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史 · 第七章　平定西方

征服西部及西部羅馬化 原本政治上的利己主義只會不斷帶來災難，在元老院和首都各個街道引發戰爭騷亂。現在我們拋開羅馬首任君主是格涅烏斯、蓋烏斯還是馬爾庫斯的問題，轉而關注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一件在當下仍能左右世界命運的大事。回到此事發端之際，讓我們放眼四周，就羅馬征服今法國所在地及其最初與德意志和大不列顛居民交往之事，從它們與世界史關係的角度加以理解。 已壯大為一個國家的民族不斷吸納政治尚未成熟的鄰族，而文明開化的民族又不斷影響心智尚未成熟的鄰族。這其中遵循的定律同引力定律一樣普遍適用，一樣符合自然規律。作為古時候唯一融合了較高政治自主和較高文明的民族（儘管文明化程度不高並且尚未內化），義大利人有權征服東方搖搖欲墜的古希臘城邦，利用移民驅逐西方文明程度較低的民族，如利比亞人、伊比利亞人、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之所以英格蘭能在亞洲征服一個地位相當卻十分軟弱的文明古國，一直以來將其國民性加於美國及澳大利亞廣大蠻族甚至發展他們的文明，也正是如此。 至於義大利的統一大業，羅馬貴族只是完成了它的前提條件，卻未能解決問題本身。一直以來，他們認為義大利的對外擴張只不過是一種必要的罪惡，或根本上是一種對外的財產占有行為。羅馬的民主制度和君主制度並無多大區別，其不朽的光榮在於正確理解並努力完成它的最高使命。迫於形勢，元老院不得不違背本意，為將來統治東西兩方奠定一系列基礎。之後羅馬人民出於本能移民各省，這固然是一場大規模災難，但無論如何他們仍是西方文明的先行者。而蓋烏斯·格拉古作為羅馬民主的締造者，憑藉其政治家般的洞察力和決心，抓住了機遇並著手實施。 新政主要包含兩個觀點，一是在羅馬勢力範圍內統一原本屬於希臘人的領土，二是在原本不屬於希臘人的領土開拓殖民地。格拉古在其統治時期十分認可這兩個觀點，相繼統一阿塔魯斯王國，並征服阿爾卑斯山北邊的弗拉庫斯，但後來遭到勢力強大的反對派阻撓，陷入停滯。因此，羅馬依舊是一片混亂不堪的景象，既未完全統一，其領土也無確切的界限。羅馬在西班牙和希臘及亞細亞一帶的領地與母國都相距遙遠，而在兩地相隔的廣闊地帶中，僅有沿海區域為羅馬人所有；在非洲北海岸，僅迦太基和昔蘭尼兩地為羅馬人所有，就像沙漠中的兩處綠洲；甚至領地中的大片區域，尤其是西班牙，也只是在名義上屬羅馬人管轄。對此，政府方面毫無作為，並未將領地的統治權集中起來，加以完善，而艦隊戰鬥力下降，最終使羅馬與遠方領地之間的最後一點聯繫消亡殆盡。 毫無疑問，一旦民主勢力再次抬頭，必然會依照格拉古的精神擬定對外政策，馬里烏斯尤其讚賞這類觀點。但因民主勢力久未掌權，一切計劃終究未能實現。直到羅馬紀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蘇拉的獨裁統治遭到推翻，民主派才實際掌握政權，自此在政治領域開始了一場巨大變革。首先，羅馬恢復了其在地中海地區的統治主權，對羅馬這樣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第二，羅馬吞併了東方的敘利亞兩地，保衛了其在幼發拉底河的邊界地帶。但在阿爾卑斯山北邊仍有未完成的任務，一是明確羅馬疆域在北邊和西邊的界限，二是為古希臘文明和尚未遭受打擊的義大利民族，從尚未開發的土地中汲取力量。 愷撒征服的歷史意義 而這一偉大使命成就了愷撒。若將高盧視為一個練兵場，供愷撒自我操練和訓練兵團以備迫在眉睫的內戰所需，這不單單是個誤解，更是觸犯了一直以來主宰歷史的神聖精神。