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自傳 · 第一章 童年

我頭一個栩栩如生的記憶是1876年2月到達彭布羅克邸園的情景。嚴格地說，我已記不清到達那裡的真實情形，雖然我記得在我的旅程中到過倫敦終點站，可能是帕丁頓車站，那個玻璃大屋頂，我覺得它不可想像地美。在彭布羅克邸園的頭一天我所能記得的事就是在僕人的下房裡喝茶。那是一間空空蕩蕩的大房間，有一張又長又厚重的大桌子，旁邊有幾把椅子和一個高凳，所有的僕人都在這個房間裡用茶，只有看門人、廚子、夫人的侍女和膳食總管除外。這些人在看門人的房間裡，組成一個「貴族」階層。他們把我放在一個高凳上喝茶，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不知什麼原因那些僕人對我那麼感興趣。當時，我還不知道我已經是大法官、女王的幾位顯赫的法律顧問和其他著名人物認真考慮、嚴肅商討的對象。直到我長大了，我才知道安排我來彭布羅克邸園之前的事情。 我的父親安伯利子爵在很長一段身體日益衰弱之後，於不久前去世，母親和姐姐在一年半以前感染白喉已相繼去世。後來我從母親的日記和書信中，知道她是一個精力充沛、生氣勃勃、聰敏、莊重、有獨創才能和無所畏懼的人。從母親的照片看，她一定非常漂亮。我的父親冷靜深思、好學不倦、清高脫俗、心情抑鬱和一本正經。雙親都是熱情的改革理論家，而且隨時準備把他們所信仰的理論付諸實踐。父親是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學生和朋友，受穆勒影響，雙親都信奉節制生育及婦女擁有選舉權。由於鼓吹節制生育，父親失掉了他在議會中的席位，母親有時也由於意見過激而陷入難堪的境地。在瑪麗王后的父母注1舉行的一次花園聚會中，劍橋公爵夫人高聲叫嚷：「我曉得你是誰，你是羅素家的兒媳婦。但是如今，我聽到你就像骯髒的激進派和齷齪的美國人一樣。整個倫敦都傳遍了，每一個俱樂部都在談論這件事。我真得要看看你的襯裙是不是齷齪不堪。」 下面這封寄自佛羅倫薩的英國領事的來信本身就很說明問題： 親愛的安伯利夫人： 我並非馬志尼的崇拜者，而且我對他的人品和原則深惡痛絕，尤其是我所擔任的公職也不允許我成為他的通信渠道。然而我希望能滿足你的這個要求，找到我能接受、而他能收到你的信的唯一途徑，即：郵寄給德爾·雷·加埃塔市長，由他轉交。 我仍然是 您的非常忠實的 A．佩吉特 1870年9月22日 馬志尼將他的表殼送給我母親，它現在由我保存。 我的母親經常在支持婦女選舉權運動的會議上演講，在她的日記中，有一段提到她在波特婦女會上的演講。這個團體包括西德尼·韋布夫人、考特尼夫人這些交際花。後來我熟識了韋布夫人，覺得她比起我母親來，似乎較為輕佻，因此對我母親的莊重懷有更深的尊重。然而，從我母親的信來看，例如，她給實證主義者亨利·克朗普頓的信，我發現她有時也是活潑而風騷，因此她面向世界的面孔可能不像日記中所表現的那麼令人驚恐。 父親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寫過一本大書，去世後才出版，書名是《宗教信仰的分析》。他有一間大圖書室，藏有教父著述、佛教著作、儒家論述等等。他在鄉下度過很長一段時間，準備他的著作。然而他和母親在他們結婚初期，每年都要在倫敦過幾個月。在倫敦，他們在當地主教園區有一幢房子，我母親和她的姐姐喬治·霍華德夫人（後來稱卡萊爾夫人）主持著對立的沙龍。在霍華德夫人的沙龍里可以看到的所有拉斐爾前派的畫家，而在我母親的沙龍里可看到穆勒以後的所有英國哲學家。 1876年我的父母訪問美國，在那裡結交了波士頓的所有激進派人士。他們不能預見到他們所讚揚的有著民主熱情和他們所崇拜的激進反對奴隸制的男男女女，正好是後來殺害薩科和萬塞蒂注2的人的祖父祖母。我的父母在1864年結婚，當時他們都只有22歲。我的哥哥，像他在自傳中所吹噓的那樣，在父母婚後九個月零四天出生。我出生前不久，他們移居到一所叫作雷文斯克羅夫特的（現稱為克萊頓宅第）十分荒僻的宅子，坐落在瓦伊河的陡峭堤岸上的樹林中。我生下三天以後，母親在這所宅子裡寫信給她的母親，這樣描述我：「嬰兒重8¾磅，長21英寸，很胖，很醜。誰都說他像弗蘭克，藍眼睛分得很開，下巴很小，他和弗蘭克在襁褓中時一樣。現在我奶水很多，但是如果他不能馬上吃到奶或打嗝什麼的，他就大發脾氣，亂嚷亂叫亂踢，顫抖個不停，直到他獲得哄慰為止……。他頭抬得高高的，向四周觀望。」 雙親給我哥哥請了一個有相當科學素養的家庭教師D．A．斯帕丁——我至少可以從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學》中引用他的工作來判斷他的才能注3。他是一位達爾文進化論的擁護者，從事小雞的本能的研究。為了研究方便，他把住室的每一間房子，包括客廳在內都搞得一塌糊塗。他本人也處於結核病晚期，在我父親去世後不久也死去了。顯然根據純理論的理由，我的父母判定，考慮到他患肺結核，他不應該生孩子，但是要他獨身是不公平的。因此，我的母親允許他和她住在一起，雖然我知道這樣做對她來說並不能得到什麼樂趣。這種情況沒有維持多久。因為這事在我出生後開始，而我兩歲時母親就去世了。母親去世以後，父親還留用那位家庭教師。父親去世後，發現他讓那位家庭教師和科布登·桑德森做他兩個兒子的監護人，而這兩人都是無神論者。父親的目的是希望我們免受宗教教養下的禍害。可是，祖父母從斯帕丁的信中發現與我母親有關的事，這個發現引起他們一種極端的、維多利亞式的恐怖。他們決定在必要時採取法律行動，以便從耍陰謀的異教徒手中拯救無辜的孩子。這些耍陰謀的異教徒找到霍勒斯·達衛（後來稱達衛勳爵）商量，他認為他們肯定贏不了官司，這顯然是根據謝利判例。這樣我哥哥和我就被大法官法庭監護，而且科布登·桑德斯在我上面提到的那天，把我們交給我的祖父母。無疑這段故事促使那些僕人對我感興趣。 我對我母親簡直可以說毫無記憶。雖然我還記得有一回我從一輛小馬拉的車子中摔出去時，她肯定是在場的。我對這件事的記憶肯定錯不了，因為我縈懷於心，多年以後最終證實有這回事。關於我的父親，我只記得兩件事。我記得他給我一張印著紅色畫面的圖畫。這個顏色讓我很喜歡。我還記得有一次看見他洗澡。我的父母葬在雷文斯克羅夫特花園中，後來又遷移到切尼斯的家庭墓地中。父親在他去世前幾天給他的母親寫了下面這封信： 我親愛的媽媽： 您將高興地聽到，我打算儘快就去看拉德克利夫，但要是您知道事情的原因會感到難過。因為我感染上支氣管炎，看來要臥床一段時間了。