蠻族入侵 · 第一篇　古羅馬人與日耳曼人的衝突

1　早期日耳曼民族 為了理解日耳曼人[1]的軍制和軍事，我們必須首先了解日耳曼人的政治-社會結構。 與高盧人一樣，日耳曼人沒有實現政治統一，而是各部落（Völkerschaften; civitates）分治，每個部落平均控制2000平方英里（約5200平方千米）左右的範圍。由於有受到敵人突襲的危險，各部邊境無人居住，因此只需一天左右的時間便能從一個部落最外側的定居點來到部落的主要聚落。 由於森林和沼澤覆蓋著大片土地，居民實際開墾的範圍並不大。他們主要以鮮奶、奶酪、畜肉為生，人口密度不會超過每平方千米4.2人到4.6人。因此，每個部落通常有2.5萬人左右，大部落有3.5萬到4萬人。這樣算來，成年男性的人數就在0.6萬到1萬之間，即使按最大的數目算，減掉1000名到2000名缺席的人，一個人說話也能讓全部落的成年男子聽到，因此仍然可以組織統一的議事大會。部落的最高主權就由這樣的全民大會行使。 部落（tribe）是由氏族（clan）組成的，也叫「百戶」（Hun-dred）。氏族之所以叫氏族，是因為它們不是隨意編成的，而是由自然的繁衍關係結合起來的。完全不存在可以讓年輕人流入並在那裡組成新社會關係的城市。每個人一直都要生活在他出生的團體中。不過，氏族也會被稱作「百戶」，因為每個氏族約有100戶戰士。1當然，實際數目往往會比100大，因為日耳曼人對「百」的用法是寬泛的約數，即大的數目。除了數目，「百戶」還有族長的意味，因為氏族成員之間的實際親屬關係畢竟相當稀薄。氏族不可能起源於若干住在附近的夫婦，然後這些夫婦經歷數個世紀的開枝散葉，發展成一個大的氏族，而只能起源於這樣一個事實：規模太大、一個地方供養不了的氏族會分裂。於是，一定的規模，一定的數目——大約是100——既是群體的基本單元，也是群體的起源。因此，氏族的性質取決於戶數的程度不次于氏族的起源。氏族（Geschlecht）和百戶（Hundertschaft）是等同的。 接下來，我們可以將一個氏族或者說百戶的總人數估計在400到1000人之間，個別多的可能到2000人，其控制的土地叫作「宗域」（district），面積為20平方英里（約52平方千米）左右，也可能有幾倍大。全族聚居在一個村莊裡。日耳曼人修屋子時不會彼此緊貼在一起，而是視場址、森林、泉水便利自建。不過，我們不能將其理解成今天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地區常見的那種獨立農莊，而是一大片鬆散的聚落。耕種的活計主要由女人和不適合打獵參戰的男人承擔，他們的收穫非常微薄。為避免土地貧瘠，聚落地點經常變更。即便到了比較晚的時候，日耳曼的法律也不將房屋視作不動產，而是視為動產。我們前面說過，每平方千米居住的平均人數為4.2人到4.6人，於是，一個750人的村莊相應就有60平方英里（155平方千米）左右的土地。2除非定期遷移，否則實際利用的可耕種土地不會太大。儘管日耳曼人已經不再是遊牧民了，但他們與土地的聯繫仍然相當鬆散。 在戰時，氏族成員——同時也是同村的村民——共同組成一個單元。因此，直到今天，挪威語裡還將一支軍隊稱為「Thorp」；在瑞士，「Dorf」這個詞的意思是一群人，「Dorfen」的意思是召開集會。實際上，德語詞「Truppe」（軍隊）也有著同樣的淵源，是由法蘭克傳到拉丁，最後回傳到日耳曼的。這個詞保存了我們的先祖在尚無任何文字記載時代的記憶。外出作戰的是平時聚居的村民，因此，「村莊」（Dorf）和「軍隊」（Truppe）這兩個詞都來自同一個詞。3 因此，古代日耳曼社區從定居方式來看是村莊，從居住區域來看是宗域，從人數規模來看是百戶，從人際關係來看是氏族。土地不是私產，而是公產，屬於關聯緊密的社區。用後來的說法來看，它形成了一個「公社」（communal march）。 羅馬人沒能完全對應上述現象的詞彙，因此只能片面描述。本來最接近的一個詞「ǵens」，已經幾乎完全形骸化，其對說拉丁語的人來說幾乎沒有實在意義。於是，愷撒將日耳曼氏族稱作「居住在一起的部族和父系家族」（ǵentes coǵnationesque hominum, qui una colerunt），以表達這些聚落中的真實血緣關係。塔西佗說，「家族及其親屬」（familiae et propinquitates）一起下地勞作，社區（universi）占有可耕作土地。保羅執事（Paulus Diaconus）也覺得沒有一個拉丁語詞能真正表達出日耳曼人的狀況。在他用拉丁文寫成的書里，保羅照搬了日耳曼人的詞彙「fara」[家庭，這個詞也是pario（我生下）及其過去時形式「peperi」的詞源]，同時附上3個譯詞：ǵenerationes（種族、家庭）、lineas（家系）和prosapias（家庭）。4用來描述村莊的詞彙也有同樣的困擾。羅馬人的村莊（vicus）面積很小，而且像城市一樣密集建設。為了表示日耳曼村莊面積更大、建築更鬆散的性質，塔西佗用了「村莊與鄉野」（vici paǵique）這個詞。 每個社區有一名選舉產生的首腦，被稱為「長老」（Altermann）或百戶長（hunno），就像同一個社區既被稱為「氏族」，也被稱為「百戶」一樣。烏爾菲拉（Ulfilas）[2]用「百戶長」（Hundafaths）來指稱《聖經》里的百夫長（centurion）。盎格魯-撒克遜人有Ealdorman，挪威則有Herredsköniǵe或Hersen。在整個中世紀，「Hunno」這個詞都繼續存在於德意志的許多地方，意思是村長，具體形式有Hunne、Hun和Hundt，甚至一直流傳到當代錫本布爾根（Siebenburgen）方言中的Hon。 長老（hunni）在平時領導和管理村莊，在戰時指揮男丁。但是，他們與村民們生活在一起。在社會中，他們與其他所有人一樣都是普通公民。他們的權威不足以在發生重大糾紛或罪行時維持和平，其地位和眼界也不足以發揮政治引領的作用。每個部落都有一個或幾個地位遠高於普通大眾的貴族，他們享有特殊的地位，自稱是神的後裔。公民大會從貴族中選出若干「酋長」或「為首者」（principes），他們巡迴於各宗域之間（「per paǵos vicosque」：「穿過村莊與鄉野」）開庭斷案、對外交涉、共議大事，還可能為了推動提案在公民大會通過而與百戶長們磋商。開戰期間，一名酋長還會出任總指揮，名為「公爵」（duke）。 通過瓜分戰利品、貢品、禮品、強迫勞作的戰俘和有利可圖的聯姻，貴族們積攢了日耳曼人眼中的巨大財富。5憑藉這些財富，他們能夠維持一支由自由人組成的扈從。扈從是最勇猛的戰士，對領主宣誓效忠，至死方休，與主人同吃同住，平時顯示威儀，戰時護衛襄助（「in pace decus, in bello praesidium」：「平時充當依仗，戰時作衛士」）。不管酋長走到哪裡，扈從都為他的話語增添權威和力度。 明確規定只有貴族才能當選酋長的法律當然是不存在的，但在現實中，貴族已經與大眾截然分開，平民想跨入精英圈子是不容易的。大會為什麼要選一個不比其他人更有地位的老百姓當酋長？儘管如此，平民家族連續出了幾代百戶長，贏得超乎尋常的聲望乃至財富，並因此被貴族階層接納的例子並不罕見。事實上，貴族家庭本身可能就是這樣形成的，傑出父親的兒子在選舉官員時具有天然的優勢，之後逐漸轉變為一種慣例：酋長去世後，人們都覺得老酋長的兒子有資格繼任並被選為新酋長。酋長身份帶來的種種優勢又會提升酋長家族的地位，以致其懸隔於大眾，於是其他人競爭的可能性就越來越低了。如果說這種心理-社會過程在當代公共生活中只有微弱的跡象，那是因為望族階層的自然發展過程受到了其他強大力量的抗衡。在古代日耳曼人中間，世襲制無疑是從起初的選舉制中發展而來的。在被羅馬征服的不列顛地區，出身舊貴族的酋長成了國王和公爵。在本卷討論的時代，上述關係依然在發展過程中。貴族階層無疑已經上升為高出平民的群體，但百戶長仍然屬於群眾，而且歐洲大陸的百戶長從來沒有取得過特殊的單獨階層地位。 羅馬人似乎將酋長與百戶長的集會視為日耳曼部落的元老院。地位最高的家族的子弟自幼便被賦予貴族的威儀，他們還會旁聽長老議事。在其他情況下，這些努力追求不平凡、異於平民尋常生活事物的年輕貴族會由扈從負責教導。 只要大權掌握在一名酋長之手，或者其他酋長都被一名酋長消滅或壓制，酋長共治就會轉變為王制。因此，就其自身而言，這套制度的根基和精神還沒有轉變，因為最高的、最終的權力仍然掌握在全體戰士出席的大會中，一如舊制。酋長統治和國王統治的區別很小，以至於有一次，明明有兩名酋長同時在位，但羅馬人竟然將其中一人稱作國王。6另外，王位與酋長一樣不是世襲相承的，而是能者居之，由人民投票和歡呼擁戴產生。在這個過程中，有身體或精神問題的繼承人是有可能也確實會被選下去。如果說國王和酋長只有數量上的區別，那麼領導和指揮的權力由一人或多人掌握的自然差別就仍然是巨大的。從現實角度看，國王獨治完全排除了反對勢力、公民大會權衡不同方案、提出各種建議的可能性。公民大會的主權漸漸變成了單純地擁戴新王。但即便對國王來說，這也是必不可少的。哪怕有國王在場，日耳曼人仍然保留著自由民的高傲和質疑精神。「在日耳曼人究竟能多大程度接受他人統治上，」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亞志》（13.54）寫道，「他們都是國王（in quantum Germani reǵnantur）。」 宗域與邦國的關係相當鬆散。一個宗域遷居到遠方，以至於逐漸脫離了原先所屬的邦國，這種情況是可能發生的。參加公民大會比以前麻煩了，去的人也少了；兩群人漸漸不再有共同利益了。至此，宗域與邦國之間就只剩下同盟關係了，而且隨著遷居氏族逐漸壯大，也會形成新的邦國，先前的百戶長家族則變成酋長家族。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各個宗域被分給若干酋長管轄，這些酋長將手下的宗域聯合起來，建立王國，與母國脫離關係。這一點在文獻里沒有被直接證明，但卻反映在流傳至今的文獻中的常見的含混用語上。在我們看來，車茹喜人（Cherusci）和卡狄人（Chatti）好像是民族（civitates）意義上的部落，但他們的地域極其廣大，以至於其實可以被視為邦國聯盟。在名目繁多的部落中間，我們也大可以懷疑它們或許不過是宗域而已。反過來看，「宗域」（paǵus）這個名稱可能常常指的也不是一個百戶，而是一名統轄多個百戶的酋長的領地。最穩固的關係在團結的百戶（氏族）內，百戶的成員以類似公社的方式共同生活，並且不容易由於外部和內部因素而解體。 2　日耳曼戰士 本書第1卷中說過，軍事成就不止有一個而是有兩個差別極大的根源：第一個根源是顯而易見的，即單個戰士的勇猛和體魄；另一個根源是個體戰士要結成堅固的陣形，也就是戰術單元。儘管這兩種力量——單兵戰力和集體團結——的性質不同，但後者絕不是與前者無關。一個全由懦夫組成的單元，不管他們操練得多麼熟練，都是做不成事的。然而，如果一群人有中等的勇氣，再加上團結組織的成分，那他們的戰鬥力就要高於純粹的個人勇武。希臘公民的方陣粉碎了波斯騎士的膽氣。古代戰爭藝術史的主線就是方陣這種戰術單元發展完善、推陳出新、形成梯形戰術和大隊戰術的過程。羅馬人之所以不斷取勝，不是因為他們比所有對手都更勇敢，而是因為他們有紀律，由此形成了更堅固的戰術單元。通過這段發展史，我們就能明白從起初死板的方陣演進出各種更小、更靈活的戰術單元是多麼重要，又多麼困難。 只要記住古代戰術史的歷程，再加上對日耳曼人組織形式的了解，我們一眼就能明白日耳曼人必然蘊含著強大的軍事力量。在貼近自然的原始蠻荒生活中，在不斷與野獸和相鄰部落的戰鬥中，每一個日耳曼人都養成了高絕的個人勇武。他們生活的團體既是氏族，又是鄰居，大家在經濟、社區和軍事方面都同心一致，而且領導者的權威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整個團體。不論平時還是戰時，百戶長統率的日耳曼百戶所具有的凝聚力，都讓紀律最嚴格的羅馬軍團望塵莫及。日耳曼百戶和羅馬軍團蘊含的心理因素完全不同，但結果卻別無二致。日耳曼人不做操練，百戶長几乎沒有明確的處罰權，更別提嚴厲懲戒部屬了。日耳曼人甚至沒有真正的軍事服從概念。但是，整個團體有著牢不可破的團結。百戶的團結是如此堅實鞏固，以至於歷史文獻中也會用村莊、社區、同志和氏族來稱呼百戶。與文明民族不得不通過紀律打造的人為團結相比，這種天然的團結還要更強。論列陣嚴整、行軍有序、進攻時隊伍不偏不散，羅馬的百人隊要優於日耳曼的百戶。但是，日耳曼百戶內在的就有團結，人人士氣高漲，彼此真心倚靠。哪怕是在外部形勢混亂、隊伍完全被打散以至於經常出現撤退的情形下，日耳曼百戶的內在團結也足以維持陣勢。百戶長的每一聲高呼——我們就不用「命令」這個詞了——部屬都會聽從，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會聽從。凡是缺乏訓練的戰士群體，真正的弱點都在於驚慌失措；但是，日耳曼百戶即使是在撤退時也能聽從酋長號令，不再後退，反身再上。1 因此，前一章先闡明百戶長與長老，宗域、氏族、百戶與村莊長老兩者的同一性是有意義的。這不是抽象政治-法律狀況的一個爭論點，而是要探索世界史上的一個重大因素。現在有一點是清楚的：百戶長統率的不是一支人員構成和組織形式變動不居、依據具體形勢而遴選出來的隊伍，而是天生就統領一個自然形成的單元。百戶長的名號和戰時職能與羅馬百夫長相似，但兩者的區別就好比自然天成與琢磨造就。一名平時不行使族長管理職責的百戶長，到了戰場上的效果就和平時不操練的百夫長一樣。但因為他是族長，所以他不需要部屬宣誓效忠、軍法或嚴密管控部屬，就能擁有等同於羅馬百夫長必須通過最嚴厲的管教才能達到的組織性，以及類似於後者的服從性。 羅馬人有時會說日耳曼人沒有秩序，2日爾曼尼庫斯（German-icus）為鼓勵軍團士兵時也說過「他們撤退起來毫無羞恥之心，也不聽長官號令」（「sine pudore fiaǵitii, sine cura ducum abire」）。可按照羅馬人的標準，這些話並不屬實。但這從反面證明了日耳曼人強大的凝聚力，在鬥志高昂的領導下，他們可以在看起來毫無秩序、暫時後退、沒有真正的命令式指揮的情況下維持作戰，而不至於陣形瓦解，甚至不會吃大虧。 日耳曼步兵採用的戰術被古人稱作「cuneus」，近代學者將其譯為「楔形戰術」（Wedge）。但這個詞是有誤導性的，就像我們說的「縱隊」一樣——從技術角度來看，「縱隊」大概是cuneus最準確的譯法。如果一個人想要比較「縱隊」和「橫隊」兩個概念的區別，那麼他會指出，「橫隊」是寬度大於深度的陣形，「縱隊」是深度大於寬度的陣形。但是，如果說這些概念運用到現實中已經有模糊的地方了，那麼實際用詞更是遠遠超出了「橫隊」與「縱隊」的基本概念劃分。例如，我們會將一個深度只有6人、寬度為12人至40人的陣形稱作「連縱隊」。同理，我們發現羅馬人將概念上肯定屬於「方陣」和「橫隊」的陣形稱作「楔形陣」（cuneus）。以李維對坎尼會戰的記載為例，參戰的迦太基中軍被稱作「很淺的楔形陣」（cuneum nimis teneum），而實際上，它不僅肯定是線形陣，甚至——按照李維的形容——是很淺的線形陣。Cuneus的意思甚至往往不過是「隊伍」而已。3 進一步看，如果從「Cuneus」這個詞不能得出確切含義，那麼這個詞除了籠統描述，同樣有具體精確的用法，這也是無可置疑的。 「民族大遷徙」（Völkerwanderunǵ）時期[3]的幾名作者似乎懂得這個詞的精確含義。韋格蒂烏斯（Vegetius，3.19）將cuneus定義為「步兵陣形，前窄後寬，向前推進以打破敵軍陣線」。據阿米亞努斯（Ammianus，17.13）[4]記載，羅馬人——蠻族人組成的羅馬軍事單元——以「軍人般的直接」（soldatische simplicitas）發起攻擊，採用「野豬頭陣形」，「前端縮成一個點」（desinente in anǵustum fronte）。阿加西亞斯（Agathias）[5]寫道，與納爾西斯（Narses）作戰時，法蘭克人擺出了三角形的楔形陣（embolon）*。因此，楔形陣通常是這樣的：前端是一名最優秀的戰士，第二列有3人，第三列有5人，以此類推。但稍加詳查就會發現，這個概念是不現實的。不管楔形頂點的那個戰士的身體有多強壯，裝備有多完善，當他擊倒正面的敵軍時，後者左邊或右邊的敵人總能發現側面出擊的機會。為保護前出戰士免受兩面夾擊，唯一的辦法就是第二列的戰士儘快上前。但陣形接下來不斷展開：現在楔形陣的頂端有3人，他們受到5人的攻擊。於是，第三排的戰士必須儘快衝到前面。簡而言之，楔形陣並不能打穿敵軍正面，而是在兩軍接觸的那一刻就開始攤平，並在很短時間內由縱轉橫。原本為了保持楔子形狀而有意留後的側翼士兵全都沖向前方；三角形的底邊開始向前推，端點則向後退，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側翼的士兵原本身前空蕩蕩，現在變成了身後空蕩蕩。因此，楔形陣不僅達不到預期效果，估計頂端反而要比側後士兵還在向前沖的時候損失更慘重。楔形陣可謂愚不可及。一群人不管團結得多麼緊密，終究是個體的總和，往前推進當然做得到，但不能像鐵鋒一般將側方的全部壓力集中於一點或刃上。 古典時代的文獻中有兩處對楔形陣的正確描述，一處是塔西佗，另一處也是在民族大遷徙晚期，即莫里斯（Mauricius）皇帝或託名為莫里斯皇帝的某人撰寫的《戰略》（Strategicon，成書年代或為公元579年）。《戰略》[6]中寫道，「金髮人」——法蘭克人、倫巴第人（Lombards）等類似民族——的進攻陣形深度和寬度相等。4塔西佗（《歷史》4.20）則提到了巴達維亞人（Batavians）的「楔形陣」：「四面緊密，前後側翼皆堅固」（「densi undique et frontem terǵaque ac latus tuti.」）。如果「四面人數相等，不僅前後相等，左右也相等的緊密隊伍」是方陣，那麼，深寬都是20人，總人數就是400人；深寬都是100人，總人數就是1萬人。這樣的陣形不會是正方形，而是一個前窄後寬的四邊形，因為在行軍過程中，橫排間距會拉大到縱列間距的兩倍左右。如果隊長，或者說酋長走在深度這麼大的縱隊前方，身後或兩旁是扈從的話，那麼隊伍看起來就像方陣前面探出一個點。與現代作比較的話，我們可以說它類似於一個騎兵旅進攻時的情形：旅長帶頭，身後有3人——副官加上兩名司號員——再後面是兩名團長及其副官和司號員。接著依次是8名中隊長及其司號員、32名排長和其餘士兵。我們可以用三角形來描述它，但它只是閱兵陣形而已。按照條令規定，騎兵旅並不是漸次插入敵軍正面，真到打仗的時候，儘管軍官排在前面，但他們會號召士兵衝到自己前面，從而全體同時沖入敵軍。日耳曼「野豬頭陣形」的尖角同理。當日耳曼酋長或北歐領主（thane）領著扈從走在士兵方陣前方時，他會利用先鋒的位置發起衝鋒，帶動和激勵全體戰士隨自己向前。但那殺入敵軍大概是同時發生的。頂點的任務並不是率先楔入，而是在兩軍整體相撞的那一刻隨隊長衝鋒，發揮衝擊單元的作用。即使前端沒有一個頂點，深縱隊也會呈現為三角形。如果這樣一個楔形陣——假設長寬都是40人，總數為1600人——向一個寬大的正面衝鋒，那麼受威脅最大的位置就是第一排的兩端，因為這兩個人在兩軍相撞時不僅要對付前方的敵人，還要招架敵方最近的縱列敵人發起的側面攻擊。因此，前排側翼的士兵進攻時會比較謹慎，稍向後退，於是最先接戰的就是前排中部。另一方面，後排靠外的縱隊進攻時很容易被擠到外面。這樣一來，本來就狹長的縱隊前部就會給人留下尖角的印象。但這並不是好事，與其說是結陣，不如說是解陣。在衝擊和推擠敵軍時，整個陣形越齊整越好。前排側翼士兵越勇敢，其他人就越不會懷疑他們是畏葸不前。後排士兵越能掩護好縱隊，衝擊力就越強。毫無疑問，隊長們會儘可能確保士兵發起衝擊時的深度與寬度協調。 當日耳曼人以縱隊衝鋒時，戰士們會唱響「戰歌」（baritus），同時將盾牌舉到嘴巴前方，利用回聲來擴大音量。「一開始像是單調的低語，」塔西佗告訴我們，「音量隨著激烈的戰鬥而越來越大，直到如驚濤拍岸一般。」5我們之前發現斯巴達方陣的隨軍笛手是其行軍有序的證據（參見第1卷），同理，戰歌也能證明日耳曼楔形陣的秩序性。 如果日耳曼楔形陣沖向另一個類似的單元且雙方都沒有被衝散，那麼，雙方後部的士兵都會往外沖，試圖包抄對方。如果楔形陣衝擊的是方陣，要麼楔形陣突破了敵陣，這時敵軍很可能不是被砸開了一個點，而是被撕開了一條線；要麼方陣穩住了陣腳，這時楔形陣除了繼續戰鬥就別無選擇，只能儘快從後面擁上前去，拓寬正面，同樣轉換成方陣。 羅馬百夫長有固定的位置，在方陣前排的右側行軍。只有在這裡，他才能發揮自己的職能：維持與敵軍間距，下令齊擲標槍後近距離突擊。日耳曼百戶長則是昂首挺胸地走在楔形陣的前方。當幾個氏族共同組成一個大的楔形陣時，每個小陣形只有兩三列寬，彼此緊挨著，百戶長走在各自小陣的前面，酋長帶著扈從走在大陣前面。由於不需要下令齊擲標槍，因此也不需要維持間距，發起攻擊時與敵軍的距離要長得多。隊長不需要擔心友鄰單位的情況，也不需要維持特定的方向，只需要找准最有利的路線，抓住偶然出現的機會，領著身後的士兵向前猛衝。 日耳曼最初的戰術單元是略呈方形的深縱隊，正如古希臘羅馬最初的戰術單元是窄長的方陣[7]。再次強調：這兩種陣形不是完全對立的關係。畢竟，方形陣的行列數不一定要相等，就算縱列數大約是橫行數的兩倍——比如寬度為140人，深度為70人，總共9800人——目的同樣能夠達到。我們仍然可以將這樣的陣形稱作「方形陣」，而且事實上也必須這樣做，因為70人的深度已經足以獨立護衛側翼了。6借用塔西佗的說法，它仍然是「四面緊密，前後側翼皆堅固」。反過來看，大縱深的希臘方陣也是有記載的。這樣來看，兩種陣形之間就沒有明確的界限，會有交叉。但這並不會泯滅它們在理論上的對立關係。而且，我們也不難明白古希臘、羅馬和日耳曼最初採用不同陣形的原因。 希臘方陣比楔形陣優越的地方在於，它直接投入戰鬥的武器更多。10排縱深、1萬人的希臘方陣，第一排有1000人；換成100排縱深的楔形陣，一線人數就只有100人了。如果楔形陣不能立即突破方陣，那麼其馬上就會被四面合圍。希臘方陣是一種可以執行包抄的陣形。 反過來看，希臘方陣的弱點在於側翼：一側受到的強大壓力會將陣形捲起來並被擊垮。騎兵尤其適合施加這樣的側翼壓力。但日耳曼人有強大的騎兵，希臘人和羅馬人則沒有。因此，日耳曼人偏好大縱深陣形，以加強和保衛側翼。而對希臘人和羅馬人來說，這種需求的重要性就小得多了，他們可以冒險讓縱深變淺，從而將更多的武器推到一線。 另一個事實也必然起到了強化雙方各自傾向的作用：日耳曼人的護甲質量和數量都不及工業發達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因此，日耳曼人慣於只將少數裝備最好的戰士放在前排，以便儘可能增強大縱深帶來的衝擊效果。楔形陣內部那些裝備低劣的士兵並不能造成太多殺傷。 最後，楔形陣還有行動便捷的優點，地形破碎也不會使其陷入混亂，而希臘方陣快步前進時只能走很短的一段距離。 問題在於日耳曼方形陣的規模有多大？平常是結成一個大陣，還是分散成幾個或許多個小陣作戰？總體陣形又是什麼樣的？ 愷撒說過（1.51），在與阿里奧維斯塔作戰時，日耳曼軍隊是按部落（ǵeneratim）結陣的，陣與陣之間等距排列：阿魯得斯人（Harudes）、馬克曼尼人（Marcomanni）、得里布契人（Triboci）、汪瓊內斯人（Vangiones）、內美德斯人（Nemetes）、塞都尼人（Seduni）和蘇維匯人（Sueves）。可惜的是，我們不知道這支部隊的人數（參見第1卷）。愷撒帶上戰場的軍團規模大概在2.5萬到3萬人，而日耳曼一方無論如何都要弱得多，因此不妨估計為最多1.5萬人。那麼，排除騎兵和部署在陣前的輕步兵，日耳曼人共擺出了7個楔形陣，每陣2000人，長寬各為40人左右。他們以極快的速度沖了上來，羅馬百夫長甚至來不及照例下令投擲標槍，士兵就將標槍丟掉，立即持劍格鬥。