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史 · 第八章　龐培和愷撒的共治

龐培與愷撒地位並列 自愷撒任執政官獲官方認可以來，民主派的領袖似乎獲得了公開承認，換言之，成為了羅馬共和國的共同統治者，形成「三頭執政（triumvirs）」之勢。而根據民眾意見來看，位居首位的無疑是龐培。貴族派稱他「個人獨裁者」，西塞羅跪地向他哀求也無濟於事；畢布路斯（Bibulus）牆上張貼著對其尖刻的諷刺；反對派談及他也投以最惡毒的咒罵。這些都在意料之中。據史料記載，龐培無疑是他那個時代的第一位將軍，而愷撒則是個精明的政黨領袖和政治演說家，其雖有不容置疑的才略，但生性不好戰，甚至在人們眼中毫無男子氣概。這類看法早已根深蒂固，我們不可能指望那些貴族關注事實真相，更別指望他們聽到塔古斯河上的英雄鮮為人知的種種壯舉後，便放棄既定的陳腐思想。顯然，愷撒雖在同盟中僅擔任副將，但弗拉維烏斯、阿弗拉涅烏斯及其能力不足的手下未能做成之事，愷撒都能替首領達成。即使他擔任省長，也絲毫不會改變這一狀態。雖然近來阿弗拉涅烏斯的地位與省長相似，卻未能因此得到半點重視。多年來，他幾次兼任多個省的省長，手下領導的軍隊兵力遠遠超過四個兵團。由於阿爾卑斯山外的局勢重歸平靜，羅馬人又將阿里奧維斯圖斯王視為友鄰，所以那裡再次發生重大戰亂的機率很小。儘管龐培依靠伽比尼烏斯—馬尼利烏斯法（Gabinio-Manilian law）取得的地位，可與愷撒依靠瓦提尼烏斯法（Vatinian law）取得的地位相提並論，但究其結果，顯然愷撒不占優勢。龐培幾乎統治著整個羅馬帝國的疆域，帝國的軍隊和國庫差不多全由他一手掌控，而愷撒只管轄區區兩個省，加上分撥給他的款項和兩萬四千人的軍隊；龐培可以任意規定自己的任期，愷撒雖能長期擔任其職位，但到底仍設有期限；最後，龐培被委派掌管海陸最重要的幾項任務，愷撒則被派往北部，從義大利北部監視首都的一切動態，確保龐培的統治不受侵擾。 龐培與陷入混亂的首都 雖說龐培接受任命管理首都，但其能力根本無法勝任這一職位。他對於「管理」概念的理解僅限於下達命令，別無其他。過去和將來的變革，一同激起了首都境內的騷動浪潮，從各個方面來看，這座城市都極像十九世紀的巴黎。手上無兵統治首都這座城市本就遇到不少困難，再加上這位態度強硬的好戰勇士，一切問題就更難解決了。不久，無論是盟友還是敵人，都對其表示不滿，但龐培個人卻不以為然，任他們為所欲為。愷撒離開羅馬之後，執政聯盟依舊掌控著帝國的命運，卻控制不了首都的街市。元老院只是一種名義上的政權，元老們放任城內的一切事務自然發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部分元老受聯合派的控制，未接到統治者的命令；一方面是憤怒的反對派或冷眼旁觀，或悲觀消極，全然置身事外。更重要的是整個貴族階層如果無法理解他們的無能，至少得開始有所覺察。所以一時之間，羅馬城中各方執政勢力毫無反抗能力，也不存在真正的權威。貴族政治已經消亡，而軍人政治尚未興起，人們就生活在這樣一種權力真空期中。若較之古往今來的其他國家，羅馬共和國中一切迥然不同的政治職能都過於單一，機構過於有名無實，那麼從另一方面也清晰暴露出政治上的混亂——無政府狀態，讓人難堪。 無巧不成書，就在愷撒於阿爾卑斯山外建功立業的幾年裡，羅馬城卻在世界歷史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荒誕無比的政治鬧劇。羅馬共和國的新任領袖不問政事，只是把自己關在屋裡，慍怒不語。同樣，半免職狀態的前政府成員也撒手不管，唉聲嘆氣，有時在別墅里的私密會議上悄聲嘆息，有時則在元老院齊聲嘆氣。那些內心依然堅守自由和秩序的自由民們，厭惡這種混亂執政，但最終由於沒有領頭人和解決辦法，也只能保持消極態度。他們不僅拒絕參與一切政治活動，而且儘可能避開這座政治上的罪惡之城。 無政府主義者 另一方面，各路下層人民也沒過上好日子，從未找到快活的方式。小市民數量極多，煽動群眾成為了一項事業，因此也形成了其獨特的行業標誌：破爛的外套、蓬亂的鬍鬚、冗長的頭髮以及深沉壓低的聲音。靠這行業撈到大錢的人不在少數，為了這些浩大的遊行吶喊，戲劇演出者用的那些特效潤喉藥的需求量突增[1]。希臘人、猶太人，以及自由民和奴隸最積極參與公眾集會，他們嗓門最大。即使在正式投票場合，票民中通常只有少數人是合法享有投票權的公民。當時有封信里寫著如下一句話：「下一次，要讓我們的夥計在釋奴稅投票中取勝。」那時團結的武裝群體便意味著擁有真正的權利，於是貴族們將手下所有參與決鬥的奴隸和流浪漢們集結起來，組成一支混戰隊。擁有這樣一支隊伍的人多數從一開始就屬於平民黨，而只有愷撒熟知管理平民黨的策略，只有他懂得如何駕馭這幫人。愷撒離開羅馬後，一切制度分崩離析，民眾們各自為政。毫無疑問，即使到現在，這些人也依然樂意高舉自由之旗互相鬥爭。但嚴格說來，他們對民主派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對，見風使舵，一時以人民之名，一時又假借元老院或者政黨領袖的名義，如克洛狄烏斯，他就曾先後支持或自稱支持當政的民主派、元老院和克拉蘇。只有當這些人無情迫害自己的仇人，如克洛狄烏斯迫害西塞羅或米洛迫害克洛狄烏斯時，他們才會跟黨派合作，利用黨內人士的地位作為爭鬥的籌碼。我們若將這段混亂的政治歷史記錄下來，那麼一定得同時配上一段喧鬧聲來完成這段樂章。而對於城內一切兇殺案件、住宅圍攻、惡意縱火等強盜事跡，噓聲和叫罵聲如何演變成互相唾罵和踐踏，再又演變到互扔石頭和劍拔弩張的地步，也不必再反覆贅述了。 克洛狄烏斯 普布利烏斯·克洛狄烏斯便是這場卑劣政治劇的主角，而當權者如何利用他對付加圖和西塞羅，正如上所述。就其個人而言，他富有影響力，滿腹才華且充滿活力，在工作中兢兢業業，堪稱模範黨人。在其出任保民官期間（羅馬紀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他推行了極端的民主政策：給公民發放糧食；禁止檢察官檢舉不良公民；禁止從政者以宗教禮節名義阻礙公民會議舉行；取消不久前（羅馬紀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為限制公民聚眾鬧事而設的限制下層階級的結社權；恢復當時已廢去的「街市俱樂部（collegia compitalicia）」，即城內所有自由民和無產階級的正式組織，按照所屬街區進行劃分，並且具備類似於軍隊的編制。除此之外，在克洛狄烏斯任副執政官期間（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他擬定並提出了一項法案，即提倡把生而自由者的權利賦予事實上有自由的自由民和奴隸，若此項提議成功，那麼這位致力於改革的政治家才可謂功德圓滿。在帕拉蒂尼山上那些被焚燒的舊址中，他挑選了其中一處修建了一座自由神廟，以實現自由平等的努馬二世自居，邀請城內那些可愛的民眾來廟中看他舉行祭祀，共慶民主時代的來臨。當然，這些倡導民主自由的活動並不同於販賣公民法令。克洛狄烏斯作為愷撒的跟隨者，實質與愷撒一樣，為了同僚的利益售賣省長一職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官位，為了附屬君主和城鎮的利益出賣國家主權。 龐培與克洛狄烏斯意見不合 對於所有的這一切，龐培一概不予過問。這樣一來，他的威望大減，若他還未意識到該問題的嚴重性還可以自我安慰，但他的對手意識到了。在遣返亞美尼亞被俘王子這一問題上，克洛狄烏斯與羅馬執政者產生了巨大分歧，並且很快演變成一場正式的對決，這件事情將龐培的無為暴露無遺。國家首腦不知道如何去應對黨人，只會笨拙地動用武力，而使用武力又遠不及對手巧妙。若他在亞美尼亞王子的問題上遭到克洛狄烏斯糊弄，他會予以反擊，讓克洛狄烏斯的仇人西塞羅免於放逐，由此達到自己的最終目的，即把他的反對者變成宿敵。若克洛狄烏斯聚集他的手下，擾亂街道治安，相應地常勝將軍將集齊他的奴隸和拳擊手與之對抗。兩邊交戰，將軍自然鬥不過這種煽動者，大敗於街市，於是蓋烏斯·加圖幾乎永遠都受制於克洛狄烏斯和其黨羽之下。執政者和煽動者在這場爭鬥中，搶著討好垮台的政府：一方面龐培為了討元老院歡心，批准召回西塞羅；另一方面克洛狄烏斯宣布朱利安法典（Julian law）無效，並邀請馬庫斯·畢布路斯公開證明其通過法案是違法行為，而所有這些甚至根本算不上這場奇觀中的驚奇之處。 