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民族性格與信念 · 第七章 美國的英格蘭式自由

韋伯斯特曾大聲疾呼：『自由與團結，永遠重要，它們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韋伯斯特這激昂的呼聲背後似乎蘊涵著嚴肅的道理，甚至蘊涵著深刻的思想，因為倘若你為了自由而丟棄了團結並拒絕在目的上相互適應（不同的目的會對其中的每一種目的造成損害），那麼你主張的自由就失去了廣泛性、靈活性，失去了不怕變化而頑強存在的力量，也就是說為了變得肆無忌憚與絕對，那種自由不再是嘗試性的、富有人性的。 雖然有時候人們可以放眼望過多佛爾海峽，但是它卻足以將英國孤立起來，因此英國從未在政治、道德標準或藝術上跟歐洲的其他國家步調一致過。而大西洋雖然方便了形形色色的移民和洲際往來，它卻有效地孤立了美國，因此那裡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拉丁血統的人，都變得跟任何一種歐洲人都大不相同，這也許讓人莫名其妙卻也毫不奇怪。儘管人們認為他們跟歐洲的遠親信奉同樣的宗教、說同樣的語言，可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回事。美國的一切都改變了其原來的特點、精神與價值。植物與動物一直陶醉於那裡純淨的土地、清新的空氣、遼闊的鄉野，雖然它們有物種遺傳上的差別，可它們都具備同樣粗放不羈的特點。跟歐洲同類的動植物相比，它們顯得頑強、枯瘦、大膽、醜陋。在美國，當然早期的多數殖民地開拓者就是比較特殊的英國人，但是除此之外，開闊的生活視野和快速的生活節奏也使得一切都跟英國有了不可思議的差異。美國人的特徵是活潑而不是頑固，是自信而不是謹小慎微；他們總想刨根問底弄清一切，還渴望引人讚嘆而不是怕被人誤解或怕自己感到驚愕。他們喜歡真誠、喜歡誇張、喜歡可笑的幽默。當英國人偶然出現在他們面前，或當他們想到英國人時，他們會非常不耐煩，會感到惱火，原因是他們覺得英國人的觀點過於僵化、腦子太缺乏想像力、思想上負擔太多（就像坐在裝滿壓艙沙石的船上航行），而對風的變化又基本上麻木不仁，不像他們那樣對這種變化極為敏感。 華盛頓宣誓就任美國總統 1789年，華盛頓將手放在《聖經》上，宣誓就任美國第一任總統。從此美國脫離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但是在精神上，他卻和歐洲遠親——英國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一致，都有一種自由合作的精神。 不過，有一種屬於英格蘭的天賦或者說習慣不但在美國絲毫未變地保存了下來，而且在美國發現了更有利於顯示其真正本性的環境——我指的是自由合作的精神。自由合作的基礎是自由的個性，自由個性的意識深深地紮根在英國人的靈魂中。在英國人身上有一種不屈不撓的本能或者說精神，儘管他也許表現這種本能時有點扭扭捏捏，他卻總是請教它、尊重它。但是在英國，也有大量殘餘的社會束縛反對自由個性，對它持有偏見。教會與貴族的影響力、習俗與特權的羈絆，對某些不平的事的懷疑與憤懣都是導致人的靈魂扭曲的因素，這些因素違背個人的利益硬讓他參與陌生的事業。多佛爾海峽太窄，懷有敵意的歐洲大陸的陰影令人感到太壓抑，英國的草地上有太多的露水還有太多的籬笆把它分割得零零碎碎，以至於每個個人儘管頗能自制，卻難以無所畏懼或毫無偏見地面對每個其他的個人，難以跟那個個人攜起手來去自由地追求他們也許會發現的共同目標。然而，美國所具有或者說所信奉的唯一一種民主中的自由，也就是公民的這種穩重合作的自由，從個人基礎、從限度、從執著程度、從經驗、從公益精神、從本身正確性的把握上來看，全都是英國式的。而且無論它傳播到哪個國家它都應該永遠被稱作英國式的自由。這種合作、責任發展的精神在美國無處不在，這種現象非常顯著。它非但沒有被美國的闖勁和勇氣抵消或消失在各種移民相反的本能中，而是好像立即被由各種人組成的團體所推崇，同時在各種新奇的困境中體現出來。在美國，社會束縛已經很少；實際上，我們差不多可以說這種束縛已經減少到這樣的程度：管小孩的只是媽媽和公共教育機構，這些教育機構是培養人的機構，是使他能夠有效地發揮個人積極性所必不可少的機構，因為無論形上學的自我主義怎麼說，一個人不可能投票決定自己投生在哪裡。然而一旦投生，並經過斷奶、被教會讀書寫字之後，年輕的美國人便能輕鬆地背起背包去選擇他在世上想走的路。但是這時他還不會因缺少機會而感到受束縛，在地位、階級、宗教等方面他還無根基可言。當一個人如此自由時，他愈發願意合作。各方面的合作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誰也不會那麼自私、那麼目光短淺而拒絕合作。連同工作和發跡的願望，合作精神也是美國風尚的精髓，他被各種各樣的來新大陸求生的移民所接受，因為他們受悲慘命運的驅使、勇氣十足地要按照新原則開創新生活。合作精神充分反映在每個政治團體、每次公眾集會、每個俱樂部、每所大學和每個體育隊中。每當大街上出現了事故、教會出現了分裂跡象或者國家出現了像後來的戰爭那樣的意外的重大緊急情況時，合作精神就表現了出來。人們的一致本能使人們跑過去幫忙、主動指導，通過互相適應或採取最簡便有效的措施以及可行的妥協辦法渡過難關。