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自傳 · 第五章 第一次結婚

我和艾麗絲於1894年12月13日結婚。她的家庭200多年來都是費城貴格派（教友會）的教徒，那時她也是一位教友會的信徒。因此我們在聖·馬丁巷的貴格教聚會上舉行婚禮。我好像記得，當時有一位貴格派教徒被聖靈感動，宣講起迦南的奇蹟來，他的宣道完全傷了艾麗絲的感情。整個訂婚期間，我們經常在基督教的問題上進行爭論，但直到婚後幾個月，我才成功地改變了她的看法。 她婚後改變看法的事情還不止一樁。那時候，美國婦女所受到的教育使她們認為性是骯髒的，所有婦女都厭惡性，認為男性的肉慾乃是幸福婚姻的主要障礙。艾麗絲就是受的這種教育。因此她認為兩性交合只有在想要生兒育女時才可以。因為我們已經決定不要孩子，在這個問題上她就不得不改變她的立場。但是她仍然認為，她想讓性生活極少極少。我沒有和她爭論這件事，也覺得沒有爭論的必要。 我們結婚時，兩人以前都沒有性生活的經驗，因此正像沒有性生活經驗的夫婦通常顯然會碰到的那樣，從一開始就感到相當的困難。我曾聽許多人說這使他們的蜜月過得不痛快，我們的情況倒不是這樣，我們遇到的一點點困難看來挺可笑，很快也就克服了。但是我記起在我們結婚三周後的某一天，在性生活極度疲乏的影響下，我恨起她來，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娶她。這種心境在從阿姆斯特丹到柏林的旅途中一直持續著，但此後，我再沒有過這樣的心境。 以前我們曾決定，在我們婚後的頭幾年，要多去外國遊覽，因此1895年的頭3個月，我們是在柏林度過的。在此期間，我到柏林大學學習，主修經濟學，同時繼續做我的研究員資格論文。每周我們聽三次音樂會，開始認識那些社會民主黨人，那時候他們都被認為是壞人。大使夫人埃明特魯德·馬利特是我的表姐，因此我們應邀去大使館吃飯。大家很友好，使館人員都說他們要來看望我們，可是誰也不見來，我們到大使館去時他們誰也不在家。我們好久都沒有覺察這一切，但我們終於發現這是由於艾麗絲曾向大使提到我們參加過社會民主黨人的集會。我們是從埃明特魯德夫人寫給我祖母的一封信中才知道這事的。儘管祖母對艾麗絲懷有偏見，但在這件事情上，她完全站在艾麗絲一邊。這種分歧是公開的，而在所有公開的政治性爭論中，完全可以相信，我的祖母和我的姑姑阿加莎總是站在自由派一邊的。 在此期間，我在心智方面的志向正在成型，我決定不擔任專門職務而要專心從事寫作。我記得在初春一個寒冷而晴朗的一天，我獨自一個人在動物園（Tiergarten）散步，設想著未來的工作計劃。我想我要寫一系列關於各門科學的哲學的書，從純數學到生理學，還要寫另一系列關於社會問題的書。我希望這兩系列書最終達到綜合，既科學又實際。這個計劃是受黑格爾的思想所啟發的，不過後來我在某種程度上儘可能按照這個計劃去做，不管怎麼說大致和我原來所預期完成的差不多，對於我的目標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成形的時刻。 當春天來臨的時候，我們到菲耶索萊住在艾麗絲姐姐家。她住在一所小別墅里，貝倫森住在相鄰的另一座小別墅中。離開她之後，我們繼續沿著亞德里亞海岸旅遊，到過佩薩羅、烏爾比諾、拉韋納、里米尼、安科納和許多別的地方。在我的記憶中，這次旅遊一直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時期。義大利，春天再加上新婚，足以使最憂鬱的人快活起來。我們經常在海里裸泳，然後躺在沙灘上曬乾。但是這是一種多少有點兒冒險的運動，因為遲早警察會來查看是否有人從海中取鹽而逃避鹽稅。幸運的是，我們從來沒被抓住過。 就在這個時候，我越來越感到需要認真思考我的研究員資格論文，它應該在8月份之前完成，因此我們在費恩赫思特定居下來，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什麼是嚴肅的獨創性工作。在這些日子裡，希望與失望交相更替，但最後當我的論文完成之後，我完全相信我已經解決了涉及幾何學基礎的所有哲學問題。我當時還不知道那些與獨創性工作相聯繫的希望與失望都同樣是荒謬的，因為一個人的工作不會像在壞日子裡看來的那樣壞，也不會像好日子裡看來的那樣好。我的論文由懷特海和詹姆斯·沃德審讀，因為它一部分內容是數學的，一部分是哲學的。在最後結果宣布之前，懷特海對它進行相當嚴厲的批判，然而卻十分中肯。於是我得出結論，我這篇論文沒什麼價值，我用不著再等待宣布結果了。不過出於禮貌，我還是去拜見詹姆斯·沃德。他所說的正好相反，把這篇論文捧上了天。第二天，我得知我已被選為研究員。懷特海微笑地告訴我，他認為這是任何人在我的著作中發現嚴重缺點的最後機會了。 我第一次的婚姻使我進入了一個非常幸福而且工作富有成果的時期。由於沒有情緒上的煩惱，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心智工作上。在我婚後最初幾年中，我廣泛地閱讀了數學與哲學方面的著作。我完成了不少獨創性的工作，並且為以後的其他工作打下基礎。我在國外旅遊和閒暇時光，我實實在在地讀了大量書籍，主要是歷史方面的。晚飯之後，我和妻子通常輪流朗讀，就這樣，我們深入到大量多卷本、權威的歷史著作中。我想，我們用這樣的方法讀的最後一本書是格雷戈羅維烏斯寫的《羅馬城的歷史》，這是我一生中在精神上最富有成果的時期。實在要感謝我第一位妻子使之成為可能。起初她並不樂意我們在鄉下過平靜的生活，但是為了我的工作，我決定在鄉下住。我從她身上和工作中得到了足夠的快樂，以致別無所求了，雖然事實上我們通常只有半年時光是在鄉下過平靜的生活。即使在這段時期中，她還經常出去為婦女投票權或者完全禁酒發表演說。為了使她高興，我變成一個發過誓的戒酒者，在原先的飲酒動機不能再激起我喝酒的念頭之後，我就養成了不喝酒的習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王立誓戒酒時，我都滴酒未沾。