愷撒接著寫道，日耳曼人馬上照例轉為方陣（「Germani celeriter ex consuetudine sua phalanǵe facta impetus ǵladiorum exceperunt」：「日耳曼人很快就按照習慣，結成方陣來迎戰羅馬人刺出的劍」）。我對此的解讀如下：當方形陣沒有突破羅馬人的戰線（愷撒自然地命令第二梯隊上前支援），羅馬人插入己方陣形空隙，要從側翼打垮楔形陣時，最後排的日耳曼戰士衝到前面補空，於是形成了希臘式的方陣。這個過程肯定會有混亂，而且愷撒下面一句的「方陣」用了複數形式，或許可以解讀為：日耳曼人沒能組成一整條連續的戰線。後排戰士衝到前方的行動是表現日耳曼軍個人勇武的一個光輝例證，因為楔形陣既然沒有突破羅馬軍的方陣，那麼日耳曼軍的強項便失去了基礎，戰局遂轉向不利。面對人數占據優勢、陣腳穩固且更加嚴整的羅馬大隊，日耳曼人也沒有喪失勇氣。7 塔西佗對戰況的記載與愷撒描述中得出的圖景相符。根據塔西佗（《歷史》4.16）的說法，西威利斯（Civilis）將手下的坎寧尼法提斯人（Canninefates）、弗里斯人（Friesians）和巴達維亞[8]人各自編成了楔形陣。在另一場戰鬥的記載中（5.16），他特意提到日耳曼軍不是一字長蛇陣，而是楔形陣（「haud porrecto aǵmine, sed cuneis」）。 由於形狀的原因，日耳曼楔形陣很容易集結，且不需要專門訓練就能運動自如。當普魯塔克（《馬略傳》19）說安布羅尼斯人（Ambrones）一邊有節奏地敲擊盾牌，一邊迅速進入戰鬥時，我們不應該按照字面理解，以為他們的腳步像閱兵隊列一樣精準，而是可以大致將其理解成由一種自然傾向所驅使的動作。另外，日耳曼人也能夠輕易將整齊的陣形打散，向前衝鋒，或者迅速以零星隊伍甚至單兵的形式退入森林或原野。儘管如此，他們這時顯然保持著結陣的精髓：不管是出於本能還是隊長的號召，內部都具備團結意識，他們相互信任、一致行動。我們前面就講過，這種精髓決定了一切，它比表面上的秩序重要得多。與由天生的領袖——百戶長或長老——統領的、天然形成的日耳曼部落相比，純粹依靠軍紀掌握該精髓的難度要大得多。因此，日耳曼人不僅會酣戰，更擅長小股戰鬥、林中突擊、奇襲、詐敗和各種形式的游擊戰。 日耳曼人裝備有限，而且缺少金屬。誠然，他們早就從青銅時代發展到了鐵器時代，但與地中海地區的文明民族乃至凱爾特人不同，他們還不懂得按照自身的需要來延展坯料，自由地賦予其樣式與形制。8令人驚訝的是，在某些方面，相比共和國時期羅馬人的武器，我們對日耳曼人的武器要了解得更多，因為日耳曼人與凱爾特人一樣會把武器隨葬，於是我們今天可以挖出來，而羅馬人沒有這種習俗。對羅馬人來說，武器只是一件製成品，就像他自己在支隊里的地位一樣，只是一個單位——幾乎只是一個數目，徵兵官安排他在哪裡，他就在哪裡。日耳曼人和他的武器是一體的，武器是主人的一部分，因此，日耳曼人的武器會和屍體一起下葬。我們甚至可以按這個意思更進一步來想。大部分隨葬武器都被折彎過，不能使用。有人說這是為了防止盜墓賊把武器偷走。這種解釋大概沒抓住重點，因為單純被折彎過的武器很容易被修復。再說了，隨葬品里還有珍貴的珠寶呢。真正的原因應該是，人死後就什麼都做不成了，他的武器也隨之失去了力量。對墓葬內容的仔細調查與比對確實修正了一部分羅馬人對日耳曼人裝備的認識，但總體來說是確證了羅馬人的觀點。羅馬人告訴我們，有頭盔或鎧甲的日耳曼人極少。他們最重要的防具是覆革大盾，其材質有整塊木頭的，也有編織而成的。他們頭上裹著生皮或皮革。塔西佗（《編年史》2.14）中有一段日爾曼尼庫斯的戰前講話。這名羅馬統帥說，日耳曼人的軍隊只有第一排的人（acies）裝備了長矛，其他人只有「用火燒出尖的棍子或者短矛」（「praeusta aut brevia tela」）。當然，這是鼓舞士氣的誇張說法，如果大部分日耳曼人真的只有尖木棍的話，那他們的勇氣在從頭保護到腳的羅馬士兵面前也是無用的。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亞志》第6章中有更準確的記載。他開頭也說日耳曼人的長矛和刀劍都很少，接著說他們的主要武器是夫拉矛（framea）。他在其他地方（《日耳曼尼亞志》6、11、13、14、18、24）常常提到這種武器並對其有過描述，說它是一種矛，類似於舊式的希臘重裝步兵矛。戰斧是後來才出現的武器。9 至於長矛和短兵器如何在楔形陣中配合，這一點頗多疑問。在前面提到的日爾曼尼庫斯講話中，他寬慰手下士兵說，日耳曼矛在森林中不如羅馬人的短劍標槍靈便。我們或許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日耳曼人的矛的長度與薩里沙長槍和16世紀德意志地區僱傭兵「國土傭僕」（lansquenet）的長槍相當，這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 長矛是雙手武器，因此長矛手不能持盾，於是我們必然得出一個結論：長矛手是穿盔甲的。他們站在最前列——大概與起保護作用的牌手混編——形成楔形陣的突擊矛頭。當他們憑藉強大的衝擊力突破敵軍正面，讓對方陷入混亂時，裝備夫拉矛的戰士就會從後面衝上去，快速進入戰線的缺口。如果沒有短兵器的密切配合，長槍在近身肉搏中就毫無用處。因此，長矛手自己也必須裝備長劍或匕首作為副武器，以便繼續作戰，直到戰鬥結束。 如果我們認為羅馬人對日耳曼超長矛的記載是誇大其詞，只是因為日耳曼矛比羅馬標槍長的話，那麼情況就簡單多了。如果日耳曼矛只有12英尺到14英尺（約3.66米到4.27米），可以單手使用並配盾，那麼它與夫拉矛的區別就不會大到兩者無法在方形陣中混編的程度。這似乎是合理的看法。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希臘人、羅馬人和後世的騎士都為肉搏戰配備了優質防具，日耳曼人沒有防具怎麼能打仗呢？我曾長期認為，日耳曼人是裹著獸皮作戰的，只是獸皮在墳墓中腐爛了。但無數流傳至今的日耳曼戰士圖畫中從來沒有這樣的形象10，反而佐證了文獻的說法，即他們的防具幾乎只有盾牌。問題的答案大概在於作戰方式的差別。日耳曼楔形陣的意圖是憑藉深度打垮敵軍，與之相比，希臘方陣和羅馬軍團對單兵格鬥的要求就高得多了。如果日耳曼人打垮了敵軍，接下來就只是追擊了。因此，只有外圍士兵需要配備防具，後來的瑞士軍隊也是如此。另外，在機動戰和小股作戰中——日耳曼人要考慮這種作戰的情況甚至比考慮楔形陣還要多——運動靈便極其重要，以至於盾牌以外的防具都被放棄了。 日耳曼人經常使用標槍。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棄用了弓箭。在青銅時代，日耳曼人有過弓箭，而再次使用弓箭要到公元3世紀了。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的觀點是一致的。11 3　古羅馬降服日耳曼 隨著羅馬人打敗高盧人，以萊茵河為國界，他們就承擔起了保護新臣民不受日耳曼人侵擾的職責。為免被蠻族奴役，高盧人歸順了愷撒，而羅馬稱霸高盧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領羅馬和高盧聯軍驅逐了阿里奧維斯塔。但是，開啟的戰端就此延續了下去。野蠻的日耳曼部落屢渡萊茵河，世界帝國羅馬的新屬地在和平條件下越是繁盛，了解自身實力的原始森林之子們對戰利品就越是蠢蠢欲動。儘管羅馬人對霧氣籠罩的蠻荒之地沒有多大興趣，但在他們看來，應對這種持續性威脅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效法高盧，派兵進剿，為日耳曼人的自由畫上句點。 奧古斯都[9]平定帝國內地，降服阿爾卑斯山區，將帝國邊界推進到多瑙河（Daunbe）後，先是派年輕的養子德魯蘇斯（Drusus）去征服從萊茵河到易北河之間的各民族，德魯蘇斯身歿後又將同樣的使命託付給了提比略（Tiberius）。面對艱難的任務，羅馬人自有一套方略。 單個日耳曼部落的人數很少，即便許多個部落組成聯軍，人數也多不到哪裡去，就算真組織起了浩大軍勢，他們也不會運用（參見第1卷中的《羅馬針對蠻族的戰法》一章）。儘管如此，不管在什麼地方，每一個日耳曼人都是戰士。除了發動緊密陣形的大軍征討，羅馬人面對這些不畏死傷的野蠻人也沒有別的辦法。但是，供給深入日耳曼內地的大軍是非常困難的。當地的農業水平很有限，糧食只夠很少的人吃。陸上輜重隊長途跋涉對組織力的要求很高，而且除了日耳曼人以驚人的勤勞和智慧在沼澤上架起的少數棧道，那裡全無現成的道路。德魯蘇斯第一次遠征日耳曼腹地因糧草不濟而撤兵後，建立了兩座前進基地。羅馬人在萊茵河下游的主要據點是位於克桑滕（Xanten）附近、利珀河（Lippe）與萊茵河交匯處對面的維特拉（Vetera，今比爾滕，Birten）。在春季和其他季節的部分時間裡，小船幾乎可以一直上溯到利珀河的發源地。於是，公元前11年，德魯蘇斯在利珀河上游建立了補給點阿里索堡（Aliso，今帕德博恩大教堂）。 如果有人覺得設置堡壘，不管規模大小，是征服和統治周邊部落的一種手段，那真是大錯特錯。對於某些人群和某些情況來說，也許就是估計不會真正爆發戰爭的情況，或者征服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只有小規模叛亂需要鎮壓的情況，派軍戍守或建立據點有可能起到控御作用。那麼，這就不是戰略問題，而是警備問題。但是，舉個例子，日耳曼人與今天的黑種人不一樣，只要一小支駐紮於固定據點的機動部隊就能控制後者一大片區域。要是日耳曼人也能這樣，羅馬人肯定會鬆一口氣。首先，只有通過大規模戰爭才能征服日耳曼人，而且只要日耳曼人沒有降服，堡寨守軍的使命就只能局限在確保自身及周邊狹小區域的安全而已。愷撒在高盧也是如此，除了為守衛萊茵河大橋所建的一座堡寨，他從來不修建堡寨，因為建了堡寨就要派人去守。他總是集結兵力，從不分兵，以便在野戰中憑藉絕對優勢擊敗高盧人，使其潰逃。 圖1　日耳曼地圖：萊茵河到易北河之間 有人還認為，德魯蘇斯在利珀河旁修建堡寨是為了確保一處持續可用、安全的渡口，於是他才到利珀河下游尋找堡寨的位置。利珀河是一條中等規模的河流，兩側都有不少路，就算這些路不是直接通到岸邊，但這也算不上決定性的因素。即便利珀河岸多沼澤，人沿著路走往往走不遠，但羅馬人有許多輔助器材，還有繞路這個更簡單的辦法，日耳曼人根本無法阻止其渡河。因此，利珀河堡寨甚至連橋頭堡都談不上。 要是把依賴水路的補給狀況考慮進來，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水運需要一個目的地，一個補給點，以便船隻卸貨，輜重隊支取，供大軍深入內陸之用。如果大軍不必從萊茵河開始就隨身攜帶糧食和肉類，而是徑直沿著利珀河上遊行進，只帶行軍150千米所需的輜重，視形勢需要在補給點補充給養，那麼日耳曼內陸的戰事就是另一番局面了。在高盧，愷撒不必營建補給點並從軍團中撥派士兵把守。補給事務交給了降服部族和盟友負責，羅馬補給官從旁協助。在日耳曼地區，羅馬人被迫改變了這種基礎的組織形式。德魯蘇斯建造阿里索堡不是為了控制周邊區域——那樣的話，成效會很差——而是為羅馬軍在日耳曼內陸的行動建立一個鞏固的基地。（參見下文中對阿里索的專門研究。） 堡寨建成後，自然會服務於其他用途，如接治病患、觀察地方及當地居民，從而在羅馬勢力所及的範圍內行使一定的警備功能，既對周邊部落起到威懾作用，也是一處庇護所。然而，堡寨的首要意義還是憑藉其水路轉陸路的便利，發揮水路補給站的作用，堡寨的整體特點和選址原因都在於此。 除了阿里索堡，德魯蘇斯據說還在萊茵河上修了50座堡寨。1乍看起來，這似乎違背了征服日耳曼地區的方略，因為駐守50座堡寨會分散一大部分可用兵力，而且如果日耳曼人成功被征服，堡寨就會被廢棄。可能性最大的解釋是：正規軍開拔的時候，堡寨會由民兵接防，為平民提供避難所，以防日耳曼人在羅馬軍隊面前守不住土地時，就打進羅馬人的地盤，用這樣迂迴的策略來減輕所受壓力。另外，野戰部隊大概也會駐紮在大規模的永備軍營中，以備救援。 除了從萊茵河出發、沿利珀河行進，進軍日耳曼內陸的路線還有一條：先走海路，再順著通海的河流前進。德魯蘇斯成為日耳曼地區統帥後的第一次行動就是修建萊茵河-艾瑟爾河（Yssel）運河，這樣就能通過須德海（Zuider Zee）直抵日耳曼北海沿岸。德魯蘇斯運河（fossa Drusiana）至今猶存，蘇埃托尼烏斯[10]稱之為「宏大壯觀的建築奇蹟」（「novi et immensi operis」）（《克勞狄烏斯傳》1）。2羅馬人在北海的貿易用不著靡費如此，但從戰略角度就能理解了。公元4年，提比略向易北河進軍時，陸軍在易北河口與一支「裝載著大量的各種補給品」的艦隊會合。3羅馬艦船遠達日德蘭半島，與日耳曼人發生了無數次內河交戰。4在後來的西威利斯戰爭（the Civilis War）期間，布魯克特里人（Bructeri）俘虜了羅馬海軍司令的一艘旗艦「禁衛軍三層槳戰艦」，沿著利珀河把它拖往上游，好獻給他們的女祭司和女先知維萊達（Velada）。5 據說早在德魯蘇斯時期，威悉河（Wesser）口乃至易北河口處就修建了堡寨。後來，我們有了確切證據表明，羅馬在威悉河口有駐軍。6這些工事為羅馬海軍和商船隊提供了基地。7 經過上述精心籌備，羅馬人大獲全勝。首先，德魯蘇斯迫使沿岸的弗里斯人和考契人（Chauci）降服羅馬；接下來，提比略甚至沒有大動干戈就收服了直到易北河為止的所有部族。按照蘭克提出的一個令人矚目的推測，羅馬人達成目標輕鬆得令人吃驚，其原因與高盧人倒向愷撒的情況類似：在那段時間，馬克曼尼人（Marcomanni）首領馬羅波多斯（Marobodus）恰好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日耳曼王國，從波希米亞一直延伸到易北河下游。為了擺脫馬羅波多斯，威悉河沿岸部族遂主動與羅馬人結盟（公元前11年至前7年）。 起初，雙方還是自由結盟的關係。入冬後，羅馬軍就會撤到萊茵河畔或周圍地區。這樣轉場顯然有很大弊病。只要羅馬人不敢冒險在當地過冬，日耳曼人就不會認為自己已經不可逆轉地降服於羅馬。這一解釋同樣只能從補給狀況來理解。 即便在夏天，穿過北海後沿埃姆斯河（Ems）、威悉河、易北河上溯的航程也是危險的；到了冬天更是完全停航。於是，我們會看到今天這裡有一個、明天那裡有一個日耳曼部落必須重新被征服的記載。直到公元4年，第二次被派到北方的提比略似乎才終於征服了這些反叛的部落。這一次，他冒著風險在利珀河源頭，也就是阿里索堡附近率軍過冬。 羅馬人建立了城鎮和市場，日耳曼人似乎也適應了新的生活方式，他們會去集市做買賣，與入侵者進行貿易往來（迪奧·卡西烏斯，《羅馬史》56.18）。沒過多久，羅馬人就準備連位於波希米亞、由馬羅波多斯統治的日耳曼人王國也征服了。美因河（Main）沿岸的順服部落會提供作戰基地。這場戰爭沒有打起來。當時，不久前通過類似方式征服的多瑙河以南諸部發起了一場大起義，羅馬不得不投入全部兵力打了3年。即便是這段時期，北部日耳曼人依然完全沒有動靜。 但是，當羅馬人在瓦盧斯（Varus）總督的統領下要動真格建立霸權的時候，日耳曼部落大起義終於在易北河與萊茵河之間爆發了。 4　條頓堡森林會戰 就其本身而言，確定條頓堡森林會戰的地點對研究戰爭藝術史並無直接意義。如果要考察這個被反覆研究過的問題，我們的關注點不會放在地形問題上，恰恰相反，我們會關注羅馬-日耳曼戰爭的宏觀戰略局勢，而戰略局勢對尋找戰場必然會起到指引的作用。 首先，我們必須確定瓦盧斯夏季營地的地點。 我們已經確定的是，羅馬人作戰的根基有二：一是海路；二是利珀河水路和阿里索堡。走過阿里索之後，他們必須翻越萊茵河與威悉河的分水嶺奧斯寧山區（Osning）。 如果羅馬人要越過利珀河地區，下一步就是與阿里索堡直線距離約為50千米的威悉河了。在阿里索和威悉河之間的山區建立據點毫無意義。不過，在大河威悉河畔紮營就能同時控制上游和下游，而且至少能從水路運來一部分草料、木材和日耳曼人提供的給養（獸肉、奶酪、奶、魚）。因此，羅馬人的基地肯定建在威悉河邊，而且與帕德博恩（阿里索）離得儘可能近，有利於交通順暢。 威悉河自中游以下形成了一個半圓，從貝沃恩（Bevern）到雷赫姆（Rehme）之間的城鎮與利珀河谷的距離都大致相等。因此，我們無法通過利珀河來確定威悉河羅馬據點的位置。但對威悉河畔的羅馬人來說，與北海方面聯繫的重要性不亞於與利珀河水道的聯繫。在威悉河口考契人的地盤有一支羅馬駐軍，瓦盧斯戰敗後依然堅守到公元14年為止。北海交通的因素讓我們不得不得出一個結論：在所有與阿里索等距的合適備選地點中，營址只會在最北邊的一點，既與阿里索距離最短，最便於溝通，又儘可能接近威悉河口。 圖2　條頓堡森林會戰區域示意圖 這一點就是威斯特伐利亞隘口（Westphalian gate），位於今雷赫姆村南口，鄰近明登市北口。 阿里索堡與雷赫姆的直線距離約為33英里（約53千米）。這條古路從一處名為德倫峽谷（Döre，亦稱「門陘」，Door）的深埡口穿過奧斯寧山區，開通時間已不可考。路徑上至今還有許多石堆路標，幾代人之前還要多得多，它們證明了古路的存在。古路起於韋勒河谷，緊貼山壁，蜿蜒經過幾條匯入森訥河（Senne）的山中深溪，最後抵達阿里索。古人有在行軍公路旁建墳丘的習俗。羅馬人從利珀河地區進入北德平原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威斯特伐利亞隘口是兩條深入日耳曼內地的戰略通道的交會處，天然就適合建立控御威悉河流域的基地。這裡有兩條通往國內的安全通道。維持當地部落的恭順對羅馬人特別重要，而隘口正在地區中樞的位置。另外，如有必要，羅馬軍既可順流而下，亦可逆流而上，可憑藉河流轉運物資，亦可在河上架設堅固的橋樑，穿梭於左右兩岸。早已有人提出瓦盧斯大營位於此處，實際地點無疑也在此處。可是，多番考察卻依然找不到確切地點。大營可能在威斯特伐利亞隘口的上方，也可能在下方，可能在威悉河的左岸，也可能在右岸。但當時沒有沿河右岸延伸的道路。河邊上就是懸崖峭壁，直到十七八世紀才炸開一部分山體，這才有足夠的修路空間。不過，左岸隘口上方、雷赫姆附近有一處地方似乎是專門為羅馬軍營而設的。 雷赫姆本身是窪地，因此不適合築營。但在村對面的韋勒河北岸，韋勒河與威悉河交匯的地方有一座平頂山，名叫「鬥雞山」（Hahnnenkamp），它擁有一切建造大型羅馬軍營的有利條件。南側和東側有河流屏護，北邊朝隘口的方向山勢陡降，只有西邊通過一處埡口與平緩地段相連。於是，鬥雞山只有西側暴露於攻擊之下。另外，它與兩條河河岸的距離，論近足以控制水道，論遠又有從船上卸貨和設立碼頭的空間。儘管如此，發掘工作迄今為止得出的結論是，除非鬥雞山的地形經歷過巨大變動，否則這裡肯定從來沒有建過羅馬軍營。不僅沒有發現陶器或類似的直接證據，而且發掘隊員在多個地點挖了縱橫交錯的溝，如果確實有羅馬軍營的戰壕，溝與壕肯定會有相交，但結果表明地表以下的土從來沒有被挖起來過。當然，發掘工作有另一個重要發現：在柱洞中發現第一座炭化角梁殘骸的早期日耳曼人村落——塔西佗將其描述為獨立分散的住人地洞。 如果瓦盧斯大營不在鬥雞山上，那就只能到隘口下方找了。這一邊背靠隘口小徑，安全性當然要差一些，但更適合立即發起攻擊，氣勢也更雄壯。羅馬人可能在維特金山（Wittekind Mountain）建了一座堡寨把守小徑，現在的條頓堡森林會戰紀念碑就樹立在那裡。但目前為止同樣沒有發現任何蹤跡，而且遺蹟很可能——甚至可以肯定——已經永遠湮滅了，就像阿里索堡原址現在是帕德博恩市一樣，軍營原址現在成了明登市。羅馬人覺得適合建工事的位置，後人當然也會覺得是好地方，於是建起了村莊和城鎮。因此，古蹟在今天是再也找不到了。羅馬人在日耳曼地區至少建了50座堡寨軍營，但目前只發現了寥寥幾座。 儘管羅馬人在隘口附近修建的營地有雙重交通線的便利，但他們還是不願意冒險留在威悉河過冬，於是撤到萊茵河，也可能撤到利珀河畔的哈爾滕（Haltern），在那裡發現了一座大型軍營遺址。瓦盧斯大營只是夏季營地。即便羅馬人立即著手改善道路——這種假設是可能成立的——但道路仍然要穿過深谷密林，而大軍倚仗持續供給，自會努力確保與基地的冬季交通線絕對可靠。 當瓦盧斯接到偏遠部落叛亂的消息時，他正在威悉河夏營，於是親率全軍前往鎮壓，行軍縱隊中還混雜著大批婦孺、奴隸、貨車、馱獸。這支隊伍明白無誤地顯示了行軍的路線。不管瓦盧斯作為野戰指揮官是何其庸碌，他絕不可能帶領這麼一伙人深入日耳曼的森林。在日耳曼內地供給行軍已經夠難了，如果一個羅馬將軍踏上這樣的路程時竟然會帶上非絕對必要的人員物資，那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可以懷疑文獻記載是不是文學誇飾，但從整體語境來看，這次行軍確有其事。戰鬥發生於秋季，這是確切的事實。毫無疑問，瓦盧斯不打算回威斯特伐利亞隘口的營地過冬。廢棄了營地的他只能把所有人都帶上，而且這一點對戰鬥本身的記載極其重要，不可能是虛構的。同時，瓦盧斯也不可能不走通往利珀河與阿里索的大路。他要平定的部落估計也在這個方向上，即阿里索堡以南或以西。若非如此，他就會認為自己還在友方地域，因此很可能只會派一支小部隊掩護平民輜重去阿里索堡，同時親自率領軍團趕赴目的地，他的補給輜重應付一場短時間遠征還是綽綽有餘的。不管他要征討的是布魯克特里人、瑪爾西人（Marsi）、卡狄人還是別的部族，軍隊和輜重行進的路線都是確定無疑的，因為迪奧·卡西烏斯記載，羅馬人要在遍布深谷、崎嶇不平的密林山區行進，甚至還沒等敵人進攻就整日忙於開路、砍樹和搭橋。不過，要是從這段描述就得出整條路線皆為蠻荒的結論，那就錯了。修建道路和沿路行軍不可能同時進行。砍倒一棵老樹、建起一座橋樑都需要好幾個小時。如果大軍真要穿過連小路都沒有的原始森林，那肯定要先派一支小分隊到前面開路或修路，同時大部隊紮營休息。先開一段路，大軍再跟進，每次幾千米，分段進軍。迪奧·卡西烏斯的記載必然是極大的誇張，而學者們從中得出的結論——行軍路線是無路的蠻荒之地——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只要我們回想一下隨軍隊伍是多麼不同尋常。 如果我們更平實地看待文獻中的誇張修辭，而不是進一步推衍的話，那麼我們很快就會意識到，文獻中描述的路線是通往阿里索堡的。雷赫姆以南的黏質土地屬於利珀河流域，名叫「萊姆戈」（Lehmgau），當時無疑是一片原始森林，直到今天也有一部分是森林。大軍沒有走有太多沼澤的韋勒河谷，而是直接向南，翻越中間有幾道深谷的丘陵地帶。一場驟雨風暴降臨到行軍縱隊頭上，讓地面變得又軟又滑。我們一定不能把這條路想像成完善的羅馬行軍大道，而只是一條羅馬人先前通過搭橋、修棧道、排水等方式局部改善過的普通森林小路。羅馬人的統治時日尚短，在利珀河上都沒有建起真正牢固的大道，更別提這裡了。1由於惡劣天氣，小路有許多處不可通行，只好繞一點路，大概還需要砍樹開路。風暴衝垮了橋樑，將枝條颳了下來，還會將大樹連根拔起，扔到縱隊面前。日耳曼人可能也參與了拆橋，儘可能阻礙羅馬人前進。 儘管塞格斯特斯（Segestes）[11]提出過警告，但瓦盧斯還是沒有採取任何專門的安全措施。士兵們沒有做好戰鬥準備，而亂糟糟的輜重隊大概位於中部，前後都是軍隊。突然間，日耳曼人從森林裡殺了出來，撲向長長的縱隊。 根據羅馬的記載，瓦盧斯準備鎮壓的叛亂是日耳曼密謀者蓄意挑起的。有一種解讀是，日耳曼人計劃將瓦盧斯從牢固的行軍大道誘入適合伏擊的地方。 這種看法是錯的。日耳曼地區到處是適合伏擊的地方，但將一支敵軍引誘到某個具體的遙遠地點，又能讓自己的部隊神不知鬼不覺地、恰好在敵軍經過的那一天守在那個地點，這樣的計策根本不可行。另外，對阿米尼烏斯（Arminius）的計劃來說，最合適的地點莫過於從威斯特伐利亞隘口去阿里索堡的大路。 假如密謀者確實與起事有關，他們的目標大概也不是將羅馬人引誘到某處，而是集結自己一方的戰士，打著支援瓦盧斯的幌子進軍。 羅馬軍有3個軍團、6個盟軍大隊和3個騎兵隊（alae）。