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智慧 · 第一章　生活的智慧

一、智慧的範圍 唯一重要的哲學問題，關係我們及我們國民命運的唯一問題，是生存智慧問題。只有搞清其主題和範圍，智慧才能稱其為智慧，其範圍只能是活著的人的生存領域。我就想把問題這麼簡單化，絲毫不願意涉及一個讓人非常遺憾的知識分支——形上學。活著的人的問題是一個我們了解甚少的相當廣闊的領域，其中充滿了人類情感和希冀；充滿了使我們不時地感到羞愧的動物遺產；充滿了太古的、黑暗的、地表下的欲望，這在基督教義上稱為附在我們身上的惡魔；充滿了我們莫名其妙的高貴感，考慮到我們的來歷的確莫名其妙，這在基督教義上稱為駐在我們心中的上帝；充滿了了不起的智慧及其結晶；充滿了我們高尚的愛國情操，對國旗的熱愛，銅管樂隊帶來的激動以及國際戰事中並不光彩的屠戮。世界，生生不息的世界，是一個經常被人談起的話題，有時候談論得過多了。難道我們不可以不提不朽的問題嗎？這應該是死者的合適話題和領地。對我們來說，他們死了，假如他們沒有死，他們將從更好的角度討論他們知道的一切；我們只有穿過陰陽界才能對此了解更多。我希望他們處理問題比我們的運氣要好。愛默生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關於不朽的眾所周知的證據是我們對其他任何解決方案都不滿意。」這是一句廣為引述的名言，它會繼續流傳下去。證據本身含有消極的成分，依賴於我們思想中的某種主觀欲望。但是，由於使用了形容詞「眾所周知」，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文學創作上；否則，人們也不會引用得如此廣泛。然而，一個中國人也許會這樣說，說得同樣恰如其分：「關於死亡眾所周知的證據是我們都蹺起了我們的腳趾（代指死亡）。」因此，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其他地方，智慧的範圍是一個簡單的命題。我們都會死去，但在這短暫的幾十年間，我們應該如何去做生命才最有價值呢？ 「了解可能發生的事情是幸福的開端。」喬治·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說。桑塔雅那只用一句話似乎就為我總結了關於智慧的適當領域，以及美國人的所言所思之精華。我知道，從知識結構上來看，桑塔雅那是一個在歐洲大陸出生的拉丁人；他的母親是美國人，他先後在波士頓和坎布里奇成長和講學，從這方面來說，他是個美國人。可實際上他是個遊歷四方的學者。我想提他是因為，如果缺少了這位人類和自然主義智慧的巨擘，對美國智慧堪稱不可估量的損失。他的思想高屋建瓴，仿佛高山頂峰修造的一座城堡，空氣雖然稀薄，但依然充滿了濃厚的人情味。但是，了解人類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事情並非西方哲學的特徵。悠閒地沉思，而對生活現實不聞不問，對我來說，似乎包含了西方正統哲學的全部內容——思考不朽、自由意志、絕對真理、絕對本質、絕對物質、知識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約翰·杜威（John Dewey）曾經一本正經地說道：「針對知識的可能性這一問題發表的言論的確有一種諷刺意味。科學正在迅猛地發展，哲學家們卻在詢問知識是否可能。」1也許此後杜威對此給予了正確的補充——「他們認為知識是不可能的」。自由意志問題如何提出來，本身就表明思考的悠閒性。任何一個人，如果侍者問他需要茶還是咖啡，加不加奶油，冷的、熱的還是冰的，錫蘭茶還是中國茶，加檸檬還是牛奶，加一塊、兩塊還是三塊糖，那麼，他知道他是自由的。任何兇手做完周密的計劃之後，都清楚最終是否實施完全靠他自己拿主意；甚至由於仇恨、妒忌或恐懼造成的不正常的短暫的意志麻痹也只會證明正常意志在起作用。然而，在討論自由意志和決定論方面已經浪費的筆墨足夠一頭河馬暢遊其中。 在這些西方哲學家們的眼中，知識和意識存在著完全的區分；事實上，過去三百年間，二者之間一直相互猜疑，爭執不斷。西方哲學家，從他全部思考的證據來看，被認為是對自己的意識不信任。在選用茶或咖啡時，他甚至不能遵循自己的思維過程。也許，只有威廉·詹姆斯曾經十分直白地說到，在坎布里奇結束一次演講之後，他會按照自己的意願漫步於三一大道或牛津街上。也許，把西方哲學家僅僅描繪成一個懷疑自身存在的人過於簡單化了；也許，我們甚至可以斷言，這是西方哲學的愚昧。我們很快就會明白，美國人強烈的事實感是如何堅持不懈地對抗這一散漫的無用論的。但是此刻，我可以借鑑一位最睿智的現代美國人——克勞倫斯·戴伊（Clarence Day）的看法，他的話語富有幽默感和洞察力，他曾說：「太多的道德衛士開始演講時都輕視事實，輕視他們也包含其中的人。