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戰爭史 1377-1471 · 第7章 約克公爵理察第二次出任護國公和第二次聖保羅大教堂和解

精彩看點 安茹的瑪格麗特四處尋求援助——約克公爵理察重回權力巔峰——約克公爵理察第二次出任護國公時的表現——倫敦本地商人與外地商人之爭——安茹的瑪格麗特與約克公爵理察衝突加劇——亨利六世提出蘭開斯特派與約克派和解——第二次聖保羅大教堂和解——英格蘭地方層面的衝突——倫敦商人與倫巴第商人的衝突——法蘭西王國遠征軍偷襲桑威治——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擔任加來總督——英格蘭王國政府向蘇格蘭王國政府示弱 1456年和1457年，英格蘭沒有爆發公開的戰爭，整個英格蘭王國籠罩在用武力守護的和平當中。此外，這段時間的和平要歸功於心慈手軟的亨利六世。亨利六世表現出自我犧牲精神，表示對約克公爵理察的「兵諫」行為既往不咎。既然薩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已經陣亡，亨利六世就任命約克公爵理察擔任自己的顧問大臣。 與亨利六世相比，安茹的瑪格麗特王后的目光更長遠。在她看來，約克公爵理察是自己丈夫亨利六世及兒子威爾斯親王威斯敏斯特的愛德華執政的絆腳石。為讓年輕的威爾斯親王威斯敏斯特的愛德華順利繼承英格蘭王位，安茹的瑪格麗特絕不能讓英格蘭王國的大權落在約克公爵理察手中。因此，她開始四處尋找援兵。最終，她已經不滿足在英格蘭王國國內尋找援兵，而將求助之手伸向國外。依靠親戚關係，她找到法蘭西國王查理七世。通過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二世的母親蘇格蘭王太后瓊·博福特這層關係，安茹的瑪格麗特找到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是薩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同祖父母的表兄，也是亨利六世同祖父母的表弟。 約克公爵理察的步步高升讓安茹的瑪格麗特王后如坐針氈。然而，正是安茹的瑪格麗特對約克公爵理察咄咄逼人的反對加快了約克公爵理察對抗蘭開斯特家族的進程。雖然薩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威脅已經不存在，但只要安茹的瑪格麗特王后還在位一天，約克公爵理察就永遠不能幻想與亨利六世和平相處。僅靠猜疑斷定現有的狀況是沒有意義的。接下來，約克公爵理察的行動恰巧驗證了安茹的瑪格麗特王后對他的防範是必要的。當然，安茹的瑪格麗特王后的重重疑心，處處防備，也可能導致了約克公爵理察後來的行為。 亨利六世重返倫敦讓約克公爵理察在英格蘭王庭的地位驟然發生變化。我們從《帕斯頓信札》中的一封信可以得知，「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結束後第三天，即1455年5月25日，亨利六世更換了一批大臣。」[1]原薩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勢力已經倒台。約克公爵理察被任命為當時英格蘭王國的治安總管，在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中立下赫赫戰功的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成為加來總督。這樣，約克派既在英格蘭王國國內控制了英格蘭王國的軍隊，又控制了駐紮在海外的英格蘭王國軍隊。由於在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中，奧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臨陣脫逃，他原本財政大臣的職務將由埃塞克斯伯爵亨利·鮑徹接任。埃塞克斯伯爵亨利·鮑徹的弟弟托馬斯·鮑徹已經當上坎特伯雷大主教及英格蘭王國大法官。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英格蘭王國各路政要各司其職，為即將召開的英格蘭議會做準備，並且希望在這次英格蘭議會中處理好諸多國事。亨利六世帶著妻子安茹的瑪格麗特王后和兒子威爾斯親王威斯敏斯特的愛德華前往赫特福德。在韋爾的修道院內，約克公爵理察受到熱情接待。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攜帶一批俘虜及多塞特伯爵亨利·博福特在漢斯頓駐紮。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的父親索爾斯伯里伯爵理察·內維爾則駐紮在拉伊。因此，為保存實力以備不時之需，約克派的主要軍事力量並不願遠離倫敦。曾有人認定亨利六世的三名僕人計劃在亨利六世的臥室中謀殺約克公爵理察，但在審判中，亨利六世的三名僕人證明了自己的清白。 與此同時，為鞏固在英格蘭議會中重新獲得的多數議席優勢，約克派採取了大量具體措施。1455年6月8日，諾福克公爵夫人埃莉諾·鮑徹以丈夫諾福克公爵約翰·德·莫布雷的名義向約翰·帕斯頓寫信，要求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確保諾福克公爵約翰·德·莫布雷的表親約翰·霍華德與羅傑·張伯倫爵士在諾福克郡議員選舉中勝出。[2]約翰·帕斯頓是一位沒有實權的紳士，但他只要打著維護諾福克公爵約翰·德·莫布雷提名候選人的旗號，就鮮有反對聲音。然而，約翰·帕斯頓顯然採取了更直接的方式。他找到宮廷選舉官的副官，並且跟這位副官打了招呼。但本次議員選舉結束後，這位副官通知他選舉的獲勝者是伯尼大人、格雷大人及約翰·帕斯頓本人。儘管如此，在最終宣讀的晉封名單中，諾福克公爵約翰·德·莫布雷指定的候選人約翰·霍華德和羅傑·張伯倫爵士還是晉升為諾福克郡騎士並坐在英格蘭議會的議員席位上。