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讀指導舉隅 · 史記菁華錄 [3]
一
讀《史記菁華錄》，不可不知道《史記》的大概。《史記》的作者司馬遷的傳敘，有《史記》的末篇《自序》。那篇歷敘他的家世，傳述他父親的學術見解和著述志願，又記載他自己的遊覽各地和繼承先志，然後說到《史記》的編例和內容。《漢書》里的《司馬遷傳》，就直抄那篇的原文，不過加入了「遷報任安」的一封書信罷了。現在為便利讀者起見，作司馬遷傳略如下：
司馬遷，字子長，生於龍門（龍門是山名，在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北，陝西省韓城縣東北，分跨黃河兩岸，形如門闕）。他的生年有兩說：一說是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說是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相差十年；據近人考證，前一說為是。他的父親談，於各派學術無所不窺，當武帝建元元封之間，為太史令。談死於元封初年（元封元年當公元前110年），遷即繼職為太史令。因此，《史記》中稱父親，稱自己，都作「太史公」（《天官書》里有「太史公推古天變」一說，《封禪書》里有「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兩語，其中的「太史公」，和《自序》前篇用了六次的「太史公」，都是稱父親；各篇後面「贊」的開頭「太史公曰」的「太史公」，都是稱自己。官是太史令，為什麼稱「太史公」呢？關於此點，解釋很多。有的說，「太史公」是官名，其位極尊；駁者卻說，《漢書·百官公卿表》中並沒有這個官。有的說，稱「令」為「公」，同於邑令稱「公」；駁者卻說，這是僭稱，用來稱呼別人猶可，哪裡有用來自稱的？有的說，遷尊其父，故稱為「公」；駁者卻說，明明自稱的地方也作「公」，為什麼對自己也要「尊」？有的說，尊父為「公」，是遷的原文，尊遷為「公」，是後人所改；駁者卻說，後人這一改似乎有點愚。有的說，這個「公」字並沒有特別表示尊重的意思，只如古代著書，自稱為「子」或「君子」而已；此說用來解釋稱父和自稱，都比較圓通，但得其真際與否，還是不可知）。遷在青年時期出去遊覽，《自序》里說：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黃河、長江流域的大部分，他都到過。回來之後，做「郎中」的官。元封元年，「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便又遊覽了西南地方。及繼任了太史令，於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開始他的著作。《自序》里說：
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於是論次其文。
可見他從事著作為的是繼承先志。「論次其文」是就舊聞舊文加以整理編排的意思；他既受了父親的薰陶，又讀遍了皇室的藏書，觀察了各地的山川風俗，接觸了在朝在野的許多人物，自然能夠取精用宏、肆應不窮。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與匈奴戰，矢盡力竭，便投降了匈奴。消息傳來，一班朝臣都說陵罪很重；武帝問到遷，遷獨替李陵辯白。他說：
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驅保妻子之臣，隨而媒櫱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見《漢書·李陵傳》，《報任安書》中也提到這一層，大致相同）
這是說李陵人品既好，將才又出眾，戰敗是不得已，投降是有所待。武帝以為遷誣罔，意在誹謗貳師將軍李廣利（那一次打匈奴，李廣利將三萬騎，為主力軍，但沒有與單于大軍相遇，因此少有功勞），並替李陵說好話；便治他的罪，處以最殘酷的腐刑（割去生殖器）。這不但殘傷了他的身體，同時也打擊了他的精神；《報任安書》中說：
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
從這些話，可知他的羞憤和傷心達到了何等程度。受刑之後不久，他又做「中書令」的官。對於著作事業，還是繼續努力；《報任安書》中有「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的話，說明了他在痛苦之中，希望立言傳世，垂名於久遠的心理。接著就說：
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
寫這封書信的時候，既說了「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的話，又有了「百三十篇」的總數，他的初稿大概已經完成了。這封書信，據近人考證，作於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其時遷從武帝幸甘泉。甘泉在今陝西省淳化縣西北，距長安西北二百里，所以書中說「會東從上來」；次年正月武帝要幸雍，遷也將從行，所以書中說「仆又薄從上雍（「薄」是「近」和「迫」的意思，也就是「立刻要」）。如此說來，他的著作，從開始著手到初稿完成，共占了十幾年的時間；一部開創的大著作，十幾年的工夫自然是要的。他的死年不可知，大概在武帝末年或昭帝初年（武帝末年當公元前87年）；年齡在六十歲左右。
二
司馬遷所著的書，他自己並不稱為「史記」。原來「史記」這個名詞，在古代是記事之史的通稱。這在司馬遷書里，就有許多證據。如《周本紀》里說：「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這「史記」指周室所藏的記事之史；《孔子世家》里說孔子「因史記，作春秋」，《十二諸侯年表序》里說孔子「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這「史記」指孔子所見的記事之史：《自序》里說：「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六國年表序》里說：「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這「史記」指各國所有的記事之史；《天官書》里說：「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這「史記」指漢代的記事之史，從「百年之中」一語可以推知；《自序》里說「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這「史記」兼指漢代、秦代秦國（秦記獨存，見《六國年表序》），及殘餘的各國的記事之史，這些都是他著書的參考資料。司馬遷沒有把「史記」這個通稱作為自己的書的專名，也沒有給自己的書取一個統攝全部的別的專名；他在《自序》里，只說「著十二本紀……作十表……作八書……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而已。班固撰《漢書》，其《藝文志》承沿著劉歆的《七略》，稱司馬遷書為「太史公百三十篇」，沒有「書」字。他的父親班彪論史家著述，將《太史公書》與《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並舉（見《後漢書·班彪傳》）。這可見在班氏父子當時，還沒有把司馬遷書稱為「史記」；但范曄《後漢書·班彪傳》的敘述語中，卻有「司馬遷著《史記》」的話。據此推測，「史記」成為司馬遷書的專名，該是起於班范之間，從後漢到晉宋的時代。