文獻中明確補充說，由於分兵要把守各個堡寨、護衛輜重、處決犯人和追捕劫匪，羅馬軍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但我們不清楚的是，這裡講的削弱指的是軍團本身被削弱，還是占少數的輔助部隊被削弱。因此，除了開戰時羅馬軍的戰鬥人員數大概在1.2萬至1.8萬之間，以及為了加強這支部隊，瓦盧斯曾打算到預計交戰地區額外徵募日耳曼輔助部隊之外，我們沒有什麼好說的。正是這些「盟軍」突然倒戈，撲向混亂無序的縱隊。 縱隊遇襲的地點是赫爾福德（Herford）附近的「黑色荒原」，即薩爾茨烏夫倫-朔特瑪（Salzufeln-Schöttmar）一帶。當時縱隊中包括全部輜重，又缺乏行軍紀律，總人數估計在1.8萬至3萬人，總長度為9英里（約14千米），遇襲前很可能長達9英里到12英里（約14千米到19千米）。 日耳曼人發起襲擊的喊聲響起後，羅馬軍自然馬上停了下來。羅馬軍選擇了一處相對開闊的地面，建起一座有圍牆與壕溝保護的營地，後面的部隊和輜重逐漸聚攏過來。瓦盧斯或許考慮過要不要退回剛剛放棄的夏營，那裡的防護效果當然要好得多。後方很可能還有一座駐軍越冬營寨。但是，日耳曼人不僅可能已經打敗守軍，攻占了夏營，而且羅馬軍手頭的給養也不足以抵擋長時間的圍困。再說了，繼續向前並不比撤回去更危險。於是，瓦盧斯下令把多餘的物資和貨車統統燒掉，次日開拔——當時的隊伍比前一天更有秩序了——希望能抵達目的地，阿里索堡。整頓軍隊、篩選和焚毀多餘輜重都需要一定時間，所以他們大概很晚才開拔。第一段路程是開闊地，但仍然蒙受了部分損失。從羅馬軍還能往前走的事實得出一個結論：日耳曼人的攻擊力度尚弱，而且沒有多少騎兵。儘管文獻中沒有提到騎兵，但戰場上肯定是有騎兵的，因為日耳曼人畢竟以騎兵見長，而羅馬軍中也有三隊騎兵。一方面，假如日耳曼人完全沒有騎兵，那他們根本靠近不了羅馬縱隊，早就被羅馬騎兵趕跑了。另一方面，假如日耳曼人的騎兵很強，那羅馬人根本走不成，因為一支軍隊不能同時交戰和行軍。這一點從卡雷會戰和魯斯皮納會戰中就知道了。同理，日耳曼人在首日的襲擊肯定還很弱，可以說是在試探；否則，又長又混亂的羅馬縱隊甚至連森林都走不出去。 羅馬軍在次日行軍謹慎，又是緊密隊形，因此前進速度可能很慢。最終，他們又來到了一片不便軍隊行動的林區。 哪怕是在今天，我們也能從地貌中窺見當年羅馬人一會兒在開闊地、一會兒在森林的行軍過程。黏質地面到薩爾茨烏夫倫附近為止，接下來是多沼澤的沙地，山毛櫸到處都是但長勢不好，只有一些零散的地方適合橡樹生長，現在的大片沙地松樹林則是晚近才有的。因此，羅馬人當年從薩爾茨烏夫倫附近就進入開闊地了。但是，奧斯寧山前不遠處的沙地中有幾條與大山平行的貝殼石灰岩山脊，與奧斯寧山的山脊一樣，當時它們無疑也是林木茂密。我們不妨設想，那是傍晚時分，羅馬軍已經走了整整9英里到10英里（約14千米到16千米），總算來到樹林和德倫山谷，卻發現關口被日耳曼人占領了。此時最好的辦法大概是全軍突擊，沖關破阻，因為日耳曼軍的力量在不斷加強，而且他們可以趁夜布置更多障礙物。但沖關需要側翼迂迴，兩者都要耗費時間。另外，投入戰鬥前一定要先設防保護手無寸鐵的輜重隊。 我們還是不要想像了，比如，設想羅馬軍能夠以緊密陣形突破關口，奮力擋住敵軍的進攻。如果他們白天在開闊地行軍時已經蒙受了慘重損失，那麼他們根本就不可能繼續朝著兩邊山上都有敵軍把守的關口前進。要想衝過去，羅馬軍必須在酣戰中、在沒有手無寸鐵的隨軍隊伍妨礙的情況下驅逐守關敵軍，在敵軍有機會從後方趕上來之前迅速通過。於是，瓦盧斯決定再次安營紮寨，明天再強行破關。 發生在這裡的第三日戰鬥過程只有極少的相關記載。但我們已經從馬拉松會戰中明白，如果我們熟悉交戰雙方的裝備和戰法，那麼地形就是我們了解戰鬥性質的一個富有說服力的重要因素，以至於我們可以大膽地去重構戰鬥過程的整體輪廓，因為戰鬥結果畢竟是無可置疑的。 德倫山谷是奧斯寧山脈的一處深埡口，最窄的地方也有300步寬。奧斯寧山脈的山體由鈣質硬岩構成，兩側和山路都有沙丘。德倫山谷大部覆蓋著厚厚的沙子，常年沒有樹木生長。山路不經過中間的沙地，人們貼著兩邊的峭壁走。山谷和山路上的沙丘局部生長著茂盛的帚石楠，谷內散布著一些黏質土地。山谷是兩條水系的分界線，谷內有一條向北流的小溪，也有一些沼澤和泥濘的區域。 山谷雖然寬，但通過難度相當大，要麼踩著厚厚的沙子過去，要麼翻越一個個沙丘。不妨設想，阿米尼烏斯從第一天起就派人砍樹把關口堵住了。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羅馬軍沒有直接正面攻擊關隘有其合理性，也必須假定他們曾試圖繞遠通過這座絕非無路可走的山。根據歷史記載，羅馬人成功拿下了山谷入口處的前幾座沙丘，將日耳曼人趕了下去。但沙丘後面還有沙丘。開闊丘陵地帶的邊緣與狹窄關口之間大約有1.5千米的距離，而羅馬人越是深入，就越是暴露於來自真正的山上的兩側、居高臨下的攻擊。這正好體現了日耳曼人的勇武：縱然缺盔少甲，仍然能正面對抗陣形緊密的羅馬重裝步兵。日耳曼人被擊退後雖化整為零，但並沒有驚慌失措，反而利用裝備輕便的優勢，迅速從一處制高點撤下來，占據後方近處的另一個制高點。暴雨再次降臨，增加了羅馬人進攻平緩沙丘以及在潮濕的森林地面上前行的難度。日耳曼騎兵在關口中沒有用處，阿米尼烏斯大概從一開始就讓他們不要進谷，而去騷擾後方的敵人，阻滯意圖包抄的敵軍縱隊。羅馬人是在往前走，但並沒有衝破關隘，只覺得自己被困在了關里。 就這樣，攻勢最終停滯了。傾盆大雨不僅妨礙行動，更令士氣沮喪，心志低沉。羅馬大隊剛剛後退一步，日耳曼百戶就從四面高處衝下來，將其徹底趕回了營寨，從此回天乏術。騎兵離開了，希望從別處越過大山。瓦盧斯和一批高級軍官自殺了。一名掌旗官見軍旗已經保不住了，他至少要保住軍團的榮譽，於是帶著鷹旗一起跳進了沼澤，以免它落入敵手。 殘部在掌營官凱戎尼烏斯（Ceionius）的帶領下無條件投降。投降談判期間，瓦盧斯的忠僕們想要將主人屍身火化，以免受辱，最後將燒了一半的屍體下葬。但阿米尼烏斯把屍體刨了出來，割下首級後送給了馬克曼尼王——馬羅波多斯。 一位更晚的作者告訴我們2，阿米尼烏斯有一次將戰死敵人的頭插在矛上，擺上城頭，以震懾羅馬守軍。這段話講的大概不是德倫山谷中的最後一座營寨，因為被圍困的守軍早已知道了情況。不過，它有可能講的是這場戰役中發生的事，也許是展示給威斯特伐利亞隘口營寨的留守部隊或者阿里索堡的守軍看的。 成功突破日耳曼人的包圍圈、穿過德倫谷或翻越大山逃脫的羅馬人去了阿里索堡，在那裡遭受了長時間的圍困。糧草終於耗盡時，他們試圖用智慧對抗日耳曼人的戒備。在一個風暴肆虐的漆黑夜裡，意志堅定的老戰士、掌營官兼首席標槍手L.凱厄迪西烏斯（L.Caedicius）率領守軍突破包圍圈，最後還用計策躲過了追兵：他們用號聲引起了日耳曼人對即將到來的羅馬援軍的恐懼。3一千多年後，被普魯士軍隊圍困的條頓騎士團守軍用同樣的方法逃出了城堡。當時，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城堡守軍在敵境中穿行70英里（約113千米），最後安全抵達柯尼斯堡（Königsberg，參見第3卷第三篇第7章）。分散在日耳曼內陸的其餘羅馬守軍和分遣隊全部落入起事者手中，因此，從現實角度來看，瓦盧斯的3個軍團被徹底消滅了。 我們對條頓堡森林會戰的了解全都來自潰兵的報告，就連戰場的名稱——儘管它位於日耳曼地區中部——大概也起源於羅馬人，而非日耳曼人。沒有一部中世紀編年史和歷史書提到過條頓堡森林的名字。它的唯一來源就是塔西佗的一段話（「saltus Teutoburgienesis」，《編年史》1.60），之所以能進入現代地理，是因為17世紀的學者。但是，我們今天應該來理解它、澄清它的源頭了。 德倫山谷東南方約4英里（約6.4千米）處有一大一小兩道圓牆，大的在山頂，小的在山頂以下幾百步的坡上，感覺像是早期日耳曼工事。4小的可能是酋長駐地，大的則是給群眾避難用的，也就是避難要塞。這種避難所平時無人居住，但在緊急情況下能收容整個區域的人口。許多地方都有此類遺址，最大的一處大概是孚日山脈聖奧蒂勒山（Mount Saint Odile）庇護所。 「條頓堡」（Teutoburg）一詞最有可能的含義是「人民堡」（Volksburǵ），它的詞幹（Teuto）與附近的提特馬勒斯（Tietmallus，今代特莫爾德市）的名字的第一個音節（Tiet）是相同的。專指名稱經常是逐漸從這種一般性名稱中衍生出來的。在本例中，條頓堡或許不是日耳曼人而是羅馬人的叫法。羅馬人問當地人，山上那一圈比酋長城堡高的大石牆是什麼，聽到的回答是「條頓堡」，於是就用這個詞來指代羅馬行軍大道穿過的那片森林山丘了。 現在，條頓堡也叫「大堡」（Grotenburg），大圓圍牆的中心豎立著阿米尼烏斯（亦稱赫爾曼）的紀念碑。 紀念碑的選址是正確的。如果它曾經是塞格斯特斯的堡壘，塞格斯特斯從這裡帶著圖斯內爾達（Thusnelda）[12]投奔羅馬人——這種設想是可能的——那選址就再正確不過了。 這場會戰還有兩件遺物。1868年，希爾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地下9英尺（約2.74米）處出土了一件精美絕倫的銀器，它無疑被放在瓦盧斯的桌子上，作為戰利品分給了一名車茹喜酋長。波恩博物館收藏著戰友兄弟為紀念第18軍團百夫長M.凱利烏斯（M.Caelius）所立的墓碑，凱利烏斯在「瓦盧斯戰爭」中被殺，墓碑上有墓主和兩名忠實僕人的肖像，銘文中寫道那兩名僕人沒能將主人的屍身下葬。 5　日爾曼尼庫斯與阿米尼烏斯 羅馬人沒能馬上報條頓堡森林的一箭之仇。誠然，羅馬唯一堪此重任的統帥提比略迅速趕到了萊茵河，但他不適合投入一場長達數年的戰爭。由於他的皇位繼承權能排在奧古斯都的孫輩前面完全是憑藉收養關係，因此老皇帝去世時，他必須親自在羅馬才行。於是，提比略只能確保萊茵河一線，將部隊補充滿員和重振士氣而已。直到5年後，聽到奧古斯都駕崩，提比略上台的消息後，德魯蘇斯之子、提比略的侄子兼養子日爾曼尼庫斯才開始復仇會戰，要重新征服直到易北河為止的日耳曼部落。 我們對日爾曼尼庫斯征戰史的了解完全來自塔西佗。塔西佗的記載儘管全面，卻依然不充足。除了修辭花哨，以至於忽略和抹殺了客觀合理性，它還有一個令人煩心的特點。雖然塔西佗花大力氣全面描述了日耳曼人，但他對日耳曼地理的認識顯然很模糊。《日耳曼尼亞志》中寫道，現實中居於北海海濱、威悉河口的考契人與住在黑森（Hesse）的卡狄人是鄰居，儘管兩個部落之間還有一個大部落——車茹喜人，更別提其他不太出名的部落了。1 據塔西佗記載，公元15年，羅馬軍從埃姆斯河沿海岸返回萊茵河的途中來到了威悉河。 公元16年，日爾曼尼庫斯率軍在埃姆斯河畔登陸。這段話之後緊跟著的一句是：「紮營期間，他接到報告說，安格里瓦利人在後方發起了叛亂。」但安格里瓦利人（Angrivarii）明明住在威悉河沿岸。曾有學者試圖訂正這個明顯的謬誤，有人將前一段話（公元15年……）里的「威悉河」改為荷蘭境內的一條小河——翁西尼斯河（Unsingis，今亨澤河，Hunze），有人將後一段話（公元16年……）里的「安格里瓦利人」替換成「安普西瓦里人」（Ampsivarii）。但剩下的內容就很難這樣修改了，並帶來了無法解決的困難。我們必須接受一個事實：塔西佗確實犯了這些錯誤，而且從心理角度看，這些錯誤並非不可思議。它們與塔西佗的整體視角緊密相關。他關心的不是真實的、客觀的關係。對他來說，偶爾混淆兩條日耳曼河流或兩個日耳曼部落的名字沒什麼要緊。當然，我們馬上就能發現。目前的大體趨勢是承認塔西佗在第一段話里漏記了公元15年，羅馬軍撤回萊茵河之前曾派人偵察過威悉河口一事；第二段話則漏記了公元16年，羅馬軍從埃姆斯河去威悉河後又折返一事，因為他覺得這段經過與不平常的大事件無關。上述變通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就塔西佗的資料作為軍事史料來源的可靠性而言，這些解讀並不能讓人更放心，甚至會讓人更不放心，因為這樣一來，問題就從偶爾走神變成了根本不上心。一支大軍從埃姆斯河去威悉河後又折返，即使途中沒有發生戰鬥，那也是極其重大的事件，是關注整體戰略局勢的作者絕不會漏記的事。不論如何，我們研究這些戰役時必須首先懂得一點：儘管第一流的史學家留下了詳細的記載，但我們仍然沒有一份對這些事件的客觀可靠的記述，而且如果我們真能做到的話，一定要做出大的訂正才能取得融貫的認識。 在愷撒的情況下，他首先與高盧人半心半意地和平共處了一段時間，之後集結優勢兵力在野戰中擊敗了高盧的軍隊，征服了高盧的城鎮，通過這種方式鎮壓了高盧的起義。高盧有大量耕地，而且總有幾個忠於羅馬的部落，有能力為羅馬進軍班師供應糧草。 在日耳曼，任務就完全不一樣了。日耳曼人沒有城鎮，如果有的話，羅馬人將其奪取和摧毀後，日耳曼人就有可能過來商量。就連愷撒都沒有能力迫使維欽托利直接交戰，日耳曼人在原始森林和沼澤中就更容易迴避與羅馬交鋒了。但羅馬大軍完全不可能就地自給，這一點必須再次特彆強調。當地人口稀疏，主要以畜牧為業，農業成分很小。因此，日耳曼沒有大量可供徵收或購買的糧食。如果日耳曼人不應戰，羅馬人就別無選擇，只能搜尋和燒毀日耳曼村落。但這對日耳曼人算不上大的損失。畢竟，如果有時間提前轉移家產的話，他們本來就會經常換地方住。最嚴重的損失是牲畜被俘，但抓到牲畜並不容易。羅馬人不能將大軍分成小股部隊去搜查樹林，尋找日耳曼人的藏身處和財產。這樣的小部隊肯定會被日耳曼人伏擊。就連幾千人的隊伍都會遇到數量占優勢的敵軍，然後迷失在走不到頭的地形中。於是，羅馬人發現自己面對著一項極其特殊的戰略任務，一項我們這本軍事通史在前面的講述中從未遇到過的任務。 早在公元14年秋季，日爾曼尼庫斯就在利珀河以南瑪爾西人（Marsi）的地盤有過一次損耗巨大的行軍。由於遭到了突然襲擊，日爾曼尼庫斯大膽地將部隊分成4路，這樣一來，按照最好的估計，他們能夠通過和掠奪的區域寬度就達到了45英里（約72千米）左右。班師途中，羅馬軍遭到了前來支援瑪爾西人的布魯克特里人、圖班特人（Tubantes）和烏西皮特人（Usipetes）的攻擊。但秩序井然、籌備周全的羅馬人擊退了攻勢，儘管4個軍團加起來只有1.2萬多人，再加上26個盟軍大隊和8個騎兵中隊。如果將盟軍估計在8000人到1萬人，騎兵在1000人到1500人的話，那麼全軍大概就有2萬人。 公元15年的春征 次年（公元15年）春，日爾曼尼庫斯侵入卡狄人的地盤，一直打到埃德爾河（Eder）。這次行動的出發點必然是美因茨（Mainz），羅馬軍隊在萊茵河上游的大本營，從這裡去埃德爾河的直線距離是150千米，或者90英里（約145千米）。一支在日耳曼森林中行軍、一邊採取最嚴密的安保措施、一邊燒殺掠搶的軍隊日均直線行軍距離大概不會超過5英里（約8千米）。因此，這次遠征肯定要耗費5周到6周的時間。遠征軍由4個軍團和1萬名輔助部隊組成，如果考慮到軍團不滿員的話，那麼戰鬥人員總數就在3萬人；要是加上輜重隊的話，全軍就是接近5萬人。為5萬人提供5周到6周的補給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單是糧草就需要3000輛雙軛馬車運輸，總長達27英里（約43千米）。2不過，有跡象表明日爾曼尼庫斯在此次戰役中用到了水運。塔西佗記載道，遠征開始時，日爾曼尼庫斯重建了一座由他的父親建立後被摧毀的陶努斯山（Taunus Mountain）堡。通常認為這座要塞就是薩爾堡（Saalburg），這倒也不是全無可能。 當時的道路大概是從美因河-尼達河谷（Main-Nidda）開始的，經過堡寨扼守的陶努斯關後進入蘭河河谷。日爾曼尼庫斯本人從美因茨出發時可能只帶著一部分軍隊，其餘部隊和輜重一起從科布倫茲（Coblenz）啟程走蘭河水路。陶努斯山一路的主力對兵力遠遠不及日耳曼軍的蘭河偏師起到了間接保護作用。兩路羅馬軍可能在抵達魏爾堡（Weilburg）之前就已經會師了。現在，羅馬人可以通過蘭河將給養便利地運到馬爾堡（Marburg），接下來從馬爾堡以北的蘭河河灣出發，再走20千米便可直達埃德爾河。因此，美因茨到陶努斯山薩爾堡的直線距離是70千米，陶努斯山薩爾堡被賦予的使命是：確保羅馬大軍回程時關口暢通、囤積給養、儘可能阻礙日耳曼人在陶努斯山南北兩側的交通。 上面講的過程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可能性也不大。對於從美因茨出發去征討埃德爾河，「陶努斯山上」（in monte Tauno）還有另一處堡寨選址要有利得多。那就是弗里德貝格鎮（Friedberg）。它所在的山脊仍然可以視為陶努斯山脈的一部分，而且後來羅馬人以美因茨為起點、途經韋特勞地區（Wetterau）、通往埃德爾河的修建的大道就沿著這道山脊。山脊北坡陡峭，中世紀時期建有一座城堡。因此，這座堡寨相當於阿里索堡的翻版：與水路相通的前進補給點。由此去埃德爾河只有55英里（約89千米）左右——看起來不遠，但對一支身處日耳曼地區的大軍來說，需要異乎尋常的籌備和努力才能走完這段路。 日爾曼尼庫斯從西南方向攻打卡狄人的同時，凱基納（Cae-cina）率領萊茵河下游的軍團從維特拉出發，溯利珀河而上，阻止車茹喜人援救卡狄人。卡狄人不敢冒險與之爭鋒。凱基納與前一年家園被蹂躪過的瑪爾西人打了一仗。 遠征歸來時，日爾曼尼庫斯接見了塞格斯特斯派來的使節，他們說自己的酋長又與阿米尼烏斯反目了，後者正圍攻他們。羅馬統帥立即動身，再次沿著利珀河路線進軍，趕走了塞格斯特斯的敵人，然後護送他和部下回到萊茵河。塔西佗沒說日爾曼尼庫斯與車茹喜人有過交戰，因此塞格斯特斯被圍攻的城寨肯定在車茹喜部的邊界上。假如日爾曼尼庫斯曾深入車茹喜部所居的山林，我們很難相信阿米尼烏斯會讓他不經一戰就打道回府。這樣的行動同樣需要大量準備工作和裝備。據載，阿里索堡在次年遭到日耳曼人圍攻，因此我們只能認為羅馬人在公元15年重建該城並闢為補給站，大概是趁著凱基納還在當地，可以保護施工時進行的。如果在利珀河上游沒有一座物資充裕的補給站，上面提到的遠征是不可能說走就走的。塞格斯特斯的堡寨很可能就是條頓堡（亦稱「大堡」），距離阿里索不超過14英里（約23千米），所以這次行動不算大，但光靠阿里索的守軍還是不夠的，必須派遣一支真正的軍隊將車茹喜人嚇退。車茹喜人主要生活在威悉河的另一邊，一直延伸到哈爾茨山區（不倫瑞克地區的希爾德斯海姆）。 公元15年的大戰 春季戰役中，羅馬軍不僅對利珀河與美因河之間的日耳曼部落構成了嚴重威脅，而且重修了阿里索堡，從而為第二場更大的戰役做了鋪墊。在前一次戰役中，兩路羅馬軍只是間接協作。現在，羅馬要集合全軍的力量，以泰山壓頂之勢發力了。第一個目標是利珀河以北的日耳曼部落的布魯克特里人，然後轉向車茹喜人。 日爾曼尼庫斯率領人數較少的一路，共4個軍團上船，從德魯蘇斯運河駛入北海，再溯埃姆斯河而上，從北邊攻打埃姆斯河上游兩岸的布魯克特里人。其餘的軍團在凱基納的率領下走利珀河一線，從南邊的維特拉進發。騎兵則專門走一條穿過弗里斯人地盤的路線。文獻中沒有寫騎兵為什麼不與凱基納同行。無論如何，分兵三路表明羅馬人預計不會在埃姆斯河以西發生戰鬥（參見圖3）。 從時間和空間來看，全軍從維特拉出發，擺出平行的幾路推進當然大有好處。因為日耳曼人不會在開闊地應戰，也不會讓敵軍包圍自己，因此羅馬軍單走一路還是分兵數路其實無關緊要。但分兵的好處是，日爾曼尼庫斯可以隨軍水運補給。我們可以這樣設想：日爾曼尼庫斯走到離布魯克特里人還有一段距離的地方——可能是哈瑟河（Hase）與埃姆斯河交匯處的梅彭（Meppen）附近——將大部分船隻和回程所需的補給品留在一座堅固城寨中，然後只帶著若干裝載糧草的特製平底船繼續向埃姆斯河上游進發。 塔西佗說羅馬諸軍在埃姆斯河會師，但我們只能將其理解為兩軍建立了聯繫而不是真正合兵一處，否則就違背作戰目標了。只要羅馬人預計不會與日耳曼人決戰，那麼與其將部隊集中起來，不如分成幾路，儘可能多地掃蕩、摧毀和劫掠敵境。掃蕩的區域越大，找到敵人隱匿起來的物資的可能性就越高。化整為零不僅能觸及更大的地面範圍，對作戰效果也有好處。唯一的顧慮就是，每支縱隊都要有獨立抵擋日耳曼人進攻的實力。塔西佗接著寫道，利珀河到埃姆斯河之間整個淪為廢土。與前面一樣，這句話不能理解為羅馬人的行動範圍僅限於兩河之間，因為在羅馬人的文獻里，這片地方的寬度連9英里（約14千米）都不到。塔西佗的記載中很可能是專門出現兩條河的名字，因為布魯克特里人主要就居住在兩河之間，但他們的地盤還包括正北部的密林群山，以及群山與河間地之間的山谷（今奧斯納布呂克，Osnabrück所在地）。這兩片區域很可能也被羅馬人盡力掃蕩過了。 圖3　阿里索堡區位圖 當羅馬軍沿著奧斯寧山區前進，去往埃姆斯河的源頭和布魯克特里區的邊界時，他們來到了瓦盧斯當年的戰場附近。幾個月前，日爾曼尼庫斯去解救塞格斯特斯時也曾到過附近，但他當時沒有直接過去。他為什麼沒有去祭拜亡靈？有人問過這個問題。答案是很明了的。沒錯，德倫關口與阿里索堡的距離只有14英里（約22.5千米）左右，與條頓堡的距離只有5英里（約8千米），對要去解救塞格斯特斯的羅馬軍來說是很近的。但是，要想完整地辦一套葬禮，日爾曼尼庫斯就必須去威斯特伐利亞隘口旁的瓦盧斯夏季大營，從阿里索堡過去要3天到4天的時間，因為他們在那片區域行動時必須萬分謹慎。收集遺骸和舉行葬禮又需要幾天時間。因此，行動總共至少需要10天到12天的時間，調動大軍同樣需要大量準備工作。但最重要的是，日爾曼尼庫斯想要的不只是匆匆尋訪慘敗之地，安葬死者，然後打道回府。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將祭拜亡靈與重振羅馬聲威、一雪瓦盧斯戰敗恥辱的戰功結合起來。現在，他已經狠狠教訓了當年參戰的一個部落，幾乎將他們全部趕走，讓日耳曼人再也不敢冒死守護家園，他這才來憑弔死者。他安葬了戰死將士的屍身，為他們立起了一座墳丘。 塔西佗記載道，當羅馬軍抵達布魯克特里地區的邊界時，凱基納先被派去偵察密林山區，並在沼澤地上搭建棧道橋樑。這段文字並沒有排除羅馬軍一部沿著從阿里索堡起始、途經德倫山口的原有道路行軍的可能性，因為條頓堡森林正下方的森訥河流域當時是林木叢生的泥潭，沼澤化程度很可能比現在還要高，而且日耳曼人大概早就拆掉了先前修好的羅馬棧道和橋樑。無論如何，只會有一部分羅馬軍隊走這條路。北路軍大概會經過比勒菲爾德（Bielefeld）關口，那裡之前沒建過工事，所以要新修。近年來甚至有人聲稱找到了凱基納的工事遺蹟。 直到目前為止，文獻中都沒講阿米尼烏斯的活動。儘管塔西佗接下來說日爾曼尼庫斯尾隨阿米尼烏斯進入無路荒野，然後打了一場不分勝負的戰鬥，但這段話並沒有給我們多少信息，因為他沒說阿米尼烏斯退卻、日耳曼尼庫斯尾隨的方向是什麼。唯一的參照點就是，日耳曼尼庫斯最後率軍回到了埃姆斯河。如果羅馬人追擊車茹喜人時渡過了威悉河，日耳曼尼庫斯當然不會撤回埃姆斯河，而是會去近得多的阿里索堡，他在那裡有補給站，走利珀河回萊茵河很方便。因此，我們認為可能性高得多的情況是，日耳曼人不是在羅馬人前方集結，而是在後方——這符合他們的本性——途經條頓森林堡，來到威斯特伐利亞關隘前。接下來，日爾曼尼庫斯從威斯特伐利亞隘口再次轉向西邊，到維恩山（Wiehen Mountains）和奧斯寧山區搜捕阿米尼烏斯。一部分羅馬軍估計在雷赫姆至奧斯納布呂克之間的山間活動，另一部分從明登翻山向北去布拉姆舍（Bramsche）。羅馬軍接近阿里索時，輜重隊大概在那裡補充了給養，以供深入原野之需。無論如何，阿米尼烏斯成功躲過了羅馬人。日耳曼尼烏斯最終糧草耗盡，只好撤軍。他親率一半人馬去埃姆斯河上船。羅馬軍估計在梅彭附近的營地接到了送來的給養，不管營地是在埃姆斯河畔還是在哈瑟河畔。由於附近有日耳曼軍隊，之前獨自穿越弗里斯人領地的騎兵部隊——路線可能是從埃默里希（Emmerich）至賴訥（Rheine），也可能是從阿納姆（Arnheim）至林根（Lingen）——在上船點之前只能與日爾曼尼庫斯同行。由於船隻裝不下騎兵，直接返回的路線又被布爾唐沼澤（Bourtang Moor）阻擋，所以騎兵繞到了沼澤北面，沿著海岸線回萊茵河。