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內戰史:1861—1865 · 第2章 外部環境:英美衝突

第1節 國會 布爾溪戰役結束後的第二天,即1861年7月23日,國會照常開例會處理日常事務。與會人員至少表面上是冷靜的。在只有四票反對的情況下,眾議院通過了1861年7月21日提出的《克里滕登妥協法案》,體現了全國人民對戰爭目標的態度。《克里滕登妥協法案》聲明,發動戰爭不是為了征服或鎮壓南方,也不是為了推翻或干涉南方各州的權利或相關機構,而是為了維護聯邦《憲法》至高無上的地位,維護聯邦眾合國。1861年7月26日,參議院以三十票比五票的投票結果通過了《克里滕登妥協法案》[1]。為了支持林肯「速戰速決」的計劃,1861年7月4日,國會召開大會,同意林肯徵用五十萬志願兵,並授權財政部長「以聯邦名義借貸」兩億五千萬美元。志願兵的服役期為三年,除非提前解散。國會雖然沒有根據實際情況有效利用稅收權力,但在支援戰爭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譬如提高關稅稅率,向各州和地區徵收兩千萬美元的直接稅[2]和3%的所得稅,八百美元起征。 國會對林肯非常有信心,竭盡所能支持他。正如一位國會成員後來寫道,會議期間,國會只是「一個龐大的籌款委員會」。但國會對林肯的兩部獨裁法案猶豫不決。兩部法案分別是宣布徵募服役期三年的志願兵,擴大陸軍和海軍及為了公共安全,命令陸軍總司令溫菲爾德·斯科特將軍必要時親自或派人在費城至華盛頓沿線的任何地點取消人身保護令[3]特權[4]。1861年8月6日,即會議的最後一天,獨裁法案中關於提高士兵薪資的附文通過,擴大陸軍和海軍也正當化,但對暫時取消人身保護令的問題,參議員們意見不合,無法達成一致。一些參議員認為,必須由國會法案通過暫時取消人身保護令的決議,因為人身保護令是約翰·馬歇爾大法官的提議,是約瑟夫·斯托里和羅傑·塔尼的意見,更是英國堅守了兩個世紀的慣例。一部分參議員同意將聯邦《憲法》權力僅授予國會,贊成林肯暫時取消人身保護令的提議。其他參議員並不關心採取何種行動,認為林肯作為陸軍和海軍總司令,完全有權取消人身保護令,不希望用一紙確認書質疑總統的權力。 林肯和國會的態度鼓舞了所有人。人們很快從布爾溪戰役的陰影中走了出來,並發起了新的戰鬥。許多北方人響應號召參軍入伍,服役期為三年。喬治·B.麥克萊倫在西弗吉尼亞州數次獲勝。1861年7月27日,他受命統領華盛頓的軍隊。很快,他命名自己的軍隊為波托馬克軍[5]。 第2節 戰事起因——奴隸制 林肯和傑斐遜·戴維斯都想掩蓋衝突的真正原因。林肯不希望邊境州、北方民主黨和保守的共和黨人知道發動戰爭的真實目的,即廢除奴隸制。傑斐遜·戴維斯知道南方人支持奴隸制,但如果表現得太明顯,可能會影響歐洲各國對南方邦聯的認可。北方聯邦軍向南方進軍時,遇到了一些黑人,打算保護他們。弗吉尼亞人投票通過分裂法案的第二天,三名黑人來到門羅堡。黑人的主人派人前來認領他們。北方聯邦軍指揮官班傑明·巴特勒將軍拒絕交出三名黑人,因為他們是反對聯邦州的公民,曾被僱傭來建炮台,是「戰時違禁品」。班傑明·巴特勒將軍承認,使用「違禁品」一詞並不會受到法律制裁。然而,約翰·T.莫爾斯寫道:「具有諷刺意味的『違禁品』一詞雖然不太準確,但並未影響班傑明·巴特勒將軍表達聯邦的原則。」[6]很快,通過「違禁品」一詞,人們理解了對黑人應有的態度。但一個詞並不能解決當前的難題。北方聯邦軍的陣線內不斷出現「違禁品」或逃亡奴隸。如何處理他們成了林肯最頭疼的問題。經過慎重考慮,林肯想出了一個對策,並向班傑明·巴特勒將軍發出了指示,稱:「關於是否召回從聯邦奴隸州主人手中逃脫的奴隸的問題,將軍不應該干涉。但依據《充公法令》[7],總統無權干預曾在南方邦聯軍中服役的黑人的歸屬問題。」雖然廢奴主義者和一些激進的共和黨人私下抱怨林肯的指示,但在密蘇里州的宣言中,當約翰·C.弗里蒙特將軍再次提出這個問題時,大多數北方人已經默認林肯的權宜之計[8]。 班傑明·巴特勒(1818—1893) 約翰·C.弗里蒙特(1813—1890) 第3節 約翰·C.弗里蒙特 後來,林肯將約翰·C.弗里蒙特稱作布萊爾兄弟[9]的門徒和紅人。在布萊爾兄弟的提攜下,約翰·C.弗里蒙特成了一名少將,並受命管理包括密蘇里州在內的西部地區。約翰·C.弗里蒙特是一位富有浪漫精神的英雄,也是「勇敢的探路者」,曾在落基山脈的高峰上插下了美國國旗,並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排名第一,獲得了很多民眾的支持。在第一次競選中,林肯對約翰·C.弗里蒙特的出色表現記憶猶新,非常讚賞他,想要任命他為駐法蘭西大使。據說,約翰·C.弗里蒙特是天生的將才。早在1856前,共和黨人就將他視為神聖事業的捍衛者,非常支持他擔任指揮官。但競選結果令林肯和布萊爾兄弟大失所望。在聖路易斯司令部,約翰·C.弗里蒙特第一個月的表現說明他根本不能勝任指揮官一職。約翰·C.弗里蒙特非常喜歡炫耀,希望自己像歐洲君主一樣受萬人矚目,身邊圍繞的都是一些諂媚小人。高級軍官、文職官員及聯邦名流如果想要見約翰·C.弗里蒙特,一般需要等上幾天,因為他們心中唯一的目標是打敗南方的支持者和邦聯軍隊,爭論焦點也是密蘇里州歸屬問題。其他人更關心如何捍衛利益豐厚的合同,這正是約翰·C.弗里蒙特喜歡聽的。聯邦的有識之士請求約翰·C.弗里蒙特下派一名得力幹將,他卻對此充耳不聞[10]。密蘇里州有影響力的富人不再信任聯邦政府。投機者阿諛奉承。密蘇里州政府被指控謀取私利,忽視了國家利益。1861年8月29日夜晚,約翰·C.弗里蒙特睡覺前,一直在想如何將北方高漲的反奴熱情化為己用。忽然,他腦海中閃過了一道靈光[11]。不管怎樣,他決定解放奴隸。1861年8月30日,他發表了宣言,宣布密蘇里州所有奴隸獲得自由,有權拿起武器反抗邦聯政府。頭腦冷靜的人都知道,約翰·C.弗里蒙特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演了一齣戲。蒙哥馬利·布萊爾在寫給查爾斯·薩姆納的信中說:「事實上,約翰·C.弗里蒙特受到身邊一幫小人的操控,發表了違反法律準則的宣言,就像風塵女子念誦經文一樣。」 約翰·C.弗里蒙特在落基山脈高峰上插下美國國旗 林肯在報紙上看到了約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及約翰·C.弗里蒙特為實現奴隸解放設立的「廢奴局」消息。任職只有兩個月的約翰·C.弗里蒙特並沒有仔細研究全局,也沒有考慮多方利益,衝動地解決了林肯、內閣和國會一直謹慎對待的問題。1861年9月2日,林肯寫給約翰·C.弗里蒙特的信充滿善意和智慧。他寫道:「從叛變的奴隸主手中解放奴隸可能會嚇到南方邦聯的朋友,使他們轉而反抗我們,甚至毀掉肯塔基州的未來。因此,請允許我要求你根據自己的意向修改宣言[12],以符合」國會的《充公法令》。」這封信是本著警示而不是責難的態度寫的。但約翰·C.弗里蒙特不願撤銷自己的宣言,除非林肯公開下命令。為了維持公共秩序,林肯很樂意這麼做。 蒙哥馬利·布萊爾(1813—1883) 查爾斯·薩姆納(1811—1874) 約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激發了北方人反對奴隸制的熱情,許多州頻頻稱讚他。查爾斯·薩姆納寫道:「現在,我們的總統是獨裁者,是最高統治者。然而,擁有上帝的力量卻不像上帝那樣使用它是多麼徒勞啊!」俄亥俄州人非常憤怒,他們在一位傑出的律師和法官的言論中找到了合適的表達:「由於約翰·C.弗里蒙特和政府爭執不下,我們的人民處在極度驚愕和憤怒中。民眾完全站在約翰·C.弗里蒙特將軍一邊……如果明年秋天舉行選舉,讓約翰·C.弗里蒙特離職反而意味著讓他成為總統。」伊利諾伊州的威廉·赫恩登是林肯以前的律師合伙人,後來,他寫了關於林肯的傳記。他說:「約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是正確的,林肯對此的修改是錯誤的。」愛荷華州參議院的詹姆斯·格蘭姆斯寫道:「民眾與約翰·C.弗里蒙特戰線統一,與他『風雨同舟』……在西北地區,所有人,不分教派、黨派、性別和膚色,都贊成他的宣言,絕不允許聯邦政府毫無理由地處置令人欽佩的、有道德、有理想的宣言發布者。」[13] 威廉·赫恩登(1818—1891) 詹姆斯·格蘭姆斯(1816—1872) 上述私人信件說明,當時的人民是理智的。但林肯依然對此感到困擾,他寫給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奧維爾·H.布朗寧的秘密信件中可以看出這一點。奧維爾·H.布朗寧雖然被認為是保守派人士,但他也贊成約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1861年9月22日,林肯寫道:「肯塔基州岌岌可危,我認為失去肯塔基州相當於失去了戰爭的主動權。一旦失去肯塔基州,密蘇里州和馬里蘭州也就保不住了。到時,我們無法應對反叛者,也無法處理手頭事務。只能被迫同意分裂,失去華盛頓。」林肯在人民心中有一定影響力,公眾輿論一直支持他。等了一段時間後,他開始了下一步行動。他從未想過因為一個宣言罷免約翰·C.弗里蒙特,但他認為必須改變密蘇里州的管理不善和腐敗現狀。他行事謹慎,先後派出蒙哥馬利·布萊爾和陸軍總軍需官蒙哥馬利·C.梅格斯及戰爭部長西蒙·卡梅倫及其副將洛倫佐·托馬斯,前往聖路易斯進行徹底、真實的調查。 蒙哥馬利·C.梅格斯聽到了一個傳言,稱約翰·C.弗里蒙特有一個類似阿倫·伯爾[14]陰謀的計劃。1863年,林肯曾向私人秘書和兩位朋友說過在1861年9月的某一天,約翰·C.