三
《史記》一百三十篇，就體例而言，分為五類，就是：「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本紀」記載帝王的事跡，從五帝（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到漢武帝，有年的分年，沒有年的分代。「表」編排各代的大事，年代已經不可考的作「世表」，年代可考的作「年表」，變化太劇烈的時候作「月表」；並表列漢興以來侯王的封立和將相的任免。「書」敘述文化的各部門，如禮節、曆法、祭祀、水利、財政等，都分類歷敘，使讀者對於這些方面得到系統的知識。「世家」按國按家並按著年代世系，記載若干有重要事跡的封建侯王。體例和「本紀」相同，不過「本紀」記的是統治天下的人，「世家」記的是統治一個區域的人。有這一點分別而已。「列傳」記載自古到漢或好或壞的重要人物，以及邊疆內外的各國狀態。這五類所包容，範圍很廣大，組織很完密；在漢朝當時，實在是一部空前的「中國通史」。自從有了《史記》，我國史書的規模就確定了，以後史家作史大多模仿它。現在所謂「二十四史」，除了《史記》以外的二十三史，體例都與《史記》相同（不過「世家」一類，以後的史中沒有了。「書」一類自從《漢書》改稱了「志」，便一直沿用下去，都稱「志」而不稱「書」。「表」和「志」並非各史都有，其沒有這兩類的，便只有「紀」和「傳」了）。這種體例稱為「紀傳體」，與另外兩個重要史體「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相對待。
五類之中，「本紀」和「世家」兩類都有幾篇足以引起人疑問的，這裡簡略的說一說。先說「本紀」方面。秦自莊襄王以上，論地位還是諸侯，應該入「世家」；遷卻作了《秦本紀》，這是一點。項羽並沒有得天下，成帝業；遷卻作了《項羽本紀》，這是二點。惠帝做了七年的天子，遷不給他作「本紀」，卻作了《呂太后本紀》，這是三點。以上三點疑問，看了《自序》的話，都可以得到解答。《自序》里說：「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科條之」是科分條例，舉其大綱的意思；換句話說，十二本紀是全書的綱領。既要「錄秦漢」，自不得不詳及秦的先代。《秦本紀》里說：「秦之先伯翳，帝顓頊之苗裔。」《秦始皇本紀》贊里說：「秦之先伯翳，嘗有勛於唐虞之際。」都是說秦的由來久遠。《秦始皇本紀》贊里又說：「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自序》里說：「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都是說秦的帝業的由來。況且諸侯史記大多散失，獨有秦記保存著；要舉綱領，自宜將秦列入「本紀」了。項羽自為西楚霸王，「霸」是「伯」的借字——「伯長」的意思，「霸王」便是諸侯之長。他實際上為諸侯之長，所以《項羽本紀》贊里說：「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那自宜將他列入「本紀」了。惠帝當元年的時候，因為呂太后「斷戚夫人（高祖的寵姬）手足，去眼煇耳，飲喑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便派人對太后說：「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遷既記載了這個話，下文又說：「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在元年，惠帝便不聽政了；惠帝即位以後，實際上綱紀天下的是呂太后。那自宜將她列入「本紀」了。再說「世家」方面。孔子並非侯王，應與老、莊、孟、荀同等，入「列傳」；遷卻作了《孔子世家》，這是一點。陳涉起自群盜，自立為陳王，六月而死，以後就沒有子孫傳下去了，這與封建侯王的情形不同，也應入「列傳」；遷卻作了《陳涉世家》，這是二點。《外戚世家》記載后妃，后妃與封建侯王更不相類，為什麼要為她們作「世家」？這是三點。以上三點疑問，也可以從《自序》得到解答。《自序》里說：「二十八宿環八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這說明了「世家」所敘人物，都是對統治者盡了「輔拂（同「弼」字）股肱」的責任的。孔子不仕於周室，在周固非「輔拂股肱之臣」；但在漢朝人觀念中，孔子垂教乃是「為漢製作」，他的功勞，實在當代功臣之上；《自序》里說：「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便表示這個意思。那自宜將他列入「世家」了。漢室的興起，由於天下豪傑群起反秦，而反秦的頭一個，便是陳涉。《高祖本紀》里說：「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高祖便是響應陳涉的一個。《陳涉世家》里說：「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自序》里說：「天下之亂，自涉發難。」可見陳涉對於漢室雖沒有直接的功勞，間接的關係卻非常重大，如果陳涉不發難，也許就沒有漢室。那自宜將他列入「世家」了。至於后妃列入「世家」，因為她們對於統治者輔弼之功獨大；換句話說，她們影響統治者最為深切。《外戚世家》開頭說：「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便說明這層意思。
五類之中，「列傳」分量最多；體例並不一致，又可以分為三類，就是：「分傳」「合傳」「雜傳」。「分傳」是一篇敘一個人，如「孟嘗君」「信陵君」「李斯」「蒙恬」等傳都是。「合傳」是一篇敘兩個人或兩個人以上，或因事跡關聯，不可分割，便敘在一起，如《廉頗藺相如列傳》是；或則時代雖隔，而精神相通，也便敘在一起，如《屈原賈生列傳》是。「雜傳」是把許多人，其學業或技藝或治術或行為相類的，按照先後敘在一篇里，計有《刺客》《循吏》《儒林》《酷吏》《遊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十篇，合了《扁鵲倉公列傳》（該是「醫者列傳」，但遷並沒有標明），共十一篇。
四
《史記》中「本紀」「世家」「列傳」三類，都是敘述人物和他們的事跡的，那些篇章並不是獨立的單位。一個人物的性行，一件事情的原委，往往散見在若干篇中，讀者要參看了若干篇才可以得其全貌；這由於作者認一百三十篇是整部的書。他期望讀者讀的時候，不僅抽讀一篇兩篇，而能整部的讀。其所以運用這樣作法，有幾層理由可以說的。
