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雪爾與克尼斯 · 導論
蓋伊·奧克斯
韋伯的文本
以下是韋伯專論《羅雪爾與克尼斯：歷史經濟學的邏輯問題》（Roscher und Knies und die logischen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ökonomie）的譯文，韋伯於《施莫勒之立法、行政與國民經濟學年鑑》（Schmoller's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eswirtschaft）上分三部分發表此文。當時，《年鑑》正執德國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之牛耳。1有關此文出版的基本事實如下：第一部分，《羅雪爾的「歷史方法」》（Roscher's 「historische Methode」），刊於《施莫勒年鑑》，卷25，1903年，pp. 1181-1221；第二部分，《克尼斯與非理性問題》（Knies und das Irrationalitätsproblem），刊於卷29，1905年，pp. 1323–1384；第三部分，《克尼斯與非理性問題（補論）》（Knies und das Irrationalitätsproblem［forts.］），刊於卷30，1906年，pp. 81–120。此文於1922年重印，作為篇首收入瑪麗安妮·韋伯編輯的《科學論文集》（Gesammelte Aufz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中。「Wissenschaftslehre」一詞或可譯為「科學理論」（theory of science）——就它是關於科學的某種理論而言——或者「元科學」（metascience）。《科學論文集》於1951年、1968年兩次再版，主編為約翰內斯·溫克爾曼（Johannes Winckelmann）。
韋伯為全文劃分了章節。這些劃分及韋伯所用的標題都保留在譯文目錄中。《克尼斯》一文的副標題、該文的最後一段及韋伯所加的最後一個注釋都表明，關於克尼斯的這些「殘篇斷章」——德文版中長達103頁——起初是作為一項更為廣泛的研究的第一部分而構思的，可惜這項研究並未完成。
文中著重格式都是韋伯所加。斜體(1)強調某一表述的重要性。這種強調無疑過多，《羅雪爾》文第一部分尤其明顯。不過，要明白韋伯為什麼這麼做也不難。比如，在《羅雪爾》文的第一段中，韋伯強調了「分析性」與「描述性」兩詞，意在提請讀者注意，這種重要區別在看待科學研究的目的、方法與結果方面迥異其趣，羅雪爾對科學的分類就奠基於此。引號表示他對某一表述的內涵存疑。比如說，在《羅雪爾》一文標題中，「歷史方法」一詞被打上引號，就是因為韋伯認定，羅雪爾那裡並沒有一套連貫一致的方法論學說。如此一來也會帶來不利的惱人後果，那就是有時難以決斷，韋伯到底是引用他人的著述，還是對作者觀點的可靠性存疑。
在德文版中，韋伯的注釋用的是腳註。注釋很多，有些甚至長得不像一般的註解，韋伯這一點常為人所詬病。為方便起見，本書注釋都按序置於文末。韋伯顯然沒有受到今日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所做要求的困擾。就韋伯所處時代的許多學術著作來看，作品的文獻引述風格多少有些漫不經心。引述常不正規，甚或引而不注。這樣做也無可厚非，因為韋伯著作的受眾限定在從事社會文化科學研究的專家學者。為了順帶引述「洪堡的研究，這些研究最近成了爭論的主題」（見《羅雪爾》文注52），韋伯可能預設其讀者知悉提到的是哪位洪堡（不是亞歷山大，而是威廉(2)），說的是哪項研究（後者的著名演講《論歷史學家的使命》［Über 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chreibers］）。此譯本的參考文獻提供了韋伯所引主要著作較為完整的書目信息。
韋伯的第一部元理論著作