自然而然，這種混亂激昂的情緒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其主要特點就在於漫無目的，實在可笑。即使是擁有愷撒那種天分的人，也能從經驗中明白，民主運動已經搖搖欲墜，即使擁有王位也無法再依靠煽動者。雖然愷撒早已將預言家那套斗篷和手杖丟棄在一邊，如若在當今共和國與君主制交替之際，那些異想天開的蠢貨又給自己換上了那套行裝，所模仿的蓋烏斯·格拉古的崇高理想失去了本來的面目，那麼這也只是歷史上的權宜之計罷了。事實上，挑起這些民主運動的所謂的「黨派」根本算不上是黨派，因此在後來的決戰階段，其根本沒有分派到什麼任務。在這種混亂的局勢下，我們甚至都無法斷言，無心政事的人們內心裡是否有過強烈的願望，渴望擁有一個依靠武力的強硬政府。這些政治中立的人們大多都居住在羅馬城外，因而未直接受到城內騷亂的影響，而通常受到影響的人往往鑒於過往經驗，特別是喀提林（Catilinarian）的陰謀依附於官僚主義。然而，真正為時局感到恐慌的人，恐懼的是國體一旦推翻，則整個時局將徹底改變，城內的混亂僅僅只是表象，雖然會持續一段時間，但還不足為懼。從歷史觀點來說，其唯一值得我們注意的結果是，龐培由於克洛狄烏斯的攻擊而陷入痛苦境地，而這種痛苦境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下一步行動。 愷撒高盧之戰取勝對龐培的影響 龐培雖然不喜歡也不懂得採取主動，但這次迫於自己對克洛狄烏斯和愷撒兩人立場的改變，一改之前的消極態度。克洛狄烏斯已將他置於可恥可惱的境地，即便他懶惰成性，最終也被激得暴怒。然而，更為重要的是他與愷撒的關係轉變。對於這兩位聯合執政者來說，龐培可謂徹底失職，而愷撒卻懂得利用其職權，面對一切算計和危險都能全身而退。愷撒並未徵得同意，便在其管轄的南部地區（多半為羅馬公民）內將自己軍隊擴充了一倍兵力；他沒有一直留守在義大利北部監視首都，而是率兵穿越阿爾卑斯山，將辛布里部的再次入侵扼殺在搖籃中，兩年時間內（羅馬紀元696—697年即公元前58年—前57年），其軍事力量已擴張到萊茵河至英吉利海峽一帶。這些現實情況擺在眼前，貴族們即便持無視或輕視的態度，也嚇得不敢掉以輕心。如今，昔日被嘲笑為懦夫的愷撒成為軍隊的偶像，成為揚名立萬的大英雄，他頭上新鮮的勝利者桂冠也讓龐培那株枯枝黯然失色。早在羅馬紀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元老院便授予愷撒勝利英雄應有的一切榮譽，甚至比龐培所得的還要多。龐培對他這位昔日副將所持的態度，就如同伽比尼烏斯—馬尼利烏斯法案（Gabinio-Manilian laws）頒布後愷撒對他所持的態度。如今，愷撒不僅是羅馬的英雄，還是最強軍隊的主帥，而龐培只是個卸任的夕陽將軍。當然，在丈人和女婿沒有發生衝突之前，依然可以維持現有表面的和諧關係，但一旦出現政治聯合，參政者勢力範圍發生變化，內部難免解體。 對龐培而言，與克洛狄烏斯的衝突只是讓他感到煩惱頭疼，而愷撒地位的變化才是真正令他傷神之事。同以往愷撒與其黨羽尋求軍事力量抗衡他一樣，現在他也要尋求軍事後盾與之抗衡。他現在必須放下之前清高的架子，出面擔任特任官職，有了這一職位，他就能擁有與兩高盧的省長同樣乃至更大的權力。龐培採取的策略一如他的立場，完全照搬之前愷撒在米特拉達特斯戰爭（Mithridatic war）時期的謀略。為了得到同等的統帥職務，從而與遠方占優勢的對手形成抗衡之勢，龐培首先需要政府官方機構的支持。一年半以前，這個官方機構完全受他支配。執政者的統治，一方面依靠對其絕對服從如同街市主人一般的公民大會，另一方面則是對愷撒惕然敬畏的元老院。龐培作為羅馬城內的聯盟代表和聯盟首領，毫無疑問，他完全可以憑藉公民大會和元老院通過他想頒布的法案，甚至是對愷撒不利的法案。不過，由於與克洛狄烏斯發生了爭執，龐培失去了控制街市的力量，也就不能寄希望於公民大會通過他的提議了。至於元老院那邊，雖不至於這般對他不利，但由於他一直以來態度放任消極，因而能否緊緊操控多數元老通過其所需的提案，也尚不可知。 公眾中擁護共和政體的反對派 現今元老院（不如說是一般貴族）的地位已經不復從前，因其已經在地位極低的公民中吸納了新成員。羅馬紀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的大聯合時期，許多事情尚未等到時機成熟便提前泄露了。加圖和西塞羅被放逐時，執政者雖不動聲色，甚至擺出一副覺得惋惜的姿態，但公眾卻憑藉其敏銳的洞察力，推測出了幕後真正的主使人，加上愷撒和龐培又結成姻親關係，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王政時期的放逐令和家族聯合，頓覺不悅。許多公民雖遠離政治事件，但也都注意到未來王政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大家開始意識到，愷撒的目的不在改革共和政體，而當下最緊要的問題是共和制的存亡。從這一刻起，那些以共和派自居並尊愷撒為領袖的有識之士們，勢必將歸附反對黨。於是，統治貴族的客廳和村舍里不再有人談論起「三位君主」或「三頭怪物」。人們雖蜂擁著去聽愷撒就任執政官發表的演講，但卻無人喝彩；這位平民出身的執政者走進劇院時，無一人鼓掌。而當他的任何一位手下在公眾面前現身時，底下便噓聲四起；當某演員說出一句反君主制的台詞或反龐培的隱喻，即使是那些古板的人聽了也鼓起掌來。西塞羅將被放逐之際，許多公民（多數來自中產階級，據說有兩萬餘人）都模仿元老們穿起了喪服。當時一封信里如是說：「現在最流行的事情就是痛恨平民黨。」 執政官的應對措施 執政官放出暗示，即這種對抗可能會導致騎士階級失去他們在劇院中的特殊席位，公民們失去製作麵包的穀物。於是，公民們雖然內心依然厭惡如舊，但在表達自己對抗情緒的時候變得十分謹慎。顯然，這種利用物質利益來平衡關係的策略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於是在他任期內，黃金不斷往外輸送。表面富有而實際破產的男人們，富有勢力卻囊中羞澀的女士們，債台高築的青年貴族們，困窘中的商人和銀行家們，這些人不是去高盧尋求資金，便是向愷撒駐羅馬城的代理點求助。無論求助於哪一方，除一些窮途末路的流氓外，極少有人遭拒。此外，愷撒曾著人在羅馬城內興建大型建築以及大量公共娛樂設施，因而上到領事官員下到平民百姓，許多人都發現了賺錢的大好機會。龐培也是如此，只不過有所收斂，首都因此有了第一座石頭搭建的戲劇院，他為此舉行了一場空前盛大的典禮揭幕。顯然，這種行為會令一些支持反對黨的人，尤其是身處首都的反對黨人對新局勢的態度有所緩和，但這種行賄手段並不能觸及反對黨的核心。至於現行政體對人民的影響如何根深蒂固，生活在距直接政黨衝突較遠的地區，特別是鄉鎮的居民如何反對王政，甚至不甘屈服，其答案日益清晰。 元老院日益扮演重要角色 若羅馬存在某種代議制，那麼公民便能在選舉中表達自己的不滿，並從而收集各方意見。但在當下情形之下，支持這一制度的人也別無他法，只能聽從元老院的安排，後者雖正在走向衰落，卻依舊是典型共和制的代表和捍衛者。在元老院被推翻之後，人們忽然發現有這樣一支軍隊聽它支配，並且勢力強大、忠誠可信，無論其勢力還是創下的輝煌，都遠勝於元老院推翻格拉古王朝並依仗蘇拉的武力庇護重振國威之時。貴族見此，開始重新振作起來。而就在此時，馬庫斯·西塞羅因承諾聽從元老院的領導，即不進行任何反抗並竭力支持執政官的工作，而得以回國。就此事而言，龐培並無意向寡頭政治妥協，只是一方面想藉此捉弄克洛狄烏斯，另一方面想讓這位仕途順利的上任執政官在飽經挫折後臣服於他，但正如西塞羅被逐是對元老院的示威，那麼擁護共和制的一派也將利用他的回歸進行一番示威。為了以示鄭重，兩位執政官安排蒂烏斯·安尼烏斯·米洛（Titus Annius Milo），手下保護一切反對克洛狄烏斯的公民，並下達了一項元老院的決議，向公民提交議案，請他們准許前任執政官西塞羅回國；此外，元老院號召一切支持共和制的公民在投票時不要缺席。到了投票那天（羅馬紀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8月4日），大批知名人士聚集到了羅馬城，其中許多更是來自鄉鎮，數量空前之多。