第一，一部《史記》包括若干人物的事跡，這若干人物的事跡，必然有若干共同的項目；若把每個人物的事跡，都敘述在關於其人的篇章里，必然有若干重複或雷同，就整部書看起來，便是浪費了許多可省的篇幅。所以作者把這些共同的事跡，敘述在關於主角的篇章里，同時連帶敘及與此有關的其他人物；而在關於其他人物的篇章里，便節省筆墨，單說一句「見某篇」了事，有時連這一句也省去了。這叫作「互見」，其主要目的在於避免重複。例如管仲、晏嬰兩人的重要事跡，都敘在《齊世家》里；於是在《管晏列傳》里，對於管仲，便只敘他與鮑叔的交情和他的政治主張兩點；對於晏嬰，便只敘他事齊三世，與越石父交和薦其御者為大夫三點。大概還以為管晏的重要事跡，都與齊國關係極大，而管晏與齊國比較，自然齊國居於主位，所以敘在《齊世家》里。《齊世家》里既然敘了為避免重複起見，《管晏列傳》里就不再敘了。若不明白這個「互見」的體例，單就《管晏列傳》求知管晏，那是不會得其全貌的。
第二，「互見」的體例不只在避免重複，又常用來寄託作者對於歷史人物的褒貶。作者認為某人物該褒，便在關於其人的篇章里，專敘其人的長處。作者認為某人物該貶，便在關於其人的篇章里，專敘其人的短處。遇到該褒的人確有短處，無可諱言，該貶的人確有長處，不容不說的時候，便也用「互見」的辦法，都給放到另外的篇章里去。例如《信陵君列傳》，前面既說「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末後又說「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隱隱表示信陵君的生死，影響到魏國的存亡。這由於遷對信陵君太傾倒了，任著感情寫下去，以至「褒」得過了分寸。所以《魏世家》贊里又說：「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余以為不然。」讀者若單看《信陵君列傳》而不注意《魏世家》贊里的話，對於遷的史識，就不免要發生誤會。又如《信陵君列傳》寫信陵君的個性，先提明「公子為人仁而下士」，以下所敘許多故事，便集中在這一點；所以就文章論，這是一篇完整之作。但「仁而下士」只是信陵君個性的好的一方面；還有不甚高明的方面，卻在另外的篇章里。《范雎傳》里敘秦昭王要為范雎報仇，向趙國索取從魏國逃到平原君家裡的魏齊；魏齊往見趙相虞卿，虞卿便解了相印，與魏齊同到大梁，欲見信陵君；信陵君猶豫不肯見，魏齊怒而自剄。虞卿可以丟了高官，陪著朋友亡命；信陵君與魏齊同宗，偏偏顧忌著秦國，拒而不見，無怪要引起侯嬴的譏刺了。同傳里又敘秦昭王把平原君騙到秦國，軟禁起來，向他要魏齊的頭；平原君只說：「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平原君看重交情，表示得這麼勇決，以與信陵君的顧忌猶豫相對比，更可見出信陵君的「仁」並非毫無問題。讀者若單記著《信陵君列傳》里的「仁而下士」，對於信陵君的個性，就只知識了一半。
第三，「互見」的體例，又常用來掩護作者，以免觸犯忌諱。事實上是這樣，而在作者所處的地位，卻不容不說那樣，否則便觸犯忌諱；於是也用「互見」的辦法，使讀者參互求之，自得其真相。例如遷對於高祖、項羽兩人，他的同情似乎完全在項羽方面，但他是漢朝的臣子，不容不稱讚高祖，因此他寫兩人就運用「互見」的體例。大概從正面寫時，高祖是一個長者，而項羽是一個暴君；從側面寫時，便恰正相反。《高祖本紀》開頭說高祖「仁而愛人」，這是正面。在其他篇章里，便常有相反的記載。《張丞相列傳》里記載周昌對高祖說「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佞幸列傳》里直說「高祖至暴抗也」；此外見於《張耳陳余列傳》《魏豹彭越列傳》《淮陰侯列傳》《酈生陸賈列傳》里的，不一而足。從這許多記載，讀者可以見到高祖怎樣的暴而無禮，恰正是「仁而愛人」的反面。《蕭相國世家》里記載蕭何請把上林中空地，讓人民進來耕種，高祖大怒，教廷尉論蕭何的罪，其後對蕭何說：「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系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桀紂主」的話，高祖自己也說出來了，可見高祖連假裝「仁而愛人」的心思也並不存的。《高祖本紀》里說：「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猾悍滑賊。』」這是正面。在其他篇章里，便也常有相反的記載。《陳丞相世家》里記載陳平對高祖說：「項羽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淮陰侯列傳》里記載韓信對高祖說：「項羽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便在《高祖本紀》里，也還留著王陵的「項羽仁而愛人」一句話。陳平、韓信都是棄楚歸漢的人，王陵的母親在楚死於非命，他們三個人對於項羽，當然不會有過分的好評；把他們的話合起來看，項羽「恭敬愛人」該是真的，恰正是「僄悍猾賊」的反面。讀者若不把各篇參看，對於高祖、項羽兩人，就得不到真切的認識。
「互見」的體例具有避免重複、寄託褒貶、掩飾忌諱三種作用。《史記》是這樣，以後仿模《史記》的許多史書也是這樣。因此凡屬「紀傳體」的史書，必須統看全部，才會得到人物及其事跡的真相；倘若僅僅抽讀一篇兩篇，那所得的只是個朦朧而不切實的印象而已。所以，在欲知一點史實的人，「紀傳體」的史書並非必讀。現在有好些研究歷史的人，給大學生作了「中國通史」；給中學生讀的「中國通史」似乎還沒有，但編輯得完善一點的歷史教本，也足夠使中學生知道史實了。「紀傳本」的史書，就其性質而言，還只是一種材料；把它參互比觀、仔細鉤稽，是史學專家和大學史學系學生的工作，僅僅欲知一點史實的人是不能而且也不必去做的。還有「紀傳本」以人物為經，自不得不以紀事跡為緯，即使不嫌重複，想不用「互見」的體例，事實上也辦不到。而在欲知史實的人，卻是事跡重於人物。一件事跡往往延續到若干年，另外一種「編年體」為要編年，把整件事跡分隔開來，看起來也不方便。所以宋朝袁樞在「紀傳體」和「編年體」之外，創立「紀事本末體」而作《通鑑紀事本末》。他把一件大事作題目，凡司馬光《資治通鑑》中關於這件大事的記載，都抄來放在一起；這樣，一件事跡便有頭有尾，它的前因後果都容易看明白了。在舊式的史書中，「紀事本末體」比較適宜於一般欲知史實的人，這是應該知道的。
五
