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一夫人回憶錄 · 第17章 白宮

我的家庭成員，尤其是孩子們，天生性情良善，好說話。我對家庭責任的態度非常嚴肅，他們也很享受這一點。孩子們認為我的方法就是絕對堅持自己的主張，平白無故地讓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難、需要經歷的磨鍊增加了無數倍。 坦率地說，在改造白宮的過程中，我的確有點過於堅持自己的主張。但作為這幢房子的女主人，如果對如何修繕的細節完全沒有興趣，恐怕反倒不合適。 當然，對多數第一夫人來說，管理白宮難免有點艱巨。順便說一句，如果毫無準備，「投射在寶座上的光」有時也會讓美國首席執行官和他的家人不舒服。我所做的幾乎每一件事，哪怕最微小的創新，都有記者所說的「新聞價值」。雖然多年來我早已習慣於此，但我還是會常常感到震驚。因為有很多在其他國家生活的經歷，我不會輕易低估外在形式的重要。不過，我很尊重民主簡單原則，但是我講的並不是人們通常引用的「民主簡單」原則。 事實上，入住白宮後，我對白宮的改變很少。除非美國總統的妻子願意，不然沒必要這樣做。白宮是政府機構所在地，所有一切都有序地運轉著。每一位白宮女主人都有絕對的自信和權利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做一些改變，就像以往改變她曾經住過的任何一所房屋一樣。最初我只限於改變與房屋服務相關的小問題。我想在白宮安排幾個自己選擇的工作人員，我的確這樣做了。後來，我還對一些重要的社交慣例作了調整。 白宮有些常規職責，與此相關的工作通常由同一撥人負責。一屆又一屆政府，每一位新上任總統的妻子都發現這些人真的有非常寶貴的經驗，堪稱奇人。我敢肯定，倘若沒有他們，白宮真的難以運轉。譬如，沃倫·S.楊先生擔任了三十年社交聯誼會執行幹事；克魯克上校從1865年林肯政府時期就擔任首席保管員，至今依然還在這個崗位上。有些人的職責可以說極度精細，他們很清楚極微小的細節。作為負責白宮事務的女性，我很難向公眾說明他們的價值所在。 林肯（1809—1865） 至於我自己的改革創新，首選白宮入口的守衛。我要求必須由穿制服的服務人員接待來訪者，並指導來此觀光的人該如何行事。我進住白宮之前，只有「引薦官」，他們和這個城市的其他人並無二致。我有幾次曾經看見陌生人逛到入口處，然後往裡面打探，有些人想問些問題，或者遞張名片，當然，結果一無所獲。「引薦官」依然保留，引薦官的領導胡佛先生從格羅弗·克利夫蘭政府開始，已經為白宮服務多年，深受信賴。但我讓六名有色人種的男子著制服站在入口處，兩人一班，輪流換崗。我想，這對膽小的遊客尤其是福音。不經意間，他們在入口處營造了某種之前完全缺乏的正式而又典雅的氣氛。 格羅弗·克利夫蘭（1837—1908） 這些門童會接待任何想進入白宮的遊客。如果有個旅行團在規定的公眾開放日來訪，他們會負責帶領遊客參觀。來訪的人無論男女，都可以請到某個客廳。我以為這樣很審慎，可是，後來的總統夫人們批評了這種做法，認為這樣太過誇張，不過是「民主的天真」而已。 另一改變就是由女管家代替了男管家，我希望有女管家能夠和我一起勘察男人們意識不到的細節。