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回憶錄 · 十三、為革命文化事業而奮鬥
魯迅畢生為革命文化事業而奮鬥，最後十年在上海，尤其放射出光輝的文化異彩。因為這時已經有了黨的領導，方向更加明確；加以自己又不斷的努力，學習並掌握了馬列主義的理論，來運用到中國新文學上，向敵人衝鋒陷陣，所向披靡。觀其對第三種人的略論與對楊邨人的討論，和《偽自由書》與《准風月談》的後記所說的事實，魯迅就是那麼利用剪貼作總結，再用簡煉的幾筆，就畫出一些鬼魂魔影來了。這是在黨領導下的勝利，敵人無可奈何的降伏！
這時與魯迅有關係的書店有：
北新（青光） 生活 光華 生生 新生 群眾 合眾 聯華（興中、同文） 神州 天馬 湖風 春潮 大江 文化生活 水沫
以上各書店，有關係較久的北新；有後起而出書較多的文化生活社（《故事新編》《俄羅斯童話》《死魂靈》《死魂靈百圖》），有專印別家不肯出版的禁書的聯華書局（《花邊文學》《小彼得》《壞孩子和別的奇聞》等），它有時又改名同文（《南腔北調集》）、興中（《准風月談》），它沒有一定門市，負責人原是北新小職工費慎祥，請求魯迅幫助出書維持家庭的，魯迅就把寫好的幾種書交給他印行、批發、出售的。《毀滅》則為被神州國光社列為十種理論叢書之一的，毀約之後，魯迅憤而以三閒書屋名義印出，大部分歸光華書店發售的。大概在上海的北新，後來已經與流氓、特務結成一夥，重用李志雲、丁默邨，大捧鈕惕生，亂登淋病廣告，另設偽國旗商店，已經與新書業絕緣，唯以廣印活頁文選為營利，以剝削作家為能事！實已無可救藥之極了。它一面仍用魯迅做幌子，以青光書局名義出了《兩地書》《偽自由書》《魯迅雜感選集》，一面又給魯迅難堪：「話不算數，寄信不回答，愈來愈其。」（見1929年8月17日魯迅致章廷謙信）在外看見魯迅為避暗害，看病多坐汽車，又使人揚言：「魯迅出入坐汽車，你看他多麼有錢！」以為自己賴付版稅卸責。其實就是魯迅找了律師「給他們開了一點玩笑」（見1929年8月17日致章廷謙信）也是算不清的。在上海出的魯迅著作後來是領印花去貼，在外地就簡直不貼印花，這情況魯迅是曉得而未予追問的。北新為了和開明書店搶生意，拉攏林語堂的英語讀本而大出，他的侄子林惠祥寫的文學史粗製濫造曾引起魯迅反感。魯迅曾表示，北新如果為政治問題而關門，也是光榮的。事實卻相反，北新倒行逆施，甘與敵偽為伍，已自絕於文化界。魯迅除把一些書交由各書店出版外，又由聯華書局出書，目的全因為革命文學不被敵人扼殺而特行印出的。只要印得出，在讀者中間得到傳布起來，即算是對敵人示威的目的達到了。故由費慎祥出的書，從未結算過版稅，甚或自己貼出紙張、印刷費亦所甘願。這裡看出魯迅為文化事業而艱苦奮鬥，不顧一切，凡有路可通，能抗擊敵人的都用盡心思去對付了。
反動的雜誌報刊雖有，向左翼進攻的壓力也不少。但黨的領導始終卓立，大家看到光明的前途有所遵循而快慰。出版的雜誌報紙，每於壓力稍松，即又紛紛的組織起來，而魯迅在上海時期與之有關係的雜誌報刊就有近五十多種：
文藝新聞 前哨雜文 文學導報 文史 美國新群眾雜誌 芒種 文學月報 漫畫生活 夜鶯 讀書生活 作家等 戲周刊 中流 國際文學 文學叢報 現實文學 文學季刊 文學界 世界文化 文地月刊