在希爾斯與芬奇所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含《科學論文集》中三篇重要論文）導論中，愛德華·希爾斯對韋伯論述社會科學基礎的著作表示遺憾，認為若干問題還懸而未決。具體而言，他視韋伯「沒有寫出一篇論述社會科學理論建構與系統化的方法論文章」為「不幸」（Shils, 1949, p. viii）。其實，韋伯的確寫過這樣一篇文章。他的有關工作起始於1902年春，大概就在他數次盤桓（extended）羅馬的某次期間。回頭看來，似乎並無跡象表明，此時乃是韋伯一生中最具徵兆的一刻，開啟了他對社會科學哲學雄心勃勃的研究。他仍舊沒有從1898年以來久拖未愈的那場病痛中恢復過來，病痛使他無力繼續此前的生活方式：學術與政治。一切智識活動都會使他疲憊不堪，並繼之以無眠之夜。演講導致神經衰竭。教學、閱讀、寫作與政治講演相繼停止，及至最後不能進行任何談話。21902年春，韋伯大病初癒。《羅雪爾與克尼斯》專著是韋伯努力恢復學術工作能力的首批成果。
寫作此文的動因顯然來自海德堡大學哲學院（philosophische Fakultät）（大致相當於文理科學院）的一封信。1896年，韋伯辭去弗萊堡的教職，赴海德堡大學繼任克尼斯的經濟學教席。1902年，海德堡大學計劃出版校慶紀念文集。韋伯也在邀稿之列，顯然感到必須盡責從事。他打算寫一篇論羅雪爾、克尼斯與「歷史經濟學」基礎的評論（Marianne Weber, 1926, pp. 272, 319）。然而，以韋伯致力於該計劃的學識之寬廣，哲學分析之深邃，都無法囿於這些中規中矩的格局。韋伯未能及時完成論文以備紀念文集的出版，此後完成的東西也不是一篇關於羅雪爾、克尼斯與「歷史經濟學」之方法論基礎的論文。雖然原題仍被保留，但其措辭之審慎有點誤導，讓讀者對其將於文中得見的東西始料未及：一份有關社會文化科學之邏輯地位問題的哲學分析，成熟、原創且具綜合性。
就韋伯著作的所謂經典地位而言，他這第一部篇幅最長，也是最具雄心的原創性方法論要著理應得到廣泛的研究、仔細的分析解釋以及成熟的再解釋。毋庸贅言，此書並沒有獲得這樣的恩榮。在《羅雪爾與克尼斯》一書中，韋伯的目的是解決方法論之爭問題——這一元理論之爭使得他的那些最傑出的同時代人筋疲力盡，並使社會科學已顯漫長的青春期愈發難有盡頭。如果根據研究成果為其後學仔細審查、理解與評價的程度來衡量其事業是否成功的話，韋伯的元理論方案肯定是失敗了。
注釋
1 主編為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柏林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德國「歷史學派」元老，自社會政策協會成立以來，就擔任其執行委員會主席，可能是最有影響的一位「Kathedersozialisten」，這是一個社會科學家的鬆散聯合體，有時候被人有點輕蔑地稱為「學院派社會主義者」或「講壇社會主義者」——使韋伯懊惱的是，所有有關德國經濟學教席的任命問題都由他說了算。
2 為了協助治療，韋伯為他的一位醫生寫了一份關於自己病症的備忘錄。卡爾·雅斯貝斯閱後高度稱讚了這一備忘錄的明晰性，完整性與毫不隱晦的誠實性。韋伯的妻子害怕國社黨人詆毀其夫名譽，在二戰期間毀去了這一備忘錄。在《韋伯傳》（Max Weber:Ein Lebensbild, 1926）中，她謹慎有節地描述了韋伯的病症。這本書並非一本傳記，作者也不打算把它寫成這樣，而是一幅「生活肖像」，一幅描述韋伯生活的「畫像」，為後來的韋伯傳記提供了基本的原始素材。
阿瑟·米茲曼（Arthur Mitzman）的《鐵籠：對韋伯的歷史解釋》（The Iron Cage: 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x Weber, 1970），既不是一本傳記，也沒有增加新的傳記材料；在處理問題方面也並非謹慎有節。這本書是對韋伯的一生所做的准心理分析解釋。果然不出所料，這一解釋主要關注韋伯與其雙親之間的關係。米茲曼也描述韋伯的病症，並把瑪麗安妮·韋伯的《韋伯傳》作為主要的原材料。