白宮急需一個警覺的好管家，足以勘察任何房屋。看看是否有堆積起來的灰層；鏡子和裱畫的玻璃是否因為潮氣的侵蝕而變得模糊了；窗簾是否過於軟塌塌而失去活力；地板是否失去光澤；小地墊是否四角翻轉起來了，或者末端出現磨損；椅子套是否碎裂；墊子是否壓變了形；等等。一般情況下，東西都會損壞，房子太大，事事需要照應。廚房的幫手容易粗心大意，毫不在意如何愛護光亮的銅罐、平底鍋和水壺等。廚房裡的年輕男傭粗枝大葉，總是忘了要把盤子和玻璃杯擦得光溜溜。女傭也一樣，忘了什麼是完美，恰到好處地收拾家庭日用品。這些人像任何一個家庭僱傭的僕人，缺乏女性指導和管理。我在總統就職典禮前僱傭了一名女管家，她在1909年3月5日一早正式報到上班。 我記得很清楚，每年聖誕節總統要送出上百隻火雞。因此，白宮到底有多少服務人員也就不言而喻。所謂服務人員，事實上是以各種方式僱傭的人員，從重要的白宮官員，到職位較低的官員，還包括不同級別的侍從、園丁、馬童和司機等，一應俱全。 嚴格意義上的白宮工作人員很少，也就十八到二十人吧，包括廚師、廚房女傭、管家、服務員、打掃房間的女僕等。只僱傭了一位有色人種，愛麗絲，專為僕人餐廳準備食物，她在白宮幹了二十年。 我雇的廚師領班是個瑞典人，堪稱廚師中的奇蹟，她的品位特別浪漫、時尚。四十歲的時候，她嫁給了一位白宮警察，很快就有了孩子。但剛結婚一年多，她丈夫就感染了肺結核。我們一直很關心她，想到她不得不轉向以家庭為主，即將離開白宮，就深感惋惜。了解到她的不幸後，塔夫脫總統立即採取行動讓她把丈夫送到新墨西哥州的貝亞德部隊結核病療養院。廚師每個月可以掙到七十五美元，她把嬰兒送給保姆照看，自己重新回到白宮。從此，我們可以得到很多有關病人和嬰兒的消息，兩人的進展狀況都如我們期望的那樣越來越好。 另外一些白宮的服務人員收入相對大眾化。每月二十五美金到五十美金不等，並不比在其他人家做工拿的錢多，也不比人家錢少。整個白宮工作人員的薪水都由政府支付，我們自己聘用的私人僕役是跟隨塔夫脫總統多年的菲律賓貼身男僕，另外還有我的女僕。 事實上，除了用餐等費用，白宮一應開銷均由政府支出，塔夫脫總統一貫堅持認為國家給總統的待遇已經夠好了。他是第一位年薪七萬五千美金的總統，就在他的總統提名成為重要政治議題時，他毫不猶豫地提出增加總統年薪的要求，並認為絕對有必要從五萬美金提升到新標準。 但塔夫脫總統並不希望一年就把七萬五千美金用得乾乾淨淨。他總是精打細算，再加上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經驗，他說一年至少得花費五萬美金。塔夫脫總統認為總統也應該享有公民權，也應該為家庭提供一小筆資產。而過去的二十年，因為政府官員收入太低，他並沒有為此做過什麼。他已經是個五十歲的老人了，三個孩子，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還在中學和大學。作為戰爭部長，他一直入不敷出。但美國對總統很好，當然，憑這些薪水，無論如何，他不會因此而富有。只要他足夠理智，溫和謹慎地遠離貪婪，也就足以繼續體現他慷慨大方的個性。 我丈夫就職典禮那天晚上，我勘察白宮只是偶然的行為，第二天我正式接手管理職責後，又進行了一次徹底的調查，結果令人不安。 我發現因為不斷破損以及重新裝備的需要，白宮家庭用具完全達不到餐桌需求。