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智慧 · 前言

我在美國生活十幾年了，而不敢冒昧寫一本關於這個國家的書；我在曼哈頓生活了將近十年，而不敢冒昧寫一本關於紐約的書，關於那座神秘莫測的昏暗城市的書；我甚至也不敢冒昧寫一本關於八十四街的書，因為我對此知之甚少。不過，我剛剛完成了美國寫作的精神之旅，寫一寫這方面的事情似乎輕而易舉。也許我從未給自己放過如此野性的假期，自由自在、全心全意地花時間欣賞美國精神領域中所有激勵人心的景致，而無須考慮明天的日子會怎麼樣。我以前做過許多短途旅行，非常熟悉這類景觀。而當這些景觀近在咫尺供我悠閒欣賞時，我的喜悅無以復加——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廣袤草原、愛默生（Emerson）的白雪覆蓋的山峰、梭羅（Thoreau）的花崗岩獨石柱、愛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黑暗山洞、桑塔雅那（Santayana）海拔七千英尺的高原城市，本·富蘭克林（Ben Franklin）會笑的山谷，林肯（Lincoln）令人敬畏的石雕穹頂，傑弗遜（Jefferson）希臘風格的宏偉建築。 從這次壯觀的旅行歸來之後，我把旅行的感受一一記錄在這本書中——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所看、所愛、所想、所失。旅途中，我一直在自言自語。我知道，如任何個人觀點一樣，自己的看法屬於一家之言，有局限性。讓我感興趣的是去了解美國人的生活觀，美國的一些偉大的思想家如何絞盡腦汁試圖回答有關上帝、生命、不朽，以及人生的陷阱、爭鬥、快樂等諸多問題。這些事情對我來說意義非凡。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說：「人世間最有趣最有價值的事情是一個人的理想和信仰，是關於上帝、宗教、家庭、婚姻、生命、死亡、幸福的強烈信念和基本看法。」因而，我孜孜以求的是美國人的生存智慧。美國人的生活哲學永遠不會融為一體；美國是一個多變的社會。然而，無論個人的視角可能有多麼大的局限性，一幅美國智慧的全景圖都可以繪製出來。 缺乏生活哲學的社會令人恐懼。據我了解，這一信念如今完全處於一種混亂不堪、無可救藥的狀態。倘若我們對於美國民眾如何看待這類問題不能達成一致意見，至少可以評價一下洞察力極強的美國頭號智者對此的態度以及他們的困惑和信心。每個民族都有自己清晰的頭腦、敏銳的洞察力，牢牢地把握著影響我們行為和生存的所有決定性因素的根基，那些真實存在卻無法看到的根基。為了恢復某些信念，必須求助於那些逝者、那些真實地看待生活的人們，去尋求美國哲人的那種平靜、均衡的思辨品質，他們以某種秩序井然的和諧方式詮釋著人類的內心和外在生活——那一定是這一探究的目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任何民族的重要思想都應該致力於追求這一涇渭分明的關係。 謝天謝地，我們並不認為我們會知曉所有真理，我們不是絕對主義者。我們不會知曉所有真理，我們只是在努力地理清我們的思緒。假如一位智者對真理的三次猜想中有一次是成立的，假如他像霍姆斯法官一樣，對某一普遍原則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最終得出一個並不完美但勉強可行的生活公式，那麼，這位智者就會心滿意足。也許，比知曉真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削弱我們的一些自鳴得意的信仰和完美無瑕的觀念，這些信仰和觀念無疑標誌著任何一種思辨生活的開端。一個人藉助智者的智慧，徹底消除自己某些粗俗的自滿情緒，只有如此，他才能開始思考。人性不斷地變得昏沉、不斷地受到鞭策，以及不斷地清醒過來。每一代人的思考過程都是這樣開始的。我們都在預言生活，並不是因為我們喜歡預言，而是因為我們既已生於此世，就不得不穿越六七十年的生命軌跡，因而就必定要預測這樣那樣的信念。 然而，總有一些人的預言比其他人準確。我們大都認為，像愛默生、富蘭克林、桑塔雅那等偉大的思想家無非就是一些相對優秀的預言家。生活的旅途是漫長的，我們都行在其中，每位旅客都在盡力預測最終的目的地——所謂的「生命的終點」。地平線上瀰漫一片無法穿越的迷霧，在不同的港口，我們讓一些乘客下船，催促他們回來告訴我們有關港口的情形，以便於我們更好地計劃未來的征程，有幾位乘客答應了，而他們卻再也沒有返回。於是，就像桑塔雅那筆下的「聖·克利斯朵夫號」輪船一樣——那是以聖·彼得為船長，朝麥克諾波利斯進發，試圖找到藍色天堂的一艘輪船——我們繼續乘風破浪。「鼓足勇氣」是哲學家們此時能夠留給我們的唯一哲言，而其中最優秀的哲學家告訴我們，重要的不是擔心目的地港灣，而是享受旅途的快樂，我們可能長時間地自由自在地行進於這一旅途中，在行進過程中，我們的旅途變得樂趣無窮。「讓我們為航行而航行！」一些真正的水手喊道。至於尋找藍色天堂，「嗨，它一直就在我們的頭頂！」桑塔雅那如是說。 我提醒自己，在美國一百七十年的歷史中誕生了一些很生動的思想和作品。美國有頭腦的人們曾經走過這段旅程，曾經一次次探索生命的許多美麗與可能。