輕視是他們的自由，但同時他們也失去了作為道德衛士的資格。他們的感覺使他們忽視了作為講學者應該具備的義務——『去發掘人類行為中最閃亮的部分，而不是把一系列不可能擺在他的面前並且告訴他如果他不解決這些不可能，他就應該受到詛咒』。」2 智慧主要是一種均衡意識，更是一種對我們人類局限性的把握。一些人絞盡腦汁試圖弄清楚精神、本質和物質，哪個代表了最終的絕對性；他們絞盡腦汁只為追求其中的快樂，不會摧毀宇宙。宇宙繼續運轉，生命不斷延續，絲毫不理會他們的存在。有人曾發表言辭巧妙的評論，稱伯特蘭德·羅素對上帝發怒是因為上帝並不存在，因為如果上帝存在上帝肯定願意毀滅他。因此，對我來說，智慧就是強烈地意識到我們不是什麼身份，比如我們並不是上帝，同時面對生命的本來面目。換言之，智慧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是對生活和常識的思索。約翰·杜威，美國精神的典範，藉助相對簡明的方式詮釋晦澀難懂、冗長乏味的抽象哲學，他之所以這樣做，只不過在努力地告訴我們要依靠經驗、相信經驗，他曾經也將其與人類常識相提並論。3 很久以前，有一個美國人無須重新積累自己的常識，因為他一直具備著常識。他有非凡的天賦、理想的出身，他的母親快樂地生活在世上，心滿意足。他也心滿意足。班傑明·富蘭克林，作為閃電愛好者、女性傾慕者，同時又是一位思想者。他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世界該幹什麼，美國該幹什麼。我們又有誰能夠這樣說呢！ 因此，我希望從這位最睿智（或許也是最偉大）的美國人身上開始對美國智慧的探索，以便喚醒人們對生活的思索。一切哲學，人類的一切深邃思想，無疑都起源於如何看待這個星球上的人的壽命的短暫和虛幻。一旦真誠地去面對，人類常識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1778年，富蘭克林居住在帕西，當時是巴黎的郊區。一天，他在布里昂夫人的陪同下，到兩里格（等於三英里）以外的約里磨坊——塞納河上的一個島嶼，去參加一個文化人的歡樂聚會。在那裡，富蘭克林觀察到一種名叫蜉蝣的昆蟲，其壽命還不足一天，於是就寫了下面的一則小品文，之後迅速地傳開，巴黎文化圈裡的朋友們爭相傳閱。他寫這篇文章，是為了向布里昂夫人獻殷勤，他正在追求布里昂夫人，而後者的丈夫當時還活著。求愛的結果是，富蘭克林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即這位法國貴夫人的青睞，他稱之為「基督的慈悲」。然而，從此，在布里昂夫人的經常鼓勵下，他創作了大量的小品文，這些小品文成為他最優秀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標誌著他成為了一個天才作家。 對於離開此世的蜉蝣來說，聲名算得了什麼？ ——班傑明·富蘭克林 我親愛的朋友，您也許還記得，我們上次在約里磨坊參加歡樂聚會時愉快地度過的那一天。公園裡風光秀麗，參與者風雅得體。我們倆常常一起散步，有一次，我停留了一會兒，而其他人都已經往前走了。我們曾經看到過無數蜉蝣的屍體，那是一種兩翼昆蟲，據說它們在一天之內就會有好幾代生死變化。這一次，在一片樹葉上我偶然發現一群活著的蜉蝣，它們好像正在談論什麼。你知道，我了解所有低等動物的語言。我大量地研究它們，因此，我才在你的鼓勵下取得了一點點進步。我懷著好奇心，想聽一聽這些小生命的對話。但是它們以其獨有的種族活力，三四個同時講話，所以我很難聽清楚。儘管如此，我斷斷續續地也能聽出一些內容，原來它們正在熱烈地爭論兩個外族音樂家誰更優秀，一個是蚋，另外一個是蚊。它們全神貫注地爭論著，似乎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生命的短暫，好像有把握活到一個月似的。它們真是無憂無慮，我這樣想到；統治它們的政府一定是明智的、公正的、溫和的，沒有牢騷、沒有爭鬥，所以才會有閒情逸緻去比較外族音樂家的優劣。我轉過頭來，看到一隻花白頭髮的老年蜉蝣獨自待在另外一片樹葉上，正在自言自語。它的獨白讓我興致勃勃，於是我把它記錄下來，期望也能博得她的嫣然一笑。我對她感激不盡，因為她帶給我最大的快樂，和她待在一起，我感到無比和諧和滿足。 老蜉蝣說：「在我們的種族中，學識淵博的古代哲學家們認為，在約里磨坊這片廣袤的世界裡，我們的壽命不會超過十八小時，我想這是不無道理的。太陽給天地萬物帶來生命，可是在運行過程中，它已經明顯地向我們地球盡頭的海洋傾斜過去。最終它會走完全程，消失在我們周圍的海洋里，我們的世界因而陷入一片黑暗和嚴寒，於是，一切都將死亡、毀滅。在這一行程中，我已經生活了七小時，足足有四百二十分鐘，這是一段了不起的時期。我們的種族中有幾位能如此長壽！我經歷了好幾代蜉蝣的出生、成長和死亡。