3 分兵後，凱基納率領的一路羅馬軍徑直走陸路去了維特拉。阿米尼烏斯動手的時機到了。凱基納部要走一條極其危險的通道。這條木排道穿過丘陵林區，是羅馬統帥L.多米提烏斯·海諾巴布斯（L.Domitius Ahenobarbus）幾年前搭建的。為了找到這些羅馬人口中的「長橋」，人們已經用盡了辦法，但迄今為止還是毫無進展。古條木排道的數量太多了，最近甚至在羅馬人從未涉足的西普魯士都有發現。如果嚴格從字面上去理解塔西佗的文字，我們就只能認為全體羅馬軍來到了埃姆斯河畔，而且之前從來沒有分兵。這樣一來，長橋就必然位於埃姆斯河左岸，科斯費爾德（Coesfeld）附近的某地。但正如前面所說，塔西佗的記載並沒有牢靠到可以做這樣確切的理解。凱基納早就與日爾曼尼庫斯分開了，且「長橋」位於奧斯納布呂克以南的伊堡（Iburg）附近，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4 這個地理問題對我們的軍事史研究不是很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日爾曼尼庫斯手下8個軍團加輔助部隊，人數很可能多達5萬的大軍既沒有迫使日耳曼人進行大決戰，也沒有將其包圍。恰恰相反，當羅馬人出於後勤因素不得不分兵撤軍時，阿米尼烏斯找到了進攻其中一路，即凱基納部的恰當時機和地點。根據羅馬人自己的報告，阿米尼烏斯讓他們陷入了萬分危急的境地，要不是日耳曼人的不守紀律和貪婪心理破壞了阿米尼烏斯的計劃，他們有可能重蹈瓦盧斯的覆轍。在另一名車茹喜部酋長、阿米尼烏斯的叔叔音吉奧美路斯（Inguiomerus）的勸說下，日耳曼人去強攻羅馬營寨，結果被久經戰陣的凱基納打敗。正如愷撒在阿萊西亞所做的那樣，凱基納明白當時必須做什麼，在正確的時機發動了一場突襲。日耳曼人遭遇慘敗。走水路的日爾曼尼庫斯一部也因為風暴和惡劣天氣損失慘重，但最終與凱基納一樣回到了大本營。 6　戰爭的高潮與結束 我們已經知道了阿里索堡對羅馬軍作戰的重要性。公元16年，阿米尼烏斯發動了新戰役，首先就要拿下阿里索。但是，當日爾曼尼庫斯率領6個軍團逼近時，阿米尼烏斯沒有迎戰，而是撤圍退兵，再次將主動權讓給了羅馬人。 塔西佗對這一年戰事的記載甚至比前面的內容還要不確定。事實上，該記載包含著一處極大的內在矛盾，若無徹底訂正，簡直就完全無法理解。一開始，塔西佗清晰地講述了日爾曼尼庫斯對戰略局勢的判斷。在酣戰和野戰中，他打敗了日耳曼人；日耳曼人也有「幫手」，是森林和沼澤，是短暫的夏天，是早早降臨的冬季。長途跋涉和物資損失對羅馬士兵的傷害比戰鬥更大。高盧人對供應馬匹感到了厭煩。無窮無盡的運輸隊是伏擊的好靶子，防守也很難。不過，如果走水路的話，軍隊就能突然地、出乎意料地抵達想去的地點，可以更早開戰，一起運輸軍團士兵和後勤補給，騎兵和戰馬也能夠在日耳曼腹地精神飽滿地展開行動。綜合上述考量，日爾曼尼庫斯建造了1000艘船。據塔西佗記載，他和以前一樣溯埃姆斯河而上，然後上岸，從埃姆斯河長途跋涉到了威悉河。1這次行動與前一次戰役的重大區別是，全部軍隊都是由船隻運輸的，而非只有一半軍隊。但是，此一變化沒能給羅馬軍帶來好處，因為將全軍集中於一點必然會讓行動比前一年凱基納部駐於利珀河的時候更困難。事實上，回想一下日爾曼尼庫斯在前一年曾率領6個軍團來到阿里索附近這件事，他現在的行動就變得完全不可理解了。從阿里索去威悉河，行軍只需不到4天。而據記載，他先退了回來，上船去埃姆斯河，又從埃姆斯河一帶的山脈北邊出發，行軍至少8天到10天抵達威悉河。對於節省戰馬勞苦，將士兵精神飽滿地帶到日耳曼腹地來說，這實在是一種奇怪的方式。 此外，塔西佗全然沒有記述羅馬軍從埃姆斯河至威悉河的行進過程，而只是寫他們先在埃姆斯河上岸，然後直接就到了威悉河。 只有一種解釋能將這一團亂麻解開，那就是塔西佗弄混了埃姆斯河與威悉河的名稱。我們知道，德魯蘇斯和提比略曾乘船駛入威悉河和易北河。我們還知道，威悉河口的考契人一直忠於羅馬，即便是瓦盧斯戰敗後，當地還有一支羅馬駐軍堅持到公元14年（參見前文）。塔西佗筆下的阿米尼烏斯後來對同胞發表了一次演說，他說羅馬人之所以選擇繞遠走海路，是為了避免自己剛抵達就被迎頭一擊，一旦戰敗也能免於被追擊。如果羅馬軍是從埃姆斯河出發，經陸路長途跋涉而來，這番演講就說不通了。我們在前面引用過的一段話表明，塔西佗對日耳曼地區諸河流的地理關係沒有概念，因為他將一支從埃姆斯河去萊茵河的軍隊說成從威悉河出發。他在這裡肯定是把河流搞混了。日爾曼尼庫斯駛入的不是埃姆斯河，而是威悉河，在那裡上岸後直接就到了車茹喜部的邊境。不過，不管是4個軍團還是只有兩個軍團，走海路的羅馬軍當然不是全部，而只是一部分。兩個軍團看起來有點少，但幾乎肯定是正確的數字。哪怕阿里索堡的6個軍團中只有一小部分先走路去萊茵河，然後入海經威悉河抵達威斯特伐利亞隘口，箇中所需的努力都是我們很難明白的。2對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日爾曼尼庫斯本人身上的塔西佗來說，省略不歸日爾曼尼庫斯率領的一路並非不可理喻。那一路的規模肯定要大得多，但沒有發生任何值得記述的事情。哪怕這一路的人數較少，日爾曼尼庫斯決定親自指揮整場戰役最困難也最重要的海路行動一事證明了他的領導素質。 海路行動的全部意義就是通往威悉河的流動補給站。隨行士兵的必要性只在於保衛安全。如果這一路真的只有兩個軍團，那麼可能只有這兩個軍團是滿員的，而其他6個軍團都留下了一部分守衛堡寨和萊茵河邊境所需的兵力。另外，這兩個軍團很可能還有一支盟軍勁旅隨行，之後他們又在威悉河與考契人會合。塔西佗在後文中（2.23）中明確寫道，日爾曼尼庫斯回軍時派遣了一部分兵力經陸路去冬季營地。 因此，我認為在日爾曼尼庫斯率軍——可能占總兵力的多數，也可能占少數——向威悉河上游進發的同時，其餘部隊也在沿著阿里索-德倫隘口路線向他行進。兩路在威悉河中游會師，可能是在明登附近。 羅馬軍主力停駐阿里索堡，等待艦隊抵達威悉河的時間頗久。他們用這段時間修建一條將阿里索與萊茵河直接連起來的堅固公路，以此保衛阿里索地區的安全。3 如果說我們通過上述訂正為這場戰役找到了一個顯而易見且清晰的基本戰略構思，接下來的戰役過程就絕不是清晰可辨了。塔西佗寫道，日爾曼尼庫斯在兩場大戰中擊敗了日耳曼人，一場在威悉河畔的伊迪斯塔維索（Idistaviso），另一場還是在安格里瓦利部和車茹喜部交界處的岸邊。儘管此處似乎給出了很好的地理參照點，但各次行動之間的關係很不清晰，以至於學界既不知道戰鬥地點應該在威悉河的左岸還是右岸，也不知道第二次戰鬥發生在羅馬人進軍的時候，還是撤軍的時候。羅馬人自稱取得的大捷極其可疑，因為大捷沒有帶來益處。另外，根據塔西佗本人在後面的記載，阿米尼烏斯與馬羅波多斯交戰時的形象不是一個被羅馬打敗的人，而是一個打敗了羅馬的人。戰鬥經過的細節不僅模糊而前後矛盾，而且在戰術上是不可能的。我之後會對此做詳細闡發。這兩場戰鬥對我們沒有多大意義，因為我從一開始就不得不質疑其存在。 阿米尼烏斯怎麼可能在酣戰中正面對抗羅馬全師？我們已經看到，直到現在為止，這位車茹喜部酋長本人對羅馬人的強項和弱點都有非常正確的判斷，迴避正面交鋒，等待突襲的時機。即便我們假定他同時通過外交手段大大拓展了聯盟，掌握的軍隊規模遠遠大於前一年，上面的分析也依然成立。這一年裡，羅馬軍沒有帶上規模龐大、容易遭到日耳曼人伏擊的輜重隊。車茹喜部躲著羅馬人，羅馬人只能在其領地里穿行，劫掠破壞，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為了相對方便地執行這項任務，他們只好分兵。無論如何，與跟羅馬全軍打防禦戰相比，這樣能夠給日耳曼人帶來更多有利的戰機。在防禦戰中，不管日耳曼人在什麼位置，龐大的羅馬軍——很可能有壓倒性的數量優勢——都能夠發起包抄，或許還能將日耳曼軍消滅。 後續事件中根本看不出羅馬軍大捷的樣子，由此可見，羅馬軍不可能取得了決定性的重大勝利。另外，在塔西佗本人之後的記載中，阿米尼烏斯的形象一直是沒有被打敗過的人。4同樣，羅馬人也不可能吃了敗仗，因為那樣就不會有多少羅馬人能回到萊茵河。兩場大戰確實存在，只是同樣不可能有勝負未分的情況。首先，在所有確實發生過大戰的情形下，勝負未分的戰鬥必然損失慘重，以至於哪怕在塔西佗純粹的一面之詞中都會有所表現。其次，如果真有一場大戰，羅馬人只要不勝，就等同於徹底的戰略失敗。他們將全部兵力都派上了場，這支軍隊在酣戰中的必勝把握不僅是其軍事行動的基礎，也是其整體政治姿態的基礎；不僅對日耳曼人如此，而且對全世界都如此。 因此，我認定伊迪斯塔維索和安格里瓦利這兩場大戰屬於傳說。羅馬人的記載不足以讓我們信服，因為後續事件不能確證其存在，又有各種反對的理由。小規模戰鬥是有可能發生的。有人提出過一個假說，認為塔西佗對日爾曼尼庫斯征戰經歷的記載直接或間接源自一首詩歌。我認為，這個假說的可能性很大。5塔西佗的文字中充斥著冒險情節和生動的場景，很符合戰爭史詩作者的調性：阿米尼烏斯與弟弟弗拉維烏斯（Flavus）的隔河對話；日爾曼尼庫斯夜巡軍營，聽見手下士兵稱讚自己；奧德賽式的渡海歸國旅程。另一方面，他對戰略和地理關係的處理卻漫不經心，這些內容幾乎不可能出現在平實史家的文字中。 因此，這些細節我全部不採納。我相信，儘管有種種問題，但了解戰略大環境、通過分析整體形勢來還原真相併非不可能。 我們研究的對象畢竟不是臨時起意，有可能基於假情報行魯莽之舉，而是由一群素養最高、經驗最豐富的軍人詳盡綜合各方面因素、最終分析敲定的戰役方案。即便文獻里對年輕統帥日爾曼尼庫斯的個人能力或有誇大，但奧古斯都和提比略都對人性有著敏銳的判斷力，肯定為他配備了一支由經驗最豐富的軍官組成的參謀團。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作戰方案不只是前線大營的共識，也會被送給提比略審批。但提比略可是一位卓越的將領，而且熟知日耳曼的情況，我們可以假定作戰方案是明智合理的。如果從確切記載的事實中能得出多種符合邏輯的可能性，那我們確實無法決斷。但我認為，在假定戰略為精心制訂的前提下，只有一種能夠解釋整體局勢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必須接受這唯一的可能性。 據塔西佗記載（《編年史》1.58），塞格斯特斯投奔羅馬時提出，他可以做羅馬人與日耳曼同胞的中間人。 即使沒有正面的信息，我們也必須設想塞格斯特斯說了這樣的話。縱觀歷史，從雅典僭主西庇阿斯[13]到大革命時期的法國貴族，再到1848年的德意志共和主義者[14]，流亡者中間都有一種常見的幻想：他們在流亡期間總以為自己在國內有一大批追隨者，只等他們回歸追隨者就加入自己。公元15年底，塞格斯特斯的兄弟西基默爾（Sigimer）也投奔了羅馬。我們或許可以相信，這兩位車茹喜部酋長曾向日爾曼尼庫斯保證，只要他率領一支雄壯的軍隊出現在威悉河邊，車茹喜人就會拋棄阿米尼烏斯，投靠塞格斯特斯兄弟和羅馬人。事實上，我們不僅可以假定這個因素對日爾曼尼庫斯的作戰計劃起了作用，而且應該認為這是一個必然的假設。若非如此，對羅馬人來說，將戰區轉向車茹喜部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錯誤。公元14年和公元15年，羅馬人蹂躪了瑪爾西人、布魯克特里人、卡狄人部落，大概也包括這些部族之間的小部落。我們實在不知道布魯克特里人是怎麼挺過了公元15年那樣的大掃蕩的。假如羅馬人連續幾年重複這樣的行動，受到打擊的部落肯定要麼餓死，要麼遠走，要麼降服。通過這種方式，羅馬人無疑就能步步為營地從萊茵河推進到威悉河。現在，除非羅馬人預計能畢其功於一役，讓車茹喜部降服，否則羅馬人會讓這些部落有了休養生息、與車茹喜部合力的機會，兩頭都顧不上。這不可能通過幾次大戰達到。日爾曼尼庫斯沒有比公元15年迫使阿米尼烏斯交戰的更大的把握，而且大戰也並沒有發生。但日耳曼尼庫斯身邊有阿米尼烏斯的兄弟弗拉維烏斯，而且儘管塔西佗沒有明說，但肯定還有阿米尼烏斯的岳父塞格斯特斯及其岳父的兄弟西基默爾。如果這三位車茹喜部酋長能成功分裂部落，哪怕只讓一部分部民轉投羅馬人，阿米尼烏斯肯定就會支撐不住，最後要麼歸順羅馬，要麼逃到易北河外。羅馬人會接納和饒恕其他酋長手下的車茹喜人，這樣的功績肯定會讓萊茵河與威悉河之間的各部落更親羅馬。一擊之下，易北河以西的地域就會建立起羅馬的霸權。 從阿米尼烏斯和其兄弟弗拉維烏斯隔著威悉河的假想對話中，我們能發現這條計策遭到了拒絕。我們不能被記載中阿米尼烏斯對今後行動的設想帶偏，從其心理角度看，他絕不可能有這樣的設想。如果兄弟對話的情節不全是虛構的話，那也是對雙方既有交鋒也有商談這一事實的詩意描繪。我們不知道他們商談到了什麼程度，但要是認為塞格斯特斯完全沒有試圖履行居中協調的承諾，以此恢復自己在本國的權勢，那也是不可能的。否則的話，羅馬人的記載中根本不會出現塞格斯特斯的提議。 將一個沒有直接文獻記載的觀點插入一場戰役中似乎有些莽撞。持此看法的人會認為那只是一個假說。但是，只有把這個觀點加進來，一個明擺著的錯誤才會消失：日爾曼尼庫斯在解決瑪爾西人和布魯克特里人之前就去攻打車茹喜人。另外，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一名真心想成就偉大功業的羅馬統帥肯定也會像日爾曼尼庫斯那樣做。但是，由於這場戰役的基本政治前提並不成立，因此他的大業註定失敗。車茹喜人肯定明白自己深陷危局，也受到了很大的誘惑，儘管有部落上層貴族叛逃，但阿米尼烏斯的強大人格足以讓車茹喜人站在自己一邊並把士氣維持住，這種情形類似於當年安東尼征討帕提亞。羅馬諸軍在威悉河畔的威斯特伐利亞隘口成功會師，而且很可能已經滲透到了車茹喜部境內，也有可能渡過了蘭河乃至阿勒爾河（Aller），與這兩條河上的補給船隻會合。由於車茹喜部的親羅馬派既無表現，又無成績，再加上居住於威悉河中游、考契部與車茹喜部之間的安格里瓦利人再次起事，羅馬軍不得不再次折返。至於撤軍的原因，塔西佗只說了夏日已盡。有人質疑過這個理由，因為據塔西佗記載，日爾曼尼庫斯在同年秋天還興大兵征討卡狄與瑪爾西兩部。如果他確實像傳統觀點認為的那樣，乘船回到了埃姆斯河，上述質疑就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們認為整場遠征都發生在威悉河，那一切就都說得通了。羅馬統帥不可能無故拖延時日，讓龐大的運輸船隊白白暴露於秋季的北海風暴之下。但他還是遭遇了風暴，因此我們不妨這樣假設：他考慮到大軍已經走了這麼遠，又仍然希望能制服日耳曼人，於是在車茹喜部境內停留了太長時間，有可能一直等到9月。即便他回到萊茵河的時間不早於9月底，他還是可以在10月份對邊境部落發起兩次遠征。 如果我們認同塔西佗寫這場戰役的資料來源是一部戰爭史詩，從一開始就與政治因素或戰略思路不搭調的話，那麼他自然就不會寫這些內容了。即便這一假說沒有根據，但他拔高日爾曼尼庫斯的傾向也足以解釋他不寫戰略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如果他寫了局勢的這個方面，他當然只好承認日爾曼尼庫斯的失敗。但這場戰爭要被寫成一場勝利才行，作者也確實給人一種大捷的印象。將車茹喜人寫成被兩場大戰打得幾乎滅族，而羅馬人撤回萊茵河只是季節原因，季節是一個眾所周知的阻止羅馬軍隊停留於日耳曼內地的理由。 我們會再一次認識到設立日耳曼內地據點對羅馬軍隊的意義。哪怕已經打了兩場軍事意義上的勝仗，日爾曼尼庫斯依然不敢冒險在阿里索過冬，更別提威悉河一帶了。他必須撤回萊茵河。只要利珀河南北的布魯克特里部和瑪爾西部沒有被征服，沒有接受羅馬統治，冬季在利珀河河源紮營就會帶來極大的危險與不便以及得不償失的小規模傷亡。 戰爭結束 縱觀日爾曼尼庫斯歷次戰役的結果，即便羅馬人在軍事上占了上風，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顯然也是失敗的。儘管如此，此戰並非一無所獲。塔西佗寫道，安格里瓦利人最終歸順了羅馬，還贖回了其他部落手裡的羅馬戰俘，以此討好羅馬人。由於弗里斯人和考契人已經與羅馬結盟，於是羅馬人在威悉河上有了一個對車茹喜人施加巨大壓力的立足點。安格里瓦利部歸順一事或有疑點。既然領地一直延伸到易北河口的考契人已經與羅馬人交好，我們實難知曉安格里瓦利人是從哪些部落贖回海難俘虜的。不管這是怎麼回事，一支羅馬大軍出現在了威悉河與易北河之間。儘管羅馬人在班師途中遭受海難，損失慘重，但他們必然對車茹喜部領地造成了巨大破壞。無人可以阻擋羅馬人次年復歸。 當年愷撒進入高盧後便不曾離開，甚至大敗的時候也是如此。現在，羅馬人不得不屢次從日耳曼撤回萊茵河，因為森林和草地供養不了大軍。若要繼續深入，他們大概也不會一開始就再討伐車茹喜部，而是會徹底打敗布魯克特里人和瑪爾西人。當然，這需要極強的實力；只有數個軍團組成的大軍才能冒險深入日耳曼地區。但是，高盧戰爭結束時的愷撒手中至少有11個到12個軍團，而日爾曼尼庫斯只有8個。我們很難明白羅馬帝國為什麼不能連續多年派遣數量相當，甚至更多的軍團越過萊茵河，也不知道日耳曼邊境諸部要如何抵擋這樣的大軍。每一次遠征都是昂貴而兇險的，但絕非不可能做到。從長遠來看，如果對手的實力不足以造成雙方集結兵力、打一場大規模戰術決戰的形勢，那必然是要失敗的。此外，與先前的高盧人一樣，日耳曼人中間的各種傾向都有利於親羅馬派系的形成。公元16年秋季，瑪爾西部酋長馬洛溫杜斯（Malovendus）便叛族投敵，將瑪爾西人藏匿條頓堡森林會戰俘獲鷹旗的地點告訴了羅馬人。塔西佗說，羅馬軍確定敵方已經在動搖和考慮求和，戰爭在第二年夏天就會結束。儘管我們完全不採信羅馬人兩次大敗車茹喜部的說法，但這段記載或有幾分真實。 對此的解釋不僅要在戰區里尋找，更要到羅馬帝國各個統治集團之間的關係中尋找，蘭克（Ranke）早就明白了這一點。提比略登上皇位只是通過收養關係，他不是奧古斯都的血親。日爾曼尼庫斯與奧古斯都的關係類似於奧古斯都與愷撒的關係：他是奧古斯都姐姐的外孫，又娶奧古斯都外孫女阿格里皮娜（Agrippina）為妻，日爾曼尼庫斯夫婦的兒子是奧古斯都的血親後代。縱然按照羅馬的法律，養子與親子享有同樣的權利，而且提比略也將日爾曼尼庫斯收為養子，但皇帝與日爾曼尼庫斯一家仍然關係緊張，這對雙方都構成了持續的威脅。為自身安全起見，提比略不能容忍日爾曼尼庫斯與日耳曼軍團在多年征戰中發展出羅馬共和國時期愷撒與高盧軍團之間的那種關係。條頓堡森林會戰與日爾曼尼庫斯的3次戰役已經表明，日耳曼人是性格倔強的「自然之子」，征服他們是一項艱難到可怕的任務。只有位高權重、兵精糧足、放手經年征討的統帥才能結束這場戰爭。提比略派不出這樣的統帥；事實上，他也不會允許自己派出這樣的統帥。觀察戰況兩年之後，他將日爾曼尼庫斯召回，於是日耳曼人保住了自由。 對後世來說，日耳曼人一直處於羅馬勢力範圍之外而沒有像凱爾特人那樣羅馬化這一事實有著無比重大的意義。要真正理解其中的因果關係，我們必須分兩面來看；在大事上不糊塗的塔西佗對此洞若觀火。他的記載有很多方面不能讓我們滿意，文風裡暗藏的思想感情更是主觀掛帥。但是，不管他的觀點如何，他確實點出了根本。他一方面認為，若非疑心的提比略召回日爾曼尼庫斯，羅馬會取得勝利；另一方面認為，阿米尼烏斯無疑是日耳曼的解放者。這兩個判斷都是正確的。 在條頓堡取勝後，阿米尼烏斯將瓦盧斯的首級送給了馬克曼尼國王馬羅波多斯。這一舉動只能被理解為是號召日耳曼各部團結起來，共同對抗羅馬。馬羅波多斯拒絕加盟，將瓦盧斯的頭送給奧古斯都安葬。正是此事讓我們得知了真相，而且確證無疑。沒過多久，以阿米尼烏斯為一方，馬羅波多斯為另一方的日耳曼內戰就爆發了。當時與倫巴第人結盟的車茹喜部首領無疑取得了勝利，但阿米尼烏斯本人最後卻在內戰中死於背信棄義的親屬之手。他是日耳曼人的解放者，一位在一個世紀後記載了這些事件的羅馬作者說，蠻族人依然在歌謠中讚頌他。儘管如此，有沒有可能他後來被同胞遺忘，1500年後才因為學者的研究而重新為人所知？語文學界宣稱找到了阿米尼烏斯身後聲名的些微蹤跡，儘管我們永遠無法真正證明，但它本身就具有不可忽視的詩性的力量。 我們不知道這位車茹喜部國王的日耳曼語名字；他的日耳曼語名字與「赫爾曼」（Hermann）一詞沒有關聯。阿米尼烏斯是他在羅馬城獲封騎士時獲得的羅馬名字。不過，他的父親名叫西基默爾，而在日耳曼人中間，兒子的名字經常是隨著父親起的。那麼，阿米尼烏斯的名字有沒有可能是齊格弗里德（Siegfried）？史詩《尼伯龍根之歌》的主角齊格弗里德的父親就叫齊基蒙德（Sigemund）。據塔西佗記載，車茹喜部還有一位酋長叫齊基蒙杜斯（Segimundus）。毫無疑問，這一組名字都屬於阿米尼烏斯一族。齊格弗里德的傳說可以追溯到日耳曼神話，而且也包含與羅馬時期有關的內容，因為齊格弗里德父親的首府在克桑滕，而克桑滕只有在羅馬大營維特拉設於此處時才是要地。與阿米尼烏斯一樣，齊格弗里德在事業的巔峰時刻英年早逝，原因也是親屬的妒忌和背叛。他的妻子一直忠於他，而不從娘家人。害死齊格弗里德的兇手哈根是獨眼龍，這一點在《尼伯龍根之歌》里沒有提及，卻出現在另一份文本中。劇中有一段情節和阿米尼烏斯之弟、在羅馬一方作戰的弗拉維烏斯的事跡如出一轍。在阿米尼烏斯去世後的爭鬥中，除了弗拉維烏斯的一個兒子（他當時在羅馬境內），車茹喜部酋長的家族都死絕了，正如尼伯龍根的所有酋長。 如果阿米尼烏斯就是齊格弗里德，對阿米尼烏斯個性的記憶以最光明磊落的男子漢形象被保存了下來，那就是一個民族獻給民族英雄的最崇高的紀念。事實上，對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來說，史詩中的形象大概是過於偉岸了。因此，我們還是只把它當成一個籠罩在遐想面紗下的傳說。 7　古羅馬與日耳曼的僵持局面 條頓堡森林會戰與日爾曼尼庫斯歷次戰役的結果是，羅馬人與日耳曼人僵持不下。囊括四海的羅馬帝國無法在邊界以外的廣闊森林、山巒和沼澤地帶徵服富有勇氣、熱愛自由的蠻族部落；而日耳曼人在正面對決中無力對抗羅馬，也不能主動進攻。 儘管如此，羅馬帝國並未停止擴張。它繼續擴張了一個多世紀，在之後的一個世紀裡仍然有過擴張的想法，做過擴張的努力。日耳曼人的勇氣太旺盛，土地太閉塞，而羅馬人則成功征服了不列顛島上凱爾特人居住的地盤，還在多瑙河下游以北的平原（今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新建了一個大省——達西亞（Dacia）。最後，在公元2世紀初，羅馬與帕提亞再次爆發大戰，征服了美索不達米亞。 羅馬人之所以等了一個半世紀才為克拉蘇和安東尼報仇，原因與羅馬人最終放棄降服日耳曼人的想法是一樣的。我們不能設想帕提亞人的力量足以抵擋羅馬舉全國之力的全面進攻。但是，一場新的「亞歷山大遠征」必須有一位新的亞歷山大。馬克·安東尼當初想當新亞歷山大，結果沒有成功。究其原因，既非安東尼缺乏必要的素質，亦非這件事本身不可能做成，而是因為他制訂了一個具體的方案，由於情勢不利，他的方案失敗了，然後他就放棄了新的嘗試。羅馬人或許本來可以步步為營，首先將目標局限在征服美索不達米亞上。即便如此，這仍然是一場浩大的行動，必得親征方可。皇帝本人必須精力充沛、能征善戰、權位穩固，並將帝國治理得遵序守法，從而可以放心地常年離開首都，全身心投入遙遠邊境上的戰爭。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王朝（Julian-Claudian）與弗拉維王朝（Flavian）諸帝或者才能不足，或者形勢不利，直到圖拉真[15]在位時期（98-117），羅馬才出了一位滿足全部條件的皇帝。 當他受召回朝，準備以養子身份繼承皇位時，圖拉真正在美因茨大營統領萊茵河上游的羅馬軍團。我們會覺得，如果他想要發動戰爭，為羅馬增添榮光，為帝國驅逐未來的隱患，那麼他肯定會致力於完成征服日耳曼人的功業。但他不想冒這個險。阿庇安（Appian）[16]告訴我們，羅馬之所以沒有征服不列顛島北部，是因為那片土地毫無價值。只要帝國朝廷討論吞併日耳曼是否明智和必要，這個理由就會被搬出來。