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智慧 · 第六章　新英格蘭插曲

插曲指幕間休息演奏的音樂，這段時間裡，一些觀眾也許會在休息室里閒逛、吸菸、呼吸污濁的空氣，另外一些觀眾也許會坐在原位，靜靜地聆聽著，捕捉並玩味前面已經消失或者預示後面曲調的旋律。這時，停下來思考一下「新英格蘭的繁榮」，是再合適不過的事情了。那是一段輝煌的時期，可以被稱為不尋常的十年（1845—1855）。 在這十年期間——也許我們可以再把時間延伸一點，從1844年愛默生髮表《散文集：第二輯》，到1857年《大西洋》月刊的創刊，總共十四年——大量的文學作品面世，它們被認為屬於一流的創作，有些在世界文壇上具有重要意義，它們的價值相當於19世紀後期美國文學作品的總和。這是為什麼呢？如果沒有這些作品，美國文學將一文不值。誠然，在這段時期思考和創作的作家在1844年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他們的文學生涯，1857年之後還在繼續堅持寫作。但是，這十幾年之所以非同尋常，是因為它標誌著一種文化的繁榮，這種繁榮顯示了創作的深度、獨創性和多元化。新英格蘭作家偶然產生某個富有建設性的念頭，就開始冥思苦想，其思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自由馳騁。它推動了新的精神領域的發展。愛默生創作了《散文集：第二輯》（1844）、《代表人物》（1850）和《英國人的性格》（1856）；梭羅創作了《康科德和梅里馬科河上的一周》（1849）和《瓦爾登湖》（1854）；惠特曼創作了《草葉集》（1855）；梅爾維爾創作了《莫比·迪克》（1851）以及其他幾部次要作品；霍桑創作了《古宅青苔》（1846）、《紅字》（1847）、《七個尖角閣的房子》（1851）和一系列短篇小說；霍姆斯為洛威爾主編的《大西洋》月刊創作出《早餐桌上的霸主》（1857—1858）；洛威爾創作了《比格羅詩稿》（1848）；弗朗西斯·帕克曼創作了《俄勒岡小道》（1849）。在詩歌方面，布萊恩特一直筆耕不輟；惠特曼創作出《自由的聲音》（1850）以及其他關於政治諷刺和政治動亂的詩句；朗費羅（Longfellow）發表《伊凡吉林》（1849）和《海華沙之歌》（1855）。不可否認，這是令人嘆為觀止的作家作品目錄。還有一些二流人物，在上帝一位論和超驗主義方面占據重要地位。例如，西奧多·帕克，對他來說，宗教和反對蓄奴基本上屬於同一領域；威廉·艾樂里·錢寧，上帝一位論的倡導者；愛德華茲·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哈佛大學希臘語教授，藉助希臘文化和德國文藝批評理論逐漸改變大學生們的思想；瑪格麗特·富勒（Margaret Fuller），這一時期的知識女性，洛威爾《寫給批評家的寓言》一書中的一位奇人；喬治·里普雷（George Ripley），創建超驗主義社團；布朗森·阿爾科特（Bronson Alcott），露易莎·阿爾科特（Louisa A1cott）的父親，性格古怪，待人熱情，他關於教育的新思想深奧難懂，在卡萊爾的筆下，他「就像堂吉訶德，人們一方面喜愛他，另一方面又嘲笑他」。上帝一位論、超驗主義、社會主義，人們的思想百花齊放，終於從加爾文的束縛中擺脫出來，並且有好幾位思想家聯合起來共同抨擊加爾文思想；由於逃亡奴隸法和墨西哥戰爭，政治上也出現了思想騷動；還有阿爾科特創辦的哈佛果園和西羅克斯伯利附近的布魯克農莊，這兩個烏托邦社團後來成為了傅立葉空想社會主義的基層組織法朗吉。在《新英格蘭改良派》一文中，愛默生把上述思想流派描述為「為拯救全世界所推行的各種計劃」。在康科德和坎布里奇，下午晚些時候，人們似乎可以聽到上帝走過時沙沙的腳步聲。思想家們呼吸著自由的空氣；他們一直在窺探上帝創造的宇宙，有些人甚至認為他們將要創建人間天堂，一個完美的人類社區。知識革命如火如荼，隨之而來的是與舊世界決裂的知識宣言，領袖人物是愛默生，他在大學生聯誼會上發表著名演講；許多人參與進來，其中，洛威爾創作出《寫給批評家的寓言》，惠特曼出版《民主遠景》，梅爾維爾寫了很多信件。 