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與中國 · 前言

關於本書所進行的這項研究的原因，還要追溯到過去的年代，這項研究的部分結果，在下面即將提到。30年前，我發現自己面臨著這樣一個困難：就學者們看來，歷史是一門科學，然而歷史學研究的成果，卻全然不具備物理學或生物學研究成果那樣一些特點。於是我深感有必要對歷史學家們展示的工作目的進行透徹的研究，與此同時，我也可以使自己熟悉多種領域科研工作的實際過程。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也為此而發表了一些文獻和著作 (1) ，我終於得出一個結論，即歷史學家們對有關的資料進行篩選、整理，苦心地加以研究，但在展示其研究結果時，卻往往以一種與科學無涉的文體來表述。有鑒於此，我遂拋棄了上述慣常的研討方法，並向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除了用以撰寫歷史文獻著作外，史料是否還可以有別的用途？既然史料確實記載了人類所經歷的各個不同階段，那麼能否從這些記載中尋得某些道理，以使我們了解在這個人與人的關係構成的世界裡「萬物變遷之途」呢？這個問題是至關重要的。況且，既然政府在知識上要依靠學者，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歷史學家（儘管他們並不企圖這麼做）是否可以利用他們積累的資料，推衍出某種足以指導人們行為的知識和道理呢？ 這裡便提出了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不過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即利用史料進行考證必須具有三方面的前提：其一，史學家的目的不可單純為了著書立說，而是要對某一問題加以調查和探究；其二，這個待調查探究的問題需與一系列有關的歷史事件相聯繫；其三，開展上述調查、研究的基礎應該是對世界上不同地區發生的相關事件進行比較。 在正式開始工作之前，這項比較首先要求研究者能夠洞察那些與研究課題有關係的一系列歷史事件，並從中發現一個問題；然後，在最初的嘗試中，似應選擇那些已為史學界所公認無疑的史實或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只要經過細心的摸索和考察，是一定能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條件的研究課題的。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們無不認為，蠻夷部落對羅馬帝國的不斷侵擾是一組可以分別予以探討的史實。於是他們便根據一種直覺開始了工作。他們設想，在蠻夷民族的不斷侵擾之中，一定包含著某種有待於深入發掘的潛因，並且認為自己有責任為解釋這一現象提出某種理論。顯然，歷史學家們遵循著一條最普通的途徑去從事科研工作。然而，當許多與蠻族入侵羅馬有關的史實被如此地加以研究之後，研究家們卻無一能從中推繹出預期的那種理論，從而對各種有關現象做出完美的解釋。的確，這些理論的基礎僅僅是直覺或假設，而不是對一系列歷史事實進行綜合的比較和分析。因此在歷史研究中許多已被廣泛採用的觀點和理論、方法，實際上依然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和考察。 蠻族的不斷侵擾這一事實，恰恰對歷史研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依照前述三項前提，首先應儘量搜集與課題有關的全部資料，接著便可按照以下的步驟開展工作，即在500年這一段歷史時期內，依年代順序，從所有已知的歷史事件，戰爭以及歐亞大陸各個不同地區、不同朝代發生的動亂中，對從不列顛（Britan）到柬埔寨（Cambodia）之間的每一個國家的史料都加以分析和篩選。而後，儘管要耗費大量時間，仍不妨將這些國家的歷史按年表的形式排列起來，依照歐亞地圖上的地理順序，對相關的事件加以比較。應該看到，這樣做的全部工作，均是在純理論的範圍內進行的。十分令人滿意的是，在把這些史料詳細地加以比較之後，得出的結論竟出乎人們意料地準確無誤。 本書所羅列的史料，僅與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這一段時期的世界形勢有關。在上述期間裡，每一次歐洲的蠻族起義都發生在羅馬帝國東部邊界或是中國的「西域」戰爭之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地區里發生的事件有著十分精確的共同之處：緊接在羅馬東部戰爭之後，無一例外地在多瑙河（the Danube）下游和萊茵河（the Rhine）地區就有暴亂發生，而天山東部的戰爭也總是無一例外地引起維也納（Vienna）和布達佩斯（Budapest）之間的多瑙河流域的騷亂。