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學案 · 附　錄

梅光迪的矛與梅光迪的盾 雲　生 我這四天內真運氣，接連看見了「好為大言不慚」的梅光迪君的二篇大文章：一篇是登在他們自己出版的《學衡》第一號上，又一篇登在《婦女雜誌》本年一號上。一名《評提倡新文化者》，一名《婦女與文化》；好兩個大題目啊！ 然而兩篇都不過四千字左右，似乎太少了，再一看內容，還不是人云亦云的幾句話麼？ 這些話，凡曾讀過十幾年的《新民叢報》或《民強報》的半新不舊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先生們，都說得出，都寫得出。初不待「好為大言不慚」的在英國中了「金錢梅毒」的洋翰林先生梅光迪方始能之呀！ 梅君的話，不但表示他的極端頑固，並且見得他的矛盾。我先就《評提倡新文化者》一篇中的矛盾點來批駁一下。 梅君說「彼等非思想乃詭辯家也」，這是梅君判定「新文化提倡者」的罪名；但是加人以罪名，須得指出證據，於是梅君舉出一個證據道：「昔者希臘詭辯家普羅塔果拉斯力主真理無定，在於個人之我見。蘇格拉底應之曰，既人自為真理，則無是非賢愚之分，然則普羅塔果拉斯何以為人師，欲人之從己乎？ 今之主文化革命者，亦曰文學之旨，在發揮個性，注重創造，需『處處有一我在』，而破除舊時模仿之習，易詞言之，則各有各之文學。一切模範規律皆可廢也。然則彼等何以立說著書，高談講席，而對於為文言者，仇敵視之。」這一段話里，梅君不打自招的話畫出一個中國式的詭辯學者的梅光迪來了！ 我有什麼話說他是中國式的詭辯學者呢？ 因為他連一句話的性質都看不明白。「須處處有個我在」一語是有著落的，即是重創造而不模仿之意，「真理無定，在於個人之我見」一語是沒有著落的，並不含有自由思想與注重自創之意，僅以間執別人之口罷了，所以這兩者性質不同，並且意意亦各別，豈可相比？ 這是梅君的自相矛盾一。 梅君在他的大文的第三段說「二曰彼等非創造家乃模仿家也」，並舉證曰：「馬克斯之社會主義，久已為經濟學家所批駁，而彼等猶尊若聖經……彼等於西歐文化，無廣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淺，所取尤謬……」這裡梅君的矛盾精神又見了。梅君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久已為經濟學家所批駁，敢問梅君所謂經濟學家是指五十年前六十年前的經濟學家呢？ 梅君既罵他人「於西歐文化，所知既淺」，自己卻就立刻犯「所知既淺」的毛病，不知道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原理現在已為各大經濟學者所采，對於他的態度，迥乎不是從前的經濟學者對他的態度了。梅君不知道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已采入大陸各國的經濟學教科書麼？ 而竟「大言不慚」肯定的說「已為經濟家所批駁」，梅君無乃太工於自暴其「所知既淺」乎？這是梅君的矛盾二。 梅君大文中尚有「三曰」、「四曰」兩端，則更多主觀的意氣之言，讀者自明，我可以不多說了。我有一句話要正告梅君：現在青年的思想和精神，並非如你所想像的那樣幼稚淺弱，可以任你坐□比上幾聲大言叱吒，就信奉你的；你說他人怎樣怎樣的不好，自己卻拿不出一些貨來，現代的青年是不會相信你的。現代的青年，凡是已覺醒的，是有自己的理性與判斷的，你那鍍金的學者態度，不會有人來盲目信奉你，是要經過他們的理性的審查的。我再警告你，因於你個人的名利熱，酸素作風，而施其詭辯的舌頭，陷未來者于思想的迷途，你的罪可真不小哩！ （《民國日報·覺悟》，1922年1月13日第1卷第13期） 評梅光迪之所評 郎　損 《學衡》第一第二兩期登著梅光迪君的兩篇文字，（一）評提倡新文化者，（二）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中間有些講到近代文學的話；梅君極力慕古，甚至說模仿古人「時亦得其神髓」，以此自滿，所以我不想和他討論古文學與今文學孰善的問題，只根據梅君批評近代文學那些話里的「不盡不實」之處，指出來，請大家明白一下。 文學嗜好，個人有絕對的自由，我篤信此言。故對於梅君之投頭崇拜古人，不要深譏；但嗜好是嗜好，真理是真理，不能以一人之嗜好，抹殺普天下之真理；豈料梅君竟要以自己的嗜好抹殺西洋半世紀來評論界的「定評」，肆意而談，很犯了顛倒系統？ 見一隅而不見全體的大毛病；在識者觀之，原能一目了然，但「群眾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學生之類」難免受其「盲聾」，所以不能不一評了。 何以見梅君之顛倒系統？ 梅君說：「文學進化至難言者，西國名家（如英國十九世紀散文及文學評論大家韓士立Hazlitt）多斥文學進化論為流俗之錯誤，而吾國人乃迷信之。」我們看了這一段，幾乎要疑心梅君未曾看過一本一八四〇年以後出版的書！ 