[3]英格蘭議會下議院還選出活躍的約克派支持者約翰·溫洛克爵士擔任英格蘭議會下議院議長。 約翰·溫洛克爵士 這次英格蘭議會的召開可謂一波三折。第一階段會議從1455年7月9日到1455年7月31日，歷時二十二天，其中一項議題是為格洛斯特公爵漢弗萊平反。1447年，由於被懷疑叛國，格洛斯特公爵漢弗萊被判處死刑。英格蘭王國與法蘭西王國百年戰爭即將結束時，作為英軍統領，格洛斯特公爵漢弗萊遭到包括安茹的瑪格麗特王后在內的博福特派的詰難。此時，英格蘭議會公開為他平反。[4]其實，英格蘭議會這一遲來且看似古怪的決議正是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的獲勝方約克派向安茹的瑪格麗特王后示威，想以此證明他們反對安茹的瑪格麗特王后早有正當先例。 為格洛斯特公爵漢弗萊平反後，英格蘭議會還為近期其他反對亨利六世的人做了辯護。英格蘭議會此次發布的聲明除了以約克公爵理察的名義，還以所有加入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中的勳爵、騎士、鄉紳、弓箭手等人的名義發布。這項聲明證實了他們的清白，也免除了他們可能面臨的法律制裁。英格蘭議會將一系列禍亂的罪責推給已經去世的薩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正囚禁在倫敦塔的財政法官托馬斯·索普爵士，以及亨利六世的親戚威廉·約瑟夫爵士身上。 英格蘭議會召開期間，英格蘭王國政府的大臣們專門花時間討論如何抵禦法蘭西王國與蘇格蘭王國等境外對手，特別是蘇格蘭王國，因為1455年，蘇格蘭國王「紅臉」詹姆斯二世曾圍攻貝里克未果。[5]儘管有這屆英格蘭議會努力維護，但英格蘭王國的和平局面似乎難以改善。在亨利六世面前，約克派內的兩名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即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和拉爾夫·克倫威爾男爵爭論不休。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與拉爾夫·克倫威爾男爵都想推卸自己的責任，把引發戰爭的罪責推到對方頭上。可憐的英格蘭國王亨利六世只能夾在這場無休止的爭論中，看著兩個戰爭的「罪魁禍首」強調誰的罪輕一點。拉爾夫·克倫威爾男爵即使身處倫敦，可以背靠亨利六世這棵大樹，也開始擔心自己的安危。為保險起見，他請求將自己關入什魯斯伯里伯爵約翰·塔爾博特的府里。此時，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及其他約克派支持者也不敢放鬆警惕。他們依然保持全副武裝的姿態，在每天來往於自己家門與威斯敏斯特宮的船上裝滿武器。[6]因此，亨利六世下令禁止隨身攜帶武器，但難以做到令行禁止。約克派貴族顯然擔心形勢逆轉，因而他們再次向亨利六世表達忠心。1455年7月31日，英格蘭議會閉會。 威斯敏斯特宮 1455年9月，亨利六世再次病倒。此時，英格蘭王國地方層面的矛盾已經激化。《帕斯頓信札》曾記載在亨利六世統治期間，諾福克郡一直不太平。然而，英格蘭王國其他各郡也不安寧。1455年10月，德文郡發生一起嚴重的縱火謀殺案件。蘭開斯特派的德文伯爵托馬斯·德·考特尼與約克派的邦維爾勳爵發生了爭執。一天晚上，德文伯爵托馬斯·德·考特尼的兒子帶領一幫人放火燒了一個叫雷德福的人的住宅。雷德福正是邦維爾勳爵的朋友。此時，雷德福年事已高。被帶走時，他哀求讓他騎馬，卻遭到德文伯爵托馬斯·德·考特尼兒子一伙人的拒絕。他們逼迫雷德福步行。可憐的雷德福沒走多遠，就慘遭德文伯爵托馬斯·德·考特尼兒子一伙人割喉身亡。這只是德文伯爵托馬斯·德·考特尼與邦維爾勳爵長期爭鬥的一個小插曲。不久，兩位貴族在埃塞克特兵戎相見。雙方實力都不容小覷。關於兩位貴族在戰場上的勝負說法不一。但最終，無論戰場爭鬥結果如何，德文伯爵托馬斯·德·考特尼都洗劫了埃克塞特大教堂。[7] 接二連三的打擊擊垮了亨利六世。在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中，他受了驚嚇，從此落下病根。雖然這次沒有1454年病情嚴重，但亨利六世舊病復發，導致他無法處理政務。此時，亨利六世急需一位攝政大臣或護國公。因此，1455年11月12日，他重新召集了1455年7月閉會的英格蘭議會。通過一系列常規會議流程後，英格蘭王國的貴族們再次推選約克公爵理察擔任英格蘭王國護國公一職。直到1456年2月，亨利六世再次恢復神智，約克公爵理察一直擔任英格蘭王國護國公。 從某種角度來說，約克公爵理察第二次擔任護國公到內戰重新爆發前的這段時間，在英格蘭的歷史中並不出彩。以下三個原因導致這段歷史的暗淡：第一，亨利六世的和平政策受到英格蘭王庭的牽制。事實上，亨利六世必須經過英格蘭王庭同意才能做出決策，儘管亨利六世的努力不無成效。第二，這一時期，英格蘭王國內部局部衝突及動亂持續爆發。倫敦曾發生過暴亂，地方各郡縣也出現武裝叛亂。第三，英格蘭邊境地區也不安寧。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二世撕毀1453年英格蘭王國與蘇格蘭王國達成的休戰協定。英格蘭政府儘管聲稱要讓蘇格蘭王國政府為其挑起戰爭的行為付出代價，但沒有採取實際行動。更糟糕的是，曾長期遭受英格蘭王國入侵的法蘭西王國已經崛起。英格蘭王國方面沒人能阻止法蘭西王國的軍隊踏上英格蘭王國的領土，洗劫英格蘭東南部五港同盟之一的桑威治港。 由於第二次擔任英格蘭王國護國公的任期十分短暫，約克公爵理察並沒有太多作為，但他帶來一個重大改變。那就是對約克公爵理察的這次護國公的任命，英格蘭議會下議院比上議院表現出更大的熱情。然而，沒過多久，亨利六世的身體恢復正常，約克公爵理察的第二次護國公任期就此結束。1456年1月14日，英格蘭議會重新召開。