弗里蒙特太太帶著一封信,信中是約翰·C.弗里蒙特將軍為自己的宣言做的辯解,她說了很多事,讓我大費腦筋,只能尷尬地應對,避免與她爭吵……她不止一次地暗示,約翰·C.弗里蒙特如果想和我做個了結,定會親自前來。對此,林肯在伊利諾伊州的老朋友、現任美國駐普魯士大使回應道:「很明顯,約翰·C.弗里蒙特認為聯邦必然滅亡,並認為只要自己攻克孟菲斯,組建軍隊,就能建立獨立政府。」[15]林肯認為,駐普魯士大使的報告有一定依據。約翰·尼古拉在一封密封中留下的文件表明了這一點。信封背面寫著「私人文件,1861年10月2日與總統的對話」,其中一個標題是「約翰·C.弗里蒙特準備反叛」[16]。儘管如此,林肯依然不會因一份報告感到不安,或影響自己的行動。此外,蒙哥馬利·布萊爾建議以效率低下為由罷免約翰·C.弗里蒙特。西蒙·卡梅倫和洛倫佐·托馬斯的調查結果也讓罷免約翰·C.弗里蒙特勢在必行。西蒙·卡梅倫和洛倫佐·托馬斯匯報說,約翰·C.弗里蒙特「無法勝任也不適合處理重要的指揮工作」,而且他「安排身邊的工作人員時,會多多少少將物資供給作為考慮因素。」1861年10月24日,林肯下令罷免約翰·C.弗里蒙特。罷免令生效前,林肯的好朋友伊萊休·B.沃什伯恩任眾議院政府契約小組委員會負責人。他在聖路易斯待了兩周,收集了控告約翰·C.弗里蒙特及其朋友的大量證據,並寫信給薩蒙·P.蔡斯[17]說:「無法想像,在約翰·C.弗里蒙特的管理下,西部地區搶掠、欺詐、奢侈、貪污之風盛行。一個有組織的搶掠體系在他的眼皮底下形成……他確實組建了一個高於政府的權力機構,而且蔑視聯邦政府的指令。如果聯邦政府不打壓他及其強盜團伙,就得承認自己失敗了。」林肯一定看了這封信。如果必須進一步解釋罷免約翰·C.弗里蒙特的原因,伊萊休·B.沃什伯恩的信已經足夠。 奧維爾·H.布朗寧(1806—1881) 蒙哥馬利·C.梅格斯(1816—1892) 孟菲斯 洛倫佐·托馬斯(1804—1875) 西蒙·卡梅倫(1799—1889) 伊萊休·B.沃什伯恩(1816—1887) 薩蒙·P.蔡斯(1808—1873) 雖然美國人無法看到機密信件和報告,但林肯的舉動已經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然而,一些人依然將約翰·C.弗里蒙特視為反奴事業中的英雄。許多富人被騙入了歧途,因為騙子知道如何利用他們心中所想。譬如,亨利·沃德·比徹[18]在教堂里說:「我必須嚴肅表明自己的觀點。我們的政府對密蘇里州的事業及對高貴的約翰·C.弗里蒙特將軍的處理都極其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公眾也是如此。」再如,著名的共和黨雜誌《辛辛那提公報》的編輯理察·史密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聯邦政府知道西部受到了革命的威脅嗎?一直忠心耿耿、堅決支持戰爭的人燒毀總統肖像意味著什麼……為什麼突然核對入伍名單……人們認為約翰·C.弗里蒙特已經成為一名烈士……結果,歐洲也認為他是美國最受歡迎的人。約翰·C.弗里蒙特之於美國相當於拿破崙之於法蘭西帝國,總統卻失去了人民的信任。」[19] 第4節 喬治·B.麥克萊倫 與此同時,喬治·B.麥克萊倫顯得精力充沛,準備一展身手。他在華盛頓周圍建築了防禦工事,並組建了波托馬克軍。喬治·B.麥克萊倫執行力很強,做事有條不紊,全身心投入備戰工作,恪盡職守。他每天穿梭在不同的團旅之間,十分了解自己手下的軍官和士兵。他是一位高尚的紳士,帶著對士兵的尊敬和欽佩來到華盛頓,很快因人格魅力贏得了士兵們的愛戴。除了喬治·B.麥克萊倫,沒有任何一個北方將軍能獲得北方聯邦軍的絕對忠誠。人們高度讚揚他在弗吉尼亞州西部的勝利,稱他為「年輕的拿破崙」。因此,軍隊、政府和國家都相信他的軍事天賦。起初,喬治·B.麥克萊倫似乎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1861年8月4日,他寫信給林肯說:「政府的軍事行動刻不容緩。叛軍選擇弗吉尼亞州作為戰場。同時,弗吉尼亞州也適合我們展開第一場偉大戰鬥。」 喬治·B.麥克萊倫勤勉盡責,加上其他人的積極配合,他的組織才能得以充分發揮。林肯、財政部、陸軍部、國務卿和北方各州的州長都鼎力協助他。軍官們飽含熱情,對他忠心耿耿。喬治·B.麥克萊倫擁有君主一般的影響力。一開始,這種和諧局面是鼓舞人心的。隨著北方人民日趨高漲的熱情,北方聯邦軍的人數迅速增加。1861年7月27日,北方聯邦軍人數已達五萬兩千人,三個月後擴至十六萬八千人。 然而,喬治·B.麥克萊倫很快暴露了一個缺點。他雖然很勇敢,但擔心戰士們會退縮。此外,他獲取的南方邦聯軍的情報並不準確,或者他從掌握的準確信息中得出的推論並不可靠。1861年8月,喬治·B.麥克萊倫一直擔心南方邦聯軍人數會超過自己的軍隊及南方邦聯軍會攻擊波托馬克河弗吉尼亞州一側的地區,並渡過華盛頓北邊的河流。然而,此時的約瑟夫·E.約翰斯頓並不打算行動。他因兵力薄弱、食物和彈藥缺乏、軍紀渙散及疾病蔓延苦惱。1861年9月至1861年10月,約瑟夫·E.約翰斯頓在費爾法克斯郡法院大樓內紮營,並在距華盛頓六英里半的山丘上建了牢固的崗哨。林肯和聯邦將軍可以清楚看到山丘上的南方邦聯旗幟。1861年10月19日,約瑟夫·E.約翰斯頓率軍撤到森特維爾和馬納薩斯中轉站。雖然遠離了華盛頓,但占據了地理優勢。 1861年10月27日過後不久,喬治·B.麥克萊倫在寫給戰爭部長西蒙·卡梅倫的信中說:「現在,我們需要實現的偉大目標是徹底擊敗馬納薩斯的叛軍。」[20]北方聯邦軍人數充足,戰鬥力旺盛,足以擊敗南方邦聯軍。聯邦當局一致認為,喬治·B.麥克萊倫憑一己之力組建波托馬克軍有點兒不可思議。新兵滿足現役要求一般需要六個月時間,但喬治·B.麥克萊倫只用了三個月就做到了。威廉·亨廷頓·拉塞爾認為,從布爾溪戰役前的「大軍」到喬治·B.麥克萊倫的波托馬克軍,稱得上是一個奇蹟。他認為,1861年7月,北方聯邦軍被人數只有其三分之一的英國常規軍打敗,也許在1861年9月,他們可以像曾經「被世間某種力量集結起來」時那樣,擁有「鋼筋鐵骨」[21]。 費爾法克斯郡法院大樓 當喬治·B.麥克萊倫和歐文·麥克道爾一起穿梭在波托馬克河南邊的各個營地的時候,喬治·B.麥克萊倫常指著馬納薩斯說:「我們將從那兒進攻。」毋庸置疑,猜測戰事是沒有意義的,就像猜測生活中的瑣事一樣。但重要的是,1861年秋季,林肯和國民開始質疑喬治·B.麥克萊倫的軍事能力,質疑的理由也合情合理。1863年8月4日,喬治·B.麥克萊倫在報告中致歉,並在自傳中致歉[22]。但當代的相關文獻和研究資料很少佐證這一點。根據喬治·B.麥克萊倫的敘述,1861年10月27日,他的可用兵力是十三萬四千人,「可隨時行軍的士兵」有七萬六千人。與此同時,約瑟夫·E.約翰斯頓只有四萬一千人。北方聯邦軍的大炮非常先進[23],步兵的武器裝備也十分精良,而且士兵們個個身體強健,但南方邦聯軍的士兵們身體狀況很不好。天氣晴朗乾燥,道路也適宜行軍。然而,布爾溪戰役和李斯堡戰役的勝利使南方邦聯軍士氣大振[24]。儘管如此,波托馬克軍的軍官和士兵們依然忠誠於喬治·B.麥克萊倫,渴望戰鬥。如果喬治·B.麥克萊倫願意率領他們作戰,他們很樂意追隨他。 南方邦聯軍的紀律性比北方聯邦軍稍強一些。他們的將軍謹慎小心,願意採取攻勢。1861年10月1日,約瑟夫·E.約翰斯頓向傑斐遜·戴維斯報告說,希望邦聯政府再派出一萬九千名強健的士兵,並配上必要的「運輸工具和武器裝備」,他將「渡過波托馬克河,讓敵方領地燃起戰火」[25]。當時,約瑟夫·E.約翰斯頓非常清楚北方聯邦軍的兵力優勢。 喬治·B.麥克萊倫在軍事評論中含蓄自省了自己作為指揮官的不作為。1861年8月8日,他寫信給華盛頓的溫菲爾德·斯科特將軍,說:「我斷定前方的南方邦聯軍至少有十萬人。我如果是手握軍隊指揮權的皮埃爾·博勒加德[26],一定會攻擊波托馬克河另一岸的陣地,同時率軍渡過華盛頓市區的河流。」[27]然而,實際情況是,喬治·B.麥克萊倫率軍七萬六千人,對抗南方邦聯軍四萬一千人。但直到1861年11月,他一直按兵不動,並未按之前的部署行動。他對林肯說:「我沒有蠢到在敵人指定的地點進攻馬納薩斯。」[28] 從喬治·B.麥克萊倫當時的私人信件判斷,他似乎認為聯邦的政府官員有意加大任務難度。他寫道:「我處處遭到無能者的阻撓和欺騙。」[29]事實上,「從林肯到站在門外的勤務兵」[30],每個人都在按照他的部署協助他。李斯堡戰役的慘敗並不是林肯、內閣、溫菲爾德·斯科特將軍或參議員們的錯,而是喬治·B.麥克萊倫的錯。喬治·B.麥克萊倫妄想南方邦聯軍有十五萬人,以此為自己的不作為辯解。約翰·海伊與喬治·B.麥克萊倫夜談後,「失望地意識到,喬治·B.麥克萊倫毫無計劃」[31]。 林肯與喬治·B.麥克萊倫嚴肅討論了李斯堡戰役的慘敗。談到愛德華·D.貝克的犧牲時,喬治·B.麥克萊倫說:「在戰役結束前,會有許多戴著肩章的優秀戰士戰死沙場。所有損失都是可以彌補的。總統先生,如果我倒下了,您會立即派人坐上我的位置。」林肯回復道:「我希望你多珍重。」[32] 約翰·海伊寫道,1861年10月26日晚,「由參議員萊曼·特朗布爾、撒迦利亞·錢德勒和班傑明·韋德代表的雅各賓派站了出來,不希望政府捲入戰爭。」「1861年的夏天,騷亂捲土重來。林肯辯護說,喬治·B.麥克萊倫只是太過謹慎。」在前往喬治·B.麥克萊倫司令部的路上,雅各賓派的代表受到了人們的議論。「林肯不希望民眾太心急,但也承認這是事實,應予以考慮。他說:『同時,將軍,你必須做好充分準備再戰。』喬治·B.麥克萊倫回答:『如果敗了,我將無顏再見您或任何人。』林肯說,『我打算和你一起並肩作戰。』」[33] 李斯堡戰役 在李斯堡戰役中,愛德華·D.