既然梅君斥文學進化論而舉「西國名家」韓士立為證，我就先和他論一論韓士立的文學批評的價值吧。我不要引「墮落派」的批評家的話，以驚梅君，只引一個出言並不驚人，思想帶點守舊的Saint Sbury的話罷。珊氏批評韓士立的話，在他那《文學批評史》里就有一段：「韓士立並非以發現一條任何的評論原理而成卓特……彼所卓特者乃在其評論之條鬯與豐潤……而此則能打擊讀者使發昏，不自知的亂讚賞起來……」珊氏這話形容得極確；我從前讀韓士立的The Spirit of the Age 里論Mord worth的一篇，也猛然受過他那一擊，幾乎發昏。想來梅君是久嘗此味的，所以斥文學進化論就巴巴的引起韓士立來了；閒話少說，書歸正傳，梅君既然引韓士立以為文學進化論早為「西國名家」詬病的「人證」，那我們也就跟著來看看文學進化論罷！ 查文學進化論大別有兩種解釋：一是指文學的形式的進化，如敘事詩歌之於歌劇等等；一是把達爾文進化論的原理應用在文藝上，把文藝看作一個生物。這兩說：前者由來已久，眾說紛呶，現尚未有定論（梅君文中只混指文學進化論，未曾分別言之，已覺太含糊）。梅君引韓士立為證，為免類乎「燈草撞鐘」。因為韓士立逝世將及百年，這百年中，各大家對於文學進化論的研究，又精深了許多，梅君引百年前人對於當時文學進化論的批評以駁百年後的見解，非顛倒系統而何？ 若謂梅君所言乃指後者，那就更妙了！ 韓士立死於一八三〇年，其時近代底生物觀的文學進化論尚未出世；「文學底種類的進化論」的健將（也可說是主將者）Brunetiere是一八四九年生的，去韓士立之死幾乎二十年了！ 韓士立和上述之近代文學進化論簡直風馬牛不相及，安能硬拉來作「人證」呢？ 其實梅君要找個反對文學進化論的人，並不為難，只在梅君所痛罵的「墮落派」的批評家內一找，也就可以拉到一二個，何至要拉個不相干的韓士立呢？ 梅君不是「束書不觀……中乃空虛無有」的假學者，尚且不免為「所取尤謬」，豈因未嘗「稍讀西洋文學史。稍聞名家緒論」乎？ 抑因「以成見私意，強定事物。顧一時之便利，而不計久遠之真理」，故一至於此耶？ 何以見梅君之見一隅而不見全體？ 梅君於痛罵彼等「言西洋文學，則獨取最晚出之短篇小說獨幕劇及墮落派之著作，而於各派思想藝術發達變遷之歷史與其比較之得失，則茫然無知」。並引錢斯德頓（G.K.Chesterton）之言為證。梅君既知言文學當研究「各派思想藝術發達變遷之歷史」，而「比較其得失」，亦知錢斯德頓乃現代最有名的反對新思想的怪傑乎？ 梅君可引一極端的錢斯德頓以為痛罵新思想的「人證」，則他人亦可引克魯泡特金之言以為西洋皆無政府黨，或引德國George Kaiser以為德國皆表現派。請問梅君能承認麼？ 梅君有志批評西洋近代思潮，而引錢斯德頓，未免找錯了人，未免陷於「見一隅而不見全體」的謬誤！ 如果照這樣子去尋極端的一隅的議論以概括全體，則盡有許多西洋學者可以跳出來替梅君做「人證」，以反對近代思想，反對科學文明，反對宗教，反對自由，反對平等，尊崇強權，尊崇古典……但不知梅君果有此膽量與否耳！ 梅君既然找得了愛爾蘭人的錢斯德頓，何不把近代的一夥愛爾蘭人的思想都看一看？ 如果梅君做過了這番攻讀工作，當然會曉得錢斯德頓的有力的，能「打昏人」的話，原來早有一個同是現代，同是愛爾蘭產的蕭伯納的有名的能打昏人的話和他相抵消了！ 「見一隅而不見全體」，想來總不是學者精神所應有的罷！ 話已多了，就此止罷！ 至於梅君兩文中「雅音」的謾罵，那是連「中小學生」也看得出來的，我更不用多講了。 （《文學旬刊》第29期，上海《時事新報》1922年2月21日；「郎損」即茅盾） 評梅光迪底《女子與文化》 《女子與文化》一篇登在《婦女雜誌》八卷一號，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梅光迪底大著，據該文弁言，本是「文學題目之一種。蓋文化為研究文學者所最宜注意，而為人類高尚精神之所表現。夫研究文學者，必研究人生，乃及乎文化，此蓋普遍之智況也。今茲的論，根據於歷史及環境，而分為三層述之於後」。這一段弁言的字句中，很有許多說得不明白，而且不可解的地方，現在我不要苛求，把這些毛病都代梅光迪君諉之於筆記者罷！ 梅君底弁言中已然講到要「根據歷史及環境」分三層來述說婦女與文化之相關聯的地方了；但是本文中竟沒有講到歷史，亦不大講到環境；這地方，我不能再代梅君脫卸，諉過於筆記者之不細心了！ 不能不說梅君自出了題目，卻不會「交必對題」的做了文章。 我初看了弁言，看到歷史與環境兩語，以為梅君必定也像貝貝爾（Bebel）那樣的觀察婦女的過去與現在而說出梅君底歷史的大見，以為梅君至少也當像愛倫凱（Ellen Key）那樣的審察婦女害處的環境而說出梅君底環境的大見；豈知不然，梅君既沒有講到歷史的，亦沒有講到環境的，他本文中的三大段——（一）女子之智力，（二）女子之德性，（三）女子解放之利益——寥寥不過三千餘字，儘是些人云亦云的常譚，博物院裡的老套，未免辜負「女子與文化」的大題目，更不配弁言中所吹的了。看到這一點，我雖然不想說梅君底洋翰林是虛有其名，亦不可得了。 