於是，這位前任執政官從蒲隆地西烏姆（Brundisium）到羅馬城的這段旅途再次引發了一輪民意表達，場面十分精彩。而這一次元老院與共和派新的聯合正如世人所了解的那般，共和派經受住了考驗，取得了極其有利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重振了貴族們早已喪失的鬥志。 龐培的無助 龐培面對這些明目張胆的示威行為，無助至極。加上克洛狄烏斯的原因，他已經喪失了原有的地位，甚至到了令眾人嘲笑的地步，因此無論是他自己還是盟友，都再無信譽可言。元老院中那些依附於執政者的人，因龐培執政不力而沮喪不已，但又礙於事情都得自理而手足無措。這一時期（羅馬紀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要是政權掌握在英勇幹練的人手中，也不至於希望渺茫。如今該黨擁有一百年來最廣泛的公民支持，若它選擇相信公民和自己，或許還能在最短時間以最光榮的方式達到目的。為什麼不公然抨擊執政者呢？為什麼元老院沒有一個果敢英明的人站出來，撤銷那不合乎法律的特權、號召義大利所有共和黨人一起對抗暴君及其黨羽呢？也許這樣一來，元老院能再次奪回統治權。當然，共和黨這樣做無疑是在冒險，但或許在這樣的情況下，最果敢的決定同時可能也是最為明智的決定，事實通常如此。然而，那一時期懶惰成性的貴族們並不敢因此冒險。 不過有個方法倒是相對穩妥一些，至少符合這些共和派的特點和本性，即盡力挑撥兩位執政者的關係，通過離間他們而最終自己獲取執政權。兩位執政者之間的關係原本已經發生緩和，但如今愷撒占得了比龐培更為有利的地位，而龐培需要通過遊說去重拾權威。若龐培得權，他和愷撒勢必會關係破裂，甚至交戰；若龐培孤立無援，那麼必敗無疑。在這場混亂結束後，共和派便會發現自己仍然處於被統治的境地，只是統治者由兩位變成了一位。不過，若貴族們再次效仿愷撒過去取勝的策略，與勢力較弱的一方結成聯盟，那麼一旦有龐培這樣的將軍和共和派那樣的軍隊，勢必能夠獲勝。鑒於龐培之前在政治上無作為的姿態，獲勝後找他結算應該不是什麼難事。 龐培計劃從元老院獲得穀物供應的管控權 時局的變化，使得龐培和共和黨之間自然而然達成了諒解。雙方能否接近彼此，兩位執政者與貴族之間謎一般的混亂關係該如何調整，最後也該有個決斷了。於是，在羅馬紀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秋，龐培向元老院提議，希望獲得一項特別職權。他重提了十一年前自己得以掌權的理由，即麵包事件，那時伽比尼烏斯法案還並未頒布，羅馬城內的麵包價格前所未有的高昂。克洛狄烏斯將這件事情時而歸咎於龐培，時而怪罪於西塞羅，認為這是他們的個人陰謀造成的，而西塞羅和龐培反過來也歸咎於克洛狄烏斯，至於事實究竟如何，無法斷定。 海盜不斷入侵，國庫持續空虛，政府不作為導致穀物供應陷入混亂，即便沒有政治上的糧食壟斷，在這座幾乎完全依賴于海外進口的城市，上述幾件事也很容易造成糧荒。龐培計劃讓元老院將整個羅馬帝國的穀物供應管控權交給自己，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一方面需要獲得對羅馬國庫的無限支配權，另一方面需要配備軍隊和艦隊，以及在整個帝國內通行且高於其他各個省省長的統帥權。總的來說，龐培希望打造出一項改良後的伽比尼烏斯法案。於是，一如之前為清剿海盜而獲得米特拉達特斯戰爭指揮權那般，當時尚未決斷的埃及戰爭指揮權再次落到龐培手中。儘管這些年元老院一直反對新任執政官，但在羅馬紀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9月商議此事時，大多數元老依舊受制於愷撒帶來的恐懼中。大體上他們諂媚地接受了龐培的計劃，這也是西塞羅建議的結果，在放逐過程中他學會了迎合，公民們也希望他能率先有所表現，他果然沒令大家失望。然而，保民官蓋烏斯·美西烏斯（Gaius Messius）雖提議了這些方案，但在設定實施方案時略去了至關重要的部分。最終，龐培未能獲得對國庫的自由控制權，也沒能擁有自己的軍隊和艦隊，更沒有所謂的高於各省省長的權力。為了讓龐培能夠管理首都的糧食事務，那些人只給他提供了高額款項和十五名副官，並許諾他未來五年在羅馬城內擁有執政官的同等權力，並在公民大會通過了這一決定。原本的計劃經過這些變動，幾乎可以說是遭到否決。造成這一結果有多方因素，如大家對愷撒有所忌憚，若讓他的對手與他平起平坐甚至權高於他，那即使是最懦弱的人也會對這些事揣摩不止；克拉蘇作為龐培的宿敵，表面上勉強與其結成聯合，暗中卻從中作梗，就連龐培個人也將計劃失敗的原因主要歸咎於這位宿敵；元老院共和派從中阻撓，對他們而言，不管是名義上的還是實際上的，所有擴大政治權勢的行為都統統拒絕；當然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龐培自己無能，他在非採取行動不可的關鍵時候，依舊畏畏縮縮，不敢坦陳自己的意圖，只是照舊把真實想法假借他人之口傳達出來，還一如既往地裝出一副謙遜的姿態，聲明哪怕再少點都不介懷，這樣也難怪那些人會將計就計，少准給他一些東西。 去往埃及 儘管如此，龐培依舊覺得滿足，認為至少找到了一件正經差事，還能有個正當理由離開首都。此外，他成功以便宜的價格向首都供應了大量穀物糧食，當然這也讓其他省市深受其害。然而，龐培的真正目的尚未達到，他如今在各省市都擁有執政官的同等稱號，但要是手上沒有自己的軍隊供他調遣，那也只是徒有虛名。於是，不久後龐培便向元老院提議，請元老院授權他護送被逐的埃及國王回國，如有必要還需大量武力協助。但是，他越表現得殷勤，元老院對他的態度就越冷淡。元老們很快便在《西卜林神諭集》（Sibylline oracles）里找到一句話，提到派羅馬軍隊去埃及意味著罔顧神靈，他們一向虔誠，於是一致決定不能在埃及事件中動用武力。龐培已經習慣了受挫，就算沒有軍隊武力，他依然決定要去執行此事。他一如既往地保持其沉默態度，也由著自己的黨羽去聲討，還主張投票增派一位元老同往埃及。這一提議涉及到羅馬城一位元老的寶貴性命，元老們當然強烈反對。最終經過一系列討論商議，最終得出的決議是絕不插手埃及一事（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1月）。 龐培試圖利用貴族復辟抨擊愷撒法案 龐培在元老院多次受挫，更糟糕的是，他竟對此不予理會，也不去爭辯。無論這些挫折是由何方造成，公民們都自然而然地認為它們意味著共和黨的勝利和執政者的失敗，因此共和派的抗爭愈演愈烈，事態一步步惡化。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的那次選舉，兩位執政者對選舉結果都不滿意。愷撒的兩位副執政官候選人——普布利烏斯·瓦提尼烏斯（Publius Vatinius）和蓋烏斯·阿菲烏斯（Gaius Alfius）皆以落選告終，而兩位依附垮台政府的人——格涅烏斯·倫圖盧斯·馬西利努斯（Gnaeus Lentulus Marcellinus）和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卡爾維努斯（Gnaeus Domitius Calvinus），卻分別當選執政官和副執政官。到了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選舉，盧奇烏斯·多米提烏斯·阿赫諾巴爾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竟然也來競選執政官，他在羅馬城勢力很大，極具財勢，要阻止他當選頗為困難。大家心裡也明白，他必定會不甘於落選而暗中作梗。 於是，公民大會叛變鬧事，元老院出面解決，並特地邀請了一些公認為智者的埃特魯斯坎人，請他們就一些預兆和怪異事件發表看法，並鄭重其事地加以討論。他們認為，根據天象來看，上流階級之間不睦，所有的兵權和財權都將被一位統治者掌控，國家將喪失民主。如此看來，神靈的意思似乎就是在暗指美西烏斯的提議，共和派不久將得到上天的授意。他們認為，愷撒任執政官時所頒布的卡普阿（義大利南部古城）領地法和其他法律，此後統統永久失效。早在羅馬紀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12月，元老院就有人表態，認為這些法案不合程序，必須予以取消。