國王的動機是這樣做有助於去殺德國人，因此在和平主義與酒之間似乎必定存在某種連帶關係了。 1895年秋天，在研究員資格選定之後，我們回到柏林去研究德國社會民主運動。在這次訪問中，我們幾乎只和社會主義者來往。我們結識了倍倍爾及老李卜克內西，小李卜克內西那時還是個孩子，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被殺害。我們在他父親家吃飯時，必定碰到過他，雖然我現在一點兒也記不起他來。那個時候社會民主黨人都是激進的革命者，不過我那時還太年輕，還認識不到一旦他們獲得政權會變成什麼樣子。1896年年初，我在倫敦經濟學院開一門關於社會民主黨的課，當時倫敦經濟學院在阿道爾菲區的約翰·亞當街，我相信我是頭一位開這門課的人。在學院裡，我認識了W．A．S．赫文斯，從那個時候直到1901年，他對我有相當大的影響。他出身於一個天主教家庭，卻把大英帝國代替宗教作為崇拜的對象。 在那些日子裡，我遠比後來更加容易亢奮。我在經濟學院講課時，和妻子住在阿什利花園90號的一座公寓裡，但是我無法在那裡工作，因為電梯的噪聲打擾我，所以我通常每天都步行到格羅夫納路她的父母家中去。在那裡我花時間閱讀格奧爾格·康托爾的著作，並且把他的思想要點抄在一個筆記本上。當時，我錯誤地認為他的所有論述都是錯誤的，但我還是仔仔細細地把他們全部讀完，這對我後來發現所有的錯誤都很有幫助。 春天來臨的時候，我們住進費恩赫斯特一座工人住的小屋，稱為磨坊吊架。我們在這個房子旁邊加蓋了一間相當大的起居室和兩間臥室。我們在這間小屋裡度過了一生中許多最幸福的時光。我獲得了大量的使我感興趣的知識，我的獨創性工作也受到了專家們的讚賞，遠遠高出我的預期。當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我真想不到我的能力能夠像後來表現的那麼好。我記得我懷疑自己能否做出像麥克塔格特那樣好的工作，那時我把他當作一個幾乎難以企及的理想。在我第一次婚姻的最初幾年，懷特海逐步從老師變成朋友。1890年當我還是劍橋一年級的學生時，我聽過他關於靜力學的課。他告訴全班同學學習教科書中第35節。然後他轉向我說，「你不需要去學了，因為你已經知道了」。我曾經在10個月前的獎學金考試中引用過這一節，他還記得這回事，這贏得了我的心。 懷特海在英國，大家只把他看作一位數學家，直到他到美國以後，才發現他是位哲學家。在哲學方面，我和他意見不同，因此不能再同他合作進行研究。他去美國以後，自然我也就更少見到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完全不贊成我的和平主義者的立場，我們就開始分道揚鑣了。在這個問題上，他比我更能夠容忍我們的分歧，這種分歧使得我們親密的友誼逐漸冷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錯而不是他的錯。 大戰最後幾個月間，他的幼子戰死，當時年僅18歲。這使他悲痛欲絕，只是靠他在精神克制方面的巨大努力才能使他可能繼續工作。這次喪子的悲痛對他思想轉向哲學並促使他擺脫單純機械宇宙觀的信念起著極大的作用。他的哲學非常晦澀，其中很多我一直也沒能搞懂。他一直對康德哲學有所偏好，而我則對康德的哲學不以為然。當他開始發展自己的哲學時，他深受柏格森的影響。他對宇宙的統一性的觀點深有體會，認為只有通過這種觀點才能論證科學推論的正確性。我的氣質引導我和他背道而馳，但是我也懷疑純粹理性能否判明我們倆誰更接近真理。贊同他的觀點的人可能會說他的目標在於給平民百姓帶來安樂，而我的觀點卻使得哲學家感到不舒服；而贊成我的觀點的人可能會反駁說，他使哲學家高興而我卻取悅一般老百姓。不管怎麼樣，我們是各走各的路，雖然彼此之間的感情始終維繫著。 懷特海具有極其廣泛的興趣，他的歷史知識常常使我吃驚。有一次我偶然發現他把一本非常嚴肅但非常罕見的著作——保羅·薩爾比的《特倫特會議史》當作床頭書。不論談到什麼歷史的題目，他總能夠提供一些富有啟發性的事實。比如說伯克注93的政治見解和他在倫敦城的利益的關係以及胡斯異端與波西米亞銀礦的關係等等。他具有使人愉快的幽默感，極為溫文爾雅。當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人家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作凱魯比注94。對於後來認識他的人會覺得這個外號對他很不尊重，但在當時還是很適合他的。他的家族來自肯特郡，自從聖·奧古斯丁到達此地起，他們的祖先就一直當牧師。他經常饒有興致地提到我的祖父對於羅馬天主教的傳播感到憂心忡忡，曾經懇請懷特海的姐姐永遠不要背離英國國教會。使他好笑的是這個偶然事件簡直不太可能發生。懷特海的神學見解並非正統的，但在他的感情中卻保持某種神職人員的氣息，而且在他後來的哲學著作中也曾流露出來。 他是一位非常謙虛的人，他最厲害的誇口是，他試圖具有隨他缺點而來的優秀品質。他從來不在乎講反對他自己的種種故事。劍橋有兩位老修女，她們的舉止使人感到他們簡直就是《克蘭福特》注95一書中的人物。事實上她們的思想很進步，甚至發表一些大膽的意見，在每一個改革運動中都站在前面。懷特海常常帶著某種悔恨之情談到他和她們初次會面時他如何由她們的外表產生錯誤的看法，以為嚇她們一下會很開心的。可是當他說出某些稍微激烈的意見之後，她們說：「啊!懷特海先生，我們很高興聽到你居然說這話。」表明她們一直把他看成一個頑固的保守分子。 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的能力十分驚人。盛夏的一天，我和他在格蘭切斯特住在一起，我們的朋友克朗普頓·戴維斯來訪，我帶他到花園中來向主人致意。懷特海正坐在那裡演算數學，戴維斯和我在他面前不到一碼遠，看著他一頁一頁地在紙上寫滿數學符號。