現在的《史記》並不是司馬遷當時的原樣，已經經過了許多人的增補和竄改。《漢書·司馬遷傳》載了《史記·自序》之文，接著說：「遷之自敘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這是說整篇的缺失，而古代簡策，保存不易，零星的殘逸，也是可以想見的事。修補《史記》的，以漢褚少孫為最早；又有馮商和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見《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東漢時有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見《後漢書·楊終傳》）；唐劉知幾《史通》外篇《古今正史》中說《史記》之後，「豫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猶名《史記》」。這些增補刪削的本子，與原書混和起來是很容易的，著手混和的人也不一定為著存心作偽。現在的《史記》，唯褚少孫的補作低一格刊刻，或更標明「褚先生曰」，可以一望而知；此外的增補和竄改便不能辨別了。舊注中頗有辨偽的考證；歷代就單篇零句加以考證的，多不勝舉；清崔適作《史記探源》八卷，舉出偽竄之處特別多，雖未必完全可靠，但一般批評都認為當得「精博」兩字。
關於《史記》的注釋，宋裴駟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合稱「三注」，現在都附刊在《史記》里。《史記集解》的序文中說：「考較此書（指《史記》），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偽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眾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史記索隱》的序文中說：「貞諛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指《史記》），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疏遺，義有未通，兼重注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為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注，又為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史記正義》的序文中說：「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採，評史漢，詮眾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音解兼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看了以上所引，約略可以知道「三注」的大概。若作《史記》的研究，單看「三注」是不夠的；因為關於《史記》任何方面的考據，從唐以後還有很多，就是現在也常有人發表新見，必須搜羅在一起，互相比觀，才談得到研究。若並不作研究而僅僅是閱讀，那不必全看「三注」；也可以全不看，只要有一部較好的辭書，如商務印書館《辭源》或中華書局《辭海》，就可以解決大部分疑難了。
六
《史記》的大概既已說明，才可以談到《史記菁華錄》。
現在中學裡自有歷史課程，或用教本，或由教師編撰講義，學生據以研修，便知道了從古到今的史實。《史記》不是僅僅欲知一點史實的人所宜，前面已經說過；若把它認為古史教本，給中學生研修，那在能力和時間上都超過了限度，無論如何是不應該的（事實上也沒有一個中學把《史記》作為歷史教本的）。但同樣一部書，往往可以從不同的觀點去看它。譬如《莊子》，就內容的觀點說，是一部哲學書，但就寫作技術的觀點說，卻是一部文學書；又如《水經注》，就內容的觀點說，是一部地理書，但就寫作技術的觀點說，卻是一部文學書。內容和寫作技術當然不能劃然分開——要了解內容必須明白它怎樣表達，要理會寫作技術必須明白它說些什麼；但偏重一方面，在一方面多用些功夫，那是可以的。從哲學的觀點讀《莊子》，必須弄清楚莊子思想的整個系統，以及它與當時別派思想的異同，它給與後來思想界的影響等項；從地理的觀點讀《水經注》，必須弄清楚古今的變遷，廣稽圖籍，知道什麼水道還是與古來一樣，什麼水道卻不同了，又須辨別原著的是非，詳加考證，知道某處記載確鑿可靠，某處記載卻是作者的疏失。但從文學的觀點讀這兩部書，這些方面便不必過於精求，只須注重在詞句的運用、篇章的安排，以及人情事態的描寫等項就是了。《史記》也同上面所舉兩部書一樣，就內容的觀點說，是一部歷史書；就寫作技術的觀點說，是一部文學書。認《史記》為歷史而讀它，固非中學生所能勝任；但認《史記》為文學而讀它，對於中學生卻未嘗不相宜。《史記》的多數篇章，敘人敘事都是「文學的」，值得恆久的玩味。二十四史中的各史，不一定全是文學，但《史記》無疑的是文學的名著。中學生讀《史記》，目的並不在也能寫出像《史記》一般的古文，而在藉此訓練欣賞文學的能力和寫作記敘文的技術；換句話說，藉此養成眼力和手法，以便運用到閱讀和寫作方面去，得到切實的受用。
中學生讀文學名著，雖不宜貪多務博，廣事涉獵；也不能抱定一書，不再他求。因此，對於每一部書，不能通讀全部，只能節取其一部分；全部的分量往往太多了，非中學生的時力所能應付；所節取的一部分，當然是全書的精粹。教育部頒布的「中學國文課程標準」，在「實施方法概要」項的「教材標準」目下，初中的略讀部分列著「有詮釋之名著節本」一條，高中的略讀部分列著「選讀整部或選本之名著」一語，就是這個意思。現在提出的《史記菁華錄》，就是一種「名著節本」或「選本之名著」。
七
《史記菁華錄》是錢塘姚祖恩編的。他在卷首有一篇題辭，末書「康熙辛丑七夕後三日，苧田氏題」；卷尾又有一篇跋，末書「辛丑長至後三日閱訖題此」；據此可知他這部書的編成在清康熙六十年辛丑（公元1721年）。「苧田氏」是他的別號；幸而題辭後面有吳振棫的短跋：「此本為吾鄉姚公祖恩摘錄，比攜之入黔，中丞善化賀公見而善之，命校勘刊行，以惠學者。道光癸卯五月，錢唐吳振棫識。」才使我們知道編者的姓名和籍貫。但除此以外，我們對於姚祖恩便別無所知。「善化賀公」是賀長齡，曾做貴州巡撫。吳振棫曾做貴州布政使，此書原版就在任內刊刻，所以卷首書名旁邊署著「藩憲吳開雕」五字。「癸卯」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據此可知此書行世快滿一百年。原版而外，各地刻本不少；最近在成都買到一部，是民國三年成都文明閣刻的。自從西洋印刷術流傳進來之後，又有些鉛印石印的本子。你一定要在某家書鋪子裡買到一部，往往不能如願；但如果隨時留心的話，卻很容易遇見此書，當然不限定哪一種本子。
姚祖恩自題兩篇，就所記時日看，跋作在前。此跋說明他的編撰體例，現在全錄於後：
《史記》一書，學者斷不可不讀，而亦至不易讀者也。蓋其文洸洋瑋麗，無奇不備，匯先秦以上百家六藝之菁英，羅漢興以來創製顯庸之大略，莫不選言就班，青黃纂組，如游禁籞，如歷鈞天，如夢前生，如泛重溟；以故譾材諛學無有能閱之終數卷者。前哲雖有評林，要亦丹黃粗及，全豹不呈。不揣荒陋，特採錄而詳閱之，務使開卷犁然，皆可成誦，間加論斷，必出心裁。密字蠅頭，經涉寒暑，幸可成編，固足為雪案之快觀也。若所刪節者，刊本具存，豈妨翻讀。世有三倉四庫爛熟胸中之士，吾又安能限之哉？
這裡說他所採選的，都可以認為完整的篇章；如要看刪去的部分，自有整部的《史記》在那裡。採選之外，他又自出心裁，加以評註。題辭一篇，說明他編撰此書的用意，現在摘錄如下：