每個人都走上前來，伸出援手，並沒有什麼事先想好的計劃，也沒有盤算好的目的。如果一位領導人是個臨時的而不是職業的領導人，那麼連他也不會有什麼高招強迫他人；人們的友善顯而易見，他們的心理很單純。大家相聚時都抱著一種真誠磋商的態度，很想說服別人可是也準備被別人說服；當問題產生並清楚地擺在他們面前時，他們會對自己平凡的能力充滿信心，相信能暫時解決它並繼續前進。在所有情況下，大家都有一種絕對的共識，即有爭論的問題應通過表決來決定，少數人應無保留地同意多數人的決定，此後要遵守自己同意的諾言，永遠不應產生反悔的念頭。 這種做法似乎在美國已經成了很自然的事，因為它已紮根在人們的心裡成了習慣，或者說已經成了正常的民主國家中不可抗拒的社會風氣。可是如果我們充分考慮到人類的本性和大多數國家處理問題的慣例，我們會看到這種做法很罕見、很了不起也很不穩定。這種做法暗示了一種缺乏想像力的樂觀的臆斷，斷定從根本上說所有的人的利益都是相似的、可以和諧共存的，所有的人都具有相當崇高的公益精神，特殊利益都不得不夾起尾巴，因此特殊利益將不會出來反抗並試圖堅持到底。在美國，這些條件迄今剛好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滿足。在開發從業的機會、組織對大家有益的公共服務事宜上，眾人的利益非常相似；而且這些相似的利益一直都是共存的、協調的。在土地面積很大、也沒有被搶先占用的地方，一位鄰居、甚至一位競爭對手常常會變成可幫助自己的人而不是一種危險。富人們雖然也剝削公眾，但他們更多的是幫助公眾；有進取心的窮人努力趕上或超過他們而不是恨他們或為他們服務。消滅百萬富翁等於毀滅自己的希望。由於美國有能力負擔表面上看來奢侈的東西，最為對立的不同的宗教和教育制度才能夠友好地看待彼此的昌盛。當然美國有自己「保健的」宗教和教育，大家在不知不覺中吸收其內容，同時它們也保證了人民道德上的團結一致。在這種環境裡，人們身上潛在的理性和善良的推動作用會變得很有效。人們能夠互相幫助而自己也沒有太大的犧牲；少數人可以沒有懊悔地取消自己特殊的計劃，高興地隨眾人走另一條路。正因為美國的生活比英國的生活很自然地更富有合作性和可塑性，英格蘭式的自由精神（這種精神本來就需要合作與變通）才在美國表現得比在它的故鄉更勇敢、更普遍。 富於自由合作精神的美國人 美國有自己「保健的」宗教和教育，大家在不知不覺中吸收其內容，同時它們也保證了人民道德上的團結一致。人們能夠互相幫助而自己也沒有太大的犧牲；少數人可以沒有懊悔地取消自己特殊的計劃，高興地隨眾人走另一條路。 英格蘭式的自由是一種方式而不是目的。它跟人類生活的價值相關，正像警察跟公共道德、貿易跟財富有關一樣。英國血統的人種擅長貿易、擅長在無線電里做商業廣告，在注重工業的藝術包裝方面有傑出的才能；他們已經成功地管理著自己的貿易，如今正著手控制全世界的貿易。這種現象絕非偶然。這跟他們的性情平和、態度友善、辦事可靠、善於遷就有很大關係。或許其他種族的人，例如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從個人角度來看，是更出色的商人，他們更精明、更有耐心，很熱愛自己的經商技藝。英國人和美國人似乎時常錯過機會或搶奪機會，時常急功近利或時常安然地經營運作笨重遲緩的大公司。以成功人士的標準來衡量，他們還缺乏特別敏銳的觀察力，缺乏堅持不懈的精神，缺乏節儉的習慣。但是東方商人的優勢只局限於個人的經商技巧，他們缺乏的是合作精神。在英國的文明概念中，個人是中性的。即便一個人社會地位很高，可是卻相當愚蠢或者相當平庸，那也無關緊要；公眾精神托舉著他，也許正因為他本身並不那麼出類拔萃或者頭腦並不那麼清楚，他才更願意當公眾的工具。社會繁榮了，人們享受著舒適、科學，他們的舉止彬彬有禮，他們的心中充滿憐憫之情，這些都不是得到某些人老謀深算的指導的結果。當然老謀深算有時也會給像德國那樣的對手帶來一時的優勢。世界上有很多隱藏著的難以理解的東西，所以適應整個世界最終只能零打碎敲，只能慢慢摸索，只能有模糊不清的目標。英國方式的寬鬆性使其具有了探索未來的潛力。若想控制世界，合作比權謀更有效，經驗比靈感更保險。英國認為自己的帝國主義不是存心的帝國主義，對它來說軍事戰利品是次要的東西而且常常保持不住；它還認為自己的帝國主義的存在靠的是習慣與利益機械的均衡，在這種均衡中每塊殖民地、每個境外的行省或每塊保護領地都有不同的地位。它具有商業和傳教的性質，它實質上是邀請境外的地方協力發展，不過許多國家並不能接受或理解這種「邀請」，或者那些國家全都鄙視這種「邀請」，因為那意味著他們那方將拱手交出絕對的自由。英國卻覺得無論被接受還是遭到拒絕，那總歸提供了合作，是提供有限的合夥方案，並不是強加在任何人身上的完整的生活計劃。 在跟外國人或物質性的東西（對精神而言，物質性的東西即是外來的東西）打交道時，把自己局限於用這種方式建立對外的關係，進行部分的相互調整，給對方留一些獨立以及其他想保留的東西，這樣做可謂聰明的本能。你若企圖得到更多，反而會得到的更少。你的解釋將變得荒謬，你的統治將變得可憎。這種精明的本能深深紮根在英國的本性中，即便在國內這種本性也會顯露出來。英國的天才搞出來的大部分具體的東西都是應急的東西。它那些精神上的寶貝算不上什麼財產，就像性格算不上什麼財產一樣。精神上的東西不過是一種生活標準、一種允諾、一種安全保障。英國的詩歌和小說是個例外。