之前西奧多·羅斯福夫人作為白宮退休總統夫人，自然不可能依據繼任者的需求做某種改變。作為白宮女主人，每一屆政府得到的修繕費用都是總統妻子將白宮調整到適合自己居住模式的機會。 也許白宮的晚宴最能體現第一夫人的個性。至於我，不僅完全陶醉於西奧多·羅斯福夫人營造的寧靜氛圍，也很滿意自己有機會重新配備之前上百套破損的餐具。我很享受在小型午宴和晚宴上使用有歷史沿革的盤子，林肯時期留下了很多這類盤子，正好夠舉辦三十人的小型派對。儘管我認為不同的設計表達不同的個性，但其實不同時期的流行品位遠勝於個人特定的喜好。總之，陳列在東廊的各色盤碟展現了不同時期的就餐禮儀，算是白宮最有趣的展覽之一。 西奧多·羅斯福夫婦與孩子們在白宮的合影 從我丈夫成為總統那天起，每天只有到了餐廳，我才能確定中午到底有多少人就餐。他也相信無論什麼時候告訴我確切的用餐人數，我都能不可思議地安排好一切。早在他就任菲律賓總督期間，以及之後在華盛頓出任戰爭部長期間，我總是處於緊急待命狀態。到了白宮，我對禮儀的樂天態度有所改變，而且有點難以滿足他的要求了。相比而言，他的偶發性友善、慷慨和關心，更多傾注在雇員身上而不是我。當然，他這種天賦，也極大地激勵著我們這些家庭工作人員，因此，有時候我居然可以忙碌地在廚房連續待一個多星期，安安心心地為他做個廚子。 我們在白宮的第一個春天，為了修改關稅，塔夫脫總統頻繁地與不同的參議員和代表舉行會議。會議結束後，塔夫脫總統幾乎每天都和參議員一起吃中餐、晚餐，甚至吃早餐也是常有的事。 我總是先和管家和廚師長商量後再確定每天的菜單。 廚師每天必問：「午餐多少人，夫人？」 我總是回答：「我還不知道呢。」 如果沒有正式邀請的客人，按照我的經驗，我就告訴他們按照家庭成員的數量準備即可，有什麼臨時應急需求也可以理解。有人會把這一天的安排送給社會事務執行辦公室的楊先生，他的辦公室在白宮行政樓。然後我繼續去做熟悉的事，真要發生什麼令人吃驚的事，我也會毫不意外。 11時左右，家裡的電話鈴必然會響起來。如果電話鈴不響，也會送來一個便條什麼的，詳細通知我們，某某先生應邀與總統及其夫人一起用午餐。這時候要準備擺好桌子，廚房的服務人員站在一旁等待最後的命令。再過半小時，可能會告知第二位來用餐的客人，或者一群人，於是，很友愛的男僕們就得忙著重新安排餐桌。只有到午餐前半小時，廚師才會考慮開始最後的準備工作。但即便家裡覺得一切安然，可以按部就班地開始了，塔夫脫總統還可能會晚半小時到一小時回來。然後，回來的時候可能會有個額外的客人，或者好幾個客人，可是他根本就沒有提前告訴我們。 這就是我在白宮四年看到的組織體系，也可以說根本沒什麼組織體系可言。但我和我能幹的、心甘情願服務於此的服務人員完全盡職於總統，儘量調整自己適應總統的工作需要。餐桌上，不期而遇的尊貴客人也的確給我帶來了不少樂趣。 我極力堅持應該尊重晚餐時間，這一點做得的確不錯。我們舉辦了不少非正式的小型晚宴，從塔夫脫總統上任後的第一季，1909年3月到1909年5月，幾乎每個夜晚，實事求是地說，都是賓客盈門，直到1909年5月我生病之後。白宮生活扮演了重要的官方功能，其中有些娛樂活動是我計劃進行改革的一部分。 就職典禮後的第八天，也就是1909年3月12日，我們舉辦了第一次官方娛樂活動，外交官茶話會。