以上是批評《婦女與文化》一文的全體，以下再把該文內容逐條地批評一下。 梅君本文第一段講到「女子之智力」，分四層來說：（一）多直覺而少理論，（二）缺乏創造天才，（三）理事天才，（四）交際天才。這四層中，第三第四二者，初不待研究文化的梅君來對我們說，但凡看看《申報》常識欄的，隨便哪個都說得出來。第一第二兩者，也是極普通的話，而且是極陳舊的話，梅君每以能介紹西洋學者底話自矜，可惜他說介紹的學說都是已被駁倒或被修正的西洋學說！ 兩性智力上之差別，今日已不為一般無偏見的學者所承認；女子多直覺而少理論，不能為科學家等等話頭，已經被實際的例打破了。自從一七一八年以來，女子的大科學家不下二十餘人，現代發明鐳錠（Radium）的也是女子，這是歐西三歲小兒皆知的事實，何以梅君竟都不知道呵！ 在實際上固已如此，在理論上，現代的中性學者已經歷史的科學的證明兩性精神上的不同點乃人為的漸漸造成的，而不是本然的天賦的，所以他們說，因於現代兩性環境漸趨一致的結果，將來的兩性只是生理的區分，決不是精神上心理上的區分，將來的第三性就是中性，兼備男性與女性之現在的特點的。所以兩性智力天生差別說在今日已不是定論，梅君不知最近的思潮，徒誦讀十八世紀歐西學者底陳言，與二十世紀歐西頑固者底新語，自以為曠觀歐洲今古，皆持舊論，無乃所見太淺麼？ 我們要曉得，一個社會中總不免有許多頑固得可笑的人；即以政治而論，民主主義風靡全世界，在梅君看來也是「理之必然」的了，然而民主主義發源地的法蘭西，卻至今尚有王黨，這是老大一個憑據！ 希望看得懂外國文的梅君不要只看守舊的書報。 梅君又說：「在昔中國以剛柔陰陽別男女，近代歐西亦有謂女子為被動男子為主動者矣！」，這句中「近代歐西」四字究何所指，指什麼人，我想近代二字適得其反罷！ 梅君又說：「自來女子幽居閣內，此固環境所使然，然亦惟其缺乏創造之天才故也。」這幾句話簡直是不可通的，請問主張男子是「理性的」底男子梅君，這幾句話怎能算是「合理的」？ 梅君於「女子之智力」一段做結論道：「總之，女子之智力，近於文學與美術，歐西之文學美術，賴女子之陶融者，又復不可勝量。女子愛觀劇，愛展覽，又常喜宴請名優，歌者，美術家，文學家，以作種種之娛樂。」在這段話里，梅君以為人類精神上的產物都是「女子宴客，愛觀劇……以作種種娛樂」而產生的，這真是妙論！ 以這樣的論點去說明女子與文化之關係，恐怕只有梅君一人了！ 梅君如此的卓識，我們原不便批評，但是總覺得這樣的「卓識」與村老的信口開河，毫無二致！ 再看梅君大作底第三段，「女子解放之利益」，是怎樣說的。梅君說女子解放之利益有三，（一）增加人生興趣，（二）提高道德程度，（三）發展美化。女子解放的目的何在？ 我想此地可以不用多說。但梅君所說「女子解放之利益」的三項，一定不是女子解放的目的。若以這三項算做女子解放的目的，何異把「慈悲」、「人道」、「濟貧」等等話頭算作勞動解放的目的？ 女子解放為求人類文化底平均的發展起見，這才是女子與文化之關係上的大關鍵，可惜梅君竟無一語及此，徒然掇拾西洋頑固者底陳言，自命「不同俗流」，真所謂「盲於心」了！ （《婦女評論》，1922年第25期） 梅迪生先生傳略 郭斌龢 先生姓梅氏，諱光迪，字迪生，一字覲莊，安徽宣城人。梅氏故宣城望族，清初梅定九徵君文鼎，以天算之學，卓絕一代，先生之遠祖也。 先生生於光緒十六年一月二日，十二歲應童子試，十八歲肄業安徽高等學堂，宣統三年考取清華，官費赴美國，入西北大學，繼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專攻文學。白璧德先生以新人文主義倡於哈佛，其說遠承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之精義微言，近接文藝復興諸賢及英國約翰生、安諾德等之遺緒，擷西方文化之菁英，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卓然自成一家言；於東方學說，獨近孔子。先生受業門下，最有深契。時民國肇建已四五年，先識之士，皆知中國學術必將受西洋沾溉，非蛻故變新，不足以應無窮之世變。留美學生之雋異者，課暇研論，風發泉涌。胡適君倡文學革命之論，廢文言，用白話；先生則謂白話可用，而文言斷不可廢，與胡君相辯難，其往復之辭，載胡君文存中。先生論文，雖與胡君異趣，然其高瞻遠矚，欲融會西方文化，以激發國人之情思，則獨居深念，斟酌損益，蓋確乎自有其真知灼見者在也。 民國九年，先生歸國，任南開大學英文系主任。十年任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主任，時年甫逾三十，氣意發揚，聘哈佛同學吳宓君歸任教授，創刊《學衡雜誌》，思樹新猷，以開風氣。吾國自晚清以來，震懾於歐西諸邦之富強，頗慕而效之，初則僅羨其工藝製造，繼則以嚴幼陵譯《天演論》《群學肄言》諸書行世，始漸歆響其學術思想。惟嚴氏所譯，泰半為十九世紀，英國功利主義者之作，而西方文化導源希臘羅馬，蘊積深永，中土人士，尚多昧然。