聽到亨利六世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約克公爵理察和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帶著三百名身穿鎧甲的士兵前來參加英格蘭議會。[8]這明顯是「有備而來」，而其他封建領主都沒有帶武裝力量護衛自己。1456年2月9號，亨利六世恢復了健康。但根據以前的約定，只有亨利六世才可以解除約克公爵理察的英格蘭王國護國公一職。事實上，亨利六世希望約克公爵理察留在英格蘭政府出力，但護國公一職權力過大。因此，亨利六世比較傾向於授予約克公爵理察「首席議員兼助理」的職位。然而，「強勢而不擇手段」的王后安茹的瑪格麗特不能容忍自己的丈夫亨利六世的這一想法。[9]因此，約克公爵理察不僅被罷免了護國公一職，也沒有被安排其他任何職務。英格蘭王國政府狀況日趨惡化。此時，英格蘭政府的常規運行已經千瘡百孔，財政狀況糟糕。亨利六世太無主見，導致無度揮霍。當然，亨利六世的揮霍並不是用在自己身上，而是作為各種大禮賞賜給他的朋友們，或者是捐贈給各類慈善基金會。[10]據此，英格蘭議會推出並通過一部法案，實質是要收回亨利六世即位後曾經賞賜分封的一切，「所有的榮譽、城堡、爵位、村落、鄉野、莊園、土地、寓所、荒原、森林、租地、繼承權、收費權、農莊、服務、郡縣收益、優先權利、大教堂、醫院或免費小教堂及所有其他收入及其相關內容」。然而，這部法案從英格蘭議會通過輕而易舉，執行起來卻舉步維艱。這部法案不能實施的重要原因是其不公正性。依照法案，不但所有財產將失去保障，而且容易在握有實權的政府官員中滋生濫用職權、強取豪奪、暴力執法等惡劣現象，從而加速革命爆發。值得回顧的是兩百年後，瑞典王國政府實施的「機構精簡」政策也演變成官員敲詐勒索、實施暴政的工具。英格蘭議會閉幕前，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被確定任命為加來總督。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也是約克公爵理察在英格蘭王國政府所剩的最具實力的支持者。 英格蘭政治史留存的文獻寥寥無幾。研究玫瑰戰爭的博學的歷史學家們注意到，1456年1月到1457年11月，英格蘭樞密院的記錄竟然一片空白。[11]但當時的英格蘭王國的政局好過人們的預期。 儘管此時，倫敦爆發了一場當地居民與外來商人的糾紛，但1456年5月8日，在給約翰·帕斯頓的一封信中，約翰·博克提到「倫敦和平局勢得以維護」。[12]因此，英格蘭王國國內各派政治勢力都在互相觀望。此時，亨利六世時而待在倫敦，時而來到申恩，時而前往考文垂。大多數時間裡，約克公爵理察待在他位於約克郡西部的桑達爾城堡。安茹的瑪格麗特王后則帶著年幼的威爾斯親王威斯敏斯特的愛德華居住在斯塔福德郡的塔特伯里城堡[13]。顯然，安茹的瑪格麗特王后選擇住在塔特伯里城堡是為防止約克公爵理察重掌大權的小動作。白金漢公爵漢弗萊·斯塔福德是蘭開斯特家族的忠實支持者，雖然並非全力以赴支持。白金漢公爵漢弗萊·斯塔福德曾在埃塞克斯郡的里特爾待過一段時間。那段時間，他過得很不自在，因為大多數倫敦市民都支持約克公爵理察。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審時度勢，沒有急於前往加來上任。1456年5月與1456年6月，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安守沃里克城堡。毫無疑問，他的盔甲時刻保持鋥亮，火藥時刻保存在安全乾燥的地方。 塔特伯里城堡遺址 直到1456年年中，英格蘭王國的主要政治力量還是各據一方。安茹的瑪格麗特王后搬到切斯特，但約克公爵理察留在桑達爾城堡。正如《帕斯頓信札》記載的「約克公爵理察和王后安茹的瑪格麗特都盯著對方的一舉一動」。[14]約克公爵理察沒有忘記忠誠於他的倫敦市民，索爾茲伯里伯爵理察·內維爾，大法官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鮑徹和財政大臣埃塞克斯伯爵亨利·鮑徹。1456年8月中旬，亨利六世離開倫敦，前去與王后安茹的瑪格麗特會合。因此，整個英格蘭王庭在米德蘭地區開始慢條斯理地四處巡視。結束對各地的訪問後，英格蘭王庭在考文垂安頓，並且在1456年10月召開樞密院會議。[15]然而，會議名單中沒有排除約克公爵理察的名字，從而使他與年輕的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展開了正面交鋒。作為已故薩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繼承人，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是約克公爵理察堅定而強大的對手。英格蘭王國的內閣人員進行了一些調整，溫徹斯特主教威廉·韋恩弗利特接替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鮑徹擔任英格蘭王國大法官，什魯斯伯里伯爵約翰·塔爾博特接替了埃塞克斯伯爵亨利·鮑徹擔任英格蘭王國財政大臣。然而，這些變化非但沒有對約克公爵理察不利，反倒惹惱了亨利六世的追隨者白金漢公爵漢弗萊·斯塔福德。他可是鮑徹兄弟同母異父的兄長。新當選英格蘭王國大法官的威廉·韋恩弗利特不屬於任何派別，而什魯斯伯里伯爵約翰·塔爾博特屬於約克派。實際上，約克公爵理察與亨利六世關係融洽。只要有機會，誰都願意與他人交好。然而，王后安茹的瑪格麗特不能容忍亨利六世與約克公爵理察的和睦關係。約克公爵理察無疑對王后安茹的瑪格麗特也虎視眈眈。事實上，如果不是白金漢公爵漢弗萊·斯塔福德及時出手相助，那麼約克公爵理察會陷入危險境地，被王后安茹的瑪格麗特的手下所害。1456年10月中旬，亨利六世與英格蘭王庭一起來到切斯特。1456年冬及1457年春，亨利六世都是在英格蘭西部一些地方度過，這可以讓他脆弱的神經得到放鬆。1457年2月，英格蘭王庭再次來到考文垂並在那裡舉行了一次大議會。