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批判 · 關於李長之的《魯迅批判》

於天池 李書 李長之的《魯迅批判》是一部不足十萬字的小冊子，但在魯迅研究史上卻是赫赫有名的傳世之作。 它是魯迅研究史上第一部體系的專著，是唯一經過魯迅披閱的批評魯迅的專著，也是迄今在研究魯迅的學術領域中引文率最高的專著。 與作者坎坷的人生經歷一樣，它也經過了艱辛屈辱。《魯迅批判》在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歲月，被視為左派讀物予以排斥；在日偽統治時期，它被列為禁書查封；新中國成立伊始，它被人深文周納地暗示為「某一時間，某一地區，某一部分人」的觀點。五七年之後，隨著作者被劃為右派，它更是成為黑書被封存於圖書館。文化大革命中，一工宣隊隊員指著李長之的鼻子說：「是你寫的《魯迅批判》麼？魯迅是可以批判的麼？就衝著『批判』，你就罪該萬死！」隨著改革開放和文藝界春天的到來，《魯迅批判》漸次抹去塵封，恢復了它在學術界應有的地位，而作者李長之卻早已在1978年作古。 老實說，《魯迅批判》並不是李長之的成熟作品，甚至不是很成功的作品，就李長之的批評著作而言，它不如《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沉潛成熟，體大思精；就對於魯迅的認識評論而言，它也不如作者後來寫的《文學史家的魯迅》等作品凝練深刻，學識淵深。對於《魯迅批判》，李長之自己也不甚滿意，早在《魯迅批判》1943年發行第三版時，他就表示要「另寫一部魯迅再批判」（《魯迅批判》「三版題記」，1943年，東方書社）。1950年李長之在《魯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又一次表示「對於本書，願意重寫」的願望。站在21世紀的今天，回首觀照《魯迅批判》，它不如人意的地方的確不少，它畢竟是李長之25歲尚未從清華大學畢業時的作品，資料的採集，理論和學識的積累，觀點的推敲，文意的表述，都有可以進一步完善的餘地，而且，根據《魯迅批判》的後記，稱它為急就章似乎也不甚為過（《魯迅批判》「後記」，1943年，東方書社）。 但為什麼在作者不甚滿意，在大半個世紀的魯迅研究史上歷盡坎坷的情況下，《魯迅批判》依然一直擁有廣大的讀者呢？ 這不能不歸之於《魯迅批判》一書特有的魅力和特有的價值。具體說來，它有不可替代，不可抹殺，卓然獨立的三個方面。 所謂不可替代，是《魯迅批判》表達的是親歷五四運動的文學青年對於魯迅的感受。 李長之生於1910年，比魯迅小19歲，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剛剛9歲。按照常理，在小學讀書的他本不應該有什麼深切的感受，可是他是一個早熟的文學少年。加上他的班主任王世棟熱心提倡新文化運動，此時期他對於胡適、陳獨秀、魯迅已不陌生。他也很早就開始閱讀魯迅的作品，他讀《吶喊》是在1923年，13歲，剛上中學。「當時青年受魯迅的影響實在深」，李長之回憶說：「我記得，有位姓郭的朋友，因為讀魯迅的文章，而感到社會的不滿太多了，曾主張過要提倡『怒的文學』，終至於在一個期間作了精神病患者。還有位姓沈的朋友，性子是和平些的，但對社會也仿佛感慨甚深，一遇見事情，每每有他銳利的冷然的觀察，這結果就使各處對他也不滿起來了，他賺下的，乃是『苦悶』和『牢騷』。根源呢，是因為他常讀魯迅的雜感。這都是中學卒業前後的事，大家不過是十六七歲的孩子。」李長之當然「也是其中的一個」。他說：「我受影響頂大的，古人是孟軻，我愛他濃烈的情感，高亢爽朗的精神；歐洲人是歌德，我羨慕他豐盛的生命力；現代人便是魯迅了，我敬的，是他的對人對事之不妥協。不知不覺，就把他們的意見，變作了自己的意見了。」「不但思想，就是文字，有時也有意無意間有著魯迅的影子」（《魯迅批判》「後記」，1935年北新書局出版）。李長之是在新文化運動導引下踏上文學道路的，私淑的導師之一就是魯迅。他對於新文化運動，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巨匠魯迅之認識自是具有特殊的感受。 在《魯迅批判》中，固然李長之是站在批評家的立場上評論魯迅的，但更確切地說，他是站在「養育於五四以來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批評家的立場上對於魯迅進行評論的。他有其獨特的視角，傾注的重心，激揚的文采，他把魯迅納入新文化運動中去審視，尤重魯迅之於青年的期望和青年對於魯迅的崇敬，他一則說「生存這觀念，使他的精神永遠反抗著，使他對於青年永遠同情著，又過分的原宥著，這也就是他換得青年的愛戴的根由。