我現在的朋友是我年輕時朋友的子孫，而我原來的朋友，唉，都早已離開此世了！而我不久肯定也要隨之而去，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雖說我現在身子骨還算硬朗，但我也不能指望再活上七八分鐘了。那麼，我在這片樹葉上辛苦勞作採集蜜露，而我自己又享受不到，我這是何苦呢！為了這片灌叢中的同胞的利益我參與了一次次政治鬥爭，為了我們種族的普遍利益我從事哲學研究，我又是何苦呢！在政治運動中，如果沒有道德的約束，法律又有何用？我們現在的蜉蝣種族將在幾分鐘內腐敗下去，就像其他更古老的蜉蝣種族一樣，最終墮落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在哲學上，我們取得的進步多麼微不足道！嗚呼，哲理無邊，生命苦短！朋友們總是安慰我，說我已功成名就，身後留芳；說我品德高尚，一生榮耀。可是，對於離開此世的蜉蝣來說，聲名算得了什麼？假如宇宙萬物乃至我們的整個約里磨坊天數已盡、行將毀滅，對於十八小時的歷史應該作何評論呢？」 對於我來說，經過孜孜不倦的追求之後，我依然能夠享受的真正快樂唯有對如何不虛擲漫長生命的思考，幾隻優秀的雌性蜉蝣的至理名言，還有布里昂夫人那永遠親切的笑容和話語…… [《蜉蝣：獻給布里昂夫人》] 蜉蝣（Fuyu），其壽命不到二十四小時，中國古代哲學家莊子曾提到過這種昆蟲。莊子經常利用鳥獸中的龐然大物和微小生物來說明生命現象的相對性。他曾經通過自己寫的故事「蝸牛角上的戰爭」試圖向世人證明戰爭是無濟於事的。 魏王，就像現代的許多統治者一樣，陷入了戰爭與和平的兩難境地：敵人撕毀了和平協議，他想復仇。一位將軍建議刺殺撕毀協議的人，另外一位大臣建議帶兵攻打敵國，還有一位大臣為耗費大量人力建造的城池將要遭到毀壞而感到痛心。準備戰爭和不發動戰爭的決定似乎都欠考慮，魏王為此十分困惑。（我之所以願意講中國的這個故事，是因為現代人也處於同樣的困境。）一個道教徒（戴晉人）覲見魏王，告訴他在道家學說中可以找到解決方案。魏王向他討教其中緣由。 戴晉人問魏王：「您聽說過一種叫蝸牛的小動物嗎？」 「聽說過。」 「在蝸牛的左觸角上有一個王國，叫做觸氏；在蝸牛的右觸角上也有一個王國，叫做蠻氏。兩個王國為爭奪土地連年戰亂，每次爭戰，死者成千上萬。當一方獲勝，追掃殘兵敗將就得花半個月時間才能回到自己的國土。」 「唉，」魏王說，「你在給我講一個虛構的故事嗎？」 「這絕對不是虛構的故事。請問，您認為宇宙空間有止境嗎？」 「沒有止境。」魏王回答。 「那麼，假如您展開想像力馳騁於無邊無際的宇宙，再回過頭來看看這熙來攘往的小小人間國土，是不是覺得您的王國若有若無、微不足道呢？」 「是這樣。」魏王回答。 「那麼，」道教徒說，「在這熙來攘往的小小人間國土之中有個魏國，在魏國之中有個大梁都邑，在這大梁都邑中才有了陛下您。您認為，魏王和蠻氏國王有什麼區別嗎？」 「沒有區別。」魏王說道。道教徒告退。魏王惘然若失。4 二、哲學家眼裡的盲人的探路棒 「假若我把主要哲學家們的——這裡暫不考慮二流作品和過渡時期的作品安置在四格書櫃裡，那麼，在最上面一格，我擺放的將是印度作家的作品（既然我讀不懂這一格作品的語言，我把它們放在我夠不到的地方）；第二格，我將擺放希臘自然主義作家的作品，遺憾的是，這類作品數量有限，為了彌補，我將在這一格補充上文藝復興的自由探究者的作品，一直到斯賓諾莎為止——經過兩千年變遷，斯賓諾莎重又回到科學沉思的軌道，另外，本格還包括所有現代科學著作，因此，這一格將成為非普通哲學作品大全之格；在第三格，我將擺放柏拉圖派的作品，這類作家包括亞里士多德、早期基督教作家、經院哲學家以及所有誠實的基督教神學家；在最後一格，我將擺上現代哲學或主觀哲學的所有著作。出於懷疑，我將把和我同時代的作家作品擺放在桌子上。在這些作家中，有一些充滿活力，我喜歡他們關於自我覺悟所做的素描，他們具有反叛性的自我中心主義、他們對術語的熱心改革，以及他們賴以清楚地觀察事物的某個微小部分的窺孔；他們擁有豐富的智慧，但是對我來說，他們就像小孩子玩弄盲人的探路棒一樣；他們不知道自己身居何處，卻仍舊激動萬分。他們確實生活在普通的自然世界中，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物威脅他們或吸引他們；為了認識哲學，他們只有設法擺脫哲學束縛。」5 這是喬治·桑塔雅那從哈佛退休回到歐洲之後發表的關於哲學發展的獨白。對一位哲學教授的如此肺腑之言，我們表示感激，只希望這類話語更多地具有同樣的爽直魅力、同樣的詼諧靈氣，以便了解其真正內涵。「我們就好像一群孩子在玩弄盲人的探路棒……興奮異常卻不知身居何處。」對於最近三百年以來的現代主觀哲學來說，在哲學探索的樂趣方面，這是多麼恰如其分的描述！「極其傲慢的費希特（Fichte）和尼采（Nietzsche）在才思枯竭、輕率多變的貝克萊（Berkeley）和休謨（Hume）面前顯得相形見絀。