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與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索爾茲伯里伯爵理察·內維爾達成和解。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與索爾茲伯里伯爵理察·內維爾的家族紛爭，源於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的父親薩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在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陣亡。[16]1457年5月，在赫里福德的審判庭上，亨利六世的出席讓原本混亂的局勢得到緩解。[17]1457年秋，英格蘭王庭逐漸向倫敦方向轉移並在威斯敏斯特宮召開英格蘭大議會。出席英格蘭大議會的有包括約克公爵理察在內的所有貴族。這次英格蘭大議會的主要議題包括對奇切斯特主教雷金納德·皮科克涉嫌異端思想的審判。[18]1457年12月月底，英格蘭大議會因聖誕節休會。亨利六世決定1458年1月26日再次召集英格蘭議會[19]，調解英格蘭王國境內各派勢力，力求他們能和平相處。1458年1月27日，英格蘭大議會復會。就這樣，1457年在比較和平的局面中過去。 來之不易的和平局面讓亨利六世喜不自勝，他覺得自己的祈禱終於應驗，和諧的氛圍只差某種公開儀式徹底確定。因此，英格蘭王國國內各位有權勢的貴族領主陸陸續續來到倫敦。但他們大多拖拖拉拉，對亨利六世的調解缺乏熱情。事實上，貴族領主互不信任，每人都帶一兩百名身著各家特製號衣的精幹衛兵來到。亨利六世剛剛在溫莎度過聖誕節，並且在約定時間來到威斯敏斯特宮，卻發現到場參會貴族寥寥無幾。各大貴族領主態度冷漠，缺乏禮數，亨利六世看到自己被當作無足輕重的人看待，內心一定深受打擊。然而，有一點讓亨利六世欣慰，那就是約克公爵理察準時赴約。約克公爵理察說話算數，就像當時信中寫下套話：「僅攜家丁，計用馬匹一百四十而已。」[20]顯然，只帶著一隊強壯兵馬正顯示出約克公爵理察的「深思熟慮」。無論如何，只要約克公爵理察聲稱這些人馬是他的家丁，他就不會公然無恥地違背禁止私黨與庇蔭的朝綱。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的父親索爾茲伯里伯爵理察·內維爾在約克派中排行第三，當時他也來到會場。他帶了四百多名士兵，八十名騎士和鄉紳。已經擔任加來總督的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本應按時抵達倫敦，但因遭遇逆風遲到。蘭開斯特派的貴族領主們似乎尚未準備妥當。1458年1月31日，遲到了將近一星期後，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到達倫敦。直到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埃克塞特公爵亨利·霍蘭才有望抵達倫敦。他是衝著建立「一個偉大而強大的夥伴關係」來的。 最終，亨利六世看到英格蘭各地大部分貴族領主們已經來到倫敦，便宣布英格蘭議會正式開會。在英格蘭議會上，亨利六世就和平問題發表演講，告誡各位貴族領主上帝始終是仁慈的，只有仁慈的人才能與上帝同在，得到上帝的庇護。他還表示自己講完這番話後，將先行離開，與家人一起前往伯克翰斯特的英格蘭王室莊園居住。這樣，亨利六世不在場，各貴族領主們就可以暢所欲言，共商國是。倫敦這座富裕之城只剩下各地貴族領主及他們帶來的成千上萬無法無天的武裝侍從。倫敦市政府雖然憂心忡忡，但深知如何進行自我保護。倫敦市政府似乎已經組織好一支全副武裝的保安隊伍。 在本次英格蘭議會的會議中，各大貴族領主的討論進展得十分順利。亨利六世近在咫尺，希望與他交流的貴族們也都如願以償。多虧蘭開斯特派的諾森伯蘭伯爵亨利·珀西率領的三四千人馬及時到達，才讓亨利六世的和平倡議引發不少關注。不過，由於倫敦市民大都支持約克派，諾森伯蘭伯爵亨利·珀西的人馬並沒有進入倫敦城內。本次英格蘭議會的會議似乎不是在威斯敏斯特宮的議事大廳，而是在各派內部的會議上召開的。住在城內的約克派領主到黑衣修士會內集合，住在城外的蘭開斯特派前往艦隊街的白衣修士會裡議事。[21]1458年3月15日，各派貴族就亨利六世的和平倡議達成高度共識，並且等待亨利六世與安茹的瑪格麗特返回倫敦慶祝。1458年3月24日，亨利六世提出，接受封賞的各貴族領主應當和平共處、團結友愛、相互扶持，將過去的恩怨一筆勾銷。為平復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引起的爭端與敵意，約克派要做出相應賠償。認賠的一方是約克公爵理察、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和索爾茲伯里伯爵理察·內維爾，獲賠的一方是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和他的寡母凱瑟琳·斯溫福德，諾森伯蘭伯爵亨利·珀西及他的母親諾森伯蘭伯爵夫人埃莉諾·內維爾，約翰·克利福德男爵及他的兄弟姐妹。如此，約克派與蘭開斯特派得以明確區分。一派是曾在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中贏得勝利的約克派支持者，一派是在同場戰役中慘失領軍人物的蘭開斯特派支持者。為撫慰亡靈，約克派的領主們同意應當每年向聖奧爾本斯修道院奉獻四十五英鎊，為埋葬在那裡的薩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諾森伯蘭郡伯爵亨利·珀西與托馬斯·克利福德男爵超度亡靈。此外，約克公爵理察將賠償薩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夫人凱瑟琳·斯溫福德和她的兒子，即現在的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五千馬克，換算為三千三百三十三英鎊六先令八便士。