先生與吳君則致力移譯或介紹歐西古代重要學術文藝，以及近世學者論學論文之作，冀國人於西方文化有更真切深透之了解，而融新變故能尋得更適當之途徑，一時東南士氣發皇，惜甫及三四年，先生與吳君皆以故離去，所倡導者，亦漸消歇矣。 先生於民國十三年赴美國，授學於哈佛大學。十六年歸國任國立中央大學代理文學院長，旋復往哈佛，為漢文副教授。溯先生自留學以至任哈佛大學教授，在美國前後逾二十年。二十五年國立浙江大學竺校長聘先生為文理學院副院長，兼外國文學系主任。二十七年先生選任為參政員。二十八年浙江大學文學院獨立，先生任院長。浙江大學舊以理工科名於當世，校風質樸，先生既長文學院，思注重通才之教育，提倡人文之修養，使承學之士，閎中肆外，篤實而有光輝。惟自抗日軍興，浙江大學轉徙萬里，僻居黔北，風氣阻塞；而戰亂日久，物價騰湧，師生生計艱窘，救死不暇，故先生之所期者，遂未易驟達。 先生襟懷坦蕩，體氣素健，自民國三十三年冬，始患心臟病，病發則氣逆嘔吐。次年春，赴重慶休養，六月中歸遵義，稍康復矣。入秋病復劇，醫謂患仍在心腎兩髒，旋赴貴陽就醫，卒以沉疴不治，歿於貴陽醫學院附屬醫院中，年五十有六，時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竺校長聞電赴貴陽，經紀其喪，葬於貴陽六廣門外八角岩聖公會墓地。 先生博窺群籍，於中西文化均能洞見閫奧，詳悉其源流正變、異同、修短，治學喜綜大體，為哲學式之參悟及藝術式之欣賞，如英國之約翰生，美國之愛默生，皆平生所祈向者；沖夷簡曠，善於清言。稠人廣坐，論學術藝文，人生世態，談言微中，雋妙淵永，使人如望白雲，把挹清波， 然忘其鄙吝；平日接物和易，而遇事則辨是非，持正義，發論侃侃，激濁揚清，能言人所不敢言。少游美國，為當時留學生中之翹楚，年壯氣盛，抱負甚偉。歸國後甫思發抒，而事阻其願，渡海遠去；及再歸中土，又值大難，播越萬里，侷促山鄉，國危民困，士風窳墮，與先生所想望期冀者，日相舛馳，先生不惟不能展其抱負，即平日論議，亦鮮為人所了解，於是慨然太息於遭逢異常之世變，亦如松柏之經嚴冬風雪，惟有艱貞茹苦以待春回而已！ 今強敵既覆，禹甸重光，建國之道，經緯萬端，如先生之博學宏識，正當蔚為世用，而先生亦思於學術文化有所貢獻，以發其久蓄之懷，而先生竟歿矣，此海內有識所以同寄無窮之悲慨者也！ 民國十六年至十九年間，先生授學美國哈佛大學。斌龢適於其時從白璧德先生游，視先生為同門先進，暇輒相與論議，上下千載，發其幽思，復商討歸國後共有所建樹。二十六年斌龢乃得與先生同事於浙江大學，以迄於今，自愧檮昧，於學問事業.多承教益，而鮮有所裨助於先生。惟二十年中，初則同門，繼則同事，八載播遷，共涉夷險，先生深懷遠志，每傾吐于斌龢，斌龢思國運更新，來日方永，猶可以追隨左右，使昔年在美國所共計議者，從容見諸事實，乃數月臥疾，一朝奄息，桐棺藏骨，永 空山，遂以廿載故交，哀述行誼，事之可痛，孰過於斯！ 先生夫人李今英女士，明敏溫淑，嫻習英國語文，於先生內助之功極多。女三人，曰儀慈、曰儀昭、曰儀芝。子一人，曰本修；讀書均穎異，先生中英文撰著，散見於中美各學術雜誌中，將俟異日，集而刊布之。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 （《國立浙江大學校刊》，1946年夏刊第140期） 梅迪生先生文錄序 王煥鑣 宣城梅迪生先生既歾，遺文蘦落，輾轉孴輯，得如干篇，付之剞劂。煥鑣諷籀既竟，為之序曰，天地盲晦之秋，佹說頗辭，充塞仁義者，蜂舞交作，浸淫之久，發而為沴戾，肆而為殘賊，生民之禍，囂然起矣。有大人出，目擊而心 ，將欲塞其流，必先清其源，於是垂涕泣，發聲色而訂其頑，而挽其狂，非以沽名而鬥勝也。必其中滃鬱勃怒，憤憤悱悱，有不獲已焉者，然非其智足以燭疵謬，其勇足以犯笑侮，其文足以達奧衍，烏足與於此哉！ 民國八九年間，朝野時彥，拾近世西洋論文論政偏曲之見，暴蔑孔孟以來諸儒闡明講說之理，謂不足存；唾棄駢散典雅之文有韻之詩，謂不足學；歡然以僿野流行之語為天壤間至文，號召後進；猋起川決，舉國風靡，或與諍討，立被惡名，老生宿耇，捲舌而莫敢誰何。當是時，南雍諸先生深矉太息，以為此非孔孟諸子之厄，實中國文化之厄也。創辦《學衡》雜誌，倡言抵排。而梅先生與涇吳先生雨生，適自海外歸，任南雍教授，精通中西文學，年皆未及三十，意氣岸然，出其學以與世角，莫能難也。吳先生勤於纂述，朝夕兀兀，迻譯名著，信達雅遠，出林畏廬上。梅先生深惡標榜，文不苟作，作必盡攄其蘊，揮斥跌宕，罵譏笑訶，無不極其趣，一文甫出，傳誦遍於黌舍，士習為之丕變。學問之事，以博而通，以約而精，固可媛媛姝姝，執一曲以自蔽哉。初兩先生之在美國，從其碩儒白璧德游，理董西學，嫻其 窔，證以中國舊說，所詣益粹而持論多同。顧吳先生肅穆寡言，動止有程，學子或畏苦不敢親。先生則春容間曠，機趣盎然，出辭雋永，輒轟座人。至於議大政，臨大難，則又守正趨義，屹然如山嶽之不可撼。蓋先生為人，超邁而不失之放，謹嚴而不入於拘，狷潔而不淪於隘，非夫悻悻亢亢，訐以為直者也。故與人無畛域，其所彈射，目事而忘人，人亦不甚嫉之，豈非有智有勇有文之大人哉。東夷之難，喪其述作，兵事敉平，欲從容以就故業，而先生客死於貴陽矣。