他初到上海，以《奔流》花的力量為最多，每月一期，從編輯、校對以至自己翻譯、寫編校後記、介紹插畫或親自跑製版型，及與投稿者寫回信，代索稿費，退稿等等的事務工作，都由他一人親力親為，目的無非是為了他要把外來的血液灌輸到舊中國去，希望從翻譯里補充點新鮮力量。這就用去了一個月的三分之二的時間，其餘為各刊物寫文章，總覺時間有限。同時他也不排斥創作，白薇女士的《打出了幽靈塔》的長篇詩篇，魯迅就分期給予刊載。這裡魯迅是費點心思的，為讀者與作者設想。他曾說：「這樣長詩，是要編排得好，穿插得合適，才會有人看的，所以每期的編排就很費斟酌。」這是他同情一個作家，自己奮鬥出來，就不惜極力援助她了。又聽到楊騷提及她有病，需要醫治。但她性情倔強，如果她知道有人幫助，是會拒絕的。魯迅除盡力替她刊登稿件外，又自己籌一筆款，托楊騷轉致，魯迅再沒有向任何外人提起此事，乃遵照楊的話，使一個作家可以安心養病。而魯迅又同情楊為朋友的熱心，他有時就開玩笑地說：「我編排他們的稿件，不是楊騷在前，白薇在後，就是白薇在前，楊騷在後。」殊不料轉瞬楊騷就把魯迅借款給白薇醫病的事向林語堂的侄兒，也是楊的好朋友說了，林到魯迅處也要借一筆同樣數目的款子。慢說那時魯迅沒有許多款可借，就是有何心借與林的侄兒？林語堂離開廈門大學時，就向學校索取了兩年的退職巨款才走的，後來到上海住大洋房。他侄兒不向林要款而向魯迅要，這合情理嗎？魯迅未答應他，結果他和楊騷都怪起魯迅來了。以前楊騷來請教日文翻譯事，每來既耽擱多半天，費了魯迅光陰不少的，從來往中知道魯迅要翻譯《十月》，他就趕忙搶先譯出，以制魯迅死命，其心狠毒，但魯迅不管他，自己仍譯出《十月》來。這之後就絕跡不來，而且碰面也似路人相遇了。
朝花社的搞起來，是從廈門大學來的一位王方仁（筆名梅川）要求住在魯迅附近，可以常常討教便利。因之，魯迅住在景雲里時他就搬來在附近住一間亭子間內，後來又添了崔真吾，再加進柔石。早晚食飯相遇。閒談到有意譯書自行印出的事，魯迅仍本著以前扶助未名社的態度，替王方仁介紹《紅的笑》，魯迅並有一篇《關於〈關於紅笑〉》的文字登在《小說月報》，為梅川（即方仁）辯解，替崔真吾校訂《忘川之水》等，無非為了幫助青年文化事業。又同意出《朝花旬刊》，出了幾本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奇劍及其他》等，又印出幾本木刻選集，名《藝苑朝華》，是從魯迅藏的版畫編印出來，給木刻界有所參考的。但王方仁以有哥哥在上海四馬路開教育用品社的方便為詞，請求由他社買紙張及代為銷售。這個建議眾人以為是合理的，有內行人便利了許多。於是王、崔、柔石三人連魯迅四人共同投資，每人一股，魯迅除借墊柔石，自任一股外，後來又自動加一股，無非增大出書能力，算是用我的名義，合起來是魯迅擔任五分之三。但所用的紙，王方仁是向拍賣行廉價買來水漬過的畫圖畫用紙，其實是不合於印木刻圖用的，油墨也是用廉價的，印出來不是相得益彰，而是一塊塊、一堆堆的不見線條的畫，就相形見絀了。但這裡卻看到柔石的高貴品質，在書與木刻畫據說都收不回本錢而且還要賠一筆款去的時候，看到他毫無怨言，除了出書時的自任校對，奔走接洽都任勞任怨之外，這時又拚命譯作，以期償還欠款，到宣告失敗了，還又向魯迅借墊付出。但柔石是忠厚的，還不相信魯迅說的「人心惟危」（見《為了忘卻的記念》），而王方仁則奔走城鄉之間，為建立祠堂，大忙特忙，看不到他搞出書事業。在一次見到魯迅家中有蔡元培在座，即抓住機會，要魯迅代向蔡請求為祠堂題字，把朝花社的事全置之腦後了。朝花社散開後，王方仁從德國洗個澡轉回來，教育用品社更昌盛了，還聽他向人說是魯迅誤會了他呢。可惜柔石忠心耿耿為這幻滅了的一個小小的文化事業用盡了一大把力，難道這也是誤會的嗎？幸而魯迅的率直的《為了忘卻的記念》給柔石留下了真材實料，給市儈們千秋萬世無所遁形。
柔石為人誠實質樸，從不多言。每次相見，都是與魯迅談創作、文學方面的事。看到《藝苑朝華》要印木刻，他也寫信到英國木刻家那裡，寄去中國木刻信箋之類，後來又換回些木刻畫，似乎轉贈給了魯迅作印書資料了。