他一直沒看見我們。過了一會兒，我們懷著敬畏的心情走開了。 只有熟識懷特海的人才會覺察到他在偶然接觸中不會顯露出來的某些特點。在社交上他顯得和氣、理智、沉著冷靜，可是事實上他並不是那麼沉著冷靜，而且肯定不是那種毫無人性的怪物「理性人」。他對妻兒充滿深深的愛戀之情。他時時刻刻深切地感受到宗教的重要性，年輕時，他在紐曼大主教的影響下，差一點皈依羅馬天主教。他的後期哲學給了他他想從宗教里得到的一些東西。正如其他那些過著極端克制的生活的人一樣，他經常容易陷入自言自語之中。當他想到他是孤獨的時候，他就會喃喃自責自己設想的缺點。他婚後最初幾年，經濟上很拮据。但是，儘管他覺得這種境遇極難忍受，他也從來沒有放棄他那重要卻不獲利的工作。 他具有實際工作的能力，不過在我和他最熟識的時候，這種能力並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他有一種令人驚奇的精明，使他能夠在委員會中打開局面，使得那些以為他完全不切實際、脫離世俗的人大吃一驚。要不是他有一個缺點，他可能會成為一個能幹的行政官員，這個缺點就是他從來不會給人回信。有一次我寫一封信問他一個數學問題，因為我急於需要一個答案，來寫我反駁彭加勒的論文。他沒有回信，因此我又寫一封。他還是不回信。我就給他打電報，因為他仍然保持沉默，我發了一封附回電費的電報，可是到頭來我還得親自去布羅德斯泰爾斯得到答案。他的朋友漸漸都知道了他的這種怪僻，因此每逢有人接到他一封信這種難得的機會出現，他們就會慶祝，祝賀收信者。他也為自己辯白說，如果他要回信，他就沒時間去做創造性的工作了。我想這個理由十分充分，無可非議。 懷特海作為一位教師，是十分完美的，對於那些他非得要打交道，而且知道他們優點和缺點的人，他都抱有個人興趣。他會啟發學生自身的最佳能力。他從不壓制或者諷刺他們，也不顯得高高在上，或者表現出任何低劣教師常常表現出來的態度。我相信所有與他接觸的有為青年，就像我對他一樣，對他產生一種真誠而持久的感情。 懷特海夫婦常常和我們一起住在鄉下，我們也常常到劍橋和他們同住。有一次我們住在老院長蒙塔古·巴特勒寓所，睡在安妮女王睡過的床上，但是這種經歷幸而沒有再重複過。 我關於德國社會主義的講稿出版於1896年。這是我的第一本書，但是我對它沒有多大興趣，因為我已經決定獻身於數理哲學的研究。我改寫了我的研究員論文，使它為劍橋大學出版社接受，並於1897年以《論幾何學基礎》的書名出版。後來我覺得這本書康德主義的氣味太濃，但對我成名有好處，因為我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並沒有對當時的正統理論提出挑戰。當時學術界有這樣的風氣，把所有康德的批判者一概都看成沒能理解康德的人，而一度贊成過康德的人在反駁這種批判時就占有優勢了。這本書受到高度的讚揚，實際上遠遠超過它應該得到的。從那時起，學術界的評論家對我後來相繼出版的每一本書都說成水平下降。 1896年秋天，我和艾麗絲到美國去3個月，主要是為了認識她的親戚。注96我們到美國的頭一件事就是訪問沃爾特·惠特曼在新澤西州開姆登市的舊居，從那裡我們前往一個工業小鎮密爾維爾，艾麗絲有一位表兄叫邦特·托馬斯，是當地一家玻璃廠的廠長。這家工廠長期以來已經是他們家族的產業。邦特的妻子埃迪斯是艾麗絲的好朋友。根據人口普查，這個小鎮有1萬零2名居民，邦特夫婦常說他們就是那2個零頭。邦特是頭腦簡單的人，而埃迪斯在文學上則頗有抱負。她寫過一些斯克里布注97風格的蹩腳劇本，並想像一旦她能夠離開密爾維爾，並同歐洲的文學界名流建立聯繫，她的才能就會被承認。他謙卑地熱愛著她，而她卻向那些她想像的出類拔萃者賣弄風情。那時小鎮周圍的鄉村都是空曠的林地，她通常帶著我，駕著四輪輕便馬車在那些土路上長時間地馳騁，她總是帶著一把左輪手槍，說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派上用場。後來發生的事情使我懷疑那時她在讀《海達·伽布勒》注98。兩年後，他們夫婦同我們一起，住在威尼斯的一座宮殿中。我們把她介紹給許多作家。結果表明，她在密爾維爾十年與世隔絕的生活中辛辛苦苦創作的作品毫無價值。她深為沮喪地回到美國，接著我們就得知她把她的丈夫的情書放在胸前，然後用那把左輪手槍開槍穿透情書自殺。後來，邦特又娶了一位妻子，據說和她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去布林·莫爾學院到邦特·托馬斯的姐姐凱里·托馬斯校長家中做客。她是一位被全家人敬畏的女士。她有充沛的精力和以一種企業家的效率來實現的文化信念，她還有一種對男性的極度的輕蔑。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弗賴迪山，洛根在她到來之前告訴我：「準備好會見凱里」，這表示他們整個家庭的態度。不過我卻不能十分認真地把她當作一回事，因為她太容易震驚。她具有非常值得佩服的見解，一個人要打算寫關於學術問題的論著，應該首先閱讀文獻。我鄭重地告訴她，整個非歐幾何的進展就是在對以前的文獻毫無所知的情況下做出的，甚至可以說就是因為這種無知才有這種進步。這使她以後老把我看成只是一個愛講笑話的人（farceur）。不過許多事情都證實了我對她的看法。例如有一次在巴黎，我們帶她去看《雛鷹》注99，我從她的言談話語中發現，她根本不知道1830年在法國發生了一次革命。我向她概述了法國的歷史，幾天以後，她告訴我，她的秘書想要一本法國歷史手冊，並要求我給她推薦一本。可是在布林·莫爾學院，她就是天神宙斯，人人都在她面前發抖。她同她的一位朋友格溫小姐住在一起，而格溫小姐在許多方面都同她恰好相反。格溫小姐意志力極其薄弱，軟弱而又懶散，但對文學卻具有一種真誠卻褊狹的感情。她們從少女時代起就是朋友，而且一起去德國攻讀博士學位。不過，只有凱里獲得了學位。在我們和她們住在一起的時候，她們的友誼已經出現裂痕。格溫小姐每兩個星期總要回她自己家裡住上3天。