今茲所存，不逮十一，然即此戔戔，想見當日神雄氣壯，馳騁文壇之盛，有不盡焉以思其人者乎。 （卅六年六月一日） （《梅光迪文錄》，國立浙江大學出版部，1948年） 悼梅迪生先生 樓光來 光來獲交於先生在民國十二年之夏，是時光來甫自海外歸來，因先生之介，任教於東南大學，與先生同寓太平橋，朝夕談論，訴合無間，二十五年先生任教浙大，光來亦在杭任職，復時相過從。二十六年抗日軍興，浙大轉徙遵義，光來隨中大入蜀，會合無由。三十四年先生因病就醫重慶，得與一再晤，不意數月後，噩耗傳來，幽明永隔，回思往事，不勝惘然。 先生為人坦白真率，往往面斥人過，不稍寬假，惟絕不藏怒宿怒，友人與先生議論不合，直言其非者，先生亦毫不介意。先生講學論文及品評人物，往往一語破的，蓋先生富於直覺，於人生體會極深，故其為學無時不以人生經驗為參證，一如英國之約翰孫，與治哲學者之講求邏輯從事考證者之好旁徵博引而未了解人生，固截然不同也。先生風神散朗，胸襟灑落，如魏晉間人，而遇事直言，主持正義，實有儒者氣象。先生以朝野方以功利主義相倡導，欲以泰西人文主義啟迪後進，補偏救弊。惟先生為學雖重視人格之養修，理智之訓練，而學以致用之意無時或忘，故當其寓南京太平橋時，喜讀王荊公、曾文正之詩文，蓋先生欲合學問事功為一，不欲徒以文章見稱於世也。 今之治西學者，往往於我國固有之文化不甚了解，而治國學者，又昧於西洋立國之精神，欲求如先生之文章學問奄有東西之長，而風度如魏晉間人，氣象近儒者，不可多得矣。此先生之未享大年，實為士林之不幸，非僅光來一人之私痛也。 （《思想與時代》，1947年第46期） 哭梅迪生先生 賀昌群 梅迪生（光迪）先生，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七日逝世，渝地友好曾一度公祭於中央圖書館。本文草成後，即寄遵義浙江大學，後輾轉始寄還，未及發表於公祭之日。復員後，《國文月刊》徵文，爰發表之。今《思想與時代》為出紀念專號，再為整理一過，不盡欲言，聊以盡後死者之哀思云爾。三十六年四月廿八日昌群附志。 這兩年來，痛哭了兩個在浙江大學的朋友之死亡，前年哀張蔭麟先生，今天又哭梅迪生先生。古人說：「中年傷於哀樂」，現在才深切地體味到這意義。他們那樣活潑的富於創造的生命力，竟溘然而逝，實非我們意料所及。在這個社會中，英俊傑出的人常被迫害，而庸碌無恥之輩卻能保留，這是怎樣一個慣於戕折人才的社會。蔭麟之死，已是中國歷史學上不可彌補的損失；迪生先生之死，是中西文化思想上一個巨星之隕落！ 迪生長我十四歲，廿七年暑假，我往成都，他赴香港，通信時，我以前輩稱呼，隨著得他一長函（我們通信總是長函，忙了便不寫），意氣殷殷勤勤，要我以至友相待。他這忘年相交的盛意，不單使我感謝，亦可見他的虛心、他的真摯、他的年少精神。他是一個不服老的人，當浙大從嚴州撤退，轉江西泰和時，洽周、以中等我們八人——號為「八仙過海」，同乘一木船，溯江而上，道出蘭溪，登岸投宿。他同我一號舍，茶房來掛號，問年齡，我隨意說了一句，「這位老先生四十七歲」。他登時變色，望著我，「什麼老先生？」倒把我吃了一驚。所以在這篇紀念文中，我以字稱他，亦以慰故人泉下之意。 我們初次相見，在「八一三」之前四日，在南京閱中大、浙大、武大三校入學會考試卷，應浙大竺校長的宴會上。看他風致翩翩，綽綽大雅，有點塵不著之概，口裡噙著菸嘴，篆煙裊裊而上，談話時，不時仰屋而視，如有所思，但我們卻終席未交一言。我知道迪生是《學衡》雜誌社的主將，以反對「五四」新文學、發揚中國文化自任的人。我是治中國中古史的，當時我的學問興趣大抵偏於考證，而我的心裡對於中國文化卻蘊著一種不妥協的態度，對於「五四」運動的意義，我懷著充分的同情。今邂逅迪生，既自以道不同，不必相為謀，所以終席冰襟，未嘗敘同事之誼。 如今對於新文學運動與「學衡社」兩方面，卻另有一番新的認識。我以為一種影響於後世幾千百年的思想或學說，其本身必含有兩個不可分的成分：一是屬於時代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問題，一種思想或學說的產生，必是針對那個時代的問題而發，問題愈大，那學說在當時的影響也愈大。另一個成分是超時代的，那是總集一種文化之大成而帶有承先啟後的作用，才能繼續影響於後世，息息與整個歷史文化相關。「五四」運動所攻擊的，是儒家思想的時代的部分，這是曾經歷代帝王政治利用、墨守、假借，成了一種虛偽的古典的形式主義，演成了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的種種腐敗與停滯，百害而無一利，我們應當絕對排斥的，我們有我們的問題。「五四」運動所做的是這個破壞工作，我們現在還需要繼續做這個工作，要緊的是我們須具備超高的貫通古今的鑑別能力，才能認得清應當攻擊應當破壞的目標，再不能做玉石俱焚的勾當了。「學衡社」所欲發揚的，是那超時代的部分，那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基石，終古常新，雖打而不能倒，因為我們自身與古代即在這個同樣的時間、空間內，怎能跳得出這個文化圈外去？ 