雖然對愷撒而言，征服西方只是取得成功的一種手段，他也因阿爾卑斯北邊一戰奠定了自己今後的威望，但身為一位天才般的政治家，其獨特優勢在於，他的手段能轉變為他的成功。毋庸置疑，愷撒需要軍事力量支持自身所在派別，但又未以該身份征服高盧。這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為羅馬始終面臨著被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脅，一開始便將日耳曼人擋於阿爾卑斯山以外，同時它又必須修建壁壘以保衛羅馬世界的和平。 但即便是這一重要因素，也並非愷撒征服高盧的根本原因。過去的國土面積對羅馬公民而言太過狹小，隨時面臨衰落的危險，而元老院征服義大利的政策正好挽救了他們的滅亡。 如今他們又嫌義大利麵積太小，整個社會再次爆發同樣的危機，波及範圍更廣。於是愷撒萌生出一個絕妙的想法，滿懷希望地跨過阿爾卑斯山，深信自己能為同胞不斷開拓領土，讓整個民族在更廣闊的土地上發展壯大。 愷撒出征西班牙 在某種意義上，羅馬紀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愷撒出征遠西班牙一戰，亦可稱作旨在征服西方的一項事業。雖西班牙一直以來受羅馬統治，但即便在德西姆斯·布魯圖斯（Decimus Brutus）征服加利西亞（Callaeci）之後，西岸的大部分地區仍不屬於他們，北岸甚至尋不到他們的足跡。各個屬地不斷受這兩處侵掠，西班牙的文明化及羅馬化進程也因此遭到極大破壞。為抵禦他們，愷撒派遠征軍前往西海岸一帶。他越過塔古斯河北邊的赫米尼西亞山脈（Herminian mountains，即埃斯德雷亞山脈［Sierra de Estrella］），首先攻下這一地區，之後把當地一部分居民遷至平原地帶，接著平定杜羅河兩岸直到半島的東北角。最終在由加的斯所率艦隊的幫助下，他得以占領該地的布里干提姆（Brigantium，即科倫納［Coruna］）。由此，大西洋岸的盧西塔尼亞人和加萊西亞人被迫承認羅馬霸權，同時羅馬相應削減納貢數額，整頓各民族的財務，從而改善他們的生活境況。 這樣一位文武雙全的偉大人物，無論擔任將軍還是政治家，都展現出其今後身為領導的那種天賦和理念。即便如此，由於他管理伊比利亞半島的時間過短，實在難以取得深刻成效。何況該地區地勢特殊，民風獨特，只有長期不斷作為才能產生永久影響。 施政理念 這位文武兼備的偉人初次用兵和為政，便顯出他以後在較大場面中所表現出的本領和宗旨，雖然如此，他在伊比利亞半島的施為卻嫌太短促，不能深著成效；況且此地地勢和民性特殊，只有長期繼續不斷地活動始能發生永久影響。 高盧 在羅馬的西方開拓史上，有一片區域的發展更為重要，它介於庇里牛斯山脈（the Pyrenees）和萊茵河（the Rhine）以及地中海與大西洋之間。自奧古斯都時代以來，它一直有個獨特的名字——高盧，意為「凱爾特人的土地」。但嚴格說來，凱爾特人的土地一方面並沒這麼大，另一方面又廣闊得多，而這個所謂的城市從未實現民族的統一，在奧古斯都之前也未能完成政治上的統一。因此，愷撒於羅馬紀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來到此處時，他所遇到的各種複雜情況也就不言自喻了。 羅馬諸省戰爭及叛亂 所謂地中海沿岸區域大概包括羅納河西邊的朗格多克（Languedoc）以及東邊的多菲內和普羅旺斯，過去六十年間一直是羅馬的一個行省，經辛布里族侵掠掃蕩之後，此地再無安寧。