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自傳 · 第三章 劍橋

我父親曾在劍橋大學讀書，但我哥哥上的是牛津大學。我上劍橋大學是因為我對數學感興趣。我第一次到劍橋是在1889年12月，那時我來參加入學獎學金考試。我住在新院的房間裡，因為羞於問去廁所的路，所以在每天考試之前步行到車站去解手。從新院的大門，我看到它的後面，但是沒敢進去，認為那可能是私人住宅。我受邀和院長一起吃飯，他是我父親上學時哈羅公學的校長。在那裡我第一次遇到特里維廉兄弟：查爾斯和鮑勃。鮑勃穿著從查爾斯那兒借來的次好的禮服很有特色，席間他因有人提到一次外科手術而暈倒。如此令人生畏的社交場合使我驚恐，但在幾個月之前，當我留下和格拉德斯通先生面對面談話時則使我更加驚恐。他來住在彭布羅克邸園，沒邀請任何人來見他。由於我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女士們退去之後，他和我單獨留在餐桌旁時，他只問了一句話：「他們給我的葡萄酒很好，但為什麼他們非把它裝在一隻血紅色的杯子裡?」我無言以對，只希望地上有個縫兒讓我鑽進去。從那麼以後，我再也沒有感到過如此的驚恐。 在獎學金考試中，我極想答得出色，而神經總是有點緊張，反而影響了發揮。然而，我還是得到了小額獎學金，而這也給我帶來巨大的快樂，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能和有才幹的同齡人一比高低。 從1890年10月初到劍橋起，對我來說一切順利。在學期的第一周，所有當時住校、後來成為我密友的同學都來拜訪我。那時，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來看我，但後來我才發現負責審批獎學金的懷特海，告訴大家注意桑格和我。桑格和我一樣，也是新生，也讀數學，也是小額獎學金獲得者。他和我都在休厄爾院住。我們的導師韋布有一個習慣做法，即把他的手稿在同學中傳閱，幸運的是我看完後該由我把這份手稿傳給桑格。我以前沒見過他，但我被他書架上的書吸引住了。我說：「我看見你有德雷帕寫的《歐洲心智的發展》這本書。我認為這本書非常好。」他說：「你是我所遇到的頭一個知道這本書的人!」從這話題開始談下去，半小時後我們已是終生密友了。我們對著筆記看我們做了多少數學。在神學和形上學問題上，我們的意見一致，而在政治上我們見解不同（那時他是保守黨，儘管後來他屬於工黨）。他談到蕭伯納，但那時我還不知道蕭的大名。我們常常在一起做數學，他解題驚人地快，總是在我弄懂這個問題之前，他已經解了一半。我們倆在第四學年都主修道德科學，他讀經濟學我讀哲學，我們同時拿到獎學金。他恐怕是曾有過的最善良的人之一，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我的孩子們像我曾愛過他一樣愛他。我從不知道還有什麼人把深刻的才智和熱烈的感情如此完美地集於一身。他成為英國大法官法庭的律師，並以他高度博學編輯出版了賈曼的《論遺囑》而聞名於法律界。他常常感嘆賈曼的親屬禁止他在前言中提到賈曼本人去世時卻沒有留下遺囑。他還是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他能用令人難以置信的多種語言來閱讀，包括像馬扎爾語注36和芬蘭語這些難得碰到的小語種。在義大利，我常和他一起徒步旅遊。碰到任何事他總是讓我和旅店老闆去交涉。但當我讀義大利語時，我發現他義大利語的知識比我豐富得多。他1930年去世，令我感到巨大的悲痛。 第一學期我結識的另一些朋友主要來自懷特海的推薦。我後來得知，在獎學金考試中，還有一人得分比我高，但懷特海認為兩人中我更有才幹，因此他在考官會議前把分數燒掉，並介紹我優於其他考生。我最親密的兩個朋友是盧埃林·戴維斯兄弟：克朗普頓和西奧多。他們的父親是柯克比·朗斯代爾教區牧師，他是金庫版柏拉圖的《理想國》注37的譯者，也是一位卓越的學者和聖公會廣教會的教徒。他的觀點來自F．P．莫利斯。他的家有六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其中克朗普頓和西奧多兩人是最小的，據說，而我也相信，都靠獎學金讀中學和大學，而沒讓做父親的花錢。他們還都引人注目地漂亮，包括克朗普頓，他有著非常漂亮的藍眼睛，有時閃著有趣的眼神，而有時他凝視的目光卻又那麼深沉嚴肅。西奧多在家最小，卻是最富才華最受家庭寵愛的一個。我剛認識他們時，克朗普頓在學院裡與西奧多合住，他們倆後來都如期成為研究員，但誰也沒住校。後來，他們倆一起住在靠近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一間偏僻小房子裡。他們都十分能幹、高尚、熱情，總的來說具有相同的理想和觀點。在人生觀上，西奧多比克朗普頓更實際一些，他成為一系列的英國保守黨財政大臣的私人秘書，依次使他們當中的每一個都在一段時間裡轉向自由貿易，而政府的其他人並不希望他們這樣考慮。他工作之勤奮令人難以置信，還總擠出時間給他所有朋友的孩子們分送禮物，而禮物又總是恰如其分。