恰好在她回家的時候，另外一位名叫嘉萊特的小姐來到這裡，而且恰好在格溫小姐回來的時候離去。當時格溫小姐正和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霍德談戀愛，他當時正在布林·莫爾學院教書。這使得凱里火冒三丈，每天晚上當我們上床睡覺時，我們總是聽到她在隔壁房間怒氣沖沖地訓斥格溫小姐，一訓就是幾個小時。霍德有妻有子，據說還與學院的一些女孩子關係曖昧，但是儘管有這些障礙，格溫小姐最後還是嫁給了他。她堅持要某位高教會派注100牧師主持婚禮，想以此說明他以前在布林·莫爾的妻子並不是他合法的妻子，因為該牧師拒絕給離過婚的人證婚。霍德曾說過他離過婚，但是格溫小姐的做法表明不是這麼回事。他由於生活放蕩導致身體虛弱，在他們婚後不久就去世了。他的頭腦極其聰慧，要是沒有女人在場，他的談話也是很有趣的。 在布林·莫爾學院我講授非歐幾何學，艾麗絲也做了提倡天賦母性（endowment motherhood）的演講，而且同一些婦女私下交談時贊成自由戀愛。這就引起了流言蜚語，使我們實際上被學院攆了出來。從那裡我們到了巴爾的摩，我在那裡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講授同樣的題目。我們住在艾麗絲的舅舅、凱里的父親托馬斯博士家中。他家很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他有一個兒子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做腦外科手術十分出色；他還有一個女兒海倫在布林·莫爾學院，不幸是個聾子。她和藹可親，有一頭非常漂亮的紅頭髮。許多年來，我都非常喜歡她，1900年告終，有一兩次我要她吻我，但是她拒絕了。最後她嫁給了西蒙·弗萊克斯納。他是洛克菲勒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我仍然同她保持很好的友誼，雖然在她的晚年我很少見到她。托馬斯博士還有另外一個女兒，她一直是一位虔誠的、非常正統的貴格派教徒，在提起那些不是貴格派信徒的人時，常把他們稱為「世俗之人」。他們在談話中全都用「你」注101，因此我們在一起談話時我和艾麗絲也用「你」。貴格派的某些教義對於那些不熟悉他們的人來說似乎有點兒奇怪。我記得我岳母曾經解釋她被教導把「主禱文」看成是「浮華」。這句話開始把我弄糊塗了，但是她解釋說，每一件由非貴格派信徒而不是貴格派信徒所做的事都稱為「浮華的」，這裡面包括使用一切固定套語，因為祈禱應該是被聖靈所感召，主禱文是一種固定套語，因此也是「浮華」。又有一次她在餐桌上講，她在成長過程中就被教育對十誡不尊重，它們也是「浮華的」。我不知道是否還有貴格派信徒如此嚴肅地看待聖靈引導的學說，以致連十誡都不尊重。近年來，我肯定沒有遇到任何這樣的人。當然不應該設想曾經抱著這種態度的有德性的人實際上會違背任何誡條，因為聖靈會保證這種事不會發生。而在貴格派教派之外，同樣的教義有時卻得出更成問題的結論。我有我的岳母所寫的一份關於她所知道的各種古怪想法的記錄，其中有一章的題目是「神的指引」，你在讀這章時會發現這個詞是「私通」的同義語。 我對於費城貴格派信徒老式家庭的印象是他們具有小貴族的種種衰落狀態。90歲的老守財奴守著他們的積蓄，而他們的60或70歲的兒女則儘量耐著性子等待著父母的死期。各種各樣的精神失常表現得十分普遍，而那些被認為神志健全的人說他們非常愚蠢倒更合適。艾麗絲在費城有個姑姑是個老處女，非常有錢也很荒唐可笑。她非常喜歡我，可是卻懷疑我認為帶來得救的並不肯定是耶穌的血。我不知道她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因為我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我們在感恩節和她一起吃飯，她是位非常貪吃的老太太，準備的宴席足以填滿大肚漢的胃口。正當我們要開始吃第一口時，她說：「讓我們暫停一下想想那些窮人。」顯然她覺得這種想法是一付開胃劑。她有兩個侄子住在附近，每天晚上都來看看。他們覺得要是她遠在歐洲的侄子、侄女在她死後也分到同樣的遺產，那就太不公平了。不過，比起這兩個只要她願意就可以威嚇一下的侄子來說，她卻更喜歡誇耀、更加尊重那些歐洲的親戚。因此，他們即使不在她身邊，也不會有什麼損失。 那時候，美國真是個天真得出奇的國家。許多人要求我解釋奧斯卡·王爾德的所作所為。在波士頓，我們住在兩個貴格派老太太開的寄宿房間裡，其中一位在早餐時從桌子對面向我大聲說：「奧斯卡·王爾德最近好久沒有公開露面了，他到底幹什麼了?」我回答她說：「他在蹲監獄。」幸虧在這種場合她沒問我王爾德到底幹了些什麼事。注102當時我以一種英國人那種自高自大的島國優越感來看待美國。然而同美國學術界人士，特別是同數學家的接觸，使我認識到德國幾乎在學術的一切方面，都比英國優越。與我的願望相反，在我的旅程中，我原來以為一切值得知道的事情都能夠在劍橋知道，這個信念逐步消失了。在這方面，這次旅行對我非常有用。 1897年，除了我的《論幾何學基礎》是在那年出版的之外，我記不得什麼別的事了。我還記得收到路易·庫圖拉的一封稱讚這本書的信，我簡直高興極了。雖然我已經評論過他的書《數學的無窮》，但當時我還沒有見過他。我曾夢想從不相識的外國人那裡收到稱讚的信件，但這是我第一次收到的這種信。他在信中談到由於他不懂英文，他是如何「藉助字典」（arme d』un dictionnaire）讀完我的書的。稍後我到卡昂去拜訪他，當時他在那裡當教授。他驚奇地發現我是那麼年輕，儘管如此，我們之間開始建立起友誼，並一直持續到他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動員時被卡車輾死。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我與他失去了接觸，因為他完全埋頭於研究一種國際語。