勢，而自身又恰恰遭遇坎坷的政治生活，這一切都為堯臣創造了優良的條件，使他在詩歌創作上獲得極大的成就。在這些上面，最主要的還是他的深厚的感情。他愛國家、愛人民，也同樣地愛妻室兒女。杜甫的《月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都透露出他對於家室的關懷，在這一點方面，堯臣經歷了喪妻之悲，因此敘述得更深入，更沉痛。《悼亡三首》、《書哀》、《懷悲》、《椹澗晝夢》、《靈樹鋪夕夢》、《夢睹》、《悲書》、《麥門冬內子吳中手植》、《梨花憶》、《五月二十四日過高郵三溝》、《寄麥門冬於符公院》、《八月二十二日回過三溝》等篇，都充滿了深沉的懷念。這並不是說堯臣沒有一些「外遇」，他的《一日曲》、《花娘歌》，都做過充分的暴露，可是這並沒有影響他對於妻室的熱愛。對於子女他也有深厚的情懷；《悼子》、《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殤小女稱稱》固然深刻，可是《秀叔頭虱》、《依韻答永叔洗兒歌》，也抒寫了由衷的情感。
在介紹堯臣作品的時候，我們也得指出他的缺陷。在他的主張開始形成以後，為了貫徹創作的企圖，他有時故意不忌俗惡，甚至破壞了詩的形象。在《捫虱得蚤》里，他說：「茲日頗所愜，捫虱反得蚤，去惡雖未殊，快意乃為好。物敗誰可必，鈍老而狡夭，穴蟻不齧人，其命常自保。」這首詩當然不是惡詩，但是可以寫得更好一些。堯臣可能欣賞「去惡雖未殊，快意乃為好」兩句，這便走上散文化的道路。他的《田家》、《陶者》，都寫得非常好，但是在他寫《倡嫗嘆》的「萬錢買爾身，千錢買爾笑，老笑空媚人，笑死人不要」，《八月九日晨興如廁有鴉啄蛆》的「吉凶非予聞，臭惡在爾躬，物靈必自潔，可以推始終」；都使人感到詩的形象的破壞。這都是「開山」工作中可能碰到的障礙。為了開闢新路，有時不能不斬荊披棘，跋履險阻，要求十全十美，必然不易打開新的途徑，這是無可避免的現實。
現行的梅堯臣集，都出於宋紹興本，稱為《宛陵先生文集》，共六十卷。這個本子現在看不到了，流傳下來的是翻刻的宋嘉定本，可是也只留存半部（卷十三——卷十八，卷三十七——卷六十）。明代有正統本，根據宋本刊刻，也是六十卷，可是和殘宋本相比，在那三十卷之中，已經缺詩八十七首。正統本以後有翻刻的萬曆本，稱為《宛陵先生集》。清代陸續出現的刻本，多根據萬曆本，一般人止知有《宛陵先生集》，對於《宛陵先生文集》的名稱，反而感到有些生疏。及至《四部叢刊》影印《宛陵先生集》出，萬曆本獲得廣大流傳，成為通行本。清初又出現宋犖本，因為基本上和正統本一致，可能是出於正統本。張元濟在影印殘宋本《宛陵先生文集》跋中，曾經指出正統、萬曆「二本殊無刪削之跡，余又疑宋明之際，必更有一刪訂之本為其所自出，特亦不傳於今日耳」。張說亦有所見，但是無法證明，很可能正統、萬曆二本，都是明代的所謂「書帕本」，是宣城地方官吏刊刻，作為官場中相互饋送的禮物，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當然不免產生一些可以避免的差錯。宋犖本做過一些校刻的工作，因此得到部分讀者的擁護，但是當時校刻的企圖，止是把舊本所用的通行字，改為科場中的正體字，指不出校刊的根據。本書在選注時，以殘宋本和萬曆本作為底本，以宋犖本或他本參校。
在北宋時代，梅堯臣的作品有謝景初所收的十卷本，歐陽修所選的十五卷本，和《梅聖俞墓志銘》所說的四十卷本。南宋時陸游《渭南文集》指出有《梅聖俞別集》，陳振孫《書錄解題》又言有外集十卷。這些本子完全失傳了。今流行的止有六十卷本，儘管自明以後，篇幅有所散佚，但是還是六十卷，從宋本到今日的通行本，實際上是一線相傳，保留著南宋以來的面目，這是一件好事。可是因為全書既非分體，又不是完整的編年，無論從學習創作或探討作品方面講，都給讀者以不少的困難。梅堯臣詩的不易理解，這也是原因之一。大體講來，全集六十卷是按照兩條線編年的。從第一卷到第二十三卷是第一條線，所收作品自天聖九年（1031）起，至嘉祐五年（1060）止；從第二十四卷至第五十九卷是第二條線，所收作品自慶曆五年（1045）起，至嘉祐三年（1058）止。第六十卷專收部分賦及散文，作為一條邊線，不在兩條線之列。第一條線較長，前後三十年；第二條線較短，前後止有十四年，但是中間都不是前後一貫，而是斷斷續續，平行前進的；有時還不免有插花的地方，前後倒置。這裡必須經過一番據事定點，由點及面的工作。本書在每篇以後，都指出創作的年代。待全集整理完畢以後，希望能有機會加以仔細的說明。
近人對於梅堯臣詩最有研究的是夏敬觀，字劍丞，新建人。他自己曾說：「我生平於宋代的詩，最崇拜的是梅堯臣，他的詩，我研究的工夫為日最久，致力最深。」這是一位學者應有的自負。他有選注《梅堯臣詩》，已刊；又有《梅宛陵集校注》，未成書，自言「於全集之當校注者，殆十得六七，精力衰朽，不得蕆功」。本書採用夏說較多，整理全集時，必當將夏說一一列舉，庶幾不沒前人的苦心。
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業務水平都很不夠，也正因為如此，在進行工作中，不得不逐步摸索，探討前進。第一步先對全集，進行編年，對於堯臣作品發展的全貌，獲取一些初步的認識。第二步探求堯臣的時代和他生活的道路，寫成《梅堯臣傳》。第三步選注本書，藉此徵求各方的指示和幫助。最後整理全集，希望寫出《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在夏先生沒有完成的基礎上，開展進一步的工作。本書的錯誤和缺點，一定有很多自己沒有看清，因而沒有訂正的，希望同志們詳細指示，給我一個修訂的機會，同時也希望同志們對於全集的整理，提出寶貴的意見。
在工作當中，先後獲得呂貞白、冒效魯、梅運生、江士凡、顧易生等諸位同志的幫助較多，藉此志謝。
1964年3月 朱東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