對他所認識的幾乎每一個人，他都能激發起最深的感情。我從來不知道有哪位女性不想嫁給他，只有一位例外，而這位女士當然也正是他想娶的唯一女人。1905年春天，他34歲，他的屍體在柯克比·朗斯代爾附近的一個水池中被發現，很明顯他在去車站的路上在那裡浴水，據猜測，他一定在潛水時將頭撞到了岩石上。克朗普頓愛他的弟弟勝於任何人，經受著幾乎是難以承受的極度悲痛。西奧多死後的幾周里我陪著他，很難找到什麼話可說注38。他悲傷的樣子使人極度痛苦。從那時起，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鐘聲就把我帶回這悲痛而不眠的黑夜。這事後的星期天，我也在教堂，那天西奧多的父親強忍悲痛，像平日一樣布道，成功地避免了精神崩潰。克朗普頓也漸漸地恢復，但一直到結婚，他才完全復原。自那以後，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有許多年我再沒有見到他的影子。一直到我住在切爾西時，有一天晚上，我聽到前門鈴響，看到克朗普頓站在門前台階上，他的樣子就好像我們前幾天剛剛見過面，像以往一樣誘人，他還堅持要看看我已入睡的孩子們。我認為自從西奧多死後，我已變得和他的痛苦如此息息相關，以致很長時間他看到我還感到十分痛苦。 對克朗普頓，我最初的記憶是在學院彎曲的樓梯的最黑處，他什麼話也沒說，就突然背誦整首詩「老虎，老虎，燃燒的目光」，在此之前，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布萊克，而這首詩令我如此感動。我覺得頭暈目眩，不得不倚在牆上。幾乎沒有一天不想起和克朗普頓的一些事，有時說個笑話，有時扮個鬼臉，表示對吝嗇和偽善的厭惡。更多的是他溫暖、慷慨的感情。假使我在任何時候，被任何不誠實的想法所誘惑的話，一想到他會不贊同仍然會遏制住我。他集機智、激情、智慧、輕蔑、文雅、正直於一身，我從不知道還有什麼人能和他相提並論。除此之外，在後來的年月里，他強烈、堅定不移的影響，給我和其他人，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上一個穩定的依靠。 他自己的真誠往往是很特別的。他不隨大流，無論是好還是壞。對於引起他的朋友們情緒激動的一切，他都表示輕蔑和好笑；嘲笑以至蔑視「為這樣的社會」或「促進那樣的世界聯盟」。同時，他本人自始至終都是十字軍：為愛爾蘭反對英格蘭，為小生意反對大生意的，為窮人反對富人，為自由反對壟斷。而他最熱心的事業就是給地價徵稅。 現在，亨利·喬治注39幾乎完全是被人遺忘的預言家。但在1890年，當我剛結識克朗普頓時，他的學說，即所有地租應該付給國家而不是付給私人土地所有者，在對經濟現狀（status quo）不滿的人士中，仍然是一個與社會主義學說積極競爭的對手。這時克朗普頓已經是亨利·喬治的一個狂熱的追隨者，正如所預期的那樣，他強烈地厭惡社會主義學說，強烈信仰私有企業制度的自由原則。他並不憎恨由工業中賺錢的資本家，而把向別人的工業徵收捐稅的人視為魔鬼，因為這些人擁有他們需要的土地。我認為他沒有問過自己，國家如果占有由土地私有制而得到的所有收入，它怎麼能不變得無限強大。在他心中，如像亨利·喬治一樣，改革只是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完成，把被壟斷的權力所勒住的能量釋放出來。在1909年，他認為亨利·喬治的原則已被勞合·喬治注40執行，勞合·喬治著名的預算是他幫助編制完成的。 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戰開始時，他是郵政總局的法律顧問，但是由於他熱情支持妻子的見解，而她又是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並作為愛爾蘭新芬黨成員被逮捕過，這使他的職位難以維持，他在幾乎沒得到預先通知的情況下就被解職。儘管當時流行偏見，他還是幾乎立刻加入科沃德-錢斯公司，作為該公司的合伙人，該公司是城市最大的律師事務所之一。1920年，正是他起草和平條約，建立愛爾蘭自治政府。雖然這件事從未公之於眾。他的無私使得他不可能獲得任何傳世的重大成就，因為他從未以他的工作去邀功，搶在別人前頭，也不在乎公眾的看法和榮譽。但是他的能力超群，儘管他令人難忘的並不是這一點。 使得克朗普頓同時如此受人欽佩又如此悅人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強烈的愛憎、異想天開的幽默以及岩石般的忠實。他是我曾結識過的對人類懷著巨大的愛，對極個別的人懷著藐視的恨的聰明絕頂的人之一。他絕不是某種意義下的聖人。當我們都還年輕的時候，一次我和他在鄉下散步，我們誤入了農夫田地的一角。農夫跑了過來，氣紅了臉朝我們喊。克朗普頓把手放在耳朵後，用極其和善的語調說：「請你再大聲點好嗎?我的耳朵有些聾。」那個原本要更大聲發作的農夫一下子說不出話來了。在他去世前不久，我聽到他詳盡又誇大地講這個故事，把他扮演的角色說成是我，我不斷地打斷他說：「別信他的，那不是我，那都是克朗普頓。」