另一個青年和王方仁他們住在景雲里一起的是韓侍桁。提起這人要倒敘一筆。他是日本留學生，在留日時曾投稿到《語絲》來而和魯迅有書信來往，便算認識了。魯迅有一次回北京去，他就寄來一張當票，叫魯迅到京替他贖出送到他家裡去，這種與人方便魯迅原本樂意做的，就照辦了。後來又寫信來，要在北京謀事，囑魯迅設法。魯迅想，自己只認識學界中人，就托馬幼漁先生代為設法教書的職務吧！已經頗有眉目了的時候，北京其時胡適、周作人輩頗得勢，問知是魯迅的關係來的，眼看這事就吹了，韓侍桁未得做成教員，回來上海找到了魯迅，見柔石、馮雪峰都住在景雲里，和魯迅接近，而又都是左聯人物，不知怎的侍桁也「左」起來了。但左聯人物並不能升官發財，此路不通！就搖身一變，往右轉了。想著魯迅既不能利用，罵魯迅或可以有用吧！於是跑到南京，與他們三個好友在一起，自己躲在背後，叫他的好友先罵魯迅。如此這般，魯迅豈有不知之理？在《偽自由書》後記里就順手刺了韓侍桁一下：「時代的巨輪，真是能夠這麼冷酷地將人們碾碎的。但也幸而有這一碾，因為韓侍桁先生倒因此從這位『小將』的腔子裡看見了『良心』了。」這不就夠畫出韓侍桁的嘴臉了嗎？
革命越受迫壓，作家的革命文學越受摧殘，郵局看到紅色封面的《吶喊》，也不問內容是否有關而一律禁止。報刊、雜誌，狗們一嗅到就辨別出，由異常的敏銳感覺，於是而通風報信，搖尾報功。魯迅是不管這一套的，反而在他自己的雜文集裡揭發這些人的嘴臉，不遺餘力，以掊擊敵人，維護無產階級文化事業的向前發展。敵人無能，其實是低能的，例如《申報》的《自由談》取消了黎烈文的編輯，調換一個老編輯張梓生先生，他們還以為能彈冠相慶，可以高枕無憂了。殊不知張與魯迅也是老相識，更重要的是讀者愛讀這些有辣椒味的痛陳時弊的文字，這是時代推移，人心歸向，沒法阻擋得住的。所以魯迅在黨領導下能進行一切活動，是與群眾聯繫在一起，與群眾生活在一條根上，連老人如張梓生也團結在一起，斬也斬不斷，其故在此。
因此之故，當時稍稍有一言半語替群眾說話，代表了群眾呼聲的，有時明雖遭禁，暗則好銷，商店櫃檯下另藏有左翼出版物，沒收一批又有一批，禁無法禁，真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其實魯迅是好相與的。看他熱心出版事業，幫助文化界的識與不識的人，凡是損己而利眾的事，他都勇於承當的，他念茲在茲的就是為革命文化事業而努力奮鬥。合乎這條件的是友，反乎此的是敵，這界限還不夠分明麼？
然而擴大革命影響，增強戰鬥力量，從文學戰線上尋找生人是急需的，所以不管任何挫折，仍不能減弱他在青年身上尋覓新生力量的熱情。這是要費許多時間與精力的，但這方面魯迅情願破費時間與精力。
還是從《為了忘卻的記念》說起吧，一個毫不相識的青年，看他有志於譯匈牙利詩人的詩，就不惜把自己酷愛的藏在身邊三十年不易得來的書贈給了白莽了，其鼓勵譯作的精神，昭然若揭。
另一個在郵局工作的青年孫用，譯了一本《勇敢的約翰》，寄到魯迅手裡，他閱後馬上寫回信，稱讚他：「譯文極好，可以誦讀」，但又怕介紹到雜誌上不便利，就想替他設法印單行本，但魯迅還須向書店接洽，於是作家也常常受制於書店了。這樣的情況是常常有的，在解放前。魯迅就為著介紹一本《勇敢的約翰》，歌頌匈牙利人民的英勇性格，就從1929年11月6日起，1931年11月18日止，共費時間兩年，才把這件事告一段落。其中經過，有魯迅與孫用來信二十一封；與書局或有關人的接洽書信十二封，接洽五次，又魯迅自己為《勇敢的約翰》製圖而親自跑製版所一次；編校算得出的五次。最後得到湖風書店給予出版了，其中甘苦，魯迅給孫用的書信中可知大概。現在介紹信中一二，以便讀者明了魯迅替群眾服務的不辭勞瘁的精神，而出版界的難於應付亦可見一般了。
《魯迅書簡》復孫用信第十：
11月27日信，早到。《英雄的約翰》世界語譯本及原譯者照相，已於大前天掛號寄上，想已收到了。譯本因為當初想用在《奔流》上，將圖製版，已經拆開：這是很對不起的。