這的確是一幅好景致：眾神看見其中的一個大學肄業生把物質從宇宙中驅散，而另外一個肄業生卻驅散了精神。」考慮到現代哲學普遍關注對於自我意識的科學審視，桑塔雅那對其要點所作的概述既公正又精確，如今所有學習哲學的人都必須承認這一點。6 毋庸置疑，現代哲學抨擊的問題是知識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了解現實的問題。進行了三百年這樣的探索，唯一的結論是我們一無所知，我們對現實無能為力，我們對事物本身無能為力。穿越現代知識漫長昏暗的走廊，人們聽見了這些哲學家們恐怖的叫喊聲——「我在哪裡？」「我還存在嗎？」「我是真實的嗎？」「我如何知曉自己的存在？」這些叫喊聲充滿了疊加的憤怒，迴響在塗滿灰泥的走廊，人們仿佛這才意識到，唯一真實的是對未知世界的恐懼。 現代哲學家中有兩個人看起來對這一現狀很不滿意。儘管他們承認玩弄盲人的探路棒令人興奮，而當他們對此提出異議並稱這一遊戲有點不公平——對他們自己不公平、對現實世界不公平、對人類生存不公平的時候，他們的談話依然妙語連珠。其中一位是威廉·詹姆斯，一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紅頭髮的腦袋裡面閃爍著愛爾蘭人的靈氣；另外一位是喬治·桑塔雅那，像美國人一樣優秀，卻具有歐洲人主要是天主教徒的背景。他們兩位悄悄地舉起他們的哲學眼鏡，偷窺外面的日光、樹木和小鳥。他們舉起眼鏡的習慣備受非議；除非所有人都玩起同樣的遊戲，都假裝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他們才能消除自己的錯覺。人們總是帶著懷疑的眼光看待威廉·詹姆斯，他被描述為「對哲學的突然造訪」，即哲學並非他的研究領域。我願意贊成這種說法。據我所知，威廉·詹姆斯是為了生計，偶然從事了教授哲學的職業。晚年時，他已經非常厭煩這一職業。他把自己鎖在房間裡，面對著數百本哲學和心理學書籍，一直來回地踱步，並透過鑰匙孔窺視陽光普照的外部世界。他聽到一個內心平靜的聲音：「世界對我來說是真實的，滿足了我的多種需求。」這兩位哲人的思想並不完全一致，人們不能就此責怪詹姆斯。桑塔雅那在1918年這樣寫道，我們「的確生活在一個普通的自然環境中，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物威脅或者誘惑我們」。這個時候，幽靈一般的詹姆斯也一定感到心滿意足了。 我想用一段文字總結上述情況。既然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開始懷疑自身的存在，並進而依靠自己的意識證明自身的存在，那麼，一直以來，人類知識的這一分支主要涉及一大問題，即現實是否真實，我們是否可以了解其全部內涵。於是凸顯了一個矛盾：物質，而不是精神，如何產生意識？精神，而不是物質，如何運動並建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哲學家們依據自己的概念劃分，人為地分割精神和物質，他們面臨著無法彌合的裂痕，因而，他們無法迸發一些有趣而奇異的思想。直到最近，由於現代物理學的發展，懷特海德指出了他們關於精神和物質彼此獨立存在的基本構想的謬誤所在，並且以一種自鳴得意的口氣宣稱，意識只是某一事件的作用所致，因而必然是現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這只不過是「專門用語上的又一次根本變革」。從遊戲規則的嚴格意義上來看，這似乎改善了我們的現狀，挽救了我們的現實世界。確切地說，這又是在玩文字遊戲。但是，正如霍伊爾（Hoyle）制定的遊戲規則一樣，這一變革證據確鑿，像我這樣對遊戲一無所知的觀眾因此而釋然。這一直是關於概念、措辭和定義的一則遊戲。最近，耶魯大學的諾思羅普（Northrop）重新認同了即時產生的本能意念的價值和效用。8這些意念是上帝賜予我們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方法，這也是剛愎自用的人類由於自己的知識傲慢決定忽視的一面。這，標誌著思想上的重要進步。 確切地說，這些令人難忘的思想架構，從康德到黑格爾，只不過是海市蜃樓。然而，多少年來，這一直是人類的思辨形式。許多善於思考的哲人研究思想、現實和精神的本質和效用，完全沉醉在這些大師為他們編織的五彩繽紛的思想網絡里，在沉思中獲取極大的樂趣。研究思想的人大都渴望趕超同行，渴望不被認為愚笨，因此，對於光與色的複雜結構，每個人都盡其所能地觀察、盡其所能地探索。他們從不停下來，發出這樣的質詢，如果哲學的全部內容是知識的不可能性，那麼，難道沒有出現什麼根本性的錯誤嗎？如果物質世界在知覺上、道義上、社會上和美學上是真實的，而在邏輯上是不真實的，那麼，難道思維方式本身沒有出現什麼錯誤嗎？