他提倡伊多語（Ido）而不是柴門霍夫的世界語（Esperanto）。照他的談話，人類有史以來再沒有人像世界語者那樣卑劣了。他悲嘆Ido這個字不適於組成類似於世界語者（Esperantists）的字。我建議他用idiot（白痴）這個字，但是他並不怎麼喜歡。我記得1900年7月我同他一起在巴黎吃午飯，天氣熱得讓人受不了，懷特海夫人原來心臟就不好，暈過去了。當他出去取揮發鹽注103（sal volatile）時，有人把窗戶打開。他回來以後又把窗子關嚴說：「是啊，需要空氣，但不要空氣流。」（De l』air，oui，mais pas de courant d』air．）注104我還記得1905年他到巴黎的一家旅館來看我，當時戴維斯先生和他的女兒瑪格麗特（他們是克朗普頓和西奧多的父親和姐姐）也在，滔滔不絕地談了半個鐘頭，然後說「沉默的人才是智者」。這時戴維斯先生儘管已經80多歲了，還是從房間裡跑出去了。我只能聽到他離開時發出的笑聲。有一段時間庫圖拉是我的數理邏輯的思想的非常熱情的擁護者，但他並不總是很深思熟慮。在我和彭加勒的長期論戰中，有時我覺得必須像為自己辯護那樣為他辯護，這多少成為一種負擔。他最有價值的工作是論述萊布尼茨的邏輯。萊布尼茨希望人家對他有較高的評價，因此只發表他的二流著作，而他所有最好作品全都是手稿。後來的編者只出版他們認為是最好的著作，而繼續把他最好的著作留下來不予出版。庫圖拉是第一位發掘出萊布尼茨最好著作的人。我自然非常高興，因為他對我在著作中所採用的對萊布尼茨的解釋提供了文獻的證據。假如沒有庫圖拉的工作，我原來的證據還是不太充分的。在我第一次會見庫圖拉的時候，他就向我說明他沒有做過任何一種運動（le sport）。其後不久，我問他是否會騎自行車，他回答說：「不會，因為我不是運動員。」多年來我和他一直通信，並在波爾戰爭初期給他寫過一些有帝國主義論調的信，現在想起來我還覺得非常後悔。 從1898年開始，我和艾麗絲每年都在劍橋度過一段時期，這種做法一直持續到1902年。那時候，我正開始從德國的唯心主義擺脫出來，而過去我是受麥克塔格特和斯托特的影響而陷進去的。在這個過程中，穆爾對我幫助很大，那時我經常見到他。在假定感覺世界是不實在的之後，又能夠重新相信像桌子和椅子這種東西是實在的，真是令人十分激動。但是對我說來事情最有趣的方面是邏輯問題。我樂于思考關係是實在的。我非常有興趣地發現，「所有命題都具有主語-謂語形式」這種信念對形上學的影響是多麼地可怕。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去閱讀萊布尼茨的著作，因為學院必須開一門關於萊布尼茨的課，而麥克塔格特要去紐西蘭，因此學院要求我代上這門課。在我研究和批判萊布尼茨的過程中，我有機會舉例說明關於邏輯的新觀點，而這種新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在穆爾的引導下得出的。 接連兩年的秋天，我們是在威尼斯度過的，這使我對那裡幾乎每一塊石頭都了如指掌。從我第一次結婚開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我想我沒有一年不去義大利。有時我步行去，有時騎自行車去，還有一次乘不定期貨船去的，這艘船從威尼斯到熱那亞，每一個小港都停靠。我特別喜歡那些小巧而別具一格的小鎮以及亞平寧山脈的風光。戰爭爆發之後直到1949年，我再沒去過義大利。1922年我本打算到那裡出席一次會議，可是墨索里尼當時還沒有完成他的政變（coup d』état）注105，他傳話給會議的組織者，揚言說雖然不會對我有什麼傷害，可是任何一個義大利人同我講話就會被暗殺。因為我不想在身後留下血跡，所以沒有去我深愛著但被墨索里尼玷污了的國家。 我記得最後見到薩莉·費爾柴爾德是在1899年夏天，一直到1940年一天下午，我們都已經是老人時，才再次重逢，感慨相對。她是一位波士頓貴族，財產日漸減少，1896年我們在波士頓居留時，與她相識。她的容貌並非特別漂亮，不過她的舉止在我見過的女性中是最優雅的，愛上她的人不計其數。她經常談起，你總可以知道英國人會在什麼時候向你求婚，因為他開始時會說：「我老爸是位古怪的人，不過我想你會跟他合得來。」我第二次見她時是在拉什莫爾，她和她的母親正住在我表姨夫皮特-李維斯將軍的鄉間別墅里。除了將軍本人之外，他的家人大多多少有點兒精神不正常。皮特-李維斯夫人娘家姓斯坦利，她已經變成了一個守財奴。假如客人把鹹肉或雞蛋剩下，她就會把它們再放回盤子中。她的長子是國民警衛隊士兵，非常瀟灑，穿著得體，他每天吃早飯總是很晚才到，然後打鈴要新鮮食物。每當他吩咐的時候，我的表姨就會對著傭人大聲尖叫說不用再拿了，客人們的盤子裡剩下的東西還多得很。可是傭人根本不答理她，還是默默遵照這位警衛隊士兵的吩咐做。她還有一個兒子是畫家，又蠢又壞，但還不是不可救藥。第三個兒子是個好人，然而無能。他很走運，娶了個裁縫叫伊麗莎白·費爾普斯，從而免於陷入赤貧的境地。還有一位聖·喬治是這家中最有趣的人，他是電燈的最早發明者之一，但是他放棄了所有這種事情而專心信奉密宗佛教，並且花時間到西藏去朝拜密教大聖。他回來的時候發現愛迪生和斯旺都在製造電燈，他認為是對他的專利權的侵犯，因此他還進行了長期的訴訟，可是總是敗訴，最後使他完全破產。這件事使他對佛教的信仰更加堅定：人應該克服塵世的欲望。我的外祖母斯坦利常常請他來打惠斯特牌，當輪到他發牌時，她總是說：「我高興這次輪到你發牌，因為它會把你的聖徒精神帶走。」他把聖徒精神和創業精神以大致相等的比例結合在一起。他愛上了薩莉·費爾柴爾德，為此邀請了她和她母親到拉什莫爾來，他和往常一樣沒有準備足夠的食物。有一次午餐時，薩莉和那位藝術家為了最後一盤米布丁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奪，遺憾的是藝術家贏了。