接到另外的十二張圖畫後，我想，個人的力量是不能印刷的了，於是拿到小說月報社去，想他們仍用三色版每期印四張，並登譯文，將來我們借他的版，印單行本一千部。昨天去等回信，不料竟大打官話，說要放在他們那裡，等他們什麼時候用才可以—這就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
上海是勢利之區，請先生恕我直言：「孫用」這一個名字，現在注意的人還不多。Pet?fi和我，又正是倒楣的時候（我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現在很受壓迫，所以先生此後來信，可寫「……轉周豫才收」較妥）。譯文的好不好，是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印出來時髦不時髦。
不過三色板即使無法，單色板總有法子想的，所以我一定可以於明年春天，將它印出。
這是魯迅從一位郵務員的譯詩，引起喜悅其譯作之優良，又由詩找出插圖，就想圖文並茂地印將出來，而製圖費又太大，自己負擔有為難，因而煞費苦心地想借大出版商之力的辦法，先印出來。但這辦法也落空了，終於大碰釘子。
到了次年，即1931年的10月6日，魯迅退而向小書店設法出書，日記是這樣寫著的：「午後寄孫用信，並代湖風書店預付《勇敢的約翰》版稅七十。得湖風書店信並校稿。」
復孫用信十三：
惠函並印花一千枚，早已收到。詩集尚在排印，未校完。中國的做事，真是慢極，倘印Zola（左拉）全集，恐怕要費一百年。
這回印詩，圖十三張系我印與，製版連印各一千張共用錢二百三十元，印字及紙張由湖風書店承認，大約需二百元上下，定價七角，批發七折，作將來全數可以收回計，當得四百九十元。書店為裝飾面子起見，願意初版不賺錢，但先生初版版稅，只好奉百分之十，實在微乎其微了。而且以現在出版界現狀觀之，再版怕也不易，所以這一本翻譯，幾乎是等於犧牲。
版稅此地向例是賣後再算，但中秋前他們已還我製版費一部分，所以就作為先生版稅，提前寄上……
從這裡可以看出，魯迅為一個不相識者服務的情況。好不容易算是賣面子才找到一家小書店給印了，自己又墊付出二百三十元製版費，連奔走勞力不計，待書店付還魯迅製版費的一部分，魯迅就急急又先墊付給作者的版稅了。這種丟開自己，首先為他們設想，在舊道德是為人謀而忠，在新道德是社會主義風格，魯迅可謂兼而有之也無愧了。從這書的校後記里，我們看到魯迅為孫用奔走勞力的痕跡之一般，亦見當時即名為大作家如魯迅，也和小作家一般命運，這就是因為政治的迫壓之故。其原文如下：
這本譯稿的到我手頭，已經足有一年半了，……計劃印單行本沒有成，便想陸續登在《奔流》上，介紹給中國，一面寫信給譯者，問他可能訪到美麗的插圖。……
然而那時《奔流》又已經為了莫名其妙的緣故而停刊，以為倘使這書從此湮沒，萬分可惜，自己既無力印行，便介紹到小說月報社去，然而似要非要，又送到學生雜誌社去，卻是簡直不要，於是滿身晦氣，悵然歸來，伴著我枯坐，跟著我流離，一直到現在。但是，無論怎樣碰釘子，這詩歌和圖畫，卻還是好的……（見《集外集拾遺》）
這本小書如果是不碰到魯迅，大約未必在中國會有和讀者見面的機會的。雖然當時印得不多，而且我們手頭也找不到一本了，但總算給中匈友誼留下一個紀念，也是想不到的吧！這就是「好事之徒」的魯迅，無時無刻不在文化界找尋出版物的好處，為作家，為出版事業，這種精神是可寶貴的，尤其在反動統治大加撲滅文化的時候。