在生活上，我們有時麻木，或者妥協，拯救了我們的，就是魯迅的那支筆」。「科學的精神，卻永遠沒離開他過，而且那輻射著的光芒，也無時不從他的小說，尤其是他的雜感里，而到達讀他的作品的為他所鼓舞著的青年人的心。」再則說「因為魯迅在情感上的病態，使青年人以為社會、文化、國家過於壞，這當然是壞的，然而使青年銳敏，從而對社會、世事、人情，格外關切起來，這是他的貢獻。因為魯迅在理智上的健康，使青年人能夠反抗，能夠前進，能夠不妥協，這是好的。同時，一偏的，不深于思索的習慣之養成，卻不能不說是壞的。」「他在戰士方面，是成了一個國民性的監督人，青年人的益友，新文化運動的保護者了，這是我們每一思念及我們的時代，所不能忘卻的！」他對於魯迅，對於新文化運動愛得深，故也看得真切，透闢，並有著青年人判斷特有的衝擊力。他評價魯迅創作的意義是，「從此，新文化運動便有了最猛勇的戰士，最妥實的保護人，中國國民也有了最嚴厲的監督，青年則有了不妥協，不退縮的榜樣，而新文藝上開了初期的最光彩的花。這重要不止在魯迅，而且在中國！」那是他真切的感受，並道出了魯迅價值的真諦。 我們常講文學批評是有時代性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世序」；同時我們說批評也是有階層意識的，就是說不同教養、年齡、文化背景下的人對於同一事物的批評會有千差萬別。李長之的《魯迅批判》所提供的不僅是同時代人對魯迅的批評，更重要的是提供了「養育於五四以來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的批評，它新鮮、銳敏、富於朝氣。 魯迅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偉人，是永恆的；但他又是屬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巨匠，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在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下，讀者的解讀和觀照會因時空的推移而有所進展或遷移。從這個意義上，在魯迅批評史的長河中，代表著魯迅同時代的，「養育於五四以來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的批評所具有的真實和切近，就具有不可替代性。 所謂不可抹殺，是指《魯迅批判》受德國文藝理論影響，採用精神分析方法辨析魯迅之思想性格，並由精神人格進而解讀其作品的評論體系。 相對於當時大多數人採用的社會學批評方法而言——這也是整個20世紀以來魯迅學研究的主流方法——李長之在《魯迅批判》中採用的精神分析方法，無疑具有新穎性、叛逆性。研究方法與文化觀念是相聯繫的。如果說，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可以容忍精神醫生的診斷無避忌的話，那麼，對於評論家之於人的精神人格無顧忌地解剖，容忍度就有限得多。因為中國社會太習慣於用忠奸善惡這類社會學字眼去進行評判，太習慣於籠統模糊，太習慣於絕對，太習慣於輿論一律，尤其是當對象是社會名流的時候就更是如此，更難以容忍用病理生理式的剖析去對待。 在精神分析的導引下，李長之認為魯迅在情感上是病態的，在靈魂的深處「粗疏、枯燥、荒涼、黑暗、脆弱、多疑、善怒」，儘管這「無礙於他是一個永久的詩人和一個時代的戰士」（《魯迅批判》五「總結：詩人和戰士的魯迅：魯迅之本質及其批評」）。 他在解釋魯迅善於寫農村題材而不善於寫城市題材的原因說：「他那性格上的堅韌，固執，多疑，文筆的凝練，老辣，簡峭都似乎不宜於寫都市。農村，恰恰發揮了他那常覺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涼，不特會感染了他自己，也感染了所有的讀者。同時，他自己的倔強，高傲，在愚蠢、卑怯的農民性之對照中，也無疑給人們以興奮與鼓舞。都市生活卻不同了，它是動亂的，脆弱的，方面極多，局面極大，然而松，匆促，不相連屬，像使一個鄉下人之眼花繚亂似的，使一個慣於寫農民的靈魂的作家，也幾乎不能措手」（《魯迅批判》四「魯迅之雜感文」）。為什麼魯迅不能寫長篇小說呢？他認為原因之一是「寫小說得客觀些，得各樣的社會打進去，又非取一個冷然的觀照的態度不行。長於寫小說的人，往往在社會上是十分活動，十分適應，十分圓通的人，雖然他內心裡須仍有一種倔強的哀感在。