到了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4月6日，前任執政官西塞羅再次在元老院會議中提出，應針對坎帕尼亞的土地分配進行討論，並列入5月15日的議事日程。此舉便是正式宣戰，更何況提出者還是一個在自以為安全的情況下方才袒露真實想法的人，這更值得我們思索。顯然，貴族們以為開戰時機已到，此次對戰並非針對愷撒或對付龐培，而是抵制霸權統治，至於結果如何不難料想。多米提烏斯坦言道，他想以執政官身份，建議公民們立即將愷撒從高盧召回。一場貴族復辟正在醞釀，貴族們攻擊卡普阿殖民地，就是對執政官的挑戰。 執政者在盧卡召開會議 儘管愷撒斷斷續續地得知了首都城內的詳細事宜，並且只要軍隊情況允許，便可在離南部省份最近的地方觀察城內情況，按照愷撒的習慣，他一向不干涉羅馬城內事務，至少不會明顯干涉。不過現在，貴族們已經向他和他的黨羽宣戰了，且處處針對他，所以他必須採取行動了。當時他正好在羅馬城附近，立刻開始了行動。貴族們也都認為應立即行動，不用待愷撒回到阿爾卑斯山外才開始動手。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4月初，克拉蘇離開羅馬去找勢力較強的盟友進行協商，在拉文納遇到了愷撒。兩人從拉文納趕往盧卡，與龐培在此會合。原來，就在4月11日克拉蘇離開後不久，龐培也謊稱要去撒丁島（Sardinia）和非洲購買糧食，藉故離開了羅馬城。執政官手下最著名的追隨者，如近西班牙（Hither Spain）的省長梅特路斯·尼波斯（Metellus Nepos）、撒丁島的省長阿庇烏斯·克勞狄烏斯（Appius Claudius）以及許多同僚都相繼趕來盧卡。 出席本次會議的有120名執法吏，200多位元老，這也體現出君主制的元老院與共和制的元老院的不同之處。就每一觀點而言，其決定權都握在愷撒手中。他在平分政權的基礎上，利用決定權將已有的合法制度進行了重建，使其更為牢靠。軍事上，他將兩個至關重要的省長職位（僅次於高盧）留給了自己的黨羽，由龐培管理西班牙，克拉蘇管理敘利亞。依據公民法令規定，這兩個職位任期均為五年（羅馬紀元700—704年即公元前54—前50年），且在軍事和財政方面都會獲得相應支持。此外，愷撒將自己本在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期滿的統帥職位延至羅馬紀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年底，並將自己的軍隊規模擴充至十個兵團，在任意招募士兵的同時又能令國庫支付軍餉。他許諾龐培和克拉蘇，稱他倆可在次年（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重新擔任執政官，之後再任省長。愷撒也為自己留了退路，待羅馬紀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他省長任期一滿，無需依法在十年之後繼任，而是可以即刻擔任執政官一職。而龐培和克拉蘇共同管理羅馬城事務需要武力作為後盾，原本用於護城的軍隊已被調走，如今又無法從阿爾卑斯山外的高盧撤離，因此他們得徵募新的兵團，分別組建一支西班牙軍隊和一支敘利亞軍隊，等到時機成熟再將它們各自派往目的地。如此一來，最核心的問題得到解決，至於對羅馬城中反對派採取何種戰略、如何監管次年的選舉活動等諸多次要事情，並不會耽擱太久時間。同往常一樣，愷撒用輕鬆的調解方式，平息了那些阻礙協商的私人恩怨，說服頑固的對立者互相合作。於是，龐培和克拉蘇之間互相諒解了對方，至少從表面上看是如此。普布利烏斯·克洛狄烏斯與其黨羽也恢復了平靜，不再讓龐培憂心。愷撒這位偉大魔法師的奇蹟之處，由此可見一斑。 愷撒在此次協商中的計劃 一切未處理問題全部塵埃落定且得到解決，這並非平等競爭的執政者之間妥協的結果，從當時的情形來看，那僅僅是愷撒的好心所致。龐培來盧卡時，處境十分艱難，無權無勢，從羅馬城逃出來求助於自己的對手。愷撒面臨兩種選擇，要麼對其不予理會，宣布解散他們的聯盟；要麼收留他，保留聯盟的存在。無論愷撒採用何種方法，都不至於讓龐培在政治上毀滅。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若龐培不與愷撒決裂，他就能得到聯盟的庇護，成為其名下一位門客。相反，若是決裂（這不太可能會發生），龐培將會與貴族結盟，而這種互為敵對的雙方在最後迫於利益的結盟並不足為懼，愷撒也不會因此而做出任何退讓。 若說克拉蘇與愷撒決裂，也完全不可能。在羅馬紀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他們結成聯盟時，愷撒不讓其對手龐培再任執政官並掌控兵權，之後龐培和克拉蘇力圖武裝自己，用盡各種手段，甚至是不惜違抗愷撒命令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都只是徒勞。現在，愷撒無故放棄其優越地位，還主動讓克拉蘇和龐培掌握軍權和執政權，實在很難揣摩其真實動機。當然，愷撒不只讓龐培一人領兵，龐培的宿敵、愷撒的多年盟友克拉蘇也獲得了相應兵權，如此做法，毫無疑問是為了限制龐培的權力。儘管如此，愷撒仍割捨了很多權力，因為其對手原本都無權無勢，如今卻都成為重要的統帥。也許在愷撒看來，自己還無法完全掌控部下，所以不敢直接率領他們去對抗國家正統，他必須留守高盧以免發生內戰，但是話說回來，是否發動內戰與龐培關係甚微，主要還是取決於羅馬城的貴族。這一理由最多只能說明愷撒不與龐培公開決裂的原因，即防止貴族們趁機壯膽發動內戰，而依舊無法解釋愷撒為何會對龐培作出如此讓步。造成這個結果或許也有些私人原因，也許是愷撒回想起曾經他也面臨著龐培的同樣困境，後來因為龐培退休（不是出於慷慨而是懦弱）才得以幸免於難；又可能是愷撒的愛女對龐培極為鍾情，愷撒不願傷害愛女，畢竟在他心裡除了政治還有許多其他事情令他牽掛。不過，愷撒顧及高盧這一點原因我們可以確定。不同於那些給愷撒撰寫傳記的學者，愷撒個人認為，平定高盧並不是為助他獲得王位的附帶事業，而是維護本國內外安定的大業，總而言之就是關係到國家前途命運的宏圖偉業。為了尋求安定的環境完成這項偉業，而不是立即採取行動去處理羅馬城的內亂，愷撒毅然捨棄了他對政敵的優勢，給予龐培充分的權力，讓其去對抗元老院及其黨羽。若愷撒的目的只是儘快登上王位，那麼做出上述讓步便是犯了政治上的大錯，但這位非同尋常的偉人，他的目標不僅是一個王冠這麼粗俗。愷撒非常自信能夠同時完成兩件大業，即解決羅馬城的內亂，並為國家文明爭取一塊全新的土地。當然，這兩件事互相牽制，在愷撒通往王位的過程中，收復高盧對他來說只是阻礙，而非幫助。愷撒將本在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就應解決的義大利革命，推延到了羅馬紀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結果對他造成不利。不過，愷撒不管是做政治家還是將軍，他都像一個極為大膽的賭徒，恃才輕敵，總是給對手極大的，有時甚至是過多的勝算。 貴族臣服 那麼，現在輪到貴族們來履行他們的「豪言壯語」了，他們當初既然敢於宣戰，也應堅決果斷作戰。然而，最令人遺憾惋惜的是，懦弱的人不幸地做出了大膽的決斷。貴族們絲毫沒有考慮到未來，似乎無人考慮愷撒會自我防衛，也沒想到龐培和克拉蘇會重新和愷撒結成聯盟，甚至比之前聯合得更為緊密。看起來這些都令人難以相信，但若反觀元老院那些反對君主制的領袖們，事情便不難理解了。加圖依舊沒有露面[2]，當時元老院最有影響力的是馬庫斯·畢布路斯，他是消極抵抗的英雄，也是歷任執政官中最頑固、最愚蠢的一位。即使他們手持武器，只要對手拿起刀反抗，他們便會立刻放下武器。僅僅只是聽到盧卡會議的消息，便足以打消他們腦海中反抗的念頭，讓元老院大多數不安守本分的懦夫，重新恢復以往那般溫順服從。貴族們未再組織討論朱利安法的有效性，經元老院商議決定，愷撒軍隊的招募費用由國庫承擔。有人建議在調整省份執政權時，收回愷撒轄下兩個高盧省份或至少其中一省的管理權，結果被多數否決了（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5月底）。為此，貴族們公開進行懺悔。