羅馬紀元664年即公元前90年，蓋烏斯·凱利烏斯在阿克瓦埃賽克斯提埃（Aquae Sextiae）與薩爾耶斯族（Salyes）交戰，羅馬紀元674年即公元前80年，蓋烏斯·弗拉庫斯征戰西班牙時又與其他凱爾特部落進行交戰。塞多留一戰，戰況緊急，省長盧奇烏斯·曼利烏斯不得不急忙越過庇里牛斯山支援同伴，於伊列達城戰敗，歸國途中又敗於該省西邊相鄰的阿奎塔尼部落（the Aquitani，約羅馬紀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似乎從這個時候開始，庇里牛斯山和羅納河乃至羅納河和阿爾卑斯山之間各省便陷入了叛亂之中。龐培若想穿過高盧前往西班牙，必須用武力開闢一條道路，為懲處這些叛亂者，他將沃爾卡-阿雷哥米契部（Volcae-Arecomici）和赫爾維蒂部（Helvii，今加爾省和阿爾代什省）的土地劃給了馬西利亞人；省長曼尼烏斯·弗隆提烏斯（Manius Fonteius，於羅馬紀元678—680年即公元前76—前74年任職）著手實施，鎮壓沃康蒂（Vocontier，在今德龍省）當地的叛亂，保衛馬西利亞以免受叛黨所害，解放被圍困的羅馬省會納博（Narbo），從而恢復了此省的安寧。高盧各省一方面忍受西班牙戰爭帶來的災難，一方面需向羅馬繳納各種苛捐雜稅，面對這一情形，人民內心絕望不已，生活困苦不堪，再也不得安寧。尤其阿洛布羅基雖距納博最遠，但騷動不斷，因此羅馬紀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蓋烏斯·皮索不得不去那裡主持「綏靖工作」，此外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亂黨謀反時，阿洛布羅基使者曾到羅馬談判。此後不久（羅馬紀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該族人民公然背叛。卡圖基納圖斯（Catugnatus）率阿洛布羅基人殊死搏鬥，一開始便戰無不勝。而在索洛尼姆（Solonium）一戰中，他們雖然負隅頑抗，最終還是敗於省長蓋烏斯·龐普提努斯（Gaius Pomptinus）之手。 與羅馬之間的邊境關係 經歷了這些戰爭，羅馬的疆域並未得到大幅擴張。在龐培將塞多留軍隊的殘部遷往盧古杜努姆部落（Lugudunum Convenarum）之後，此地和托洛薩（Tolosa）維也納以及日內瓦依舊是羅馬西北部最邊遠的據點。而同時，這些高盧領地對羅馬的發展日益重要。高盧南部氣候與義大利類似，非常適宜居住，地勢平坦開闊，土壤肥沃，與不列顛直通商道，十分有利於商業的發展。此地因與羅馬水陸交通便利，所以對義大利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而西班牙作為歷史更為悠久的屬地，歷經百年，其地位仍不及高盧。這一時期羅馬人政治失利後，開始四處尋求避難所，一時大批人湧入馬西利亞，人們在那裡再次目睹了義大利的文化和奢華，於是越來越多的義大利人渡過羅納河或加倫河，自願遷居馬西利亞。在愷撒來此的十年前，曾有人這樣記錄道：「高盧省到處都是商人，隨處可見羅馬公民。在高盧人的每一筆交易中，一定有羅馬人擔任中介；高盧買賣中流通的每一分錢，一定能從羅馬公民的賬簿中找到記錄。」而從另一段描述中，我們還發現除納博的殖民地居民外，還有大批羅馬農人和牧人也住在高盧。至於這些人，我們不能忽視一點，那就是羅馬人在各省所擁有的大部分土地同英國人早期在美洲占領的土地一樣，只有義大利的高等貴族才可擁有，而這些貴族的僕人大多是上述的農人和牧人，即奴隸或自由民。 羅馬化的初級階段 既然如此，文明化和羅馬化進程能夠在當地迅速發展便不難理解了。凱爾特人不喜歡農耕，但迫於新主人的要求，他們不得不放下刀劍，換上耒耜。