西奧多·羅斯福夫人離開白宮後騰出來的位置我還沒來得及布置好，這次茶話會我們邀請了整個外交使團，包括所有特派駐外負責人、所有秘書和隨員以及他們的妻子。 這是新總統上任後外交使團第一次露面，我認為沒有什麼比這更嚴肅、更重要。儘管我們在華盛頓社交界有幾年經驗，也很熟悉其中一些人，但程序上我們還是要盡美國政府所能，禮遇各國外交官。 我們將印刷信函發給華盛頓每一位外交代表，明確告知他們參加茶話會的禮儀要求。雖然這樣做令人感到壓抑，但因為客人多半很熟識，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並不會被剛性的禮節束縛，反而營造了一種與眾不同的友好氣氛。 並不熟悉華盛頓生活的人可能對此類活動中的法定禮儀很感興趣，起初他們都以為我很難對付。當然，我早就對美國政府尊貴的做派習以為常。 客人們剛抵達那會兒，總統及其夫人並沒有前往迎接。客人們按照要求「著制服，從東門進來，下午5時前在東廂集中。其間，他們有足夠的間隙按照職位高低排隊進入白宮，特派駐外最高長官的隨從、駐外大使及全體人員緊隨其後」。國務卿和其他部門官員，還有白宮當值的侍衛在東廂迎接。 總統及其夫人這時在藍屋準備好一切，下午5時整，東廂的門大開，宣布讓大家準備好，預備接見。 外交使團團長移步前往藍屋，路過有哨兵把守的大門，然後由資深的軍事助手帶領他們前往覲見總統。總統輪流接見每個人，然後很快由另一位引去覲見總統夫人。最後是特派駐外最高長官覲見總統夫人，每一位大使按照嚴格的職位列隊，緊隨其後的是全體大使館工作人員，從紅屋進入餐廳，那裡有茶和其他小點心。 接見結束後，總統及夫人通常會離開。由邀請的專業人員主持茶話會，好讓客人們享受正式的款待。但塔夫脫總統和我隨大家一起進了餐廳，和他們一起喝茶。這樣做不符合以往的禮儀，但這於我和塔夫脫總統最自然不過。我早已經忘了客人們的態度，好像起初外交官感到有些不解，因為事先沒人告訴他們會出現意外情況，他們也並不知道這種情形下該做什麼。最後我讓一位助手非正式地向這些要員的妻子們宣布，沒什麼特別的要求，如果想離開，不用辭行。之後有人告訴我，人人都很滿意這一改變。在白宮的官方日誌中建議今後所有類似場合都遵循這種方式，我想白宮日誌有利於保持這一先例。 我們舉辦的第一次國宴有三十二位客人參加，包括副總統詹姆斯·S.謝爾曼夫婦、所有內閣成員、參議員代表。在參加這些活動時，即便是我這個總統夫人，也覺得男主人和女主人不立即去迎接客人多少讓人覺得奇怪，當然，這也足以證明我為什麼要主張日常方式簡單化。無論在馬拉卡南宮還是在其他地方，作為女主人，我都有很多不同尋常的經歷，「最後時刻」我通常都在準備晚餐，然後匆匆忙忙地，用破紀錄的速度穿上晚禮服。我認為只有這樣我才能以充滿期待和等待良久的神情去迎接第一位客人。 來白宮的客人無論去哪個房間，其實都有事先安排和準備，客人一般都按照職位高低，在入口處等待總統及其夫人。這次國宴安排客人在藍屋會面，副總統及其夫人當然是首先前往藍屋的夫婦。他們站在通往走廊最近的門邊，後面有內閣官員、參議員和眾議員代表，按資歷依次排列。 我們一出現，樂隊就開始演奏《星條旗》。順便說一句，門德爾松的《婚禮進行曲》根本無法跟上塔夫脫總統的步伐節奏。演奏這支曲子，剛剛夠我們走到藍屋門口。