他們被自己的衝動莽撞嚇得要命，背地裡紛紛跑來求和，並發誓絕對服從，其中最先求和的就是馬庫斯·西塞羅，他為自己的背叛懺悔，並給自己那段時間的行為找了很多似乎很合理的名頭，但一切還是太晚了。當然，執政者們願意息事寧人，寬恕了所有人，不想再添麻煩。盧卡會議的決議一經公布，貴族們立即改變了態度。也就在不久前，西塞羅發布了一本小冊子，可與他的懺悔錄相提並論，而懺悔錄的問世就是要公開表明他自己的悔意和好意[3]。 新君主制的確立 這樣一來，執政者們得以隨意整頓羅馬城的事務，而且較之以前更為全面徹底。儘管未有統一的武器裝備，好歹義大利和首都都有了真正的駐軍，並由執政者任統帥。至於克拉蘇和龐培之前招募的敘利亞和西班牙軍隊，早已出發前往東方；而龐培則令其副將管理兩西班牙省，派兵駐守，同時還假意解散去往西班牙的新軍隊，同他們一起留守義大利。 執政者們努力廢除舊的政體，儘可能採取溫和的手段令君主制適應國家現狀。毫無疑問，這一舉措導致公眾的反對意見愈演愈烈，因為他們對此事了解愈發清晰。但是，他們還是屈服了，因為除了屈服別無他法。首先，一切重要事宜，尤其是與軍事要務和外事關係相關的事務，都不再經元老院商議便直接實施，有時藉助公民法令，有時只聽從統治者的意願。在盧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中，高盧統帥一職的相關問題直接由克拉蘇和龐培在公民大會上提出，而西班牙和敘利亞的事宜則由保民官蓋烏斯·特雷波尼烏斯（Gaius Trebonius）在公民大會上提出。除此之外，比較重要的省長職位通常也是依靠公民法令決議。愷撒的行為也表示，執政者們無需徵得當局者的同意，便可隨意擴充自己的軍隊，他們之間還可毫不遲疑地互相借兵，如愷撒在高盧戰爭中得到了龐培的援助，克拉蘇在帕提亞戰爭中也得到了愷撒的幫助。根據現行法令，波河彼岸的人只擁有拉丁人的權利，而在愷撒的統治下，他們都是完完全全的羅馬公民[4]。過去，新征服的領地都要經元老院組織管理，但愷撒卻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將在高盧攻克的大片領地管理起來，理直氣壯地設立公民殖民地，最著名的當屬那塊擁有五千移民的諾烏姆·科姆殖民地（Novum-Comum，位於今科莫）。皮索指揮色雷斯（Thracian）戰役，蓋比尼烏斯指揮帕提亞戰爭，這些都沒有同元老院商議，甚至未照例知會元老院；同樣，舉辦慶祝凱旋盛典和其他象徵榮譽的活動，也無人同元老院的人商量。顯然，這絕不僅僅只是對於形式的忽略。正因為元老院的人極有可能不會否決這些事項，這種忽略才愈發令人費解。而恰恰相反，這是執政者們深謀遠慮的一項計劃，他們打算把元老院的權限從軍事要務和高級政事中排擠出去，使他們只能參與財政和內政事務。元老院的人對此心知肚明，儘可能利用元老院決議案和刑事訴訟進行反抗。儘管多數執政者對元老院都持排斥態度，但他們還是稍稍利用了一番公民大會，使得國家的主人不用再受街頭霸王的刁難。不過，他們也經常脫掉公民大會這層空洞的遮蔽物，直接袒露地採用專制手段。 君主派西塞羅和多數黨下的元老院 無論元老是否願意臣服，他們都必須服從。西塞羅繼續領導著逆來順受的多數黨，他擁有律師才華，可以為一切事情找到理由，至少給出一番說辭，因此大有作為。貴族們曾利用西塞羅向執政者們挑釁，如今執政者又利用他來充當奴隸的喉舌，如此體現了一種高明的愷撒式諷刺。於是，執政者原諒了西塞羅偶爾欲以卵擊石的欲望，同時也確保了他將完全歸順自己的決心。他的弟弟因此被迫任職高盧軍官，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充當了人質角色。龐培還強制命令西塞羅擔任自己的副官，以便在任何時候找到政治放逐他的把柄。克洛狄烏斯無疑得到了命令，暫時保持休戰狀態，不過愷撒既未因西塞羅拋下克洛狄烏斯，也沒有因克洛狄烏斯而拋下西塞羅。克洛狄烏斯這位偉大的救國主和自由英雄，深入薩馬羅布里瓦（Samarobriva）總部，只是可惜，未有一位阿里斯托芬那樣偉大的詩人進行一番恰當描述。 然而，當初那根懸在西塞羅頭上、給過他重擊的棍子如今依然懸在那裡，甚至現在還加上了金鎖鏈。在西塞羅囊中羞澀的時候，愷撒免息貸款給他，巨額資本因此流入羅馬城內，因而他很樂意充當建築監工的角色。考慮到愷撒的代理人或許會在事後遞上一張賬單，西塞羅將許多為元老準備的不朽演說都扼殺在了萌芽階段。他發誓「將來不再追求權力和榮譽，而要盡力爭取得到執政者的歡心」、「要成為護耳罩一樣靈活多變的人」。執政者們利用西塞羅的這一才華，讓他為自己辯護。身居其位，西塞羅只得根據上級命令，替其最痛恨的對手辯護，尤其是在元老院中他幾乎是統治者的發聲人，將一切「別人可能同意，但自己卻不贊同」的觀點提交商議。事實上，作為臣服者中多數人公認的領袖，西塞羅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高。至於政府中的其他人員，凡是能用恐嚇、奉承或者金錢動搖的，他們都以對待西塞羅的方式來應付，成功讓他們大體臣服。 加圖和少數派 當然，仍然有小部分的人固執己見，既不怕恐嚇，也不接受利誘。執政者們堅信，對待加圖和西塞羅的手段對自己有害無利，而容忍一個麻煩的共和黨對手，比起將對手變成為共和黨殉職的烈士來說，危害性更小。於是，他們准許加圖回國（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底）。從那以後，加圖經常在元老院和羅馬廣場內，冒著生命危險不停對抗執政者們，這點無疑值得尊敬，但可惜的是也落下許多笑柄。特雷波尼烏斯提出提案時，加圖將事情鬧到羅馬廣場乃至互相爭鬥，然後向元老院提議，鑒於愷撒之前對烏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做出過違背信義的事，理應將他交給那些蠻族，對此執政者們都隨他去了。元老院決議通過承擔愷撒的軍餉費用之後，加圖的門徒馬庫斯·法沃尼烏斯突然出現在元老院的門前，向公眾吶喊國家有難；當這個無恥下流之人一見到愷撒受傷的腿上綁著紗布，便無禮稱道白色紗布是放錯位置的王冠；前任執政官倫圖盧斯·馬西利努斯面對公眾鼓掌聲時，曾向大會鼓吹趁在擁有建議權時好好珍惜，多多進言；在克拉蘇啟程去往敘利亞時，保民官蓋烏斯·阿泰烏斯·卡皮托（Gaius Ateius Capito）利用當時的各種宗教儀式，將邪惡的意願強扣到克拉蘇頭上；對於以上種種，執政者們都十分耐心。 總的來說，這些都只是少數頑固派的無效示威行為，不過他們所代表的派別卻很重要。這個派別一方面扶持那些暗中騷動的反對共和黨分子，給他們暗語，另一方面激發元老院那些對執政者抱有同樣情緒的多數派，讓他們商議通過反對執政者的法案。即使是多數派，他們也覺得有時候至少要在次要的事上，發泄自己心中的積怨，而且根據拒絕充當奴隸的常情，也要把對強大敵人的不滿發泄到較弱敵人的身上。只要遇到相關的事情，他們便向執政者的手下使壞。因此，伽比尼烏斯申請舉辦感恩節遭到拒絕（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皮索被所管轄的省份召回，保民官加圖制止了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選舉，直至共和派執政官馬爾凱利烏斯卸任。西塞羅儘管之前在執政者面前假意奉承，也發行了一本惡毒的無聊小冊子抨擊愷撒的岳父。然而，元老院多數派的反抗意願傾向，以及少數派那些無效的抗議行為，都表明了一個事實，即權力已經由元老院轉移到執政者手中，正如之前權力由公民轉移到元老院手上一樣，元老院實際上成為執政者用來吸收反君主分子的政治會議了。下台政府的黨羽抱怨道：「除那三個人以外，任何人都沒有價值。執政者們無所不能，他們務必讓所有人明白這一點。整個元老院全都變了，人人對執政者惟命是從。我們這代人臨死前是見不到時局改變了。」事實上，他們身處的時代早已是君主制，而非共和制了。 選舉中的持續對立 但若是國家的領導權受到執政者的絕對支配，也依舊有另外一個易守難攻的政治領域，它同政府有所區別——那就是日常官職的任免和陪審法庭。顯而易見的是，陪審法庭並不直屬於政治，卻也處處受到主宰國政精神的制約，在羅馬城尤其如此。當然，官員的選舉應屬於國政本身，但在這一時期內，國家的實際治理者往往是特任官員或者無爵位之人，再加上如果職位最高的日常官員屬於反君主陣營，那麼他們都無法影響國家的機構，所以也就逐漸淪為傀儡——即便是其中最有反抗精神的人也無奈地自稱廢物，這也是事實。