余少好龍門《史記》，循環咀諷，炙而味益深長。顧其夥頤奧衍，既不能束之巾笥；又往哲評林，迄無定本。嘗欲抽挹菁華，批導窾郤，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瀝液者，瀾翻胸次，而龍門之精神眉宇，亦且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良為快事矣。……古人比事屬辭，事奇則文亦奇，事或紛糅，則文不能無冗蔓；故有精華結聚之處，即不能無隨事敷衍之處。掇其菁華而略其敷衍，而後知古人之作文甚苦，而我之讀之者乃甚甘也。今夫龍門之文得於善游，夫人而能言之矣；則當其浮長淮，溯大江，極覽夫驚沙逆瀾，長風怒號，崩擊而橫飛者，吾於其書而掇取之；望雲夢之泱漭，睹九嶷之芊綿，蒼梧之野，巫山之陽，朝雲夕煙，靡曼綽約，吾於其書而掇取之；臨廣武之墟，歷鴻門之坂，訪潛龍之巷陌，思霸主之雄圖，鷹揚豹變，慷慨悲懷，吾於其文而掇取之；奉使巴岷，吊蠶叢魚鳧之疆，捫石棧天梯之險，縈紆晦窗，巉峭幽深，吾於其文而掇取之；適魯登夫子之堂，撫琴書，親杖履，雍容魚雅，穆如清風，吾於其文而掇取之。若夫後勝未來，前奇已過，於其中間，歷荒堤而經破驛，頑山鈍水，非其興會之所屬，斯逸而勿登焉。讀其文而可以知其游之道如彼，則文之道誠不得不如此也。……凡《史記》舊文幾五十萬言，今掇其五之一；評註皆斷以鄙意，視他本為最評，約亦數萬言。龍門善游，此亦如米海岳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間臥遊之逸品也。因目之曰《史記菁華錄》雲。
這裡說摘出一些部分，足以表現《史記》文字的「天工人巧」的，供學者研摩；又把遊覽比喻讀書。遊覽可以挑選那最勝之處，「頑山鈍水」，便捨棄不顧；讀書可以挑選那精粹之處，隨事敷衍的筆墨，便也捨棄不顧：這是文章家的看法，把《史記》認為文學書，與史學家的看法全然不同。其中「事奇則文亦奇」的「奇」字，與跋中「無奇不備」的「奇」字，在評註中也常常用到，並不是「奇怪」或「新奇」的意思。大概「事奇」的「奇」字指其事可供描寫而言，「文奇」的「奇」字指其文描寫得出而言。但站在史學家的立場，不能專取那些可供描寫的材料；一事的過場脈絡，也不得不敘；趣味枯燥可是關係重要的事跡，也不得不記。這些材料，在文章家看來，便是不奇的事；寫成文字，只是尋常的記敘文，便是不奇的文了。
八
此書選錄「本紀」三篇、「表序」三篇、「書」三篇、「世家」九篇、「列傳」三十三篇，共五十一篇。各篇之中，並不都加刪節，全錄的有十六篇（《高祖功臣年表序》《秦楚之際月表序》《六國表序》《蕭相國世家》《伯夷列傳》《司馬穰苴列傳》《孟子荀卿列傳》《信陵君列傳》《季布欒布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汲鄭列傳》《酷吏列傳》《遊俠列傳》《滑稽列傳》）。於「合傳」中全錄一人之傳的也有五篇（於《老莊申韓列傳》全錄《老子傳》，於《屈原賈生列傳》全錄《屈原傳》，於《韓王信盧綰列傳》全錄《盧綰傳》，於《酈生陸賈列傳》全錄《陸賈傳》而《酈生傳》有刪節，於《扁鵲倉公列傳》全錄《扁鵲傳》而《倉公傳》有刪節）。這些全錄的，該是編者所認為完整的篇章，文學的佳作。從此又可推知，凡加以刪節的，他必認為其中有「隨事敷衍之處」，非作者「興會之所屬」。如「本紀」一類，原是全書的綱領，從史學的觀點看，是極關重要的；但作者寫來，不能不平鋪直敘，有如記賬。所以十二「本紀」中，他只選了三篇，而且都加以刪節。於《秦始皇本紀》，只取了「議帝號」「制郡縣」「廢詩書」三節；這三節主要部分是議論，闊大而簡勁，其事對於後來又有極大關係，故而採選。於《項羽本紀》，刪去的部分就沒有《秦始皇本紀》那麼多，約占全篇的三分之一，都是敘述當時一般的戰爭情勢的。原來《項羽本紀》注重在描寫項羽這個人物，在十二「本紀」中，是並不拘守體例的一篇；從文章家看來，描寫項羽的部分都是好文章，敘述當時一般的戰爭情勢的部分，雖是史學家所不容忽略，然而非作者「興會之所屬」了。於《高祖本紀》，只取了開頭敘高祖微時的一節和高祖還沛酒酣作《大風歌》的一節；這兩節都是描寫高祖這個人物，採選的用意與《項羽本紀》相同。——其他各篇刪節，大致都是如此。
編者用從前人評點的辦法，把《史記》文字逐語圈斷；認為頗關緊要或文章佳勝的處所，便在旁邊加上連點或連圈。因為刊刻的不精審，就是原版也有很多地方把圈斷的圈兒刻錯了，其他翻刻排印的本子，也不能完全校正無誤，其加上連圈的部分，把一段文字一直圈下去，圈斷之處便無從辨別。因此，閱讀此書的時候，先得自下一番功夫，詳審文字的意義而加上句讀，不能全靠圈斷的圈兒。閱讀古書，第一步原在明句讀；句讀弄清楚了，對於書中的意義才確切咬定，沒有含糊。像此書似的單用一種圈兒作符號，語意未完的地方是圈兒，語意完足的地方也是圈兒，本來不很妥當。讀者自己下一番功夫，在語意未完的地方用「讀號」（「，」），在語意完足的地方才用「句號」（「。」），這是很有意思的一種練習，使你對於文中每一個字都不能滑過。至於文字旁邊的連點和連圈，也可以不必重視；因為加上這種符號由於編者的主觀，讀者若能讀得透澈，別有會心，也自有他的主觀；而這兩種主觀，從讀者方面說，以後者為要，前者只有拿來比照的用處罷了。
古人作文不分段，現在重印古書，往往給它分段。如果分得很精審的話，在讀者自是極大便利。此書除了刪去一段，下段另行開頭以外，仍照原樣不分段。因此，讀者在斷句之後，還得下一番分段的功夫。這番功夫也不是白用的，從這上邊，你可以練習解析文章的手段。分段的時候，可以參考此書的注，因為注中有時提到關於段落的話。如《項羽本紀》，此書節錄「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至「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為一段；但在其中「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一句下注道：「以上一大段，總寫羽為上將軍之案。」便可知此處是一段之末，以下「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可另作一段。又如同篇節錄敘「鴻門之會」的文字為一段；但在其中「乃令張良留謝」一語下注道：「張良留謝，自作一段讀。」便可知此處是一段之始，該與上一語「於是遂去」劃開。在注中沒有提到的地方，就得自出心裁，把每一段都分得極精審。
九
編者所加評註，篇中篇末都有。在篇中的，有的寫在文句之下，有的寫在書頁的上方，如所謂「眉批」。大致評註少數語句的，寫在文句之下，評註較長的一節的，寫在書頁的上方；但這個區別並不嚴格，只能說是編者下筆時隨便書寫的結果。在篇末的，是對於本篇的評論；所選五十一篇的後面，並不是每篇都有，只有二十四篇有。我們既選讀此書，對於這些評註，應當明白它的體例，辨別它的善否，選擇它的善者而利用它。以下便就這方面說。