貝克上校戰死 萊曼·特朗布爾(1813—1896) 班傑明·韋德(1800—1878) 撒迦利亞·錢德勒(1813—1879) 1861年10月31日,溫菲爾德·斯科特將軍自願離職。喬治·B.麥克萊倫接替了他,統領北方所有聯邦軍隊。1861年11月1日夜晚,在司令部,林肯命約翰·海伊宣讀任命書,宣布溫菲爾德·斯科特將軍卸任,由喬治·B.麥克萊倫掌管軍隊指揮權。喬治·B.麥克萊倫和溫菲爾德·斯科特將軍之間曾有摩擦。林肯說:「我由衷希望這份重任不會讓你感到不安。」喬治·B.麥克萊倫回答道:「總統先生,真是太好了!今天,我覺得有好幾噸重物從我肩上卸了下來。現在,我能與您和威廉·H.蘇厄德國務卿交流了,我沒有因新的重任感到不安。」林肯又說:「那好,我拭目以待,靜候佳音。除了指揮現在的軍隊,軍隊的最高指揮權也是一份重擔。」喬治·B.麥克萊倫自信地說:「我可以做到的。」[34] 聯邦政府有權要求喬治·B.麥克萊倫進攻。喬治·B.麥克萊倫容易低估自己軍隊人數和戰鬥力。七萬六千名「可隨時行軍的士兵」很有可能擴充到十萬人。喬治·B.麥克萊倫應該向約瑟夫·E.約翰斯頓開戰,或用計謀誘使約瑟夫·E.約翰斯頓離開馬納薩斯,抑或加強波托馬克河下游的封鎖或占領諾福克[35]。1861年秋天,喬治·B.麥克萊倫的任何舉動都可以振奮民心,重獲人民和林肯的信任,而且意義重大。但他毫無作戰計劃,根本沒有能力統領十萬大軍。此外,當時北方聯邦軍中是否有可以勝任統帥的其他將軍還不確定。戰爭結束很久後,尤利西斯·S.格蘭特談到喬治·B.麥克萊倫最初承擔的「重大而殘酷的責任」時,說:「如果喬治·B.麥克萊倫像威廉·T.謝爾曼、洛倫佐·托馬斯或喬治·米德將軍一樣,積極開戰,一路奮勇殺敵,他的榮譽將和他們一樣高。」[36]現在,威廉·T.謝爾曼是喬治·B.麥克萊倫軍隊中的一員。1864年,威廉·T.謝爾曼以出眾的軍事才能率領著一支十萬人的軍隊。但當時,他告訴林肯,自己的「最大願望」是「以下屬身份參戰,絕不參與任何上級指揮」[37]。為了使進軍、演習、供給和戰鬥達到最佳效果,十萬北方聯邦軍幾乎挖掘了人類的潛能極限[38]。約瑟夫·E.約翰斯頓顯得「平靜而悲傷」[39],認為自己最多率領六萬人發起進攻。布爾溪戰役中,他指揮著三萬兵力,作戰經驗豐富。 約翰·海伊(1838—1905) 喬治·米德(1815—1872) 喬治·B.麥克萊倫如果能像林肯和尤利西斯·S.格蘭特那樣謙遜,可能就不會受到眾人的批評了。但功名富貴來得太快,他逐漸自負膨脹了起來。從他對林肯的無禮態度中可以看出這一點。一次,喬治·B.麥克萊倫以高人一等的姿態描述林肯道:「他誠實、善良。」[40]1861年11月13日夜晚,林肯、威廉·H.蘇厄德和約翰·海伊來到喬治·B.麥克萊倫家。門口的僕人說喬治·B.麥克萊倫去參加一名軍官的婚禮了,很快會回來。約翰·海伊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件事:「我們進去等了一個小時,喬治·B.麥克萊倫回來了。他根本沒有在意門衛的話,走過林肯總統和威廉·H.蘇厄德等候的房間,徑直上了樓。林肯總統和威廉·H.蘇厄德又等了約半個小時,再次讓一個僕人告訴喬治·B.麥克萊倫,他們還在,得到的回覆卻是他已經上床睡覺。我只敘述前所未有的軍權帶給他的傲慢,不做任何評論。」約翰·海伊還寫道:「我第一次看到具有威脅性的至高軍權。回家後,我與林肯總統談起這件事,但他似乎沒有特別在意,說現在最好不要太過注重禮節和個人尊嚴。」[41]還有一次,喬治·B.麥克萊倫沒有守約來見林肯。林肯說:「沒關係,只要喬治·B.麥克萊倫能為我們贏得戰爭,我願為他牽馬。」[42] 1861年12月,喬治·B.麥克萊倫得了傷寒。林肯、波托馬克軍和全國人民都在等他康復。 第5節 英國的態度 英國官方認為,美國南北「確實爆發了戰爭」[43]。傑斐遜·戴維斯申請捕拿特許證[44]。林肯宣布封鎖美國附近海域。上述兩種行為只在戰時才被允許,表明美國南北衝突將會擴至其他國家的海域。1861年5月13日,英國發布了《中立聲明》,但北方據不接受,因為《中立聲明》承認南方邦聯是一個交戰國。聯邦政府認為南方人是叛國者。因此,一旦歐洲國家將反叛者視為交戰國,聯邦政府的立場就會被誤解[45]。因此,威廉·H.蘇厄德和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對《中立聲明》的譴責符合外交慣例。此外,約翰·洛斯羅普·莫特利關於波士頓民心的報道也不足為奇。他寫道:「約翰·拉塞爾伯爵[46]宣布南方的私掠者是戰士,引起了熱愛英國的美國人的極大憤慨。」[47]在不熱愛英國的北方地區,人們的憤慨情緒空前高漲。1862年,在反對英國認可南方邦聯的運動中,北方人的所有不滿可能起了一定作用。然而,經過客觀調查後,得出的結論是:英國認可南方邦聯諸州的交戰權是合理的。發布《中立聲明》的英國外交大臣說了一句令人信服的話。在一封寫給愛德華·埃弗雷特的私人信件中,約翰·拉塞爾伯爵寫道:「超過五百萬自由人公開反抗美國總統和國會,而且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如果聯邦政府試圖攔截英國商人,我們也沒有理由將五百多萬自由人視為海盜,逮捕他們的水手。但如果不將他們視為海盜,我們便不能否認他們的交戰權。」[48] 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1807—1886) 約翰·洛斯羅普·莫特利(1814—1877) 英國承認南方邦聯的交戰權並非惡意。英國通過公開和私人途徑,一再解釋自己的立場。北方人逐漸明白,英國認可南方的交戰權與認可南方邦聯獨立是兩回事,因此,怒氣慢慢消退。林肯表示理解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並相信聯邦政府得到了各國的支持。1861年5月31日,駐倫敦的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寫道:「美國的高層人士對聯邦的態度開始轉變,但大部分人態度依舊。」[49] 約翰·拉塞爾(1792—1878) 亨利·約翰·坦普爾(1784—1865) 英國首相帕默斯頓勳爵亨利·約翰·坦普爾恰當描述了英國人的觀點:「我們不喜歡奴隸制,但我們想要棉花,而且我們不贊成你們的莫勒爾關稅。」[50]龐奇聲明支持北方,但也坦言:「連接我們與美國南方的強大紐帶是棉花……沒有黑奴的辛勞,何來我們的印花布?」 當時,「北方制約著美國的商業貿易」。因此,人們意識到了「責任的劃分」,必須在「自由貿易和兄弟情誼」[51]中做出選擇。但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寫道:「畢竟美國人非常贊同伏爾泰的觀點,即『上帝總會站在大炮的一邊』」[52]。 就聯邦政府在英國的處境來說,沒有贏得布爾溪戰役是不幸的,因為北方的戰敗引起了英國強烈的反感。英國貴族和上中產階級毫不掩飾自己的想法,說道:「美國的民主泡沫破了。」1861年秋天,從事商業和製造業的英國人逐漸意識到,布爾溪戰役的結果也影響到了他們,因為聯邦政府切斷了棉花的供應。通常,他們在初秋時節就能收到新棉花,但現在什麼也沒有。棉花庫存迅速減少。《泰晤士報》說:「製造業養活了英國五分之一的人口,但現在正在走向終結。」[53]英國工廠縮短了工時,製造商降低了工資。面對即將到來的棉花荒。棉紡織業主和勞工們都很沮喪,橫在他們和棉花供應之間的封鎖線阻斷了正常貿易,勞工們忍飢挨餓。英國製造商的個人利益和貴族的情感偏好時而融合,時而對抗,兩大階層都希望美國北方戰敗。對英國來說,最好的結局是美國分裂成兩個國家,尤其是南方邦聯可以為英國提供自由貿易,使英國的製成品獲得一個廣闊市場,從而支付原料棉的成本。有了願望,才會有想法。如果研究一下布爾溪戰役,就會發現已有定論。英國貴族和上中產階級得出的結論是:北方無法征服南方,美國必然分裂。《泰晤士報》和《星期六評論》支持這一觀點。許多報道的言辭具有諷刺意味,刺到了美國北方讀者的痛處。查爾斯·薩姆納呼籲威廉·亨廷頓·拉塞爾,「幫助我們博得英國的同情」。威廉·亨廷頓·拉塞爾回復道:「不要忘記,我祈禱國內真的迎來光明主義和共和主義。」保守的報紙有意打擊美國,「美國就是抵抗打擊的盾牌。」[54] 黑奴在棉花種植園勞作 英國的勞苦大眾認為,英國《憲法》和政府不僅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且是迄今為止最好的[55]。他們以「一種輕蔑和侮辱的口氣」[56]隨意批判美國北方。戰鬥在生死線上的北方人對此感到非常憤怒。嘲笑北方聯邦軍在布爾溪戰役中的怯懦恐慌是一個民族打壓國民獨立意向的常用手段,但這種嘲笑令人難以忍受。在美國時,愛德華·戴西[57]與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討論什麼是「對英國無禮的敵意」。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回答道,可能自己的感受被過分誇大了。他指著一位英俊青年的畫像問道:「你如何解讀這名青年獻身悲壯事業的做法?像他這樣的美國軍官怎麼會是懦夫呢?」畫像上的青年是他的一位近親,也是馬薩諸塞州第二十團的上尉,在李斯堡戰役中陣亡。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寫信給愛德華·戴西說:「美國內戰與我息息相關,我非常不安,無法忍受南北方之間的矛盾。我有一個優秀的孩子,任某軍團的上尉,他的軍團因戰鬥和疾病折損慘重,他自己也受過兩次槍傷,九死一生。」