圖拉真更傾向於達西亞，最後又轉向帕提亞。他確實將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併入帝國，但在作戰期間他去世了，隨後羅馬立即開始了新一輪處理內政與對外交戰的交替。即位的哈德良帝位不穩，不能親自繼續指揮帕提亞戰爭，也不能把這件事交給將軍，於是議和並放棄了圖拉真征服的土地。羅馬人之後確實又多次來到和越過底格里斯河，但每次都只能短暫停留。 讓易北河成為帝國邊界的計劃再也沒有被實施，於是，提比略召回日爾曼尼庫斯成了世界史的一大轉折點。從那以後，羅馬不再大舉進犯日耳曼，將主要目標局限於維持和保護邊境。但是，邊境防禦為戰爭藝術提出了一個本質上的全新挑戰。 提比略叫停日爾曼尼庫斯的征討後，羅馬軍團並沒有全部撤回萊茵河左岸，而是繼續駐守右岸的若干地區和堡寨1，甚至會有些許推進。萊茵河與美因河交匯處的溫暖地帶和蘭河一帶發現銀礦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羅馬人最後占領此地並留了下來，從而延伸到了萊茵天塹以外，不得不建立人工的邊境防禦體系。韋特勞地區和位於萊茵河、多瑙河夾角之間的奧登瓦爾德（Odenwald）和施瓦茨瓦爾德（Schwarzwald）也被納入了這塊突出部。 這就是當時的邊防問題。 即便日耳曼人無力進攻一直由枕戈待旦的軍團守衛的羅馬帝國，他們也絕沒有因此成為安分的鄰居。為了在大規模野戰中擊敗和驅逐日耳曼人，也為了平時保護邊境免遭劫掠，羅馬需要維持一支常備軍。就算蠻族國家想要做出停止劫掠的外交承諾，他們也做不到，因為他們對手下好戰的部族的管控力有限。 在永遠好戰的敵人面前守衛長達數百英里的邊境線難度極大。入侵可能在任何一點、任何一天發生。如果將邊防部隊平均分派到整條邊境線上，那就處處薄弱，全擋不住集結起來的敵軍。如果將兵力集中於幾個點，那就有大片土地敞開，無人看管。 在萊茵河下游，羅馬自保的方式是與河對岸的日耳曼部落長期結盟，包括巴達維亞人、坎寧尼法提斯人和弗里斯人。這些部落有大批子弟當羅馬的兵，領羅馬的餉。此舉能確保他們安分守己，甚至能約束他們在老家的親屬。雙方偶爾發生的齟齬都被解決了。 在更上游，大致相當於普魯士萊茵省的地方，雙方一直以萊茵河為界，但羅馬人在右岸製造了一條廣闊的無人地帶，不許日耳曼人來定居。儘管日耳曼人只要一天就能穿過無人區，然後渡過萊茵河，進入羅馬境內，但如果羅馬的巡哨和崗哨警惕性比較高的話，想要做到其實也不容易。當然，需要特別關注自東向西流的各支流河口對岸，日耳曼人可以乘船突然出現在這些地方。 在波恩（Bonn）與科布倫茨（Coblenz）之間，新維德（Neu-wied）下游的地方，邊界伸入萊茵河右岸，「長城」（limes）在這裡開始修建。「長城」在美因河與萊茵河交匯點上游14英里（約22.5千米）處的法蘭克福越過美因河，然後延伸到多瑙河畔的凱爾海姆（Kehlheim）。凱爾海姆位於源出拉蒂斯邦（Ratisbon）的阿爾特米爾河（Altmühl）河口處。於是，萊茵河與多瑙河之間的突出部就被橫貫其間的「長城」保護了起來。 「長城」是在不同時間，以不同方式分段修建的。內卡河有一段相當長的舊牆，至今依稀可辨；後來在舊牆的前方又修了一段新牆。凡是有大河——美因河或內卡河的拐彎處——構成邊界和提供保護的位置，那裡就不修「長城」了。 由於近年來的勘探工作，我們不僅能相當準確地追蹤這一存續至今，俗稱「鬼牆」「圍欄」的邊防體系的走向，還能追溯它的歷史。因此，用一位目光敏銳的研究者的話說，這一偉大工程不再是僵死的紀念碑，如今煥發了青春，它的發展歷程中處處都是有意思的點。 提比略和之後幾位皇帝在位期間，針對日耳曼人的防禦工事尚未連成線。韋斯巴薌（Vespasian）[17]將工事從萊茵河上游向前推進，越過黑森林，直到內卡河為止，以此縮短多瑙河與萊茵河之間的交通距離。占領這些地區毫無困難，因為本來就幾乎無人居住。但到了內卡河一線，羅馬人與日耳曼人離得就近了。韋斯巴薌之子圖密善（Domitian）與卡狄人打了一仗，然後占領了韋特勞地區（Wetterau）。於是，羅馬人就有了一條漫長的陸地邊界需要守衛，而且邊界在韋特勞地區呈突出部形態，更增大了防禦難度。 圖密善占據了這片區域，並建設了一套完整的堡寨體系。狹義的「長城」，也就是將各堡寨彼此相連的連續防線，可能就是在圖密善時期或之後形成的。這條最早的「長城」是一系列犬牙交錯的樹籬（vineae）。 哈德良將樹籬換成了木柵，又過了幾代人的時間，木柵才被壕溝土牆所替換或完善。「長城」新增的最後一段很可能完成於3世紀初，那是一道位於多瑙河以北、羅馬與雷蒂亞（Raetian）交界處的高聳石牆。於是，之前大體依地形而建的防線被儘可能地拉直了，以便觀察和示警。根據目前可以確定的幾處遺蹟，雷蒂亞石牆的高度不低於2.5米。 下文中會區分「上萊茵長城」和「雷蒂亞長城」。前者起於萊茵河畔的新維德，繞過韋特勞後，在斯圖加特（Stuttgart）以東的符騰堡地區（Württemberg）洛爾希（lorch）鎮結束；後者從洛爾希沿東西方向延伸，直到拉蒂斯邦（Ratisbon）附近的多瑙河濱。 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能發現，上日耳曼地區的「長城」主要由土坡加壕溝組成，雷蒂亞長城則是由切割好的石塊堆疊而成。前者沿線每隔約5分鐘距離就有一處小型瞭望哨，牆後不遠處是大大小小的永備堡寨，間距不超過9英里（約14.48千米），通常可供一個大隊駐守。起初是土堡配木哨，後來改造成了石制工事。雷蒂亞長城沿線的堡寨往往不是緊鄰城牆，而是在後方4千米到5千米的地方。儘管上日耳曼長城和雷蒂亞長城有很大區別，但我們不能得出兩者設立目的不同的結論。它們的差異可以部分由地質條件來解釋。一邊土質鬆軟，所以會堆土坡、挖壕溝，另一邊石頭多，於是就修石牆。此外，統帥們對兩種工事適用性的主觀認識也是一部分原因。上日耳曼長城偶爾也有石牆遺址，不全是土製工事。 現在可以拋棄過去的通行觀點——「長城」的用途是直接防禦的，因為人們已經認識到，是不可能據守長達300多英里（約480多千米）防線的。此外，某些發現的工事不是土壩，而是將一部分山體劈開，且垂直面不是朝日耳曼人一邊，而是朝羅馬一邊2；還有的土壩修在沼澤靠外而不是靠內的一側。有的學者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徹底否認這些工事的軍事目的，認為它不過是用來收取關稅的。這種看法是矯枉過正了。與貧窮的日耳曼人貿易沒有那麼重要，不至於如此興師動眾。它確實是軍事工事。 首先，這道牆是針對尤其危險的騎馬入寇者的重要屏障。另外，用古斯塔夫·施羅德將軍（Gustav Schröder）的話說3，這道牆可能是為了妨礙日耳曼人撤退的。每個瞭望哨大概有3個人，他們擋不住成群的日耳曼人侵犯羅馬土地，卻能發現入侵者並傳出示警信號。瞭望哨都布置在至少能看清前方幾百米的地方，而且可以聯絡後方的堡寨。圖拉真柱上也繪有烽火台，目的顯然是示警。看到信號後，部分堡寨守軍就會立即出發，攔截入侵者。牆在這裡就有大用處了，因為它能拖住被追擊的日耳曼人。他們不能迅速翻過牆去，至少沒法很快將搶來的財物、牲畜、俘虜和車輛運走。4如果追擊的士兵來自多個方向，他們可以從一開始就協同抓捕，牆下擒敵。規模更大、帶有戰爭性質的入侵同理。一個堡寨乃至多個堡寨的守軍都不足以對付這些入侵，而需要從遠處的大營趕來的軍團。若能將敵軍壓迫到牆下，勝利就能變成殲滅戰。 城牆對邊境的直接防禦也有意義，因為它對羅馬巡邏兵和部隊有庇護和掩護作用，防止他們被直接發現。逼近城牆的日耳曼人永遠不會知道，他們選擇的越境地點背後會不會藏著一支守株待兔的羅馬軍隊。 從萊茵河至多瑙河一線，同時有人駐守的堡寨總數約為50個。算上小型瞭望哨的偵查員，總共大概最多有2.5萬人，長城上的守兵可能只有1.5萬人。5這些部隊並非羅馬軍團，而是盟友的部隊，因此甚至會有一部分日耳曼人。軍團駐紮在更後方的萊茵河畔，主力在美因茨大營，另有一部分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早期（公元105年之前）在蘇黎世附近的溫迪施（Windisch）。若干中等規模的堡寨可能由支隊駐守。下日耳曼軍團的駐地有波恩、諾伊斯（Neuss）、奈梅亨（Nijmegen），尤其是維特拉-克桑滕，它一直是下日耳曼省的首府。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各有4個軍團，雷蒂亞一個都沒有。於是，羅馬在北海-萊茵河-「長城」-多瑙河-帕紹（Passau）一線駐紮了8個軍團，再加上盟軍，總兵力為7萬左右。羅馬邊防體系的基礎不是直接和絕對地防禦邊界線本身，而是一種間接防禦。通過將邊界推進到天然屏障，也就是河流，或者創造人工屏障，也就是牆，然後清理屏障前方地帶的手段，羅馬人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提高了跨越邊境的難度。日耳曼人並非完全不可能跨越這些障礙，但憑藉組織完善的觀察和報警體系，羅馬人總能及時採取懲戒行動。日耳曼人必須明白，儘管他們有可能在對面劫掠成功，但把搶來的東西和自己帶回來可就難了。 在真正的戰爭中，面對攻來的大軍，邊牆不僅毫無保護作用，甚至會帶來危險，因為它會把可用的部隊平攤在一條警戒線上，彼此遠遠分開。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因為邊境是一定要守的。考慮到這種可能性，軍團沒有被拉到警戒線上，而是作為總預備隊駐紮在後方的萊茵河一線。 我們現在知道，日耳曼人集結起大軍並不容易，羅馬在日耳曼也不缺報告大軍行動的探子。因此，即便面對大規模入侵，羅馬人也總能將臨近盟友編入軍團，形成足夠的兵力及時做出反制。 原始森林和盤踞著一個野性強悍民族的荒野就在緊鄰的地方，羅馬人在戍邊軍團的庇護下過著優雅文明的生活。直到今天，羅馬人留下的遺蹟依然讓我們讚嘆，尤其是特里爾（Trier）。 羅馬人漸漸覺得自己安全了，於是在2世紀中期將萊茵河沿線軍團的數目從8個減到4個，兩個控制萊茵河上游，兩個控制萊茵河下游。 8　古羅馬帝國的軍隊建制與軍人生活 我們的任務不是介紹古羅馬軍事體系的形式與遺產，但我們仍然必須去理解這個龐大組織日常生活中的各主要方面。 奧古斯都頒布的《奧古斯都諭令》（Constitutiones Auǵusti）是一套全面系統的軍隊條令，確定了羅馬軍隊的建制。儘管《奧古斯都諭令》今已不存，但通過多處引文還是能夠分辨出大概。 內戰時期，軍團數目不斷增加。愷撒留下了40多個軍團，後三頭同盟又新增了幾個，反對後三頭同盟的共和派也有23個軍團。公元前36年，屋大維和安東尼共有超過75個軍團。在共和國早期，只有羅馬公民會被編成軍團。這條基本原則不僅被逐漸廢棄，更被顛倒了過來：進入軍團者會被授予羅馬公民身份。就連愷撒手下的軍團里，出生時就是羅馬公民的士兵都只占少數，後三頭同盟手下的軍團肯定更是如此。在許多這些軍團里，羅馬公民成分只是表面上的。維吉爾直言不諱地將定居義大利的退役士兵稱作蠻子。1當奧古斯都成為無人挑戰的唯一統治者時，他留意到先前的原則，並以一種著實巧妙的方式來運用它們，以適應這個以羅馬城和拉丁民族為內核的世界帝國的狀況。他沒有一刀切地將公民組成的單位和非公民組成的單位分開，但與國家的政治格局一樣，軍隊也是按照不同的民族來組織的。如果軍隊繼續不加區分地混編羅馬人和非羅馬人，那麼，每個單位的拉丁人成分都會相當薄弱，既不能同化其他成分，又不能主導之。在如此疏鬆的制度下，軍隊戰鬥力必然會受到影響。 起初，奧古斯都似乎將軍團數目砍到了18個，他去世前增加到了25個，塞提米烏斯·塞維魯（Septimius Severus）[18]時期又到了33個。內戰時期，通常只有輕步兵和騎兵作為輔助部隊配合軍團作戰，而現在對重步兵也做了區分，一邊是羅馬特色鮮明的軍團，一邊是按照民族編為大隊的輔助部隊。進入軍團服役則自動獲得羅馬公民身份的原則被保留了下來。因此，被分配到軍團里的士兵絕非清一色的天生公民。但我們可以設想，軍團中的非公民肯定已經一定程度上羅馬化了，尤其要懂得拉丁語，以免偏離軍團總體的羅馬特色。 尤利烏斯王朝時期，西部軍團仍然主要由義大利土著構成。這一狀況從韋斯巴薌時期逐漸走向終結2，義大利人之後基本只被編入羅馬城的禁衛軍。軍團士兵在駐地省份徵募；從銘文資料來看，就連日耳曼人都越來越多地進入軍團。3在一份流傳至今的銘文中，一名禁衛軍士兵和維吉爾一樣提到了「蠻族軍團」。從血緣來說確實如此，但從精神、習慣和語言來說，儘管這些人出身蠻族，但是如今的軍團都是從帝國境內已經羅馬化的民族中徵募兵員，服役期間更是如此。 只有一小部分百夫長出自軍團本身，這進一步確保了軍團的羅馬性。百夫長大多是從義大利人組成的禁衛軍調來的。4此外，從銘文尤其是墓碑能發現，百夫長經常在軍團之間調動，從而維護並加強了全軍軍官隊伍的團結精神。 輔助部隊中無疑有個別羅馬公民服役，但主體是由尚未羅馬化的羅馬屬民組成的。武器、戰法和紀律與軍團一致。軍官和士官是羅馬人。執行任務時使用拉丁語，日常交際大概是用土話。5因此，輔助部隊和軍團只有相對的區別，而且區別在逐漸消失。這些輔助部隊構成了與按民族編成的輕步兵和騎兵部隊，以及純蠻族之間的一道橋樑。在純蠻族與羅馬人的關係中盟友關係多於隸屬關係；蠻族是帶著自己的武器、組織和長官加入羅馬人的。當然，這裡也有轉化程度的差異。 一方面，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傳》（Aǵricola）第28章中寫道，一支駐紮在不列顛島的烏西皮特人大隊譁變，殺害百夫長和「摻入他們的支隊，傳授軍紀，被視為榜樣和教員」的羅馬士兵，然後企圖乘著3條船回老家。由此可見，羅馬人曾試圖強迫頑固的日耳曼人完全接受羅馬軍事體系的形式。 另一方面，在西威利斯領導下起事的巴達維亞人儘管表面上是大隊，卻顯然純粹是按照部族編成的。但此事之後，羅馬人更謹慎了，不再將同鄉的日耳曼人編為一隊，而是將其打散，派到遠離家鄉的地方。他們還任命羅馬人當軍官，不再由本部酋長一族統兵。現在的駐印英軍就類似於這些羅馬輔助部隊。 上級部隊編制對羅馬軍隊的性質而言極為重要。每個軍團都配屬了數量不等的輔助大隊，但後者的規模通常不會大於軍團本身，而且通常要小得多。即便這套制度在實際應用中做不到整齊劃一——比如，前面講過的雷蒂亞就沒有軍團，只有輔助部隊——但上述編制確實可以視為基本情況。我們來想一想：假如蠻族大隊被集中部署或全部作為獨立單位的話，一切將會有多麼大的不同。那樣一來，羅馬人的成分與非羅馬人的成分就是並立關係，有著同等的權利；羅馬人的成分會被占據數量優勢的蠻族壓倒。通過將軍團布置在羅馬化蠻族輔助部隊之間，而非與其打成一片，以及圍繞軍團布置尚未開化或開化不久的蠻族輔助部隊，這樣就使得羅馬人的成分在整體編制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大隊的編制分散獨立，民族又不統一，共同的紐帶只有軍團而已。從最核心的羅馬人開始，軍團的羅馬化過程必然會逐步向外層推進。 軍團規模沿襲舊制，滿員6000人左右，加上配屬的騎兵和輔助部隊，總兵力平均估計在0.9萬到1萬人。 從法律和原則上講，普遍兵役制依然在實行，但現實中主要是志願兵和募兵。入伍後，服役年限為20年（禁衛軍為16年），但通常會大大延期。我們知道有一些人儘管力竭體衰，卻依然留在軍中，有些人甚至已經可以正式退伍了。他們有不用干雜務的特權，而且很可能會劃出軍團編制，組成獨立的小單位「別營」（vexillationi）。這樣做的原因大概不是招募和訓練新兵困難，而是要儘量利用老兵的好處。 有時大概也會有募兵不滿員額、要靠徵兵補足的情況。被選中者可以找一人代役，這當然就意味著確實有人願意當兵。唯一的區別在於，繞了個彎子以「代役」身份入伍的人能拿到國家酌情發放給這位或那位富家青年的獎金。 奴隸不得參軍，違者處死。 上述狀況在小普林尼（Pliny）與圖拉真皇帝的通信中表現得非常清楚。時任比提尼亞（Bithynia）總督的小普林尼在新兵中發現了兩名已經宣誓但尚未被分配的奴隸，就問皇帝要不要處罰他們。皇帝的答覆是，那要看他們是志願兵、徵兵還是代替別人服役。如果是應徵入伍，那就是官員的失誤；如果是代替別人服役，那應該懲罰的是正丁；如果是志願參軍，那他們自己就要受到處罰。如果兩人並非被分配，這一點則不在考慮範圍內。 近年來影響很大的「軍人身高標準」在古羅馬就有了。在帝國時期，它被稱作「incomma」。學者們對具體標準的觀點有很大差異。一名學者相信，從一則俏皮話中能得出「5羅馬尺（1.48米）就被認為是相當高了，甚至對軍人也是如此」6——於是，羅馬人就成了小矮子，因為這比最矮的法國或德國士兵還要低6厘米。另一名學者認為平均身高是5英尺10英寸（1.725米），比普魯士禁衛軍的標準還高。7其實，他引用的原文（韋格蒂烏斯，1.5）里只說，第一大隊要有5英尺10英寸（1.725米）高，這就與後面一段話中給出的5英尺7英寸（1.651米）對上了。8徵兵數目少時，當然會選最威武的人，於是「大高個」就成了統帥的門面。文獻中寫道，尼祿為自己徵召了一個全員身高6英尺（1.774米）的軍團9，命名為「亞歷山大大帝方陣」，準備將其派去裏海隘口（Caspian Gates）[19]。 只有很少幾支部隊駐紮在城鎮或村莊中。羅馬城雖然有較多守軍，但整個禁衛軍軍團和各城防大隊加起來依然不超過1.2萬人。羅馬城外另有幾支駐軍。高盧全境只有首府里昂有1200名駐軍。其餘帝國內地省份均無駐軍。軍團駐地都在邊境附近的堅固大營。在大營不遠卻也足夠遠的地方留出一圈空地，並修有圍牆，平民聚落（canabae）在這裡很快就會形成並逐漸發展成城市。10 輔助大隊主要駐紮在大小不等的一線邊防堡寨。 儘管士兵要服役到40歲或50歲，卻不准娶妻。如果他們組成了家庭，家人也不許隨營生活。既然不是「合法婚姻」，當局在部隊換防時也不會考慮這個因素。 禁婚令也適用於百夫長。哪怕是位階最高的統帥，只要離開羅馬城或受命統軍，也要把妻子留在家裡。 高級軍官（保民官和司令）出自羅馬城和省城的貴族家庭。與共和國時期一樣，他們還不是單純的軍人，而是承擔司法、行政、軍事等各項職責的官員。唯一的資質要求就是地位崇高和貴族心態，他們有信心做好任何事，所以什麼事都能做。盧庫勒斯（Lucullus）曾率領一支軍隊去征討米特拉達梯，據說他以前對軍事一竅不通，靠行軍途中上課讀書來準備作戰。11他很好地完成了使命。馬略確實曾在羅馬人民面前大肆貶低這種指揮官12，愷撒在作品中也不常誇獎手下的保民官。在這一點上，奧古斯都通過新設掌營官（camp prefect）在羅馬社會結構與軍事需要之間求得了平衡。顧名思義，掌營官起初大概是大營留後，但其數目和職責很快就增多了。掌營官獲得了監察和把控軍隊行政事務的職責，這些事務是專業素養參差不齊的保民官做不來的。掌營官是職業軍人，從百夫長提拔而來，是令人畏懼的風紀糾察員。後來到了3世紀，他們完全融入了司令的職務，成為軍團的長官。 與共和國時期一樣，軍隊的中堅力量是百夫長，我們曾將其描述為擔任連長職務的士官長。不過，共和國時期的百夫長全部起於行伍，而現在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也會通過向皇帝申請百夫長的職位之後再晉升為軍官的途徑參軍。前一種百夫長被叫作「軍靴百夫長」（ex caliǵa），後一種叫「羅馬騎士百夫長」（ex equite Romano）。 後來，軍官不再被嚴格劃分為兩個層次。士兵出身的軍人可以升到百夫長乃至掌營官，百夫長出身者可以升到保民官，而頂級家門的子弟，尤其是元老的兒子，一進來就是保民官，可以做到司令的位子，相當於現在的將官。或許從愷撒的時候起（1.456），每個軍團就有一名常設的司令了。後來，可能在奧古斯都時期，也可能在哈德良時期[20]，保民官也成了大隊的常設長官；事實上，早在馬略時期的軍事原則就已經要求這樣布置了。軍團一貫設6名保民官和10個大隊，而韋格蒂烏斯明確記載，大隊一部分由保民官指揮，一部分由隊官（praepositi）指揮。於是，我們可以設想這裡也存在背景方面的平衡，從現實角度出發，4個大隊的指揮權交給了提拔上來的百夫長。因此，隊官大概是百夫長與掌營官之間的一個職位。13在帝國軍隊中，相當於今天的一等兵到士官這一級的軍人被叫作「初級軍官」（principales）。最幹練、最勇敢、教育程度較好的士兵會根據一套明確流程銓敘晉升。與共和國時期一樣，最重要的崗位——掌旗官（siǵnifer）、百夫長副手（optio）和巡營官（tesserarius，負責文書保管）——是候選百夫長或基層單位的長官。初級軍官不僅能被提拔為百夫長，也能當軍隊里的文職人員和高級軍官的參謀，最後還能成為帝國文官。14 共和國時期，軍團士兵的報酬是年薪75第納里加上通常為45第納里的補助（frumentum）。愷撒把軍餉翻了一番。奧古斯都在位晚年更是增加到了最初的3倍，也就是225第納里（合195馬克）。從生活狀況完全相同的輔助部隊年薪不到三分之一（75第納里）中就能看出來，給予軍團士兵的軍餉是很大方的。然而，禁衛軍——他們不住軍營，而是駐紮在羅馬和其他幾處舒適的地方——的軍餉超過軍團士兵的3倍，也就是750第納里（合650馬克），補助另算。 除了常規收入，士兵們在新皇即位和其他特殊場合時會獲得賞賜，退伍時還有一筆津貼，軍團士兵不低於3000第納里（合2600馬克），禁衛軍不低於5000第納里（4300馬克）。軍人的另一項福利不是金錢，而是一塊農田。不過，有人會懷疑一個從18歲就參軍、40歲或45歲才退伍的人還能不能心滿意足地過小農生活，這項特殊福利只屬於軍團和禁衛軍士兵，輔助部隊是沒有的。 圖密善將軍團士兵的年薪提到了300第納里，康茂德（Com-modus）375第納里，塞提米烏斯·塞維魯500第納里。增加軍餉的實際效果無法確定。由於塞提米烏斯·塞維魯時期的第納里含銀量只有奧古斯都時期的一半，所以看似巨大的報酬漲幅可能只是表面文章。但是，這種貨幣的購買力很可能有所提高，從而大大提高了軍餉的實際價值。考慮皇帝對士兵的倚賴，這一點是很自然的。15 百夫長的軍餉在共和國時期只有普通士兵的兩倍，在帝國時期則增加到了5倍，與普通人的差距比以前拉得更大了。 一整套外在的嘉獎表彰體系被用來提升軍人自豪感，共和國時期就是這樣，帝國時期亦然，有賞矛，有錦旗，有賜盾，有佩戴在胸前或馬具上的勳章，有手環，有頸環，有頭冠，有花環。16整支部隊也會獲得同樣的嘉獎或其他的榮譽稱號。 軍團和大隊肯定為醫生和醫院（valetudinaria）配備管理員和護士（qui aeǵris praesto sunt，指「為病患服務的人」）。17 文獻中還提到了馬醫。 每個大隊都有一筆儲蓄金，還有多筆小額應急基金，特別是安葬基金，均由掌旗官負責。士兵必須把一部分軍餉，特別是賞賜存到儲蓄金上，至少要存滿一定金額才能不存。佩森尼爾斯·奈哲爾（Pescennius Niger）曾下令禁止士兵上陣時攜帶金幣或銀幣，而是要統一存起來，戰後再取出。 若無非常精確的記賬制度，是管不了拿錢打仗的部隊的。在古埃及的紙莎草文獻中，除了大量其他資料，還有幾份涉及軍務的資料。一份公元81年至公元87年的拉丁文檔案詳細記錄了每名士兵的軍餉、執掌、告假等信息，記錄者是一名百人隊的文書。18 每天傍晚，全體號手會到營中的帥帳集合吹號，直譯過來的話，就是歸營號（tattoo）。然後，巡夜兵就上崗了。19 軍紀保持了羅馬早期的性質與嚴厲程度：偶有鬆弛，但很快總會出現一名統帥來整肅。據塔西佗記載（《編年史》11.18），科爾布羅（Corbulo）曾整頓紀律鬆弛的軍團，重申克勞狄烏斯皇帝時代的傳統，當時有一名士兵在邊牆工作時沒有按規定佩劍，所以被處死了，另一名士兵只帶了匕首，所以也被處死了。 與18世紀的我國軍官一樣，百夫長手裡總是拿著戒條，也就是一根藤條，打起來毫不留情。在奧古斯都去世後爆發的大規模軍團譁變中，一名百夫長和許多其他軍官一起被士兵活活打死。