您的鉛筆信今天收到，看到您累垮了，我很難過。儘管我渾身無力，但我還是給您寫信，因為我睡不著。不用說，這次患病並不危險，我預料也不會有什麼事。但是我有過太痛苦的經驗，知道疾病發展可能非常迅速，以致我不敢相信有什麼絕對安全，或者在沒有安寧的地方求得安寧。我的兩肺都在發炎，也許還會惡化。我懇求您別打電報或採取任何急躁的行動。在奧德蘭德，我們有一位年輕的好醫生，由於他剛剛在此地開業，會為我盡心治療的。我再說一遍，我希望康復，但倘若病情惡化，我想說，我倒盼望鎮定而平靜地死去，就像「一個裹在被褥里，躺下去進入愉快夢鄉的人」。 就我來說，我並無憂慮，甚至並不畏縮，但是為我要離開的一些人，尤其是您，我感到非常悲痛。在痛苦和衰弱中寫這封信，我只能向您做出這種最不適當的表示，我深感您對我恆久不變的慈愛，這種愛甚至在我或許顯得不配領受時也從未改變。我實在無法表達我內心深處的感覺於萬一，十分懊悔的是，有時我不得不顯得無情，但我希望表達的只有熱愛之情。我所做的只是我本想做的其中的一點點，但我希望，這一點點事不是壞事。我已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樁大事，我會懷著這樣的感覺而死去，至於我兩個可愛的兒子，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您多照顧一些，他們也許會把您當一個母親般地看待。您知道，我要埋葬在此地，我所喜歡的樹林中那個已為我準備好的美麗所在。我不敢期望您會來參加我的葬禮，但是我希望如此。 也許我太自私，讓這封信帶給您悲痛，我只怕過一天，我會虛弱得無法提筆的。如果可能的話，我會天天寫信給您。對親愛的爸爸，終我一生，都感受到他的仁慈、寬厚，這也是我要深自銘感的。我真摯地希望在他長壽而高尚的生命終止之時，他會免除喪子的傷痛。對於阿加莎、羅洛和可憐的威利，如果可能的話，我只能向他們致以我無上的愛意。 您的愛子 安伯萊 星期三夜於雷文斯克羅夫特 我祖父和祖母居住的彭布羅克邸園，是在里士滿公園中的兩層不整齊的房屋，它是君主的贈禮，名稱來源於彭布羅克夫人，喬治三世在他精神錯亂時曾鍾情於她。女王在我祖父母40多歲時賜給他們，從那時起他們就一直住在那裡。金萊克所著的《克里米亞的入侵》所描述的那次著名的內閣會議，就是在彭布羅克邸園舉行的。這次會議決定進行克里米亞戰爭時，有幾位內閣大臣在睡覺。金萊克後來住在里士滿，我對他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問斯潘塞·沃爾波爾爵士為什麼金萊克對拿破崙三世那樣深惡痛絕?斯潘塞·沃爾波爾爵士回答說，他們為了一個女人而爭吵。我自然要問他：「你能把這段事講給我聽嗎?」他回答說：「不行，先生，我不能告訴你這個故事。」其後不久他就去世了。 彭布羅克邸園擁有11英畝的花園，大部分任其荒蕪。在我18歲之前，這個花園在我生活中起著很大作用。花園西面是從埃普松下坡（我認為是上上下下的），一直延伸到溫莎城堡的非常寬闊的視野，這中間還有欣德黑德和利思兩個小山丘。我逐漸熟悉那廣闊無垠的地平線和那一覽無遺的日落景象。此後若是沒有這兩種景象，我絕不能過得快樂。那兒有許多優良樹種，櫟樹、山毛櫸、歐洲七葉樹和西班牙栗樹、歐椴樹和一棵非常好看的雪松樹，還有印度親王送的柳杉和產於喜馬拉雅山的雪松。那裡還有避暑別墅、芳香的薔薇短院牆、月桂樹叢以及各種各樣能夠成功地藏身，一點不會被大人發現的秘密地方，同時還有幾個用格狀籬笆牆圍起的小花圃。在我住進了彭布羅克邸園後的這些年裡，這所花園也越來越被人遺忘了。巨大的樹木倒了下來，灌木長滿了小徑，草地上的草長得又高又密，那些格狀的圍籬幾乎長成了樹。這座花園似乎在回憶它過去的光輝時日，外國使節在草坪上漫步，親王們羨慕它修剪齊整的花圃。它活在過去的歲月中，我也隨著它一起活在過去的歲月中。我編織著雙親及我姐姐的幻夢，我想像著祖父活躍的日子。我所聽到的大人們的談話多數都是好久以前的往事：祖父去厄爾巴島拜謁拿破崙，祖母的叔祖們在美國獨立戰爭中保衛直布羅陀，祖母的祖父又因為說了這個世界在公元前4004年以前已經被創造出來（因為埃特納火山的斜坡上有這樣多的熔岩）而被當局排擠。有時，談話轉到較近期的事，於是我就會聽到卡萊爾如何曾經把赫伯特·斯賓塞稱為「純粹的真空」，或是達爾文如何因格拉德斯通的來訪而感到莫大的榮幸。我經常在想，已經謝世的雙親在世時是怎樣一種人。孤寂的時光，我總在花園中徘徊，不是撿集鳥蛋便是沉思那飛馳的時間。如果我可以根據自己的記憶來作判斷的話，我覺得只有在全神貫注於童稚往事那種瞬即消失的時刻，對後來性格形成很重要的孩提印象，才會浮現在意識上，從未對成人道及。我以為少年時這種不受外界打擾的、隨意瀏覽的時期很是重要，因為這使他們有時間去形成這些表面上轉瞬即逝，然而卻是真正活生生的印象。 祖父在我的記憶中是個年逾八旬的老人，不是坐在輪椅中被人推著在花園裡繞行，便是坐在他的房裡閱讀英國議會議事錄。他去世時我剛剛6歲。還記得他去世的那一天，我看到我的哥哥（他已上學）雖然還在學期當中，卻坐著馬車回來了。我向他高喊：「好哇!」而我的保姆制止我說：「噓!今天不准喊『好哇!』」由這件事推斷，我的祖父對我並不重要。 相反，我的祖母比我的祖父小23歲，是我童年時代最重要的人。她是一個蘇格蘭長老會的教徒，在政治上和宗教上是自由派（她70歲時成為基督教的一位論派教徒），但有關道德方面的種種事情卻要求極其嚴格。她嫁給祖父時還很年輕，很害羞，那時祖父已是膝下有兩個孩子和四個過繼兒女的鰥夫，結婚沒有幾年，祖父就當上了首相注4。這對祖母來說無疑是很嚴格的考驗。她曾說，她少女時，有一次去參加詩人羅傑斯著名的早餐會，祖父察覺了她的羞怯，對她說：「吃點兒口條吧!親愛的，你需要它!」從她的交談中看出，顯然她從來不知道戀愛中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她曾告訴我，在她的蜜月中，她的母親跑來陪伴她，令她感到多麼慰藉。另外一次，她痛惜詩歌太多與愛情那種微不足道的瑣事聯繫在一起。但對我的祖父，她卻是個賢惠的妻子，就我所能見到的來講，她對於恪守作為妻子本分的嚴格標準，從未有所疏忽過。 作為一個母親、一位祖母，她的思慮可以說無微不至，但卻並非總是明智的。我想她不了解動物的精神及充沛的活力上的需要。她要求凡事都要用維多利亞時代的情趣去衡量。我還記得我想要使她明白，一方面要求居者有其屋，另一方面又不要蓋新房免得惹眼。在她來講，每種情趣都有其各自的道理，不能因為一講冷酷的邏輯就得對另一種情趣讓步。