這段時期發生在羅馬帝國歐洲邊境上的起義和侵擾就達40次之多，而且其中在多瑙河上游發生的9次就是發生在中國天山東部的車師後王庭和吐魯番地區的戰爭之後，其餘31次發生在羅馬尼亞境內多瑙河流域地區和萊茵河流域地區的動亂，則相繼爆發於羅馬帝國東線，尤其是敘利亞（Syria）和亞美尼亞（Armenia）的戰爭之後（羅馬時代的史料少得可憐，31次中僅3次有記載，而且不曾提到關於多瑙河下游的戰爭情況）。即使只有一些極為簡略的縮影，我們也完全可以指出，在羅馬帝國東境的戰爭中，18次是以中國西域少數部族的戰爭為先導。而且，歐洲的40次暴亂中，有27次與漢朝的西域政策有關，或者至少與這個政策所引起的局勢變化有關。 這裡略舉一例，或許可以更清楚地說明歷史事件之間的互相影響。東漢的偉大使臣班超，曾在塔里木盆地一帶地區維護了中國的政權和聲威，歷時達31年。班超於公元102年獲准告老還鄉。他剛離開西域，從甘肅到帕米爾高原一線便爆發了戰爭。其後，中國軍隊不得不於公元105～107年間撤離西域。進而，公元105～106年，在近東，帕西亞（Parthia）國王帕柯魯斯（Pacorus）被推翻，與此同時，柯奈里烏斯·帕爾瑪（Cornelius Palma）占領了皮特拉（Petra），吞併了阿拉伯（Arabia）。在歐洲，公元106年，圖拉真（Trajan）入侵達西亞（Dacia），並於公元107年將其吞併。再看看更遠的地方。約在公元106～108年，羅馬人被迫撤離了蘇格蘭（Scotland）。此時，匈奴人正從中國人手中奪得車師後王庭和吐魯番（公元105年），而與此事相關的，則是公元107年蠻族入侵潘諾尼亞（Pannonia），即多瑙河以西的匈牙利（Hungarv）境。 以上分析所得出的一項重要成果是，（首次）建立了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應該看到，這種聯繫本身也是一種歷史事實。雖然有一些史實迄今尚未被探明真相，但其中的互相聯繫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而且，某些史實之所以含混不清，正是由於專家們總是孤立地而不是聯繫地對各國各地區的歷史加以研究。到目前為止，這種對歐亞大陸上發生的歷史事件進行比較的方法，尚未對史學研究形成影響。 本書所進行的嘗試，證明了這種在歷史事件之間建立聯繫的方法，對於研究歐洲歷史，至少是15世紀末以前的歷史，是非常必要的。若要了解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更徹底更全面地採用上述方法，就顯得尤其重要了。誠然，對於當代世界來說，並不需要將現今發生的重要事件一一描述才能開展研究。但是，如果想弄清歐洲向海外擴張所引起的世界局勢的實際變化，那麼詳盡地了解那些在古老的陸路貿易活動影響下發生的歷史事件的起因與發展過程，則是一個最基本的前提。 在各種歷史事件之間建立聯繫的方法，固然不可能解答為什麼在中歐不斷發生入侵事件的問題，但它的確為解釋這個問題提供了一條嶄新的捷徑。那麼，對於羅馬在亞美尼亞的戰爭引起萊茵河和多瑙河下游的蠻族起義，以及中國在天山的戰爭引起匈奴人類似的暴亂，又應作何解釋呢？我們若按上述方法進行一番比較研究，這個問題就出現一種出乎意料的情況，它要求一種更為複雜的探索，而不僅僅是前面所採用的年表式的編寫方法。換言之，研究的重點不可拘泥於年代的對比和審查，而是要考慮到這些事件發生的地理條件，進而揭示各有關民族間可能存在著的某種聯繫。例如，隔於黑海東西的亞美尼亞人和羅馬尼亞（Rumania）人之間，隔於準噶爾盆地、西西伯利亞（Western Siberia）、俄羅斯（Russia）和波蘭兩邊的天山民族和匈牙利之間的聯繫。在此序言中，當然不可能去對托勒密（Ptolemy）關於歐亞大陸北部地區浩繁費解的記述進行討論，需要說明的是，對這一方面所作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東方的戰爭、西方的侵擾，其原因皆歸於商路的遮斷。 在這裡，似有必要利用此機會強調對以下問題進行探討的迫切性，即商路的通斷興衰是了解世界各民族間關係的重要因素（無論是在公元1世紀還是20世紀，均是如此）。另外商路的變遷和貿易的中斷，不但影響到蠻夷部落的安定，也對更大的政體組織造成震動。對這個問題加以深入研討也是十分必要的。從以上觀點來看，戰爭遮斷了經過帕西亞的「絲綢之路」，其對於羅馬帝國歷史形成的影響也就顯而易見了。西塞羅（Cicero）強調指出這樣一個事實：若不根本動搖羅馬的貨幣市場，東方就不可能發生戰爭。然而在各民族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上，除了考慮中國政府的政策對羅馬帝國首都的金融恐慌所施加的影響以外，似乎再也沒有更好的解釋了。 本書也就北方蠻族對羅馬帝國的入侵展開了研究，因為這種侵擾也是歷來為歷史學家們所確認的歷史事件。前面已經指出，歐洲的戰爭大多數（40次中的27次）與發生在中國西部的遼闊省區新疆的戰亂有關。在考察羅馬帝國邊境上的一系列騷亂時，本書也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結論，它表明中國這個極重要的國家對於遙遠的西方所起的獨特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國的戰爭和政策卻並不受制於歐洲局勢的變化。