一一握手後，年長的助理人員挽著謝爾曼夫人走到塔夫脫總統身邊，宣布晚餐準備就緒，然後塔夫脫總統把胳膊伸給謝爾曼夫人一起動身前往餐廳。 第一次晚宴我選擇用愛爾蘭玫瑰裝飾餐桌，真的很難表達我的喜悅之情。因為我可以根據需要發出指令，然後這些玫瑰花就送到了。白宮的花房和苗圃總是可以給我帶來很多樂趣。我曾經在植物特別繁茂的地方生活過，房間沒有植物意味著毫無魅力。白宮的園藝家會說，我主管白宮期間，非常看重他的棕櫚樹、蕨類植物和花盆灌木。白宮撥了專項額外財政津貼，整個東廂的窗台上、壁爐邊都擺滿了植物，幾乎所有可能的場合都用上了植物。 國宴餐廳靠近東廂，是威廉·麥金利總統期間重點改造的地方，基本上可以算是白宮最美觀大氣的房屋建築。面積並不是很大，最多容納不超過百餘人。 房屋結構勻稱，核桃壁板裝飾的牆面瑰麗無比。一側有壁爐和雕花壁爐台，明顯有古色古香的皇家貴族氣息，幾隻駝鹿頭和麋鹿頭是房間牆壁上唯一的裝飾物。 我們有各種形狀、各種尺寸的餐桌，但如果舉辦大型晚宴，就不得不啟用新月型餐廳，餐廳的形狀以新月形延伸至房間三面，不同方向。如果晚宴接近六十人，可以啟用一個大型的，有橢圓屋頂的餐廳。木匠可以調整餐廳的大小和尺寸。的確，我曾經見識過它巨大的空間被塞得滿滿的，以至於椅子背後的侍者不得不擠來擠去，相當不舒服。這張桌子上有詹姆斯·門羅總統從法國進口的鍍金和白銀裝飾，再配上成套的法國瓷器、擺鐘和小雕像，這些器物依然擺放在白宮各個房間的櫥櫃和壁爐架上。 桌子上的裝飾品讓人想起塞里尼時期銀匠在銀器精美設計上的競爭。另外還有一塊塊長方形玻璃鏡，每面約有三英尺長，一直延伸到桌子中間，首尾相接，五彩繽紛的裝飾柵欄襯托出水晶花瓶完美的姿態。與之相配的裝飾，如鍍金燭台、主花瓶和水果碟子，看起來都那麼美，很適合白宮經常舉行的國宴禮儀。 詹姆斯·門羅（1758—1831） 白宮有很多銀器，非常精緻。每一樣都打上了「總統府」標記，就像我在本書開始時介紹的，其中一些已經相當古老，很值得珍藏。 但這些銀器很隨意地存放在櫥櫃裡或盒子裡，我剛到白宮的時候，對此非常吃驚。於是決定拯救這些銀器，當然，這樣做不得不打破白宮管理人員的限制。儲藏區通常在地下層，一個大辦公室帶幾間儲藏間，儲藏間有互通的門，旁邊另外還有一個更小的房間。我在小房間的頂端建了個有拱門的儲藏間，拱門安裝密碼鎖。這樣就有足夠的空間隔成許多小隔間，幾乎所有貴重物品都有特別的收納處。銀制的取菜餐具放在抽屜內的天鵝絨托盤上，每一隻都可以分別拉出來查看。這些銀製品儲藏間給阿瑟·布魯克斯的生活帶來了很多樂趣，他曾經是戰爭部的聯絡員，我丈夫擔任戰爭部長時，他是我們家庭事務的得力助手。塔夫脫總統上任不久，就任命他為白宮管理人員。 我每周安排三個下午接待前來白宮拜訪我的女士，通常她們通過打電話、寫信表示希望和我見上一面。在白宮的「家裡」接待她們，也可以很隨意。通常安排在紅屋，點上蠟燭，打開壁爐，場面壯觀又溫馨。通常一次接待二十多位來訪者，我發現這種會面方式有很多樂趣，同時也是人和人之間更容易相互接近的一種方式，我可不想舉辦盛大的招待會。 第一次舉辦的眾議員夫人招待會尤其值得一提。這次招待會簽發了四百份邀請信，除了幾位應邀來主持茶會的女士外，我並不想用助理，所以我得獨自完成這項工作。我還邀請了塔夫脫總統出席，這事對他來說從來都不難。招待會除了塔夫脫總統，並沒有邀請其他男士，因此，他爽快地應諾下來，很開心地和幾百名婦女握手寒暄。