孫行者仗他的筋斗矯健，目空一切，然而，畢竟無法打出佛的掌心。不過「五四」運動的攻擊得其時，「學衡社」的發揚非其時，須知在一個深厚的文化基業上，沒有破壞，如何能先言建設？ 於是一般遂加「學衡社」以「頑固」之名，是極不清楚的看法。當時雙方恐怕都不曾互相了解這些意思。迪生的一篇《孔子之風度》，活潑潑地以一種人文主義的筆調去描寫孔子，孔子是那樣一個風趣橫生、高華可愛的人，因知作者也是這樣一個風趣橫生、高華可愛的人。 我以高華二字稱迪生，與王伯沆先生贈他的「迪生守狷潔，美玉自無瑕」（這兩句他常引為知己之言）可以參照，足以知迪生之為人。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在近代人文史上，比較說，長江上游多名士，每喜放言高論，直接間接多曾與政治發生關係；長江下游多高士，狷介自守，有所不為。慧皎《高僧傳》序錄說：「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士和同風氣，沒入於時代中，與時俯仰，偏於廣大的空間活動，於文教政俗有提倡鞭策獎掖之功。高士則好比「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他是繼文化學術一線之傳的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具有頂天立地的人格，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哲學之精微，文學之才藝，史學之識力，聚集於一身，而成人性之最高發展。他不求名，而名自歸之；不求名，所以能欣賞自己，雖處憂患，有其自得之樂。謝靈運詩：「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可為高士風格的寫照。他給與社會的，不是有形的功利實惠，而是精神道德的影響，是想像的交流。因其有德而無位，故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非義之所在，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有「素王自貴」的氣象；若義之所在，雖老農牧豎，販夫走卒，亦可與之為伍。 我們要評量一個民族文化價值的高低，當看那個民族在他的文化生活中如何成就下列三個活動：健全愉快的身心，明哲的智慧，高華的性格。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才算得高華，才算得最高的文化性能。 迪生先雖以「狷潔」自好，而其實正是他的高華處。狷潔而不高華，嗇夫而已。他為什麼狷潔？ 因為他不能達到他的政治抱負（包括在學校內的措施）。他何以高華？ 因為他有政治家的抱負。他在流離轉徙中，Machiavelli的The Prince，Babbitt的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一類的書，常不釋手；王荊公和曾、左的政事文章，他確曾下過一番功夫。他具有政治家胸襟，而絕不想亦不宜做一個政客。做政客，必具三條件：一要身體好，個人的時間精神乃至飲食起居，都不由得自己支配；二要有口辯，臨機應變，應對如流，內容儘管空疏，甚至無中生有亦可；三不可有學問，有學問必辨是非真偽，不能寡廉鮮恥。這三者，迪生無一具備。此所以他在大學裡，在參政會，一般朋友認為他「瀟灑」、「不親事務」之故。東晉過江，王導「為政務為清靜」，殷羨謂庾冰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所事。」而王導自云：「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當今之世，在中國任何地方，要保持一種政治家風度，必然行不通，也不能為人所了解。今日中國舉世是一套卑劣的急功近利的思想，他焉得不狷潔？ 焉得不被認為不親事務？他說： 我輩年事愈長，入世愈深，愈覺一切毫無辦法。此或因個性使然，無可改變，然世間好人實在太少。我任天真，而人用機詐；我本無所為而為，而人則得寸進尺。……而弟亦天賦傲骨、當然自有身份。……平日嬉笑怒罵，純取玩世態度。……昔日之理想規劃早已付諸煙雲，而弟之「瀟灑」與「不管事」純是表面作法，實則內心痛苦萬狀。（三十年四月七日函） 陶淵明《感士不遇賦》序云： 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嘆，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 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 迪生少年時，「意氣發揚」，「抱負甚偉」（郭洽周兄撰《梅迪生先生傳略》語）那是可想見的，在杭州、泰和、宜山的時候，他還不覺得老之將至。