按照她所處的時代的標準，她是很有教養的，她能準確無誤地用法語、德語和義大利語講話而不帶任何一點兒特殊口音。她熟知莎士比亞、彌爾頓和18世紀的詩人，她能夠背誦黃道十二宮和九位繆斯女神的名字，她還有根據輝格黨傳統的英國歷史的一些知識。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的古典作品她也瞭然於心。1830年以來的政治，她也有著切身的體會，但是在她的教育中，所有包含著推理論證的事物被完全忽略了，從她的精神生活中消失了。她從不懂得河上的船閘是怎樣工作的，儘管我已聽到過許多人設法給她講清楚。她的道德標準屬於維多利亞清教徒式的，沒有什麼能夠說服她，一個人在某些情況下賭咒發誓，卻具有好品質。然而，這也有例外。她認識的貝里家的小姐們都是霍勒斯·沃爾波爾的朋友，有一次她不加指責地跟我說：「他們是老派的人，偶爾也賭咒發誓。」她和許多像她這種類型的人一樣把拜倫當成一種反常的例外，當成年輕人單相思的不幸的犧牲品。她絲毫不能容忍雪萊，認為他的生活是邪惡的，他的詩令人作嘔。至於濟慈，我認為她從來就沒有聽說過。而她廣泛瀏覽過從歐洲大陸的古典著作直到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但對她同時代的歐洲大陸的作家卻一無所知。屠格涅夫有一次送她一本他寫的小說，但是她從未讀過，只不過把屠格涅夫看成她的朋友們的親戚而已。她知道他在寫作，可是幾乎人人都在寫書，沒什麼了不起。 對於現代意義上的心理學，她自然也毫無所知。她知道某種動機是存在的：愛國家、公益精神、愛自己的子女都是應讚美的動機；而愛金錢、愛權力、虛榮心都是壞的動機。好人的行為經常出於良好的動機，然而壞的，縱然是壞到極點的人，也有一些時候不全壞。婚姻是一種令人困惑的制度，顯然，夫妻彼此相愛是一種責任，但它卻是一種不太容易履行的責任。因為如果性愛將他們吸引在一起，必然就有美中不足的事存在其間。自然她對這樁事情不是用這些字眼說出來的。她所會說的是，事實上是「你知道，我從不認為夫妻之間的愛，會像父母對子女的愛那樣美好，因為夫妻之愛裡面有時會有一點兒自私的成分」。這可能是她對性這類話題最接近的想法。有一次她可能談起更接近這個禁忌的話題：談到帕默斯頓勳爵不是一個好男人這一事實時，她說他在男人中有點兒古怪注5。她不喜歡酒，厭惡菸草，而且幾乎就要變成一個素食主義者。她的生活是一種苦行，只吃最清淡的食物，八點吃早飯，而且在80歲之前從來沒有還沒用茶就坐在安樂椅上。她全然脫離塵俗，鄙視追求世俗榮譽的任何人。我深以為憾地說，她對維多利亞女王的態度不太尊重。她常常很開心地講到，有一次她在溫莎，感到身上很不舒服，女王親切愉快地說：「羅素夫人可以坐下來，某某夫人站在她前面。」 我年滿14歲以後，祖母在智力方面的局限性讓我感到難受，而她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觀開始讓我感到太過分了。但是當我還是小孩子時，她對我的影響很大。她對我的幸福的熱切地關心，使我愛她並有孩子所需要的那種安全感。我記得當我四五歲時在床上醒來時想，要是祖母死了那該多可怕啊!而當我結婚以後，她真的去世了，我卻全然無動於衷。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回想起來，越來越意識到，她在塑造我的人生觀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她的無所畏懼，她的公益精神，她對習俗的蔑視以及她不盲從大多數人的意見似乎一直對我有所助益，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認為值得我去效仿。她送給我一本《聖經》，在扉頁上題寫了她最喜歡的經文，其中有一句是：「你不可追隨眾人去行惡事。」正是她對這條經文的強調，引導我在以後的生活中從不害怕自己屬於少數。 當我還是孩子時，祖母的四個兄弟和兩個姐妹還健在，他們都不時地到彭布羅克邸園來。她的長兄是明托勳爵，我叫他威廉斯舅公。第二個兄弟是亨利·艾略特爵士，他有著受人尊敬的外交生涯，但對他我已沒有什麼印象了。老三是我的查理舅公，我記得他主要是因為在一個信封上寫滿了他的長長的頭銜。他是海軍將軍，尊敬的查爾斯·艾略特爵士，高級巴思勳爵。他駐在德文港。別人告訴我說他是海軍少將，而在海軍將領中還有更高級的海軍元帥。這話多少使我有些難過，我覺得他應該想辦法晉升上去。她最小的兄弟是喬治·艾略特，他是一個單身漢，我叫他多德舅公。家人要我注意他的主要一點是他和祖母的祖父布萊登先生長得十分相像。這位布萊登先生由於考慮埃特納火山的熔岩而導致令人遺憾的異端思想。除此之外，多德舅公就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對於威廉舅公，我有一個極為痛苦的記憶：一個6月的傍晚，這每時每刻我都享受到愉悅的晴朗的一天行將結束時，他來到彭布羅克邸園。當我該說晚安時，他鄭重地告訴我人類享受愉悅的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衰退，還說我再也不能享受像現在行將結束的這一天的那麼多的夏日愉悅了。當時我淚如泉湧，而且上床之後，還一直哭了很久。後來的經驗表明，他的說法十分殘酷，同樣也不真實。 和我接觸的成年人特別缺乏理解兒童情緒的能力。我4歲時，曾在里士滿拍照，攝影師很難使我安靜地坐下來，最後終於許願，假如我坐著不動，那麼他就給我一塊鬆蛋糕，在那之前我只吃過一塊鬆蛋糕。這許願使我歡喜若狂，因此我就像小老鼠一樣安靜地坐在那裡。照片拍得非常成功，但是我並沒有得到那塊鬆蛋糕。 另外一次我聽到一個大人對另一個人說：「那個小萊昂什麼時候來?」我豎起耳朵聽並問：「是有一個小獅子注6要來嗎?」他們說：「是，他星期天來，他非常馴良，你會在客廳里見到他。」星期天之前，我天天數，日日盼，到了星期天早晨，我又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數著。最後家人告訴我那頭小獅子已經在客廳里，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去了，結果發現他是一個叫萊昂的普通年輕人。一下子我從著迷狀態清醒過來，徹底失望了。至今我仍然痛苦地記得那種深深的絕望之情。 回來再講我祖母一家。