[58] 儘管如此,一些人認為,1859年的意奧戰爭期間,英國政府和公眾都支持義大利。義大利人為自由而戰,取得的所有進展使英國人堅信,他們應該擺脫可憎的專制統治,建立屬於自己的政府,並得到文明世界的美好祝願。有英國人問,我們既然曾支持義大利對抗奧地利,那麼現在不應該支持抵抗北方鎮壓的南方邦聯嗎?這種觀點影響了思想開放的亞瑟·格羅特,也影響了考慮到等級或商業和製造業的人的觀點[59]。 但能力出眾的英國政治家和作家清楚,美國北方發動戰爭是為了反對奴隸制。他們擔心的是,北方人從事的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最後會大失所望。但他們一直支持聯邦大業。飢腸轆轆的工人是英國政治家和作家的追隨者,但和英國上層階級一樣,工人們也意識到聯邦大業是英國的民主大業。 1861年11月下旬前,英國一直保持絕對中立。在對美政策中,法蘭西帝國皇帝拿破崙三世雖然並未表達法蘭西人的立場,但正式要求英國與其聯手認可南方邦聯,打破封鎖線。約翰·拉塞爾伯爵在給帕默斯頓勳爵亨利·約翰·坦普爾的一封信中指出,「英國和法蘭西帝國打破封鎖線不是為了得到棉花」,但兩國可能會調解美國南北之間的衝突,警告拒絕調解的一方[60]將會成為英國和法蘭西帝國的敵人。帕默斯頓勳爵亨利·約翰·坦普爾回信說:「最好的政策是保持初心,看清楚美國南北之間的衝突。」[61]後來,他在市長晚宴的講話中「清楚表明,英國絕不會為了棉花干涉美國南北衝突。」[62] 然而,與此同時,美國媒體人顯得沒有責任感,正在與英國媒體展開論戰。在激烈的反駁中,他們發泄了對倫敦報刊狹隘評論的憤慨情緒。首當其衝的報刊是《紐約先驅報》,報道說:「英國人和西班牙人應該好好審視自己的行為,否則我們可能會找他們算賬。」1861年11月20日,約翰·布萊特在寫給查爾斯·薩姆納的信中說:「遺憾的是,你們的《紐約先驅報》言辭魯莽,而且毫無悔意。《泰晤士報》和《紐約先驅報》對英美兩國都造成了傷害。」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1809—1894) 亞瑟·格羅特(1814—1886) 拿破崙三世(1808—1873) 雖然英美兩國的媒體之間摩擦不斷,但兩國政府依然互相理解。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威廉·H.蘇厄德和林肯耗時六個月爭取到了有利條件,卻在短短一小時內,被一位莽撞的、「野心勃勃和自負任性的」[63]海軍上尉破壞,甚至將英美兩國帶到了戰火邊緣。 第6節 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 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是南方邦聯派到英國和法蘭西帝國的特使。他們乘一艘小型邦聯輪船從查爾斯頓出發,一路躲過封鎖,抵達古巴的一個港口,從古巴港口前往哈瓦那,乘英國郵輪「特倫特」號前往加拿大的聖托馬斯。聖托馬斯有直接前往英國南安普敦的輪船。1861年11月8日,離開哈瓦那後的第二天,在巴拿馬運河上,查爾斯·威爾克斯指揮的美國軍艦「聖哈辛托」號發現了「特倫特」號。查爾斯·威爾克斯開了一槍,子彈從「特倫特」號的船首上空飛過,並沒有擊中目標。緊接著,查爾斯·威爾克斯又開了一槍,擊中了目標。他命令一名中尉率一些軍官和海軍陸戰隊員上船搜查,並下令一旦發現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立即監禁他們。英方船長不允許美軍的任何搜查行為,也不同意出示相關文件或旅客名單。但約翰·斯萊德爾和詹姆斯·M.梅森自證身份,從而被捕。他們雖然進行了反抗,「特倫特」號的船長和負責郵輪的皇家海軍指揮官也表示抗議,但仍然被強行帶到了「聖哈辛托」號上。 詹姆斯·M.梅森(1798—1871) 約翰·斯萊德爾(1793—1871) 1861年11月15日,查爾斯·威爾克斯抵達門羅堡。1861年11月16日,美國人得知了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被捕的消息。北方人完全被抓捕行動沖昏了頭腦,像大戰勝利一樣歡慶。他們渴望勝利。現在,他們手中有兩名南方人[64]。他們對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的痛恨僅次於對傑斐遜·戴維斯和約翰·B.弗洛伊德[65]的痛恨。英國可能會支持南方,因為這次抓捕也打擊了英國。除了蒙哥馬利·布萊爾,林肯內閣的其他成員都為抓捕感到高興。戰爭部長西蒙·卡梅倫向辦公室工作人員大聲念出關於此次抓捕的電報,和大家一起歡呼雀躍。約翰·安德魯和其他人也非常開心。約翰·安德魯認為,與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相比,「本尼迪克特·阿諾德算得上一位聖人」。波士頓舉辦查爾斯·威爾克斯的慶功宴時,約翰·安德魯說,在這次「著名的南北戰爭事件」中,查爾斯·威爾克斯做出了「明智的判斷」,他還說:「今晚我們齊聚一堂,為勇敢的查爾斯·威爾克斯慶功,他舉起了聯邦的國旗,向插著英國國旗的船頭開了一槍。」[66]海軍部長在一封寫給查爾斯·威爾克斯的祝賀信中寫道:「感謝你在抓捕行動中做出的偉大貢獻」[67]。會議第一天,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感謝查爾斯·威爾克斯「做出勇敢、機敏、愛國的舉動」[68]。 「聖哈辛托」號攔截「特倫特」號,拘捕兩名邦聯外交官 林肯內閣:從左到右依次是戰爭部長埃德溫·M.斯坦頓、財政部長薩蒙·蔡斯、亞伯拉罕·林肯、海軍部長吉迪恩·威爾斯、內政部長卡勒布·布拉德·史密斯、國務卿威廉·H.蘇厄德、郵政部長蒙哥馬利·布萊爾、司法部長貝茨 蒙哥馬利·布萊爾譴責查爾斯·威爾克斯的行動是「未經授權的、不正規的、非法的」[69]。當時,波士頓的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立刻回應道:「我們必須放了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70]林肯也反對慶功情緒的擴散。消息傳到華盛頓時,他說:「我擔心兩個叛國者根本沒有價值。我們必須堅持美國關於中立者權力的原則。我們與英國據以力爭,從理論和實踐上堅持認為查爾斯·威爾克斯有權逮捕叛國者。」[71]當時,林肯應該立即採取行動,與查爾斯·薩姆納進行磋商,確定此次抓捕行動是否有法可依,有史可鑑。從一封私人信件中可以明顯看出,查爾斯·薩姆納的建議是「立即採取行動,並按照先例放人」[72]。威廉·H.蘇厄德後來的行動表明,如果林肯催促他,他會贊成在南方邦聯提出要求前放了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林肯也許採納了蒙哥馬利·布萊爾的建議,即派查爾斯·威爾克斯將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帶到前往英國的美國軍艦上,並將他們交給英國政府[73]。這樣做會顯得有風度、機智、可敬。與罷免約翰·C.弗里蒙特時表現出的勇氣相比,此刻的林肯並不需要太多勇氣面對公眾輿論,因為他有查爾斯·薩姆納、威廉·H.蘇厄德、蒙哥馬利·布萊爾和喬治·B.麥克萊倫做後盾[74]。如果許多律師和政治家宣稱,根據國際法,聯邦政府應該行為正當,在引起民眾騷亂前立即放人,聯邦政府一定會默認之前收到的簡潔報告,即堅持一直據以力爭的原則。然而,林肯雖然意識到,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在監獄裡說的話比聯邦代表在倫敦和巴黎說的話更有說服力,但依然害怕放了他們。實際上,作為一個政策問題,聯邦政府應該讓《逃奴法》的作者[75]去倫敦,讓阻撓奴隸制議案通過的擁護者[76]去巴黎,因為他們的請求絕不可能影響聯邦大業。至少在英國,他們代表了奴隸制。林肯行動遲緩,猶豫不決,錯過了最佳時機。實際上,他的一句話可能相當於在戰場上贏得一場戰役。林肯是民意的引領者和代表者,但在關鍵時刻,他更像一個代表,而不是引領者。他和美國的普通民眾都認為,與英國發生爭端時,單方面考慮會使他無法做出明智決策。因為林肯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也沒有發表任何公開言論,所以他的沉默被民眾誤解了。相關報道說他「固執己見」,並宣稱他曾說:「我寧願死,也不會放了他們。」[77] 查爾斯·威爾克斯(1798—1877) 由於還沒有鋪設大西洋電纜,直到1861年11月27日,英國才收到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被捕的消息。英國人認為這是對英國國旗的侮辱。約翰·布萊特在寫給倫敦的查爾斯·薩姆納的信中說:「在英國,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被捕的消息引起了巨大轟動。粗魯的、易怒的『大不列顛統治』階層非常憤怒。」[78]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在寫給威廉·H.蘇厄德的一封急件中說:「局勢非常緊張。在英國,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被捕的消息甚至蓋過了其他所有熱點話題。」[79]威廉·H.蘇厄德的朋友查爾斯·麥凱[80]寫信告訴他和林肯:「英國人非常憤怒,如果全民投票,我擔心一千人中會有九百九十九人贊成立刻開戰。