我們應該努力地去探尋這一值得注意的現象的淵源，我們應該去了解這種現象是如何發生的。1820年到1850年間是人們精神世界的漸變過程，我們必須把這一時期作為新英格蘭文化最終繁榮的序曲首先作些研究；而新英格蘭文化組成了凡·威克·布魯克（Van Wyck Brook）「指揮」的氣勢恢弘的關於美國文學各階段之交響曲的第一樂章（儘管屬於第二階段）。為此，我建議仔細研讀愛默生寫的文章《在新英格蘭的生活和書信》。在文學改良運動中，他的思想是正確的；他自己的超驗主義理念具有內在的價值。我認為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對不同人物的形象刻畫惟妙惟肖，而且不時地穿插一些幽默表達；老年的愛默生在人物形象刻畫方面顯露了卓越的才華。51他具有超人的分析和批評能力；他的「年輕人天生就具備銳利的思想」話語表明，即使他並不完全致力於從極樂世界裡獲取完美的思想，他的文字表述也可出神入化。最後，我認為，他對社會主義和包括布魯克農莊社團計劃在內的所有社會改革所發表的評論入木三分，顯示了他非凡的洞察力，這些見解直到今天仍有道理，儘管他對亞瑟·布里斯班主張的精確社會主義的評述引人發噱。馬克·凡·多倫（Mark van Doren）稱此文為「很少有人能夠如此睿智地成功地評述社會和知識歷史的一篇力作」。他說：「它包括一種文化變遷的全過程，涉及這一文化的其他作品應遵循本文模式。」我自己也發現閱讀本文會帶來極大的愉悅感。為方便讀者，我把本文分為三個部分，並省略了幾段文字。 新英格蘭生活與書信的歷史性記錄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 因為快樂和美麗種下它， 仙境般的花園高興了， 不祥的幻覺纏繞著它， 男人和女人魔怔了。 一、一般影響 古老的習俗逐漸消失。不知不覺間，人與人之間產生了某種溫情。一直以來，孩子們飽受壓制，不被關注；現在他們被關心、被寵愛、被縱容了。我想起一位風趣的物理學家的評論，他仍記得自己年輕時代的艱難。他說：「生在一個孩子不受重視，長在一個成人無足輕重的年代，真是人生之不幸。」 世上永遠存在著兩個方面的事物，過去一方和未來一方；建立一方和運動一方。在反抗得以復活的時代，分裂的暗流就在世界的暗處滾動，並體現在文學、哲學、教會、國家以及社會習俗之中。準確地追溯這些活動的年代絕非易事，然而，在這個地區，有一個時代不言自明，那就是1820年及緊隨其後的二十年。 這似乎是一場智力與情感之間的戰爭；是自然界中的一道裂縫，它將基督教世界中每一座教堂都分割成天主教和新教兩大陣營；將加爾文主義分為舊學派與新學派；貴格主義也被分為新舊兩個派別。這道裂縫導致了政治立場上的新的分化；這些變化如同新的良知觸碰到禁酒和蓄奴時的反應一樣。這一階段的關鍵似乎是，頭腦本身變得清醒起來。人們開始變得善於思考，變得明智了。人們產生了新的覺悟。前輩人信奉這樣的信仰，輝煌奪目的社會繁榮是人類的福氣，並為國家而毫不含糊地犧牲公民的利益。而現代思想認為，國家是為個人存在，是為了守護和教育每一個人。在歷次革命和民族運動中粗略地記錄下這一思想，而它在哲學家的頭腦里要確切得多：個人就是世界。 這個觀念如同一把以前從未拔出的寶劍。它分開並拆散了骨頭和骨髓、靈魂與肉體，的確如此，它幾乎把人一分為二。這是一個割裂、脫離、自由、分析、分離的年代。每個人都為他自己。公眾代言人放棄為其他任何人進言，他只為自己回答問題。社會情感十分脆弱；愛國主義的情感也很脆弱；尊敬的美德越來越少；本能的感情顯得比以前更加柔弱。人們對鄉土、父母與親戚變得冷靜起來。人們普遍反對曾經被認為對世俗社會絕對必要的紐帶與維繫物。這個新的種族呆板、魯莽與反叛；他們對自由有著狂熱的興趣；他們仇恨捐稅、收稅卡、銀行、等級制度、總督，是的，幾乎連法律也敵視。他們的脆弱無法形容；他們膽怯畏縮。他們反對起神學的信條來，如同反對政治信條一般；他們反對調解，反對聖人，反對任何無形的高尚。 這個年代傾向於孤獨。時間上的聯繫是偶然、短暫和偽善的，分離是本質的、漸進的。聯繫純粹是為了權力，而結局還是個人的發展與獨立。在古代，社會處於正常的情況之下。當時曾經產生過一支神聖方隊——底比斯方陣，現在不會有了。