我不大記得她的妹妹伊麗莎白·羅米利夫人，只記得從她那兒我第一次聽說拉迪亞德·吉卜林，她很欣賞他寫的《山中平話》。我祖母的另一個妹妹夏洛特·波特爾夫人，我稱她為洛蒂姨奶奶，更多姿多彩。據說她還是孩子時，有一次從床上滾下來沒醒卻低聲念「我的頭低下來，我的自尊心受到打擊」。還聽說，她聽大人們談論夢遊，當晚就起來仿照她認為是夢遊的方式走路。大人們看到她完全清醒，就決定不提這件事。第二天早上，他們沉默無語使她大失所望。最後她說：「難道昨天晚上誰也沒有看見我夢遊嗎?」在她後來的生活里，她往往講話七顛八倒。有一次她要給三個人叫馬車。她思忖二輪馬車坐不下，四輪馬車又太大，因此她叫僕人去叫一輛三輪馬車。另一次，有一個叫喬治的僕人在她出發去歐洲大陸時，到車站給她送行，她想她可能要寫信告訴他有關家事，但她突然想起她不知道他姓什麼。火車剛剛開動，她從窗子裡探出頭來喊道：「喬治，喬治，你叫什麼名字?」喬治回答說：「喬治，夫人。」那時她已經聽不到了。 除了我的祖母之外，我家還有我的叔叔羅洛和姑姑阿加莎，他們倆都終生未婚。羅洛叔叔對我幼年成長起了些重要作用，因為他總對我談科學上的事情。他的科學知識相當豐富，畢生因為病態的害羞而深受其害，以致凡是涉及同別人打交道的事他都一無所成。但同我在一起，由於我還是個孩子，他就不害羞了，常常顯示出一種成年人不認為他會有的令人發笑的幽默氣質。記得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教堂的窗戶要用有色玻璃，他一本正經地告訴我，早先並不是那樣的，但有一次，正當牧師走上講壇，他看見有個人走過，那人頭上頂著一桶石灰水，忽然桶底掉下來了，石灰水澆了那個人一身，這使得那個可憐的牧師忍俊不禁，大笑起來，使得講道無法進行。於是從此之後，教堂的窗子就裝上了有色玻璃。以前他曾在外交部做事，但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已不能讀也不能寫，後來他的視力有所改善，但是他再也不打算幹什麼常規工作了。他是一位氣象學家，對於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發的影響做了極有價值的研究。那次火山爆發造成英格蘭奇異的落日景象，月亮甚至變成了藍色。他時常對我講起喀拉喀托火山爆發造成奇異的落日現象的證據，我也很用心地聽他講述。他的談話大大地鼓舞起我對科學的興趣。 彭布羅克邸園的成年人中最年輕的是阿加莎姑姑，她實際上只比我大19歲，因此我到彭布羅克邸園時，她才22歲。我到那裡的第一年，她想方設法教育我，但是並不怎麼成功。她有三個顏色鮮艷的球，一個紅的，一個黃的和一個藍的，她總是拿起這個紅球問我：「這個球是什麼顏色?」我說：「黃的。」她就把球舉到她的金絲雀旁邊說：「你說它和金絲雀是一種顏色嗎?」我說：「不是，」但是我不知道金絲雀是黃色的，所以對我也沒多大幫助。我想，我必定及時地學會顏色，但是我只能記得而不能記牢它們。後來她教我閱讀，但是這超過我的能力所能勝任。她教我的只有一個字我是成功地記住了，這個字就是「or」（或）。其他字雖然一樣短，我總也記不住。她一定是失去信心了。在我5歲前不久，我被送到幼兒園，那裡最終成功地教會我難學的閱讀技能。我六七歲時，她又拉著我的手教我英國憲政史，這的確使我非常感興趣。她教我的好多事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現在我還保存著一個小本，其中記下了她口述的問題和答案，我舉幾條就可以說明觀點。 問：亨利二世和托馬斯·貝克特爭論些什麼? 答：亨利希望制止由於主教有他們自己的法庭而產生的弊端，因為這使教會的法律與國家的普通法律分離。貝克特拒絕削弱主教法庭的權力。但是最終被說服同意克萊侖登大法（克萊侖登大法條文是當時宣布的）。 問：亨利二世是否試圖改進國家的政府? 答：是的，在他繁忙的當政期，他從來沒有忘記他的改革法律的工作。巡迴審判變得重要起來。它不僅像以前一樣解決全郡的金錢事務，而且還要聽取申訴和審判案件。正是由於亨利二世的改革，我們才有陪審團審判制度最初的明確開端。 她沒有提到貝克特被殺注7，她提到了查理一世被處決，但是沒有加以譴責。 她一直沒有結婚，一度曾和一位副牧師訂婚，但在訂婚期間她產生精神失常的幻覺，從而使得婚約破裂。她成了一個守財奴，住在一所大宅子裡，但是只用很少幾間屋子，為的是節省煤，她還每星期只洗一次澡，也是為了省煤。她穿厚羊毛長襪，經常滑下來，在足踝上縐成一團。大多數時光，她都感情用事地品評人物，不是說某些人好到極點，就是說另外一些人壞到極點，兩者都是出於她的想像。在我和哥哥各自同妻子住在一起時，她對我們的妻子深惡痛絕，可是後來又喜歡她們了。我初次帶著我的第二任妻子去見她時，她把我前妻的照片放在壁爐台上，對我的第二任妻子說：「我一見到你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可愛的艾麗絲，要是伯蒂遺棄你會怎麼樣，這是上帝所不准許的。」我的哥哥有一次對她說：「姑姑，你永遠是一位過時的妻子。」這話不但沒有激怒她，反而引得她一陣大笑，而且向所有的人重複這句話。那些認為她感情用事或者頭腦遲鈍的人很容易對她那突如其來的狡黠和機智感到驚訝。她是我祖母的美德的犧牲品，假使祖母不教導她性是邪惡的話，她本來可以過得幸福、成功和有所作為的。 我哥哥比我大七歲，因此不大能和我作玩伴。除了假日之外，他總是待在學校里。作為弟弟，我自然而然地佩服他。每逢假期開始他剛回來時，我總是非常高興。可過不了幾天，我就開始盼著他的假期快點結束。他逗弄我，欺侮我，可不太厲害。我記得我6歲時，有一次他高聲喊我：「娃娃!」我覺得那不是我的名字，就擺出莊重的樣子不去理他。後來他告訴我，他有一串葡萄，要是我應聲去了，他就會給我，因為不管什麼情況，家裡都不讓我吃任何水果，這次沒能吃著，還是損失慘重。還有一個小鈴鐺，我認為是我的，可是他每次回家，總說那是他的並把它搶走，雖然他本人已經長大，玩鈴鐺已經得不到什麼樂趣了。他長大成人以後，還占有著那個鈴鐺，只要我看到那個鈴鐺沒有一次不生氣的。從我父母的相互通信中看出，他們對我哥哥相當頭疼，但是無論如何，母親是理解他的，因為他無論從性格到外貌都像斯坦利家的人，羅素家的人從來就一點也沒有理解過他。從一開始就把他當成魔王注8的頑童，他發現人們那麼看待自己，自然就按人們說的那樣繼續幹下去。人們儘量讓他同我分開。我一意識到這一點，就感到十分不滿。他的個性極強，我只要同他接觸一段時間以後，就開始感到憋得氣都透不過來似的。