英國的詩歌與小說跟具有英國特徵的許多其他東西一樣，既無條理又缺乏藝術性，但是無條理的鬆散、缺乏藝術性的樸實反倒使它的文學作品具有了絕對價值。它的文學作品是靈魂的鏡子，是靈魂的咿呀語聲。那是迷失在其熱愛的綠茵茵土地上的稚氣的靈魂，那靈魂常驚愕、困惑，它英勇、有信念、時常有點固執的偏見；然而卻又很敏感、坦率，常奏出優美的音樂、表現出溫和的幽默和帶悲劇色彩的自知之明（比如《哈姆雷特》）。可是除了反映心聲的文學作品之外，就英國語言、英國教會、英國哲學以及英國的普通法和議會政體來說，卻沒有人把它們當作藝術或真理或理想的國家組織的完善的表現。風俗習慣形形色色而且「步履蹣跚」，它們不可能是事先計劃好了的東西，也絕不可能被傳到另外的環境中或者被百分之百地採用。風俗習慣產生於特殊的艱苦環境中，本地人接受並珍惜它們，因為有了這些自己的習俗，本地人才會放心地敞開大門，迎進大量的「外來貨物」。 當然，思維的產物絕不僅僅是為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所有的思維的產物同時又是性情的表現，在它們講究實際的風格中有某種富於詩意的東西，這種東西抓住了心動的節律。英國和美國所有的文明成分都是外來的成分。當任何外來的東西被採用並且適應了當地的環境之後，它的「口音」就改成了當地的「口音」，尤其是在英國人的嘴中，就像英語中那些拉丁詞一樣，實際上已經完全變成了英語。還有英語的《聖經》，它文字古樸、凝重，頗能發人沉思，就像英國古老的民謠常讓人想起本地的過去，讓人品味富於本地色彩的想像力那樣。《聖經》讓人記住了許多嚴肅而辛辣的警句；它是用富於詩意的語言寫成的，這種詩意是一種自己內心思想感情的流露，所以人們會覺得它比《聖經》中聲稱要傳播的陌生的啟示更中肯、更受歡迎。如果只把英國的法律和議會看作實用的工具，那也是很不公平的，因為在表達人們的感情、按人們的感情行事時，它們同時還滿足了人們的道德利益。法律與議會是合乎禮俗的，甚至可以說是極其神聖的。它們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活力，這種活力比它們的實用性更重要。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愛爭論。即使主席已經在暗中事先擺平了一切，即使每位與會者無需聽別人講話、只要按照他所在的那個黨派的意見投票就行，他們還是喜歡圍桌而坐，就像在認真商議。他們喜歡委員會的形式，喜歡帶有飯後演說的公眾聚餐，那些演說結結巴巴，是詼諧、陳詞濫調、事務的大雜燴。這樣的演說通常都很讓人心煩而且拖泥帶水，可是卻沒有人退場，因為演說一通或一直坐在那兒從頭聽到尾，他便會感到他在領導政治生活。一個社會活動家必須經常公開露面，即便露面未必對他有好處。這樣的制度與機構的道德表現功能還能幫助彌補他們愚笨的辦事慣例；如果人們不咂嘴對他們表示滿意，沒有在執行法律和議會的決定時感到由衷的高興，那麼他們就將是無用的也根本不會起什麼作用。若沒有這種英國精神，沒有使自己公開相信私下裡絕對不會相信的東西的本領，沒有結合在一起正視事實的習慣，沒有以謹慎、磋商、嘗試的方式對待責任的態度，英格蘭式的自由就會失去其實際的價值；當有人把自由提供給像愛爾蘭那樣反覆無常、矯揉造作的民族的時候，或者當法國的某個陪審團並不針對事實和證人的可信性發表意見而是通過其裁決滿懷愛國激情地推行某種政治方針的時候，我們就見到了自由失去實際價值的情況。 早期的美國國會大廈 1793年，喬治·華盛頓親自為國會大廈奠基，從此不僅僅是一座新的國會大廈建立起來了，一種自由合作的精神也開始在大廈里升騰。 英格蘭式自由的實踐有兩個先決條件：所有相關的人要基本上意見一致，再者是每個人都要有善於變通的性格以便隨時可以變通。如果做不到意見基本一致，大家前進的總方向不同，就不可能有真誠的合作，不可能有令人滿意的妥協方案。在這種情況下，每種妥協都是暫時的，都要在適當的時候儘早撤銷，因為妥協會傷及一個人的本性，它等於部分地放棄生命、自由、幸福，暫時容忍兩種弊端中較小的那種。可是妥協卻包含著長久的不開心的對立和敵意。將事情付諸表決然後無條件地接受多數人的決定，這是英國方式的基本點。然而，如果沒有達到基本意見一致的先決條件，這基本點就會是荒謬的。多數人決定下來的每件事情都必須讓少數人仍然能生活下去、能得到發展，即便並不是完全以他們原先所希望的方式去生活和發展。假如不這麼辦，通過表決所作出的決定對少數人來說就會像外來的暴君那樣是強加他們的一種災難。而且每當表決時人們的反抗權就會起作用，在健全的民主政治中，所有存在爭議的問題都應該是小問題；當民主政治出現時，基本原則必定是大家一致默認的、不成問題的。把一件事交給多數人去決定猶如把他交給運氣——除非人們並不在乎將他交給前者還是後者，否則那將是個不幸的程序。你必須能夠冒賭輸的危險，只有這樣，如果你輸了，你才會欣然地默認這種結果，因為除非贏家作弊，他們對這種結果的出現並沒有比你更大的影響力，也就是說他們對此並沒有或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你在同樣的條件下，由於同樣的原因，或許更欣然地默認贊成民族政治，因為通常贏的機會會稍大一些。可是即便如此，倘若什麼十分重要的事遇上了關係到成敗的問題，所涉及的巨大風險仍然會是讓人無法忍受的。