顯而易見，對真理本身的定義發生了錯誤。哲學家爭論的真理本質是一回事，而當一個鄉下人自言自語：「天從西北方向暗下來了，今天晚上吃晚飯之前，我必須耕種完這塊馬鈴薯地。」他眼中的真理本質是另外一回事。如何彌合思想上的這一鴻溝，對於一個想滿足自己的事實觀和知識上的自豪感的哲學家來說，絕非易事。 既然我們決定不從事正統哲學研究，我們也許可以借鑑威廉·詹姆斯和喬治·桑塔雅那這兩位大家的思想，用幾段文字儘快理清哲學體系，然後與他們一起回歸生活的充實。詹姆斯和桑塔雅那均背離了哲學家們的職業奧秘。詹姆斯的言辭實際上承認了哲學家們的無知，承認了他們都是主觀猜想者，而不具備詹姆斯所謂的虛假的客觀性，不具備桑塔雅那所謂的對真理的熱愛。威廉·詹姆斯代表一種美國現象，原汁原味、自由散漫、永遠好奇、狂傲不羈。當他把自己的美國事實觀和成熟的生活觀用於歐洲哲學架構的教學時，註定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實際上，一個人所依賴的證據是真實、客觀的，他對此的堅定信念只不過是又一個主觀意見而已。人們所宣稱的客觀證據和絕對事實導致了多少相互矛盾的主觀意見啊！這個世界自始至終都是理性的，而它的存在是一個無理性的基本事實；世上存在私人的上帝，而私人的上帝是難以想像的；也有一個獨立於思想之外的物質世界，人們很快就會了解它，而思想卻只能了解它自己的觀念；也存在著一個道德規則，可責任只是各種觀念的結果；每個人的心中都存有一個永久性的精神原則，而造成的結果只是不斷變化的精神狀態；事物的起因不計其數，而總會有一個絕對的起因；如果說外部的必要性，那就是自由；如果說目的，沒有目的；如果說存在一個最初的起因，那就會存在許多最初的起因；宇宙具有連續性，而從本質上來說，事物又具有非連續性；如果說事物是無限的，它也是有限的。有這方面，就會有那方面；某個人認為某事完全正確，肯定會有相反的情況。比如，他的鄰居會覺得這事完全錯誤，而這兩位絕對主義者中誰也不會這樣想：『麻煩總是難免的。』他了解事物真相所依賴的知識萬無一失，即使他直接掌握了真相。」9 對哲學體系的最後一擊是喬治·桑塔雅那完成的。他熟練地揮舞著自己的反語武器，恰似一名技藝高超的鬥牛士，把劍徑直刺向「某物」的心臟，此處的「某物」代指歐洲鬥牛，鬥牛隨即鮮血迸流。 「覬覦真理需要獨特的熱情。每個哲學家都說他在追求真理，但事實並非如此。正如一個哲學家所評論的那樣，哲學家們往往不能獲取真理的一個理由是，他們往往並不渴望獲取真理。真正忙於探索真理的人是科學家、博物學家、歷史學家……專業哲學家們通常是只會道歉的人，即他們沉迷於為某些被賦予的假象或者某些有鼓動性的思想而辯解。就像律師或偵探，他們受人雇用，分析案情，以確定他們能搜集多少辯護所需的證據或疑似證據以及能舉出多少支持控告的反證；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正在為嫌犯辯護，人們懷疑，也許他們自己的良知也懷疑，此人犯有偽造罪。他們並不覬覦真理，只是嚮往勝利和消除他們的疑慮。他們辯護的是某種體系，即某種關於事物整體的觀點，而實際上人類對此一無所知。假如人們只是對了解事情的真相、事情的來龍去脈感興趣，就不會建立起任何體系。我們的某種流行的或繼承的觀點恰當而充分，不理會所有有望成功之士而有意堅持這一點，正是形成體系的因素。一個體系可能包含許多事物，其細節真實可靠；但是作為一個體系——此體系包含無限的可能性，我們的經驗和邏輯均無法對此有所影響——它必須是想像力的結晶、人類的獨白。它也許表現人類經驗，也許富有詩意；然而，真正覬覦真理的人，無論是誰，怎麼可能認為這就是真理？」10 在另外一篇散文《面具》中，桑塔雅那繼續犀利地批評專業哲學家們。他說：「一個人在某個事實上無意間犯了一個錯誤，誰也不會和他生氣；但是，當你正在敘述一個事件的時候，他一意孤行堅持跟你搗亂，你就很想一腳把他踢開。這就是每一個哲學家和神學家爭吵不休的原因所在。」有人給我講了這麼一件事：在墨西哥城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上，有人試圖召集神學家和哲學家一起開會，愚蠢地希望他們可能就某些共同的信念達成一致，而沒有意識到，要想讓美國新教聖公會主教接受基督教浸禮會教義，還不如讓帕莫里夫（Palmolive）總統承認象牙牌肥皂的優點呢！ 在看待人類對於哲學付出的努力時，實際上只需注意一個重要區別：相關思維和不相關思維。關注生命的思維是相關的，忽視或摒棄生命的思維是不相關的。人的本能，即使是在思想領域，也是對生命的探索，即使哲學家們頻繁地忽視這一點。難道荒蕪本身不就是對哲學的強有力的譴責嗎？在中世紀，傳教士們享受著「神職人員的利益」。在現代社會的大學教授身上，是不是也存在一種消磨意志、腐蝕心靈的利益，可以免除他每日受到自負謊言的折磨？但願，學者的這種利益會消失！