我們堅信，阿洛布羅基人之所以憤怒抵抗，一定程度上是這類命令所致。早期，這些地區都或多或少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一個高等文明的形成，離不開對馬西利亞文化的借鑑和吸收。人們開始種植葡萄和橄欖、使用文字[1]以及鑄造錢幣，也都受到了馬西利亞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羅馬人並未棄用希臘文化，馬西利亞從希臘文化中汲取的精華，遠多過它自身剔除的那部分，即便是在羅馬統治時期，高盧省依然公開僱傭希臘醫生和修辭學家。但正如人們所想，高盧南部的希臘文化和義大利當地一致，隨著羅馬人的活動都汲取了同一特性，於是獨特的希臘文明被一種拉丁—希臘混合的文化取代，而後者很快便吸引了一大批支持者。人們稱南高盧人為「穿馬褲的高盧人」，以區別義大利北部「穿托加袍的高盧人」，因為前者雖不像後者那般已完全實現羅馬化，但在當時已明顯不同於北部仍未被征服的「長發高盧人」。他們越來越適應這種雜糅的文化，嘲笑從中找到的大量用詞粗俗的拉丁語，一旦任何人有凱爾特人血統的嫌疑，人們定會認為他「與穿馬褲的人有關聯」。即便這種拉丁語有諸多缺點，遙遠的阿洛布羅基人也能用它與羅馬當局進行商貿往來，甚至無需翻譯人員在羅馬法庭上作證。 而這些地區的凱爾特人和利古里亞人正逐漸喪失民族性，同時在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迫下日漸衰弱，他們無法忍受這些，繼而絕望地起義。隨著當時義大利高等文明的傳入，本土居民的人數逐漸減少。阿克瓦埃賽克斯提埃面積已算廣大，納博更甚，兩座城市甚至可與貝尼溫圖姆（Beneventum）和卡普阿相提並論。在所有依附羅馬的希臘城市中，馬西利亞的管理最為有序、環境最為自由、自衛能力最強、勢力最為強大。它全面實行貴族政治，這在羅馬守舊派看來可謂是優秀城邦政治制度的一大範例。同時，馬西利亞占有了羅馬人曾大幅擴張的一塊重要領土，進一步擴大了貿易規模，正如義大利的利基翁（Rhegium）和那不勒斯與貝尼溫圖姆和卡普阿並肩發展那般，馬西利亞和那些拉丁城市之間也是如此。 自由高盧 一旦越過羅馬邊界，眼前便是另一幅景象了。因大批義大利移民湧入，生活在南部地區的凱爾特民族已經開始瓦解，而自始至終，塞文山脈以北的凱爾特人都享受著自由帶給他們的歡樂。在前文中我們已多次提及這個民族：義大利人與凱爾特民族軍隊的分支和先頭部隊曾在台伯河和波河沿岸、卡斯提爾（Castile）和卡林西亞（Carinthia）的山上乃至小亞細亞（Asia Minor）的中心地帶多次交戰。但直到塞文山一戰，義大利軍隊才第一次攻擊到凱爾特民族的核心勢力。自凱爾特民族定居中歐之後，人們分散居住在今法國土壤肥沃的河谷地帶和氣候宜人的丘陵地帶，包括德意志的西部和瑞士。自此，不僅是英格蘭南部，甚至大不列顛和愛爾蘭[2]全部都成為了他們的土地。他們在此形成了一個不同於別處的聚居地，面積廣闊，地理上高度統一。 在這樣廣闊的領域內，語言和風俗上的差異自然是存在的，但在羅納河和加龍河（Garonne）及萊茵河和泰晤士河（Thames）一帶，各部落間往來密切，人們內心都有一種強烈的團體意識，並能團結一致。然而，儘管這些部落在一定程度上與西班牙和今奧地利境內的某些凱爾特人有聯繫，但由於庇里牛斯和阿爾卑斯兩大山脈形成的強有力阻隔，以及羅馬人和日耳曼人對此地的入侵，這種同種族間的交流和精神聯繫遭到破壞，這種後果遠比歐洲大陸與不列顛兩地凱爾特人交往遭狹長海峽阻隔要嚴重。遺憾的是，通過手頭上現有的愷撒時期史料，我們只知道這一偉大民族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發展概況，而無法逐步深入了解它在這些重要區域的內部發展史。 