直到最後，他才咯咯笑著說明真相。 他好穿非常破舊的衣服，到了他的一些朋友不得不勸戒他別這麼穿的程度，這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當西澳大利亞企圖通過訴訟程序退出澳大利亞聯邦時，雇用了他的法律公司。已經決定這件案子要在國王的更衣室聽證，有人從旁聽到克朗普頓打電話給國王的內侍說：「我的褲子狀況不佳近來引起我的注意，我知道這案件要在國王的更衣室聽證。或許國王在那兒留一條舊褲子可能對我有用。」 他的厭惡之情極多而強烈，常常表現得使人捧腹大笑。有一次我和他與他父親在一起時，一位主教也是一位客人——最溫厚又最無惡意的那種類型的神職人員，人們自然會說，這種人連一隻蒼蠅都不會傷害。遺憾的是他的政治觀點有點兒反動。最後我們單獨在一起時，克朗普頓用像是對待同在一艘海盜船上的俘虜的態度，咆哮著說：「他看起來真是在絕望中不顧一切的角色!」 1905年歲末，自由黨政府上台，霍爾丹勳爵，一個肥胖、安逸、讓人寬心的人，被任命為國防大臣，克朗普頓十分嚴肅地說，之所以選他是因為當提出軍隊改革時，防止那些將軍們中風。 汽車交通的專橫煩擾他。他會穿過倫敦的街道而不予理睬。當汽車喇叭憤怒地叫著，他左顧右盼帶著挑剔的、煩惱的神態說：「不要弄出那麼大的噪聲來!」儘管他夢遊一般心不在焉地四處徘徊，把帽子戴在後腦勺上，開車人還是相信他一定是位重要人物，耐心地等他穿過馬路。 他像蘭姆或約翰遜博士一樣熱愛倫敦。一次，當他強烈抨擊華茲華斯很少寫白屈菜時，我問：你是否更喜歡他寫的威斯敏斯特橋?「噢!是的，」他答道，「要是他以同樣的尺度去寫。」在他最後的那些年裡，他和我們夫婦經常飯後一起在倫敦散步，如果克朗普頓沒有抓住我們的胳膊，他就總是握著我們的手臂。我們經過聖·克里門·德恩斯的雷恩教堂時，他提醒我們抬頭看他喜歡的景色之一，藍色夜空中那隱約可見的尖頂。在散步時，他有時和我們遇到的人聊起來。我記得他同一個公園管理員認真地討論，可能是關於地價問題。一開始公園管理員決心記住他的身份和官職，對克朗普頓彬彬有禮但不贊成他的做法：生人不應該隨便和生人講話，上流人士不應該這樣平易地接近勞動者，沒有人應該和有公務在身的官員交談。但是很快，這種生硬的態度就緩和下來了。克朗普頓真正地平等待人，他同他的職員和僕人講話，語氣就像他通常同重要人物，例如同要他負責處理事務的印度王公講話一樣。他在愛爾蘭只有兩個房間的小屋中的態度，跟在名人云集的集會上沒有什麼兩樣。我還記得，當他聽到我們的女僕和他的家來自同一地區時，他極其莊重地站起來向她鞠躬並同她握手，其彬彬有禮的態度令人難忘。 從氣質上講，他傾向於無政府主義，他討厭制度、組織與整齊劃一。有一次，我和他在威斯敏斯特橋上散步，他指著十分擁擠的車流中一輛小小的驢車高興地說，「那就是我喜歡的，各種各樣的自由」。 另外一次，我和他在愛爾蘭散步，到一個公共汽車站，我不假思索地奔向最大最舒服的汽車。而他的表情則十分震驚，抓住我的胳膊，急忙把我拉到一輛破舊的小型公共汽車上，並且嚴肅地向我解釋，這是為了大膽反抗大聯營公司。 他的見解總是有點兒難以捉摸，而且也不反對讓他的偏見自由馳騁。他讚賞反叛精神，甚至大大超過他讚賞完全的理性。對於似乎需要精心策劃的任何事情，他都表示厭惡。有一次我說，除非有勝利的可能性，否則我們就不能說進行一場戰爭是合理的。這使他大為震驚。在他看來，幾乎無望的、英雄式的反抗才是壯麗輝煌的。他有許多偏見的確與我的感情一致，因此我從來沒有心情同他爭論，實際上在任何情況下，爭論也沒有用。 從他的氣質和意見來看，他自然會厭惡西德尼·韋布夫婦。當他們進行濟貧法改革時，他就會說，因為其他所有人都反對他們立法的企圖，最終就迫使他們去組織那些無助的貧民。這樣他就會宣稱，他們的組織的成果之一，就是他們雇一個裝假腿的貧民在馬鈴薯上鑽孔。 他多年來是我的律師——他從事的工作大都是從友誼出發，多少是無償的。他的律師業務大都極為重要，涉及印度的王公，大英國協自治政府或者頂尖的大銀行。在法律事務中，他表現得不屈不撓，直截了當，把技巧和耐心結合在一起。這最後一點真是令人吃驚，因為他的天性實在是所有人中最沒有耐心的。通過這些方法，它們甚至於能激起對方的信賴，他獲得了靠耍巧妙的花招永遠都達不到的成果。我記得在法律諮詢過程中，某人有一次提出並不是完全正當的方法，他臉上浮現出木然的表情。儘管他辦事嚴肅認真，但他的心情大體上總是快樂的。幹完一天累人而又責任重大的工作之後，他總會參加一次晚餐會，心情非常愉快，就好像喝了不少杯香檳一樣，而且會讓所有人大笑。後來他正是在一次晚餐會上因心力衰竭而突然去世，可能他事先已經知道有發生這種情況的危險，不過他從來沒告訴過別人。後來，他的朋友記起，有些微小的跡象表明，他並不指望長壽，但是這還不足以在尊重他的朋友們中引起強烈的焦慮不安。 他晚年花費大量閒暇時間去寫一部哲學書，他常把這本書自謙地稱為他的餡餅，這是影射易卜生一齣戲劇中的一個老人，這位老人只有一種天才就是做餡餅，而且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在去世之前做一個真正好的餡餅。