我們那時家裡用了一個善良而又純樸的老女工。凡工人有錯誤，魯迅是不加呵斥的，而況她對孩子很慈祥，令人想起長媽媽來。魯迅要孩子叫她姆媽，從不肯直呼其名的。每逢我們走向飯廳吃飯的時候，她就來到魯迅寫作兼臥室的一間大房間裡，做清潔工作或帶小孩在這裡玩耍。有一天，我們吃完飯回到屋裡一看，她和孩子玩得正歡，在朝馬路的三層樓陽台上和孩子一頁頁的在吹紙片，說是放鳶。孩子看到紙張飛舞，忽上忽下，高興極了，總是要求再來一個。在歡笑之下我們來了，不看猶可，一看，卻是魯迅書架內的一本書被撕去了大半本作蝴蝶或紙鳶飛去了，連忙攔阻，才把後小半本收回。因為她是文盲，不懂得魯迅視書如命的脾氣，又圖博得小孩歡喜，就什麼也不管了，但魯迅體諒她，沒有加以責備，只戒以後不可再做了。另一次來打掃房間，魯迅寫開的稿子來不及收起就去吃飯了，她老人家大約是擦桌子吧，順手把稿子四五頁掃到地下，也就當作廢物掃掉了。回到房間，魯迅一看：稿子為什麼不見了？追問起來，才知是當廢物掃掉，倒在放垃圾的大漏斗去了（上海公寓後面，常有大漏斗流下垃圾去，以省人力為垃圾奔跑）。我趕忙跑到樓下打開垃圾的門，幸好還沒有別人倒下污濕東西，就拾了回來，魯迅只得笑笑嘆息了事。1931年的某一天，東鄰人搬走了，她照往常習慣仍然領著孩子去玩，回來手內帶著一本人家遺下不要的破書，給小孩玩，魯迅接過來一看，那精美的萊勒孚五十多幅插圖和原作者馬克·吐溫迷住了魯迅，愛不釋手地翻了又翻的看個不完。後來又托人翻譯了全書。那就是《夏娃日記》，譯者李蘭先生在魯迅逝世的時候，寫了一篇追憶文字，記《中譯〈夏娃日記〉的來歷》，文末有這樣幾句話：
天底下的奇事盡多，我敢說誰都想不到《夏娃日記》在中國的出版，竟有過這樣的一段奇特而光榮的來歷。這本書最初打動魯迅先生的心的，是萊勒孚（Lester Ralph）的那五十五幅插圖，等到文字翻譯了出來時，魯迅先生好像對於原作者馬克·吐溫的那種幽默筆調也很賞識似的，只看他在書首用唐豐瑜的筆名所寫的小引就可明白。
從這一點小事，我們可以看出：魯迅先生的心神無時無刻不是放在藝術與真理的努力之上的。倘使有好的環境，他是會幹出更多更偉大的事來的。
可惜事隔多年，書局也早已倒閉，《夏娃日記》在中國又已絕版了。不然，聽說今年世界名人紀念中還有馬克·吐溫這個有名的幽默作家。他原是一個領港，在發表作品的時候，便取量水時所喊的訛音，用作了筆名的一位美國有名的作家。我們在紀念他的時候能把這份作品拿出來紀念這一位領港者有多美呀！但可惜是已經絕版了。魯迅隨時隨地抓住機會為文化事業添一好的出版物的苦心，從李蘭先生所提到的「好的環境」正是我們今天所處的，我們就不必從「破書」中找資料，有更多更好的譯品出來了！
魯迅對作家的同情心是很大的，除了上面說過關心白薇的病體外，《自由談》他寫作之多，固然為了向不合理的時代的政治環境作戰鬥。另一個小原因是在1932年的時候，經過郁達夫的介紹：
「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
……
「不久，聽到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為了忙於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裡，她獨自死掉了。幾天之後，我偶然在《自由談》里看見一篇文章，其中說的事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為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為給《自由談》的投稿了。」
這是登在《偽自由書·前記》里的。人們知道，魯迅是很愛他母親的，當他為柔石被捕事避難的時候寫的詩還有「夢裡依稀慈母淚」句，可見他說出有母親則互相「掛礙」，倒覺不能「更加勇猛」了。
為了關心別人，從此魯迅就不斷給《自由談》投稿，而且心裡還懷念著無母的孤兒的寒暖問題，叫我編織毛絨小衣褲給黎的小孩，這可見魯迅偉大的愛。自從他做了父親之後，他有時說，我現在才體會到做父親是怎樣的。也就是推己及人的心意，正是同胞物與之情，偉大的革命者，也不過是推這同胞物與之情於人類罷了。