在她離去的那天，她原想乘某次火車，但是皮特-李維斯夫人堅持要她在去火車站的路上參觀一處遺址，因此要乘晚一次的火車，她要求聖·喬治支持她。起先他說他會支持的，但是臨到決定之時，他卻鼓吹起人類希望的虛妄來。這使得她拒絕他的求婚。（他後來的婚事由於他陽痿而取消。注106）1899年夏天，她來弗賴迪山做客，待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漸漸喜歡起她來。我認為我自己不會愛上了她，我甚至連她的手也不曾吻過，但隨著歲月的流逝，我才認識到她給我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我還記得，我們在夏日黃昏的薄暮中散步的情景，恍若昨天。那時，我們都被嚴格的規範所束縛，而未能表達出我們之間的任何感情。 1899年秋天，布爾戰爭爆發。那時我是一個自由派的帝國主義者，一開始也絕非親布爾派。英國的失敗使我非常不安，除了戰爭的消息之外，別的什麼事我都不考慮。當時我們住在磨坊吊架，幾乎每天下午我都走4英里路到火車站去買晚報。艾麗絲因為是美國人，對戰事就沒有跟我一樣的感覺，而且對我那麼關注戰爭極為惱火。布爾人開始戰敗時，我的興趣也慢慢減少了。到1901年秋，我成了一個親布爾派。 1900年，我寫的關於《萊布尼茨的哲學》一書出版。那年7月，我到了巴黎，我的生活從此揭開了新的一頁。 書 信 最親愛的伯蒂： 我希望你在劍橋的日子是有益的，雖然我不確切知道在哪方面——以前我曾問過你，但我忘記了你的回答。你的論文題目是什麼——你怎麼看你論文獲得成功?在你上劍橋大學之前，我多麼清晰地記得你初獲成功的頭一個消息——你衝上樓來告訴你姑姑和我——那時候，親愛的親愛的伯蒂啊——然後是上一次，眼睛裡充滿了幸福的淚水。那一時刻，年輕的新生命正在給我老朽的生活帶來歡樂——可是我常常覺得，「要是他不愛不善不真，這些事情也不能給我帶來片刻的歡樂。」 昨天我隨意翻閱時，忽然想到這類事情，我在各式各樣的書中總是碰到一些章節，似乎是為了回答我生活中的某些經驗而寫的——我想人上了歲數，這是很自然的。順便說一句，你還沒有對你姑姑給你的小小生日賀信回一個字。她倒沒說什麼，她告訴我她只寫了幾行字，不過這幾行字她是強忍著病痛寫的——事實上你寫信給我們只不過用一兩分鐘零零星星地寫上兩句。雖然重溫你滔滔不絕、長篇大論的舊札是非常愉快的事，但它畢竟不能代替現在寫的信。只要你不願意在信上多談，因為這充其量也很煩人，那就還照常寫你的隻言片語吧——我不會忘記你是多麼忙，可是再忙的人總能擠出一部分時間去做每一件事情——你不這樣認為嗎?（多醜的污點啊!）至於筆談以外，依我在你離開時所理解的，雖然你離我們並不遠，但你並不打算同我們談——噢親愛的，我有多少事要和你說而沒有說——比如說貴格派信徒，我們一直聽到的關於他們的特別的教條或清規戒律的許多事，也不知是真是假——還有許多別的事情，但是所有這些都必須等以後再說。多麼可愛的天空與大地!我想你一定會十分高興地回來。請向艾麗絲轉達對她的愛和感謝。 永遠愛你的奶奶 1895年5月30日 薩里郡，里士滿 彭布羅克邸園 我希望你能找到散在書裡面我用鉛筆寫的歪歪扭扭的詞彙表——我想當你讀書時，它們會使你得到更大的樂趣。我是多麼希望我們能在一起讀啊! 最親愛的伯蒂： 你說你已「落實」了你的行程——假使彭布羅克邸園也在其中的話，請你提一下——我很高興地說，格特魯德注107和孩子們打算9月1日至16日來這裡。羅洛叔叔在蘇格蘭別的什麼地方——因此那個時候不行——我能想像「深奧的哲學」甚至「數學中的無窮」是最有趣的。親愛的伯蒂，你知道我們對沃克小姐的愛，但你仍然沒有提到她的死，這使我感到痛心。親愛的，離你這麼近的丁尼生夫人你也隻字未提——亨利·泰勒爵士稱她是「女人中的女人」——再也沒有比這幾個字更好的讚美了。我給艾麗絲寄去了格林的書——一本使人愉快的歷史書，卻不是我十分想送給她的禮物。 永遠愛你的奶奶 （1896年） 薩里郡，里士滿 彭布羅克邸園 姑姑從可憐的哈勒姆那裡收到一封漂亮的短箋。 最親愛的艾麗絲： 我們很高興收到伯蒂的照片——他完美，自然，不是擺樣子照相的那種微笑。至於你的照片，我們不喜歡，我希望伯蒂也不喜歡，不論是擺的姿勢，灰暗的臉，還是多處隆起的白披肩——也可能不合阿加莎的口味，但她忍不住，我也是。你什麼時候過生日?我忘記了，只記得我說過我要送你一本書。我會努力想出一本，然後問你有沒有。但我想格林的書不合適——要不那麼刻板和說教的——你有亨里特·勒南的書信集嗎?阿加莎剛剛讀過，說寫得很美。當然，我親愛的孩子，我從未想到，以我的健康好壞來反對你們去美國。我感覺「去或不去」只能由你們自己決定，我相信這對伯蒂會有好處。令人遺憾的是著名作家群體中最後兩位，霍姆斯和洛厄爾注108已去世——但無疑，還會有人值得他去認識的，不管他們是不是作家。我真誠地希望他能接觸比過去更廣泛的、形形色色的男女——而最理想的是在他自己的國家接觸。哈羅德和薇塔注109上星期來了，我告訴你了嗎?這麼一個美妙、自然、悅人的女孩。謝謝你漂亮的短箋。你感冒太遺憾了!是鄉間小屋的問題嗎?這個季節在海上來往，多可怕!海上的空氣對你們的消化不良有好處嗎? 你永遠親愛的奶奶 1896年8月11日 薩里郡，里士滿 彭布羅克邸園 我最親愛的伯蒂： 明天我將十分想念你，也想念很久以前她同我們注110在一起時那些快樂的生日。那時，她勸我們，鼓勵我們盡善，在你還是個孩子時，使我們的家庭有光彩，使我們對你的前途充滿希望。親愛的、親愛的伯蒂，從那時起，不是已經有很大的進步嗎?你現在生活的歡樂，不是使你對那些生活在充滿憂鬱、病痛和孤獨中的人們更有愛、幫助和關心嗎?我們所有人都知道，有奶奶的愛、祈禱和希望意味著什麼。只要對她光輝的範例有著幸福的記憶的話，肯定能感覺到，在那幾乎令人絕望的日子裡，我們離開她的理想和她的生活準則是多麼多麼遠啊——但是我們必須奮鬥，爭取繼承她更多的精神。你很難想像，就在此刻，這裡的一切多麼可愛，雖然思念她的痛苦如此巨大，但我喜歡面對這一切，回憶她多麼愛這一切。 