因此，這就切實地要求陪審團（其決定可能會真的關係重大）的意見要一致，議會的決議和選舉的結果要皆大歡喜，要充分體現全國民眾的感情，要達到不再有少數人不同意、表決已經多餘的程度。政府的管理工作越是顯得多餘才會做得越好。議會的大多數措施都無關緊要或者都是技術性的措施，都是只由政府各部門討論與制定出來的；美國政府的工作常年來並不顯山露水，都由名不見經傳或並不尊貴的人承擔，這種現象毫不稀奇。正相反，這很正常，這就跟那些從來沒有跟警方打過交道的人的好運氣一樣。它表明合作的自由在發揮很好的作用，使政府的工作變得沒有張揚的必要。有時候良好的人際關係與機遇可以讓整個國家順利發展，可是這種愉快的齊心協力現象一般只出現在民族生活的初創時期，那時相似的任務占去了所有的個人精力。如果在道德原則出現分歧後仍想維持齊心協力的局面，仍想既有齊心協力又能容納種種不同的個性，那麼，後面的所有發展都必須由民主的手段控制、必須仍保持融合的狀態。多樣性和差別不應演變為任意性和不負責任。它們必須朝不損害大致和諧的方向發展，任何利益都不應只顧及一部分人而忽視了其他人。在這種充滿活力的民主氛圍里，科學與藝術應當始終是大眾化的、有益的、令人精神振奮的；宗教應當具有全民基本一致性、必須跟上時代潮流。所容許的多樣性和差別必須只是服務與貢獻上的多樣性與差別。假如它們真的變成了各種各樣的區別很大的生活方式，假如它們妄稱自己有絕對的自由，那麼它們就會毀掉民主精神的一致性，毀掉民主的道義權威。 英格蘭式自由具有使人人平等的傾向（如果可以變通的性格指的是善於合作、善於彼此在本能上作出持久的讓步，這種傾向就是必然的），不過這種傾向在美國比在英國表現得更明顯。英國仍然有城堡和鄉間療養別墅，島內仍然有「社會孤島」，「孤島」上特殊的社會階層培養著某些特殊的忠誠。美國完全是一片大草原，被一股影響廣泛的龍捲風掃蕩過一遍。雖然它總是自以為是自由國度（即使在它的土地上滿是奴隸的時候），可是那裡的人們卻生活在最強大的壓制勢力之下。那裡禁令（雖然是重要的並且在不斷增加）或許還沒有某些其他國家那麼多、那麼引人注目，可是禁令並不像被強制那麼令人感到屈辱。謹慎的人可以避開具體的被禁止的東西（例如重婚或異教），而不必放棄生活和思想的整個傾向。個人生活和思想的傾向只有到了極端的地步才會最終違背社會習俗，他可以沉迷於假說或騎士風度，卻未必會違反國家的實在法。國家的實在法所提出的滿足個人願望的某些間接的方法也許甚至能夠激發他的興趣和聰明才幹。從另一方面來說，強制的東西對人的傷害更大，它能讓人們形成一些掩蓋本性的習慣，跟這些習慣不一致的各種官能都會萎縮，例如，倘若我從清早到傍晚都不得不坐在辦公室（而且工作很忙），中午飯總是匆匆地吃上幾口，時不時地還要乘火車往遠處出差，車外電閃雷鳴、車內悶熱難當，我的身心皆受到束縛；除了工作的自由和通過工作爭取地位上升的自由之外（那份工作本身也許是很有趣的），在精神上我根本沒有立足之地。我傍晚的時間將昏昏沉沉地度過，星期天很乏味，休了幾天假之後，我會感到最好還是快點回去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留給自由的路很窄，窄得就像修道院裡留給自由的路，在那裡鐘聲和經卷時時刻刻讓你專注於拯救靈魂的艱苦工作——當然如果你根本不會馳心旁騖，那可是件沒有盡頭的事情。那些病弱傷殘者、那些夫人小姐以及紈絝子弟也許能逃脫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日常工作，但它同樣能阻止他們成功地或心安理得地從事其他任何工作。泡沫也要跟著河水一起流動。甚至連美國生活中最好的東西也帶有強制性：理想主義、熱情、輝煌時刻美好而愉快的和諧一致。你必須揮舞雙手、必須大聲歡呼、必須跟不可阻擋的人群一起擠來擠去；否則你就會感到自己像個叛徒、像個被社會拋棄的卑鄙的人、像一條擱淺在岸邊的廢船。在美國，只有一種得救的方法，儘管它並不是哪種正式宗教所特有的方法，因為正式的宗教本身也必須默默地遵循民族的正統觀念，否則它們就會變成廢物或成為純粹的擺設。這種全民族的信念與道德觀在概念上很模糊，可是在精神上卻毫不含糊；它們是工作的準則，是前進中的信條。在一個國家中，有了這種全民族的信念與道德觀，所有的人就是自由的，每個人都會發現對他來說那些最重要的問題都已經事先就得到了解決。 美國白宮 白宮是美國的總統官邸，其設計者為詹姆斯·荷本。白宮於1793年破土動工，1801年竣工。11年後遭受英軍的洗劫，後來又重新修復。它和自由女神像一樣，是美國自由與民主的象徵。 然而從總體上看，美國生活是自由的，因為它具有靈活性，因為在其中遊動的每個「原子」都有自己的「動量」，其「動量」能被整體感覺到並受到尊重，這就像太陽系中一粒原子的重量，即使其重量引起的撓曲微乎其微，但這撓曲仍然存在。美國的性情是溫順的而不是暴虐的，它並沒有預先確定下自己發展的方向。它那無情的衝力是一種被動的合力，就像密西西比河或者尼亞加拉河，河水帶著它那無數的涓滴不緩不急地向前流去，河流本身只提供吸力和壓力，水滴們則互相吸壓著。任何沒有把握的想法或者無論哪裡的一次鬧著玩兒的實驗都可能是某些大變化的最早的跡象，都可能讓大河的流水改變方向。在孩子的天空中任何一片雪花都可能變成雪球的核心，而那雪球則是他的巨大財富；然而雪球容易滾大也容易融化，那曾經存在過的雪球融化之後並沒有人因此而失去什麼。在美國，無論處在什麼地位上都有責任，可是無論哪兒都有光明。