即使帕默斯頓勳爵亨利·約翰·坦普爾願意,也無法抑制人民的怒火。如果他被迫承認緝捕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是對英國國旗的侮辱,聯邦當局必定會在兩周內垮台。」[81] 英國內閣決定將扣押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一事定性為「一種侮辱英國國旗和違反國際法的暴力行為」,要求聯邦政府釋放南方邦聯特使並「正式道歉」。根據英國內閣的決定,1861年11月30日,約翰·拉塞爾伯爵準備給理察·萊昂勳爵發一封急件。他在信中語氣柔和,使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的指令聽起來親切友好。雖然阿爾伯特親王直言不諱,不太符合女王和親王應有的和藹可親,但約翰·拉塞爾伯爵的言辭依然是禮貌的外交用語,而且沒有改變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的本意。1861年12月1日,維多利亞女王的一位信使奉命前往華盛頓。 查爾斯·麥凱(1814—1889) 英國開始備戰,並將維多利亞女王的指令派送給了理察·萊昂勳爵和駐美國水域的英國艦隊指揮官。與此同時,八千名英國士兵[82]被派往加拿大。維多利亞女王宣布,禁止英國出口武器彈藥。英國政府禁運了三千噸硝石。這些硝石是最近市場上能購買到的、可以立刻運往美國的所有儲量。 第7節 維多利亞女王的指令 奇怪的是,和美國政府一樣,英國政府雖然回應了民意,但並未依據法律和先例做出解釋。1861年11月12日,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被捕後的第四天,也就是消息傳到英國前十五天,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應帕默斯頓勳爵亨利·約翰·坦普爾的邀請,在帕默斯頓勳爵亨利·約翰·坦普爾的書房與他會面。帕默斯頓勳爵亨利·約翰·坦普爾認為,當時,南方邦聯特使乘英國郵輪前往英國,南安普敦的一艘美國戰船監視著這艘郵輪,試圖強行帶走南方邦聯特使。他說:「我不會質疑你們是否有權這麼做。也許你們能為此辯解……或許不能……但你們的做法非常荒唐……如果查爾斯·威爾克斯……在英國人可以看到的海域內做出侮辱英國國旗的舉動,一定會引起英國人的厭惡。從中,我沒有看到可以作為補償的好處。當然,也不認為乘英國郵輪前往倫敦的美國人增加一二,可以改變聯邦政府已定的政策。」[83] 《約翰·T.德萊恩傳》出版前,帕默斯頓勳爵亨利·約翰·坦普爾曾友好地提醒約翰·T.德萊恩。但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和美國作家都不知道帕默斯頓勳爵亨利·約翰·坦普爾的提醒內容。約翰·T.德萊恩是《泰晤士報》的編輯,在政治上與帕默斯頓勳爵亨利·約翰·坦普爾建立了深厚友誼。帕默斯頓勳爵亨利·約翰·坦普爾會見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的前一天,曾寫信給約翰·T.德萊恩說:「親愛的約翰·T.德萊恩,我想以下內容可能對你有用。今天,我和史蒂芬·勒欣頓法官[84]、三名檢察官、喬治·格雷爵士[85]及薩默塞特公爵愛德華·西摩[86]在財政部會面。毫無疑問,我們是為了商討怎樣妥善處理美國巡洋艦搜查載有南方邦聯特使的英國郵輪一事。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根據斯托厄爾爵士威廉·斯科特[87]制定的、我們一直踐行的國際法原則,交戰國有權攔截並搜查任何非戰船,或出現在公海海域、攜帶敵方急件的中立船隻。因此,根據國際法原則,美國巡洋艦可以攔截英國郵輪,並對英國郵輪進行搜查。如果美國海軍在英國郵輪上發現了南方邦聯的人及其信件和證件,就可以帶走他們或扣下英國郵輪,並將其帶回紐約進行審判。」[88]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寫道:「因此,根據國際法原則,『聖哈辛托』號可以攔截『特倫特』號,並對其進行搜查。如果『特倫特』號上有南方邦聯的人,『聖哈辛托』號上的軍官可以和查爾斯·威爾克斯一樣行事,將南方邦聯的人帶走,然後讓『特倫特』號繼續航行。」[89]1861年11月11日,在假設情境下,英國政府官員提出了上述意見。但在1861年11月29日,當英國檢察官確定「特倫特」號事件是一起真實的扣押事件時,根據國際法的原則和慣例,他們改變了之前的決定,宣布「依據國際法」,查爾斯·威爾克斯的行為「是不正當且非法的」[90]。換句話說,英國檢察官並沒有遵循英國的先例,而是借鑑了一些美國人的論點。這一論點更多的是依據蒸汽時代和19世紀後半葉的海上條約提出的。英國民眾憤怒地指出,英國政府官員在1861年11月11日提出的意見已經陳舊過時,必須闡明法律依據。此外,在某種程度上,英國政府必須加強其論點。 維多利亞女王(1819—1901) 阿爾伯特親王(1819—1861) 史蒂芬·勒欣頓(1782—1873) 喬治·格雷爵士(1812—1898) 愛德華·西摩(1804—1885) 威廉·斯科特(1745—1836) 人們普遍認為,駐英國的外交大臣和大使流連於奢靡的英國上層社會,參加倫敦貴婦的晚宴,拜訪名流權貴等各色人物,靈魂很容易受到腐蝕。但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顯得與眾不同。他深入倫敦社會,經常接受名流的邀請,前去鄉間府邸參加宴會。事實上,當他聽到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被捕的消息時,正在約克郡霍頓爵士理察·蒙克頓·米爾恩斯的家裡。但他參加晚宴、招待會和鄉間聚會都是為了工作,為了力所能及地協助聯邦政府。在英國的處理結果未出來前,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雖然深知「特倫特」號事件的嚴重性,但一直顯得心平氣和。1861年12月6日,他在給威廉·H.蘇厄德的信中寫道:「毫無疑問,英國人非常激動,如果聯邦政府袒護查爾斯·威爾克斯,英美衝突在所難免。」[91]我們可以從他的私人信件中明顯看出,如果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是聯邦政府的國務卿,他會建議政府立即釋放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他寫信給約翰·洛斯羅普·莫特利說:「在強調中立權力,儘可能減少『特倫特』號事件的影響方面,我們的政策趨向統一。我認為,在當前的誘惑面前,讓英美兩國改變立場並非對局勢有利。」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對理察·H.達納說:「最讓我惱火的是,我們竟然同意收下並穿上英國扔掉的破衣服。」[92] 理察·蒙克頓·米爾恩斯(1809—1885) 理察·H.達納(1815—1882) 1861年12月18日晚11時30分,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使將約翰·拉塞爾伯爵的急件和兩封私人信件交給了理察·萊昂勳爵。信中是維多利亞女王經過深思熟慮後下達的詳細指令。1861年12月19日,理察·萊昂勳爵拜訪了威廉·H.蘇厄德,向威廉·H.蘇厄德解釋說明了維多利亞女王官方急件的要旨。威廉·H.蘇厄德問理察·萊昂勳爵:「指令中是否規定了美國政府必須回復的時間期限?」理察·萊昂勳爵回答道:「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希望儘量避免一切衝突。」威廉·H.蘇厄德迫切想知道一些私密信息。理察·萊昂勳爵清楚威廉·H.蘇厄德的意圖,回答道:「我會告訴您的。根據我接到的指令,我必須在七天內得到您的回覆。」然後,威廉·H.蘇厄德「私下很隨意地」向理察·萊昂勳爵要了一份急件副本,因為「做出決定前,他必須閱讀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件,仔細研究其措辭。」對此,理察·萊昂勳爵回答道,如果自己正式提供了信件副本,「七日之約必須立即生效」。威廉·H.蘇厄德說,提供副本只是為了讓林肯總統和他知道,急件已經送到。理察·萊昂欣然同意了威廉·H.蘇厄德的要求,回到大使館後立即將副本裝在了寫有「私密」字樣的信封內,並寄給了威廉·H.蘇厄德。威廉·H.蘇厄德立即回復道他很高興,「這封急件誠懇友善,毫無專斷和威脅之意」。現在,他信心滿滿地問道:「如果我在七天內回絕你,或提出商討『特倫特』號事件的建議會怎樣?」理察·萊昂勳爵回答道:「我接到的指令非常明確。我沒有任何自由裁量權。如果回復不符合信件提出的要求,尤其是不能立即釋放扣押人犯,我拒絕接受。」[93]1861年12月23日上午,因為威廉·H.蘇厄德公務繁忙,而且想了解詳情,所以他一直拖著沒有回覆理察·萊昂勳爵。理察·萊昂勳爵再次來訪,讀了急件內容,並給威廉·H.蘇厄德留了一份副本。1861年12月23日起,七天漫長的等待開啟。 英國人要求英國政府就「特倫特」號事件給出最後結論,在措辭中沒有過多考慮美國人的痛處,在私人信件中亦是如此。理察·萊昂勳爵貫徹了維多利亞女王信件中的精神,並執行了信中的指令。毫無疑問,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人們支持他體恤威廉·H.