無論他們多麼偉大，在他們的個人生活中，他們面臨著和我們一樣的生存問題。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和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之間關於宗教、哲學、衰老和死亡的愉快的書信往來如今看來令人耳目一新。美國民族擁有一些出類拔萃的先人，他們崇拜自己的先人嗎？我常常這樣問自己。很遺憾，他們並不崇拜先人。了解一個人擁有出色的先人，這是一種有助於積聚力量和自豪感的模糊意識。美國民族還很年輕，但是他們的過去（我們可以追溯到三百年前）仍然令人欽佩。我不是指對印第安人的屠戮和與墨西哥人打仗；我的意思是，美國湧現了一批令人欽佩的人，他們果敢、堅強、樂觀。一些現代人傾心研究他們內心並由此敬重他們。 誰是美國偉大的先人？什麼是美國精神？一個民族擁有許許多多的先人，一些令人稱讚，一些令人汗顏。一個人擁有一個做海盜船長的曾祖父、一個賣弄學問的祖母、一個蘇格蘭曾祖母，那麼，他就是個混血兒。船長熱愛冒險，蘇格蘭人處世謹慎，二者結合可謂相得益彰。即使傑弗遜也承認：「至於商業，的確，我們有強烈的預感。」愛默生談及找見「尼羅河的源頭」，發現「個人的無限範圍」；馬克·吐溫（Mark Twain）想到金錢；赫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嘲笑聲名；霍桑（Hawthorne）冥思苦想；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建議人人之間都存在「兄弟般的親吻」，從而建立模糊性徵的民主。可是，富蘭克林說教起來仿佛美國的孔子，具有良好的理性意識，閃爍著智慧和想像力；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的漫談風格宛如美國的蒙田（Montaigne）。 我們的任務與其說是發現，不如說是再發現。一個人需要的與其說是思考不如說是記憶。有時，當年高德劭的人先於我們思考時，我們靜靜地坐著，認真地聆聽就足夠了。曾經領悟的真理不斷地被遺忘，可謂是人類思維的魔力；人類思想的歷史正是這些「遺忘—記憶—再遺忘」的過程。雄雞尚未啼叫三遍，我們已多次背棄真理。 有一點不言而喻。在寫這本關於美國智慧的書的過程中，我參閱了一些博學之士的出版文選，也搜集了許多信件和日記。我堅定地摒棄了正統哲學。我認為，本書包含的思想應當是民間的而不是正統的，清楚地表述出來的而不是有爭議的，未定型可以改變的但卻是自發的溫情的，它傳達了一種忍耐、剛強、十分個性化的氣質。宇宙和生命激發了這些作家的靈感並在他們的腦海中激起共鳴，於是產生了某些思想，我就立刻把它們記錄在這本書中。其中的一些思想可能是遠見卓識，簡單明了，而當上述作家開始向公眾提出一個觀點並深陷其中時，他們表現的並非這類思想。在收集這些自發產生的思想時，我就像一名聆聽演講的觀眾，主要關注的並非演講的層次結構，而是試圖捕捉演講者稍縱即逝的微笑和沒有充分顯露的情感，尤其是演講者放下講稿，突然即興發揮而左右逢源的精彩片段。我喜歡看見一名演講者丟掉講稿的情形，我喜歡偶然聽到——只要可能——演講者與主持人的竊竊私語。 就我而言，我只能承諾態度真誠而並非鄭重其事，盡我所能地做到像朋友之間聊天一樣。愛默生曾經說到，寫作者「投身於廣袤的時空，修建通往混沌世界和茫茫黑夜的大道，他的身後是那些帶著野性的、創造性的快樂心情聆聽他講道的人們」。但願我也會有那種感覺，但是我很少得到類似的寬慰。常常，我覺得自己倒像愛默生夫人一樣，對廚房裡的女傭發出一道新的指令，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孩子扔一塊石頭，然後就跑開。 再多說一句，當談論中國思想和美國思想的時候，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現代人，分擔著現代人的諸多問題，分享著發現的快樂。我只要講「我們」，我指的是我們現代人。我儘可能保持著自己的東方文化底蘊，可由於本書談的是美國智慧，我不能傾向於運用中國式的寫作手法。我確信，我的所有觀點、我所閱讀的中國書籍以及從中汲取的營養，將以本書的重點內容和中心話題的方式一一反映出來。中國人一直熱衷於（也可以說感動於）某些事情，尤其是日常生活問題。你不能要求他們不做什麼，但我認為，那也就是他們的全部優點了。當克利斯朵夫·毛利（Christopher Morley）談論「最後一支雪茄」的時候，當戴維·格雷森（David Grayson）談論多福餅的黏著力，談論其味濃、棕色、撒一點白糖就可享用的時候，抑或談論又寬又厚、金黃色的南瓜餅烘烤於棕色的陶盤，同時大喊道：「多棒的餡餅！」每當此時，我們彼此心照不宣。促進民族團結的並非信仰、希望和慈善事業，而是多福餅、熱鬆餅和南瓜餅，這是比目前聯合國還更加真實的團結。 最後，我必須感謝老理察·J.沃什（Richard J.Walsh, Sr.）先生，他在本書付梓之前提出許多寶貴的建議和批評；我也要感謝安·J.史密斯（Anne J.Smith）女士，她在美國為我提供了不少我需要的書籍，這對我幫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