因此，所謂的選舉也就成了純粹的示威。就這樣，儘管反對黨失去了原來的戰略位置，卻仍然能在選舉和訴訟上繼續反抗。執政者為了取勝，自然也是竭盡全力。在選舉方面，他們已經在盧卡商定了次年官員的候選名單，又想方設法地讓這些人成功當選，大部分金錢也花在了策劃選舉這一項上。為了去羅馬城投票，愷撒和龐培的軍隊每年都會有大批的士兵請假。為親自指導和監視選舉，愷撒就經常到上義大利最靠近首都的地方。然而，效果卻並不如人意。雖然，龐培和克拉蘇按照盧卡協定成功當選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執政官，反對黨的候選人也只有盧奇烏斯·多米提烏斯挺到了最後，且最後出局，但這也是公然動武后的結果，其造成的不利影響很多，加圖受傷只是其一。待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再次選舉執政官時，無論執政者們花費多大的努力，仍然沒能阻止多米提烏斯當選，而且加圖也成功當選副執政官。去年這個時候，愷撒的手下瓦提尼烏斯擠掉了加圖當選該職，一度震驚國人。到了羅馬紀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官員選舉時，反對黨將執政者手下蠅營狗苟的選舉活動揭示得明明白白，導致後者招致國人的批評，無奈之下只得放棄。追究執政者在選舉中慘敗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陳舊腐敗的機構難以管理，投票過程常有意外發生，中等階級也心有不滿，眾人常懷各自的私心，導致黨派之間發生奇怪的衝突，但這些並不是主要原因。貴族階級分為許多群體，當時的選舉也掌握在這些人手中；他們將賄賂制度搞得規模宏大，組織嚴密。因此，在元老院中有支持者的貴族也就控制了選舉；但儘管他們在元老院中勉強退讓，暗地裡卻毫無顧忌地搞各種針對執政者的活動。因此，當克拉蘇在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當選執政官時，建議公民大會核准一項嚴懲群體私下操縱選舉的活動，但貴族在這方面的勢力並未因此受損，以後幾年的選舉就是明證。 陪審法庭中的爭鬥 陪審法庭同樣也使得執政者大為頭痛。按照當時的組織，雖然元老院的貴族在其中也有勢力，但是決定權卻為中等階級所把持。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龐培建議施行一項新的法令，即提高陪審人的財產資格。由此可見，中等階級正是反抗執政者的主要力量，大資本家則更加溫馴，在陪審法庭同樣如此。然而，共和黨尚未失去在此處的影響，他們不厭其煩地提出各種政治彈劾案，對象雖然不是執政者本人，卻也是其手下重要的人物。起訴任務依然屬於元老院的那些年輕人，他們比同階級的老年人更加熱衷於共和事業，更有才能，也敢於以大膽地攻擊他人為樂，因此這種訴訟場面相當活躍。當然，法庭並不自由；如果執政者較起真兒來，法庭也得跟元老院一樣，不得不做出讓步。愷撒的心腹之中，最勇猛最放肆的就數瓦提尼烏斯了，反對黨口中謾罵不休的最痛恨之仇敵也正是他，可他的主人愷撒一下令，他便能安然無恙地逃脫一切指控。但是諸如蓋烏斯·利奇尼烏斯·卡爾烏斯（Gaius Licinius Calvus）和蓋烏斯·阿西尼烏斯·波利奧（Gaius Asinius Pollio）之類的人物，他們知道如何藉助睿智的雄辯和尖刻的諷刺攻擊對手，即便他們彈劾失敗，也能讓對手碰一頭灰。當然，他們也有成功的時候，不過對手往往是低級人物罷了。但是也有例外，前執政官伽比尼烏斯作為當權者手下的地位最高、最招人恨的黨羽，就是這樣被人推翻的。對於伽比尼烏斯就海盜戰事指揮權提出的法案，以及他在敘利亞任省長時對元老院的藐視，對貴族黨而言完全不可饒恕。同時，他又在任內為了保護省民的利益而公然反抗資本家，到任後移交權力給克拉蘇時又處處作梗，所以貴族群體和大資本家對其可謂是深惡痛絕，甚至連同克拉蘇也一起恨上了。對於這些敵人，他唯一的靠山就是龐培，後者本應該不惜一切代價維護自己最忠實最有膽有才的部下，但是他並不懂得像愷撒那樣運用權力維護自己的手下。所以，到了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陪審人員將伽比尼烏斯以貪污罪驅逐出境。 因此，總的來看，在人民選舉和陪審法庭範圍內，執政者全面受挫。控制這些地方的勢力難以捉摸，同其他政治機關相比，也就更加難以威脅和買通。在人民選舉中，對於那些秘密結成團伙的利益集團，掌權者即便是通過各種手段奪取他們的政權，也難以將其消滅；他們活動時隱藏得越深，也就越難以加以控制。在陪審法庭上，掌權者又遇到了中等階級對於專權君政的憎惡，而且根本沒有辦法加以消弭。在這兩個地方，他們都遭遇了連續的失敗。雖然反對黨的選舉勝利只能起到示威的作用，畢竟執政者能利用各種方法撤掉那些反對自己的官員，但反對黨能夠利用刑事判決剪除他們的得力羽翼。在當時的情形下，執政者既不能廢除人民選舉和陪審法庭，也不能將其控制在手中。因此，反對黨雖然感到束手束腳卻也能夠保留一定的陣地。 反對派文學 然而，反對黨越是被排擠在直接政治活動以外，他們就越是想要轉向另外的戰場，但在那裡對抗執政者顯然更加困難。那個戰場就是文學。司法的反抗也早已是文學的反抗，因其演說詞同樣要作為政治宣傳的冊子公之於眾。人們以詩歌為箭，更加迅猛準確地射中目標。名門貴族的活潑少年以小冊子和短歌積極響應，義大利各鄉鎮中受過教育的中等階級正是熱衷於此，他們取得了勝利。其中，有元老的貴子蓋烏斯·利奇尼烏斯·卡爾烏斯（羅馬紀元672—706年即公元前82—前48年），他是個演說家和宣傳冊子作家，又是個多才多藝的詩人。還有克雷米納（Cremona）的市民馬庫斯·福利烏斯·畢巴庫羅斯（Marcus Furius Bibaculus）（羅馬紀元652—691年即公元前102—前63年）、維羅納（Verona）的市民昆圖斯·瓦勒里烏斯·卡圖盧斯（Quintus Valerius Catullus）（羅馬紀元667—700年即公元前87—前54年）。他們的短詩措辭優雅而諷刺辛辣，以離弦之箭的速度飛遍整個義大利，命中率毋庸置疑。這三人聯合作戰，讓數年中的文學界都瀰漫著反抗的氛圍。作品中充斥著怒罵，對象就是「偉大的愷撒」和「無敵的將軍」，也是彼此勾結的翁婿，他們掃蕩了全世界，讓卑鄙寵臣得以囂張，拿著從長發凱爾特人那裡掠奪的贓物在羅馬街頭炫耀，拿那些從西方最遠島嶼搶來的物品大開宴席，揮金如土般地追求女子，奪取本國真誠少年們的情人。在卡圖盧斯[5]的詩歌和其他文學片段中，有寫得絕妙的私仇和公恨，有共和黨流露在肆意狂笑或殘酷絕望中的無奈與苦悶。這些內容在阿里斯托芬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作品中更是隨處可見。 三位執政者中至少有一個最精明的人深知，對於反對黨，既不能輕視也不能強勢壓制。於是乎，愷撒私下裡竭盡所能地拉攏當時稍有名氣的作家。西塞羅深受愷撒的敬重是因為他早有名氣，因為高盧省長曾在維羅納結識了卡圖盧斯的父親，所以想要用這層關係同卡圖盧斯達成和解。因此，儘管這位少年詩人對於大將軍極盡挖苦諷刺之能，而愷撒卻仍然待之以禮。愷撒的文學天才足以同對手叫板，為了間接地弱化四面八方來的攻擊，他發表了一篇有關高盧戰爭的詳細戰報，天真地向公眾陳述自己軍事活動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但是只有自由才是詩意和創造力的源泉，自由，且只有自由，即便淪為最可憐的怪象，即便只剩下最後一口氣，仍能再度激起文學的熱情。文學的一切要素註定要反對君主專政，如果愷撒能夠進入這一領域而全身而退，其原因也只能是他仍然抱著自由之國的偉大夢想。但可惜的是，他並不能將其傳遞給自己的敵人和自己的黨羽。實際政治並沒有受到執政者的絕對控制，正如文學沒有受到共和派的完全操縱[6]。 制定特殊措施 反對黨雖然相當疲弱，卻變得越發討厭和無禮，有嚴加干涉的必要。伽比尼烏斯的定罪貌似改變了局勢（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底）。執政者一致贊成獨裁制，不過是暫時的獨裁，主要是為了落實有關選舉和陪審法庭的新強制法。龐培既然負責羅馬城和義大利政治，自然擔負起決議案的實施工作。