根據已經發表的有關韋伯生平的材料（瑪麗安妮·韋伯的《韋伯傳》）；以及瑪麗安妮·韋伯根據已經出版的韋伯信件所編輯的《青年韋伯通信集》（Jugendbriefe, 1936），但篩選標準殊少教益；有關韋伯的回憶性隨筆，大部分寫於韋伯過世以後；並少量參考鮑姆加滕（Eduard Baumgarten）手中未發表的信件，米茲曼試圖重建韋伯的心理緊張與分裂，在他看來，這兩者構成了韋伯與其雙親之間關係的根本特徵。據此，他對以下內容做出了推斷性說明：韋伯政治觀點的變化，對現代德國歷史的解釋，有關現代西方資本主義起源的理論，對官僚制與卡里斯馬之間關係的看法，《經濟與社會》（在這本書中韋伯闡述了他關於社會文化變遷的成熟理論）的主要論題，以及關注西方文明「命運」、關注身陷鐵籠（steel housing）式生活中的自由之前景的韋伯式悲觀主義——可稱之為韋伯的歷史哲學。參見Mitzman, pp. 6, 11—12, 50, 73—74, 107, 169—174。此處顯然不是對「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的功績做出評判之地；然而，已經發表的有關韋伯生平的材料，既不夠堅實也不夠可信，不足以支持米氏過於誇大的「解釋」結論。
3 韋伯作為一名作者，在他為《法蘭克福報》所寫的那些文章中可能表現得最好。在這些文章中，論辯成為韋伯的主導式言說風格：修辭、諷刺、刻薄挖苦都很明顯，這些風格元素也正是韋伯在其學術著作中力圖去除或者至少是有所節制的東西，不過他往往沒有成功。其中最好的例子就包括下面這些：「所謂的教學自由」（「Die sogenannte Lehrfreiheit」, Frankfurter Zeitung, September, 1908）「俾斯麥的外交政策與當今現實」（「Bismarcks Aussenpolitik und die Gegenwart」, Frankfurter Zeitung, December, 1915），「責任問題研究」（「Die Untersuchung der Schuldfrage」, Frankfurter Zeitung, March, 1919）。
4 韋伯對社會文化科學問題域的認識預示著一種科學理論觀，如今這種觀念已在科學哲學中變得非常流行。照這種觀念，所有學科的實質性理論工作，都有賴於某些「預設」「範式」或「說明範式」，它們是使科學研究在學科內得以可能的概念圖式。這些圖式與「經驗」之間的關係是鬆散的、不明顯的、有問題的。圖式元素的變化構成了所有學科最重要的變遷。因為它們能改變甚至轉換「常規」科學家對其研究之根本宗旨的看法。這種觀念及其變體的一些最重要的版本有：庫恩（Kuhn, 1970）、圖爾敏（Toulmin, 1961）、波普爾（Popper, 1963a）、波蘭尼（Polanyi, 1958）、漢森（Hanson, 1958）以及費耶阿本德（Feyerabend, 1962, 1965）。
5 此文的修訂版就是著名的「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Weber, 1918）。1913年版是那份僅僅為社會政策協會內部成員提供的手稿（共134頁）中的一部分。這是社會政策協會在1914年1月5日所召開會議的主題，此次會議單獨討論了「價值判斷」（Werturteile）在社會文化科學中的地位問題。熊彼特、斯普朗格（Spranger）與維澤（von Wiese）等人也提交了論文。協會的這次會議顯然是爭論得最激烈的一次會議，因為協會平常是一個鬆散的群體，其成員在政治、道德、理論與元理論假設上的分歧容易使討論變得很困難。韋伯關於價值判斷在社會科學中所處地位的立場（這一立場現在眾所周知），絕對屬於少數派觀點。按照弗朗茨·博澤（Franz Boese）——研究協會歷史的專家——的說法，韋伯提前離場，而會議卻繼續熱烈地討論他的主題。有關此文的更詳盡的細節以及此文的寫作背景，請參看Franz Boese, 1939, pp.145—148。