我並不是指非凡的理解力或者比較淵博的知識，而是指對光明的開放狀態；能看清事物、能生氣勃勃地做事無疑即是一種明顯的快樂；如果快樂能發揮作用的事很關鍵、很重要，那麼這種快樂就等於是藝術和理性的真正成就。美國人可能會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看得過重，不過他的錯誤往往源自急於讚美他自己的東西，一聽到別人的讚美就信以為真。他能夠發現不擇手段的贏利行為，因為他自己就善於那麼做。可是他卻發現不了人們（包括他自己）最終目的中的虛榮心或邪惡的用意，因為他在那方面還很單純。他認為生活是燦爛的、無可指責的，他從未停下來好好想一想生活中有多少固有的愚蠢和惡毒。他覺得他自己沒有什麼可畏懼的，也沒有什麼可隱藏或可抱歉的東西。如果他由於無知而表現得很傲慢，那麼他在吹牛皮的同時眼裡常常會熠熠生輝。他也許會懷疑自己是否在欺騙自己，他會要求世界予以證實。當他一旦確信自己是在欺騙自己時，他的天真也就很快消失了。相應的看來，美國的正統觀念雖然很傲慢，卻也並非十分頑固。它對命運比對政策更敏感，它確信前途是幸福的、成功的，如果有人不願為這樣的前途工作、不願分享成功與幸福，那將是可恥的事。然而它卻難以預言那種光明前途可能是什麼樣子的。雖然它在物質世界裡熱情地工作著，可是在精神世界中卻只是在觀望與等待。就像懷孕的母親對尚未出生的嬰兒那樣，它對心中未表露出的衝動充滿了柔情。在英國人的生活和哲學中，有一種神秘的信念：我們的工作即使以失敗告終，它對日後的成就也是一種貢獻，我們的努力湮滅在那成就中也就算得其所哉。這種英國式的虔誠的表現形式是忠於職守與善於適應，它達到的自我醒悟程度頗似那些思辨性更強的宗教通過苦行主義達到的自我醒悟，這種自我醒悟的內涵是我們必須放棄自己的意願、否定我們自己。然而，對動物來說，意願是基本的本能；可是有了意願，我們就必須自討苦吃，即使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那是愚蠢的。缺乏英國式自由的政黨與國家在精神上會互相對抗，那種精神不是慈愛的精神、不是有情誼的精神也不是基督教的精神。那是政黨與國家的勇氣和道德規範的表現形式，是不屈不撓的自負。它們所要的自由是絕對的自由，那種自由是相當原始的欲望。它可以被認為是對生活的熱愛，這種愛能激勵一切創造；它還可以被認為是對幸福的追求，所有神智健全的人都會致力於這種追求。它甚至可以被認為等同於運動的第一定律——所有的物體在不受到外力作用時，靜止的永遠保持靜止狀態，運動的則永遠進行直線運動。這種原始自由的敵人是所有那些外力，正是那些外力使它偏離了它所慣於走的路線或想走的路線。當人們開始考慮他們的境遇時，他們會反抗這種外來的暴虐干涉，會在想像中把自由的情況下他們的作為與被強迫的情況下所做的事進行對照。從這種意義上說，人類所有的鬥爭都是被對自由的熱愛激起的。甚至連對權利和財產的渴望都可以被認為是對更大範圍內自由生活的熱愛，因為那種生活需要更多的可利用的東西與資財。例如，專制欲望的辯護士會毫不猶豫地告訴我們野心勃勃的德國一直在追求最高形式的自由。只有把世界上的所有資源和所有附屬國的人都利用起來，圍繞著一個光燦燦的方向與自我意識的核心運作才能獲得這種自由，而普魯士兵政府剛好能提供這樣的核心。這是處心積慮地實現專制欲望的自由，可是在他們看來這種自由似乎要比英格蘭式的自由好得多，因為這種自由知道它需要什麼，很聰明地去追求它所需要的東西，而且並不依賴人性中善的手段去爭取成功。英格蘭式的自由是對他人深信不疑的自由！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又一個的障礙、有相互的讓步、有有限的滿足。它依靠的是騎士品質、運動家的風度、兄弟般的情誼以及不以謀利為目的的美德和無偏見的胸懷。它是多方面的、憨痴的、魯莽的冒險，摸索著朝一個不可預測的目標前進。除英國人之外，還有誰會考慮這樣的事！信仰上的狂熱者、詩人、教條主義者、藝術愛好者——任何有確定的目標和充滿激情、愛憎分明的人都不會喜歡英格蘭式的自由。把如此沉悶、如此苛嚴、如此暴虐的東西稱為自由，在他看來是一種天大的諷刺。實際上，英格蘭式的自由是一種積極的侵犯，它放棄了往日大多數人為之奮鬥過、交口讚譽過的舊的自由。與它相比，斯巴達人在塞莫皮萊山口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那種自由，基督教徒在角斗場上為之殉難的或者新教改革者在火刑柱上為之赴死的那種自由就成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自由。那些人之所以丟掉性命是因為他們不願合作，是因為他們不肯變通、不同意過其他人所珍惜的或者至少是所習慣的生活。他們堅持自己選擇的行為方式，一定要與他人完全不同，一定要我行我素，一定不肯普通；他們很想摧毀所處的社會或者至少在那個社會中把自己隔離起來，在自己的城牆範圍內或密室里過一種自己小心保護的、隱蔽的、純潔的生活。任何一個衷心熱愛他的國家的人或者篤信他的宗教的人都不會滿足於比那更少的自由或比那更多的民主。他必須不受約束地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他不允許懷有敵意的表決以及外來的利益打擾他，使他偏離哪怕是一點點他自己的生活原則。