大學班級、軍事團體或者貿易聯盟也許只有在醉酒之後才能短暫地幻想他們自己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如今的社會是一個上了油漆的鐵環，無法測量周長。算術知識和文藝批評的時代開始了。幾個世紀以來，社會各個部門內舊的信仰結構已經被破壞殆盡。占星術、巫術、手相術，早已消失。最後的鬼亦被驅走。魔鬼學也地位不穩，搖搖欲墜。特權政府一天天變得支離破碎。歐洲到處「滿目瘡痍」；每個星期一部憲法。在社會習俗和道德方面，革命也是同樣明顯。在法院，欺騙罪已經取代暴力罪的位置；股東進入了英勇男爵的領地；貴族不能再以封建統治者的身份，對農民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但是現在，他們搖身一變成為了資本家，改用另一種形式，用純粹的愛與和平的手段像以前一樣地吃掉他們。而且，政府本身變成了那些人的依靠，而政府當初建立的目的本來是來限制這些人的。「路上有沒有強盜？」在法國的旅遊者詢問。「噢，沒有，把你的心放在肚子裡吧，」地主說，「既然這些人可以在辦公室里更加有效、舒適地搶劫，他們為何還要霸占著大路呢？」…… 溫暖的黑色土地精靈，曾賦予往昔年代以超常的強大力量，它憑藉的是本能而非科學，像一位母親從自己的乳房裡擠出乳汁，而不是通過化學或烹飪的技術手段準備食物——溫馨、感傷、單調的黑人時代——這一切全都消失了；新時代的鐘聲已經敲響，新生事物接踵而至。人人共享的社會體系不再存在，而代之以分離的形式。每個人都為自己；每個人都被驅使著從他自己身上去發現他所有的智謀、希望、酬勞、社會和神明。 年輕人的大腦中天生就帶著解剖刀，具有內省、剖析自我、剖析動機的傾向。 德國創立的文藝批評對我們來說是徒勞無益的，直到1820年，愛德華·艾弗萊特在旅居歐洲五年之後返回坎布里奇，並帶回來豐富的研究成果。在介紹、推廣這些成果的過程中，沒有人比他更具有那種自然的優雅風度以及卓越的雄辯能力。他使我們第一次接觸到沃爾弗有關荷馬作品的理論，認識了海恩的文藝批評手段。由於他具有高超的演講技巧和非凡的演講天賦，整個學習過程始終保持著新奇感，連最愚笨的大學生也發現哈佛大學的講堂給他開闢了一片新天地。 艾弗萊特的天才深深地影響了年輕人，他的天才堪與雅典的伯里克利媲美。他擁有的靈感，並沒有超出他的能力範圍，卻使他成了文雅大師。我的任何一位讀者，如果在那個時期正好待在波士頓或者坎布里奇，他們會很容易地記住他個人及其典雅風格的光芒四射的美，記住他那雙嚴肅的大眼睛和大理石般的眼瞼，他們會留下這樣的印象：他細長的身材恰好需要如此大的眼睛；他們還會記住他那雕刻般的嘴唇以及音調豐富的嗓音；儘管夾雜有輕微的鼻音，他的發音如此標準，近乎完美，可以說是那個時代所有樂器中最圓潤、最動聽、最精準的聲音。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使用的措辭成為新英格蘭的流行用語。他具有收集事實，並將他所擁有的知識與當時的話題巧妙、貼切地聯繫起來的偉大天賦。無論他在什麼場合起來講話，他所講述的總會是剛剛公開的事情，與聽眾熟知的其他事情一起，構成了極有意義、極快樂的巧合。大家注意到，他在演講中舉出如此多的事例，卻很少出過差錯。他擁有大量的專門知識，而他全部的學識都是為當時的論題而服務的。他掌握的都是全新的知識，強烈地吸引了年輕人的心並給他們以莫大的激勵。他的學識藉助威風凜凜的講台冷淡而沉重地傳達給聽眾，仿佛是對全部歷史和全部學識的認識和思考——其中充盈著措辭的樸實與嚴謹之美，並包含有如此多優秀的題外話與重要的引述。因而，儘管對於那些來自於康乃狄克、新罕布希爾和馬薩諸塞，拉丁語和希臘語閱讀能力欠佳的稚嫩的少年來說，沒有什麼會被提前認為比以富斯和沃爾弗以及倫肯風格，就奧菲士和荷馬前時代文稿這些論題，所發表的評釋性演講更加缺乏吸引力或者確實更不適合的了——然而，在我們空蕩蕩的美國詩壇上，他的這一學識立即占據了我們想像力中的最高地位。他的所有聽眾都感覺到了這種風格的奇美與莊嚴；為了感受這種風格，甚至連最粗俗的人都願意準時去聽他演講，而他們事先已經了解到，演講的內容與他們毫無關係。在講堂上，他拒絕使用任何輔助用品，藉助一種完美的簡潔方式講解詳細的學識，並從中得到快樂。