但願，會建立一個普遍的信念：在普通人生活里有一個世俗法庭，哲學家們不應該免除那裡的審判！當然，現代哲學往往對顯而易見的事情視而不見。同時，現代哲學極其缺乏適應性；它無法改變牧場，無法從荒蕪的土地遷移到富饒的山谷，早期的牛羊生活在這裡，顯得肥碩無比。 三、美國人的事實觀 美國思想中最顯著、最清楚的事實之一是美國人強烈的事實觀。這一理論將愉快地拋棄大量僵化的哲學體系而去熱烈地追求生活經歷的多變性。它小心翼翼地發展著，直到有確切的把握並且對其顏色、結構、重量、價值進行一定量的實踐檢驗，才可能接受或者崇拜某種理念。從愛默生到詹姆斯、桑塔雅那，再到笛卡兒，其理論發展一脈相承。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我是否存在」，也許是所有哲學問題中最無聊的一個。笛卡兒經過思考證明自己是名副其實的思想家。人們也許會問，笛卡兒用初步證據證明自己的存在是不真實的，他究竟又是如何認為自己的思考是真實的呢？這標誌著歐洲哲學黑暗時代的開始。一個歐洲哲學家即使否認自身肉體的存在，也會堅信意識是確定無疑的事實，並且完全從意識出發建立一個宇宙，隨後帶著某種母性的自豪，認為宇宙是自己的一個孩子。毋庸置疑，其順理成章的結論就是，宇宙存在於我心，而不是我存在於宇宙中。 對於這種荒謬可笑的德國理想主義，一些美國哲人是如何應對的呢？事實非常令人鼓舞。1820年，托馬斯·傑弗遜在信中對約翰·亞當斯說道：「你在5月12日的一封令人困惑的來信中談了對物質、精神、運動等的看法，請允許我對此談談自己的意見。滿篇的懷疑論調令我輾轉反側，我讀一會兒，放下；再讀，又放下，反覆多次；為了讓大腦放鬆一下，最後我不得不再次回憶起那句熟悉的話安慰自己：『我思，故我在』。」這句話強調情感的重要性，對一個註定生活充裕、事業成功的民族來說，這是極大的慰藉。111848年，亨利·梭羅（Henry Thoreau）在給哈里遜·布萊克（Harrison Blake）的信中說：「我就是現在的我，或者說我開始成為現在的我。我生活在現在。我只是銘記過去展望未來。我熱愛生活……我知道我存在。」1854年，沃爾特·惠特曼寫道：「我知道我是現實存在的、健全的……我以現在的狀態存在著——這就足夠了。假如其他人沒有意識到，我會滿足。假如人人都意識到了，我也會滿足。」（《自我之歌》）我認為，這是一些揭示真正的美國精神的重要言論。也許，霍姆斯法官在散文《理想和疑惑》中對這一現狀作了最好的總結：「倘若世界如我所想，我就是我所了解的唯一宇宙中的上帝。然而，儘管我不能證明自己十分清醒，我相信我的鄰居們像我一樣存在於斯。如果我承認這一點，也就會很容易承認，我在宇宙間，而並非宇宙在我心。當我提到某物是真實存在的，我的意思是我忍不住會相信它……但是，由於許多宇宙能做的事情我也忍不住去做，我不敢冒昧地認為我思維方式上的無能就是宇宙的無能。因此，我把真理定義為關於自身局限性的體系，而把絕對真理留給那些真正有準備的人去思考。」這對我來說頗有道理，這對於任何美國人來說都頗有道理。另外，霍姆斯在散文《自然法》中表明了對這種狀況的滿意：「如果我們相信我們源自於宇宙，而不是宇宙源自於我們，我們必須承認在談論沒有理性的物質時我們並不清楚自己在說什麼……為什麼我們不滿足？為什麼我們運用宇宙給予我們的能量公然對抗宇宙，向上天揮舞著拳頭？對我來說這顯得十分荒唐。」12 睿智、多思的美國人還在沉思著，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對上述理論的不認同。也許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愛默生其人其事。評論家們認為，愛默生理論不成體系，並以此而聞名。這對於保羅·埃默爾·莫爾（Paul Elmer More）來說，去感受歌德、康德、費希特和謝林（Schelling）的影響的確有點困難。可以想像，如果愛默生能夠把他的思想梳理成一種思辨體系——其思想精髓是難以想像的——這只能有助於某個研究生相當輕鬆、相當精確地撰寫一篇博士論文。但是，這對於思想家愛默生又意味著什麼呢？愛默生的思想總是處於變化過程中，總是與現實自由的、親密的接軌，如果那樣的話，他的思想將全部變為「固態」，他的宇宙也變為「固態」，這會讓威廉·詹姆斯大為震驚。他們獲得了精確的理論綱要，同時卻失去了思想的流動性，失去了與新的生活經歷不斷接觸的機會。他對得出最終結論成為一成不變的「固態」理論表示難以忍受、困惑不解並斷然拒絕，這是多麼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桑塔雅那用來描述威廉·詹姆斯的形容詞用在愛默生身上再合適不過了；他「追求多變、時斷時續、自我間斷」，以免真實的生活擦肩而過，以免我們成為某種體系棺木中的殭屍。愛默生對現狀一直表示不滿，一直擔憂無法獲取全部真理，一直懷疑由分類體系支持的真理的各個方面只不過是現實生活的某些片段，於是他就中斷自己的探求，並因此而聞名遐邇。