因此這件事情的處理也帶著他拙於決斷和行動的特色，透露出他少見的缺點。即便他願意且能夠發號施令時，仍然不能說出清楚坦白的話。 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底，元老院就已經制定好獨裁制一案的計劃，但他們多方暗示，就是為了等待龐培本人親自提出來。其表面理由是首都的群體團伙制和亂黨制仍然存在，依靠行賄和武力威脅的方式不僅危害了選舉和陪審法庭的正當性，還加重了騷亂。毋庸置疑，有了這些理由，執政者很容易證明其方法的正當性。不過這樣一來，未來獨裁者不敢公然要求的東西，奴顏婢膝的多數派也不敢提供。羅馬紀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選舉執政官時，空前的騷擾帶來了極其惱人的情況，導致選舉後延了足足一年之久。經過七個月的空缺期，到了羅馬紀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7月才得以舉行。見此局勢，龐培認為時機已到，再次向元老院說明獨裁制的優勢，即便不能解決糾紛，也可以迅速解決混亂局面。不過，他並未斷然下令。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選舉執政官時，作為執政者候選人的昆圖斯·梅特路斯·西庇阿（Quintus Metellus Scipio）和普布利烏斯·普勞蒂烏斯·希普塞烏斯（Publius Plautius Hypsaeus），兩個人都同龐培有著親密的私人關係，並且為其效忠，共和反對黨中最勇猛的黨員提烏斯·安尼烏斯·米洛竟然公然與其對抗，同樣競爭該職位。若不是這件事，龐培的命令不知何時才能發出去。 米洛是個勇武之人，有些耍陰謀和欠債的本事，帶著與生俱來且又後天加強的自信心，在當時的政客中早有聲望，並且名氣僅次於克洛狄烏斯這類名人。因此，兩者是相互競爭的仇敵。在執政官的指示下，克洛狄烏斯扮演過激的平民黨，而米洛則變成貴族。如果當下有卡提利納（Catilina）向他們毛遂自薦，共和反對黨也會與其結盟，那麼在暴動中他們自然會選擇米洛做他們的庇護者。從實際情況來看，他們在這場爭鬥中取得的少數勝利，都要歸功於米洛及其訓練精良的角斗隊。所以，加圖與其同黨為了投桃報李，便支持米洛成為候選人，即便是西塞羅也不得不舉薦其敵人的敵人和其自身的保護者。同時為了成功當選，米洛本人也是大把撒錢，大肆使用暴力，似乎勝券在握。對執政者而言，這件事不僅會是個讓人痛心的敗局，也會是個真正的危險。毫無疑問，這位勇猛的競選者一旦當選，肯定不會像多米提烏斯和其他老老實實的反對黨人一樣，他絕對不允許別人把他置於無足輕重的地位。湊巧的是，克洛狄烏斯和米洛在距離首都不遠的阿庇安大道（Appian Way）撞面，雙方的部下打作一團，克洛狄烏斯本人被砍傷了肩膀，只好躲到臨近人家。雖然不是米洛指示，但事已至此，一場風波就要降臨。在米洛看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以絕後患。於是他命令手下把克洛狄烏斯從藏身之處拉出來，將他殺死（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1月13日）。 羅馬之亂 執政官一派的街市首領——保民官蒂烏斯·穆納提烏斯·普蘭庫斯（Titus Munatius Plancus）、昆圖斯·龐培·魯弗斯（Quintus Pompeius Rufus）和蓋烏斯·薩路斯提烏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看到當下形勢，認為時機已到，應該為其主人著想了，應破壞米洛的選舉。克洛狄烏斯死後，其下層民眾，尤其是新自由民和奴隸，也就失去了恩主和將來的靠山，騷亂由此而起。鮮血淋淋的屍體陳列在佛羅場的演說台上，向眾人展示。造勢演說一結束，暴動就爆發了。眾人把屍體抬到元老院，將其建築燒了個乾淨，原本貴族聚會之處就這樣成了大解放家的火葬場。隨後，人們又圍堵在米洛的住宅前方，直到其部下的一通亂射才把圍攻者趕走。然後，這些人又趕到龐培及其執政官候選人的住處，推前者為獨裁者，推後者為執政官。接著又前往馬庫斯·雷比達（Marcus Lepidus）家中，因為他是負責執政官選舉之人。激憤的群眾要求他即刻準備選舉，結果他堅決反對，拒絕屈服，於是被圍困在家中長達五日之久。 龐培獨裁 這些騷動事件的背後指使人做得太過，雖然其主人決定利用這一偶然事件做文章，不僅可以藉機剷除米洛，也可以拿下獨裁地位；但他希望借元老院達成自己目的，而不是一群暴徒的要求。整個都城一片混亂，讓人難以忍受，龐培只得調動軍隊將其平息。同時，他一改原來的請求姿態，命令元老院採取行動。不過後者耍了個無用的計策：在加圖和畢布路斯的建議下，允許執政官龐培保留原職，另任「無同僚的執政官」，這顯然不是獨裁（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1月13日）[7]——只是為了避免單純的事實，而採用了一個帶有雙重矛盾[8]的名義，這樣的做法讓我們想到昔日貴族將亡時的一項精明議案，雖不讓平民有機會成為執政官，卻給予他們執政官的權力。 執政官和陪審法庭的新變化 就這樣，龐培依法取得全部權力，開始對那些在群體勢力和陪審法庭中占據要位的共和黨人發起訴訟。為了重申和厲行當下的選舉法規，他制定了一項特別法令和另一種懲治運作操縱選舉的法令。對於羅馬紀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以來的犯罪行為，後者具有追溯的效力，同時還要加重處罰。另外一項更為重要的法規，就是在從政生涯中，省長一職原本是不錯的美差，執政官、副執政官卸任時，政府應該在五年後再授予其省長官職。這一辦法要生效也是在四年後了，因此以後數年內的省長補缺之事都受制於這項法令，實際上也就是由元老院的實際掌控者決定。陪審法庭雖然繼續存在，但反訴權受到限制，更為重要的是，法庭除了言論自由，辯護人的數量和每個人發言的時間都受到定額限制。另外，當時盛行一種惡習，即除了事實證人外，還有所謂的品行證人或「讚頌者」，以便袒護被告，這些也遭到廢除。 接著，百依百順的元老院又按照龐培的指示下令：阿庇安大道上的爭鬥已把國家推入了危局，因此，依照特殊法律，任命一個特別委員會，專門審理有關此案的相關人員，並且所有委員受龐培直接指派。人們想要恢復監察官職的重要地位，借其力量清理混亂不堪的公民團，改變其魚龍混雜的現狀。 這一切措施，都在武力保障下得以順利實施。在元老院宣布國家有難的情況下，龐培藉機發動全義大利的男子入伍，確保他們對自己絕對服從。他還在卡皮托爾山上駐紮了一隊堅實可靠的士兵，只要反對黨一有活動，便用武力加以威懾干涉。克洛狄烏斯案件審判過程中，他違背慣例，派了一隊士兵駐守在審判所附近。 共和黨人的羞辱 恢復監察官制度的計劃遭到拋棄，因為在元老院那些奴性十足的多數派中，沒有一個人有充分的高尚品德和權威，所以此事自然作罷。另一方面，陪審法庭判了米洛有罪（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4月8日），取消了加圖參選羅馬紀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執政官的資格。盛行一時的演說和小冊子也遭到新訴訟法的打擊，湮沒無聞；因此，曾經讓人畏懼的法庭雄辯為政治領域所排斥，且受到君主制度的制約。當然，全國大多數人心中仍有反抗之心，其並未在公眾生活中消失——要達到這種程度，不僅要限制人民選舉、陪審法庭和文學創作，還要將它們全部消滅。在這些事情上，龐培儘管實現了獨裁，仍因自己的笨拙和剛愎自用為共和黨所利用，後者也藉此取得了數次勝利。 執政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採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官方自然將其掩飾為維持公共秩序和安全的法令，聲稱每一個品行端正的公民都會贊同這些措施。但是這種顯而易見的騙局卻在手中濫用，因此那些進入特別委員會的人，並不是可靠的手下，而是各個黨派最有名望之人，甚至連加圖也囊括在內。而且法庭中的士兵應該想著維持秩序，結果不論敵友都不能製造有利於己方的騷亂。