後來魯迅病得很厲害的時候，黎烈文來看望還提到要編一個刊物名《中流》，不過什麼時候出版，首先要得到一篇魯迅文章才出第一期。這樣，魯迅就扶病於8月23日為「《中流》作小文」一篇，繼而於9月5日「為《中流》（二）作雜文」，於9月28日「寄烈文信並稿一篇」，共寫了三期，而這8、9月間正是大病稍愈，卻仍在病中，不斷延醫診治中度日，其實正應休養的。我因家中煩雜，出入人又多，不斷有客人來，甚至如黎的索稿，實為刊物讀者要看到魯迅作品而要求，為讀者打算是好的，魯迅也體諒這心情的。但在病人本身看來，就不像個病中需要休養的人了。因此曾請求醫生設法讓魯迅住在病院裡，或較清靜些，但魯迅卻說：「住在病院就等於監房了，我不要去。」這也是他的始終為人民服務到最後一天還不肯休息的態度！
魯迅除努力文化事業，凡有可以盡力之處都用他的力量在總的天秤上加了自己的砝碼進去了。例如對朝花社，對各種小書局、書店的協助，都費了不少精力，有些後來也變化了，實在敵不過黑暗的政治壓力。惟有提倡木刻，對木刻家們寄予深切期望。魯迅手裡集有初期木刻家的作品為數甚多，幾乎各地方的都有，甚或本人因流離不定，把木刻寄給魯迅存下一份，而魯迅對木刻家的通信，也可以說直率地說出自己是不會也不懂木刻，儘管如此，還是罄所知以告的。所以他對木刻是熱誠擁護。而木刻工作者，也冒了生命危險來保持、發揚木刻事業的。我們只要讀到《寫於深夜裡》（見《且介亭雜文末編》）那十八歲青年的無辜被捕，和僅僅為了查出一個文學家的木刻像就硬誣衊是「紅軍軍官」，然後一連串的罪狀都從「紅軍軍官」生髮出去，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後來才查明白，禍根是「學生對於學校有不滿之處，尤其是對於訓育主任，而他卻是國民黨省黨部的政治情報員。他為了要鎮壓全體學生的不滿，就把僅存的三個木刻研究會會員，抓了去做示威的犧牲了」。這種隨意誣陷學生的罪惡，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教職員和昏官串通起來做的。不僅人凡君一個人的遭遇，幾乎凡搞木刻的都是左傾分子，都該殺似的。我還記得一件事，就是杭州那個美術學校的學生，要出一本關於「一八藝社」展覽會的作品，要求魯迅作序，魯迅對學生的請求從不拒卻的答應了，而且印在畫冊的前面了。臨發行的前夕，給校長看了，大發雷霆，說有魯迅的序文，不准出。這一命令，就把印好的大畫冊堆在儲藏室，長期過著禁閉生活，不得見天日了。有一位這個學校的學生在魯迅逝世後，還找到一本未發行的給我做紀念呢。一個學校的校長威嚴就如此厲害，魯迅遭殃不要緊，卻連累這份刊物出世卻是不安的。當時全國各地幾乎無木刻界藏身之地！只有被反動派圍剿的延安，才真正認識、愛護他們。既然延安愛護他們，反對派就更仇恨他們了，而以杭州美術學校的做法更突出。人凡君的事情出在那個學校。後來「在上海還剩下M.K.木刻研究社，是一個歷史較長的小團體，曾經屢次展覽作品，並且將出《木刻畫選集》的，可惜今夏（1934年）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員多遭捕逐，木版也為工部局所沒收了」。（見《且介亭雜文》：《〈木刻紀程〉小引》）儘管社員遭捕逐，工具被沒收，但工作仍然不斷有人繼續，誠如魯迅用「鐵木藝術社」的名義做了一篇《〈木刻紀程〉小引》說明木刻工作的大致經歷：「仗著作者歷來的努力和作品的日見其優良，現在不但已得中國讀者的同情，並且也漸漸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而且魯迅還作了預言，堅定的相信，木刻將來有兩個發展的前途：「採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引文見同上）這兩條路，中國木刻界似乎都同時採用於新木刻上了。