士兵們以前給他起了個綽號，「再來一根」（cedo alteram），因為他每次打士兵脊背把藤條打斷時，都會要別人再給他一根。在腓特烈大帝的軍中，由於連長出身貴族，與手下有某種主僕關係，既有責任照顧手下，也有部分責任找人替換老兵，於是上級任意體罰下級的權利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這些緩和因素在羅馬百夫長那裡全都沒有。他只有長官的身份，他要親自監督日常執勤，而且他本人就出身行伍，因此尤其嚴苛。 但羅馬軍隊和羅馬國家並不是單純依靠嚴刑峻法和抽象的軍事榮譽概念而團結起來的。憑藉主體民族的政治智慧，羅馬不僅成了世界帝國的政治中樞，更是宗教中心。毫無疑問，羅馬人允許被征服的民族保留本族神祇，但除了地方神，到處都建起了為羅馬諸神與皇帝威嚴獻祭的神廟祭壇。羅馬軍營的情形與此類似，但有些許差異，沒有供奉羅馬諸神的祭壇。軍團崇拜傳統的卡皮托利歐山諸神，朱庇特、朱諾和密涅瓦；輔助部隊崇拜本族神祇，但所有部隊都有專門歌頌皇帝天縱英才的祭祀活動。隨著輔助部隊逐漸丟掉原有的部族特性，老兵被來自各個地方的新兵替換，隨著羅馬化程度的提高，他們也接受了羅馬諸神。戰神馬爾斯的崇拜者尤其多。人們也為無數其他神祇或人格化的抽象事物，比如勝利神、命運神、榮耀神、美德神、忠誠神、紀律神、土地神、校場神、軍營神等，建起了祭壇。20專門為羅馬城而設的祭壇很少，而且直到3世紀才有。民間宗教與軍營宗教的區別體現了軍隊在國家中的政治地位：軍隊主要是皇帝之軍隊，非國家之軍隊，而且事實上，皇帝的位子是由軍隊賦予的。 從來沒有神學上的表述去講清楚皇帝的神性或靈魂，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怎麼會如同神祇。有些皇帝將自己封為神祇，更優秀、更明智的皇帝——奧古斯都、提比略和二世紀諸帝——則會讓人性的一面隱入背景當中，而讓御像出現在神聖的軍旗旁邊，出現在軍人供奉的神祇當中。軍隊統帥享有通常獻給神祇的榮譽，軍人的宗教、紀律、榮譽構成了一個三角，而宗教將其餘兩者聯繫在了一起。21 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裡，羅馬帝國軍隊保障了文明世界的和平，少有紛擾之時，而與古希臘和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徵召軍隊相比，與近現代的常備軍相比，這支軍隊的規模是相當小的。據估計，奧古斯都的25個軍團，再加上平時也要長期服役的輔助部隊，總人數不會超過22.5萬，而帝國人口是6000萬到6500萬。22因此，軍隊占人口的比例僅略高於三百分之一；而在第二次布匿戰爭的20年間，大約7.5%的羅馬人拿起了武器；在1914年之前的德國和法國，軍人比例哪怕在平時也要大大超過1%。 多虧了羅馬人驕傲自詡的組織性和紀律性23，少量精兵便可維持帝國的和平，而大眾可以去經營農工商業，只需納稅便可免於戰爭威脅。 對於軍團數目後來從25個增加到33個是否意味著軍隊實際人數隨著人口而擴大，我們只能避而不談，因為羅馬公民權在不斷放寬，所以可能也存在輔助部隊轉為軍團的情況。據說，圖密善曾計劃削減軍隊以節約開支，但那樣一來，他的力量與蠻族相比就太弱了，於是他只好放棄了該計劃。24 從普林尼與圖拉真的幾封往來信件中能發現節約軍費的考量。比提尼亞總督與手下官員、總督與皇帝本人之間都在部隊待遇問題上討價還價，相關信件在比提尼亞和羅馬之間來往反覆。 軍團建制和戰術基本上因循前例。調整大隊人數和設立人數相當於兩個大隊（milliariae）的單位對戰術沒有任何影響。皇帝們的改革，尤其是哈德良的改革完全是在條令方面，對戰術體系毫無改動。野戰炮兵——姑且這麼叫——似乎有了比較大的發展。最初僅用於攻城的拋石機和弩炮被改造為野戰兵器。（參見第1卷對公元前207年曼提尼亞會戰的介紹。）這些武器可能在愷撒手下的軍團里就成了常規裝備，愷撒描述幾場交戰中己方和敵方的情況時都提到了它們。25塔西佗對安格里瓦利堤壩會戰的記述中談到了這個話題。根據一份後來的記載26，每個軍團的編制里有55架移動弩炮和10台扭力拋石機。前者發射大型箭矢，由騾子拖曳和11人操作；後者由公牛拖曳，拋出沉重的石塊。這些武器在圍城戰中非常重要，但在野戰中效果不彰，因為它們投出的箭石儘管穿透力很強，但有效攻擊距離並不比手持武器遠多少。所以，在近戰中只要後退或向前推進都很容易躲開箭石。 我們沒有具體了解羅馬的隊列方式。不過，同時代的希臘戰術家肯定發表了大量關於組織和指揮的言論，從中我們可以對隊列有所認識。我們將這一點應用到羅馬人身上時還要更多幾分把握，因為羅馬人的隊列形式與現代很類似。對此可以這樣來解釋：它蘊含的法則——一部分是數學的，一部分是心理的——相當簡單和基本，以至於對任何時代的任何人來說，這些法則所要求採取的現實行動必然是相似的。 單位要排成整齊的隊列，有人在前面領路，有人在側面約束，向左（向右）轉、左（右）轉彎——走、向後轉——走、向左（向右）看都有規定的步驟。下面列出幾項口令原文： 隊列要做到精準，取決於將口令分成預令和動令兩步，古人就已經懂得這條法門了。戰術學家阿斯克列庇歐多圖斯（Asclepiodotus）和埃里安（Aelian）不僅提出口令必須簡短乾脆，還提出具體指令必須放在一般性指令的前面：要說「向矛——看！」，而不能說「看向——矛！」否則匆忙之下，有人會向左看，有人會向右看。 按照軍規，羅馬士兵不僅要練隊列，還要修圍欄、投標槍、做體操、游泳和演習。演習被稱為「decursio」，具體解釋是「分別於演練場兩側列隊後模擬對沖交戰」，恰好符合我們所理解的「演習」。每月要進行3次裝備齊全的野外拉練（ambulatio），往返各10英里（約16.09千米）。27 與現代常備軍一樣，羅馬軍紀的基礎是操練。不過，新兵的數量非常少，畢竟，絕大部分軍團士兵都是中年人。在存在類似狀況的18世紀軍隊中，通行做法是給大部分中年士兵放長假，每年只在短暫的演習期歸隊，歸隊時派他們去站崗。休假制度不適用於常年戍守邊疆的羅馬軍人。於是，與共和國時期一樣，士兵們整日忙於施工。不光長城、瞭望哨和堡寨要由士兵自行修建維護，邊境省份的大路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我們還能通過銘文辨認出這些道路是哪支部隊修的。奧古斯都明令禁止讓士兵給私人幹活，但士兵會被用來建造神廟等公共建築。 一份偶然流傳下來的羅馬軍史文獻為我們描繪了一次閱兵的情形，鮮明地例證了人的本性總是一樣的，而且同樣的制度總會產生同樣的結果。 法國征服阿爾及利亞時在荒涼的蘭貝西斯（Lambaesis）地區發現了一大塊銘文，那裡曾經是羅馬軍團的營地。經辨認，銘文是公元128年7月1日哈德良皇帝於該地閱兵後發表的講話。負責指揮的副將卡圖利努斯（Catullinus）命人將講話內容刻在石碑上，令後人銘記他和他的軍隊在皇帝閱兵中的卓越表現。為了紀念遠隔千年的同袍留下的遺物，一位法國上校團長舉行了一場閱兵式，要手下士兵從石碑前走過。從那以後，人們曾多次試圖通過語境來補全碑文缺字，將講話稿還原了出來，儘管內容並不完整，但大體意思是搞清楚了。1882年，我在《軍事周報》（Militär-Wochenblatt）上發表了與校友威廉·莫勒（Wilhelm Möller）合寫、以《拉丁銘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為底本的銘文內容，並附上了一篇儘可能貼合現代軍隊樣式的譯文。我相信凡是接觸過我國軍隊內情的人，肯定會從中發現某種「世界史觀」：原來從遠古至今，閱兵講話的內容都是肯定中有批評、嘉獎中有克制、威嚴中有溫情，規訓教諭與尊長智慧兼具。 銘文如下：28 軍團整體狀態 副將向我報告了（本師）本軍團的特殊情況：29 缺編一個營；每年輪流任命一名軍官負責行政工作；3年前，一個營和四分之一的連被調到同師的第三團，以作補充；30該團駐地分散於多處；最近不僅團部轉移兩次，而且不得不修建新團部並加固其防禦。假如你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辦過大型演習，那麼，上述原因都能拿來當藉口。然而，這次檢閱的結果表明，這些藉口是多餘的。我要向該團表示，我對他們完全滿意…… 參謀軍官（或者副將？）督促部隊訓練是用心的。營長、初級軍官和士官們履行各自職責是投入的。31 騎兵 部隊訓練是一個有機整體；少了，不夠用；多了，又太難，落實下來就要打折扣。但是，該團不是僅僅滿意於難；而是把最難的任務也辦到了，那就是把騎兵訓練成射手（對此，我不是完全批評的態度），甚至表揚這種做法背後的精神（同時……）。 輔助部隊 卡圖利努斯將軍閣下對帳下所有部隊一視同仁……這位師長認真督促了部下的訓練。我會為該部返回科馬基尼（Commagene）發放特別補助…… 第六科馬基尼騎兵營 騎兵營要出彩本來就難，32再加上騎兵團之前進行的訓練，想不演砸都難上加難；間距、人數、複雜的迴旋動作33、密集陣形、漂亮的換馬、對得起優厚待遇的精良裝備全都換了個樣。再想到該中隊用刻苦攻克了難關，在規定項目中證明了自己的實力，加了反投石機和拋射器作戰的項目，還表現出了非凡的跳馬本領，實在是更加值得肯定，表明卡圖利努斯將軍閣下確實是實心辦事，他……你們…… 演習 該團只用一天就做到了平常需要幾天的事情，建成了一般冬季大營才有的大型野戰工事，耗時不比那種材料易得、修建簡便、只需要把泥板分類切割成相等大小然後壘在一起的那種工事長多少。該團用的是沉重的巨石山岩，必須嚴絲合縫，不然沒法運，沒法搬，也沒法堆。溝壕的基底是堅硬的石地，挖的方式正確，邊緣做了圓滑處理。修完工事後，官兵入營，馬上開火做飯，然後再次列隊。當先前派出去的騎兵返回時，該團讓出了空隙使其通過，呼聲震天…… ……敵人不敢靠近營地……集結太慢……突襲…… 卡圖利努斯將軍閣下設定的演習計劃（整體思路）是要貼合實戰。對此，我必須表示讚許。實際演習效果同樣值得高度讚揚。科爾奈利亞努斯（Cornelianus）團長的表現是稱職的。對於他的外線（？）進攻，我不能苟同。奧古斯都諭令規定，騎兵不可貿然往前沖，追擊時要謹慎；如果騎手看不清方向，或者不能隨時將馬停下來，他就會闖進陷阱……進攻時必須是緊密隊形。 說完哈德良的一般性命令，我還要補充塔西佗對提比略登基時爆發的大規模兵變的記載（《編年史》第1卷）。 塔西佗對兵變的記述展現了這支了不起的軍隊兼具的平凡與不平凡，妙筆生花，無出其右。軍人與皇室、羅馬人與外省人、以皇帝為首的羅馬軍國與仍然由元老院代表的羅馬民邦之間的關係好像在文字中活了過來，正如羅馬共和國的軍隊在百夫長李固斯提努斯（Ligustinus）的演說中活了過來。我之所以要全文摘錄塔西佗的記述，不只是因為羅馬軍隊，更是因為後文中還會有其他時代、其他民族的軍隊中發生類似乃至如出一轍的、值得我們注意的事件。 塔西佗寫道： 潘諾尼亞諸軍團爆發叛亂時，羅馬的狀況就是這樣——兵變沒有任何特殊的緣由，只是因為皇位更替讓他們覺得叛亂不會受懲罰，內戰反倒有好處而已。當時有3個軍團集體駐紮在夏季大營，由尤尼烏斯·布萊蘇斯（Junius Blaesus）統率。得知奧古斯都去世、提比略上台的消息後，他馬上停止了日常操練，悼念先帝，慶賀新皇登基。這是兵士們躁動不安、出言不遜、聽信讒言、厭倦軍紀與做苦工，最終放縱狂歡、無所事事的第一個緣由。營中有一個人叫佩爾肯尼烏斯（Percennius），從前在劇院裡帶頭叫好現在卻是個大嘴巴的大頭兵，憑藉劇院裡的本事成了鬧事的好手。漸漸地，在夜裡的聚會中，他對著那些擔心奧古斯都去世後士兵待遇問題的老實人煽風點火，或者趁明事理的士兵不在的時機，把最壞的分子聚集起來。最後，等同夥們也做好準備的時候，他當眾問了如下幾個問題： 他們為什麼要像奴隸一樣服從那麼少的百夫長，還有更少的保民官？現在新皇立足未穩，他們都不願意去找他提要求、要武器，那他們什麼時候才能要求退伍呢？這麼多年來，他們上了三四十次戰場，吃夠了膽子小的虧，現在他們年紀大了，大多數人都有傷痛折磨。他接著說，退伍的人也一樣，服役期還沒結束，同樣在軍旗下當兵，承擔著同樣的困苦，只是換了個名號而已。要是有人把這些都熬過去了，他會被打發去遠方，說是田地，其實要麼是泥濘沼澤，要麼是崎嶇山地。他說，服役本身其實就是受壓迫和吃苦；一個漢子的性命和力氣，就值一天10個阿斯，衣服、兵器、帳篷的錢全都包括在裡面，要想不受百夫長欺負，不干苦工雜活，還要另外交錢。普天下只有他們這麼苦，不是挨打，就是受傷，冬天難熬，夏日鬧瘟，打仗要遭罪，平時也倒霉。來時條件說得好，現在道理哪裡找：人人都能領到1第納里；服役16年後結束；期滿絕對不強留，津貼以現金形式在營內發放。說到底，那些拿著2第納里軍餉，16年期滿就能回家的禁衛軍大隊面對的危險就更多嗎？他也不想城裡沒人站崗，只是要他們同樣在自己的營帳裡面對蠻族敵人。 兵士群情激奮，大聲表示贊同。有人亮出傷疤，有人亮出白髮，大家都亮出了襤褸的衣衫和飽經風霜的手腳。最後，他們激動之下決定將3個軍團合而為一。由於嫉妒心，此舉沒有實行，因為每個軍團都認為其他軍團應該合併到自己的番號下，於是他們又想出一個主意，將3個軍團的鷹徽和各大隊的軍旗放在一處。同時，他們拿來泥板，準備樹立高台，好讓他們的位置更顯眼一些。在他們正幹著活時，布萊蘇斯來了，痛斥造反兵士，把幾個人抓了起來，大呼道：「讓你們的手浸在我的血里吧，與其辜負皇恩，不如殺害大將，那樣還少幾分褻瀆。生，我要保軍團忠順，死要令逆賊速悔不及。」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在堆泥板。等到士兵在堅定的布萊蘇斯面前屈服，放棄舉事的時候，泥板已經堆到胸口那麼高了。憑藉優秀的演講能力，他對士兵們說：「士兵絕不能通過兵變和謀逆的方式引起君王的關注。你們的先輩不會對過去的皇帝提出這樣的要求，你們自己也不會對神靈一般的奧古斯都提出這樣的要求。為新君增添煩惱實在是太不恰當了。」不過，如果他們想要在平時爭取到連內戰獲勝的一方都無法企及的東西，為什麼要去強取、置服從精神和軍中法規於不顧呢？他們應該派代表到他面前才對。士兵們大喊：「保民官，布萊蘇斯的兒子會代表我們發言，要求放歸服役滿16年者。」第一步成功後，他們接著採取了第二步。年輕的保民官離開後，軍中相當安定。同時，士兵們吹噓說，他們委派司令的兒子去為大家說話，這就充分表明用溫和手段拿不到的東西，他們靠施壓拿到了。 兵變開始前，有幾個支隊被派去那波圖斯（Nauportus）修路修橋，並完成其他一些必要工作。他們剛得知營中騷動，馬上就帶著軍旗離開了。在劫掠了附近村落以及相當於鄉鎮的那波圖斯之後，他們就追著奚落辱罵百夫長們，最後還拳腳相向，百夫長只能勉力自衛而已。亂兵大多痛恨掌營官奧菲迪努斯·魯弗斯（Aufidienus Rufus），把他從自己的車上拽下來，讓他背著行李在隊伍最前面走，戲謔地問他，他喜不喜歡背這麼沉的行李，走這麼遠的路。魯弗斯當過很多年的普通士兵，然後升為百夫長，現在成了掌營官，多年的艱苦生活讓他鬚髮皆白。他想要恢復當年嚴格的服役觀念，而且恰恰因為他親身經歷過，所以才更加不妥協。 他們回營後叛亂再起，士兵們四處遊蕩，蹂躪了周邊地區。布萊蘇斯殺雞儆猴，杖責並關押了幾名搶劫財物最多的人，因為當時百夫長和忠誠的士兵們還是服從司令的。亂兵被抓時做出了反抗，抱住圍觀者的膝蓋，一會兒叫某個人的名字，一會兒呼籲他們所屬的百人隊、大隊和軍團，還大喊道，等著吧，其他人都有這一天。同時，他們大肆辱罵司令，罵老天，罵神靈，儘可能地挑動難過、同情、恐懼和仇恨的情緒。於是，大家衝上去，闖入監牢，去掉囚犯身上的枷鎖，將逃兵和罪犯都吸納了進來。 如今的暴力程度比之前還要極端，兵變也有了新的領袖。在布萊蘇斯的法庭前，普通士兵維布列努斯（Vibulenus）被戰友們舉到肩膀上，他對激昂的人群發表了這樣一番話，大家都在認真聽： 沒錯，你們將光明和新鮮空氣還給了這些無辜的可憐人，但誰能把命還給我的兄弟，誰能把我的兄弟還給我？他是為了公眾的利益，從日耳曼軍團調到你們這裡的。昨天晚上，就是這個人，他讓自己為了對付士兵而豢養和武裝的角鬥士勒死了我的兄弟。回答我，布萊蘇斯，你把他的屍體扔在什麼地方？就算是敵人，殺了人也要立個墳吧。只要我能抱著他痛哭一場，讓我的哀痛平息，然後你就把我也殺了吧。但只有一條，讓這裡的這些人埋葬我們，因為我們不是犯法就刑，而是為了軍團的利益被害！ 為了強調自己說的話，他一邊哭，一邊捶打胸膛和面頰。接著，他將肩扛著他的兩人推開，一躍而下，撲倒在眾人身前，引動驚愕與憤恨之情，以至於有些士兵將布萊蘇斯手下的角鬥士綁了起來，有人把他的其他僕從綁了起來，還有人跑去尋找屍體。要不是大家很快就知道根本沒有屍體可找，刑架上的奴隸否認有殺人之事，而且維布列努斯從來就沒有兄弟，這名暴徒險些就要把司令害死了。不過，亂兵還是把保民官和掌營官趕了出去，洗劫了他們的財物。他們殺死了百夫長盧基里烏斯（Lucillius），此人諢名「再來一根」，因為他每次打士兵脊背把藤條打斷時，都會大聲叫別人再給他一根。其他百夫長躲了起來，只有克萊蒙斯·尤里烏斯（Clemens Julius）除外，他腦子靈活，大家覺得他有用處，就被押著去申訴士兵們的要求。事實上，第8軍團和第15軍團為了一位名叫希皮庫斯（Sirpicus）的百夫長甚至刀劍相向，因為第8軍團想要他的命，而第15軍團想保他的命。第9軍團則居中調停，呼籲雙方克制，並對比較頑固的士兵發出了威脅。 提比略一向鎮定，通常會儘可能掩飾悲哀的事件，可聽到兵變的消息後，他還是派兒子德魯蘇斯、多名大員和兩個禁衛軍大隊前去，但沒有給任何具體的指示。德魯蘇斯要見機行事。兩個大隊被加強到了不同尋常的地步，配屬了包括大批禁衛軍騎兵和日耳曼御前侍衛骨幹在內的精英戰士。深受提比略器重的禁衛軍長官埃利烏斯·塞揚努斯（Aelius Sejanus）和父親斯特拉波（Strabo）被正式任命為年輕的德魯蘇斯的副手，除建議諮詢，也是為了讓其他人曉得利害。德魯蘇斯快到的時候，兵變軍團出營相迎，表面上是為了表示尊敬。但他們沒有像通常那樣甲兵鮮明、精神幹練，而是滿身塵土，擺出一副看似悽慘，實則桀驁不馴的態度。 德魯蘇斯剛進營牆，他們就在大門處布置了哨兵，還在營中若干地點布置了武裝巡哨，其他人則聚在法庭周圍。德魯蘇斯站在那裡，抬起手請大家安靜。士兵互相看的時候，總會發出一聲粗野的、威脅似的叫喊。他們看德魯蘇斯時則會戰慄不安。一會麻木地嘟囔，一會尖聲嚎叫，一會又突然安靜——氣氛也隨之輪轉，一會害怕，一會讓人害怕。等騷動終於平息後，德魯蘇斯大聲念出了父皇的口諭，內容如下： 勇猛的軍團追隨他征戰多年，他心中甚是掛念。等他從眼下的哀痛中走出來，他會立即將軍團的要求交給城父[21]。同時，他先派遣自己的兒子過去，凡是可以立即同意的事項，兒子都會馬上滿足。其餘事項則要交到元老院，賞罰之事都必須得到元老院的認可。 眾人答道，百夫長克萊蒙斯會提出他們的要求。首先是服役滿16年者准許退伍，然後是退伍津貼要如數發放。他們要求拿到每天1個第納里的軍餉，還要求准許老兵退伍。當德魯蘇斯指出，按照法律要求，只有元老院和他的父親才能做出決定時，喊叫聲打斷了他的話。 如果他無權提高軍餉，無權減輕士兵的負擔，無權給予任何好處，那他來幹嗎？反過來看，按照眾神旨意，每個人都有權戰鬥和殺人。提比略以前打著奧古斯都的旗號不滿足軍團的要求，現在德魯蘇斯又搬出同樣的藉口。歸根到底，被派來的難道不是從來只有皇子嗎？只有士兵要好處的時候，皇帝才推給元老院，這倒是新鮮事。要處決犯人或者要打仗的時候，元老院也要開會才對啊。換句話說，賞就要上級同意，罰就是自行處理，是這樣嗎？ 最後，他們離開了法庭。碰見一名禁衛軍士兵或德魯蘇斯的朋友時，他們就會揮拳威脅，挑起爭吵和鬥毆。他們最恨年高且戰功卓著的克紐斯·蘭圖盧斯（Cneus Lentulus），因為他們以為他支持德魯蘇斯，厭惡士兵們的褻瀆舉動。不久，他有一次陪德魯蘇斯外出散步，在正要回營避險的時候，士兵們將他圍住，問他要去哪裡，是去找皇帝還是找城父？他會不會損害軍團的利益？他們同時對他發起了攻擊，朝他扔石頭。就在他被打出了血，似要命喪於此的時候，一隊德魯蘇斯的手下匆忙趕來，救下了他。 一個偶然事件讓黑夜少了幾分兇險：朗朗夜空中的月亮突然間變暗了。士兵們不明緣由，以為是天人感應，月色暗淡對應老人的哀嘆。只要月亮女神再現光華，他們必會事事順遂。於是，他們又是敲擊金屬，又是吹號角和銅號，鬧出很大的動靜。月亮變暗了，一陣嘆息；變亮了，一陣興奮。當雲團遮住月亮時，他們以為是它被埋在了黑暗中，於是哀號說（內心驚恐的人容易迷信）他們要受永罰了，因為眾神厭棄他們的褻瀆之舉。德魯蘇斯意識到他必須抓住這個偶然的機遇，利用這種情緒，便遣人到營區各處，還動員了百夫長克萊蒙斯和其他一些尚且受眾人愛戴的明事理之人，讓他們混到守夜人、營地里的哨兵和門衛中間，利用恐懼心理的同時維持些許希望。 我們還要圍攻皇子殿下多久？這場擾亂何時才能結束？我們要庇護佩爾肯尼烏斯和維布列努斯嗎？佩爾肯尼烏斯和維布列努斯會將賞賜分配給戰士嗎？他們會把土地分給退伍軍人嗎？他們的最終目標是篡奪提比略和德魯蘇斯對羅馬人民的領導權嗎？來吧，讓我們這些毫無過錯的人首先來懺悔吧！宏願要很久才會引起關注，特赦卻是可以迅速降臨的。 當這些話動搖了士兵們的意志，讓他們彼此不再信任時，年輕的士兵一個軍團接一個軍團地脫離了老兵。接著，服從精神逐漸回歸了。他們從營門口走開，拿回兵變之初被置於一處的軍旗，回到了各自的崗位。 破曉時分，德魯蘇斯召開了一場大會。儘管他缺少演講的經驗，卻表現出了內在的威嚴，痛斥士兵們先前的態度，褒揚現在的態度：當他看到他們回復平和，他不會讓自己被恐懼和威脅所影響；當他聽到他們的哀求，他會寫信給他的父親，提議慷慨地滿足他們的要求。在他們的要求下，前面提到的那個布萊蘇斯與德魯蘇斯隨行大隊中的一名騎士，路西烏斯·阿普洛尼烏斯（Lucius Apronius）以及資深百夫長尤斯圖斯·卡托尼烏斯（Justus Catonius）一同被派去找提比略。軍團統帥們意見不一，有的建議等三人特派團回來，同時安撫兵士，其他人則認為應該用猛藥：對付群眾不能心慈手軟。若非戰慄不已，他們就會去恐嚇別人；若是常存畏懼，用不著懲罰就能讓他們老實。趁著他們還因為迷信而恐懼，統帥必須除掉兵變頭目，讓他們更加恐懼。德魯蘇斯傾向強硬手段，他讓人將佩爾肯尼烏斯和維布列努斯叫來，當場處決。不少人說他們被埋在大帳里，也有人說他們的屍體被扔到了營牆外，以儆效尤。 之後，煽動兵變最起勁的人都被抓捕。有一些人在營外遊蕩的時候被百夫長或禁衛軍士兵殺掉，也有幾個被自己的支隊交了出去表忠心。時至初冬，士兵們困苦日劇。由於連日暴雨，他們不能出帳篷，不能集合，連被風雨沖刷的軍旗都保護不了。他們對神怒的恐懼也加重：「繁星從兵變者視線中隱沒，風雷大作，這不是無緣由的。消除災禍的辦法只有一條，那就是離開這座被玷污的不潔軍營，每名受苦贖罪的士兵都應該回到冬季大營中。」第8軍團首先開拔，接著是第15軍團。第9軍團本來嚷嚷著要等提比略的答覆，但被其他軍團拋下之後，現在也不得已主動屈服。不等特派團歸來，德魯蘇斯便動身返回羅馬，因為營地再次回到了相對的平靜。 幾乎就在同時，出於同樣的理由，日耳曼軍團也反了。日耳曼軍團人數更多，因此氣勢也更兇猛。他們還希望，不願意被領導的日爾曼尼庫斯會以軍團為後盾起事。萊茵河一線有兩支部隊，一支叫上萊茵集團軍，由蓋烏斯·希利烏斯（Caius Silius）司令統率；另一支叫下萊茵集團軍，由奧魯斯·凱基納（Aulus Caecina）統率。兩支部隊由日爾曼尼庫斯總領，他當時正在高盧徵收貢品。希利烏斯手下的士兵們猶豫不決地關注著另一樁兵變的進展，下萊茵集團軍則早已群情激昂。最先起事的是第21軍團和第5軍團。第1軍團和第20軍團被裹挾了進去，因為他們正駐紮在烏畢（Ubii）部落邊境上的夏營中，無力自保。得知奧古斯都駕崩的消息，那些剛剛從羅馬征來，因此尚且不習慣軍紀、不樂意做工的普通士兵就開始煽動本就不安分的其他人。他們說：「時機已經來了，老兵可以要求立即退伍，新兵可以要求提高軍餉，老兵和新兵都可以要求從苦難中解脫，還可以向嚴酷的百夫長復仇。」