蘇厄德的困境。公布關於扣押的消息時,理察·萊昂勳爵寫信給約翰·拉塞爾伯爵,說:「我無法隱藏自己的悲痛」。在消息未得到證實前,保持緘默並沒有錯。他寫道:「我儘可能避免談論『特倫特』號事件。只能說這是一起不幸事件,我對此深感遺憾。」[94] 第8節 林肯和威廉·H.蘇厄德的處理方式 顯然,林肯將「特倫特」號事件交給了威廉·H.蘇厄德處理。只要威廉·H.蘇厄德不同意查爾斯·薩姆納、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和蒙哥馬利·布萊爾的觀點,並建議立即釋放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就做到了以身作則。威廉·H.蘇厄德沉默寡言,善於聽取國內外人士的意見和建議[95]。1861年11月27日,在與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的通信中,他解釋說,查爾斯·威爾克斯沒有得到任何指令便採取了行動,而且聯邦政府在「聽到英國政府談及此事」[96]前,也沒有行動意向。毫無疑問,在與理察·萊昂勳爵的兩次會面中,威廉·H.蘇厄德得出的結論是:必須釋放南方邦聯的兩位特使。隨後,他開始有條不紊地著手解決此事。做出決定後,他必須首先請示林肯,因為「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請教當權者」[97]。林肯對威廉·H.蘇厄德說:「你當然可以繼續準備對英國的答覆。按照我的理解,你的答覆中應該說明釋放南方邦聯特使的理由。現在,我想說一說不應該釋放他們的理由。我們來對比一下各自的觀點。」[98]林肯起草了一份急件,表示他不相信英國「迫切地想要一個明確答覆」,並說希望擱置問題,留待以後討論,以便美國充分解釋自己的處境。此外,聯邦政府願意通過「友好仲裁」處理「特倫特」號事件。但如果英國不同意仲裁,聽完聯邦政府的解釋後依舊要求釋放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那麼聯邦政府會釋放他們,前提是處理此事的方式應該成為兩國將來行事的準則。林肯急件中的關鍵點是:「和英國一樣,我們的權利也受到一群人的覬覦。」[99]顯然,在目前的緊張局勢下,林肯對自己起草的急件並不滿意,因此並未呈交內閣。 1861年12月20日,威廉·亨廷頓·拉塞爾在日記中寫道:「威廉·H.蘇厄德將控制局勢。」最終的結果證實了他的說法。1861年12月19日,查爾斯·艾略特·諾頓從紐約寫信給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說:「顯然,戰爭並不會因民憤或政府缺乏立場和判斷爆發。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威廉·H.蘇厄德已經重獲多數人的信任。他足夠強大,而且不狂熱、不暴力。」[100] 1861年12月25日上午10時,聯邦內閣舉行了會議。會上,只有威廉·H.蘇厄德和蒙哥馬利·布萊爾贊成釋放南方邦聯特使。威廉·H.蘇厄德派人給理察·萊昂勳爵送去了回信。他的回覆符合英國的要求。查爾斯·薩姆納應邀前來開會,並讀了約翰·布賴特和理察·科布登的信。約翰·布賴特和理察·科布登是北方聯邦忠實的朋友,他們在信中轉述了英國的民意,提出了一些建議。約翰·布賴特總結道:「即使不惜一切代價,也絕不能讓此事演變成英美之間的戰爭。」[101]如果有人問查爾斯·薩姆納的態度,他肯定會說自己非常贊成威廉·H.蘇厄德的決定。會議一直持續到1861年12月25日下午2時,第二天繼續。威廉·H.蘇厄德認為,英國政府的主張是正當的,沒有「表現出無禮」[102]。司法部長愛德華·貝茨表示贊成威廉·H.蘇厄德的觀點,認為與英國開戰會導致聯邦的毀滅[103],但他在日記中寫道:「內閣的一些成員,甚至林肯總統,都非常不願意釋放南方邦聯特使。」然而,由於考慮到查爾斯·威爾克斯的做法違背了先例,違反了國際法,而且聯邦政府沒有能力與英國開戰,因此,所有人都站到了威廉·H.蘇厄德一邊。1861年12月26日,內閣批准了威廉·H.蘇厄德的回覆。威廉·H.蘇厄德在給理察·萊昂勳爵的長信中說,南方邦聯的特使「將如願獲得自由」[104]。否定查爾斯·威爾克斯的做法被視為聯邦政府最真誠的道歉。 查爾斯·艾略特·諾頓(1827—1908) 約翰·布賴特(1811—1889) 第9節 釋放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 威廉·H.蘇厄德擔心釋放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會引起北方人的民憤。與理察·萊昂勳爵商議後,他認為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不能乘波士頓港口的英國船隻離開。因此,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乘一艘美國蒸汽拖船到達了普羅溫斯敦,然後登上一艘英國戰艦,立即前往英國的哈利法克斯。 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離開沃倫堡時,波士頓及其他北方地區都沒有爆發騷亂。愛德華·貝茨解釋說,林肯和一些內閣成員並不支持威廉·H.蘇厄德,因為擔心「引起北方人的不滿,受到人民的指責」[105]。林肯和內閣成員誤解了民意。在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被捕到釋放的四十天裡,北方人進行了冷靜的思考,「團結一致支持」聯邦政府的決定[106]。這似乎表明,如果林肯和威廉·H.蘇厄德早一點做出最後決定,北方人會立即將聯邦政府作為堅強的後盾,而且英國與美國北方後來的關係也會大不相同。事實證明,聯邦政府的拖延劃開了一道潰爛的傷口。許多美國人認為,聯邦政府被迫接受了英國的專斷要求,讓國家蒙羞。在內閣會議期間,薩蒙·P.蔡斯表達了上述觀點。他雖然「支持威廉·H.蘇厄德的決定」,但他說:「對我來說,這就是苦膽和茵陳,痛苦至極。我寧願付出自己擁有的一切,也不願同意釋放南方邦聯的特使。」[107]處理「特倫特」號事件期間,英美兩國徹底誤解了彼此。其他國家普遍認為,美國北方「決心挑釁英國」[108]。然而,美國人普遍認為,英國只是在找藉口挑釁美國。在寫給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的信中,查爾斯·艾略特·諾頓說:「我不相信英國政府試圖開戰。如果真的是這樣,開戰只會自食其果。」其他國家認為,英美兩國盲目的愛國者代表了大多數人的觀點,誤解由此產生。事實上,英國和美國北方的大多數人都很樂意和平解決「特倫特」號事件,但美國南方邦聯顯得非常失望。 * * * [1]關於《充公法令》和《邦聯鎮壓法令》,參見《美國史》,第3卷,第463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美國南部邦聯》、(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第111頁到120頁,約翰·C.施瓦布著。——原注 [2]直接稅指直接向納稅人徵收的稅,與商品稅、服務稅等間接稅不同。——譯者注 [3]人身保護令是法官簽發的手令,命令將拘押人員交送至法庭,決定其拘押是否合法。人身保護令是通過法律程序保障個人自由的重要手段。被拘押的人可以質疑拘押的合法性,並迅速獲得法庭裁決。緊急情況下,一些地方可以暫時取消人身保護令。——譯者注 [4]《林肯全集》,第2卷,第39頁,第45頁,約翰·尼古拉、約翰·海伊著。《美國國會議事錄》,第393頁。——原注 [5]《美國史》,第3卷,第4卷,第229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林肯傳》,約翰·尼古拉、約翰·海伊著。《美國國會議事錄》。《羅傑·托尼回憶錄》(Memoir of Taney),塞繆爾·泰勒著。《詹姆斯·格蘭姆斯傳》(Life of Grimes),威廉·索爾特著。《美國金融史》(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戴維斯·R.杜威著。——原注 [6]《林肯傳》(Life of Lincoln),第2卷,第6頁,約翰·T.莫爾斯著。——原注 [7]1861年8月6日通過。——原注 [8]《美國史》,第3卷,第466頁到第468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9]郵政部長蒙哥馬利·布萊爾和其弟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頓·布萊爾。——原注。除了蒙哥馬利·布萊爾和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頓·布萊爾,在馬里蘭州的銀泉,他們的父親老弗朗西斯·普雷斯頓·布萊爾的影響力依然很大。托馬斯·傑克遜當局以來,布萊爾家族一直是美國政界的一股力量,內戰期間也是如此。——編者注 [10]約翰·C.弗里蒙特在密蘇里州的指揮權問題仍有待討論。毫無疑問,他不會或不能杜絕機構內的各種不光彩行為,而且他本人也不夠誠實。有人說,約翰·C.弗里蒙特的主要目的不是為北方聯邦服務,也不是為他人創造私人財富,而是為了在西部「建立一個自己的」獨裁政權。也有人認為,約翰·C.