農業人口和牲畜飼養 據歷史記載，高盧人口相當稠密。透過某些敘述，我們推測，比利時族各區域平均每一平方英里人口數大約為200人[3]，赫爾維蒂部各區域平均每一平方英里人口數約為245人，其人口密度與今威爾斯和利沃尼亞（Livonia）兩地相當。而在較比利時文明程度更高及較赫爾維蒂地勢更為平坦的地區，如比圖里吉（Bituriges）、阿維爾尼（Arverni）和埃杜維（Haedui）等部，人口密度可能更大。農業在高盧取得過一定發展，即便在愷撒時期，人們也不由得驚嘆萊茵河流域的泥灰岩施肥法[4]，並且凱爾特人早期用大麥釀造啤酒，可見人們早期便開始廣泛種植穀物。但農業並未受到重視，即便在文明程度較高的南部地區，人們依舊認為凱爾特釋放奴不應手握犁具耕作。在凱爾特人看來，畜牧業的地位遠高於農業，這一時期的羅馬地主十分偏好擁有凱爾特血統的牲畜和奴隸，因為這類奴隸剛烈果敢、擅長騎射並熟知飼養牲畜事宜[5]。 尤其是在凱爾特北部地區，畜牧業完全占據統治地位，以至於在愷撒時期，布列塔尼一直面臨糧食短缺的困境。東北部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一路綿延至阿登高地的中心地帶，連接了日耳曼海（German Ocean，又稱北海）至萊茵河兩地間的廣闊區域。而在佛蘭德斯（Flanders）和洛林（Lorraine）那片如今看來十分肥沃的平原上，明納普（Menapian）和特雷維里（Treverian）的牧民整日隱匿在橡樹林中，飼養自家半野生的豬。在另一旁的波河河谷，不同於過去凱爾特人用橡果餵豬，羅馬人轉而生產羊毛並種植穀物，因此在斯海爾德河（Scheldt）和馬斯河（Maas）的河岸平原上，我們也能找到他們農耕養羊的蹤跡。與此相反，不列顛當地很少給穀物脫粒，甚至在北部幾乎不發展農業，只知用土地飼養牲畜。馬西利亞人通過種植橄欖和葡萄獲利頗豐，但在愷撒時期，除塞文山區以外並無人從事此業。 城鎮生活 一直以來，高盧人喜好群居，因而不設城牆的村莊隨處可見。羅馬紀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時，僅赫爾維蒂部就有四百個這樣的村莊，以及眾多獨立的農莊。但這裡也不乏建有城牆的城鎮，城牆皆由木材和石塊交錯堆砌而成，適用性強，結構精美，羅馬人見了無不驚嘆。而反觀阿洛布羅基的城鎮，房屋則全由木材築造，這類城鎮在赫爾維蒂和蘇威西翁內斯（Suessiones）各有十二處。再放眼內爾維這類更北部的部落，當地雖有城鎮，但人們一到戰時不逃往城內避難，而是逃往沼澤和叢林地帶。在泰晤士河以外區域，木柵欄作為原始防禦工事充當了城鎮的作用，是古時戰爭爆發時人們和牲畜唯一的避難所。 交通 城鎮生活之所以能取得相對長足的發展，與便利的水陸交通密切相關。在羅馬，道路和橋樑隨處可見，河運發達，由於羅訥河、加倫河、羅亞爾河（Loire）、塞納河等河流本身就利於航行，因而河運規模極大，利潤可觀。而與凱爾特人的海上航運相比，後者更引人注目。總的來看，凱爾特人不僅是首個在大西洋定期通航的民族，而且我們發現，它的造船和行船技術取得了驚人發展。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地中海海域行船都以划槳為主，從他們所經過的水道特性可知，腓尼基人、希臘人和羅馬人一直以來都用槳船作戰艦，槳船上的帆偶爾充當船槳的輔助。只有在所謂古代文明發達時期，帆船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商船[6]。