在講壇上（因為當時他是一位牧師），他因為自己不接受教授職位而向自己和聽眾致歉，並且，他依然用嬰兒般的簡樸風格，任憑他華麗、誘人、豐富的想像力自由馳騁。 ……他的身上沒有什麼可以與粗俗和虛弱畫上等號，他的言行舉止與明星的一樣孤高和不俗。人們熱衷於捕捉並重述他的行為或言談中的細小趣事，每個年輕的學者都能背誦他講道中的絕妙章句，並且不管好壞，完全模仿他的嗓音。這種影響會繼續下去——在明亮而又擁擠的教堂里，人們懷著萬分激動的心情，眼睛裡閃爍著渴望的神情，聆聽他的講道，可當教堂活動結束後，他講道的內容依然歷歷在目，那個雄辯風格的光輝形象會一直跟隨著年輕的聽眾回到他們家中的臥室；沒有一個句子出現在學校的練習題里，沒有任何演說發表在學校的小教堂內，但是，他卻向年輕人的頭腦展示出他無處不在的天才想法。這使得每個年輕人都成了他的擁護者，而且，年輕人不斷地通過辯論來證明，這位演說家擁有一顆偉大的心靈。這是辯才的勝利。它並不是他必須教導的知識和道德原則。它不是思想本身。當他在馬薩諸塞聲望日隆的時候，他並不滿足於人們普遍接受了他的某些真理。他的影響力存在於形式的魔力中；存在於風格的優雅中；存在於對優美的希臘語重新認識的過程中，正是他為我們欣賞這一美麗的語言打開了眼界。有關此人最終的天賦，是關於女人的，憑藉這一天賦，他從天才的作品中發現了每一個天才部分——這些結論性的部分根據花在它們身上的時間多少，在趨於完美的每一個階段都顯得或多或少成熟了，但是天才的作品在它們最初和最微不足道的形式上仍然是個完整的體系。在每一次公開演講中，都不會出現請求聽眾耐心聽講的情況，聽眾也不會產生時間太晚、焦急不安、話題沒完沒了的印象，相反，優雅的女神為他的作品賦予了最後一縷馨香和最後一束光亮。 通過在波士頓兩個冬天的一系列被廣泛參與並大受歡迎的演講，他創造了大眾喜聞樂見的多才多藝的文學演講的開端，至少在該地區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這類演講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並逐漸成為全國範圍內的慣例。我十分確信，這種純粹的文學影響對於美國思想具有最重要的意義。 在小教堂，弗羅辛厄姆博士，傑出的古典派德國學者，以一種審慎的態度已經使我們了解到艾希霍恩神學批評的天賦。其後不久，在當時新創立的神學院裡，諾頓教授為相似的研究內容提供了形式與方法。然而，我認為，宗教革命至高無上的源泉是現代科學…… 二、超驗主義者 我認為，錢寧博士的兩篇文章極為重要，一篇是關於彌爾頓的，另一篇是關於拿破崙的；它們是這個國家大量文藝批評的最初範本。在英格蘭，正是這類文藝批評才使得《愛丁堡導報》具備強大的影響力，並享有很高的聲譽。人們爭相傳閱這兩篇文章，當然也就立刻引起了廣泛的行業競爭，並因此改善了新聞業的風格。錢寧博士當年活著的時候，是美國教堂的明星式人物；我們當時認為——假如我們現在沒有了這樣的想法—在小教堂他沒有留下接班人。他永遠不會被報道，因為他的眼睛和聲音無法被印刷，失去了眼睛和聲音，他的演講也就失去了最佳的效果。他是為大眾而生的；他冷漠的氣質使他成了最無利可圖的私人朋友；但是缺少了他，全美國將會變得赤貧。於是，我們不能省掉他在公共場合所說的任何一句話，就像在閱讀《聖經》經文或者讚美詩一樣不能漏掉一個字；奇特的是，他出版的文字幾乎是一部那個年代的歷史；因為在政治、文學或者甚至是經濟方面（因為他寫過稅收方面的文章）沒有巨大的公共利益，在這些方面他沒有留下一些記錄下他勇敢、有創見的觀點的出版物。一生當中，他體弱多病，可他卻是維護美國民族權利並創造豐功偉績的偉人之一。 1840年，錢寧博士與喬治·里普利商議，是否有可能將有教養、有思想的人聚集在一起，創建名副其實的文化社團。早些時候，他曾與約翰·科林斯·沃倫就相似的話題交換過意見，後者認可了這個設想中所包含的智慧，並同意幫助他進行這一試驗。在約定的一天晚上，錢寧博士來到沃倫博士的家中，心裡裝滿了要傾談的想法。他發現了一個精心挑選的紳士群體，他們都是各界名人；他們相互問候、介紹，就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愜意地閒聊，並慢慢接近他們偉大的願望，當旁門打開時，所有人群魚貫而入，牡蠣晚宴開始了，美酒佳釀使其達到了高潮；建立波士頓唯美社團的第一次嘗試就這樣結束了。 