與佩爾肯尼烏斯和潘諾尼亞軍團的情況不同，這樣說的人不止一個，而且聽的人也不是畏懼更強大的軍團因而猶豫不決的清醒之人。相反，譁變的高呼來自許多個聲音：「羅馬的力量掌握在他們手中，帝國開疆拓土要靠他們的勝利，皇帝的尊號也來源於他們。」 司令完全沒有去阻止兵變的發展，聲勢浩大的譁變已經把他嚇破了膽。突然間，憤怒的士兵們拔出劍衝到百夫長面前，這些慣常被士兵痛恨的人成了士兵怒火的第一批犧牲品。他們猛烈攻擊著人數處於絕對劣勢——60比1——的百夫長。慘遭拳打腳踢、刀劈劍砍的百夫長被扔出軍營或扔進萊茵河，有的被扔出去時已經死了。逃入法庭（tribunal）、跪在凱基納腳下的塞提米烏斯被催討甚久，最終被交給亂兵殺害。當時血氣方剛，後來以殺死卡里古拉皇帝揚名的卡西烏斯·查艾瑞亞（Cassius Chaerea）從武裝的亂兵中殺出了一條血路。從那以後，保民官和掌營官再也下不了命令了。守夜人、哨兵和其他日常營務皆由士兵自決。凡是對士兵心理有深入了解的人都會發現一種強烈的、深層次的、無法平息的不安分，因為他們集體發起兵變不是偶爾的事，也不是因為少數人的煽動。與此同時，他們也一直表現出安靜的樣子。一切發生得都是那樣整齊劃一，就好像是有一名領袖引導似的。 如前所述，正在高盧徵收稅賦的日爾曼尼庫斯收到了奧古斯都的死訊。他娶了奧古斯都的外孫女阿格里皮娜，阿格里皮娜生了好幾個孩子。他本人是提比略之弟德魯蘇斯的兒子，奧古斯都的外孫。儘管如此，對舅舅和外祖母隱秘的嫉恨依然折磨著他，而且正由於這種嫉恨是不正當的，所以它才更加苦澀。德魯蘇斯深受羅馬人民愛戴。人們相信，假如是他登上了皇位，他必定會施政以自由。因此，日爾曼尼庫斯承受了同樣的青睞和期待。這位年輕人具有公民意識和不同尋常的真誠，言行舉止全然不同於高傲而內斂的提比略。利薇婭（Livia）[22]對待阿格里皮娜如同繼母般的刻毒更是火上澆油。阿格里皮娜也是個暴脾氣，但正直的品性和對丈夫的愛讓她沒有走上邪路。 至於日爾曼尼庫斯本人，他與皇位越近，便越是熱切地支持提比略。他要求附近塞夸尼人（Sequani）和比利其人（Belgian）的城鎮向提比略效忠。之後，他剛聽到軍團出事，便快馬加鞭趕了回去。在大營外，他看見士兵們都低頭看地，似有悔意。等他走入營牆，士兵們亂糟糟地高聲抱怨起來。有幾個人抓住他的手，做出親吻的樣子，又用嘴含住他的手指，好讓他知道自己的牙已經掉光了；還有老兵給他看站都站不直的腿。日爾曼尼庫斯命令站在他身邊、亂作一團的士兵們列隊。他們答道，站在他身邊聽得比較清楚。他又說，他們應該穿上制服，這樣最起碼能分清是哪個大隊的的。他們帶著猶豫答應了。他首先對奧古斯都致敬，接著歷數提比略取得的勝利與凱旋，尤其頌揚了提比略當年和這些軍團一同在日耳曼地區的軍功。他又指出義大利平靜，高盧忠順，說別處都沒有擾亂與不和。 聽他講話時，他們或者不作聲，或者小聲嘟囔。但是，當他講到兵變一事，質問他們「軍中規矩哪裡去了？當年聞名天下的軍紀哪裡去了？保民官和百夫長被趕到哪裡去了？」時，他們全都露出上身，給他看自己的傷疤和鞭痕。接著，他們亂糟糟地喊叫起來，抱怨假期的稀少、微薄的收入和艱苦的勞作，尤其是或出於必要，或為避免士兵閒下來而派給他們的挖溝挖壕，搬運草料、建材、木材等物的任務。從軍達30年的老兵們呼聲最高，他們懇求日爾曼尼庫斯幫幫這些苦命人，不要讓他們在困苦中死去，為艱苦的服役生涯畫上句點，讓他們安度晚年而不至於赤貧。其他人要求拿到奧古斯都留下的金錢，還挑唆日爾曼尼庫斯說，如果他想要戴上皇冠，他們會支持他的。一聽到這話，他馬上從講台上跳了下來，仿佛他們大逆不道，冒犯了他。他正要快步走開，士兵們便拿起武器攔住他，威脅他，要他轉身回來。「寧死不失忠心。」他大聲喊道。他拔出劍要刺入自己的胸膛，但身邊的人抓住他的手，把他押了回來。接著，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發生了。最外圍的人本來擠作一團，這時，有幾個靠內的人大喊道：「刺呀，你刺呀！」一位名叫卡路西狄烏斯（Calusidius）的士兵拔劍出鞘，遞給日爾曼尼庫斯，說這把劍鋒利一些。就連譁變的士兵都認為這是奸邪之舉，一時間眾人不知所措。趁此機會，日爾曼尼庫斯的朋友們將他帶回了他的軍帳。 他們在帳中商量起了對策，因為據報兵變者準備派人去上日耳曼集團軍，爭取對方的支持。烏畢城（今科隆）據傳會被毀掉，亂兵劫掠一番後再帶著搶來的物資撲向高盧。一想到敵人的反應，他們就愈發恐懼，因為敵人已經意識到羅馬發生兵變，只等羅馬人棄守萊茵河便要長驅直入。如果他們曾計劃將輔助部隊和盟軍武裝起來，對抗反叛的軍團的話，那恐怕就要發生內戰。擺出強硬態度是危險的，而軟弱順從又是可恥的。不管他們對亂兵是一毛不拔還是予取予求，帝國依然會處於危險中。權衡利弊之後，他們決定以統帥名義起草文告：「士兵服役20年後准其退伍；16年後出軍營生活，但仍屬軍籍，且免除對敵作戰以外的全部勞役；士兵索要的欠餉將加倍發放。」 士兵們知道上述措施目前還只是計劃，於是施壓要求落實。在保民官的催促下，退伍一項做到了；集體分發軍餉一事則要等到去了冬季大營再說。第5軍團和第21軍團直到拿到錢才開拔，那時還在夏季大營。款項來自日爾曼尼庫斯及其一黨的外出經費。凱基納司令率領第1軍團和第20軍團回到了烏畢城。這是一次可恥的行軍，因為除了軍旗和鷹徽，他們還帶著向統帥要來的錢。日爾曼尼庫斯則去找上日耳曼集團軍，那裡的第2軍團、第13軍團、第16軍團毫不猶豫地宣誓效忠。第14軍團有所遲疑，於是日爾曼尼庫斯在他們沒有主動要求的情況下賜予了退伍待遇和津貼。 駐紮在考契人中間的譁變軍團的別部也開始鬧事，但兩名士兵迅速被處死後就安分了一些。掌營官梅尼烏斯（Menius）下達處決令主要是殺雞儆猴，而非賞罰得宜。後來事情鬧得越來越大，他就逃了，然後又被發現了。既然躲藏不能帶來安全，他就壯起膽子說道：「你們現在侮辱的不是掌營官，而是日爾曼尼庫斯大帥和提比略陛下。」他同時嚇退了反對他的人，緊握軍旗，面朝河水喊道：「出列者均以逃亡論處。」於是，他領著依然躁動卻不願再冒風險鬧事的士兵回到了冬季大營。 同時，元老院派出的使節在烏畢城神壇會見了歸來的日爾曼尼庫斯。第1軍團和第20軍團當時正在城中越冬，還有剛剛退伍但尚未離軍的老兵。在負罪感的作用下，他們的內心既怕且亂，害怕使節是城父派來剝奪他們通過兵變贏得的待遇的。按通常做法，小角色會被當成替罪羊乃至於無過而罪之，於是，代表團長、前執政官穆那提烏斯·普蘭庫斯（Munatius Plancus）被指責為元老院決策的始作俑者。臨近午夜，士兵們開始討要扣押在日爾曼尼庫斯住處內的軍人，撞開大門，強入屋內，將日爾曼尼庫斯從臥室中拖了出來，逼他交出被扣押的人，不然就要殺死他。之後，他們奔走於街道時碰上了聽到動靜、正趕往日爾曼尼庫斯處的元老院使節，於是衝上去往死里打他們，特別是守節不逃的普蘭庫斯。在這樣的威脅下，普蘭庫斯只得前往第1軍團的營地尋求庇護，緊緊抱住軍旗和鷹徽，試圖利用宗教的力量自保。要不是執掌鷹徽的卡爾普尼烏斯（Calpurnius）將凶暴的追兵趕走，羅馬人民的使節就要在羅馬的軍營里血濺祭壇了。哪怕是在敵人手裡，如此暴行也是極少發生的。直到天蒙蒙亮，分得清楚統帥和士兵，所有人也了解情況之後，日爾曼尼庫斯才走進軍營，命人將普蘭庫斯請來，又將他帶到了高台上。他沒有將暴行斥為士兵憤怒的結果，而是推到神靈的頭上，說是神靈又發火了，並解釋了使團的來意。他雄辯地譴責，說使節是有權利的，說普蘭庫斯受到了不應有的虐待，還說軍團做出了令自己蒙羞的行徑。士兵們沒有平靜下來，而是一頭霧水，趁這機會，他派輔助騎兵護送使團離開了。 關於這次可怕的事件，人人都譴責日爾曼尼庫斯「沒有去找上日耳曼集團軍，該部會服從並支持他對抗兵變者。由於准許退伍、發放賞賜與平和的處置措施，那邊的局勢已經足夠緩和了。如果他真的那麼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他為什麼要把年幼的孩子和懷孕的妻子留在亂兵——那群違反了一切人群的野蠻人中間？他最起碼可以將妻子和兒子送回外祖父和羅馬人民手中」。耽擱了一段時間後，儘管他的妻子依然拒絕離開，證明「身為奧古斯都血脈，她對險境並不陌生」並非虛言，但他最後還是抱著她和自己的兒子，痛哭一場後成功勸說她離開。女眷滿心悲戚地走了，先行離開的統帥夫人懷抱著嬰孩，身邊同行的是不得不同時離開的友人妻室，而留下的人同樣哀傷不已。 統帥的樣子引起了士兵們的關注和議論。他不像往常那般自信了，又是嘆息，又是感到絕望，似乎身處一座被攻破的城市，而不是他自己的大營。士兵們從軍帳中走出來，說道：「為何語氣如此悲傷？發生了什麼悲傷的事情？貴婦們身邊沒有一名百夫長或士兵保護，絲毫沒有統帥夫人應有的待遇，完全沒有通常的護送！她們正在無人保護的情況下進入特雷維里人（Treveri）的地盤。」士兵們紛紛感到愧疚，他們又想起她的父親阿格里帕（Agrippa），她的外祖父奧古斯都，還有她的公公德魯蘇斯。他們說，她本人是一位多子的母親，一位稱職的妻子。他們還想起了軍營里出生在軍團士兵眼皮子底下長大的小男孩。他們用軍中的語言叫他「小靴子」（即卡利古拉），因為他為了贏得大家的認可，平常都是穿靴子。不過，影響最強烈的還是他們對特雷維里人的嫉妒心。他們反對她去那裡，想請她回來。有人跑到了阿格里皮娜面前，但大多數士兵還是回頭找日爾曼尼庫斯。悲憤至極的他對湧來的人群發表了這樣一番話： 我的妻子和兒子並不比我的父親和祖國更貴重。只不過皇帝有尊貴的地位，而羅馬帝國有其他的部隊保護。至於我的妻子和兒子，若是有利於你們的名譽，我願意將他們的性命奉上，而我現在之所以要送走他們，遠離盛怒之下的你們，是為了只用我一人的血來贖你們的瀆神之罪，免得你們因為殺害奧古斯都的曾外孫和提比略的兒媳而再添罪孽。前些天裡，有什麼莽撞可恥之事你們沒有做？我要怎麼稱呼這群暴徒？我該叫你們軍人嗎？叫你們手持兵刃將皇子堵在圍牆內的傢伙、公民，還是不承認元老院威嚴的傢伙？就連敵人都尊重的規矩——不得侵犯使者，這是常理吧——可你們也違背了。被奉為聖人的尤里烏斯面對不肯宣誓效忠他的譁變軍人，只說了一個詞，公民們（quirites），就讓他們平靜了下來。被奉為神靈的奧古斯都在亞克興（Actium）海戰中，只憑藉儀態和眼神便將恐懼注入了軍團士兵的心靈。我當然比不上他們，但我是他們的後代。哪怕是西班牙或敘利亞的軍人，他們對我不敬也是不尋常、不妥當的事情。現在，你們第1軍團和第20軍團！第1軍團榮獲過提比略頒發的軍旗。第20軍團，你們這些老兵跟隨我打過多少仗，獲得過多少表彰，這就是你們對統帥的好態度！我要把此事報告父親嗎？別的省份傳給他的可都是好消息。我要不要告訴他，他的新兵和老兵們對退役或軍餉感到不滿，這裡有百夫長被殺害，有保民官被驅逐，有使者被關押？軍營與河流中滿是鮮血，而我在暴徒中間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 第一天集合的時候，你們為什麼要奪下我準備插進胸膛的劍？啊，我頭腦簡單的朋友們啊！把劍遞給我的那人做得倒好，是個心善的人。那樣的話，我至少死的時候不用知道手下部隊的可鄙行徑。你們會選出一位領袖，他肯定不會為了我的死而懲罰任何人，反倒會為瓦盧斯和他的3個軍團的死而復仇。歸根結底，願眾神不要讓自告奮勇的比利其人贏得擊敗日耳曼部族、幫助羅馬人恢復羅馬威名的榮耀和獎賞！願升入天堂、位同諸神的奧古斯都的靈魂，願我的父親德魯蘇斯的形象與記憶保佑他們，幫一幫這些滿懷愧疚與求取功名之心的戰士，洗清這片土地的罪孽，將他們的公憤變成敵人的毀滅。而你們，我已經看到你們的面容和心靈有變化了，如果你們願意放使團回元老院，願意重新服從帥令，願意讓我的妻兒回到我的身邊，那就不要再鬧了，將鬧事的人孤立起來；這樣一來，你們的罪就會被贖，你們也會重新成為忠心的戰士。 士兵們低調地承認了他的譴責是正當的，於是懇求他處罰有罪的人，寬恕被引入歧途的人，並率領他們攻打敵人。他應該將妻子和兒子叫回來，讓他們回到軍團中，而不是去高盧當人質。他拒絕召回阿格里皮娜，原因是她臨盆在即，再加上冬日將至。他的兒子會回來，其餘人聽其自便。態度大轉彎的士兵們四處搜捕最惡劣的譁變分子，把他們綁起來送到了第1軍團司令蓋烏斯·彼特羅尼烏斯（Caius Petronius）面前。他是按照這樣的方式給每個人宣判定罪的：各軍團手持刀劍，集合在一起，罪犯被保民官押到台上。如果眾人高呼有罪，犯人就被扔到台下處死。士兵們會高興地用鞭子抽他，好像這樣就能為自己免罪似的。統帥沒有表示反對，尤其重要的一個理由是：他沒有下令，這件事中邪惡可恨的一面都由士兵們承擔。對待老兵也是如此。沒過多久，他們就被派去雷蒂亞，表面上是要他們去保衛這個省份，抵禦蘇維匯人的威脅。事實上，這是為了讓他們擺脫一座令他們感到痛苦的軍營，痛苦不只是因為贖罪方法的嚴厲，也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罪行的記憶。然後，他將一批百夫長叫了過來，讓他們依次報上姓名、位階、籍貫、服役年限、戰鬥中的傑出表現、獲得的軍功獎勵。如果保民官和軍團士兵認可其能力與操守，則恢復職位；如果被一致譴責其貪婪和殘忍，則開除軍職。 此處的兵變平息時，因為第5軍團和第29軍團仍然抗命，所以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這兩個軍團正在280英里（約451千米）外的維特拉過冬，當初正是他們最先挑起譁變，也是他們犯下了最卑劣的暴力行徑。他們不懼怕其他部隊的懲罰，亦無意求和，反心愈發堅定。因此，日爾曼尼庫斯準備派遣一支船隊，裝載兵器與盟軍，順萊茵河而下。如果對方拒不從命，他就決心一戰。 儘管日爾曼尼庫斯已經集結大軍，做好了向譁變軍團復仇的準備，但他覺得自己還要等一等，看他們在最近的事件發生後會不會回心轉意。他差人去給凱基納送信說：「他正率領一支強大的軍隊前來，如果罪人在他抵達前未受懲處，他就要大開殺戒了。」凱基納私下向掌管鷹徽和軍旗的人，以及營中其他的忠順之人朗讀了這封信。他警告說，他們應該讓譁變士兵自己去承擔罪責，挽救自己的性命，因為平時尚會考核功罪，可一旦打起仗來，那便是玉石俱焚。於是，他們就去找被認為可靠的人。當他們發現忠心是軍團主流的時候，便與司令定下一個時間，要發起突然襲擊，將亂黨和煽動者盡數誅殺。只聽號令發出，他們就衝進營帳，殺死了毫無戒備的譁變軍士。除了參與計劃的人，沒有人知道殺戮要在哪裡開始，又在何處結束。 在所有歷史上發生過的內戰中，沒有哪一場表現出如此的戲劇性：沒有堂堂之陣，也沒有對立的陣營，昨天還是當年白天一起吃飯、夜裡一同睡覺、同袍無分彼此的軍帳，如今卻分成對立的派系，彼此爭鬥。吶喊、傷痕、鮮血是表面看得見的，但原因卻是看不見的。至於其他的一切則全是偶然。也有幾名忠誠的士兵被殺，因為兵變者明白了他們要殺誰，就奪下了他們的兵器。報復行動沒有司令或保民官掌控，完全放手，直到群眾自己滿意為止。不久，日爾曼尼庫斯入營，哭號道，此事唯有血流成河方可平息，然後命令將屍體下葬。精神還在亢奮中的士兵們一心想著殺向敵人，為自己的叛逆之舉贖罪。除了讓自己罪惡的胸膛迎來榮耀的傷口，他們沒有別的辦法慰籍同袍的靈魂。日爾曼尼庫斯讚許士兵們的豪情，於是命人修好一座橋，派遣1.2萬名軍團戰士、26個盟軍大隊和8個兵變期間不曾虧節的騎兵中隊渡過了萊茵河。 以上就是塔西佗的記載。他將最後一段話與大日耳曼戰爭建立了聯繫，這就是那場我們在前幾章中詳細研究和闡發的戰爭的直接起因。 9　軍事理論1 與其他所有地域和研究領域一樣，古希臘哲學在戰爭方面的思考也是有思想傳承的。第1卷中只討論了這些軍事理論家中的第一位——色諾芬，他奠定了該領域的基礎。考慮到現存文獻資料都出自羅馬帝制時期，我們直到現在才來談色諾芬之後的發展。 哲學家並沒有小看自己提出的理論的價值。在篇章開頭哲學家用一小段話斬釘截鐵地說，多虧了亞里士多德的教導亞歷山大才能征服世界。2文中列出了這位國王從老師那裡習得並以之取勝的每一種陣法。據說，當漢尼拔離開迦太基，到安提柯國王的宮廷中避難時，雲遊四方的哲學家福爾彌昂（Phormio）曾試圖教他打敗羅馬人的方法。 我們實際看到的希臘戰術學著作實在配不上這樣的主張——或者反過來說，這就是它們的實際思想層次。這些文獻的低劣令人吃驚，尤其是考慮到兩位第一流的人物，波利比烏斯和波塞多尼烏斯（Posidonius）[23]對戰術的論述。儘管兩人的著作沒有流傳下來，但阿斯克列庇歐多圖斯、奧諾桑德（Onosander）[24]、埃里安、阿里安等今天能看到的後人著作都可以追溯到這兩人。但是，這些著作中沒有一點頭腦清明的跡象。最令人吃驚的一點是，儘管波利比烏斯經歷並描繪過羅馬梯隊戰術對希臘方陣戰術取得的勝利，波塞多尼烏斯生活在愷撒的年代，其他幾位著名作者更是生活在帝制時期，但他們的戰術學著作中沒有一個字講羅馬軍團及其特殊陣形，只有被傳抄了幾個世紀的灰色理論，還在講著薩里沙長槍方陣——一種建立在16384人的規整編制基礎上的空洞圖示。之所以用這個數字，是因為它可以等分很多次，於是可以反覆拆成人數相等的兩部分，變成兩個小陣。此事不必深究，甚至不必指出其中明顯的錯誤和人們對其細節的誤讀。3 對於羅馬人的情況，有M.波西烏斯·加圖（M.Porcius Cato the Elder，老加圖）這樣的人傑寫下了《論軍事》（de re militari）一書。如果說第一流的拉丁語散文作家用散文體論述戰爭是自然而然的話，那麼這一事實只會更令人驚訝：在這個領域他幾乎後繼無人，而占據帝制時期的軍事學領域，將自己的著作獻給皇帝的人是希臘的理論家們。當時唯一值得注意的羅馬軍事文獻，一是凱爾蘇斯（Celsus）的一份散佚手稿，二是弗龍蒂努（Frontinus）的一篇文章，他是公元1世紀後期的著名將軍，文中記載了一系列戰例。當然，最優秀的作品很可能已經遺失了，也就是奧古斯都首創、圖拉真與哈德良增訂的軍隊典範。用我們的話說，這些典範首先是最廣義上的條令，包括徵兵和募兵的規則、組織編制、日常勤務、操練形式、軍需給養、行政管理。但是，現實層面的指令規則或許也會附上理論闡發與總體原則，這樣一來，條令同時就成了軍事學匯編。事實上，這些條令可能極其深入全面，因為戰爭藝術之後再沒有取得重大進步，沒有新的素材可供書寫，於是軍事學著作就此停滯。 最多不過是在技術性闡述和研發方面還有一些空間，比如器械師維特魯弗斯（Vitruvus）的投射武器製造指南。最後，我們或許也可以提一提託名敘吉努斯（Hyginus）的《羅馬軍營建造指南》，這本書流傳到了今天。 加圖著作與御製典範已經散失，但其中的不少材料卻通過弗拉維烏斯·韋格蒂烏斯·雷納圖斯的著作間接流傳了下來。韋格蒂烏斯的著作創作於民族大遷徙的混亂時代，大概是狄奧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年間，也有可能直到5世紀時，大帝之孫瓦倫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年間才寫成。韋格蒂烏斯沒有實際的軍旅經歷，對所寫題材亦無洞見。事實上，他根本不可能掌握這些知識，因為我們前面了解到的那種形式的羅馬軍隊早已不復存在。韋格蒂烏斯在緬懷已日暮西山的羅馬帝國與羅馬軍威。他之所以要寫這本摘錄前文著作的書，既是為了表現先輩時代的狀況，也是為了向同時代的人展示如何恢復過去的榮光。他不知道過去是分成彼此差異巨大的各個時期的，摘抄時不顧時間順序，盡力保持同一套確定的視角。4這個缺點大大損害了其著作的歷史價值，卻不妨礙其對後世的影響和後人的使用，因為我們直到當代才真正認識書中的謬誤。整個中世紀這本書都有讀者。查理曼時期對該書做了編訂，以適應法蘭克軍隊的需要。虔誠者路易（Louis the Pious）年間（837年），埃弗拉多·德·弗雷瑞斯伯爵（Count Everard de Fréjus）在一份證詞中提到了韋格蒂烏斯的名字。加亞爾堡（Château Gaillard）圍城戰期間，金雀花家族的格特弗里德（Gottfried Plantagenet）為了找到最好的攻城辦法，透徹地研究了韋格蒂烏斯的著作。留存至今的10世紀至15世紀手抄本不少於150冊。文藝復興期間，該書被多次重印。奧地利元帥利日親王（Prince von Ligne）將其譽為金寶書。他寫道：「韋格蒂烏斯說，軍團是神啟；而對我來說，韋格蒂烏斯就是神啟。」 這本書中有價值的部分大概主要源自引用的加圖著作，以及奧古斯都和哈德良的典範。它並沒有更高的哲學性價值，對戰爭藝術及其發展也沒有實際影響。因此，這本書現在純粹是從古代史的角度來閱讀的。但是，它曾長期受到推崇和持續研究的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實戰軍人很需要對自己的職業形成某種基本的認知，而即便韋格蒂烏斯的著述並不深入，書中還是能找到一系列表達清晰的基本信條，對於反思或探討軍事很有益處。至於為敵人修金橋的做法妥不妥當，或者與其承擔會戰的種種風險，運用計謀小動作來傷害敵人會不會更好，這些可能都是值得懷疑的。無論如何，許多軍人都施用過這些信條。有些真理是用不著經典權威就能明白的：士兵上陣前應該接受適當的訓練；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攻其不備能讓敵人心生恐懼；不注重後勤補給者必會不攻自破。但是，俗套話也要有人在某個時間寫出來，而且將俗套話用宏大理論精心包裹起來，再賣弄一點學問，這樣做很適合讓一本書走紅。 韋格蒂烏斯有時會陷入刻板而又不切實際的細枝末節中，例如他列出了7種陣形，其中之一是叉形陣，就連這些內容也不曾招來反駁。他的理論聽起來就有點學究氣，甚至還有一些學究興致勃勃地鑽研這不可思議的7種陣法，並從理論上加以闡發。至於真正打仗的軍人，他們對叉形陣的關注當然與「空心楔形陣」或「鉗形陣」同樣少。 關於最優質的兵員來自哪些地域和民族，韋格蒂烏斯認為當屬溫帶地區的居民，還給出了理由（1.2）。據他所述，他得到了最博學的權威學者支持。他相信，與太陽離得太近的人會被酷熱曬乾，儘管他們更聰明，但血量不足，所以害怕受傷，於是在肉搏戰中不夠堅定可靠；而北方民族儘管頭腦不發達，但血量更充裕，因而更好戰。因此，新兵應該從氣候最溫和的地方招募，那裡的人血量充足，不會畏懼受傷和死亡，同時又有足夠的頭腦，不管在營地中還是戰場上，頭腦對保證士兵水準都是很有用的。 儘管有這些荒誕之語，但羅馬軍事著作還是表現出了羅馬民族心理中的實用和清醒。不論是色諾芬在《居魯士的教育》中富有詩歌色彩的教誨，還是後世作家筆下的種種體系，希臘人的著作都表現出了希臘民族心理中的思辨性。我們不能過譽希臘哲學為軍事帶來的成果，也不願忽視古希臘人將技術學問與宏大觀念聯繫起來的能力。托勒密王朝時期，亞歷山大城人希羅（Hero）寫了一本關於製造投射武器的書，開篇這樣寫道： 哲學學問中最重要也最必要的一部分就是研究靈魂的平和。大多數研究現實事物的哲學家從過去到現在都關心這個主題，而且我相信對它的研究永遠不會結束。但是，研究機械要比玄談靈魂平和價值更高，因為它教授所有人如何運用它的一個有限的部分，從而達到平和的生活。我指的是研究投射武器製造的那一部分。通過這門學問，我們不必在和平時期還擔心自己會在敵人和對手的進攻面前顫抖，甚至不必為戰爭爆發而戰慄，因為這些武器中蘊含著宇宙的智慧。因此，我們必須時時刻刻確保這一部分（機械）是有序的，並給予它最密切的關注。因為正是在靜謐無事之際，我們才能有這樣的指望：只要我們恰當地關注武器製造，和平就會維持下去，我們的靈魂也會因為這種知識而平和下去。那些想做壞事的人若是知道我們用心於兵器，便不會冒險攻打我們。但如果我們鬆懈了，城中沒有前面說的這些兵器，那麼任何對我們的攻擊都會取勝，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攻擊。5 現代炮兵，以及戰爭部長和每一個支持備戰的人，都應該好好衡量一下古人的智慧。 10　古羅馬軍事體系的衰落與解體 通常認為，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在位期間發生的馬克曼尼戰爭是日耳曼人推翻羅馬的前兆。