這就是宗教對自由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世界的革命和分裂中曾起過很大的作用。每一種新的異教都聲稱自己是正教，是恢復了純潔的正統；讓那些不接受已改革的信仰的墮落者去遭殃吧！甚至連教皇們也常常大聲疾呼自由，沒想到那是否是一種諷刺。中世紀的城市與貴族們也有這種渴望，也曾為自己的自由和權利而鬥爭。甚至還有美國的《獨立宣言》和美國的《憲法》也表達了這樣的強烈願望——那可是強有力的文件，但願英格蘭式合作性自由和精神沒有使它們膨脹，沒有把它們遮掩起來，沒有使它們軟化，也沒有使它們走樣。還有法國的那場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它們都旨在一勞永逸地在某種長遠的公正原則上建造社會，旨在清滅一切與它們的制度格格不入的傳統、利益、信仰甚至話語。對所有這些憂慮的或狂熱的自由倡導者來說，自由意味著不要改變他們自己的自由，讓他們的自由永遠持續下去，而對為了和諧要求他們做點改變的人，他們則回以強烈的蔑視。他們號召所有的人都完全照他們的樣子變得不受任何約束，否則就要掉腦袋。 美國一所小學課堂 美國人所遵從的英格蘭式的自由，是他們在還在學校時就培養起來的傳統。 塞莫皮萊山口之戰 圖為斯巴達人的將領列奧達尼和他的軍隊。斯巴達人為了自由，在塞莫皮萊山口戰役中與波斯軍隊殊死搏鬥，直至死去。但是桑塔亞那並不認可斯巴達人誓死捍衛的這種自由，他覺得這是一種少數人的、不願意合作的自由。 當然，對於許多人來說，即便在任何一座有這種自由的城市或教會裡（它們都十分注意保護自己的政治獨立和道德純潔），生活最終仍然不過是一種可悲的被奴役的過程。而且生活中總會出現點反抗者、殉難者和傲慢的哲學家，他們會抗議與怒斥極端獨立的、非常需要抗議的黨派和教派。對那些自由思想家來說，跟任何人的合作似乎都是對自由的玷污，他們對任何偏離「正北」的事都非常敏感，一接近任何「人體磁鐵」他們的「羅盤」就會亂轉。如果說易受影響是一種缺點的話，那麼讓自己接觸影響便是自己不謹慎；對任何心裡的「監督者」有很好的表達能力、意志又很堅定的人而言，易受影響似乎都是不光彩的事。若想感受英格蘭式的自由需有幾個必要的前提：不太精明，很愛交際，常效仿他人，常被流行的看法左右。你必須找到適於一起生活的那群大多數人，必須放棄你那已經失敗的事業，必須心甘情願地讓你最寵愛的那些見解躺在習俗的搖籃里閉眼睡覺。熱衷於民主、和平和國防聯盟的人不應自欺欺人，他們並不是每個人的朋友，他們是每個人身上最根深蒂固、最原始的本性的敵人。他們會在每個難馴服的民族中、每個不受任何約束的人心裡激起恆久的仇恨。 兇殘和有耐性是野獸生命中的本性，兇殘也好、有耐性也罷，都體現了英勇與不妥協的特點。起先，每個人和每個小集團不可避免地會為某種特殊的利益服務，這種利益本身也許會是完全高尚的、慷慨的。可是，這些利益都各不相干，又都顯得極為重要。各黨派、各集團無論多麼講究外交禮節，一打起交道來就會像古老的市場上買東西的和賣東西的人那樣討價還價。每個人都有一項確定的計劃，或許他會稱之為理想；當他今天把能弄到手的東西都弄到手之後，明天他又重新開始，目的沒有絲毫改變。他把所有的對手都當成純粹的敵人，因此要打倒、要趕走，最終要使其改變信仰或把他們消滅。同時他還會經常耍政治手腕，這種手腕的最後一招便是戰爭。這裡所說的手腕並不是專指牧師的手腕（雖然他們很善於耍手腕），而是指所有的傳教士、鼓動家、懂哲學的政治家都用的手腕；這種政治家從某種隱蔽的利益和不容變更的計劃出發，完全不按英格蘭式的精神行事；他玩陰謀、搞哄騙、巧舌如簧、故弄玄虛。他的手段是小心謹慎地向前慢慢走，利用人們的激情去接近自己的目標；如果這種辦法行得通，他便鼓動得他們狂熱起來；如果行不通，他則拿出狡詐的折中辦法，大講私人利益的好話，大搞騙局，提些親切的建議，其目的還是推薦他的事業，直到暈頭轉向的受騙者完全被他左右。或者當他覺得自己有足夠的實力時，他便對他們聲色俱厲進行威逼，嚇得他們緘口不語。這就是鼓吹者必然的做法，他宣揚的是一種政治或宗教的專制，追求的是對行為準則和意志的絕對支配，他認為那些準則本身是正確的，而人們的意志只是自以為有理其實並不可靠。 我們可能會問這樣的問題：當人們的智謀顯然十分有限，不可能取得永久性成功時，當他們的意志本身實際上非常脆弱，往往在還沒認識到一個夢想並不能實現之前就把它放棄了時，他們為什麼動不動就提出絕對的要求呢？原因是懷著某種欲望的人越是軟弱、越是愚昧、越是天真，他越是不能克制自己或放棄一部分欲望以便更好地在其他方面獲益。在大多數國家和大多數哲學流派中，有才華的人都是被動的，通常被挾持著向前奔，而對好的東西又往往一見傾心。於是倉促得到的信條似乎讓意志擺脫了所有的風險，保證了計劃的成功。可實際上那樣的信條會讓我們耳不聰、目不明以致遭遇災難性的風險，使所有的希望落空。英國人心中恰到好處的遲疑和表達上的遲鈍與木訥使他躲過了許多這種不幸，正因為他的頭腦不太出色，他才是安全的。由於總有所保留，他的創造力才永不枯竭；由於目標模糊，他才能在每個拐角處拐入最誘人的路。在這種比賽中，理智選擇了謹慎，把勇氣留給了意志力，在比賽中勇氣是必不可少的。有才智的人志在上九天覽月，他反駁一切、證明一切，可是一個俗人在平衡自己的各種能力時卻比他做得更好、更幸運！而這時意志卻根本不敢嘗試任何事、不敢改革任何東西，白白地將自己浪費在懶散、無足輕重的敵意和諷刺上。就英國人的個性而言，謙遜與大膽總能出現在恰當的地方，總能把握得恰如其分。