之後的某個時間，錢寧博士將他的想法講給了里普利夫婦，他們慎重地邀請了一些女士和先生參加一個小型聚會。我很榮幸得以出席。儘管我還能回憶起這件事情，可我想不起來這次努力有什麼立竿見影的效果，或者這次聚會與朋友們煥發的熱情之間有什麼任何聯繫，當時，由於共同的研究方向和志向，這些朋友開始走到了一起。瑪格麗特·富勒、喬治·里普利、康弗斯·弗朗西斯博士、西奧多·帕克、赫吉博士、布朗森先生、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威廉·H.錢寧，以及許多其他人，逐漸地聚在一起，並且一次又一次花一個下午的時間在彼此的家裡進行嚴肅的會談。這些活動總是由一位著名的人物組織，一位純粹的理想主義者，根本就不是文學界的人，也不具備任何實際的才能，更不是寫書的作家；他是一個十分冷漠、為了友誼的聯盟喜好思考的人，他具有難得的淳樸以及超常的領悟力，他用平等的態度去讀柏拉圖，並且用符合他的同伴知識分子身份的方式恰如其分地激勵他們——當這些天才抱怨這位深奧與虔誠的思想家的觀點缺乏要點與嚴謹性的時候。 當然，這些睿智的談話，對這個圈子裡的某些人來說是晦澀難懂的，他們會在他們所講的小笑話里進行報復。一位聲稱「他似乎一縱身就上了天堂」；另一位轉述說，演講者在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時，一位頗有同感的英國人，尖聲打斷了他，說道：「阿爾科特先生，我身邊的女士想要問一下全能的神是否不具備屬性？」 我認為，當時在波士頓，流行著這樣一種普遍的看法，即教條主義者們就以下問題達成了某種一致：在文學、哲學和宗教等領域建立某些主張，發起某種運動，在這一運動的策劃中，假想中的同謀者是十分無辜的；而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同謀，只是在這裡那裡兩三個男人或女人在精神百倍地閱讀和創作，他們並沒有待在一起。也許，他們只是在懷著快樂與同情抨擊柯爾律治、華茲華斯和歌德，然後是卡萊爾的時候才會意見一致。否則，他們的教育與閱讀將會默默無聞，並會表現出美國人的淺薄，而且他們的研究將是孤獨的。我覺得，他們所有人都會為學校或教派的這個謠言而感到吃驚，為超驗主義這一名字感到吃驚，因為無人知道是誰，在什麼時候，第一次使用的這一名字。因為這些人是在共同的社交場合開始互相結識，這必然會導致深厚的友誼，這種友誼當然具有排他性，這與他們的心理需求保持一致：也許，那些互為摯友的人們是最私密的，他們沒有出版他們的信件、日記或談話的打算。 從那時起，聚會主要是為了交換意見，其規模非常小，召集地點就是從這家到那家，參與者包括從事研究、喜愛書籍的人，以及那些密切關注各個領域中閃爍著智慧之光的方方面面的人。沒有什麼比這類聚會更不正式的了，然而，這些人的智慧、個性以及各種才能使得這類社團聲名遠揚，也許因而喚醒了人們對聚會的目的和結果的好奇心。 有一本低調的季刊叫做《日晷》，它的嚴肅風格，沒有其他刊物可以出其右。瑪格麗特·富勒是首任編輯，後來由另外一人接替。這份刊物在默默無聞中度過了四年快樂時光。季刊上刊載的所有文章都是不付稿酬的，是狹窄的學者圈子裡的友誼的結晶，而不是任何團體機構的作品。也許，刊物的作者正是它的主要讀者；而其中還包括了瑪格麗特·富勒撰寫的一些傑出的文章，而且，因為有幾期刊載了西奧多·帕克的文章，刊物一俟出版，立即售罄。 西奧多·帕克是我們的薩沃那洛拉52，一位出色的學者，他坦白而親切地與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交流，他還是一位民眾領袖，是推進與保衛一切人類事業的勇敢改革者，他與最底層的人民站在一起並為他們服務。他不是藝術家。極為高雅的人們可能會很容易地錯過他身上美的元素。他說的都是純粹的事實，這些事實幾乎會冒犯你，而且是如此枯燥和冷淡；而他卻一點都不在乎。他完全贊同實實在在的真理；直到他生命的最後階段還是如此。他充分利用他短暫生命中的每一天和每一小時，而且，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仍然像在精力旺盛的青年時代一樣堅定地掌控著自己的個性。