馬克曼尼人生活在波希米亞，得到其他日耳曼乃至非日耳曼部族的支援後橫渡萊茵河，突破羅馬邊防，攻城略地，最遠打到阿奎利亞（Aquileia）[25]，而且威脅到了義大利。為了籌款，馬可·奧勒留皇帝將皇冠上的珠寶都賣掉了。有一次，他本人和軍隊落入險境，多虧了一場在傳說中大書特書的雷雨才得救。羅馬人總共用了16年時間才最終打敗入侵者。 不管這場戰爭如何攪亂了羅馬世界，它並非未來之事的先兆，而是可以直接放到邊境戰爭的序列中，這種戰爭在奧古斯都時代就有了。日耳曼人之所以在初期取勝，是因為羅馬把全部兵力都集中到了東部的帕提亞戰事中。即使我們不能說這場戰爭直接導致多瑙河部隊被調走，但它依然是羅馬不能立即派出充足援軍的原因。 一場肆虐多年的瘟疫加劇了形勢的嚴峻程度，也讓羅馬人更加不好過。得知這一有利時機後，日耳曼各部於多處同時越過邊境。在羅馬人看來，這次行動似乎是蠻族大規模結盟的結果，而在後代史家看來，它就成了民族大遷徙的前奏。1但事實上，這場戰爭屬於前一個時代，而非下一個時代。如果說日耳曼人一度讓羅馬軍隊落入險境的話，同樣的事情在德魯蘇斯和日爾曼尼庫斯那裡就發生過。馬克曼尼戰爭之所以曠日持久，並非因為羅馬人難以將入侵者趕回多瑙河以外，而是因為日耳曼人搶走了大量戰利品，特別是俘虜，羅馬人則想要把人口和財物奪回來。這場戰爭只在一點預示了未來，那就是東方同時出現了一位並立的皇帝，讓馬克·奧勒留的多瑙河沿線部隊不知所措。儘管如此，馬克·奧勒留最後還是打敗了膽敢入侵的敵人，而且如果我們相信史料記載的話，他幾乎將羅馬帝國的邊界擴展到了波希米亞。但馬克·奧勒留隨後就去世了（公元180年），而他的幼子兼繼承人康茂德不是一個能將他的事業貫徹到底的人。於是，邊界線依然是多瑙河。 即便是康茂德死後震動整個羅馬帝國的混亂內戰時期也沒有打破羅馬的軍國傳統。塞維魯王朝諸帝——塞提米烏斯、卡拉卡拉（Caracalla）、亞歷山大——仍然能夠制定宏大的戰爭方案，甚至有意在東方打勝仗。美索不達米亞再次落入了他們手中。但是，235年塞維魯王朝的滅亡引發了危機。 直到此時為止，哪怕是在形勢撲朔迷離的情況下，最終建立穩定政權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而且政權往往能夠延續很長一段時間。從此不再是這樣了。塞維魯家族無疑重新建立了一個富有凝聚力的王朝，但他們被強力推翻了。我們進入了一個帝位和平交接不再可能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皇帝往往剛剛登基就被殺害，然後一個接一個省份有人稱帝，自相攻伐。大片帝國疆土自立君主，常年保持獨立。 這裡不適合詳細闡明羅馬帝國衰弱的根本原因。簡單來說，這絕不是一個逐漸腐朽的過程。恰恰相反，一個重要因素無疑是隨著民族一體化程度的提高，羅馬城過去享有的優越地位漸漸消失，而當年將羅馬帝國維繫在一起的正是羅馬的主導地位。只要各個行省仍然屬於蠻族，它們就不可能取得獨立的形態：脫離了帝國，它們又是什麼呢？尼祿死後，高盧就發生過這種變亂，最後因為缺乏目標而再次被平息。因此，羅馬城為世界帝國打上了自己的印記，世世代代掌握權柄。如今，不僅是義大利，阿非利加、西班牙、高盧和不列顛都拉丁化了，充斥著羅馬文化；同理，帝國東部浸潤著希臘文化。越來越多的拉丁化行省人士進入了軍官隊伍、文官行列、騎士階層以至於元老院。2但恰恰是由於這一發展，才讓從喀里多尼亞山脈到底格里斯河，從喀爾巴阡山到阿特拉斯山[26]的眾多地區更難通過武力結合在一起。現在，從屬羅馬的城鄉都覺得自己與羅馬、與義大利是相似且平等的。通過將羅馬公民權同等地賦予所有屬民，卡拉卡拉從法律上承認了上述狀況。 直到此時，羅馬帝國並沒有像有些人仍然相信的那樣處於經濟衰退之中。地中海周邊各地構成了一個統一的經濟區，人民勤勞有幹勁。在兩百年里，內部的和平狀態只有很少的時候被打破。船隻不僅暢行於整個地中海，甚至可遠達黑海與大洋，沒有貿易的邪惡敵人——海盜——侵擾。 奴隸制度衰退了，因為對外戰爭很少能帶來新的戰俘。大地主們不得不將龐大的地產分成小塊租給佃戶，或者開闢殖民地。與沒有家人的大批奴隸不同，越來越多家庭在鄉間定居，撫養子女，從而增加了人口。貴族也開始從城市遷往鄉間，並在那裡建立了新的小型經濟文化中心。過去，地位重要的城市幾乎都是海運城市，而現在有許多地區出現了沿河的內陸城市。一代代添磚加瓦的公路網絡越來越稠密。統合全國的龐大行政系統有序運轉。軍事負擔不僅不重，反而是很輕的，這一點前面已經講過。 若要問羅馬人民的精神與道德的狀況，當然稱不上墮落。在最後一批狹義的古典時代傑出代表——塞涅卡（Seneca）、普林尼（Pliny）、塔西佗和諸位法學大家——之後，馬上就有基督教教父[27]繼之而起。現在，我們來到了基督教會蓬勃發展的時代。單單是「基督教會」這個詞就能在我們面前展現出多麼豐滿的精神和道德力量！ 就連內戰也絲毫沒有表現出羅馬國家有衰老的跡象。一批能力卓絕、意義重大的人物先後登上皇位：德西烏斯（Decius）、克勞狄烏斯（Claudius）、奧勒良（Aurelian）、普羅布斯（Probus）、戴克里先（Diocletian）。羅馬仍然不缺少偉大的人物、偉大的政治家和偉大的將軍。上述幾位皇帝毫不遜色於先前諸君。 帝國滅亡的原因不能從上面的幾個方面去找。按照其本質，一個繁榮進步的經濟體系不會突然間、決定性地轉向相反的境地。羅馬人的品性也不會大變到國破家亡的地步。帝國的滅亡是一場巨大的政治變動，而這一變動表現得最強烈的地方正在於政治最強力的工具——軍隊。 羅馬人的世界帝國固然榮耀，卻從來不能締造穩固的、自立的上層權威。羅馬帝國不具有現代世襲王朝的性質，從一開始，它就包含著繼承制與自立制的內在矛盾，後者指的是軍隊統帥對皇位的主張，也是當年愷撒權威的基礎。事實上，愷撒的繼承人到底應該是他手下的將軍安東尼，還是他的親屬屋大維？這個問題曾長期懸而未決，這條內在的裂隙也從未得到解決，也不可能解決。繼承權會讓權杖被交到無能之輩和不堪忍受之人的手中；而推舉君主——或由於首都民眾暴動，或由元老院、禁衛軍、軍團擁戴上位——總有跋扈篡位的性質。兩種德不配位之間存在著衝突。足以令人驚訝的是，在尤里烏斯王朝絕嗣之後，羅馬依然能在一個半世紀多的時間裡通過（主要是軍隊和元老院之間的）諒解與妥協而確立公認的皇帝，建立穩固的秩序，這一點強有力地證明了羅馬人民的政治智慧。隨著上述情形不再延續，產生的危機終於導致了帝國的隕落。 突出表現就是軍隊的變化。 前面講過，羅馬軍隊的統一性最初是由這樣一個事實保證的：軍隊的核心即軍團由羅馬公民組成，而各行省的部隊單位被配屬給軍團。後來，軍團的兵源逐漸轉向各行省，義大利人則只在禁衛軍服役。但是，當他們在禁衛軍的實習時期結束後，他們會成為軍團百夫長的最主要來源。軍團接受了這一點，正如行省整體上接受了羅馬的統治，因為帝國的根基就是羅馬的權威。早在提比略時期的一次高盧起義中就有人指出，羅馬平民基本上缺少尚武精神，羅馬軍隊的力量在於非公民。3起初，帝國的概念仍然以羅馬為基礎，政治觀念也強於純粹的軍事觀念。可到了現在，連續幾代人的統治已經讓行省自身變得羅馬化了；羅馬霸權的內在根基已經不復存在，自行消失了。塞提米烏斯·塞維魯登上帝位標誌著行省起來反對義大利人的統治了。這位皇帝處死了義大利人百夫長，消滅了義大利人組成的禁衛軍，然後換上他從軍團中挑選出來的人。 假如行省的羅馬化能貫徹到底，這一轉變就不會意味著軍隊的弱化，反而會讓軍隊更強大。但在行省羅馬化這一主體要素的邊邊角角依然活躍著蠻族氣質和部落個體性的要素，從而損害了軍隊的統一性。隨著時局的變動，伊利里亞人也好，阿非利加人也好，東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28]，在民族自豪感的感召下，他們個個都想執牛耳，長期穩定的條件就此不復存在。 對軍隊來說，皇位頻繁迅速更迭總是意味著一種類似人體發燒生病的狀態，即便整體還是健康的，卻會在短時間內造成力量的喪失。軍團意識到自己有選擇皇帝的權力，而且選擇皇帝能夠奠定自身的地位。儘管有擾亂發生，但每次擾亂結束後，羅馬國家元首的頭等大事就是維持和恢復軍紀。做到這一點有一個起碼的條件：譁變事件之間有相當長的間隔期，以便權位堅固的鐵腕皇帝能夠讓臣民感受到自己的權威。在帝國的前兩個世紀，皇帝們都做到了。然而到了現在，打擊接踵而至，士兵們不再感覺自己依賴皇帝，反而是皇帝感到自己要倚仗士兵。不斷有人稱帝，也不斷有皇帝被殺，內戰成了常態，君主更替頻繁，這些情況摧毀了之前一直維繫著羅馬軍隊這道堅固長城的水泥，也就是羅馬軍隊實力的根基——紀律。試圖維持和恢復軍紀的皇帝——佩蒂納克斯（Pertinax）、波斯托慕斯（Posthumus）、奧勒良、普羅布斯——都因此被害。 同期偶然發生的自然過程和內戰同又引發了一場經濟災難，讓羅馬軍事體系捲入旋渦並最終被其吞噬。所有高級文明共有的一個要素是：鑄成貨幣的貴金屬會為社會機體注入經濟動能。如果沒有大量金銀儲備，古代文明和羅馬國家都是不可想像的，正如缺少鐵一樣。尤其是，一支大規模的常備軍只有在貨幣經濟的基礎上才能維持。抵禦帝國周邊蠻族的邊防軍團是靠內地行省繳納的稅金維持的。而到了3世紀，貴金屬變得匱乏起來。我們從文獻中不能直接獲知其何以發生。貴金屬因長期手持、拋光、遺失、隱匿、火災、海難導致的自然磨損數量一向不在少數。不過，據普林尼記載——這一觀點得到了流傳至今的古硬幣的驗證——極大量的金銀流入印度和中國，羅馬與兩地之間存在著規模雖大但幾乎是一邊倒的貿易。我們發現提比略曾抱怨當時的羅馬人用貨幣來換取異族人的珠寶，而到了韋斯巴薌年間，每年來自東方的商品金額不少於1億塞斯特斯[29]（合2200萬馬克）。4因此，從奧古斯都到塞提米烏斯·塞維魯的兩個世紀中，從羅馬帝國流入印度和東亞的貴金屬價值約為40億馬克。5據中國史書記載，一名大秦王安敦的使者曾來到天朝，或為安東尼·比烏斯年間的一名羅馬商人。 大量貴金屬也流入了蠻族地區，特別是日耳曼人地區，貴金屬起初是作為軍餉，後來則是貢金。這些貴金屬是回不來的。無數跡象表明，上述損失都沒有得到補充，因為從當時的技術水平來看，地中海沿岸已知且已開採的礦藏都已經枯竭。當然，即便在當代，我們也不能完全依靠可用的貴金屬供給來進行貿易。我們已經懂得了如何通過各種形式的信貸、紙幣、銀行券、外匯和支票來補充貴金屬供給。儘管如此，要不是南非意外發現了新的大型金礦，現在的貴金屬供給（我指的是1914年之前）可能還是會有困難。 從純技術角度看，羅馬人有沒有能力發現替代貨幣的現代交換手段，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就不深入探討了。迦太基人據說一度使用過皮革製成的貨幣。哈德良時期，出現了銀行體系的雛形，即公辦匯兌所。6但是，大規模運用這些手段和組織形式，確保信用紙幣的兌換能力和防止假幣所要求的技術前提都是古人沒有的，就連我們也是用了幾個世紀的時間才實現的。無論如何，完全不考慮技術前提條件的話，當時還有一個重要得多的、事實上是不可或缺的發行、堪用信用貨幣的條件，那就是有利於信心形成的穩定政治局勢。恰恰在羅馬人最需要穩定政局的時候，他們失去了它。爭取主導地位——同時也是生或死的問題——消耗了皇帝的全部實力，也占據了他們的全部注意力。除了不斷貶值貨幣，他們找不到解決之道。奧古斯都時期的第納里是純銀幣，尼祿摻入了5%至10%的合金，圖拉真15%，馬可·奧勒留25%，到了公元200年前後的塞維魯時期更是到了50%。60年後的加里恩努斯（Gallienus）統治時期，取代第納里幣的安東尼安努斯（antonianus）幣通常只有5%的含銀量。7奧古斯都時期的1個第納里合德國的87芬尼，戴克里先時期就只值0.8芬尼到1芬尼了。[30]金幣鑄造早在馬可·奧勒留時期就大大放緩了；卡拉卡拉時期改鑄小幣，而且產量很不規律，以至於黃金完全失去了通貨的性質，只能稱重計值。8以貨幣為基礎的財產和法律關係受到衝擊並解體。隨著衰退捲土重來，貨幣短缺的問題對更迭頻繁的皇帝們來說愈發緊迫。9基於傳統關係和制度的稅金再也收不上來了。埃拉伽巴路斯（Heliogabalus）一度要求用黃金納稅，但可用的黃金同樣不足。10他的繼承人亞歷山大·塞維魯為了能徵到稅，將稅額降低到了過去的三分之一。11馬克西米努斯·特拉克斯（Maximinus Thrax）對一切收入和公共娛樂活動的獻禮徵稅，沒收廣場裝飾和神廟供品——不僅是金銀，連銅也不放過——用於鑄幣。12奧勒良曾試圖強力整頓財政體系，結果在羅馬引發了大暴亂，無論是他還是他的繼任者們都沒有能力解決財政問題。 甚至在今天，每當偶然有當時埋藏起來的財寶出土時，我們都能對3世紀的羅馬財政狀況有所認識。這些「財寶」常常是成千上萬枚幾乎毫無價值的小合金幣。被藏起來的金銀有可能已經不在羅馬公民的錢箱裡了。但在日耳曼地區，我們發現了全是優質舊幣的財寶。蠻族懂得區分真錢和假幣，軍餉或貢品必須給真貨。 財政危機令羅馬世界帝國欣欣向榮的經濟活動放緩乃至停滯；這條龐大機體的動脈失去了血液，乾涸了。在3世紀，貨幣經濟幾乎滅絕，文明世界又退回了以物易物。如果我們將貨幣經濟和以物易物視為絕對的對立面，那就會得出錯誤的認識。兩者並非截然對立，即便在最發達的貨幣經濟中，以物易物的某些殘餘和元素依然存在。文明世界的經濟生活於3世紀後退到以物易物，按照通行說法，這種狀態持續了11個或12個世紀。但是，以物易物時人們從來不曾完全放棄使用貨幣，而只是一方大興，另一方後退而已，使用「貨幣經濟」和「以物易物」的字眼是為了簡便。 如果我們認識到羅馬帝國的經濟要素需要巨量貴金屬才能正常運行的話，那麼文明世界在3世紀從貨幣經濟退回以物易物就更容易理解了。幾乎全部的軍隊都駐紮在邊界上。行省繳納的稅金只有很小一部分用於本地；一部分會運到羅馬，通常會常年存於國庫；稅金的大頭會送去軍營支付軍餉。這些貨幣通過購買商品和服務回流到行省的過程很緩慢，而貿易是通過金幣和銀幣進行的。士兵要求金銀作為軍餉。身居羅馬城的皇帝或者將錢幣存入國庫，或者為了安撫平民而散發出去。奧古斯都年間，一年的軍餉可能會高達5000萬第納里，軍糧等補給品另算。他在安齊拉銘文（Monumentum Ancyranum）中自詡共將9.198億枚塞斯特斯幣（合2.5495億第納里或2500萬馬克）發給了公民。錢幣必然會持續從阿奎塔尼亞、西西里、希臘等無駐軍行省運往萊茵河、多瑙河和羅馬，再由為士兵、宮廷、羅馬公民供給所需的商人帶回來。在運過去慢、賣出去也慢的條件下，需要連（有納稅義務的）最小的鎮子和最偏遠的村子都必須持有可觀的錢幣，如此整個體系才不會崩潰。 3世紀的貨幣供給過少，以至於這套體系崩塌了。正是降低成色，表面上增加錢幣數量的權宜之計最終導致了必然降臨的危機，因為幣值的不確定性既摧毀了行政法度，也讓貿易陷入癱瘓。甚至早在蠻族入侵真正發生前的2世紀下半葉，羅馬人就開始將錢幣埋在地下，以免被稅吏發現，近幾個世紀以來出土的財寶就是證明。 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憑藉卓越政治才能重建穩定政權之後，也一度試圖用強力手段恢復經濟和財政秩序。他實施了全面的價格管制措施，在帝國境內的每一座城市刻石公告——因此，大部分公告以眾多銘文的形式流傳了下來——試圖立法重新建立早已完全喪失的貨幣與貨物之間的平衡。有人因此被判處死刑，但仍然拗不過自然經濟規律的力量。儘管此事還有許多方面有待學者澄清，卻足以表現出逐漸向以物易物演變的過程。 國家徵收不到貨幣稅，便愈發增加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勞役和實物稅的比重。行會被合併為涇渭分明的世襲團體，以利公務。麵包師烤麵包，海員運穀物，礦工開礦，漁民捕魚，鄉民提供補給和操縱車輛，市議員安排公共娛樂活動和熱水浴池。官員從公庫中支取規定的實物報酬，包括穀物、牲畜、鹽、油、衣物，只有少量津貼是貨幣形式。 這種經濟變動對軍隊有何影響？ 我發現，下滑趨勢的最早跡象發生在塞提米烏斯·塞維魯（193-211年在位）時期，他是作為反對義大利人統治的行省領袖上台的。據說他增加了士兵的口糧份額，還允許士兵與妻子同住。誠然，他的舉動一貫被簡單地視為嘗試爭取士兵青睞以及紀律鬆懈的例證，但這位皇帝是一位經驗豐富、精明強幹的軍人和政治家，若非有強大以至於迫切的理由，他不會做出這樣貽害後世的讓步。如果我們不是孤立地看待兩條讓步，而是考察其內在聯繫的話，理由就很明白了。塞維魯登基時確實提高了軍餉——在他的治下，第納里的合金比例達到了50%——但他很難按期向士兵發放貨幣軍餉。因此，他提高了實物軍餉，並允許他們通過與家人分享的方式利用分給他們的更多補給品。 這與新近發現的一份他統治時期的銘文相符：一名士兵在文中自稱為軍團的佃戶。13我們知道亞歷山大·塞維魯曾下令，邊防軍人將份地傳給繼承人的條件是後者同樣從軍。14於是，15原先集體駐紮於軍營堡寨之中、常年受軍紀約束甚至被法律禁止娶妻的士兵們現在散居駐地之外，與妻子兒女生活在小屋中，以耕種為業，只是偶爾有事才集合起來（埃及軍團早就是這樣了）。不論這一情形在塞維魯王朝時期的發展何其有限，它之後確實成了普遍狀況。 隨之而來的變化是羅馬軍團不複本色。 在3世紀末的銘文中，曾被我們視為羅馬軍人典範的百夫長不見了；在後世的法典中，百夫長成了文官。與此同時，稅吏也消失了。如前所述，兩種變化之間有著至為緊密的聯繫。16 「軍團」的名號延續了很久。塞提米烏斯·塞維魯有33個軍團，5世紀初的官階表《百官志》（Notitia diǵnitatum）則列出了大約175個軍團，但從數目就能看出來，這些軍團是一類完全不同的小型單位。早期諸帝統治期間，徵兵尚有一個形式，但其實已經是募兵了，另外也有抓丁從軍的情況。帝國幅員遼闊，不缺身體強健的青壯年。帝國可用的人口數比奧古斯都時期多得多了，但將新兵鍛煉成軍人，保證舊軍團素質的軍事組織卻已經消失了。 古羅馬軍隊曾由兩個大相徑庭的部分組成：一是或多或少羅馬化的軍團和同樣逐漸羅馬化的行省輔助部隊17，其素質的基礎是軍紀；二是純粹的蠻族，其軍事價值在於未馴的野性。後者既不受最高統帥權威影響，也不受新經濟條件的影響。 本書在第1卷提出過一個問題：一個羅馬軍團的軍事素質與數量相等的勇猛蠻族戰士的軍事素質相比如何？我們的結論是，羅馬一方不會因為軍紀而大大超過對方。羅馬軍隊的優越性更多在於戰略層面，而非戰術層面，因為羅馬統帥能夠在決戰地點造成數量優勢。如果最優秀的紀律嚴明的羅馬軍團是這樣的話，那麼，軍紀不嚴的軍團顯然比不上蠻族戰士。我們從愷撒戰記——他本人多次提到這一點——就能知道新部隊和老部隊的區別有多大。自塞維魯以降，靠種地生活、有事才集合的羅馬軍團士兵肯定還是會打仗，但已經不再是日爾曼尼庫斯和圖拉真的軍團了。愷撒之前的羅馬軍團同樣是打仗時才集合，但他們經常完不成任務，而且要在戰爭本身中才能堅強起來。他們與辛布里人和條頓人初遇時的情況就夠糟糕了，我們也知道他們是懷著怎樣的恐懼去征討阿里奧維斯塔的。直到他們成長為羽翼豐滿的職業軍人時，他們才發揮出自己的全力。現在，他們拋棄了職業軍人的身份，又撿起民兵的那一套，於是實力對比不僅朝著有利於敵人的一方轉化，在帝國軍隊內部也朝著蠻族輔助部隊轉化——後者天然就是當兵的材料，羅馬軍隊服役的經歷和羅馬人的防具刀劍更使其如虎添翼。如今，羅馬軍隊中最優秀的部分不再是軍團，而是蠻族，於是日耳曼人成了中流砥柱。這個潮流迅速席捲了整個羅馬軍事體系。在稱帝者彼此攻伐的內戰中，誰能將最多蠻族士兵帶上戰場，誰就最有希望打勝仗、取得皇位、挽救自己的性命。稱帝者們爭相招攬蠻族，不光是個體的僱傭兵，更有整個的部落。他們為其提供裝備，率領他們殺入羅馬帝國的心臟，想要靠蠻族的幫助奪取或奪回皇位。 在4世紀，羅馬軍隊呈現出了完全不同於我們先前描述的面貌。戴克里先似乎建立了一套順應形勢變化的體系，後來君士坦丁完善了新秩序。此時，軍隊由4個特殊的部分組成：宮禁軍（palatini）、隨扈軍（comitatenses）、假扈軍（pseudocomitatenses）、邊防軍（limitanei）。從義大利人中間招募的舊禁衛軍早已被塞提米烏斯·塞維魯廢除，代之以一支成員來自各軍團的新衛隊，於是調入衛隊就成了對外省軍團有功戰士的獎賞。這項改革沒有真正的軍事意義，而只有政治意義，它代表著過去羅馬和義大利對行省的主導地位消失了。18如果我們看到名為「宮禁軍」的部隊，他們其實和以前的禁衛軍相差不大。但現在除衛隊以外，又新設了「隨扈軍」，因為這支部隊的職責是護衛皇帝。這是一項新舉措，因為我們知道羅馬軍隊之前幾乎全部駐紮在邊境。即便這樣做削弱了邊防，讓蠻族有機可乘，正如有人批評的那樣，但如今的皇帝不能沒有一支龐大的直轄部隊。 當然，邊境依然有軍隊駐守，號為「邊防軍」，拉丁文是「limitanei」或「riparienses」。但是，他們能提供的保護作用很小，因為他們不是紀律嚴明的部隊單位，在今天應該叫「邊境民團」，也就是通過保衛邊境的方式服兵役的農民。前面已經講到，基本指望不上民兵與日耳曼戰士交手——事實上，對設置第四類部隊「假扈軍」的解釋正在於此。由於邊防軍本身大概只能對付土匪，所以邊境上也駐紮了少量正規軍部隊。他們當然不負責護衛皇帝，但組織形式又類似於隨扈軍，於是有了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 將軍隊分成不同類別解釋了軍團數目的巨幅增加。舊軍團被解散，一部分原地定居，成為邊防軍，一部分仍然集中駐紮，成為假扈軍，其餘部分調入隨扈軍或宮禁軍。這些分出來的新單位沿用「軍團」舊名；不過，現在對一支部隊有了一個更常見的簡單稱呼，numerus，意思是「數目」。 如果我們能夠設想過去的羅馬軍紀在宮禁軍、隨扈軍和假扈軍，或者甚至只有前兩類的各單位中得以維持，如果羅馬軍隊的總數也有大的提升，那麼我們所了解的這種新形態就絕不會表現出惡化的樣子。我們就可以說：以前的禁衛軍在宮禁軍中，以前的軍團在隨扈軍中延續了下來，這些職業野戰軍又得到了邊境民團，即邊防軍的補充和加強。 但事實不是這樣。羅馬軍隊各單位的總兵力是減少而非增多了，尤其是考慮到邊防軍平庸的戰鬥力。我們不能再將這些頂著「軍團」名號的單位與古典時代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軍團戰士等量齊觀，而應該將其視為訓練水平和堪用程度不一的僱傭兵。蠻族成分越多，狀況就越好。據說普羅布斯皇帝將1.6萬名日耳曼新兵分配到了各個軍團中，這樣既能利用蠻族的戰鬥力，又不至於讓打勝仗人的身份太過明顯。蠻族品格中固有的勇悍被用來完成不再能憑藉紀律做到的事情。 隨著羅馬軍紀一同消散的是羅馬人特殊的戰法，即標槍和劍的嫻熟結合運用。只有訓練有素的單位才可能掌握這種戰法。19 羅馬人現在也使用了日耳曼人的戰陣，即野豬頭陣。 蠻族輔助部隊當年是羅馬軍隊建制中的支援力量，現在卻成了骨幹與肌肉。 上述基本情況從部隊等級中也能看出來：蠻族人越多，戰鬥力越強；羅馬人越多，戰鬥力越弱。祭祀銘文表明，從3世紀中期開始，馬爾斯（Mars）與赫拉克勒斯（Hercules）在祭典中的地位變得突出，卡皮托利歐山（Capitoline）諸神則退居幕後。赫拉克勒斯相當於日耳曼人信仰的多納爾神（Donar，即雷神索爾，Thor）。20 羅馬軍主帥過去由元老擔任，甚至於我們在整個帝國初期都能看到一個奇特的現象：儘管軍隊是由最嚴格意義上的職業軍人組成的，但主帥本人卻保持著政府文官的身份。貴為元老的司令不見了，軍團長由一名全職軍人擔任，而且有時不是羅馬人，是日耳曼人。現在，文官和軍官必然要做一個明確的、一直通到頂層的劃分，這是之前沒有的。直到今天，人們通常認為這一變化是加里恩努斯針對元老院有意下的一步棋，但我們必須扭轉這種看法。文武分途主要不是為了削奪元老職權，而是為了將文官政府攥在羅馬人手裡，因為軍隊的領導權已經開始落入蠻族手中了。 羅馬民族的軍隊正在日耳曼化。羅馬軍團最後沒有被蠻族擊敗和推翻，而是被北方人的子孫取而代之。承認這一事實就是打開了一扇通往世界史中被稱作「民族大遷徙」時期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