6 把韋伯對「方法論」的看法與一種常被視為英國式的哲學觀做對比會不無啟發。比如，艾耶爾認為哲學家非常「匠氣」（journeyman）（Ayer, 1947）。這似乎也是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 1951）與奧斯汀（J.L. Austin, 1961, 1962, 1964）的立場。維特根斯坦喜歡用一個與此不同但緊密關聯的隱喻：把哲學視為治療術。這種觀點——認為哲學本質上是謙恭的、近似看門人式的，關注由科學研究所提出來的概念、邏輯或語言問題——看起來源於洛克的《人類理解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在「致讀者的信」（Epistle to the Reader）中，洛克把自己的哲學事業比作「下層勞動者」的工作，「清掃了下地面，移走了知識之路上的一些垃圾」。作為下層勞動者的哲學家——其功能大概是識別並處理垃圾，以使科學工作能進步無阻——區別於科學理論的「偉大建構者」，後者（洛克提到了波義耳、牛頓與惠更斯）「在促進科學進步上的博大宏思，必將留下永為後世所仰望的紀念碑」。
7 針對新老兩代歷史學派成員對馬克思著作的學術回應，迪爾特·林登勞伯（Dieter Lindenlaub, 1967, pp. 272—291）做了有用的討論。他為如今可被稱作「代際衝突」的東西提供了證據。
8 在《德國士紳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一書中，弗里茨·林格（Fritz Ringer）試圖找出這種對方法論之爭看法的某些來源。這一點亦可參看伊格爾斯的論文「論德國歷史主義的消亡」（Iggers, 「Te Dissolution of German Historicism」, 1965）。
9 圍繞著韋伯所謂的「實證主義」所產生的曠日持久且毫無結果的爭論，迄今為止仍然是社會科學界的奇談，這正好反映了研究韋伯元理論著作的大致學術水準。有關這一爭論的最新文獻，可以參看奧托·斯塔姆（Otto Stammer, 1965）、哈貝馬斯（1963,
1969）以及施羅耶（Schloyer, 1873）。
10 參看波普爾（Popper, 1963b, p. 292）。這種看待韋伯意圖的觀點已經相當流行。亦見阿貝爾（Abel, 1948）、馬丁代爾（Martindale, 1959）、朗（Wrong, 1970）以及里特（Leat, 1972）。
11 關於這一點，韋伯的「新康德主義」，特別是他對李凱爾特知識論的信奉，看起來已經相當明了。自從《科學論文集》初版以來，這個問題就成為了德語文獻中曠日持久且毫無結果的爭論主題。韋伯是新康德主義者、觀念論者、資產階級陣營中的馬克思、亞里士多德主義者、黑格爾主義者甚或存在主義者？朱迪斯·雅諾烏絲卡–本德爾（Judith Janowska-Bendl, 1965）考察了這類文獻。
12 參見以下第153—154頁，韋伯的一個例子闡明，在哪些條件下需要解釋，在哪些條件下可能進行解釋。
13 韋伯也用如下方式表達這一觀點。「在與一切具體自然過程的因果解釋完全相同的邏輯意義上，對動機的歷史『解釋』同樣屬於因果說明。」因為對動機的歷史「解釋」受到如下限制：「其目標是發現『充分的』基礎（至少是作為假設的充分基礎）。」（Weber, p. 194，見本書）
14 在討論哪些條件下可能對梅毒進行社會文化闡釋時，韋伯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參見以下第157—158頁。
15 這是亨利希（Henrich, 1952）的論題，它可能是戰後德國研究《科學論文集》的所有著作中，受到討論最廣、影響最大的一份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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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現的兩篇期刊論文值得一提。一篇是John Torrance的「馬克斯·韋伯其人與其方法」（「Max Weber: Methods and the Ma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ume XV, number 1, 1974, pp. 127–165］）。討論了一些最近出現的有關韋伯元社會學的英語、法語與德語文獻，［頗有裨益］。