我習慣於將一位法國哲學家的話語應用到他的身上，這位哲學家評論道：「他是一個屬於自然的人，憎惡蒸汽機和工廠。他巨大的肺獨立地呼吸著山脈和樹林的空氣。」 三、社會主義者 這些改革者是一個新的階級。他們不像清教徒那樣，熱情似火，一心一意要吊死貴格會員，燒死女巫，驅逐羅馬天主教，相反，他們屬於溫和派，具有平和甚至是和藹的性情，即使對傅立葉和他的天國之女也有著綿羊一般溫馴的眼神。那是一個空氣中充滿改革氣息的年代。1845年，羅伯特·歐文從英國拉納克郡來到這裡，只要有聽眾，他就會隨時隨地發表演講或者進行交談；他是最和藹可親、樂觀坦率的一個人。他堅信，他已經找到了正確和完美的社會主義，全人類將會實行社會主義…… 我真誠地尊重社會主義者高潔的思想，尊重他們理論的宏偉以及他們在推動他們的理論時所表現的熱忱。他們似乎是那個時代具有靈感之人。歐文先生用聖徒般的忠誠與熱情宣講了他的有關勞動與報酬的學說，灌輸進他的同輩人遲鈍的耳鼓中。傅立葉幾乎像拉普拉斯或者拿破崙一樣是法國精準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將博大精深的算術知識應用到有關社會痛苦的問題之上，並使人們肩負起一種寬厚的心靈總會賦予的職責，即構想宏偉的希望，提出偉大的要求，諸如人的權利。他所履行的所有人都應該或是可能贊同的職責範圍，並非來自社交聚會或者慈善音樂會，而是來自於宮殿的精妙、大學的財富，以及藝術家的勝利之中。他用高尚的方式思考問題。一個人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有權利享受純淨的空氣，享受愉快交談的氣氛，而不是像我們或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一樣，得到的全是難聞的氣味和霉臭的居室、惡女和莽漢。傅立葉的大腦里裝著全部的法國革命，以及更多的其他事情。這是一道超大規模的算術題。他的計算進入了以前從未計算過的領域，即星辰、大氣和動物，男人與女人，以及各種特性的階層。它是最使人愉快的法國式浪漫，這表明不能只是用最冷漠、最痛苦的方式進行改革的巨大可能性。 我們有機會從紐約教派不屈不撓的信徒阿爾伯特·布里斯班那裡學習到關於這些社會主義者和他們的理論的某些有益的東西。布里斯班先生用他全部的記憶力、才華、最大的信心和毅力推行他的信條。當我們聆聽他的闡述時，他向我們展現了崇高的機械哲學；因為這一體系是完美的部署與發明。這一部署的完美程度達到了極致。這個計劃的價值在於，它是一個體系；它不具備大部分普通計劃所有的片面、細微、瑣碎的特性，相反，它所涉及的事實的一致性和綜合性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它沒有被距離和數量以及任何形式的偏遠所嚇倒，而是用巨人的腳步跨越了自然，沒有忽略任何細節，用值得稱讚的一絲不苟的精神，編織了關於周期和本輪、關於方陣和空想的共產村莊的巨大的托勒密網絡。機械論拓展的範圍如此之廣是為了公平地對抗唯心論。人們不能不對傅立葉和斯維登堡之間所達成的奇怪一致留下深刻印象。至此，天才被可恥地濫用在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上。現在，它必須開始提高人的社會環境並去糾正他居住的星球的無序狀態。撒哈拉沙漠、羅馬平原、封凍的極圈——引起瘟疫的、或熱或冷的大氣污染著溫帶地區——控制著人類。交流、一致、合作是即將到來的天堂的秘密。由於當今時代人與人之間隔離、疏遠的緣故，所有的工作都是苦役。通過一致的行動並讓每個勞動者選擇他自己的工作，工作也就變得其樂融融。通過充滿進取心和科學精神的堅持不懈的耕耘，「吸引力產業」將快速地制伏瘟疫地帶；這一產業將會平衡溫差，還地球以健康的環境，並促使地球向太陽系散發「不可估量的有益健康的分泌液」，而如今的地球卻在大量產生有害分泌物。鬣狗、豺、蜢、臭蟲、虱子，都是該系統中的有益組成部分；善良的傅立葉知道，假如黴菌沒有消失，在惡劣的大氣環境中，那些生物會變成什麼模樣；而這樣的大氣環境無疑是由同樣不可估量的邪惡的分泌物所致。所有這些分泌物都將得到人類文化的糾正，有益的山羊和狗以及天真的詩意的飛蛾，或者消費腐朽木頭的硬蜱，將會替代它們的位置。