弗里蒙特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組織者,對他的批評有些言過其實。1861年8月,位於密蘇里州斯普林菲爾德附近的納撒尼爾·萊昂准將正面對一支兵力強盛的密蘇里州南方邦聯軍。1861年8月10日,威爾遜溪戰役爆發,北方聯邦軍戰敗,納撒尼爾·萊昂准將陣亡。約翰·C.弗里蒙特聲稱,他曾試圖增援納撒尼爾·萊昂。但其他人指控他不夠重視威爾遜溪戰役。——編者注 [11]約翰·C.弗里蒙特的夫人記敘他在密蘇里州的職業生涯時,認為解放奴隸的命令是一夜之間想出來的。但一些人則認為,激進的廢奴主義者與約翰·C.弗里蒙特關係密切,解放奴隸的想法可能已經醞釀了很久。參見加利福尼亞大學班克羅夫特圖書館中的《約翰·C.弗里蒙特文稿》(Fremont Papers)。《約翰·C.弗里蒙特著西部先驅》,第499頁到第502頁,艾倫·內文斯著。——編者注 [12]約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規定,將密蘇里州邦聯人民的動產和不動產充公。但因為關於奴隸的規定更重要,所以我只關注了這一部分。《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一,第3卷,第466頁,第469頁。——原注 [13]除了威廉·赫恩登的信,其他信件均寫於1861年9月。——原注 [14]阿倫·伯爾(Aaron Burr,1755—1836),美國第三屆副總統。在1800年的選舉中,他與托馬斯·傑斐遜的票數相當,但眾議院投票選舉托馬斯·傑斐遜為總統,阿倫·伯爾為副總統。後來,阿倫·伯爾與詹姆斯·威爾金森將軍圖謀在自俄亥俄河流域至墨西哥的廣大西部地區建立一個帝國。1806年,由於有人告密,他被批捕,以叛國罪起訴,但法院宣布他無罪。——譯者注 [15]《書信與日記》,第1卷,第133頁,約翰·海伊著。——原注 [16]《林肯個人特質》,第177頁,海倫·尼古拉著。——原注 [17]薩蒙·P.蔡斯(Salmon P. Chase,1808—1873),美國財政部長。這封信寫於1861年10月31日。伊萊休·B.沃什伯恩並不知道約翰·C.弗里蒙特的罷免令已經發布。1861年11月2日,約翰·C.弗里蒙特將指揮權移交給了戴維·亨特。——原注 [18]亨利·沃德·比徹(Henry Ward Beecher,1813—1887),美國牧師,當時最雄辯的演說家之一。他強烈反對奴隸制,在南北戰爭期間發表了一系列演講,呼籲群眾支持北方。——譯者注 [19]《美國史》,第3卷,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林肯傳》,第4卷,約翰·尼古拉、約翰·海伊著。《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一,第3卷。《作戰聯合委員會報告》,第3冊。《書信與日記》,第1卷,約翰·海伊著。《林肯的個人特質》,海倫·尼古拉著。《查爾斯·薩姆納傳》(Life of Sumner),愛德華·L.皮爾斯著。《詹姆斯·格蘭姆斯傳》,威廉·索爾特著。——原注 [20]《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一,第5卷,第11頁。——原注 [21]《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一,第5卷,第5頁。——原注 [22]《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一,第3卷,第493頁。——原注 [23]《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一,第3卷,第10頁。——原注 [24]1861年10月21日,華盛頓的波托馬克河附近爆發李斯堡戰役。其間,由於指揮不善,北方聯邦軍大敗,但傷亡人數並不多。林肯的好朋友、受人愛戴的軍官愛德華·D.貝克上校在戰鬥中犧牲。紐約州、馬薩諸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失去了一些「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北方人民萬分沮喪。雖然這次慘敗發生在喬治·B.麥克萊倫率領的軍隊中,但很少有人將這次失敗歸咎於他。《美國史》,第3卷,第496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布爾溪戰役是一場小規模戰役,但極具爭議性。北方聯邦指揮官查爾斯·P.斯通被撤職收監。在李斯堡戰役中,查爾斯·P.斯通的屬下愛德華·D.貝克似乎非常魯莽。波托馬克河陡岸上的戰鬥對內戰影響很小,但由於愛德華·D.貝克陣亡,南方邦聯軍直逼北方聯邦軍,趟過了波托馬克河。愛德華·D.貝克的軍隊傷亡慘重。因此,李斯堡戰役轟動一時。此外,李斯堡戰役也促使聯邦國會成立了作戰聯合委員會。——編者注 [25]《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一,第5卷,第884頁。——原注 [26]喬治·麥克萊倫以為皮埃爾·博勒加德指揮南方邦聯軍,但實際上,皮埃爾·博勒加德只指揮南方邦聯軍第一軍團。——原注 [27]《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一,第11卷,第3冊,第3頁。——原注 [28]《書信與日記》,第1卷,1861年10月17日,第45頁,約翰·海伊著。——原注 [29]《喬治·麥克萊倫自傳》,第177頁,喬治·麥克萊倫著。——原注 [30]《林肯傳》,第4卷,第444頁,約翰·尼古拉、約翰·海伊著。——原注 [31]《書信與日記》,第1卷,第46頁,1861年10月22日,約翰·海伊著。——原注 [32]《書信與日記》,第1卷,第46頁,1861年10月22日,約翰·海伊著。——原注 [33]《書信與日記》,第1卷,1861年10月22日,第48頁,約翰·海伊著。——原注 [34]《書信與日記》,第1卷,第50頁,約翰·海伊著。——原注 [35]1861年10月,南方邦聯「封鎖了波托馬克河的航線,在弗吉尼亞州沿河建了二三十英里的炮台。」《半島:1862年麥克萊倫的作戰》,第13頁,第168頁等,亞歷山大·S.韋勃著。《美國內戰史》,第1卷,第181頁,第222頁,約翰·C.羅普斯著。《林肯傳》,第4卷,第450頁,約翰·尼古拉、約翰·海伊著。——原注 [36]《與格蘭特將軍走遍世界》(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第2卷,第217頁,約翰·R.揚著。——原注 [37]《威廉·T.謝爾曼將軍回憶錄》,第2卷,第193頁,威廉·T.謝爾曼著。——原注 [38]寫於1914年歐洲戰爭前。——原注 [39]《喬治·麥克萊倫自傳》,第85頁,喬治·麥克萊倫著。雅各布·D.考克斯寫道:「約瑟夫·E.約翰斯頓被公認為僅次於南方邦聯將軍羅伯特·E.李的將軍。」——原注 [40]《喬治·B.麥克萊倫自傳》,第176頁,喬治·B.麥克萊倫著。——原注 [41]《書信與日記》,第1卷,第52頁,約翰·海伊著。——原注 [42]《林肯傳》,第4卷,第468頁,約翰·尼古拉、約翰·海伊著。——原注 [43]《約翰·拉塞爾伯爵傳》(Life of Lord John Russell),第3卷,第418頁,注釋二,斯賓塞·沃波爾著。——原注 [44]習語letters of marque,漢譯為捕拿特許證,來自古法語marcar,即投名狀,用抓捕或搶劫證明忠心。捕拿特許證源於中世紀,西歐各國通過官方文件鼓勵本國海盜進行搶劫,搶劫所得一部分上交政府,一部分留作己用。——譯者注 [45]「其他海上強國都以英國為效仿對象,因為英國在北美的權利和商業涉及範圍很廣,南北開戰對其影響最大。數周內,法蘭西帝國、西班牙、荷蘭、普魯士和其他國家紛紛效仿英國。」《威廉·H.蘇厄德傳》,第2卷,第176頁,弗雷德里克·班克羅夫特著。——原注 [46]約翰·拉塞爾(John Russell,1792—1878),第一代拉塞爾伯爵,19世紀中期的英國輝格黨及自由黨政治家,曾任英國首相。——譯者注 [47]《美國史》,第3卷,第421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48]《威廉·H.蘇厄德傳》,第2卷,第178頁,注釋,弗雷德里克·班克羅夫特著。《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論文集》,第45卷,第77頁,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著。——原注 [49]《美國史》,第3卷,第429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50]1861年3月2日,《莫勒爾關稅法案》通過,英國人視其為高度保護措施。——原注 [51]《美國史》,第3卷,第433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52]《美國史》,第3卷,第434頁注釋,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53]《美國史》,第3卷,第503頁,注釋一,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54]《美國史》,第3卷,第508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55]《民主與自由》(Democracy and Liberty),第1卷,第21頁,威廉·萊基著。