這筆費用將從亨利六世一直拖欠約克公爵理察出任愛爾蘭總督時的薪俸里支出。裁決的措辭意味著約克公爵理察自己去籌措資金，亨利六世拖欠他的薪俸算是清償了。與此同時，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向約翰·克利福德男爵支付的一千英鎊也會從亨利六世拖欠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的薪俸中扣除。索爾茲伯里伯爵理察·內維爾承擔的賠付任務是要拿給諾森伯蘭伯爵亨利·珀西的。最近，由於某起案件，索爾茲伯里伯爵理察·內維爾和諾森伯蘭伯爵亨利·珀西鬧上約克郡的高級法庭，諾森伯蘭伯爵亨利·珀西被判向索爾茲伯里伯爵理察·內維爾支付八千馬克。如果已經支付，那麼現在索爾茲伯里伯爵理察·內維爾應將八千馬克退給諾森伯蘭伯爵亨利·珀西。 白衣修士會的標誌 約克派與蘭開斯特派的調停將在「大額款項」法庭簽字畫押，以確保兩派遵守這次調停。[22]1458年3月25日，為慶祝太平盛世的到來，各大貴族領主與亨利六世一同遊行前往聖保羅大教堂。虔誠的亨利六世身著威嚴長袍，騎行在遊行隊伍最前面，為自己成為英格蘭王國的和平締造者沾沾自喜。此時，過去勢不兩立的仇敵按照地位高低依次排隊。亨利六世後面緊跟著的是王后安茹的瑪格麗特。王后安茹的瑪格麗特挽著約克公爵理察的胳膊並肩前行。看著遊行的人們「可愛的面容」，所有人喜不自勝。 我們的國家沐浴著慈祥 推倒距離與猜忌的城牆 上帝會指引我們，統治我們 向著智慧、富裕和快樂的方向 因為愛是構築團結的力量 團結，向上，我們的領主都是這樣。[23] 這是倫敦聖保羅大教堂迎來的第二次和平，[24]也是近兩年來和平或者說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後相對和平的頂點。接下來，和平的締造者亨利六世也能好好休息一陣子。 1456年和1457年，在地方層面，英格蘭王國雖然不能說絕對相安無事，但衝突遠不及以往激烈。然而，確有一些極端事件發生。儘管亨利六世的巡訪給不少地區帶來安寧，但暴力衝突依然時有發生，王庭周邊也未能倖免。達官貴人的侍從總跟地方官員衝突不斷。職業軍人如果為一己私利或者缺少強大政府的誠實指引，也會興風作浪，作惡多端。十年來，英格蘭王國軟弱無能的統治讓士兵們愈發橫行霸道，他們如同義大利共和國軍或歐洲三十年戰爭中的僱傭兵。[25]當然，英格蘭的情況還沒有如此糟糕。在英格蘭的城市及鄉村中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對混亂的局面起到抑制作用，貴族領主階層的領袖也希望減少對平民的掠奪，這一點令人稱道。然而，問題是有話語權的人太多，國王、各貴族領主及一些自治市的官員都要染指地區的管理。 1456年10月，亨利六世與巡迴法院還在考文垂。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的手下與城市巡管發生爭執。雖然這場紛爭具體因何而起難以說清，但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的手下難逃干係。他們在考文垂安寧的大街上為非作歹，甚至殺了兩三個市民。[26]考文垂市內警鐘敲響了，「整座城市起來反抗」。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市民們匆忙系上絎縫外衣從家中走出來，群情激憤，誓要給這些人還以顏色。市民們對這幫人橫行霸道已經是忍無可忍。如果不是白金漢公爵漢弗萊·斯塔福德盡力圓場，那麼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及其手下一時將難以收場。見到這一情形，白金漢公爵漢弗萊·斯塔福德立即下令調解雙方矛盾，並且竭力營造和諧相處的氛圍。 在英格蘭西部，我們很難看到真正的和平。雖然約克公爵理察在威爾斯的拉德洛周圍擁有不容小覷的實力，但塞文河河谷南部有一位亨利六世的堅定追隨者，即賈斯珀·都鐸的勢力範圍。賈斯珀·都鐸是瓦盧瓦的凱瑟琳王太后第二段婚姻生下的兒子，也是亨利六世同母異父的弟弟。後來，賈斯珀·都鐸被封為彭布羅克伯爵。正如三十年後，亨利七世在米爾福德港發現的那樣，賈斯珀·都鐸的家族在塞文河河谷有很強的實力。此時，里奇蒙伯爵埃德蒙·都鐸[27]與一位威爾斯酋長[28]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武裝衝突。[29]然而，這場武裝衝突遠遠不像地方矛盾那麼簡單，甚至連蘭開斯特派與約克派也捲入這場衝突。1457年5月1日，埃德蒙·都鐸與威爾斯酋長的衝突仍在繼續。這起針對蘭開斯特派叛亂的頭領是威廉·赫伯特爵士，一位堅定的約克派成員。擊敗賈斯珀·都鐸後，他獲得彭布羅克伯爵的頭銜。亨利六世與王后安茹的瑪格麗特來到達赫里福德後，安撫了反叛的彭布羅克伯爵威廉·赫伯特，終止了一場叛亂。 然而，這類武裝衝突不只發生在英格蘭邊遠地區。「這種摩擦在肯特人眼中早已司空見慣。肯特人之間並不友善，任何事情都能鬧出動靜。」[30]亨利六世黨人在肯特郡並不受歡迎，肯特郡的社會秩序一直存在隱憂。不過，當時，雙方還算相安無事。然而，倫敦爆發了一場真正意義的衝突。這場衝突是由於經濟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引起的。倫巴第人，即義大利商人在倫敦生意做得很大。他們來自商業大國威尼斯共和國和佛羅倫薩共和國。在那裡，銀行業與老字號商行均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從現在的倫敦還有倫巴第街就可以想像當年倫巴第人生意的規模。但在15世紀，倫敦的義大利商人主要充當地中海沿岸國家的交易中間商。羊毛是他們的主要交易對象，當時英格蘭對羊毛的需求量很大。在義大利的城市共和國中，威尼斯素有「華麗的東方收費大國」之稱。