克朗普頓年輕時除了希臘詩歌之外，哲學是他心智上主要的興趣所在。我剛認識他時，我們花很多時間辯論倫理學和形上學。由於在整個中年時期，他繁忙的職業生涯使他完全陷入實際事務當中，但到最後，他還是能夠花一些時間進行純粹的理論思考，他充滿衷心喜悅地回到這上面來。這本書接近完成時，正像許多人有時弄丟他們最珍貴的東西一樣，他把手稿丟在了火車上，後來再也沒有找到。必定有人撿到了它，希望由此帶來經濟上的好處。他曾提到過他遺失了手稿，只是遺憾而簡單地談到這項損失，說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從少數現存的筆記出發，重新開始寫，接著他就改變了話題。在他去世前幾個月，我們很少見到他，雖然我們見面時，他還和過去一樣愉快和熱情。他把所余的全部精力都用來試圖完成他遺失的著作，但是這個餡餅永遠也沒能完成。 我劍橋時代的另一位朋友是哲學家麥克塔格特，他比我還害羞。有一天我聽見有人敲我的門，聲音非常小，我喊道「請進」，可是沒有動靜，我又大點聲喊「請進」。房門打開了，我看見麥克塔格特站在門口地墊上。那時他已經是聯盟的主席，將要成為研究員。由於他的形上學方面的名聲使我對他懷著某種敬畏。但是他太害羞以致不敢進來，而我也太害羞，沒有讓他進來。我不記得這種局面持續了幾分鐘，不管怎樣最終他還是進了我的屋。後來我就經常去他那裡吃早餐，他那裡的早餐以缺乏食物而出名，事實上，誰要是去過一次，以後再去時，每次都會自己帶上一枚蛋。麥克塔格特是位黑格爾主義者，當時他還很年輕，而且十分熱情。他對我們這一代在精神上有很大的影響，雖然現在回想起來，那並不是一種很好的影響。在他的影響下，我也有兩三年是黑格爾主義者，我還精確地記得在我大學四年級某一時刻我成為黑格爾主義者。我跑出去買了一聽菸絲，帶著它穿過三一巷，突然我把那聽菸絲拋向空中，大喊：「天哪!——本體論的論證是靠得住的。」雖然1898年之後，我不再接受麥克塔格特的哲學，我仍然喜歡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有一次他叫我不要再去看他，因為他不能容忍我的意見。後來他還變本加厲，在解除我的講師資格中起著帶頭的作用。 另外兩位我在劍橋早年認識的朋友是洛斯·迪金森和羅傑·弗萊，從那時起我們一直保持著友誼。迪金森由於他性格溫和、有感傷情調而惹人喜愛。當他是研究員而我還是大學生時，我漸漸感到由於我有時唐突地講出令人不快的真理或我所認為的真理而有可能傷害他。世界的情勢如果使我極其痛苦的話，只使他感到難過。我很怕由於太強烈的現實主義而增加他的不快。但是現實主義一詞可能並不十分恰當。我的真正意思是，現實主義是一個人描述事情的實踐活動，他感到這種事情幾乎不能忍受，他用如此令人反感的方式描述以致引起其他人來分擔狂怒。有一次他告訴我，我很像柯台利亞注41，但不能說他像李爾王。 我一到劍橋，儘管我很害羞，社會交往上我還是十分活躍，在這方面，我在家裡受的教育並沒有形成任何阻礙。在同輩社會的影響下，我逐漸變得不那麼清高。一開始我發現我可以怎麼想就怎麼說，被人反駁時也不感到強烈恐懼或者可笑，就好像我講過的話十分合理一樣，這個發現使我激動不已。長期以來，我想在大學某些地方一定有一些真正聰明的人我還沒有碰到，要是見到這些人，我一定能馬上認出他們比我智力更優秀，可是二年級時，我發現我已經認識了大學中所有最聰明的人了。這使我覺得有些失望，同時也使我自信心越來越增強。可是，三年級時，我遇到G．E．穆爾，當時他是一年級學生，其後幾年，他滿足了我對天才理想的期望。那時候穆爾漂亮，身材頎長，臉上充滿靈氣，就像斯賓諾莎那樣深切熱情的心智。他具有一種高雅的純潔的性格。我從來沒有成功地讓他說謊，只有一次例外。這回我耍了個花招，我問他：「穆爾，你是不是總講真話?」他回答說：「不。」我想這是他說過的唯一一次謊話。他的家人都住在達里奇，他的父親是位退休的醫生，有一次我去看他們，他的母親戴著一枚大瓷胸針，上面有古羅馬圓形劇場圖案。他有許多兄弟姐妹，其中最有趣的是詩人斯特奇·穆爾。在智力的世界裡，穆爾是無所畏懼、富於冒險精神的，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就像一個孩子。四年級時，我曾花好幾天同他一起在諾福克河岸散步。有一次我們偶然碰到一個又高又壯的傢伙，他同我們談起佩特羅尼烏斯注42，對他的下流事，談得津津有味。他的古怪我覺得挺逗，多少有點鼓勵他繼續說下去。穆爾卻一直保持沉默，到他離開之後，才說「這人真可怕。」我相信在他一生中，從來沒有因聽粗俗低級的故事或談話而感到絲毫的快樂。穆爾同我一樣，受到麥克塔格特的影響，在短時期內是黑格爾主義者。但是他比我從那裡逃逸要快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他的談話，才使我擺脫了康德和黑格爾。儘管他比我小兩歲，他極大地影響我的哲學觀點。穆爾的所有朋友一個最喜歡的樂事就是看著他點燃菸斗。他總是劃著了火柴然後開始辯論，說呀說直到火柴燒著他的手指，然後他又劃另一根火柴，如此下去，直到一盒火柴都劃光了。