不過我發現在東廂接待客人其實是一種錯誤的安排，起初我以為這樣可以讓招待會顯得不那么正式，後來才發現這種安排只是成功地讓東口的樓梯人滿為患而已。按照常規和慣例，通常會安排女士們在東廳集合，然後前往餐廳，途中在藍廳迎接客人。好笑的是，阿奇博爾德·巴特上尉在「官方日誌」中詳細記錄了我犯下的所有錯誤。當然，也記錄了我的成功，主要是為未來其他入住白宮的第一夫人們爭取可能的利益。 我並不希望給公眾留下這樣的印象，好像白宮完全是一種公共娛樂之地。白宮每個季度都有計劃好的類似活動，就像召開國會會議一樣。各種大型官方娛樂招待活動間隙，還有下午茶、午宴、音樂會和小型晚宴、花園派對和舞會等活動。有些傍晚時分，我們只是和少數幾個親密無間的客人在一起，偶爾才有機會一家人單獨進餐。 第一個春天來臨的時候，我們開始利用白宮最有吸引力的門廊和露台招待客人。白宮有一個很長的露台，一直延伸到東廂。春天溫暖的傍晚，帶著客人沿著露台一起散步會很愜意。有時在室內就餐難免讓人感到些許不愉快，舉辦大型宴會的時候，白宮從餐廳延伸出來的露台就會顯得特別有價值。 眾議院整個夏天有一系列例會和晚宴，最後一個晚宴，塔夫脫總統決定安排在大露台。有件奇特的事給人留下了很特別的記憶，據說有位應邀的參議員從未踏進過白宮的門檻，原因是他對白宮的感覺很不好，因此，他通常完全忽略自己收到的邀請函。無論受邀者是否接受正式邀請函，都需要正式回復，最遲回復時間是晚宴前一天。他特意致電白宮，詢問是否要穿禮服。胡佛先生接聽了他的諮詢電話，回答道穿晚禮服是參加白宮晚宴的慣例。電話另一頭，這位參議員嘟嘟囔囔，胡佛先生問他是否打算參加晚宴，他回答道猜想自己會來，然後迅速掛斷電話。 第二天傍晚，參加派對的客人整整等了一個半個鐘頭才決定落座，即便這樣，還是給他留了座位。可是他始終沒露面，也不為自己不同尋常的行為道歉。我想，如果托馬斯·傑斐遜還在世，對我們今天表現出來的所謂傑斐遜式簡樸一定會感到遺憾。 白宮的北陽台尤其舒適，但缺乏南廊特有的幽僻和寧靜。南廊以波托馬克公園、波托馬克河和華盛頓紀念碑為背景。橢圓形的藍屋環繞，俯瞰下面，南面花園的大型噴泉尤其顯眼。這裡很快成了我們最喜歡的靜修之地。夜色越來越長的春天，我們常常坐在那裡呼吸玉蘭花的芬芳。因為有燈光的裝點，草坪上的樹顯得格外美麗。燈光下的紀念碑，遠遠地顯出它從未有過的氣勢。這時候我們才完全意識到，生活在美麗的總統之家真是榮幸之至。 塔夫脫總統在藍屋放了個維克多樂牌唱機，傍晚時分，他會放些喜歡的曲目自娛自樂，我們發現唱機音樂會簡直就是一場隨心所欲的消遣，非常怡情。置身於完全不同的各式音樂之中，從梅爾巴和卡魯索到性感女郎露西婭，古老的英式旋律，活潑的拉格泰姆曲調，沒有掌聲，無需專注，總之不需要任何努力。我丈夫發現安靜的夜本身就是一种放松，讓他可以享受任期內第一個原本難以忍受的夏季。 如果說馬尼拉讓華盛頓有很多借鑑之處，可能有人會吃驚。盧內塔公園作為馬尼拉的公共機構，用途不可低估。塔夫脫總統擔任總統之前我就看見過類似盧內塔的波托馬克公園設計方案。涼爽的空氣，綠色的草地，如果可能，我會決定把波托馬克公園改造成美其名曰為盧內塔的地方，四通八達至華盛頓任何一處，無論步行還是乘坐交通工具都很方便。下午5時後，會有樂隊表演。在美國，我想沒有任何地方比華盛頓更能負擔得起這樣的消遣。 