本書所涉及的諸多入侵事件，只不過是隨著中華帝國局勢發生變化之後而出現的複雜形勢的一個方面而已。因此可以這麼說，要了解總的歐亞大陸的歷史，或者單純地了解歐洲歷史，就必須將中國歷史推到幕前，本書即採取了這樣的討論方式。並且，也對影響到中國政策變化的某些其他因素予以應有的注意。從這樣一種新的立場出發，採用歷史比較的方法，通過展示東漢王朝的瓦解給世界造成的影響，來對公元3世紀發生的侵擾事件加以解釋。 也許會有人認為，如果只談論蠻夷部族對某個沒落帝國的進攻，那麼這種方法對於其他歷史問題就無法進行有成果的研究，或者說，儘管這種方法闡明了某一些相關的歷史事件，但這類現象畢竟不多，因而它還不可以成為一種歷史科學研究的基礎。因此，這裡有必要說明，由相關的事件構成的課題實際上是無限的，決不僅限於蠻族入侵和戰爭的爆發。 為了證明這一點，可以舉一個與前面完全不同的例子。我要提到偉大的宗教運動，它是與波斯（Persia）的索羅亞斯特（Zoroaster）、中國的老子和孔子、印度的摩珂毗羅（Mahavira，耆那教創始人）和佛祖釋迦牟尼、愛奧尼亞（Ionia）的預言家以西傑（Ezekiel）和以塞亞第二（Second Isaiah）泰勒斯（Thales），以及南義大利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等人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他們同為公元前6世紀的著名哲人，他們的在世無疑是一組互有聯繫的大事。雖然有關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多有評述 (2) ，但還沒有人真正做過認真嚴肅的探索。現在我便能夠以此作為一個需要進行系統考察的課題 (3) ，僅僅使用一隻簡單的時間羅盤，去發現、研究這些偉大的先導者們的生平。如果不是這樣去認識問題，我們又怎能領悟這種人類的精神活動呢？人類成就的歷史，確實表現了世界的沉浮變遷。如何說明人類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所取得的光輝成就呢？想想古代埃及和巴比倫吧！如何解釋那些無與倫比的偉大時代呢？想想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莎士比亞（Shakespeare）吧！如何理解文明發展的中斷呢？想想那遠古時代的敵手希臘和波斯吧！在這些問題上，人們耗費了多少心思，撰寫了多少書文，可是沒有誰能像自然科學家研究氫原子那樣耐心地對待這些問題，儘管對這些問題進行系統深入的探討不是不可能的。 據此，我們若要理解這個由人類利益和人的活動構成的世界中「萬物變遷之途」，要確知使人類產生高度才能的社會環境，要探求文明遭受破壞的潛因，就應該看到，本書所提倡的將人類在不同地區所經歷的事予以比較的方法，是絕不可或缺的。 最後，如果我們不陷入「革命是進步的必由之路」的教條主義之中，就必須竭力去追尋人類賴以發展的實際條件和真正途徑。由於生活的引導，若不回到煉丹術的時代，我們就不會接受任何一種臆測的歷史哲學。最終的抉擇只是，以現代科學工作的精神，用歷史比較的方法，為闡明人類生存繁衍的諸多課題，專心致力於歷史研究。 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 伯克利，加利福尼亞 1938年8月1日 ———————————————————— (1) 《歷史環境本體論》，載《美國雜誌》（1910.7）；《歷史之序言》（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16）；《歷史之進程》（耶魯大學出版社，1918）；《歷史理論》（耶魯大學出版社，1925）。 (2) 一部最近的著作是斯坦利．A．庫克教授寫的——《舊約全書詮釋》（劍橋，1936），230頁。 (3) 以往常有提及應對此類現象加以注意的建議，但僅是強調在對重大歷史課題的考察中，歸納的方法並未被當做一種基本的條件，如：阿道夫·布德羅貝克：《索羅亞斯特》（萊比錫，1893），21頁。 致謝 本項研究成果是由於先後得到了研究委員會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科學院的鼎力支持才得以問世的。在此，我要向研究委員會和社會科學院，以及長期擔任委員會主席的A．O．劉什奈爾教授表示誠摯的敬意。當我從事將涉及五百餘年歷史時期的各種數據資料加以歸納整理的繁雜工作時，我幸運地得到格雷絲·當伯格小姐長期而卓有成效的協助，但極為遺憾的是，在這項工作的最後五六年，即對所搜集的資料加以審查並將要進一步得出結論之時，卻失去了她淵博知識的合作。我要提到雷奧娜·法塞特小姐，由於她的辛勞才使我的記錄和手稿變成標準的打字稿。此外，東方語言系的P．A．布德伯格教授對本項研究自始至終予以熱心的關注；本書之付梓，更是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的哈諾德．A．斯摩爾先生傾注了大量心血之後才得以實現的。在此，一併深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