為了使一個人具備所有才能，成為完人，需要一千六百八十個人的共同努力；也就是說，毫無疑問，你已經得到了一位傑出的工匠、一位優秀的廚師、一位理髮師、一位詩人、一名法官、一個製造雨傘的人、一位市長和一名市政委員會委員，等等。你的社區應該包括兩千個人，以防漏掉什麼人；每一個社區應當占用六千英畝的土地。現在，想像一下，地球上肩並肩安置了幾十、幾百個這樣的方陣——那會是怎樣的耕耘，怎樣的建築，怎樣的食堂，怎樣的宿舍，怎樣的閱覽室，怎樣的音樂會，怎樣的演講，怎樣的花園，怎樣的浴室呀！……貧窮將會被消除；畸形、愚昧和罪惡將不再存在；天才、優雅、藝術將大量出現。毫無疑問，在「吸引力產業」的統治之下，所有的人都將吟唱無韻詩。 我們當然是懷著極大的快樂心情欣賞這令人愉悅的壯美圖景。這一產業的倡導者及其朋友的能力和認真態度，他們理論的綜合性，這一產業中朝著他們將要獲得的目標進展的那種明顯的坦率。他們在如此多的社會痛苦面前所感覺並表現出來的憤慨，博得了我們的重視和尊敬。這一產業包含如此多的真理，並在將要實現這些真理的各種努力中預示如此多有價值的教導，因而，我們承諾要遵守這一進程中的每一個步驟。然而，儘管它的倡導者保證，它是一項嶄新的計劃，與所有其他社會復興計劃有著廣泛的區別，我們還是不能使它免於批評，而我們對於充滿時代智慧的改革方案會提出諸多此類批評。我們的感覺是，傅立葉只漏過一個細節，即生命。他將人視為塑料的東西，可以根據領導者的意願，被抬高或者貶低，被催熟或者被阻滯生長，被澆鑄，被拋光，被做成固體、液體或氣體的東西；或者，也許人被當做一種植物，儘管現在是一個糟糕的野蘋果，但通過施肥和陽光暴曬它可以及時地長成一隻很好的桃子——但是，他卻忽略了生命的力量，它產生和蔑視制度及制度的締造者；它逃避所有的條件；它隨著每一次悸動，製造或者取代上千個方陣和新和諧體系。存在著這樣一個秩序：各種能力總會出現在健全的頭腦中，並且，依據個人的力量，這些能力想方設法在周圍世界裡實現這一秩序。傅立葉體系的價值在於，它是對這樣一種秩序外化的闡述，或者是對將這一秩序帶到外部世界並進入相應的事實中的闡述。它的錯誤是，這一特定的秩序和序列將通過強迫或者宣揚的手段以及投票的方式被強加在所有的人身上，並且被嚴格地執行。然而，儘管真實和正確的東西不一定只是通過生命開始，但必須通過生命被導入它的結果之中。難道這個設計的構想者不能也去相信，在每個人的思想中都存在有一個類似的模式，而且，除了百老匯大街200號他的特殊委員會和總部所用的方法外，每一個合作者的方法都可能被採納？不僅如此。我們最好這樣說，讓我們成為公正的伴侶和僕人，並且每個人都直接成為神聖與仁慈的共和政體的核心，他確保把所有人都納入類似於柏拉圖法則和基督教教規的這一政體的法律範圍之內。在這樣的一個人面前，整個世界都傅立葉化，或者基督化，或者人性化，並且，在遵從他最私密的生命要求中，藉助自己的預感——儘管這與所有的感官可能性相悖——他發現自己的行為方式與沿著自己特定方向發展的所有其他人保持完全的一致。 然而，在一個充滿令人生厭、並不健全的小型計劃的時代，我們因為受到具有如此友善目的和如此龐大規模的一項計劃的訓誡而感到振奮不已；這項計劃體現了知識分子異乎尋常、左右一切的勇氣和力量；它證實了這一理論中如此多真理的存在，並且到目前為止它註定會成為事實。 採納傅立葉體系在一定的程度上證明了非凡的勇氣，因為他的書平攤在世人的面前，只是受到法語這一薄薄面紗的保護。斯多葛派學者說，忍耐；傅立葉說，縱容。傅立葉的觀點和聖-埃夫里蒙的一樣；禁慾對他似乎是彌天大罪。傅立葉確實十分具有法國特質。他在對婦女本性的誤解中埋頭苦幹。傅立葉的婚姻是一種計算的結果，即如何保證人類體質許可情況下的最大數量的親吻。這是錯誤和淫穢的，其中充滿了關於女人的荒唐的法國式迷信色彩。她們的本性永遠是那麼嚴肅、那麼具有道德感，她們的組織是那麼純潔，這是多麼合法的一個階層，而傅立葉對此一無所知。 當然，每個理論都有走向極端、忘記局限性的傾向。在我們自由的制度里，每個人都有選擇他的家園和職業的自由，所有可能的工作和收穫方式對他都是開放的，因而，財富可以很容易地大量積累起來，這在其他國家是不可能的事情。