在他整個一生中，我對他一直保持著既愛又怕的態度。他熱烈地渴望別人愛他，但他那麼霸道，總不能讓人一直愛著他。等他失去了所有人的愛，他的心靈就受到創傷，變得殘酷而肆無忌憚，但他所有最壞的舉動都是他感情用事的結果。 在我彭布羅克邸園的早年生活中，僕人們在我生活中起的作用比家裡人還要大。有一位老管家名叫考克斯太太。在我祖母幼年時，她就是我祖母的保姆。她正直、嚴格、精力充沛，對這個家庭忠心耿耿，待我一直不錯。還有一個男管家叫麥卡爾平，他是一個地道的蘇格蘭人，總把我抱在膝上，給我念報上刊登的鐵路事故的報道。每當我看到他，總是爬到他的膝上說：「給我講個意外的事故。」那時，還有一位法國廚子名叫米肖。她非常讓人害怕。但儘管她總是讓人畏懼，我還是忍不住要到廚房看看在老式烤肉叉上轉動著的烤肉，還從鹽罐里偷鹽塊，我吃鹽比吃糖還高興。米肖總是用切肉刀追我，而我總是很輕易地逃脫。門外還有一位園丁叫麥克羅比。我對他已經印象很淡了，因為我5歲時他已離開我們家。還有一位看門人和他的妻子辛格頓夫婦，我非常喜歡他們，因為他們給我吃烤蘋果喝啤酒，而這兩樣東西在家裡都是嚴格禁止的。繼麥克羅比之後當園丁的是威德勒，他告訴我說英國是被放逐的十支族，我想我並不怎麼信他。我剛到彭布羅克邸園時，還有一位德國保姆赫采爾小姐，那時我說德文和說英文一樣流利。我到彭布羅克邸園沒幾天，她就離開了，接替她的是位德國保姆叫威廉敏娜，或者簡稱敏娜。我記得很清楚，第一天晚上她給我洗澡時，因為我不知道她要幹什麼，我覺得為了慎重起見，就使自己全身繃直，無論她怎麼努力，我都沒讓她洗成。最後她不得不到外面找人進來幫忙。無論如何，我很快就同她融洽相處了。她教我寫德文字母。我記得我學會了寫德文的大寫和所有的小寫字母後，對她說：「現在只剩下學數字了。」等我發現德文的數字和英文的數字一樣時，我感到輕鬆，又感到驚奇。偶爾她用手掌打我，我還記得她打我時，我就大哭大鬧，但我從未因為她打我就不把她看成朋友了。直到我6歲，她一直跟我在一起。和敏娜同時，我還有一位保姆叫阿達，她總在早上我還未起床時把火生起來，等著木柴燒著冒出火苗來再加進煤，我總是希望她不加煤，因為我喜歡看燒著的木頭髮出的明亮的火焰和聽劈劈啪啪的響聲。保姆和我同睡在一間房子裡。據我自己的回憶所及，我從來沒有看到她穿衣、脫衣，也許精神分析學家可以由此得出他們想得到的結論。 在食物方面，我整個少年時代都受到一種極端斯巴達式的待遇。事實上，比起現在有益健康的標準來還要艱苦。在里士滿住著一位法國老太太名叫德切戈延夫人，她是塔列朗注9的侄女，她經常送給我大盒的最好吃的巧克力，這隻准我在每星期天吃一塊。但是不管在星期天還是平日，我必須把巧克力送給每位成年人吃。我非常喜歡把麵包捏碎放在肉湯中，我在育兒室可以這樣做，但在餐室就不行。我習慣在吃晚飯前睡一覺，一旦我起晚了，就在育兒室吃；如果我按時醒來，就得在餐室吃了。我總是假裝睡過了頭，以便在育兒室吃飯。最後他們懷疑我裝假，有一天，我還在床上躺著，他們用手指戳我。我使自己渾身繃緊，想像如果人們睡覺時會是這樣的。但是令我沮喪的是，我聽到他們說：「他沒有睡著，因為他正在繃著自己呢。」但是從來沒有人發現我為什麼要假裝睡著。我記得有一次午餐時，所有的盤子都換了新的，而除我之外，每個人的盤子裡都放著一個橘子。他們不讓我吃橘子，因為他們有一條不能變更的信念就是水果對孩子不好。我知道我不能要橘子，因為那樣做就失禮了。但是當把盤子放在我面前時，我就大膽地說：「盤子上什麼也沒有。」所有的人都大笑起來，但我還是沒有吃到橘子。我吃不到水果，實際上也吃不到糖，他們也不讓吃過多的碳水化合物。不管怎麼樣，我從來沒有生過一天病，除了在11歲時得過一次輕微的麻疹。我自己的孩子降生之後，我對孩子十分感興趣，可是我還不知道有哪個小孩像我小時候那麼健康。我敢肯定，現代任何兒童膳食專家都會認為我會得各種各樣的營養缺乏的疾病。也許我因為偷吃野蘋果而倖免。而假如這事被人知道的話，那就會引起極度的恐懼和驚慌。我第一次撒謊的原因同樣也是出於這種自我保存的本能。我的保姆把我丟下半小時不管，她嚴格囑咐我她不在時不要吃黑莓。她回來時，我正在黑莓樹叢附近，這引起她的懷疑。於是她說：「你又吃黑莓了?」我回答說：「我沒有。」她說：「伸出你的舌頭來!」我感到羞愧萬分，無地自容，好像犯了彌天大罪。 事實上，我有不同尋常的罪惡感傾向。要問我最喜歡唱哪首歌，我會回答：《塵世的厭倦與罪惡的負擔》那首。有一次，祖母在家庭祈禱中誦讀浪子的比喻，我後來對她說：「我知道你為什麼讀那段——因為我打破了我的瓶子。」以後幾年，她經常以取笑的方式談到這事。她可沒有認識到，正是她造成的這種病態，也正是這種病態，在她自己的孩子身上產生了悲劇性的結果。 我早年最生動的回憶許多都是讓我感到丟臉的事。1877年夏天，祖父母從坎特伯雷大主教處租了布羅德斯泰爾斯附近的一所房子，稱作石屋。我感覺坐火車去那裡的旅程長得不得了。過了一會兒，我想我們肯定已經到了蘇格蘭，於是我問：「我們現在到哪個國家了?」他們全笑我，對我說：「你不知道不過海你就出不了英國嗎?」我不敢解釋，只感到滿心羞愧。我們到了那裡以後，有一天下午，我和祖母及阿加莎姑姑一起到海邊去。我穿了一雙新靴子，動身時，保姆囑咐我的最後一件事是：「小心別把你的靴子弄濕了!」但是漲潮時我被逼到一塊大石頭上，阿加莎姑姑和祖母叫我涉水到岸上來。我不願這樣做，於是姑姑就涉水過來，把我抱過去。他們認為我不涉水是因為害怕水，為此教訓我一番，說我怯懦。我一直沒有把保姆的禁令告訴他們，而只是謙和地聽著。 然而，我在石房度過的時光大體上還是非常愉快的。我記得北海角，我認為那是英格蘭的四角之一，因為我那時想像英格蘭是一個長方形。我記得里奇巴勒鎮裡的遺址，它令我很感興趣。拉姆斯蓋特的觀景鏡（Camera Obscura）更加激起我的興趣。我記得那迎風波動的麥田。遺憾的是，30年後再回到這地方附近，已經再也看不到麥田了。我還記得，海邊那些通常使人快樂的——海䗩、海葵、岩石、沙灘、漁船和燈塔等。要把海䗩從岩石上扒下來可真不易，它緊緊地吸附在岩石上，我對此留下深刻的印象。於是我問阿加莎姑姑：「姑姑，海䗩有思想嗎?」她回答：「我不知道。」於是我加了一句：「那你應該學啊!」是什麼因緣促成我第一次和友人懷特海的交往，我已記不真切了。人家告訴我地球是圓的，但是我不相信，家人隨即請來了教區的牧師來說服我，而他正好就是懷特海的父親。在牧師的指引下，我接受了正統觀念，開始掘一個洞到地球對面去。不過這件事，我只是道聽途說的。 在布羅德斯泰爾斯別人帶我去見摩西·蒙泰菲奧雷爵士，他是一位很受人尊重的猶太老人，就住在附近（根據百科全書，他已在1824年退休）。