1453年，儘管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軍隊占領君士坦丁堡，但繞道好望角的另一條航路還沒有被發現。因此，義大利沿岸的城市壟斷了地中海沿岸的葡萄酒，更多的是亞洲的絲綢及香料貿易，導致西歐各地在與義大利的貿易中無法擺脫負債纍纍的局面。隨著義大利商業資本日益龐大，其影響力也隨之增強。但中世紀的英格蘭從來不歡迎外國商人。無論是早先致富的猶太商人，還是後來富有的義大利商人，都成為英格蘭商人眼紅的對象。因為儘管外來商人和英格蘭商人的最終利益一致，並且倫敦的重要地位、巨額財富、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都離不開外來商人的辛勞、資金與聯絡，但由於狹隘的個人私利，英格蘭商人罔顧這一事實。在追逐利益的過程中，英格蘭商人與外來商人矛盾四起，影響了兩個相互依存團體的共同利益。 因此，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結束與布洛希思戰役爆發前的和平時期，倫敦的義大利商人與英格蘭本地商人曾發生過幾起嚴重的摩擦事件。對從事衣料生意的倫敦商人和從事布料和羊毛生意的義大利商人之間爆發的衝突，一位英格蘭編年史家將其稱為「大規模攻訐」。權力本應是倫敦市市長與倫敦市議員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但此時，權力握在倫敦當地的商人手中，導致倫巴第人遭受不公平的對待，甚至一些倫巴第人被捕入獄。一些倫巴第人嚇得離開倫敦移居南安普敦或溫徹斯特以求自保。在那裡，倫巴第人按一貫奢靡的做派斥巨資租借老式豪宅。當地房東為能將老式豪宅出租給倫巴第人，花了很多錢維修。在考文垂的英格蘭議會上，亨利六世召見了英格蘭綢緞商人代表威廉·坎特洛。在亨利六世的命令下，威廉·坎特洛被當堂逮捕並被達德利男爵約翰·薩頓囚禁在達德利城堡。由於英格蘭議會隨後的判決沒有偏袒倫敦商人，倫巴第人討得公道。倫巴第人原本打算從倫敦遷到溫徹斯特，但此時，他們發現已經沒有這個必要。因此，倫巴第人取消租賃溫徹斯特老式豪宅的合同，害慘了為倫巴第人的到來裝修老式豪宅的房東們。[31] 奧斯曼土耳其軍隊占領君士坦丁堡 英格蘭王庭回到倫敦後，一場對峙差點讓玫瑰戰爭重新爆發。蘭開斯特派與約克派的戰火好不容易得以避免。1457年11月，亨利六世召開英格蘭大議會。約克公爵理察和索爾茲伯里伯爵理察·內維爾來到倫敦並住了下來。蘭開斯特派的首領，即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諾森伯蘭伯爵亨利·珀西父子也趕到倫敦。在聖殿門及威斯敏斯特宮之間，埃格蒙特勳爵找到住所。蘭開斯特派貴族的隨從們住滿了聖賈爾斯教堂四周的房舍。據稱，蘭開斯特派貴族的隨從們集結起來要打擊約克公爵理察及其支持者。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急忙從加來趕來幫助約克公爵理察和自己的父親索爾茲伯里伯爵理察·內維爾。然而，倫敦市市民並不希望看到倫敦市市中心發生血腥廝殺。因此，倫敦市市長傑弗里·博林組織倫敦市市民組建了一支武裝力量，堅決制止任何破壞和平的行為，確保不發生暴亂。因此，1459年9月，英格蘭王國再次爆發內戰，但地點在遙遠而動盪的威爾斯邊境地區。[32]威爾斯邊境地區的人對倫敦井然有序的城市生活幾乎聞所未聞。 1455年，在聖奧爾本斯爆發的戰爭被稱作英格蘭王國第一次內戰。1459年，在布洛希思，約克派與蘭開斯特派的第二次衝突爆發。兩場戰役中間確實有一段比較和平的時期，這段時期也是亨利六世在位時英格蘭王國狀況最好的時期之一。儘管如此，如上所述，由於英格蘭王國政府的管理不力，亨利六世倡導的和平氛圍屢屢遭到破壞。此外，即使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作為總督鎮守加來，也沒能為英格蘭的海域帶來安寧。英格蘭王國不再是英吉利海峽的霸主。英格蘭王國與法蘭西王國的百年戰爭期間，英軍曾數次入侵法蘭西。如今，法蘭西王國的軍隊卻反擊突襲英格蘭王國的肯特沿岸。這並非法蘭西王國軍隊貿然出擊。真正令人反感的是在這一期間，王后安茹的瑪格麗特的態度。她竟然里通賣國，與法蘭西王國的入侵者暗中往來。 1457年8月28日，桑威治遭到法蘭西王國軍隊的突襲。此次突襲的領導者是諾曼底公國的治安總管皮埃爾·德·布雷澤和埃弗勒堡場的羅貝爾·德·弗洛凱。據稱1457年8月25日，兩個人以應王后安茹的瑪格麗特的邀請為藉口，集結其他諾曼底公國的領主，率領四千人，攜帶大量火炮離開阿夫勒爾。[33]他們沿著薩塞克斯和肯特郡的海岸航行。最終，在距桑威治六英里的地方，他們找到合適的登陸地點。1457年8月28日6時，皮埃爾·德·布雷澤與八百士兵成功登陸。隨後，皮埃爾·德·布雷澤將八百名士兵分成三支隊伍，並且親自率軍步行，儘可能與法蘭西王國在海上的游弋戰艦保持聯繫。起初，阻礙法蘭西王國士兵前行的唯一阻礙是糟糕的路況。也許是軟弱無能，也許是麻木不仁，英格蘭政府仿佛盡其所能向法蘭西王國軍隊的行軍提供便利。不過，法蘭西王國軍隊很快就遭到一些真正的抵抗。法蘭西王國軍隊的行軍道路為溝渠所阻。英格蘭王國守軍向這些溝渠內注滿了水，還將渠內挖出泥土堆成堤壩。經過激戰，法蘭西王國軍隊占領堤壩，英軍只能退守桑威治。法蘭西王國軍隊趁勢繼續前行，並且行軍隊伍的首尾增加哨兵觀察，一路保持警戒。法蘭西王國軍隊抵達桑威治時，遭到當地居民安置在港口內的一艘大型商船及三艘戰艦的猛烈炮擊。但皮埃爾·德·布雷澤揚言，如果桑威治的居民繼續炮擊法蘭西王國軍隊，那麼他會派兵將這些艦船全部燒毀。這一威脅果然奏效，桑威治當地居民的艦船安靜下來，不再阻撓法蘭西王國軍隊前行。隨後，皮埃爾·德·布雷澤向自己率領的軍隊下達嚴格命令，要求所有士兵不得搶劫教會財產，不得侮辱婦女，不得肆意燒殺。據記載，法蘭西王國士兵嚴格遵守了命令。隨著法蘭西王國軍隊進入桑威治，法蘭西戰艦也駛入桑威治港。然而，進入桑威治簡單，攻克桑威治就難了。法蘭西王國軍隊在桑威治城內進行了數小時的激戰。桑威治城中的居民奮力保衛城中的每一條街道。一條街道失守，他們就跑到另一條街道繼續頑強抵抗。