通常所謂「注」，是解釋字義句義，凡讀者不易了悟之處，都把它申說明白；或考證故事成語，凡讀者見得生疏之處，都把它指點清楚。這類的注，此書並不多，所以閱讀的時候，案頭應當備一部較好的辭書。但此書屬於這類的注，大體都明白扼要，可以閱看。如《秦始皇本紀》，於「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下注道：「秦初三公之職如此。」讀者便知丞相、御史大夫、廷尉是秦的「三公」，漢時「三公」是因襲秦制。又如《項羽本紀》，於「公將見武信君乎」下注道：「即項梁。」於「項王令壯士出挑戰」下注道：「獨騎相持，不用兵卒者，謂之挑戰。」於贊語「何興之暴也」上方注道：「暴字只是驟字義，言苟非神明之後，何德而致此驟興也。」讀者對於「武信君」「挑戰」和「暴」字，或將迷惑，看了注語，便明白了。又如《秦始皇本紀》，於「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下注道：「人各以其所私學者為善也，長句曲而勁。」《高祖本紀》，於「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下注道：「始則索錢數倍常價，以其不瑣瑣較量也。」讀者於此等語句或將不明其義，看了「人各以其所私學者為善」，便明白什麼是「人善其所私學」，看了「索錢數倍常價」，便明白什麼是「讎數倍」。不過也偶爾有解釋錯的。如《項羽本紀》，於「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下注道：「回面向王翳也。」把「回面向」解釋「面」字，把「之」認為稱代王翳，都是顯然的錯誤。這個「面」字向來認為用的反訓，是「背向」的意思；又有人說是「儷」的借字。「儷」有「向」義，也有「背」義，《離騷》「儷規矩而改錯」的「儷」字，便是「背」義。用代名詞「之」字，所代的人或事物必然先見，沒有先見了「之」字，然後提出它所代的人或事物的；現在說「回面向王翳」，便是「之」字先見，王翳後出了。這個「之」字分明是稱代上一句「項王身亦被十餘創……」的「項王」；「面之」便是「背向項王」。
除了前一類的注以外，多數的評註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關於文章的，一類是關於事跡的。現在先說前一類。前一類中又可以分為幾類。一類是說明文章的段落，前面已經提及，這裡不再說了。又一類是說明文章的層次脈絡。如《秦始皇本紀》，於「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下注道：「一銷兵。」於「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下注道：「二同律。」於「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下注道：「三輿地。」於「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下注道：「四建京。」看了這四注，對於這節文字便有了統括的觀念。又如《項羽本紀》，於「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下注道：「成敗大關目，提出大有筆力。」於張良、陳平說漢王語中的「楚兵罷食盡」下又注道：「再言之。」於「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下又注道：「三言之。」其上方又注道：「『兵罷食盡』之語凡三提之，正與項王『天亡我』之言呼應；史公力為項王占地步，其不肯以成敗論英雄如此，皆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這提醒了讀者，由此可知屢敘兵罷食盡並不是無謂的贅筆。又如同篇，於「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的上方注道：「項王語本一片，中間別描呂馬童數筆，此夾敘法。」看了此注，便知項王「吾聞漢購我頭千金……」的語與「若非吾故人乎」的話原是徑接的。知道徑接，項王當時的心情聲態更覺如在目前。又可以進而推求，為什麼要把呂馬童向王翳說的話插在中間？推求的結果，便知道移到後面去就安排不好，唯有插在中間，才表現出當時的生動的場面。這一類注都有用處，都該細看。
又一類是說明文章的作用。如《項羽本紀》，於「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下注道：「合敘中見輕重法。」讀者便知特提項伯，其作用在顯示他是有恩於漢王的人，下文桃侯、平皋侯、玄武侯三人都無甚關係，所以只以「皆項氏，賜姓劉氏」了之。又如《高祖本紀》，於「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下注道：「史公每用夾注法，最奇妙。」於下文「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下又注道：「接上『迎之門』句。」讀者便知「呂公者，好相人」的作用是插注，「引入坐」的作用是回接。又如《河渠書》，於「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下注道：「忽宕一筆，是史公文至此方從洪水獨抽出河來，以下皆言治河。」讀者便知「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的作用是從廣泛的洪水轉到單獨的河害。這一類注也有用處，由此可以養成仔細閱讀的習慣。
又一類是闡說文章的旨趣。如《項羽本紀》，於「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的上方注道：「提出項燕王翦，以著秦項世仇，提出世為楚將，以著霸楚緣起。」又如同篇，於「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的上方注道：「以下皆子長極意摹神之筆，非他傳可比。」又如《高祖本紀》，於所選第一段的上方注道：「漢室定鼎，誅伐大事，皆詳於諸功臣世家列傳中，及《高祖本紀》，則多載其細微時事及他神異符驗，所以其文繁而不殺，靈而不滯；嘆後世撰實錄者不敢復用此格，而因以竟可無傳之文也。」又如《六國表序》，於「獨有秦記」至「此與耳食無異，悲夫」的上方注道：「此段是正敘采秦記以著《六國年表》本意；然秦記卑陋，為世儒聚道，下段故特舉『耳食』之弊，以見秦記之不可盡廢也；文義始終照應，一絲不走。」
以上四例，從第一例，可知敘述項燕為王翦所戮和項氏世世為楚將，並非閒筆墨；從第二例，可以喚起閱讀時的注意，於項王戰敗自剄一大段，細辨其「極意摹神」之處；從第三例，可知《高祖本紀》內容的大概，以及其何以略於「誅伐大事」；從第四例，可知《六國表序》以「太史公讀秦記」開頭，以下以各國與秦並論，而側重於秦，皆所以說明「因秦記」作表的旨趣。這一類注都於讀者有幫助。