這對他的健康無疑是有好處的，因為劃火柴的時候，他就不吸菸了。 下面該特里維廉三兄弟了。我們大家都認為老大查爾斯是最沒有能力的。老二鮑勃是我特別親密的朋友，他成為一個富有學究氣但沒有什麼感染力的詩人，可是他年輕時，常講出幽默的話，出人意料。有一次，我們在湖邊舉行一次讀書會，埃迪·馬什睡過了頭，穿著睡衣跑來看看早餐是否準備好了。他的面容冷峻，表情流露出痛苦，於是鮑勃給他取個外號「冷幽靈」，長期以來這外號就跟上他了。喬治·特里維廉比鮑勃要年輕得多，但我後來漸漸同他很熟識了，他和查爾斯都是了不起的步行能手。有一次我和喬治在德文郡漫步，我要他答應一天只走25英里，他一直到最後一天都信守諾言，然後他就離開我說他還要再散一會兒步。還有一次，我獨自散步，晚上到了蜥蜴旅館，問他們是否能給我一張床休息。他們問：「你是不是特里維廉先生?」我說：「不是，你們是否在等他?」他們說：「是啊!他的太太早已在這裡了。」這事真讓我吃驚，因為那天是他們結婚大喜的日子。我看見她沒精打采一個人待著，他把她丟在特魯洛，說他一整天不能不散步一小會兒。他到夜裡十點鐘才來，以創紀錄的時間走完40英里，累得筋疲力盡。可是在我看來，這是一個蜜月的頗為奇特的開端。1914年8月4日，我和他一起散步到斯特蘭德吵了起來，其後一直到1944年我回到三一學院之前，我只見到過他一次，而到1944年，他已經是學院院長了。當他還是大學生時，他有一次向我說明，說特里維廉家從來不犯婚姻上的錯誤。他說「他們一直等到30歲，然後娶一位又有頭腦又有錢的女孩。」儘管偶爾要吃苦頭，但我從來不打算遵照這條規則辦事。 我想，鮑勃·特里維廉是我認識的最嗜書的人。凡是寫在書上的，他都覺得有趣，而凡是實際生活的事則漠不關心。他像他全家人一樣，對於世界上所有偉大戰役的戰略和戰術，具有縝密的知識，只要這些戰略和戰術寫在著名的歷史書上。我曾在馬恩河戰役注43的危急關頭同他在一起，那天是星期天，我們走了兩英里才買到一份報紙。他認為那場戰鬥沒什麼意思，不值得注意，因為只是登在報紙上的戰役是平常的。有一次我設計了一個測驗，向許多人提問，為的是看看受問者是不是一位悲觀主義者。這問題是「假如你掌握著毀滅世界的權力，你會那麼幹嗎?」我當著他夫人和孩子的面向他提出這個問題，他回答道：「什麼?毀滅我的圖書室?——決不!」他總是發現新詩人，並高聲朗誦他們的詩作，不過一開始他總是貶低地說：「這不是他最好的詩。」有一次他向我提到一位新詩人，說想為我朗誦幾首他的詩，我說：「好，可是你要給我朗誦他最好的詩。」這把他完全難住了，於是他把那本書丟在了一邊。 劍橋的教師們對我享受劍橋生活沒什麼好處，院長簡直就是薩克雷《勢利小人》一書中的人物。他講話總是這樣開場：「剛好30年前的今天……」或者「你能湊巧記得皮特先生注44在100年前的今天正在幹什麼?」接著他就會講述一些非常煩冗的歷史典故來證明歷史書上提到的一些政治家是多麼偉大和善良。他的書翰風格可從他給我的來信看出來，這是我獲得數學優等考試一等第七名後他寫給我的： 我親愛的B．羅素： 我無法形容這次偉大的勝利使我們感到多麼高興。正好33年前，我在哈羅公學把拉丁文作文第五年級獎放在令尊手中，今天，我向他的公子和他自己的母親祝賀數學上的突出成就，而這成就將在學院得到高度評價。 我們知道你的數學才能，可我們也知道你並沒有全力以赴地鑽研數學，而是把大部分心思用在其他可能更為重大的科目上。假如這嚴重降低你的數學成績，我當然會為此感到遺憾。但是我很理解，它還是得到了充分的補償。 現在我們對你只有愉快的祝賀，你將平靜地面對通往科學優等生考試和研究員資格競爭，而不必擔心你以前的數學成績不佳。 我十分高興給羅素夫人和斯坦利夫人寫上幾行，這對他們兩位將是愉快的一天。 相信我是你 最真誠的 H．蒙塔古·巴特勒 （三一學院院長） 1893年6月13日於劍橋 三一學院院長寓所 我記得有一次去院長寓所用早餐，那天正好是他妻妹的生日。他在祝願她健康長壽之後接著說，「親愛的，現在你已經活得同伯羅奔尼撒戰爭注45一樣長了。」她根本不知道那場戰爭持續多久，很怕太長了以致超出她的期望。他的太太採用基督教科學派療法（Christian Science），居然延長他的壽命，超過本來期望的達20年之多。這是由於她並不同情他的疾病。一旦他生病，她就給院評議會會議帶話說，院長躺在床上不願意起來。不過，我們必須承認，副院長奧爾德斯·賴特和資深研究員喬伊·普賴爾在沒有基督科學派療法的幫助下，也延長了差不多相同的時間。我記得我還是大學生時，看著他們三個人光著頭站在大門口接待腓特烈皇后注46，他們已非常年邁了。可是15年之後，他們也不顯得更老。奧爾德斯·賴特總像一根槍管通條那樣站得筆直，出門總是戴上一頂高禮帽，甚至有一次清晨三點失火把他從睡夢中驚醒，他的高禮帽也端正地戴在頭上。他念的拉丁文帶有英語口音，而院長則採用大陸讀音。當他們輪流祈禱，尤其是當副院長發音急促不清，而院長又裝腔作勢念出聲來時，樂子可就大了。我當大學生時，把這些人只看作取笑的對象，而我成為研究員並參加學院會議時，開始發現他們是一股十足的惡勢力。有一個學院副院長，是位教士，強姦過他的小女兒，還因感染梅毒導致癱瘓而不得不去職。院長在學院會議上反而大談什麼像我們那些不按時到教堂做禮拜的人，根本不知道這位名人的布道是多麼卓越。