這是我第一次在《聖經》之外知道有猶太人存在。家人帶我去見他之前，耐心地向我解釋他應該受人尊重以及猶太人過去沒有法律平等的資格又是多麼可憎，而正是他和我的祖父曾做了很多努力去消除這種不平等。這一次，祖母對我的教導給我留下清楚的印象，但在其他場合，我就感到困惑。她是激烈反對英帝國對外領土擴張政策的英格蘭本土主義者，強烈地反對殖民戰爭。她告訴我祖魯戰爭是非常邪惡的，它主要應歸罪於南非總督巴特爾·弗里爾爵士，可是當巴特爾·弗里爾爵士來到住在溫布爾頓時，她帶我去看他，我觀察到她並沒有把他當成惡魔看待，我覺得這非常難以理解。 祖母常常大聲念書給我聽，她讀的主要是瑪麗亞·埃奇沃思寫的故事，書中有一個故事叫作《備用鑰匙》，她說這個故事不怎麼好，因此不想念給我聽了。可是我每次從書架上取下書來送給祖母時，每次讀一句，這樣就把整個故事都讀完了。她不讓我了解事物的企圖很少能成功。稍後一些時候，就是查爾斯·迪爾克爵士離婚案大醜聞注10期間，祖母採取的預防措施是把每天的報紙都燒掉。但是我經常跑到公園的門口去給她取報，在報紙到她手之前，我已經把離婚案報道的每個字都讀過了。這個案件更引起我的注意，因為有一次我曾同迪爾克一起去教堂，我一直想知道他聽到宗教第七誡時心裡作何感想。學會流暢地閱讀以後，我經常讀給她聽，就這樣，我獲得了大量標準的英國文學知識。我和她一起讀莎士比亞、彌爾頓、德萊登、柯珀的《任務》、湯姆森注11的《怠惰的城堡》、簡·奧斯汀以及一大堆其他的書。 在阿瑪貝爾·赫斯·傑克遜（娘家姓格蘭特·達夫）寫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童年生活》一書中，對彭布羅克邸園的氣氛有著極好的描述。她的父親是芒斯圖爾特·格蘭特·達夫爵士。她的家住在特威克南的一所大房子裡。她和我從4歲開始就是朋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她去世為止。正是從她那裡，我第一次聽說魏爾倫、陀思妥耶夫斯基、德國浪漫派作家以及其他許多文學界的著名人物。但是她的回憶錄講的是較早時期。她寫道：「我唯一的男朋友是伯特蘭·羅素，他和他的祖母老羅素夫人，約翰勳爵的遺孀一起住在里士滿公園的彭布羅克邸園裡。伯蒂和我是真正的盟友，我對他漂亮而有才能的哥哥弗蘭克私下裡深為愛慕。但我很遺憾地說，弗蘭克和我哥哥對於小女孩有相同的看法，他經常用我的頭髮把我捆在樹上。而伯蒂對我卻總是和善的。他是一個表情莊重的小男孩，身穿一身藍色法蘭絨服裝，由一位同樣莊重的家庭女教師領著。我非常願意到彭布羅克邸園去喝茶。甚至在小時候，我就認識到，那是一個多麼不適合小孩成長的地方。老羅素夫人總是用一種壓低的聲音談話，而阿加莎小姐總是披著白圍巾，完全是一副受人欺侮的樣子。羅洛·羅素從來不講話，他和人握手時簡直像要把人家的指骨全捏斷一樣，但是他十分友好。他們全家都像幽靈一樣在房間裡出出進進，沒有誰看起來顯得飢餓。對於這樣兩位年輕而特別有天才的男孩，這實在是一種奇特的培養。」 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時候，每天最主要的時刻都是我獨自在花園中度過的。我的生存的最鮮明的一部分是孤獨。我很少向別人提到我的比較認真的思想，而當我提到時我會後悔的。我熟悉花園的每個角落，年復一年地在一個地方尋找白櫻花，在另一個地方尋找紅尾鴝的窩。刺玫在纏繞的常青藤中綻出花蕾，我知道在哪裡能發現最早的風鈴草，而哪株橡樹長葉最快。我記得1878年，有一棵橡樹早在4月14日就發了芽。從我的窗外還可以看到兩株侖巴第白楊，每一株都有100英尺高。夕陽西下時，我總是望著房屋的影子緩緩在樹上移動。早晨，我醒得很早，有時看到啟明星從天際升起。有一次我把這顆星當成樹林中的燈籠。大多數早晨我都看到日出，而在明媚的四月天，我有時會在早飯前溜到屋外去長時間地散步。我望著落日把大地和晚霞映紅，我傾聽著風聲並為看到閃電而歡欣鼓舞。整個童年我的孤寂感越來越甚，而我沒有碰到過我能與之交談的人，也越來越使我失望。是大自然和書本以及（稍後的）數學使我免於完全的消沉。 可是我童年的最初時光還是快樂的，只是臨近青春期時，孤獨感才會難以忍受。我喜歡我的來自德國和瑞士的家庭女教師，我的智力還沒有充分地發展到因家人在這方面的不足而感到痛苦的程度。可是我必定感到某種不愉快。因為我記得我真希望我的父母還活著。我6歲時，有一次我對祖母表達了這種感情，然而她卻告訴我他們去世對我是非常幸運的事。她的話當時給我留下極不愉快的印象，我覺得她說這話是出於嫉妒。當然我還不知道，從維多利亞時代的觀點來看，這話是有充分根據的。祖母的臉表情豐富，儘管見過大世面，她還是沒學會掩飾自己的情緒。我注意到，只要一提到精神失常就能引起她一陣極度痛苦的發作，其中原因我猜測了很久，只是多年之後，我才曉得她有一個兒子在精神病院裡。他曾在紀律嚴整的軍團之中，幾年以後就瘋了。別人告訴我這個故事，但我不能保證故事準確無誤。他發瘋的原因是因為他很單純，他的軍官同事取笑他。他們在營中養一頭熊做寵物，一天他們跟他開玩笑，把熊放到他那裡，於是他逃走了，喪失了記憶。後來他被發現在鄉下到處亂逛，在不知道他的身份的情況下，於是就被收到濟貧院的醫院裡。在半夜裡，他跳起來大喊：「熊!熊!」還把旁邊床鋪上的流浪漢勒死。他後來一直沒能恢復記憶，但一直活到80多歲。 當我儘量回憶早期童年時代時，我記得我抵達彭布羅克邸園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溫暖的陽光下，在融化了的雪上行走，而這肯定是到達邸園後一個月左右的事了。我還記得人們把一棵倒了的大山毛櫸樹鋸成木頭。我記得的另一件事是我4歲的生日，那天別人送我一個小喇叭，我吹了一整天，還在涼亭喝茶，吃生日蛋糕。再有我記得姑姑教我顏色和閱讀。以後非常清楚的是，在我不到5歲時我上的幼稚園，一直延續了一年半，這使我極為快樂。賣給幼稚園的玩具的商店名稱印在箱蓋上，是牛津街的伯納斯·斯特里特。到現在，除非我恢復鎮靜，我總覺得伯納斯·斯特里特像是阿拉丁的宮殿。是的，在幼稚園，我認識了一些別的孩子，他們中的大多數我已沒有印象了，但有一個叫吉米·貝利的，1929年我在溫哥華剛下火車時，曾經再見到過。現在我知道，教我們的有教養的女教師受過正規的福祿貝爾注12式的訓練，而這在當時是令人驚異地先進。我還能記得幾乎所有她上的課的細節，但是我想最令我激動的是發現黃色加藍色能變成綠色。 我剛滿6歲時，祖父去世，其後不久，我們去珀思郡聖菲里安斯度夏天。