另一方面，在愷撒時期及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高盧人在航海中採用了一種可攜帶的皮艇，其中大多為常見的槳船。但在高盧的西海岸各地，如聖東尼、皮克通和威尼西亞（Venetia），當地人都選擇乘坐笨重的大船航行，其中以威尼西亞人最甚。這種船上配有皮帆和鐵制錨鏈，無需划槳便可前行，因而被大規模應用於與不列顛之間的商貿活動及海戰當中。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次接觸遠洋航行，同時我們發現，帆船自此以後完全替代了槳船。這無疑是種進步，但在各項活動衰微的古時，人們不知如何利用它，隨著我們這一時期文明的復興，人們才開始逐漸收穫這一進步所帶來的碩果。 商業生產 由於不列顛與高盧海岸定期進行海上貿易，海峽兩岸人民政治關係十分密切，同時迎來了海外貿易和漁業的迅猛發展。其中尤為稱道的是，布列塔尼當地的凱爾特人從英格蘭康沃爾（Cornwall）礦場買下錫，經高盧河道和陸路運至納博和馬西利亞。據說在愷撒時期，萊茵河口有一些部落以魚類和鳥蛋為食，可見捕撈海魚和撿海鳥蛋這類事件在當地十分普遍。現存有關凱爾特商貿和交通的史料相互孤立，內容殘缺，若我們能綜合考慮，填補其中的空白，便不難理解為何河港海港關稅在埃杜維和威尼西亞等部落財政預算中占有很大比重，以及為何民族主神被奉為道路和商業的保護神和製造業的開創者了。因此，凱爾特民族工業並非毫無發展，事實上他們技巧嫻熟，特別擅長仿造並且工藝一流，頗受愷撒稱讚。然而在大多數部落中，他們的手工製品似乎未能超過一般水平，最終在羅馬人的努力下，亞麻和羊毛製品隨後才在高盧中部和北部廣受追捧。相比之下，金屬工藝的發展可謂例外，據我們所知也是唯一的例外。隨著高盧古墓被人們發掘，墓中的銅器得以重見天日，因工藝精湛至今仍保留著良好的可塑性，此外阿維爾尼人鑄造的金幣大小輕重更是絲毫不差，這些至今都足以證明凱爾特金匠和銅匠的高超技藝。相關史料也印證了這一推斷，據說羅馬人曾向比圖里吉人學習鍍錫工藝，向阿勒西人（Alesini）學習鍍銀工藝，錫的發明與其貿易情形相符，並且這兩種技術都起源於凱爾特自由發展時期。 採礦業 金屬開採技術與金屬加工的熟練程度密切相關，特別在羅亞爾河岸的鐵礦場裡，這種技術發展成熟，因而採礦工在攻城時扮演重要角色。這一時期羅馬人普遍認為，高盧是世界上盛產黃金的地區之一。但從當地土壤特質和凱爾特古墓中物件品類來看，這種說法顯然不成立，不僅墓中黃金數量極少，而且並不像真正黃金產地那般經常出土黃金製品。之所以存在這種觀念，一定是源於希臘遊客和羅馬士兵的描述，在描述國王的財富和托洛薩神廟裡的金銀財寶時，他們難免誇大其辭。但他們的話也並非純屬虛構，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發源自阿爾卑斯山和庇里牛斯山的河流流域內外，淘金和尋金如以當今的勞工價格來看雖無利可圖，但在文明發展程度較低時期，卻能憑藉奴隸制度大規模賺取大量利潤。此外，對文明開化民族而言，其貿易狀況往往有利於儲存貴金屬，高盧也不例外。 藝術與科學 設計工藝水平本就不高，與日益成熟的金屬加工技術相比，其劣勢更加凸顯。由於缺乏一定的審美觸覺，他們喜好色彩紛雜、顏色鮮艷的裝飾品。對此，另一個令人嘆息的佐證當屬高盧錢幣，錢幣上的圖案有的過於簡單，有的稀奇古怪，但設計幼稚，表面雕刻工藝十分粗糙，幾乎無一例外。此地鑄幣業歷經幾個世紀之久，技術工藝日益成熟，但本質上仍局限於對兩至三種希臘錢幣進行仿造，在此基礎上日益變化，這在歷史上大概是一特例。另一方面，詩歌藝術不僅在凱爾特頗受重視，並且與民族宗教文化乃至政治制度密切相關。