執政者的中立態度也常見於特別法庭的判決。陪審人員不敢釋放米洛，但共和黨中的被告大都被釋，遭到判罪的卻是克洛狄烏斯方面最多。換句話說，被捕之人中有愷撒和龐培的親近朋友，甚至是龐培的執政官候選人希普賽烏斯，連他藉以利用的保民官普蘭庫斯和魯孚斯也沒能逃脫。龐培為了展示自己的大公無私，竟然沒有為他們洗脫罪名，這真是愚蠢。同時，他卻又在不值一提的事上袒護自己的朋友，破壞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在普蘭庫斯受審時，他親自出庭做品行證人，而且另外幾個同他有特殊關係的人，例如梅特路斯·西庇阿，也是因他袒護而得以逃脫判罰。他的行事往往自相矛盾，想要同時承擔起兩種義務，既要做公正的執政者，又要當正當的領袖，結果只是一場空。輿論自然認為他是專橫的執政者，同黨也視他為不大樂意保護自己一方的黨魁。 但共和黨人仍在活躍，甚至因為龐培的失誤而取得了幾場勝利，可是執政者確定獨裁制的目的幾近達到，加強了集權，共和黨因此大大受挫。新君主制度得以鞏固，人民的生活也相對安定下來。 不久，龐培身患重病。待他痊癒時，義大利全國都遵照君主制下的禮制慶祝他康復，執政者對此相當滿意。到了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8月1日，龐培辭去獨裁職位，同其部下梅特路斯·西庇阿共任執政官。 * * * [1]這就是cantorum convitio contiones celebrare 的意義（cic. sest. 55. 118）。 [2]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3月11日，西塞羅發表演說擁護塞思提烏斯（Sestius），元老院因聽到盧卡會議的決議案，討論愷撒兵團問題，這時加圖還不在羅馬；到了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初，我們始見他又在活動，並且他既然在冬季旅行，必到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底才能回到羅馬。所以，如果阿斯科尼烏斯（Asconius）一書是妄加推測，那麼，加圖則不能在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2月為米洛辯護。 [3]這悔過書便是那份指定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執政省份的演說辭，至今仍可查閱。該演說發表於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5月底，與它成對比的有擁塞思提烏斯反對瓦提尼烏斯的演說辭，又有論埃特魯斯坎人意見的演說辭，分別作於3月和4月。他竭力讚美貴族政治，尤其用很傲慢的口吻對待愷撒。西塞羅自己承認說，甚至將那篇表示他又復歸順的文件傳給他的親密朋友，他都深感恥辱，這話誠然有理。 [4]此說不見於文獻。不過若說愷撒完全不從拉丁民族徵兵，就是說，完全不從他所轄省份里更為廣大的一部分徵兵，這本身就不可信。並且有一事可將其駁斥，即反對黨用輕蔑的態度把愷撒招募的軍隊叫作「大部是波河外殖民地的土人」；因為這裡所指的顯然是斯特拉波所說的拉丁殖民地，然而愷撒的高盧軍隊里卻沒有拉丁士兵的痕跡。反之，據他自己所言，他從阿爾卑斯南部招募的新兵都被編成新的兵團而分配在各箇舊兵團之中。愷撒可能將招募軍隊和授予公民權兩者相結合，但更可能的是他在這事上固守他那一黨的見解，不求替波河外的人取得羅馬公民權，卻認為羅馬公民權依法應當屬於他們。只有這樣，才會有人傳言愷撒擅自推行羅馬城邦制于波河外的部落。這個假定也可以說朋希爾提烏斯（Hirtius）為何稱波河外的城邑為「羅馬公民的殖民地」，愷撒為何把他所創立的科莫殖民地當作公民殖民地看待，而貴族的溫和派則只准它的權利與波河外其他殖民地的相同，即拉丁民權。過激派甚至宣布移民所得的公民權完全無效，因而不准科莫人擁有擔任拉丁城邦官吏所有的特權。 [5]流傳到今日的詩集裡滿是有關羅馬紀元699—700年即公元前55—前54年的詩歌，無疑一定是在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問世的。它所提到的事，最晚的是瓦提尼烏斯訟案（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8月），而若希羅尼穆斯稱卡圖盧斯死於羅馬紀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時間偏差尚不算大。由瓦提尼烏斯「任執政官時發假誓」一事來推測，人誤以為這詩集發表於瓦提尼烏斯為執政官以後（羅馬紀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由此可知的只是該詩集出版時，瓦提尼烏斯或許已算定做某年的執政官，早在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他已勢在必行，因為他的姓名確已列在盧卡會議商妥的候選名單里。 [6]下面是卡圖盧斯的詩（第二十九篇）作於羅馬紀元699—700年即公元前55—前54年，在愷撒出征不列顛以後而在朱利安（Julia）死以前： 原先屬於長發凱爾特人和不列顛的， 現在被馬穆羅據為己有， 人若不是浪子，不是賭徒，不是饕餮， 這事誰能旁觀，誰忍得看下去！ 你這軟弱的羅慕洛，你見了就准許嗎？ 他就應該這樣無禮，濃抹著香膏， 像個芬芳的大肚漢，現在做個阿多尼， 到這裡走進我們處女的閨閣嗎？ 你這軟弱的羅慕洛，你見了就准許嗎？ 你就是個浪子，是個賭徒，是個饕餮呵！ 所以你，無雙的將軍，因此渡過海去， 到西方那個最遠的島嶼， 就為的是把二三百萬錢拿到這裡， 浪費在你那陳舊無用的娛樂嗎？ 這若不是謬誤的博施，還有什麼是的？ 難道他還不夠傾家蕩產的嗎？ 先是他祖遺的產業給他揮霍了， 然後是本都戰利品，以後又是伊比利亞戰利品， 這是塔古斯河衝著金沙的波浪看見的。 你們這些不列顛人，怕他吧！凱爾特人，怕他吧！ 就是一份肥大的遺產，這無賴漢也能 把它吃光用光，你們為他保存什麼？ 所以，你們這相親相愛的兩翁婿呵， 你們就為這個毀滅全世界嗎？」 福米亞的馬穆羅（Mamurra aus Formiae）是愷撒的寵臣，在高盧戰爭期間曾為他部下的軍官，大概在這詩寫作以前不久，他回到首都，那時他似乎從事建造他那在凱林山上的雲石宮，這座宮殿多為人所稱道，裝潢窮極壯麗。伊比利亞戰利品與愷撒做遠西班牙省長有關，並且馬穆羅那時已在他的總部里，與以後確在高盧一樣；本都戰利品大概指那對米特拉達特斯的戰事而言，因為據這詩人的暗示，使馬穆羅發財的不只是愷撒一人。 這首詩一片痛罵，使愷撒十分難堪，另一首用詞較為溫和，幾乎是作者在同一時期的作品（第十一首）。這首詩也可以引在這裡，因為它以其悲劇感的筆調引出絕無可悲的差使把新攝政的屬僚很巧妙地嘲笑一番——如伽比尼烏斯·安東尼等由最下流地方驟升到總部的一般人。我們須切記，作這詩時，愷撒正在萊茵河和泰晤士河上作戰，克拉蘇出征帕提亞以及伽比尼烏斯出征埃及都在準備當中。這位詩人仿佛也希望執政官之一給他一個空缺的職位，在他手下人要動身的時候，向其中二人最後吩咐道： 福里和奧雷里亞，副將們 卡圖盧斯對你們說，無論他要往印度極邊， 到那途遠的東洋，波濤洶湧 澎澎湃湃沖打海岸的地方， 或往赫迦尼和阿拉伯， 到歡喜弓箭的帕提亞和薩克， 或到七股尼羅河使如鏡的海面交色之處； 或者他要沿路越過阿爾卑斯山 到偉人愷撒立界碑的地方， 到萊茵河流域，野蠻不列顛人所居的天涯—— 你們，請準備與卡圖盧斯共享這一切， 共事神意定給他的命運， 請把這短短的噩耗帶給我的愛人吧！ 不管她與她一夥情人行走坐臥， 她一次能擁抱三百個男子， 對人人都不貞，但隨時能使人人滿意。 她不像從前那樣追尋我的愛情， 她把我的愛情隨便摧殘了，像犁鏵 把散在田邊的蝴蝶花翻起來一樣。」 [7]本年一月有二十九天，二月有二十三天，隨後有個二十八天的閏月，然後才是三月。 [8]Consul（執政官）一詞即是「同僚」的意思，一位Consul同時又是Proconsul，就等於一位正執政官同時又是代執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