人們只在翻開《十年來版畫選集》或一讀李樺和力群兩同志寫的《建國十年來的版畫》和參觀了北京或廣州、重慶展出，就得大大驚異於它今天的收穫，是在黨的關懷領導下，像奇花異卉般燦爛地開放起來。而其氣魄的雄偉不可一世，則視之歐洲名木刻也不多讓。如李樺的《戰黃河》以及許多人民生活的描寫畫幅，正說明今天中國人民英勇奮發，天天創造奇蹟的偉大事業的一個縮影，充分表露出在黨領導下敢想敢幹，克服困難的精神。劉峴的《雞冠花》與江敉的《晚歸》，則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的作品。其他每一幅製作，都具有新意境，新的蓬勃不可遏止的氣象突出於畫面上。如果不是切實體驗在生活上的豐富實感，真正參加到勞動生產上的體驗，是很難有此成就的。用《人民日報》11月14日第八版馬克同志的簡評第四屆全國版畫展為「闊步前進的版畫藝術」，寫出這次版畫展看到「特別是新畫家有大湧現」，說「這次展出的二百九十餘件作品，都是各地畫家們近一年的新作。……不僅水平整齊，而且作品的質量也有明顯的提高。」內容和解放前更有顯然的不同，你看他介紹「作品描繪的內容不論是宏偉巨大的水利工程，氣勢巍峨的鋼鐵生產，日新月異的城市建設，或是麥浪滾翻歌聲遍野的豐收；也不論是祖國大好河山晨昏雨霧和四季變化莫測的美妙，或是自然界奇花麗草的美，等等，無不洋溢著畫家對生活的熱愛，和藝術上獨到的造詣。」也就是魯迅所叮嚀人們的「關心了大眾，這是一個新思想（內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生產者的藝術」提高的來說，即無產階級藝術。而在舊形式中，即魯迅不斷稱許的小說傳奇插圖和連環圖畫，新年花紙等民間藝術，都屬於生產者藝術之列的，這些都是魯迅提倡、愛護，為了對「消費的藝術」被「有力者的寵愛」實相徑庭的。魯迅對木版藝術等的大力提倡，實亦固其是屬於「生產者的藝術」（以上引文見《且介亭雜文》：《論「舊形式的採用」》）。今年四屆全國版畫展據估計已有二百人參加展覽，比之《木刻紀程》時代的寥寥可數的十多人多得多了。更可喜的是「許多工廠、農村、學校和部隊的版畫作者更是難以數計，其創作風起雲湧，形成熱潮。」真當得起「猗歟盛哉」四個字了。
回想起木刻界的遭受反動壓迫時期，他們不避捕捉喪命之威，仍不忘從事藝術的修養工作，相信革命一定勝利，相信黨的領導正確。木刻界同人首先樹立了政治掛帥的旗幟、頑強地與敵人作鬥爭。近三十年來，幾經變亂，壓迫禁錮、污衊凌辱，而木刻界卻越戰越勇，越鍛煉越堅強。以其本身的頑強的「生產者的藝術」的姿態，保持其青春，到今日發揚其美麗。必將在建國十年第四屆展出之後更是繁花滿枝，果實纍纍的偉大景況的。因此人民事業既如此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則生活內容更豐富了創作者的實感，用舊中國的術語對木刻從舊到新來說，亦可謂「枯木逢春」了。而在黨的教育栽培下，正是春光無限好，是藝術工作者勤懇的時候了。
魯迅為革命文化事業而努力的木刻，不過是文化事業中的一翼，即美術事業中的版畫藝術的一個小小範圍而已，然而因為從事於此的藝術家們首先堅定了政治掛帥方針，所以不管任何橫逆之來都能抵抗，既不被「消費者的藝術」所玷污，屹然不為「消費者」的意旨所轉變。經得起考驗，當然今天在黨的總路線、大躍進的鼓舞光輝照耀下，更合理地成長、擴大，更多地為「生產者的藝術」努力了。將來就不只在北京、廣州、重慶幾處展出，我們還會在工廠、農村、學校、部隊等地方出現的。用馬克同志「評第四屆全國版畫展」的話作本章的結束，就是「這樣廣泛的群眾性，是社會主義時代藝術發展的特徵，也是版畫之所以能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