他一直因為現實生活本身而感到困惑。比如，他看見一個女子在大街上走過，感到不知所措。作為一個新英格蘭人，他感覺到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思想，以適應這樣的現實、這樣的生活片段。在《唯名論者和現實主義者》一文中，他對此袒露心跡。在文章末尾，他坦言了自己的思想歷程：「我們擁有虛無，為虛無而奮爭，只是有時候我們轉而摧毀虛無。我們極力嘲諷愚昧無知嘲諷感知生命；此時，偶然路過一位漂亮的女子，一個鮮活的生命，她快樂幸福，她神采飛揚，她全神貫注，使最普通的禱文顯得完美和諧；目睹這一切，我們欽佩她喜歡她，欽佩並喜歡她的言行舉止，我們會說：『看哪！美麗的地球上一個活生生的人，沒有因為書籍、哲學、宗教、社會、關懷而過早成熟抑或香消玉殞！』這，暗示了對我們自己與他人長期以來的所有熱求和成就的背叛和蔑視。」13因而，當愛默生走出非國教教徒集會場所或是新教會場，走出喧鬧的布道大廳，他就會聽到自然界對他竊竊私語：「渺小的先生，為什麼如此狂熱？」這一句輕輕的耳語成了愛默生得救的福音，也成了隨後威廉·詹姆斯得救的福音。 四、渴求信仰 有人說美國思想就像黑格爾哲學一樣熱衷於盲目、抽象的思索。總體來說，我們必須為美國思想做無罪辯護。美國人有一種對事實而非純粹理念的固有熱愛。我意識到，德國人對學術界有巨大的影響，許多美國教授竭力做到晦澀難懂、過分考究、抽象莫測、對生活漠不關心——他們成功了。他們和歐洲教授一樣常常沉迷於學術行話的推敲。語法學家、醫生、科學家、社會學家，甚至當前的教育學家，都擁有他們的職業用語。當他們和同行業的從業者們談話的時候，如果能夠隨心所欲地使用從拉丁語派生過來的長單詞，他們會感到一種自豪、一份愜意。（在帕林頓的職業用語中，甚至會有一種熟悉的舒適感和強烈的節奏感。）然而，對於一個適於研究生活的哲學家來說，如此抽象的談論會削弱他的主張，會令他的主張毫無說服力。如果考慮到約翰·傑·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的表達有詼諧的一面，他向威廉·詹姆斯談到約西亞·羅伊斯（Josiah Royce）時所說的話語，確實很有道理，代表著典型的美國情感。「我對羅伊斯表示擔憂。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一個人在一個晚上會說這麼多廢話……我知道你會辯解說這只是哲學，對此不要太認真；但是有時候，這些無稽之談的確會產生某種影響。那個人——請聽清楚，我愛他並敬重他——但他已經不像十年前那樣讓人感興趣了。他的思想中已經難覓生活的影子。他轉移自己的思想，他的大腦中除了毀滅別無他物，他的持續的緊張和努力已經開始說明……就讓他與生活進行痛苦的接觸吧……讓他的思想里充滿臆想、印象、苦痛、飢餓、對比——生活、生活、生活。」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說道：「假如他（羅伊斯）能拋棄所謂哲學的理念，他會成為一個多麼優秀的人。」14 總之，我認為，在這一方面美國人是幸運的。一直以來，美國哲學界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一批又一批寫作能手：愛默生、威廉·詹姆斯和喬治·桑塔雅那，他們的著作語言非常優美，這表明他們與生活的聯繫依然緊密，他們的英語語言知識依然豐富。在我們的這個時代，作為職業哲學家的典範，歐文·埃德曼（Irwin Edman）卻喜歡用一種非職業手法寫作——而且相當優美。約翰·杜威顯然是個例外，他是美國作家中最不適合引用的一位哲人。費盡心機字斟句酌，精心描述語詞堆砌，絞盡腦汁以使表述精確恰當，除非意識到其全部後果才會使用祈使語氣——這是怎麼回事？歐文·埃德曼對此作出了最好的解釋。杜威的學生對他的演講往往感到厭倦，他們發覺很難理解杜威龐雜乏味的思想。有一天，埃德曼卻意識到，他正在聆聽一位教授的教誨，這位教授凝望窗外，實際上卻在自言自語——的確，目睹一位偉大的哲人的思考過程是多麼榮耀的一件事情！他的寫作正如他的演講一樣，然而，苦思冥想以捕捉精確的詞句，這種精心的求索過程會有什麼效果呢？難道這不是一位實驗主義哲學家的實驗風格嗎？ 事實上，這一例外情況證實了這樣一個規律。杜威的語言十分抽象，堅持詮釋它，是給美國提供一種豐富的民族哲學理念的途徑，值得美國人崇尚當今的經驗。他對形上學思考方法的反對，他對人類信仰中的超自然現象的不滿，他對知識所下的常識化定義，他認為人的思想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可以用行動來測試和驗證每一個領域的知識。在包羅甚廣的哲學理念中，難道這些不是美國事實觀的最終表達形式嗎？