在學院中僅次於這三位的重要人物是資深門房，他帶有皇家氣派，以致大學生們猜測他是後來的愛德華七世注47的私生子。在我當上研究員之後，評議委員會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連續開了五天會，我費了好大勁兒才弄清楚他們究竟想幹什麼。原來他們忙於證實一個痛苦的事實，這就是這位資深門房同五個大學雜役有不正常的關係，儘管按照他們的法規，他們所有的人「既不年輕，也不漂亮」（nec juvenis，nec pulchra）。 作為大學生，我相信那些指導教師是大學中完全不需要的一部分，我沒有從講課中得到什麼好處。我發誓，如果有朝一日我成為該課的講師，我也不能設想講課有什麼用，我信守這個誓言。 進入劍橋大學之前我已經對哲學感興趣，但是除了穆勒的著作以外，我讀得很少。我最渴望的是為數學為真的假設找到一些理由來。穆勒在《邏輯》中論及數學時，已經因它多有缺陷而打動了我。18歲時我讀了穆勒。我的數學導師從來沒有告訴我任何理由去假設微積分不是一大套謬誤，因此我有兩個問題需要考慮，一個是哲學問題，一個是數學問題。數學問題在歐洲大陸大體上已經得到解決，雖然在英國幾乎不知道大陸的工作。只有在我離開劍橋，開始出國生活之後，我才發現那些我本應在三年大學期間就獲得的知識。不過哲學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英國，我認識哈羅德·喬基姆，他在莫頓學院教哲學，是F．H．布萊德雷的朋友，喬基姆的妹妹是羅洛叔叔的太太，我總是偶爾在網球集會以及諸如此類的場合見到他。應我請求，他給我開了一個我應該閱讀的長長的哲學書單，雖然我在攻讀數學時也開始著手讀書了，而一旦有空兒，我就以極大的熱情攻讀哲學。大學四年級時，我閱讀大多數大哲學家的著作以及大量數學哲學的書。詹姆斯·沃德總是給我這方面的新書，每一次歸還這些書時，我都說這些都是非常壞的書，我還記得他失望的神情以及他為了滿足我而堅持不懈地努力。最後，在我成為研究員之後，我從他那裡得到兩本小書，這兩本書他都沒讀過，也不認為它們有任何價值。其中一本是格奧爾格·康托爾的《集合論》注48，另一本是弗雷格的《概念演算》，這兩本書最終給我需要的要點。但是弗雷格的書，我只是在許多年之後，才弄清其中的意義。實際上，一直到我自己獨立發現其中大部分內容之後，我才真正理解它。 這時，我已不像剛到劍橋時那麼害羞、那麼學究氣了。我記得住進學校幾個月之前，去和我的導師商討房子的事。我在前廳恭候時，翻了翻大學生報紙《格蘭大》（Granta）。當時是五月賽舟周，我在報紙上讀到，在這周內，人們的思想不能集中於工作，這真使我震驚。上大學四年級時，我變得快樂而輕浮。在閱讀泛神論之後，我向朋友們宣布我就是上帝。他們在我兩邊擺上蠟燭，進行模仿膜拜的儀式。哲學總體上對我來說似乎樂趣無窮，我享受著這個偉大哲學家提供想像的、以奇妙方式構想的世界。 我在劍橋期間，最愉快的事就是和一個團體有聯繫，它的成員稱之為「協會」，而局外人假如知道的話，稱之為「使徒們」。這是一個小的討論社團，每星期六晚上聚會。它的成員平均每年級有一兩人，這個協會從1820年就已存在，從那時起，它的成員都是劍橋各方面的智力精英，它以秘密的方式活動，為的是使那些在選舉成員時被考慮的人可能根本覺察不到這事。正是因為協會的存在，我很快認識了那些最值得認識的人。由於懷特海是協會成員，而且讓年輕成員根據我和桑格兩人獎學金論文對我倆進行調查。在任何時間，所有成員彼此都是好朋友，這很少有例外。討論中有一個原則就是沒有禁忌，沒有限制，沒有什麼東西被認為是駭人聽聞，對於思辨的絕對自由沒有任何阻礙。我們討論所有事情的態度當然會帶有某種不成熟性，但是其中具有的超脫和興趣在我以後的生活中卻是難得再有的。討論會一般在凌晨一點結束，然後我就會同一兩個其他成員在內維爾院的迴廊中來來回回走上幾小時。我們把我們自己看得很重，因為我們認為我們具有心智上的誠實的美德。無疑我們在心智方面的成就比世上通常的成就更大，而且我傾向認為劍橋最好的頭腦在這方面極其著名。在第二學年中間我被選為會員，事先我根本不知道這樣一個社團存在，即使其中的成員我全都早已熟識。 1892年年初，我被選入「協會」，下面的祝賀信有些句子需要解釋，它們是協會用來同德國形上學開玩笑的。協會被設想為實在世界，其他事物都是「表象」，不是協會成員的人被稱為「現象」，因為形上學家認為空間和時間不是實在的，因此認為協會的成員不受空間和時間的約束。 由印度、孟加拉邦副總督 第二等印度之星高級勳爵士 查爾斯·埃里奧特爵士閣下轉交 親愛的羅素： 從今晨收到的信中得知你加入了我們團體——太好了!這確實是個好消息。如果不能在今天下午郵件發送之前說幾句話來表示我的喜悅，以及此刻我不在劍橋，不能與你熱烈握手相慶，那是多麼遺憾。你當然會得到你自己的印象，但對我來說，它確實是真正的新生活，也是顯示出劍橋真正是什麼的一個啟示。 是該發信的時候了，恐怕我現在不能告訴你我的經驗。西奧多會告訴你我的情況。我很遺憾地聽說你身體還不太好，快些好吧，不要讓韋布注49害了你。 原諒匆匆寫就這幾行話語。