於是，財產證明了人類的太多東西，科學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必然會退化為自私的家庭主婦，天天要面對酒、咖啡、壁爐的爐火、汽燈和精緻的家具等諸如此類的東西。於是，事情立即轉換到另一個方向，我們突然發現，文明聚集得太快；我們誇耀為勝利的實際是背叛；我們錯誤地打開了一扇門，將敵人放進了城堡；文明是一個錯誤；沒有什麼比含有充斥著家具和雜物的許多房間的大倉庫更庸俗的了；在這些情況下，最明智的事情是拍賣和火災。既然狐狸和鳥們都擁有智慧的權利，它們會建造一個溫暖的洞抵禦惡劣的天氣——屋頂房間可以抵禦太陽和下雨，這不會浪費主人的時間，也不會讓主人大傷腦筋，當天氣暖和的時候，他可以走出房間，並且可以使搶劫者很難得手。這是梭羅的信條，他說傅立葉主義者們具有責任感，這使得他們將自己奉獻給他們的次最好。梭羅將最純潔的道德規範呈獻給血與肉以及鍥而不捨的撒克遜信仰。他比自己的任何同伴都更加真實，他實實在在地相信這些道德規範，並且一如既往用拒絕被忽視的積極樂觀經驗支持它們。梭羅本人就是一個實際的答案，幾乎是對社會主義者理論的反駁證據。他不需要方陣，不需要政府，不需要社會，幾乎也不需要記憶。他過一小時算一小時，生活沒有任何計劃，如同鳥兒和天使們；他給每天一個新的提議，和昨天的一樣具有革命性，但卻是完全不同的提議；他是城鎮中唯一的閒散之人；並且，他的獨立使所有其他人都好像奴隸一般。他是可敬的艾博特·桑普森似的人物，胸中裝著一個忠告。 「一次又一次，我為我所謂的貧窮而祝賀自己，我無論如何誇大這個益處也不過分。」 「你們所說的一無所有與貧窮，對我來說是簡樸。如果上帝想考驗我的話，他不會對我不仁慈。我只是喜歡讓每一件東西都只在適當的時候出現，而在其他時間絲毫見不到它的蹤影。不期望任何享受益處是所有益處中最大的益處。我從來沒有期望得到超出我意料之外的東西，比如，我本應該出生在一個全世界最值得尊敬的地方，還要在關鍵時刻出生。」這表達了一個樂觀主義者的心聲。我認為，這些慈善家本身是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的結果，和許多其他優秀的事實一樣，屬於這一期間盛開的花朵，預示著成熟的美好果實。他們相信自己不是造物主，然而，他們是社會真實狀態中無意識的先知；這種社會狀態是自然的趨勢所致，它的建立總是為了健全的靈魂，儘管不是他們所描繪的那種風格；但他們是真正在誕生過程中的社會狀態的描述者。 [《新英格蘭生活與書信的歷史性記錄》] 接下來，愛默生繼續運用駕輕就熟，有時帶有幽默感的筆觸描述1841年到1847年間存在的布魯克農莊協作社團：「書信的傳遞不是從一個家庭到另一個家庭，而是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這是永恆的野餐聚會，是法國革命的縮影，是麵餅鍋里的理智時代。」它令人振奮，不循常規。一個人全天都在辛勤勞動，而另一個人全天都在注視著窗外，認為自己在繪畫。也許，這就如同今天的一所過分追求進步的中學，在那裡，成人而並非孩子們勤勤懇懇地工作，以使教育價值不至於很快脫離每個孩子的個性。「女士們洗了一天衣服感冒了，男士守護神就應該義不容辭地幫她們把衣服擰乾，晾起來；實際上他們一直如此。有時候，當他們晚上跳舞時，從衣兜里會掉出許多衣夾。」更重要的還有關於烏托邦的關鍵問題；誰將去乾擦桌子、洗碟子這類髒活？這是一種充滿刺激的無政府狀態。愛默生對未來美國文化的廣泛基礎充滿信心，於是他寫了一段文字作為總結。這些文字不再粗俗不再古怪，語氣開始平和起來，並產生一種持續的影響力： 「我回想起這幾個事實。孤立地看待其中任一事實，都讓人覺得瞭然無趣，但都具有時代和民族的印痕。我欣喜地注意到，美國思想不再古怪不再粗俗，在廣泛、堅實的基礎上開始顯現平和的格調，這對於歐洲大陸人和有知識的人是非常適合的。如果說我已再三強調我所談到的特殊影響的重要性，我會充分意識到一批優秀的文學家、歌唱家和科學家的隊伍正在日益壯大。這些大師們使得如今我們城市和國家的知識分子們歡欣鼓舞——他們才智過人，並非偶然的運氣，而是正常現象，具有廣泛的文化基礎，因而激發起依賴自身力量穩定發展的希望，讓人看到了沒有黑夜的白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