剛強果敢是敢作敢為，並不假裝對事情的結果已有把握；它並不為了掩蓋有限的致命危險而高喊一切都已經很有把握。探索與友誼的樂趣是剛強果敢所得到的酬勞。 正是這種給人深刻印象的、適應性強的性格，正是這種精神上的青春活力，為合作創造了條件，使合作不斷發展。當利益完全被講清楚、完全確定下來之後，合作就變成了一種數學題。在利益分配相當清楚的情況下，人們才會合力互助或分工協作，就像水手們拉一根繩子。當他們同時也是在幫助自己時，他們才會互相幫助。除此之外，就會只有互不關心或永久的敵意。世上的事歷來如此。絕大多數低等動物儘管在成長過程中會有不少驚人的變化，可它們似乎是按照預先確定的方式和形式成熟起來的。大自然為它們安排好了一切，經驗對它們沒起任何作用；它們生也好死也罷，那完全是自己的天性。可是人類，特別是英國這個種族的人，似乎在心理上尚未成熟時在身體上就已經成熟了，他們需要教育、經驗、外界影響的幫助才能完全成熟起來。常常會寵壞其他人的東西對他們反而會有完善作用。如果任他們自由發展，不培養訓練，他們會一輩子都愚昧、粗魯，不會有正常的樂趣，只有酗酒當酒鬼。然而，託兒所、學校、教堂和社會習俗會使他們變成最文雅、最體面的人，同時又很聰明，不過那是一種謹慎的特有的聰明。即使盡心竭力，他們也許永遠不會像許多動物或先驗者那樣毫無困難地變得敏捷、優雅、有信心；可是他們卻獲得了更多的有代表性的見解和更廣泛的來源於經驗的知識。人的性格在娘胎里只形成了一半；在世上，性格繼續完善的方向可以是偶然選擇的方向，也可能是更崇高的社會和諧的方向，也就是說，鄰居們所建議的方向。社會是某些人的第二位母親。如果了不起的模仿本能不介入，不能使動物通過榜樣來學習，那麼許多動物的本能就是不完全的。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包含著吸收與同化；性格受到社會感染力的塑造，受到民主的教育。社會觀念一致的氛圍正傾向於擴大，它有助於把差異縮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其效果是道義上越來越協調一致，這種協調一致是精神和諧的最簡單形式，對人的感情最具約束作用。 人們常常把民主與自由相提並論，似乎它們指的是同一種東西；有時候又把它們等同於由選舉產生的政府——英國和美國都是這樣的政府。然而，正像英格蘭式的自由在某些人看來無異於被奴役一樣，因為它要求他們與別人合作、要求他們服從大多數人並且跟大多數人一樣發展，英國的民主在那些倔強的人看來無異於暴政，因為它是憲法規定的、有歷史根據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它隨時都可以把任何一個團體的權力縮小到只能參加選舉的地步——從兩三個候選人中選出一個人擔任公職，或者對某項具體的提案只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而這些提案和候選人都是由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安排在他們面前的。這笨重的政治碾磨機的碾磨功效毫不比命運遜色，它冷酷、分不清青紅皂白；例行公事、裙帶關係、不和、狂妄自大、迷戀官位、愛財，所有這一切都在推動著磨輪。最糟糕的是反對這台歷史悠久的機器的革命黨也在重複他們所抨擊的東西，甚至做得有過之而無不及。英國和美國內部與外部的敵人正是以正常自由和直接民主的名義起來反對他們的民主和自由的，如果英國和美國的普通人都能認識到這一點就好了。正如羅馬教廷曾威脅過英國自由那樣（因為羅馬教廷堅持所有的人都要信奉一種不可改變的世界性的宗教），如今在少數被剝奪了應享權利的人的領導下，被剝奪了應享權利的許多人的世界性民主又威脅著英國式的自由——因為這種民主要消除個人利益，而私人利益卻是任何合作中的要素，這種民主還將讓每個人只有被強迫的成員身份，每個人都在一個大集體中被迫服務，他沒有財產、沒有家庭、沒有國家，也沒有宗教信仰。在這樣一種制度下的生活也可能會有舒適之處，會有它自己的藝術、自己的微乎其微的自由，這一點並無疑問，正如在天主教制度下的生活也有真善美、也有慰藉那樣。然而，這兩種制度下的人性卻不是英國式的，或許根本就不是人的本性。 英格蘭式自由的一大優點是它跟事物的本性是協調一致的，當生物成功地使自己的習慣適應了事物的習性後，它們便進入了健康與智慧之路。毫無疑問活下去的欲望是完全絕對的，無論是高級生物還是低級生物，無論是兇猛的野獸還是十分樂觀的人都是如此；可是即便如此它也只是在口頭上，在堅持自己的要求時是絕對的；它是否能存在則根本不是絕對的而是不確定的。活下去的欲望是上千種隱蔽的一時欲望的靈活心聲，個別的隱蔽的一時欲望會時不時地表現出來。活下去的欲望會不知不覺地受複雜的已被遺忘的過去的影響，對變化中的未知環境非常敏感。這種欲望是許多感情的集合體，當它提出絕對要求時，便會變得既可悲又可笑。它也許準備成為殉道者，可是卻將不得不成為殉道者。殉道者是英勇的，然而除非他們得到事物本性的支持、他們的事業可望成功，否則他們的英勇就會變成罪犯式的和瘋子式的英勇，很令人關注，可在道義上卻令人厭惡。瘋子和罪犯跟其他殉道者一樣，迎合了大眾的想像力，因為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點絕對欲望或者說聚集著一些小小的絕對欲望，那是想犯罪、想發瘋、想成為英雄的欲望。