中世紀小鎮的街道狹窄蜿蜒，房屋高大密集，這一特點十分有利於開展巷戰防禦。相比之下，現代城鎮的廣場巨大空曠，街道筆直寬闊。這一建築風格是為防止在居民區內發生任何非常規戰爭。1457年8月28日17時前，法蘭西士兵已經筋疲力盡，儘管很多士兵受傷，但似乎無人陣亡。與此同時，桑威治的守軍多有負傷，少數身亡。英軍的援兵正源源不斷向桑威治趕來。毫無疑問，如果相信法蘭西王國軍隊入侵英格蘭，那麼從英格蘭的其他地方一定會有更多的人趕來參戰。得知法蘭西王國軍隊入侵的消息，英格蘭的援兵一邊行軍一邊表示一定要眼見為實。最終，大量英格蘭援兵趕到桑威治，目睹了法蘭西王國軍隊入侵英格蘭的事實，並且與法蘭西王國軍隊展開正面交鋒。1457年8月28日17時，皮埃爾·德·布雷澤發現戰鬥僵持不下，並且他手下的士兵在惡劣的海況下橫渡過來，身體多有不適，不在最佳戰鬥狀態。因此，皮埃爾·德·布雷澤下令撤退。法蘭西王國軍隊撤回海上的戰艦內，傷亡並不嚴重，只有十二名士兵死守著橋上的三柱門與英軍對峙。最終橋上木板斷裂，其中九個人落入水中淹死。此外，還有幾名法蘭西士兵找到好酒，喝得酩酊大醉。所幸最終，他們成功逃到船上。因此，1457年8月28日晚，法蘭西士兵乘船返回他們最初登陸英格蘭的地點，這裡距他們的海上補給船很近。1457年8月29日，法蘭西王國軍隊整天都待在登陸點。岸邊的英軍不斷向他們開炮，令法蘭西王國軍隊十分苦惱。然而，在海上，法蘭西王國軍隊沒有遭到任何侵襲。1457年8月30日，法蘭西王國軍隊帶著在桑威治港俘獲的三艘戰艦乘船返回阿夫勒爾。到達阿夫勒爾後，法蘭西王國軍隊將囚犯以贖金的形式拍賣，戰利品合理分給首領和士兵。[34]這趟遠征是按計劃進行的，法蘭西王國軍隊把握了時機。英格蘭的居民雖然英勇無畏，但英格蘭的海防形同虛設。這種入侵在英格蘭歷史上雖然並不鮮見，但只發生英格蘭王國國力孱弱之時，如理查二世與亨利四世早期統治時期。 1458年，大法官法庭裁定埃克塞特公爵亨利·霍蘭獲得一千英鎊補償，但他不再擔任英格蘭王國海軍大臣。英格蘭王國海軍大臣由加來總督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接替。[35]更換領導後，英格蘭王國海軍的發展形勢開始好轉。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更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採取多種新措施，振興英格蘭王國的海軍。在他眼中，加來一直受到法蘭西王國的威脅，可以說更多來自勃艮第公爵腓力三世的威脅。勃艮第公爵腓力三世一直將加來看作自己的領土。加來本應是重要糧食產地，但一直沒有發揮好這一功用，沒能向英軍提供大量軍糧。對此，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採取大量措施填上這個漏洞，如呼籲坎特伯雷和桑威治的愛國人士供奉糧食。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率領八百士兵，突襲布洛奈加斯，並且用船劫走一批昂貴的科尼酒。[36]1458年5月28日，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接到報告，二十八艘西班牙王國的戰艦進犯英格蘭王國的海域。隨即，他率領五艘大型「前桅船」，三艘帆船及四艘艦載艇在內共十二艘戰艦離開加來港迎敵。西班牙王國的艦隊有十六艘「前桅船」，但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的艦隊只有五艘類似的軍艦。1458年5月29日4時，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與西班牙王國的艦隊交火。這場戰役雖然不能說是英格蘭王國海軍持續時間最長，但可能是最艱難的一場戰役。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手下的軍官約翰·傑文漢姆率先跳上一艘重達三百噸的西班牙王國海軍的軍艦，並且俘獲二十三名西班牙王國海軍的士兵。然而，令人沒有想到的是，接下來，約翰·傑文漢姆反被西班牙王國海軍的士兵擒獲，成為對方的俘虜，並且被關押長達六個小時。最終，這場看起來遠遠不止四十分鐘就能結束的戰役以西班牙王國海軍的戰敗告終。西班牙王國海軍共有六艘艦船被英格蘭王國海軍俘獲，二百四十名官兵陣亡，五百名官兵受傷[37]。英格蘭王國海軍共有八十名官兵陣亡，二百名官兵受傷。這場戰役為英格蘭王國海軍控制英吉利海峽奠定了堅實基礎。此外，這場戰役讓英格蘭王國海軍重新獲得英吉利海峽的控制權，鞏固了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在加來及英吉利海峽的統帥地位，對接下來幾年約克派的成敗起到關鍵作用。這場戰役結束後不久，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又襲擊了一支來自呂貝克的商船隊。面對懸掛英格蘭旗的軍艦，呂貝克的船隊竟然拒絕接受稽查。沃里克伯爵理察·內維爾一舉捕獲十七艘裝滿鹽的呂貝克大小商船。[38] 由於政局不穩，英格蘭王國與蘇格蘭王國的戰爭得以避免。當時，英格蘭王國政府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沒有明確的外交使者。1456年2月25日，約克公爵理察結束第二次護國公的任期。但1456年7月，有人發現約克公爵理察以英格蘭王國政府的名義向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二世發送了一封信，似乎在向對方下最後通牒。此前，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二世拒絕延長1453年的停戰協議。顯然，約克公爵理察雖然不在政府任職，但他發出的聲音依然代表英格蘭王國官方。約克公爵理察發出的聲音鏗鏘有力，嚴正聲明任何人不得破壞英格蘭邊境地區的和平。