魯迅不然，用我們用過的說法，他對於人生，是太迫切，太貼近了，他沒有那麼從容，他一不耐，就憤然而去了，或者躲起來，這都不便利於一個人寫小說。宴會就加以拒絕，群集裡就坐不久，這尤其不是小說家的風度」（《魯迅批判》五「總結：詩人和戰士的魯迅：魯迅之本質及其批評」）。而魯迅雜感之多，他認為則有精神方面的原因：「在當代的文人中，恐怕再沒有魯迅那樣留心各種報紙的了吧，這是從他的雜感中可以看出的，倘若我們想到這是不能在實生活里體驗，因而不得不採取的一種的補償時，就可見是多麼自然的事」（《魯迅批判》五「總結：詩人和戰士的魯迅：魯迅之本質及其批評」）。 他尤其善於把魯迅的精神人格和作品中的人物進行比較，深入開掘，使魯迅的人格精神和作品中的人物互相輝映闡發。他評《阿Q正傳》時說「魯迅那種冷冷的，漠不關心的，從容的筆，卻是傳達了他那最熱烈，最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極點的感情。阿Q已不是魯迅所詛咒的人物了，阿Q反而是魯迅最關切，最不放心，最為焦灼，總之，愛著的人物。別人給阿Q以荒涼，別人給阿Q以精神上的刺痛和創傷，可是魯迅是撫愛著他的，雖然遠遠的。別人可以給阿Q以棄逐。可是魯迅是要阿Q逃在自己的懷裡的；阿Q自己也莫名其妙，荒涼而且悲哀，可魯迅是為他找著了安慰，找著了歸宿；阿Q的聰明、才智、意志、情感、人格，……是被壓迫得一無所有了，有為之過問、關懷、而可憐見的麼，沒有的，除了魯迅。阿Q還不安分，也有他生活上糊塗的幻想，有人了解，而且垂聽，又加以斟酌的麼，也沒有的，除了魯迅」（《魯迅批判》三「魯迅作品之藝術的考察」）。他評《傷逝》則說：「無疑的，這篇託名為涓生的手記，就是作者的自己，因為，那個性，是明確的魯迅的個性故。他一種多疑、孤傲、倔強和深文周納的本色，表現於字裡行間。在書中，涓生和子君剛剛同居，子君是『和她的叔子，早經鬧開，至於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做侄女』了，而涓生，卻也記道：『我也陸續和幾個自以為忠告，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絕了交』（《彷徨》頁一八五），看這麼清楚，而至於刻畫了的地步的吧，這是魯迅！一種常感到奚落，諷嘲的壓迫，也是魯迅所特有的，在文中記敘常到通俗圖書館的情形道：『好在我到那裡去也並非為看書，另外時常還有幾個人，多則十餘人，都是單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書，作為取暖的口實。這於我尤為合適。道路上容易遇見熟人，得到輕蔑的一瞥，但此地卻絕無那樣的橫禍，因為他們是永遠圍在別的鐵爐旁，或者靠在自家的白爐邊的』（頁一九七）。特別不能忘懷於別人的輕蔑，這是魯迅！後來涓生願意和子君別去，因為子君在生活上並不奮鬥了，只給涓生以失望和痛苦，這時涓生又記到：『我和她閒談，故意地引起我們的往事，提到文藝，於是涉及外國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諾拉》、《海的女人》。稱揚諾拉的果決……。也還是去年在會館的破屋裡講過的那些話，但現在已經變成空虛，從我的嘴傳入自己的耳中，時時疑心有一個隱形的壞孩子，在背後惡意地刻毒地學舌』（頁二〇一），在失望的憂慮中，有一種倔強之態，這是魯迅！多麼真切的一篇記錄」（《魯迅批判》三「魯迅作品之藝術的考察」）。 這些分析，在長於或習慣於用社會學批評魯迅的研究學界不啻有些旁門左道，特別是那些有礙於魯迅偉人形象的字眼更是刺人眼目。 不能說李長之的精神分析方法是評論魯迅最為高明的方法，也不能說他運用的就一無瑕疵，像他認為魯迅初期的小說「抒情的成分很大，似乎是當時由於他的寂寞之感作用他吧」（《魯迅批判》「魯迅之生活及其精神進展上的幾個階段」）就顯然失之於簡率。然而，你不能不承認這種研究方法打破了傳統研究方法的板結，是有益的嘗試，而且，那意義不僅僅是對於魯迅的研究。 所謂卓然獨立，是指《魯迅批判》不因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巨匠而虛美，也不因熱愛魯迅而飾非，本著求真的目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保有著批評家可貴的風骨。 李長之在文藝批評上非常講究批評精神，他說：「文藝批評最要緊的是批評精神」。「批評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於權威，屈服於時代，屈服於欲望（例如虛榮和金錢），屈服於輿論，屈服於傳說，屈服於多數，屈服於偏見成見（不論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創造），這都是奴性，這都是反批評的。