五十以後，從他和我幾十次的通信和幾次重慶會晤的談話中（可惜這些信札十分之九都散佚了，總以為來日方長，文字所傳，畢竟糟粕，未曾加意保存），他的思想漸次歸於平澹了，上面抄錄的《感士不遇賦》序，正是他這幾年來的心情。他原是一個Classical-minded的人，今日歸於平澹，是很自然的。前年來信，他謙虛的說，我多少已盡立言之意（這語令我汗顏），他尚無甚成就，戰事結束後，生活若較安定，必要寫成一兩部書。 他對於清代政教風俗，有許多精到的見解。他說：他曾和現在一位號稱治清史的朋友談過，那朋友簡直不甚領解，使他非常失望。他很想有人出來把清代士大夫的生活，像Boswell's Life of Samual Johnson一樣，很有趣的記述一下。這種敘傳文學，中國學人從不曾留意，假如有人當時把沈子培言談生活詳細的記述下來，豈不是一樁快事。中國民族性之深處，不單外國人不了解，本國人也不大了解，敘傳文學的表現法，在這方面最為親切。宋明以前的文集和遺事，都不完備了，不能互相參照，清代的文獻現在流傳的還多，正可著手，近來工作之餘，我亦嘗以Boswell的書自遣，對約翰生的言談丰采，有時亦頗有會心處。卅四年八月，當他離渝返遵義的前一日，到我那裡留了一宿，娓娓談約翰生到深夜，說到英王一次特意微服出行，去圖書館會約翰生，他事前並不知道，正在低頭看書。有人低低地在他耳邊說道：「Sir，the King is here.」這時迪生意興飛揚，他似乎感覺學士大夫之享此光榮，與英王之有此逸興，那個社會的文化生活多麼健全愉快呵。這是我們最後的長談。第二天，英大使薛穆先生通知他，有軍車到遵義，他便率夫人子女倉促成行，不料竟成永別！ 我常勸他用英文發表中國文化思想的著作，精力如感不能久持，短篇的論文更好。今日英文已成領導的文字，實際是一種世界語，國際文化思想的交流，英文比較容易普遍。今日不是中西文化比較的問題，而是中西文化如何合一而成世界文化的問題，——如何將舊世界的思想與新世界的行動，融會而為一。這須得對於中西文化學術思想的源流能心領神會，對於現代思潮也能辨章其是非得失，而於文字尤須具有充分的控制與表現能力。迪生確是一個具備這樣資格的人。他前後在美國二十年，我在北平時，據美國一個漢學者，他的學生Creel說：他的西洋文學的修養，比一個普通美國教授還好。他非常願意接受我的建議。他說：他的英文，國內知名的英文學者是如樓石庵、范雪橋、郭洽周都深知。去年暑假，我同石庵先生一起讀到他的一篇紀念其本師Irving Babbitt的長文，石庵亦頻頻贊服，那用字之典雅與持論之淵博，足以見他平生學術思想之大體。其實他的中文不如他的英文，這話他自己也承認。他的中文從古文入手，古文的家法，他也不盡守，而他所寫的文章的內容，又多半是現代的材料，他的見解雖高明正確，如他在浙大《國命旬刊》上所發表的幾篇，然而，其行文終難引人入勝，從這點說，他是失敗的。古文的句法和詞彙絕不能充分的顯示現代意識和現代精神，這層，他未嘗不知道，無奈受古文的影響太深，而他的文章遂不知不覺的成了「改組派」的小腳了。 他的西洋文化思想的素養，使我不能窺其涯涘，當然他受白璧德的影響最深。他們雖誼屬師弟，而彼此都有知己之感，這可以從他紀念白氏的那篇文章看出。白氏是美國近代人文主義的大師，在國內外觀感不一，有的人極佩服，有的人也反對；但從那本紀念白氏的論文集看來，他是一個很有風趣而性情醇厚的長者。他的學問的全貌，非文學、非哲學、非史學，而亦文學、亦哲學、亦史學，迪生的學問趨向亦大略與此相同。他們是把這三者凝聚起來，一齊打破，再用水調和，然後「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即迪生紀念白氏文中所謂Philosophical acumen，literary gift，solid scholarship。亦即姚姬傳《古文詞類纂·序》、曾文正《聖哲畫像記·序》所稱義理、詞章、考據，這三者兼而有之，才可以論人生之精微，文化之優劣；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由分析而歸於綜合，雖綜合而見其分析之精；發為文章，自然不同凡響；見諸行事，自然深切著明。 迪生在純文學方面的造詣，我不曾見過所作，但看他圈點的詩詞，欣賞力很高，見解很通達。在宜山，我同他住南街的南樓，早晚總是喃喃不息的念念有詞，我是要做札記，仿佛認真工作的樣兒，對於他的這類起居，其實有點煩。他讀詩文每到自己得意處，不管如何，便來拉著「奇文共賞」，這時我更有點煩。其實他是很警覺的人，足見他的情誼之厚。一次，我用了一句「昏昏燈火話平生」，又是一次，引「風亭把盞酬孤艷」，他很高興的說，這是荊公的佳句。可見他的欣賞力很高，記誦亦強。在南樓，他同我接連談了三夜的生平往事，我有所感觸，寫了一首《浣溪沙》送他看，他起初還表示一種Coy refusal，後來說：我們尋弘度去，發起一個詩社好不？ 詩詞要練練才好。那時劉弘度先生同我們隔了一條街住，可見他很富有文學趣味的。 