哲學知識的問題不再是形上學的，而是變成了科學知識的問題，變成了運用結果進行實驗、學習和測試的最佳程序的問題。杜威具有良好的常識，他詰問道，既然我們通過測試知曉科技中的某些事物，為什麼我們不能使用同樣方法了解知識和行為的所有分支？「我們了解什麼？」這一哲學問題的答案是「我們可以通過經驗了解清楚」。這一答案如此貼近現實生活，如此實事求是，抽象思想者們會為之發狂，但是美國的思想家中幾乎不會有人為之動容。最後，我知道，正當美國展望未來之時，這將是美國人的生活態度。 約翰·杜威不僅表達了對任何推斷式思辨哲學的絕望之情，同時在對信仰的求索中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一種系統的生活觀，而且他把信仰定義為一種「行為傾向」。我認為，他的觀點是最適用的，是人類思想迸發的智慧火花。傑弗遜提出了富有成效的政治觀點，而杜威向我們展示了非常開明、卓有成效的社會思想。 信仰，一種行為傾向……15 ——約翰·杜威 當代的主要知識特徵體現在人們對所有建設性哲學的絕望——這不僅僅限於哲學的專業範疇，還涉及任何統一的觀點和態度。上個世紀的發展如此之快，我們現在意識到了舊觀念的動搖和顛覆。但是，人們依然持有一種關於自然與人類的前後連貫的新觀點，這種觀點是以事實為基礎的，而這些事實又與科學和現實社會狀況保持一致。我們所謂的維多利亞時代似乎就擁有這樣的哲學理念。這是希望的哲學、進步的哲學，一切被稱為自由主義的哲學。人們越來越深切地感覺到尚未解決的社會問題的存在，戰爭又強化了這種意識，這使人們動搖了他們原來的信仰。恢復原來的信仰絕無可能。 結果是，人們對所有全面而積極的觀點的幻滅。只要擁有了建設性的理想，就意味著生活在幻象的王國里。我們失去了對理智的信心，因為我們深知，從很大程度上來說，人是一種習慣和情感動物。在任何大型的社交場合，習慣和衝動本身被視為智慧的表現形式，人們認為，這一觀念只是又一種幻象。因為過去的希望和期待不再得到人們的認可，所以，一切有深遠影響的計劃和政策都帶上了犬儒主義的成分。某種知識使我們能夠洞察過去希望和志向的幻象本質——擁有這些希望和志向的人不具備的一種知識——這種知識也許使我們能夠形成具有堅實基礎的意向和期待；這一點被忽略了。 事實上，與維多利亞時代的樂觀主義的對照表明一種完全不同類型哲學理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為，在那個時代，人們沒有去質疑舊觀念本質上的有效性。人們承認，新科學要求傳統信念需要得到某種程度的淨化——例如，消除超自然力量。但是，從大體上來看，維多利亞時代的思想是這樣想像新的條件的：仿佛這些新條件只是將實現往日理想的有效手段放在我們的手中。具有現代特徵的動搖和不確定性標誌著下面的一種發現：往日理想本身並未確定下來。我們不僅沒有利用科學技術為我們提供的方法實現昔日理想，這種不確定性反而動搖了我們對所有宏大、廣泛的信念和意向的信心。 然而，這種現象倏然而逝。新力量的影響暫時是消極的。對西方文明所信賴的傑出作家與神聖權威的信仰，以及繼承下來的一系列觀念，比如，靈魂及其命運、固定不變的啟示、完全穩定的體制、必然的進步；對於西方世界有教養的人來說，這一切已經成為不可能。隨之而來的後果應當是人們對有條理的、指導性的根本性觀念的信仰的崩潰，這在心理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懷疑論成為有文化的人的標誌，甚至是他們故作的姿態。懷疑論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因為，這種論調針對的不再是這種和那種已有信條，而是對一切深刻觀念的偏見，是對按照事物發展的明智方向系統地參與這些觀念的否定。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依據科學技術形成的完善的體驗哲學具有重要意義。對於這種哲學理念，傳統觀念的崩潰可謂是一種機遇。在這樣的體驗中，科學和藝術共同對一般意義上的工業、宗教、家庭生活和人際關係施加壓力；而產生這種體驗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種新事物。我們對此即使作為一種觀念也不習慣。但是，對此的信仰既不是一種夢幻，也不是明顯的失敗。它就是一種信仰。在將來，我們會實現這一信仰，我們的工作因而也就會在很大程度上依據已經完成的事情。然而，當這種哲學理念（一系列連貫的觀點，不論是批評性的，還是建設性的）產生的時候，它作為一種可能性的概念形成了一種哲學，一種有條理的世界觀，一種有條理的闡述和架構。一個哲學信仰，作為一種行為傾向，只能受到行為的檢驗。據我所知，如今沒有哪種哲學理念比上述哲學思想更切實可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