負責公共建築和廣場花園的部隊軍官們在白宮橢圓辦公室頂頭建了個樂隊台子，每周三、周六安排樂隊演奏的音樂會很快成了最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方。我們還決定將以往名為「高速路」的一段長途公路改為「波托馬克公路」。 波托馬克公園 華盛頓紀念碑 1909年4月17日下午5時，塔夫脫總統和我乘坐一輛小型邁巴赫敞篷汽車前往參加周六的音樂會。傍晚，我們坐在擁擠的人群里，公園到處都是來消遣的人。草坪和人行道上一樣，車道完全被各種交通工具塞滿，景象難以描述。摩肩接踵，人人都很友善，互相問候著，這就是當年我們在馬尼拉聚會場所盧內塔看到的景象，我感覺這次冒險很成功。我特別期待音樂會逐漸成為波托馬克公路一帶獨特的風景。 我以為波托馬克公園也可以舉辦日式櫻花節。無論是自然景觀還是氣候特徵，華盛頓都很適合實現這樣的野心。因此，我建議查查全美苗圃到底有多少櫻花樹，結果發現只有大約上百株。東京都知事（市長）聽說我們要模仿日本高雅的櫻花文化，主動提出贈送給我們兩千株樹苗。我們當然深表感激，並欣然接受，後來發現其中一批樹苗有某種傳染病必須毀掉。有段時間我以極大的興趣觀察種在波托馬克公園的櫻花樹，長勢非常好。我真的很懷疑是否每棵樹都能長得異常壯美，就像我們在日本看到的那樣，逐漸長成古老而又招人喜愛的模樣。 生活在華盛頓的快樂之一就是可以滿懷自信地招待遠道而來的朋友，讓朋友們獲得快樂，得到不同尋常的體驗。經常有老朋友從全美不同的地方來訪，譬如，辛辛那提、紐黑文、菲律賓等，都是多年的至交，我丈夫當選總統他們由衷感到歡喜。 被人注目當然並不總是令人愉快，你得一直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識，好在我們多多少少習慣了被人注視。但我更享受某種塔夫脫總統得不到的自由。他無論走到哪裡，都會立即被陌生人認出來，而我大多數時候還是像個不起眼的公民，可以隨意走動。這時候，自由反倒成了寶貴的特權。 我女兒海倫·塔夫脫·曼寧喜歡提起她在費城的經歷。那時候她還在布林茅爾學院讀書，但常去費城購物，每次去費城，她都要買鞋。鞋店有個售貨員女孩極大地挑戰了海倫·塔夫脫·曼寧的耐心。其間她會一直嘮嘮叨叨不厭其煩地告訴海倫·塔夫脫·曼寧應該穿什麼，怎麼穿，炫耀如何穿著才能贏得他人的尊重。但海倫·塔夫脫·曼寧完全不懂她為什麼這麼嘮叨。有一次海倫·塔夫脫·曼寧挑了幾雙鞋子後決定用我的戶頭付賬，她以為這樣就可以讓這個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年輕人知道她是誰。年輕的女孩拿了便簽本和鉛筆來開支票。 「付賬戶頭請開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夫人。」我相信海倫·塔夫脫·曼寧說這話的時候一定非常傲慢。 「地址？」 「華盛頓。」 售貨員拿著鉛筆的手依然懸在便簽本上，等著下面沒說完的地址。 「D.C？」她對海倫·塔夫脫·曼寧所說的訊息沒有半點驚奇，有的只是每個售貨員在完成一單生意後的心滿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