又一類是指出描寫的妙筆。如《項羽本紀》，於「項伯……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下注道：「十餘字耳，敘得情事俱盡，性情態色俱現，千古奇筆。」於「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下又注道：「從容得妙。」於「（沛公）曰：『鯫生說我曰』」下又注道：「急中罵語，皆極傳神。」於「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下又注道：「偏從容。」於「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下又注道：「又倔強，又急遽，傳神之筆。」於「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下又注道：「到底從容，音節琅琅可聽，只如此妙。」於這段文字的上方又注道：「以一筆夾寫兩人，一則窘迫絕人，一則從容自如，性情鬚眉，躍躍紙上。史公獨絕之文，左國中無有此文字。」沛公與張良計議是史實，但這些注語並不論史實而論文章；從文章看，沛公的窘迫和張良的從容都表現了出來，而注語把表現了出來之處給點醒了。又如《高祖本紀》，於「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之」下注道：「看他連敘兩個相人，無一筆犯復，古人不可及在此。」一個相人是呂公相高祖，一個相人是老父相呂后，孝惠和魯元。於「相魯元亦皆貴」下又注道：「相人凡換四樣筆，乃至一字不相襲，與城北徐公語又大不同。」所謂四樣筆，一是呂公相高祖，明說「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二是老父相呂后，贊稱「夫人天下貴人」；三是老父相孝惠，說明「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四是老父相魯元，不復記其言語，只敘道：「相魯元亦皆貴。」這也是論文章，記敘同樣的事實，而文章能變化，確然值得玩味。後一注中所稱「城北徐公語」，指《戰國策·齊策》「鄒忌修八尺有餘」一篇中的問答語而言。鄒忌問其妻：「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妻答道：「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又問其妾：「吾孰與徐公美？」妾答道：「徐公何能及君也！」又問其客：「吾與徐公孰美？」客答道：「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每次問答語都不相同，向來認為文章能變化的好例。但與《高祖本紀》寫相人的這一節對比，便覺得《戰國策》問答語的變化僅在字句之間了。又如《項羽本紀》，「項王范增……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一節，於「巴蜀亦關中地也」下注道：「『乃陰謀曰』『乃曰』，一陰一陽，連綴而下，真繪水繪聲手。」經這一點明，便知道兩語一表私下的計議，一表公開的宣布，雖是簡單的敘述，也具有描寫的作用。又如《陳涉世家》，於「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下道：「畫出情景。」經這一點明，便覺「指目陳勝」四字寫出一個繁複而生動的場面，讀者各自可以想像得之。又如《信陵君列傳》，於「當是時，魏將相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下注道：「方寫市中公子侯生，忽從家內插一筆，從騎插一筆，市人插一筆，神妙之筆，當面飛來，又憑空抹倒。」經這一點明，便覺這幾語看似突兀，而實則極入情理，以見所有的人都驚怪於公子的謙恭和侯生的驕蹇，於是「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兩語接上去，才格外的有力——因為看似突兀，所以說「當面飛來」，因為下文仍歸到市中公子侯生，所以說「又憑空抹倒」。這一類注都足以啟發讀者，語句雖簡短。有時又不免抽象一點，但讀者據此推想開來，往往可以體會到描寫的佳處。
十
以上所舉幾類的注，都是關於文章的。現在再說關於事跡的。這又可以分為幾類。一類是批評事跡，與文章全無關係；但其語精警，於讀者知人論世頗有幫助。如《項羽本紀》，於「樊噲帶劍擁盾入項王軍門」一節的上方批道：「樊噲諫還軍霸上，及定天下後排闥問疾數語，俱有大臣作用。此段忠誠勇決，亦豈等閒可同。論世者宜分別觀之。」編者恐讀者但認樊噲為粗豪武夫，所以批註這一條，喚起讀者的注意。沛公攻進了咸陽，艷羨秦宮的富有，意欲就此住下來；樊噲勸他還軍霸上，他不聽；張良說樊噲的話是忠言，他才聽了：事見《留侯世家》（此書《留侯世家》沒有選錄這一節）。高祖在禁中臥病，不讓群臣進見；樊噲排闥直人，一班大臣也就跟了進去，卻見高祖枕著一個宦者躺在那裡；噲等於是流涕進諫，有「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的話，事見《樊酈滕灌列傳》（此書沒有選錄下《樊酈滕灌列傳》）。讀者若細味本篇樊噲對項王說的一番話，再兼看那兩篇，對於樊噲這個人物，印象自當不同。又如《廉頗藺相如列傳》，於相如送璧先歸，庭對秦王一節的上方批道：「人臣謀國，只是致身二字看得明白，即智勇皆從此生，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玩相如『完璧歸趙』一語，當奉使時，已自分璧完而身碎，璧歸趙而身不與之俱歸矣。此時隻身庭見，若有絲毫冀幸之情，即一字說不出。看其侃侃數言，有倫有脊，故知其明於致身之義者也。」這裡提出「致身」二字，解釋相如智勇的由來，很有見地。又如《淮陰侯列傳》，於諸將問韓信致勝之術，韓信答以「置之死地」一節的上方批道：「岳忠武論兵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況於書乎。漢王嘗以十萬之兵，夾睢水陣，為楚所蹙，睢水為之不流；此與『置之死地』者何異，而敗衄至此。使泥韓信之言，其不至顛蹶輿屍，載胥及沫者幾何矣。此總難為死守訓話者言也。」這一段以韓信背水陣與漢王夾睢水陣並論，兩回戰役情形相似，而一勝一敗，可見致勝的因素絕不止一個；韓信據兵法說由於「置之死地」這不過許多因素中的一個而已；因此歸結到韓信的話不可泥，自是頗為通達的議論。又如《李將軍列傳》，於文帝說李廣「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的上方批道：「文帝『惜乎子不遇時』之言，非謂高帝時尚武而今偃武修文也。文帝時匈奴無歲不擾，豈得不倚重名將？帝意正以廣才氣跅弛，大有黥彭樊灌之風；當肇造區宇之時，大者王，小者侯，取之如探策矣。今天下已定，雖勒兵陷陣，要必束之於簿書文法之中；鰓鰓紀律，良非廣之所堪也，故嘆惜之。此實文帝有鑑別人才處；廣之一生數奇，早為所決矣。」這一段發明文帝語意和李廣所以一生數奇，都很精闢。