讓那些荒唐的鬼話，什麼空間和時間都見鬼去吧!居然說什麼空間和時間，卑鄙地假裝正在把我們分開。然而我們知道它們與聯結我們的真實存在無關。70我從過去一開始就是，現在是，將來永遠是 熱愛你的，兄弟般的 克朗普頓Ll．D．（盧埃林·戴維斯） 1892年3月9日 星期三 我實在沒有時間給桑格寫一封像樣的信，你能否把信中裝的潦草的信轉交給他? 有時間一定給我寫信。 親愛的羅素： 誠摯祝賀2月份的令人高興的消息——在使徒的事情上完全無法用空間和時間的束縛來說明——它剛剛由印度轉到我這裡。 我高興到極點。我希望你已經聽說我們的兄弟懷特海的敏銳目光了，他從你和桑格的入學獎學金論文就看出你們的使徒本性，而且讓我們注意你們。 我真希望我能找個星期六晚上或其他什麼日子回去，同西奧多討論基督教是愛的宗教的問題，這本是我不該談的問題。我不明白人性化的上帝和真正的愛，這兩個觀點怎麼能夠協調到一起。 胚胎注50的情況如何?我聽說小特里維廉（鮑勃）很有希望，還有國王學院的格林。 我還有數不清的信要發，希望明年一月中旬能見到你。 你的兄弟般的 （簽名）埃利斯·麥克塔格特 1902年5月17日於紐西蘭 塔拉納基，新普利茅斯 我們加入協會以後不久，協會有些事情起了相當大的變化。 比我年幼十歲左右的那一代人的調子主要是由利頓·斯特雷奇和凱恩斯定的。這十年帶來的精神氣候的變化之大令人吃驚。我們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而他們是愛德華時代的人。我們相信通過政治和自由討論而導致有序的進步，而我們之中比較自信的人可能希望成為群眾的領袖，而我們沒有人想脫離群眾。可是凱恩斯和利頓並不打算同平庸之輩保持任何親近關係，他們更願意在幽靜所在和良好的情緒中過著一種退隱的生活，把善看成由一幫精英熱情的相互仰慕所構成。這種學說他們說來源於G．E．穆爾，這十分不公平，他們都承認是穆爾的學生。凱恩斯在他的回憶錄《早期信仰》中，談到他們對穆爾學說的仰慕，穆爾給予道德應有的分量，通過他的有機整體學說避開善由一系列孤立的熱情片刻所構成的思想。可是那些自認為是他的學生的人，卻無視他的學說這個方面，而把他的倫理學降低為一本正經的女子學校帶有感情色彩的圖景。 凱恩斯從這種氣氛逃脫到偉大世界中，而斯特雷奇從來沒有跳出來。不過凱恩斯的逃脫並不完全，他週遊世界，給各地帶去主教出巡（in partibus）的感覺，真正的救世主在別處，在劍橋大學的信徒當中。當他關心政治和經濟時，他把他的靈魂丟在家裡。這就是在他大多數著作中，有一種生硬的、閃爍著非人的特性的原因。只有一個大的例外，那就是《和平的經濟後果》，對此我一會兒還要再說幾句。 我是通過他父親認識凱恩斯的，而認識利頓·斯特雷奇是通過他母親。我年輕時，凱恩斯的父親在劍橋教老式的形式邏輯，我不知道邏輯的新發展使他的教學究竟有多少改變。他是一位真誠的非國教徒，把道德放在第一位而把邏輯放在第二位。他兒子心中多少保留一點非國教徒精神，但是往往被掩蓋了，這是因為他認識到由事實和論證可能推出一些使大多數人震驚的結論。而他性格中智力上的高傲使他覺得使墨守成規者驚愕（epater les bourgeois）也不壞。在他《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書中，這種品性暫時擱置在一旁。他深信，凡爾賽和約招致災禍，在他心中燃起最真誠的道德家的熱忱，使他忘記耍小聰明——不過卻沒有使他停止耍小聰明。 我沒有就他的經濟和政治著作同他交流過，但我相當關注他的《機率理論》，其中許多部分我同他詳細討論過，這本書大約1914年完成，但是長期被放在一邊，拖延出版注51。 他總是有工作過度的傾向，實際上正是工作過度要了他的命。1904年，我曾單獨住在一片沼澤地里的一間小茅屋中，其處無路可通。他寫信給我，問我是否可以到我這裡度周末。我給他肯定的回答，於是他來了。他到了還不到5分鐘，劍橋大學的副校長帶了一大堆大學事務跟來了。每一餐都有人不期而至，星期日早餐就多了6位，到星期一早晨，我們已經有26位不請自來的客人，恐怕凱恩斯走時比他來時還累。1914年8月2日，星期日，我碰到他，他正急速穿過三一學院的大庭院，我問他急什麼，他說「他想找他妻弟借摩托車到倫敦去」，我說「那你為什麼不乘火車去」，他回答「因為來不及了」。我不知道他究竟去辦什麼事，但是幾天之內，銀行利率由製造恐慌的人已經抬高到的10％，降到了5％，這就是他的所作所為。 我的經濟學知識不夠，以致對凱恩斯的理論無法發表專家的意見，但是就我至今所能判斷的是，對我來說，近年來英國免於遭到大規模失業之苦可能歸功於凱恩斯。我還可以再進一步說，如果他的理論被全世界的財政當局所採納，那麼大蕭條可能就不會發生。在美國仍有許多人認為，大蕭條是上帝所為。我想凱恩斯已經證明，大蕭條的發生並非神意。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上議院，那時他剛從美國談判一筆借款回來，並且做權威報告，向貴族院的議員介紹此事。他們事先大都抱懷疑態度，可是聽完報告後，就幾乎沒人懷疑了，除了比弗布魯克勳爵和我的兩個表兄弟之外，而他們以居於少數為榮。