——原注 [56]《美國史》,第3卷,第575頁,注釋三,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57]愛德華·戴西(Edward Dicey,1832—1911),英國作家、記者和編輯。1862年來到美國,曾在《觀察者》等出版物上發表關於美國內戰的文章。——譯者注 [58]《美國史》,第3卷,第514頁注釋,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59]《美國史》,第3卷,第76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民主與自由》,第1卷,第488頁,第490頁,威廉·萊基著。——原注 [60]即北方聯邦,因為南方會積極接受他們的提議。——原注 [61]《約翰·拉塞爾伯爵傳》,第2卷,第344頁,斯賓塞·沃波爾著。《帕默斯頓勳爵亨利·約翰·坦普爾傳》(Life of Lord Palmerston),第2卷,第218頁,伊夫琳·M.阿什利著。——原注 [62]《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論文集》,第45卷,第53頁,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著。——原注 [63]《海軍部長吉迪恩·韋爾斯的日記》,第1卷,第87頁。——原注 [64]詹姆斯·M.梅森和約翰·斯萊德爾監禁在波士頓海港的沃倫堡。——原注 [65]約翰·B.弗洛伊德(John B. Floyd,1806—1863),弗吉尼亞州第三十一任州長,美國內戰時期南方邦聯將軍。——譯者注 [66]《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論文集》,第45卷,第49頁,第94頁,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著。《約翰·安德魯傳》,第1卷,第319頁,注釋一,亨利·皮爾森著。——原注 [67]《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二,第2卷,第1109頁。——原注 [68]《林肯和威廉·H.蘇厄德》(Lincoln and Seward),第186頁,吉迪恩·韋爾斯著。——原注 [69]《美國國會議事錄》,第5頁。——原注 [70]《查爾斯·薩姆納傳》,第4卷,第52頁,愛德華·皮爾斯著。——原注 [71]《美國內戰》(Civil War of America),第2卷,第156頁,本森·J.洛辛著。——原注 [72]《查爾斯·薩姆納傳》,第4卷,第61頁,愛德華·皮爾斯著。——原注 [73]《林肯和威廉·H.蘇厄德》,第186頁,吉迪恩·韋爾斯著。——原注 [74]《威廉·H.蘇厄德傳》(Life of Seward),第327頁,桑頓·K.洛斯羅普著。《喬治·B.麥克萊倫自傳》,第175頁,喬治·B.麥克萊倫著。《我的南北記事》,第575頁,威廉·亨廷頓·拉塞爾著,1863年。——原注 [75]指詹姆斯·M.梅森。——譯者注 [76]指約翰·斯萊德爾。——譯者注 [77]《我的南北記事》,第588頁,威廉·亨廷頓·拉塞爾著,1863年。——原注 [78]《美國史》,第3卷,第525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79]《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二,第2卷,1106頁。——原注 [80]1857年,查爾斯·麥凱去了美國,並寫了一本關於美國的書。在美國期間,他受到威廉·H.蘇厄德的款待,兩人於1859年在倫敦再次見面。威廉·H.蘇厄德很尊重查爾斯·麥凱,兩人友誼深厚。1862年2月,查爾斯·麥凱被派往紐約成為《泰晤士報》的記者。《威廉·亨廷頓·拉塞爾傳》(Life of William H. Russell),第2卷,第92頁,約翰·阿特金斯著。——原注 [81]《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二,第2卷,第1107頁。——原注 [82]《二十五年的歷史》(History of Twenty-five Years),第2卷,第44頁,斯賓塞·沃波爾著。《英國議會議事錄》(Hansard),第168卷。——原注 [83]《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二,第2卷,第1078頁。《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論文集》,第45卷,第53頁,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著。——原注 [84]史蒂芬·勒欣頓(Stephen Lushington,1782—1873),英國海事高級法院法官和上訴法院院長,著名法學家。——原注 [85]喬治·格雷(George Grey,1812—1898),英國內政大臣。——原注 [86]愛德華·西摩(Edward Seymour,1804—1885),薩默塞特公爵,英國海軍大臣。——原注 [87]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1745—1836),斯托厄爾爵士,英國法官、法學家。——譯者注 [88]《約翰·T.德萊恩傳》,第2卷,第36頁,喬治·W.達森特著。《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論文集》,第45卷,第54頁,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著。——原注 [89]《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論文集》,第45卷,第56頁,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著。——原注 [90]《阿爾伯特親王傳》(Life of the Prince Consort),第5卷,第419頁,西奧多·馬丁著。《約翰·拉塞爾伯爵傳》,第2卷,第354頁,斯賓塞·沃波爾著。——原注 [91]《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二,第2卷,第1119頁。——原注 [92]《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論文集》,第45卷,第93頁,第95頁,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著。——原注 [93]《理察·萊昂勳爵傳》(Life of Lord Lyons),第1卷,第65頁,托馬斯·W.牛頓著。——原注 [94]《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二,第2卷,第1095頁,第1097頁。——原注 [95]《威廉·H.蘇厄德傳》,第2卷,第234頁,弗雷德里克·班克羅夫特著。——原注 [96]《威廉·H.蘇厄德回憶錄》(Seward's Memoir),第3卷,第43頁,弗雷德里克·W.蘇厄德著。——原注 [97]《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二,第2卷,第1102頁。——原注 [98]《威廉·H.蘇厄德傳》,第2卷,第234頁,第3卷,第26頁,弗雷德里克·班克羅夫特著。——原注 [99]《林肯傳》,第5卷,第33頁,約翰·尼古拉、約翰·海伊著。——原注 [100]《查爾斯·艾略特·諾頓的書信》(Letters of Charles Eliot Norton),第1卷,第248頁,薩拉·諾頓、德沃爾夫·霍伊著。——原注 [101]《美國史》,第3卷,第536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102]《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二,第2卷,第1076頁,第1154頁。——原注 [103]查爾斯·薩姆納向林肯詳細說明了與英國開戰的種種劣勢。《查爾斯·薩姆納傳》,第4卷,第58頁,愛德華·皮爾斯著。——原注 [104]《北方聯邦陸軍和南方邦聯陸軍的官方記錄》叢書二,第2卷,第1154頁。——原注 [105]《林肯傳》,第5卷,第36頁,約翰·尼古拉、約翰·海伊著。——原注 [106]《美國史》,第3卷,第539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107]《薩蒙·P.蔡斯傳》(Life of Salmon P. Chase),第394頁,羅伯特·沃登著。——原注 [108]《威廉·H.蘇厄德傳》,第231頁,弗雷德里克·班克羅夫特著。——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