1456年8月，約克公爵理察向詹姆斯二世寄去另一封信。在這封信中，約克公爵理察指出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二世公然無視自己寄出的前一封信，進攻英格蘭王國北部地區。對此，約克公爵理察將以亨利六世的名義對蘇格蘭王國宣戰。這是恰當的處理方式，面對對方的挑釁，永遠不要只是口頭警告。一旦口頭警告無效，就要拿出實際行動。但在緊要關頭，英格蘭政府突然改變政策，立即緊急向詹姆斯二世寄出另一封信，聲稱要收回上一封對蘇格蘭王國威脅的信，並且稱向蘇格蘭王國宣戰並沒有得到亨利六世的授權。這件事真假暫且不論，但充分說明英格蘭政府內部組織渙散，還證明英格蘭政府對這次外交事件的處理失當。[39] 註解： [1]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285篇。——原注 [2]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288篇。——原注 [3]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3卷，第38頁注釋1。——原注 [4]　約翰·維特哈姆斯蒂德：《聖奧爾本斯修道院記事簿》，第1章，第178到第181頁。——原注 [5]　《三部15世紀編年史》，第70頁。——原注 [6]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299篇。——原注 [7]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303篇及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簡介第166到第167頁。——原注 [8]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322篇。——原注 [9]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322篇。——原注 [10]　約翰·維特哈姆斯蒂德：《聖奧爾本斯修道院記事簿》，第1卷，第251頁。——原注 [11]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前言，第168頁。——原注 [12]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331篇。——原注 [13]　蘇格蘭瑪麗女王也曾囚禁在塔特伯里城堡。——原注 [14]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334篇。——原注 [15]　威廉·斯塔布斯：《英格蘭憲政史》，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第3卷，第70頁；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345篇。——原注 [16]　《格雷戈里》：第203頁。——原注 [17]　《格雷戈里》：第118頁。——原注 [18]　約翰·維特哈姆斯蒂：第1卷，第281頁到第289頁。——原注 [19]　約翰·維特哈姆斯蒂：第1卷，第196頁。——原注 [20]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364篇。——原注 [21]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366篇。——原注 [22]　約翰·維特哈姆斯蒂德：《聖奧爾本斯修道院記事簿》，第1卷，第296頁。——原注 [23]　《政治詩》，第2卷，第254頁。——原注 [24]　第一次是1452年，約克公爵理察試圖展示自己的武裝力量而遭到失敗，並且與亨利六世言和。——原注 [25]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348篇。——原注 [26]　據《帕斯頓信札》記載，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的手下大約殺死兩三人。——原注 [27]　里奇蒙伯爵埃德蒙·都鐸是賈斯珀·都鐸的兄長。——原注 [28]　據記載，這位威爾斯酋長名為格里菲斯·蘇。——原注 [29]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1456年6月，第334篇。——原注 [30]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1456年6月，第334篇。——原注 [31]　格雷戈里：《編年史》，第199頁，「造成房東們巨大的損失」。——原注 [32]　《三部15世紀編年史》，第71頁。——原注 [33]　詳見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1卷引言第175頁。——原注 [34]　勃艮第的讓·德·沃林：《大不列顛編年史》，第385頁到第388頁；《三部15世紀編年史》：第70頁、第71頁、第153頁。——原注 [35]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366條。——原注 [36]　勃艮第的讓·德·沃林：《大不列顛編年史》，第390頁。——原注 [37]　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369頁。——原注 [38]　《三部15世紀編年史》，第71頁。——原注 [39]　詳見詹姆斯·蓋爾德納：《帕斯頓信札》，第1卷引言，第170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