考慮到他飛越大西洋剛剛著陸，他必定付出很大的努力，這對他來說可能是太大了。 凱恩斯的智能據我所知是最敏銳和最清楚的。同他辯論的時候，我感到我好像故意冒生命危險，總感覺自己有點兒像傻瓜一樣。有時我傾向於感覺如此聰明過人往往與思想深度不相容，但是我並不認為這種感覺的確是對的。 利頓·斯特雷奇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一開始我是通過他母親認識他的，我和她都是爭取婦女投票權的委員會成員。幾個月後，她邀請我去吃飯，她的丈夫理察·斯特雷奇是一位從印度退休的軍官，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是當時的熱門話題。第一次同他們家一起吃飯實在有點讓人煩心，他們兒女成群幾乎數不勝數，而且從我這個沒有經驗的眼光看來，除了極表面上的區別，有男有女之外，他們長得都一模一樣。我到時，這家人還沒有到齊，然後才每隔20分鐘一個接一個地到來（後來我發現其中包括利頓）。我必須仔細地環顧四周，以求確定哪位是剛到的，還是原先就來了，只不過換了他或她的位子。到晚上，我真懷疑我的神志是否還清楚，但是後來好心的朋友告訴我，事情進行得很順利。 斯特雷奇夫人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女性，非常希望她至少有幾個孩子出人頭地。她有令人羨慕的文字感受力，經常向她的孩子們大聲誦讀掃斯的布道文，不是傳播其內容（她是位自由思想者），而是給他們一種英語寫作的節律感。利頓身體柔弱，以致沒有被送到普通的學校去讀書，她認為他很聰明，讓他在很專注的氣氛中被培養成為一位作家。在我看來，他的作品在當時十分有趣，令人歡快。《維多利亞名人傳》出版之前，我曾聽他讀過這本書，後來我在監獄裡又自己讀，不禁大笑出聲，結果引來監獄官到我的牢房，告訴我不應忘記監獄是服刑的地方。 利頓總是顯得古怪，而且越來越厲害。當他留起鬍子時，他說他長了疹子，不想讓朋友們看到，結果鬍子一直長到老長。他打扮得十分奇特。我認識一位農民的妻子，她出租住房。她告訴我，利頓到她那裡問她是否讓他進去，她說：「先生，起先我想他是個流浪漢，然後我再看一眼，看出他是位紳士，只不過非常古怪。」他經常用一種尖聲講話，這有時與他所講的內容形成滑稽的反差。有一次我同他談話，他先是說這事不應該是文學的目標，接著又說那事不應該是文學的目標。最後我問：「利頓，那麼文學的目標應該是什麼呢?」他用一個字回答我：「激情」（Passion）。然而，他喜歡在人類事務中表現出一種貴族老爺的態度。我聽到某個人聲稱「年輕人總好思考人生」，當時他在場就反駁道「我不相信人們會去思考人生，因為人生中什麼也沒有。」可能正是這種態度，使他不能成為一位偉大人物。 他的風格炫耀辭藻、過於浮誇，在最壞的情況下，我覺得有時同麥考萊的作品頗為相像。他對歷史的真實性不感興趣，而總是使得光和影的反差更加刺眼，使得名人的愚蠢和惡毒更加昭彰。這些指責頗嚴厲，但我對他的指責是完全認真的。 正是在協會當中，我開始覺察到穆爾的卓越，我還記得他宣讀一篇論文，是這麼開始的：「一開始存在物質，然後物質產生魔鬼，而後魔鬼產生上帝。」論文的結尾如是：首先上帝死去。然後魔鬼死去，最後留下物質正如開初一樣。他宣讀這篇論文的時候，他還是位大一學生，而且是盧克萊修的熱情追隨者。 星期日，我們的習慣總是很晚吃早餐，然後散步一整天，直到晚上用餐。這樣我逐步熟悉劍橋十英里之內的所有道路和小徑，還有許多遠遠超過十英里的道路，也是這麼認識的。大體上，我在劍橋感到愉快，比較平靜。但是每逢月圓之夜，我總是處於一種暫時性精神錯亂的狀態，在鄉村附近飛快穿來穿去，當然這是由於性慾作怪，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 在我那時之後，協會在某方面有了變化。原來在喬治·特里維廉和利頓·斯特雷奇兩位會員之間長期進行著不相上下的爭鬥，最終利頓獲得完全的勝利。從他那時起，會員之間的同性戀關係一度司空見慣，可是我們那時候卻並不知曉。 劍橋對我的一生十分重要，它使我結識許多朋友，給我思想交流的經驗，而其真正的學院教育對我毫不重要。關於數學教育我已經談過。我在大學學的哲學，後來我認為大部分是錯的。以後我花費許多年逐步去掉我在大學時養成的思想習慣。我在劍橋得到的唯一具有真正價值的思想習慣是智力上的真誠。這種美德不僅在我的朋友中，而且也在我的老師中肯定存在。我不記得有任何一位老師在他的學生指出他的錯誤時而懷恨在心。我只記得在許多情況下，學生都表現得非常出色。有一次上流體靜力學課程時，有位年輕人打斷講課說，「你是否忽略了作用在蓋子上的離心力?」這位講師一下子目瞪口呆，然後說，「我這麼講這個例子已經有20年了，可是你是對的」。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我發現甚至在劍橋，智力的真誠也有它的局限性，這對我是一大打擊。而在那之前，我感到只有劍橋是地球上唯一的我可以看成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