又一類也是批評事跡，也與文章全無關係，且所評只是編者一時的興會，說不上知人論世。這一類評註對讀者無甚益處，竟可不看；即使順便看了，也無須加以仔細研求。如《項羽本紀》，於項羽拔劍斬會稽守頭下批道：「如此起局，自然只成群雄事業。」這似乎說項羽不能取天下，成帝業，乃由於他起局的不正，未免把歷史大事看得太簡單太機械了。於項王以馬賜烏江亭長下批道：「以馬與長者，好處分。」於項王對呂馬童說「若非吾故人乎」下又批道：「尋一自剄好題目。」於項王「乃自剄而死」下又批道：「以身與故人，又好處分。」這些都是在小節目上說巧話，頗像從前人批評小說的格調，對於讀者實在沒有什麼啟發。又如《絳侯周勃世家》，於文帝勞軍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下批道：「作臨陣之態，豈非著意妝點，見才於人主乎？」於「天子先驅至，不得人」下又批道：「若先驅得人，則不能令天子親見軍容矣，其理可知。」於「都尉曰：『將軍令曰』」下又批道：「極意作態。」於「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下又批道：「此亦天子之詔也，天子未至則不受，至則受之，為其整肅之已見也，倨甚。」於「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下又批道：「乃至以約束吏者約束天子，倨甚。」於「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下又批道：「倨甚。」於這一節文字的上方又批道：「細柳勞軍，千古美談。全謂亞夫之巧於自著其能，以邀主眷耳；行軍之要，固不在此也。何者？當時遣三將軍出屯備胡，既非臨陣之時，則執兵介冑，傳呼辟門，一何過倨。況軍屯首重偵探，豈有天子勞軍已歷兩塞，而亞夫尚未知之理？乃至先驅既至，猶閉壁門，都尉申辭，令天子亦遵軍令，不亦甚乎！然其持重之體迥異他軍，則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亞夫之謀亦工矣。顧非文帝之賢，安能相賞於形跡之外哉？」這些評語以為亞夫有意做作，好像他預知文帝能夠賞識他那一套似的，未免是存心挑剔。從前有一部分翻案的史論就屬於這一類，都無關於史實的認識。
又一類是批評事跡，卻與文章的了解或欣賞有關。這一類大致可看，看了之後，於事跡，於文章，都可有進一步的體會。如《項羽本紀》，於「籍曰：『彼可取而代也』」下批道：「蠻得妙，與高祖語互看，兩人大局已定於此。」《高祖本紀》，於「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下批道：「與項羽語參看。」「兩人大局已定於此」的話雖浮游無根，但把兩語參看，確可見劉、項微時，正具一般的雄心；而兩語一表粗豪，一表闊大，也可從比較中見出。又如《項羽本紀》，於項王困於垓下，自為詩歌下批道：「英雄氣短，兒女情深，千古有心人莫不下涕。」《留侯世家》，於高祖欲立戚夫人子為太子，因張良計阻，不得如願，「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下批道：「項羽垓下事情，高祖此時卻類之，英雄兒女之情，何必以成敗異也，讀之淒絕。」兩事很相類，若取這兩節文章對看，體會其文情，更吟味兩人所為詩歌的感慨意緒，自比單看一節有趣得多。又如《魏其武安侯列傳》，於篇首的上方批道：「敘魏其事，須看其段段與武安針鋒相對，豫為占地步處。」又道：「田蚡借太后之勢以得侯，魏其詘太后之私以去位，此一異也；田蚡貴幸，鎮撫多賓客之謀，魏其賜環，投身赴國家之難，此二異也；田蚡居丞相之位，不肯詘於其兄，魏其受大將之權，必先進乎其友，此三異也；田蚡之狗馬玩好，遍征郡國而未厭其心，魏其之賜金千斤，盡陳廊廡而不私於己，此四異也；魏其以強諫謝病，賓客語之莫來，田蚡以怙勢見疏，人主麾之不去，此五異也；凡此之類，皆史公著意推轂魏其，以深致痛惜之情；而田蚡之不值一錢，亦俱於反照處見之矣。」這些評語把兩人事跡扼要提示，同時指出作者的文心，使讀者看下去，頭緒很清楚，並能領會於敘述中見褒貶的筆法。但這一類中也有不足取的。如《留侯世家》，於「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父老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谷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的「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父老與太公書者」下批道：「好結穴，諸傳所無。」他人並沒有老人授書事，他人傳中當然不會有此結筆；這不過是補敘餘事，回應前文而已，定要說是「諸傳所無」的「好結穴」，未免求之過深。又如《張儀列傳》，於蘇秦使舍人陰奉張儀，讓他得見秦惠王，既已達到目的，舍人辭去；張儀留他，舍人說：「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下批道：「此數語恐當日未必明明說出，若說出一毫無味矣。史公未檢之筆也，不可不曉。」因其明說無味，便認為「未檢之筆」，這純把作史看成作小說了。並且，不敘舍人說「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下文張儀「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的話又怎能著拍？所以這個評語乃是不中節的吹求。
此書所選《史記》文字，其中二十四篇的篇末，有編者的評論，都就全篇而言。體例也不一律，或僅論事論人，或在論事論人之外兼論文章理法，或僅發表對於本篇的感想，現在各舉一例。《商君列傳》篇末評道：
商君變法一事，乃三代以下一大關鍵。由斯以後，先王之流風餘韻遂蕩然一無可考。其罪固不可勝誅，然設身處地，以一羈旅之臣，岸然排父兄百官之議，任眾怨，兼眾勞，以卒成其破荒特創之功，非絕世之異才，不能為也。故吾以為古今言變法者數人：衛鞅，才子也；介甫，學究也；趙武靈王，雄主也；魏孝文帝，明辟也，其所見不同，而有定力則一。惟學究之害最深，以其執古方以殺人，而不知通其理也。
這一說商鞅廢古，罪不可勝誅，王介甫行新法，是執古方以殺人，都是從前讀書人的傳統見解，無甚意思。但說商鞅變法是三代以下一大關鍵，卻有識見。秦變法之後，立了許多新制度，後來傳給漢，於是秦漢的局面與三代大不相同；豈不是一大關鍵？《秦楚之際月表序》篇末評道：
題曰「秦楚之際」，試問二世既亡，漢國未建，此時號令所出，非項羽而誰？又當山東蜂起，六國復立，武信初興，沛公未兆，此時號令所出，非陳勝而誰？故不可言「秦」，不可言「楚」，謂之「際」者，凡以陳、項兩雄也。表為兩雄而作，卻以記本朝創業之由，故首以三家並起，而言下軒輊自明。次引古反擊一段，然後收歸本朝，作讚嘆不盡之語以結之。布局之工，未易測也。
這一段前半據史實發明立題的旨趣，後半就文章闡說全局的布置，都很精當，於讀者頗有幫助。又如《信陵君列傳》篇末評道：
不知文者當謂無奇功偉烈，便不足垂之青簡，照耀千秋。豈知文章予奪，都不關實事。此傳以存趙起，抑秦終；然竊符救趙，本未交兵，即逐秦至關，亦只數言帶敘，其餘摹情寫景，按之無一端實事。乃千載讀之，無不神情飛舞，推為絕世偉人。文章有神，夫豈細故哉！
這一段點明《信陵君列傳》所以使人讚賞不已，不在信陵君的事功，而在文章描寫的精妙，確是見到之言。
關於此書的評註，前面已經談得很多。讀者若能依據前面所分類目，逐一比附；取其精要的，特別加以體會，略其膚泛的，不再多費思索，便是善於利用此書了。當然，在編者的評註以外，讀者自己若能有深入的心得，那是尤其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