我記得那稀奇的、老式的、有著精緻的木門柱的小旅館，木橋橫跨小河，湖上的石壁洞以及對面的山。在我的記憶中，這段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時光之一。我的另一個記憶就不那麼愉快了。那是在倫敦的切舍姆街8號一間屋裡，老師對我大發雷霆。當時我努力學乘法表，但由於不斷流淚而受到阻礙。祖母在我7歲時，在倫敦租了一所房子住了幾個月。那時候我開始對母親的家族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外祖父已經去世，可是外祖母，奧爾德萊的斯坦利夫人還活著，和她的女兒莫德住在多佛爾大街40號注13一所大宅子裡。我經常和她一起吃午飯，雖然飯菜的味道很好，但不能說吃得很愉快，因為她有一張刻薄的嘴，男女老幼一概不饒。她在場時，我總是害羞得要命，這使她惱火。我盡力使她對我留下好的印象，但總是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不討好。我記得我告訴她，這7個月中我長了2 ½英寸，要按照這個比例，我一年就會長英寸。她說：「你難道不知道，除了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以外，你不該說分數，那完全是學究氣!」我回答道：「我現在知道了。」「多像他的父親!」她說著轉向莫德姨媽。不知怎麼地，像這次一樣，我盡最大的努力總是適得其反。我快12歲時，她曾當著一屋子的客人，問我是否讀過她列舉的一系列科普讀物。我一本也沒有讀過。最後她嘆了口氣，面向客人說：「我的孫子外孫就沒有一個聰明的。」她完全是18世紀式的典型人物，理性主義又缺乏想像力，熱衷於啟蒙，但對於維多利亞式的偽善的一本正經非常蔑視。她是格頓學院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而她的相片就掛在格頓大廳里。但是她的政策在她去世時已經被拋棄。她常說：「只要我活著，在格頓學院就不能有教堂。」而現在的教堂就是在她去世那天開始動工興建的。我一到青春期，她就竭力阻止她認為影響我成長的性格軟弱、婆婆媽媽的東西存在。她習慣於說：「沒有人能說出什麼來反對我，而我總是說，破第七誡和破第六誡一樣注14，並不是那麼壞。因為無論如何，它還需要別的黨的贊成。」有一次我讓她非常高興，因為我向她要一本《項狄傳》注15作為生日禮物。她說：「我不想題字，因為人家會說，你怎麼有這麼怪的外婆!」可她還是題了字，那是有親筆簽名的第一版。這是我能記起的唯一一件成功地討得她歡心的事。 她對她所認為的蠢事都相當輕蔑，在她生日時她總是湊成13個人的生日宴會，並且總讓宴會中最迷信的人最早離去。我記得有一回，她的一個裝模作樣的孫女來看她，帶著一隻巴兒狗。小狗的吠聲使她煩躁。她的孫女說這小狗是一位天使。「天使?——天使?」外祖母憤怒地說。「多麼荒唐!你認為它有靈魂嗎?」這個年輕女士大膽地回答：「對，奶奶。」整個下午，就在她孫女和她待在一起時，她依次告訴每一位來客：「你想想看——格里塞爾這個傻丫頭說了些什麼?她說狗有靈魂。」她習慣每天下午坐在她的大客廳里，接待接踵而至的來訪者，包括當時最有名的作家來喝茶。他們中的任何人離開房間時，她就會轉向其他的人嘆口氣說「傻瓜都是這麼累人」。她從小作為詹姆斯黨人注16被培養起來，她的家庭屬於愛爾蘭狄龍家族，他們在博伊恩戰役注17後逃到法國，並在法國軍隊中有他們自己的一個私人兵團，法國大革命後才又重返愛爾蘭。但是外祖母是在佛羅倫薩長大的，他的父親在那裡當公使。在佛羅倫薩，她通常每星期去拜訪一次小覬覦英國王位者注18的遺孀。她常說，她認為她的祖先唯一的愚蠢之處就是他們曾經是詹姆斯黨人。我沒有見過外祖父，可是我聽說他經常對外祖母吹鬍子瞪眼睛，他覺得只有這樣才顯出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注19。她有一大家人，兒女成群，大多數每個星期日都來和她共進午餐。她的大兒子信伊斯蘭教，幾乎全聾了。二兒子萊爾夫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將時間花在了倫敦地方教育委員會裡攻擊教會。她的三兒子阿爾傑農是一位羅馬天主教神父、羅馬教皇的侍從和埃莫斯的主教。萊爾夫聰明機智，學識淵博而又刻薄。阿爾傑農也很機智，肥胖而貪吃。亨利，那位伊斯蘭教徒，缺乏家人的一切優點，同時，我認為他是我所見過的最使人膩煩的人。雖然他耳聾，卻硬要人家把一切事情講給他聽。在星期日午餐席上，女兒和女婿中有信英國國教會的，有信一位論教派的，有信實證主義的，更加上兒子們不同的宗教信仰，總少不了激烈的爭論。當爭論達到猛烈的頂點時，亨利覺察到有點喧嚷，就要問他們在爭論些什麼。最靠近他的人就在他耳邊把自己在爭論中的偏見喊給他聽，這時所有其他的人就喊：「不!不!亨利，不是那樣!」這時候，喧囂變得異常激烈。我舅舅萊爾夫最得意的詭計就是在星期日午餐上問：「這裡誰相信亞當和夏娃的故事全是真的?」他問這個問題的目的就是使伊斯蘭教徒和基督教牧師彼此意見一致，而他們可最不喜歡沒有分歧。我過去常去參加這種午餐，但總是心驚膽戰，因為我知道，這幫傢伙沒有一次不突然對我攻擊。他們中間只有一位可算是我的朋友，但她可不是出生在斯坦利家。她是我舅舅萊爾夫的妻子，休·貝爾爵士的妹妹。外祖母總認為她自己寬宏大量，因為她沒有阻撓萊爾夫和她稱作「生意」的人結婚。但是休爵士是一位千萬富翁，她的話也就沒給我留下太深的印象。 1. 4歲時的伯特蘭·羅素 2. 1884年的伯爵遺孀 羅素 彭布羅克邸園（出自W.C.雷恩鮑的一幅水彩畫，1883年） 外祖母儘管令人畏懼，但她也有自己的弱點。一次，在等待格拉德斯通先生應邀來喝茶時，她告訴我們，她打算確切地向他解釋他的地方自治政策在哪些方面是錯誤的。格拉德斯通先生來訪時，我自始至終都在場，但是她沒有對他說一句批評的話。他鷹一樣銳利的眼睛甚至把她都鎮住了。她的女婿卡萊爾伯爵給我講了她更丟面子的一件事。這事發生在納沃思城堡，她在那裡做客。伯恩-瓊斯當時也在那裡，他有一隻烏龜式的菸絲袋，還有一隻真烏龜，有一天烏龜誤爬入書房，這給年輕人提供了一個惡作劇的機會。吃飯時，伯恩-瓊斯的菸絲袋放在客廳爐火附近。女士們吃完飯回來，戲劇性地發現那隻烏龜爬進了客廳。把烏龜拿起來時，有人驚叫烏龜的背軟了。卡萊爾勳爵從書房中取出了百科全書相關的一卷，讀了一段自己瞎編的詞，說大量的熱有時會產生這種結果。