羅洛叔叔身體很不好已經有很長時間了，我早就對他工作過度深感焦慮，現在他已被勒令全休了；——也許你已經到過鄧洛澤爾。這裡要做的事真是太多了，我已經有幾次感到勞累過度。格溫妮［格溫多琳·維利爾斯］不停地工作，並且盡力幫助我才使我沒有垮下來。——看見精美的畫被搬走，房子越來越空，真是極其痛心。當這一切都過去了，我會感到欣慰的。我最高興的是羅洛叔叔有幾張好畫，這些畫應歸他所有。我還感謝赫布蘭德注111，將你祖父的大畫像贈送給國家肖像館。很抱歉我至今還沒有送你禮物，因為事情沒完沒了，實在沒有工夫張羅。向艾麗絲表達我最深的愛。 上帝保佑你，最親愛的伯蒂。 熱愛你的姑姑 1898年5月17日 薩里郡，里士滿 彭布羅克邸園 致格雷厄姆·華萊士 親愛的華萊士： 自從總統選舉之後，我就一直想給你寫信，談談我正通過印刷品郵寄給你的一張選票樣品，這種選票據說比其他各州的都更複雜，這肯定是一種勝利。對我來說，其中似乎包括整個18世紀關於自由與理性的民主理論或者整個19世紀黨魁控制的實踐。你可以想像在一張選票上使用「直接票」注112之類的字樣，想像一個人能在這樣一張選票上對任何其他事情表示意見的驚人智能。我從未看見過任何文件，充滿這麼豐富的政治理論，或者如此清楚地顯示從糟糕的形上學到政治腐敗的捷徑。在費城，興趣集中在選舉州長——克勞上，他是位獨立的共和黨人，明確表示他反對黨魁控制的立場。說來奇怪，他當選了，雖然是以微弱多數當選。 我還告訴你一些非常明顯的老闆們的詭計，讓虛構的投票人去投票。你會看到，我封在信裡面的證件能使沒有登記的人去投票。有人帶我到費城的一個投票站去，就在投票站外，站著一個大老闆的代表，名叫弗拉納根。他教那些不知怎麼投票的人如何去投票，他非法地看著他們在選票上畫圈，並且在必要的時候保證其投票權利。一個共和黨人和一個民主黨人到投票站內視察是否一切都公平，一般認為，他們會彼此對抗，而事實上他們互相妥協並同意支持他們共同的朋友老闆們，即使他們不得不容忍投給反對黨的假選票。美國人似乎太宿命論、太悲觀以至於拿他們沒辦法。帶我的人是一位由禁酒主義者任命的官方監察員，雖然他看到並且指出其中有不合法的行為，但當我問他為什麼不進行干預並據理力爭時，他只是聳了聳肩膀。事實是，美國人除了他們自己的事之外，對所有事情都說不出來地懶惰。為了掩蓋他們的懶惰，他們發明一種悲觀論調，說什麼事情都沒法改進。儘管我直接面對他們，問他們有沒有什麼改革運動沒有取得過任何成就時，他們無言以對，只有一個人提到領事工作，自然這不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呼聲。他們中有一位，以自己的品德而自豪。他坦率地告訴我，他覺得做買賣賺的錢，比同腐化進行鬥爭省下的地方稅要多——他似乎根本就沒有想過，有人居然會想出如此蹩腳的口實。但是所有事情似乎改進得特別快，雖然再沒有什麼比說這話更使得懶惰的、偽善的清教徒如此惱火的了。他們對在聯邦中處於最腐化的位置而感到某種自豪：無論你走到哪裡，他們都誇耀他們自己的地區特別無望。而奧爾特蓋爾德的倒台以及塔曼尼的失敗似乎會激怒他們：他們說也許情況很容易是另一種樣子，而下一次選舉肯定是另一種樣子。總的來說，我看不出他們應該得到比他們已得到的更好的東西。貴格派信徒和清教徒，就我同他們的接觸來看，都是我所看到的最大的說謊者和偽善者，並且一般說來毫無生氣。這裡有一個費城的故事，沃納梅克是當地的大富豪，他極其富有而且虔信宗教。保護性關稅對他是生死攸關。在1888年的選舉中，紐約州是決定性的一州。電報打到費城的共和黨委員會說8萬美元就能贏得選舉。沃納梅克立刻照數支付，共和黨在紐約州以500票的多數獲勝，於是沃納梅克就成為郵政部長。還有一個紐約的故事，傑伊·古爾德注1131884年給共和黨捐了一大筆錢。這件事被民主黨人知道，第二天他們就舉行了數小時的遊行，遊行隊伍經過他的住所時高呼：「血!血!傑伊·古爾德的血!」嚇得他臉都白了，於是打電報給民主黨，願提供他們所要的經費，無論多少都行。於是克里夫蘭當選了。——不過個別的美國人還是討人喜歡的，但是無論是缺乏勇氣，還是由於地方分權，他們沒有形成一個由心胸坦蕩的人民組成的社會。他們一個接一個全都抱怨說，他們要是說出他們的心裡話，就會處處遭到白眼。我想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缺少本錢，我想用同樣的原因可以說明大學的宗教狂熱和膽怯。伊利教授因為是一位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就被趕出了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雖然也有可能，每個人都要比英國更關心接受教育，智力水平也很高，但有思想的人承認——雖然只是在最近幾年中，據說顯然是從布賴斯開始，他們的政府的組成就不十全十美。我想你會像我們一樣，在這裡過一段愉快的日子。我們大概於12月30日啟程，熱切地希望你在那之前抵達。我們要到紐約去，很想見到你，還想給你介紹幾位將在那裡的優秀人物。如果你還沒有告知我們你到達的日期，請快點寫信來——這個學院是一個好地方，比起格頓學院和紐納姆學院不知要好多少。奇怪的是政治經濟學教授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和自由鑄造銀幣政策的擁護者，居然獲得他全班的支持，雖然其中許多人是富有的紐約人。我所遇到的那些人他們對社會問題的看法都是聰明而寬厚的。 伯特蘭·羅素 1896年11月13日於 賓夕法尼亞州，布林·莫爾學院 迪恩納里 莫里斯·謝爾頓·阿莫斯（後來為爵士）是我在劍橋和弗賴迪山之間的唯一聯繫人。他父親是一位有相當名望的理論法學家，也是在1881年英國占領埃及後，強加於埃及的《埃及憲法》的主要執筆者。他的母親喪夫後獻身於慈善事業，特別是清教的活動。據說她說過：「自我親愛的丈夫死後，我一直獻身於賣淫事業。」還據說，她的丈夫雖然原來滿頭秀髮，但在婚後六周之內，就禿得像一個雞蛋。