不過如果我們神志健全的話，我們會靠「權衡」來生存，我們把這種「權衡」稱作理智，它控制著那些反叛的夢想；如果那些反叛的夢想發狂失控了，我們就會迷惘。理智是一種和諧，以自我為中心的哲學家認為理智支配著世界（在世界上各種無理性都是根深蒂固的、難以約束的），因為只要人和自然出現了和諧（無論在何處，也無論和諧的程度怎樣），世界就會變得可以理解、變得安全，哲學家們就能在其中生活。即便在理性的社會中，情感也仍然是生活中的要素，不過各種情感會相互制約；而理性的生活卻像英格蘭式的自由那樣是一種永恆的折中。正相反，絕對自由是行不通的。它是一隻新生的昆蟲嗡嗡叫著在愚蠢地向世界挑戰，它跟生活在很多方面不合拍。世界上所有的獨立宣言並不會給任何人帶來真正的獨立。你可以無視你所處的環境，可是你卻無法逃避它；你對環境的漠視會給你帶來精神上的貧窮，將來總有一天讓你面臨意想不到的不愉快的東西。甚至連魯濱遜（生氣的美國曾試圖模仿他）也要靠從遇難船上搶救出的東西生活，靠島上的足跡、靠遙遠的希望活下去。聽之任之、不受干預、不受幫扶的自由不是英格蘭式的自由。那是所有野獸、所有野蠻部落、所有嫉妒的城市和宗教的原始欲望，他們聲稱要按自己中意的方式生活、按自己中意的方式闖蕩世界。然而，這些好鬥者只有與合作對立的原則所給予他們的精神力量；在對外事物上，他們越是表現出更多的自由，他們的成員在內部享受的自由越少。在內部，他們好像古斯巴達或現在的德國那樣，不惜一切代價嚴格地組織起來。即便那些強制的約束不十分令人厭倦，人民有熱情、也自動地齊心協力，這種本地的和諧基礎也會很快證明是非常狹隘的。各國家和各宗教會互相衝突，會和變化、科學衝突，會和所有他們從未預見到的現實問題衝突。他們終將或多或少有些痛苦地消亡，可那卻不是一種正常的功德圓滿的消亡，不像一個人那樣消亡後還會留下子女和繼承人。那將是他們發展的結束，是理想悶死在沙中。 美國上流社會請願的婦女 1916年，為了爭取選舉權，一群上流社會的女士們掛著標語牌上街遊行。 這種狂熱的自由的崩潰不是正常的變異，並不像環境變化後，賴以生存的所有東西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遲早都要變異那樣。那是一種極大的悲劇，因此較狹隘的激情以及更迅速地形成的和諧比混亂或者比代替混亂的沉悶的廣泛平衡更完美。樂意合作的生活是合理的、富有朝氣的生活，不過它本身總是不完美，同時它還會讓某些欲望感到窒息。絕對自由會產生一些東西；而靈感、無拘束的才智、堅定的信仰、獨特的中心地和繁衍環境都是那些東西誕生的必要條件。假如藝術家沒有完全的自由，他的工作沒有純淨的環境，就不會有什麼好辦法讓合作普及與成功。英格蘭式自由的理性與原則沒有創作的靈感；它們以自發性為先決條件，然而它們又在某種程度上扼殺自發性；它們沒有完美的形式，因為它們必須保持變通性並不斷地進行改進以便不斷地廣泛適應發展的大世界。因此它們的工作就像那些大教堂的建築，大教堂都是經過連續的不同時期的勞動建起來的，每個時期都有其自己的風格。有時候，我們會感到遺憾，因為某種設計沒能毫無變動地得以實現，然而長期的不斷補充最後總會有奇妙的頗具說服力的效果。對美的共同虔敬和熱愛激發了補充設計的靈感，歲月把不同的補充設計融合在一起，弱化了它們的不協調之處。最後完成的集各種風格為一體的大教堂似乎籠罩在難以形容的魅力中，就好像上帝和人類都在裡面喘息。它是由各種偶然因素構成的和諧的傑作，就像時間和大自然創造出每一種傑作一樣，這樣的作品格外深刻、格外富有想像力，因為單憑人的才智是絕對設計不出來的。這種由環境製造與改造出來的有自然特色的建築是所有品行端正的人的搖籃和家園。 韋伯斯特[1]曾大聲疾呼：「自由與團結，永遠重要，它們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韋伯斯特這激昂的呼聲背後似乎蘊涵著嚴肅的道理，甚至蘊涵著深刻的思想，因為倘若你為了自由而丟棄了團結並拒絕在目的上相互適應（不同的目的會對其中的每一種目的造成損害），那麼你主張的自由就失去了廣泛性、靈活性，失去了不怕變化而頑強存在的力量，也就是說為了變得肆無忌憚與絕對，那種自由不再是嘗試性的、富有人性的。大自然總是製造出一些不知責任為何物的本不足道的情感，這些情感還常試圖左右她，可是她從未讓其中的任何一種情感獲得過真正的成功，獨裁的帝國和宗教的崩潰已經提供了證明。然而由於英格蘭式的自由是合作性的，由於它只要求人們達成部分的、可變通的一致，所以它可以長久地持續下去，可以讓所有明事理的人和國家為其效勞。這種自由是美國繼承來的最珍貴的財富，這筆財富比歐洲大陸、美洲大陸的原始財富更可貴，它是穩健而果敢的英格蘭精神的精華。當然，如果我們是飛鳥或詩人，那麼絕對自由就會顯得更令人愉悅；可是如果我們是生活在一起的人，那麼合作與心甘情願地做部分自我犧牲，甚至全部犧牲（我們心中的愛除外）也是很美的事。絕對自由與英格蘭式的自由是不相容的兩種自由，人類必須在它們二者之間作出痛苦而勇敢的選擇。不得不摒棄與毀滅某些美的東西的確是生活中令人最為苦惱的事。 * * * [1] 約翰·韋伯斯特（約1580—約1625），英國劇作家，生平不詳，以其悲劇《白魔》和《馬爾菲公爵夫人》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