千篇一律的文章，應景的文章，其中決不能有批評精神。批評是從理性來的，理性高於一切，所以真正批評家，大都無所顧忌，無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批評需要分析，不但好壞分明，就是好之中的壞，壞之中的好，也要分明。……嚴羽說『吾論詩若哪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這是批評家的真精神」（《批評精神》南方印書館1942年出版）。 李長之在《魯迅批判》中也是這麼做的：「盡力之所能，寫出我一點自信的負責的觀察，像科學上的研究似的，報告一個求真的結果而已」。「因為求真，我在任何時都沒有顧忌，說好是真說好，說壞是真說壞」（《魯迅批判》「三版題記」，東方書社，1943年）。 他評論魯迅的作品，特別單列了一章指出「魯迅在文藝創作上的失敗之作」。明確指出哪些是好的，為什麼好；哪些是不成功的，為什麼不成功。既不是全盤肯定，也不是全盤否定。 他認為在《吶喊》和《彷徨》中，《孔乙己》、《風波》、《故鄉》、《阿Q正傳》、《社戲》、《祝福》、《傷逝》和《離婚》「有永久的價值」，即使「在任何國外的大作家群里，也可以毫無愧色」，因為它們「都是完整的藝術」。而《頭髮的故事》、《一件小事》、《端午節》、《在酒樓上》、《肥皂》、《兄弟》「寫得特別壞」，原因則或是「故事太簡單」或「獨白而落於單調」，而根本原因是魯迅「不宜於寫都市」（《魯迅批判》三「魯迅作品之藝術的考察」）。 對於魯迅的雜文，他分析說：「他的雜感文的長處，是在常有所激動，思想常快而有趣，比喻每隨手即來，話往往比常人深一層，又多是因小見大，隨路攻擊，加之以清晰的記憶，寂寞的哀感，濃烈的熱情，所以文章就越發可愛了。有時他的雜感文卻也失敗，其原故之一，就是因為他執筆於情感太盛之際，遂一無含蓄」。「太生氣了，便破壞了文字的美」（《魯迅批判》四「魯迅之雜感文」）。 從哲學思辯的標準出發，他認為「魯迅不是思想家，因為他是沒有深邃的哲學頭腦，他所盤桓於心目中的，並沒有幽遠的問題。他似乎沒有那樣的趣味，以及那樣的能力。」「倘若以專門的學究氣的思想論，他根底上，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常說不能確知道對不對，對於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並發他當前所要攻擊的一方面，所以沒有建設。即如對於國故的見解，便可算是一個例。」「他缺少一種組織的能力，這是他不能寫長篇小說的第二個原故。因為長篇小說得有結構，同時也是他在思想上沒有建立的原故，因為大的思想得有體系。系統的論文，是他所難能的，方便的是雜感」（《魯迅批判》五「總結：詩人和戰士的魯迅：魯迅之本質及其批評」）。 拋撇這些觀點的是非正誤不談，李長之在這裡顯露的正是他一貫倡導並實踐著的可貴的批評精神：不虛美，不隱惡，不因批評對象的權威或利害而扭曲批評的風骨。 本來，對於作品文學價值的判斷，對於作家氣質能力的判斷，見仁見智，在文學批評史上是司空見慣渾常事的。但在功利的，非學術的批評方法甚囂塵上的氛圍中，李長之的觀點不再被當作學術上的問題平心討論，而是由視為驚世駭俗，衍變為離經叛道，直至作出大逆不道的宣判。長期以來對於李長之的批判，對於《魯迅批判》的封殺，已經不是簡單的針對某些觀點的撥亂糾謬，而是變成對於批評家獨立人格的剝奪，對於獨立批評精神的踐踏。《魯迅批判》的不幸在此，然其可珍視之處也在此。 《魯迅批判》的價值和魅力當然不僅只是這三個方面，但有此三個方面，也就極其難能可貴了。 《魯迅批判》雖是一個小冊子，但由於影響大，似乎很有些文壇晴雨表的模樣。李長之是在1978年年底去世的，斯時「四人幫」已經被粉碎，一個新的時代的曙光已經在地平線上顯露。某出版社曾找到李長之接洽再版事宜，條件是將書名「批判」改為「評論」或「分析」之類云云，李長之堅持不改，他不無蒼涼地說：「批判其實就是分析評論的意思。我為《魯迅批判》遭了一輩子罪，不改，不出，也罷！」書雖然沒有出成，但用得著雪萊的話：「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李長之重寫的意願，由於斯人已逝，無法實現，給今人留下了無盡的遺憾，可他期待別人「系統的批評魯迅的書」的出現，在今天，大概可以跂予望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