二十八、九兩年，我避居樂山附近古寺中，空山樓閣，寒林晚鴉，幾與外界隔絕往來，一意撰述《魏晉南北朝史稿》，承他不斷來函相慰，談今論古，在那樣的孤寂生活中，有這樣一個熱情的天涯知己，亦足以自豪。三十年，我來重慶，陸續抽出史稿三四篇發表，其中兩篇是關於魏晉清談的，承他謬讚，復加以商榷。他說： 返復研讀，覺大著組織縝密，識解深刻，具有申、韓家法。又弦外之音，所謂「歷史非僅紙上陳述」，正見人之賢愚忠奸，千載如一日也。弟意道、法兩家之所以同，自史公以來，未有能予以適當之解釋者。道家任自然，法家主幹涉，各趨極端，有如水火，而何以史公雲申、韓皆原於道德之意？ 秦、漢以來，言刑名者亦喜黃、老。此實為歷史上一大疑案。兄著亦未能予以明確之解答。兄云：老子之學出於陰，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故學之而善者，則清靜慈祥，不善者則深刻堅忍（昌群按：此數語系引魏默深《老子本義》）云云，亦只指出其一二面，實則此中微妙，猶不止此。弟覺其不止此，而亦不能得一更充足之解釋，蓋須於中西思想史上下一番工夫，而後或可解決此一問題也。（昌群按：拙稿《魏晉之政與清談之起》一文，於此意僅發其端，未遑暢論，宜其有疑。去歲成《清談思想初論》一篇詳述此意，迪生來渝時，原稿已交商務付印，僅於談話中略有解釋，他曾首肯。近日此稿已出版，而「人琴俱杳」，悲夫！）再者兄之極好材料，往往埋沒於註腳中，如所引司馬父子之作偽與陰險諸端，皆當置之正文中，此種材料用來更使文章有聲有色，引人入勝也。古今中外不朽之史學名著，皆是文學名著，彼談「客觀」史學，或「科學式」史學者，皆其文采不足動人，故作大言以自衛耳。（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函） 他對於客觀與科學的史學之說，容有誤解，或言之過甚，而「古今史學名著皆是文學名著」，卻是至言。他又說： 久不奉候……實則弟何嘗一日忘吾兄乎？ 通信之道，在一來一往，不可少斷，否則日久則話愈多，話愈多則不知從何說起，愈久愈難動筆，此弟之大病也。……前次數函（昌群按：今僅偶然存此文中所發表之三函，其餘都散失了）所論著作事業，其話甚長，非面談不能盡。簡而言之，著作全視題目而定，有考證故實者，有闡發思想者，有描寫生活方式者。兄所從事之魏、晉、南北朝史，關於思想與生活方式者居多，絕非錢文子《補漢兵志》之類，故須傳事而兼傳人，起古人於九原使之活現紙上，「萬古騷人心不死，文章作到還魂時」，此雖為《牡丹亭》而發，史學家亦可資為借鏡也。吾國史書稱《左傳》與《史記》，非以其文章生動、長於傳人而有還魂之術乎！ （三十三年六月四日函） 他的這段史學見解是對的，「傳事而兼傳人」，都須要組織力之強，文章技術之妙，原來歷史的研究過程是科學，歷史的敘述過程卻是文學。故史學三長——才、學、識——為古今不易之論。 前面說他的「高華」，下邊說他的「可愛」。 迪生是一個性情很真率的人，朋友私下都說他是一個「大的小孩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這是他的可愛處，也是他的偉大處。他是極推崇Thomas Carlyle 的人，卡萊爾稱此為Childlike greatness，有小孩的天真坦白，而有大人的沉著深厚。他又好像李後主的詞，似乎含蓄，似乎也不含蓄，只覺意興纏綿，一往情深，毫無矯飾。有時，在一種不調和的場合，他的風趣使得空氣變為輕鬆。但他並無辯才，不善於辭令，卻有一種直覺的機智，言談微中，一針見血，發人深省，約簡雋永，有魏晉人之流風。有時，他認為義不可屈的時候，便一怒而不可遏。他卻有個好處，怒發過了，便一切煙消雲散，不念舊惡。有時，他對最熟的朋友也怒，事情過了，他覺得自己輸理了，仍舊來要好，毫無芥蒂存於心。弘度、石庵曾告訴我，我們都受過他這樣的怒，弘度手上至今還留著一星鋼筆尖點破的藍記（那是青年時在復旦同學的時候）。我也受過這樣的怒，那是從宜山南樓移到鄉間的小樓上，弘度亦在座。不過都只此一次。前幾天和石庵談起，還余情裊裊，感激他對朋友的真切。他與石庵雖不常通信，他自己說，卻是「太上之交」，可見他在友情上面有著超高的意境，而石庵亦許為知己之言。他能感到朋友的好意而多情，亦善於表示好意給朋友而感愉快。他具著強烈的正義感，大關節目上絕不敷衍，非貫徹主張不可。 我同他在學問的方法上不同，所以在浙大播遷中，兩年患難相處，共數晨夕，他的「奇文共欣賞」的情調，當時雖使我有點煩，今日豈能再得？ 而他的真率，與我性情相契，則無間然。人生會意不多，相知有幾！ 此刻我在更深人靜，坐在他不久以前到我這裡來坐的書案邊，結束這篇吊他的文字，不覺悲從中來，泣數行下，仿佛杜少陵之夢太白，「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山黑」。「死別已吞聲，生別常側惻！」 卅五年一月廿九日辱交賀昌群 拜述於重慶沙坪壩松林坡 （《思想與時代》，第四十六期，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