但是我不能證實這些故事。阿莫斯夫人通過她的工作，成為皮爾索爾·史密斯夫人的朋友。因此洛根到劍橋看我時，便帶我一起去拜訪莫里斯，當時他是大學一年級，剛剛開始學習道德科學。他是一位很有吸引力的青年，高個，熱情，舉止有點笨拙。他經常說：「這世界是一個奇妙的地方，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我在裡面活動，總要撞到什麼東西。」 後來他當了大律師，去了埃及。在埃及，人們都還記得他的父親。他在那裡官運亨通，當了很長時間的法官之後退休了，以自由黨人身份做劍橋的代表。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以讀數學書為消遣的人，就像別人讀偵探小說那樣。 他有一個妹妹名叫邦特，我和艾麗絲都是她的朋友。邦特深受她母親狂熱的宗教信仰之害，後來她成了一名醫生，但在她結業考試前幾周，她母親就養成了一種習慣，夜裡叫醒她來為自己祈禱，因此，我們不得不給她錢讓她離家單住。1896年我和艾麗絲把她帶到美國。 邦特還去過埃及，她一度在蘇伊士運河做檢疫醫官，她的任務（首要任務）就是在那些船長宣布沒有老鼠的船上抓老鼠。她最後嫁給一個軍官，是埃及警察部隊的首腦。他經受過輪船失事、船員叛變以及各種九死一生的劫難，但是當我和他談起「你好像有過十分冒險的經歷」時，他回答道：「噢!不，當然我從來沒錯過我的早茶。」 當我不再是受人尊敬的體面人注114時，兄妹倆都拒絕繼續同我來往。但是哥哥最終後悔了，妹妹卻一直堅持到底。 親愛的伯蒂： 很高興聽到你的消息，使人想起一類應結交的人。你是否知道布龍耶特已來此地，到一家法律事務所干年薪1200英鎊的工作?他很友好，但是個粗人。顯然他認為除了數學之外，沒有什麼學科能使真正偉大的頭腦感到困難。他以桑格為對象，嘲笑政治經濟學；以麥克塔格特為對象，嘲笑形上學，我怕你也免不了受他嘲笑。他告訴我福賽思注115不相信你的理論。我問過福賽思的能力，他說福賽思能夠判斷任何邏輯命題。所以我只能說，一個絲毫不懂形上學的人，需要用半年或一年的時間來敘述任何形上學命題。這個畜生似乎認為三一學院落在一些傻瓜手裡，他們出於腐化的動機，把研究員資格授予政治經濟學家和形上學家。但是應該記住，有些人註定要下地獄，不用為糾正他們而焦急，最好把時間用在讚揚那些評選委員的不可思議的決定，特別是某人個人的選舉上。有時，我自認為墮落者而於心有愧。例如，穆爾說世界只由概念組成是什麼意思，我就不知道。 我會非常願意和你一起討論我們各自的事情。在我看來，隨著時光流逝，我離開確定的和高尚的志向越來越遠，而最壞的是感覺華彩艷麗——像有人偶爾感覺的那樣——而看不見排演的機會——甚至是試穿的機會。 在你與艾麗絲和邦特到來並以冷靜的觀點講述它之前，我真不知道怎樣去想它。可是我認為，我正在學著各種有用的事物。我只在上午處理公事，我剛好把下午的時間安排在這裡的首席律師的事務所。他是一位比利時人，我想我在那兒會有很多收穫。現在夜已降臨，天氣相當涼爽宜人，我足以維持生活到夏天回家。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你著書的計劃聽起來非常棒，也許當大作問世後我還能看懂它，也許不行。我想我可以在這裡重新揀起數學，因為——我希望我對那個厚顏的布倫奈特說過這話。毫無疑問，數學不像任何其它知識的分支那樣讓人費神地集中注意力，你只要跟著那些數學符號順利向前，就像在灣流中順流而下一樣。可另一方面，它是一種混日子的工作，研究一個題目卻沒有明確的目的。 很高興聽說你支持武力擴張的外交政策，但我想如果可能，不要戰爭，通過外交途徑就取得勝利是一件好事——雖然老亞當注116要戰爭。 我們現在似乎就已經以最耀武揚威的姿態幹了這件事。法紹達事件注117使我們在埃及持有新立場，我們聲明要與法國開戰，而他們拒絕了，我們現在靠征服來占有它。 我真希望我能和你做同樣的工作，那樣我就可以給你寫信談談它了。我不知道是否有精神麻痹這種事，或者一個人是否最終肯定要脫穎而出。 你的兄弟般的朋友 M．S．阿莫斯 1898年11月6日於 開羅 費爾吉小姐代轉 親愛的伯蒂： 我剛剛得到從6月9日起為期3個半月的休假。我大約10日到家，我非常盼望著見到你和艾麗絲。不巧的是，我得在7月間去巴黎應試。不過我想，我還是有足夠的時間在英國打擾我的朋友，我希望你會給我一個好機會去煩你。 你那封關於穆爾的帶有抒情色彩的信打動了我，我把它作為給法國人和其他野蠻人看的關於英國現實的精神狀態的教材，遠遠超出一篇專題論文的範圍。我解釋說，我們的殖民活動和商業活動，僅僅是吞噬文學界和哲學界精英的火焰的強光一種蒼白的反射而已。事實上，現在英國的真正特性是一種大時代的特性。在這個大時代中，在完善的政治制度下，由一個自由的、受尊敬的、公正無私的上流社會所管理。數以百萬計的新興的勞工階層，與有教養的、井然有序的中等階級競相迸發出帝國的狂熱，忠於君權，尊重知識——同樣豐富和激動人心的氣氛賦予商業和貿易新的生氣，已經對國家的智力生活產生更加巨大的、史無前例的影響：這種影響特別可以在有名的大學裡看見，它們不再僅僅是培養政治家、殖民地總督和具有無與倫比的瀟灑和優雅風度的地方紳士的養成所，而且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成為純粹與抽象的科學研究中心，但它們在上一代趕上並且超過所有的歐美中心。你應該去看看法國人局促不安的樣子，他們能忍受《斯皮德里德評論》：他們只能承受法紹達（事件）的後果，因為他們說不準它在哪兒。但是一旦涉及柏拉圖哲學的新體系，他們便扯自己的頭髮，氣急敗壞了。 這信寫得太隨便，真不能原諒。好在就要再見到你和艾麗絲了，我們可以不拘形式地暢論各種事物。你讀過巴雷斯注118的《失掉根基的人們》嗎? 你的兄弟般的 M．S．阿莫斯 1899年5月5日於 開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