外祖母對這個自然史的事實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以後經常提到它。許多年以後，當她和卡萊爾夫人就地方自治而爭論時，她的女兒懷有惡意地告訴她這件事的真相。外祖母反駁道：「我也許有好多事情都看走眼了，但我絕不是傻瓜，我不相信你的話。」 我的哥哥，他有著斯坦利家人的氣質，喜歡斯坦利家而不喜歡羅素家，而我愛羅素家害怕斯坦利家。可是當我長大些，我的感情就改變了。我得自於羅素家的是害羞、敏感和形上學，而得自於斯坦利家的是活力、健康和好興致。總的來說，較之前者，後者是更好的遺傳品質。 回到我所能記得的我的童年時代。我清楚記得的第二件事是1880年到1881年的那個冬天，那時我們是在伯恩茅斯度過的。正是在那裡，我第一次知道托馬斯·哈代的名字。他的三卷本著作《號手長》放在客廳的桌子上。我想我記得這事的唯一理由就是我不知道什麼是號手長，書是由《遠離塵囂》的作者寫的，而我也不知道什麼是塵囂。我們在那裡的時候，我的德國家庭女教師告訴我，除非相信聖誕老人，否則就得不到聖誕禮物。這使我痛哭流涕，因為我不相信這樣一個人物的存在。我對那個地方另一個僅有的記憶就是那兒出現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大風雪，我就是在那裡學會了溜冰，它是我少年時期一直熱愛的娛樂。我從來不放過一次滑冰的機會，甚至冰不安全也不介意。我住在多佛爾大街時，一次，我到聖·詹姆斯公園去溜冰而掉入水裡，我不得不濕透著跑過大街，這使我感到很丟臉，但我還是堅持在薄冰上練習溜冰。以後幾年的事我已記憶模糊，但是我10歲生日那天卻歷歷在目，回想起來就像昨天的事一樣。天氣晴朗，風和日暖。我坐在金鍊花樹叢中，但是不久就來了一位瑞士女士跟我一起玩球，她原是來接受面試的，後來成了我的家庭教師，她說她接到（catched）球，我糾正了她注20。該我去切生日蛋糕時，我沒有能把第一塊切出來，為此我很不好意思。但我最難忘的是那天的陽光。 11歲時，我開始學習歐幾里得幾何學，哥哥做我的老師，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像初戀一樣令人陶醉。我從來沒有想像到世界上還有如此美妙的東西。我學過第五命題以後，哥哥告訴我，一般認為這個命題很難懂，但是我並不覺得它有什麼困難。這是我第一次開始認識到我也能有某種智力。從那時起直到我38歲，懷特海和我完成了《數學原理》，數學是我的主要興趣所在，也是我幸福的主要源泉。然而正如所有幸福一樣，它不完全是快樂。人家告訴我歐幾里得證明了許多定理，但他都是從公理出發來證明的，這使我非常失望。一開始我不願接受這些公理，除非哥哥告訴我提出接受這些公理的一些理由。但是他說：「假如你不承認這些公理，我們就講不下去了。」因為我還是願意繼續學下去，只好勉強承認這些公理。從那時起，我一直對於數學的前提感到懷疑，而且這種懷疑決定了我後來工作的進程。 初學代數，我覺得要困難得多，這也許是教得不好的結果。老師讓我死記硬背：「兩個數的和的平方等於它們的平方之和加上它們乘積的兩倍。」我對所背的內容一點也不理解，當我記不住這些話時，老師把書扔到我的頭上，而這一點也不能激發我的智力。在代數學習入門以後，一切就都變得很順利了，我總喜歡用我的知識給新老師留下印象。我13歲時，換了一個新老師，我轉一個硬幣，於是他問我：「為什麼那個硬幣會轉?」我回答道：「因為我用手指給它一個力偶。」他說：「關於力偶你知道什麼呢?」我輕率地回答：「噢，關於力偶我全都知道。」祖母總是怕我用功過度，給我規定的學習時間非常短。結果我總是在臥室中偷偷地點一支蠟燭，在寒冷的夜晚穿著睡衣坐在桌前用功。只要稍有動靜，我馬上吹滅蠟燭，迅速上床。我討厭拉丁文和希臘文，我覺得只有傻瓜才去學那種沒人講的語言。我最喜歡數學，除數學之外，我喜歡歷史。因為我沒有別人可以進行比較，所以很長時間裡，我不知道和別的孩子比起來是好還是壞。但我記得，羅洛叔叔送別貝里奧爾學院院長喬伊特到前門時說：「他的確很有進步。」我知道，他是說我的功課。雖然我說不清我是怎樣知道的，一旦我知道自己是一個有智力的人，我就決定，如果可能的話，我要在學術上有一番作為。我整個青年時代，不能讓別的事妨礙我實現這個抱負。 如果說我的童年都是嚴肅和認真的，那就完全是誤解。我儘可能從生活中得到更多的樂趣，其中有一些恐怕屬於惡作劇。我們的家庭醫生是一位留著山羊鬍子的蘇格蘭老人，常常乘著他的四輪馬車來看病，病人談病情時，馬車就在前門等候。他的馬車夫有一頂精緻的大禮帽，是為了宣揚他醫術高明做廣告用的。我常常爬上屋頂，在這漂亮的禮帽上方，從屋頂上的天溝把腐爛的玫瑰花苞扔在大禮帽的平頂上。它們在帽頂上汁液四濺，而我就極快地將腦袋縮回，使得馬車夫以為爛花苞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有時，我幹得更壞，在他趕車時，我往他身上扔雪球，從而危及他和他的主人的寶貴生命。我還有一個特別喜歡的樂趣，在星期天，當公園擁擠時，我就爬上我們院邊的一棵大山毛櫸樹的樹頂上，然後我就會頭朝下倒懸在樹上，望著人群鄭重地討論怎樣救援才有效。當看到他們快要做出決定時，我就直起身，不聲不響地溜下來。吉米·貝利同我在一起的時候，他會帶著我干出更危險的事情來。我記得當年祖父坐在一把輪椅上被推來推去。這把輪椅放在一間堆放舊雜物的房間裡，我們在那裡找到它，並且只要找到小山，我們就讓輪椅從山上直衝而下。這事被發現以後，他們認為是褻瀆的行為，我們受到嚴厲地申斥。然而我們還幹了一些事情，從來沒有傳到大人的耳朵里去。我們在樹枝上拴上一根繩，通過長期練習，終於學會了轉一整圓周然後回到原點，要想不在半路上停下來或者不讓後背撞到粗糙的樹皮上撞得生疼，那就要有很高超的技巧。其他孩子到我們這兒玩，我們總能表演得十分完美，很成功；而當他們想要模仿我們又遭到慘痛失敗時，我們就幸災樂禍，得意非凡。我們通常一年有3個月和我的叔叔羅洛住在一起。他有3頭母牛和1頭驢子，那頭驢子要比母牛靈得多，它能學著用鼻子去開兩塊田地中間的門，但是人家說它不聽使喚又沒有什麼用。我可不相信這些，經過了幾次失敗之後，我學會了不用鞍子和韁繩騎驢，驢又踢又顛，但是從來沒有把我摔下來，除非我在它的尾巴上拴上盛滿格格響的石頭子兒的罐子。我經常騎著它遍游鄉下，甚至我去拜訪沃爾斯利爵士的女兒，也是騎著驢去的。他家離我叔叔家大約3英里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