鑒於當代這種學術風氣，不可避免會出現關於韋伯的「心理傳記」（psycho-biography），同樣也會產生針對韋伯的「結構分析」。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的「正在消失的調停人：馬克斯·韋伯的敘事結構」（「Te Vanishing Mediator: Narrative Structure in Max Weber」, New German Critique, volume 1, number 1, 1974, pp. 52–89）即是一例。這篇文章細緻敏銳地考察了韋伯的元理論意圖。
* * *
(1) 本書中為著重顯示。——編者注
(2) 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年9月14日—1859年5月6日），德國科學家，與李特爾同為近代地理學的主要創建人。生於德國柏林，亦逝於德國柏林，是世界第一個大學地理系——柏林大學地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
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年6月22日—1835年4月8日），生於德國波茲坦，是柏林洪堡大學的創始者，也是著名的教育改革者、語言學者及外交官。——中譯者注，後同
(3) 方括號內文字為中譯者所補，下同。
引言
下面的片段並無意於以文學手法描繪前輩大師的肖像。相反，其目的非常有限，就是試圖確立一些基本的邏輯與方法論問題——在我們的學科與歷史性科學的上一代人中所討論的一個主題——如何影響歷史經濟學1的早期階段，並弄清歷史學方法的第一批重大成就是如何努力應對這些問題的。即使我們的分析一再提到歷史經濟學的弱點，那也是因為這些弱點是歷史學方法的本質特徵。正是這種弱點不斷引起我們對那些作為我們科學工作基礎的一般性預設進行反思。對這些一般性預設進行研究是下面這類考察的唯一目的，這類考察必須堅持不懈地避開完整的「文學」刻畫，以為那些自明的或者看似自明的問題提供更加廣泛的分析。
今天，威廉·羅雪爾（Wilhelm Roscher）、卡爾·克尼斯（Karl Knies）以及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Bruno Hildebrand）被視為「歷史學派」的開山元老。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是故意貶低希爾德布蘭德著作的重要意義。不過，即便正是希爾德布蘭德，在某種意義上也只有希爾德布蘭德，運用了今天被稱為「歷史的」那種方法，也還是可以把他排除在下面的分析之外。就我們此處所關注的問題來看，他的《經濟學的現在與未來》（Economics of the Present and Future）一書中所包含的聽天由命的相對主義只不過是沿用了前人的思想，一些是羅雪爾的，一些是其他人的。再者，不先討論羅雪爾的方法立場，就無法理解克尼斯的方法論觀點。克尼斯最重要的方法論著作——他把它題獻給了羅雪爾——既想處理那時已經出版的羅雪爾的著作，又力圖分析古典經濟學代表們的著作，古典主義在大學一直占據統治地位，直到羅雪爾時代。此時海德堡大學的勞（Rau），也就是克尼斯的前任，被公認為古典主義的領軍人物。
因此，我們將從刻畫羅雪爾的基本方法論觀點開始，這些觀點可以參見他的《修昔底德的生平、著述與時代》（The Life, Work, and Era of Thucydides, 1842）、《歷史方法的政治經濟學講義大綱》（Outline of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Method, 1843）以及他在1840年代所寫的文章。我們將關注他的《經濟學體系》（System of Economics，1854初版，1857再版）第一卷的最初幾版，此書後於克尼斯著作出版。之所以關注羅雪爾的後期著作，是因它們對克尼斯所試圖把握的那一觀點做了前後一致的表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