在我們看來，宗教詩歌、宮廷詩以及乞丐的詩都曾歷經繁榮。儘管自然科學和哲學受制於神學的形式和約束，但在凱爾特民族中仍不乏一定關注。無論身處何地，無論是何種形式，一旦遇到希臘人文主義，他們都會敞開懷抱欣然接受，至少祭司通常都會寫作。到了愷撒時期，解放後的高盧大部分人都使用希臘文字，赫爾維蒂人便是其一。而在南部邊境地帶，人們與羅馬化的凱爾特人交往頻繁，因此拉丁文日益成為主流文字，如這一時期阿維爾尼錢幣上便刻有拉丁文字。 政治組織部落體系 凱爾特民族的政治發展歷程可謂是一部輝煌的歷史。國家政治組織以氏族部落為基礎建立，與任何地區無異，設有君主、元老理事會以及由可攜帶武器的自由民組成的社會團體。但其特別之處在於，它始終建立在部落體系之上。在希臘以及羅馬，城鎮早期便取代部落，成為政治單位的基礎；若兩個部落同處一座城鎮內，便合為一個城邦；若某一公民團體派遣一部分成員遷居新的城鎮，通常會形成一個新的民族，而新民族與舊團體之間的聯繫只有虔敬，至多不過是下屬關係。另一方面，在凱爾特人看來，公民團體永遠都是氏族，君主和元老會只能領導部落，而非任何城鎮，而部落大會擁有整個民族的最高審判權。與東部世界一致，城鎮的重要性體現在商業和戰略手段，而非政治。因而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看來，高盧城鎮只不過是一處處的村落，即便是設有城牆、面積廣闊的維也納和日內瓦也無一例外。在愷撒時期，凱爾特人居住的島嶼上和大陸北部，各部落間依然存在原始的氏族組織，基本上與過去毫無變化；公民大會擁有最高權威；在重大問題上，君主受公民大會法令約束；委員會成員數量眾多，其中某些部落成員多達六百人，但就其影響力而言，似乎並未超過羅馬王政時期下的元老院。而在六七十年前，末代君主的孩子仍活在世上，在阿維爾尼、埃杜維、塞卡尼、赫爾維蒂等動盪的高盧南部地區，曾爆發一場大革命，推翻了王政，最終政權落入貴族之手。 騎士階層打破舊部落組織的發展歷程 如上所述，凱爾特城鎮間未曾形成一個聯邦，與之相反的是，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另一極端現象，即騎士制度，它在凱爾特的部落體系中占有絕對主導地位。在凱爾特，貴族階級只對高等貴族開放，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王室成員或昔日王室成員。因此，有時人們會驚訝地發現，統一部落互相敵對的兩個派別領導人竟常常是一家人。這些大家族同時握有財政、戰備和政治特權，壟斷了國家一切土地的承租權。普通自由民被迫承受繁重的賦稅，不得不向貴族借錢，最終被迫放棄自由，淪為事實上的債務人，即法律上的奴隸。貴族設立了一套家兵制度，因而他們有權僱傭一大批會騎馬的家僕（又稱ambacti）[7]，從而形成各自的割據勢力。同時，貴族憑藉自己培養的部隊公然違抗法律，擾亂一般稅收，幾乎割裂整個國家。若在一個部落中，可作戰人數達到八萬人，一個貴族可攜一萬家兵參與日常活動，尚且不計奴隸和債務人人數，那麼它必然是一位獨立君主，而非部落中的普通公民。此外，不同部落的大家族之間來往密切，通過聯姻和一些特別條款團結成一個十分緊密的聯盟，面對這樣一個聯盟，任何單一部落都無力對抗。因此，各城邦無力維持公共安全，人們不得不遵守這一強大勢力所奉行的規矩。奴隸只能向主人尋求庇護，而主人迫於職責和利益，不得不為奴隸的損失尋求賠償。國家喪失了保護自由民的權力，最終使得大量自由民淪為一些強權人士的奴僕。 君主政治遭到廢除 公民大會在政治上失去價值。在凱爾特和拉丁姆兩地，君主的權力本應用於制裁貴族的侵占行為，卻遭到反噬。於是，大法官（Vergobretus）[8]一職應運而生，取代了以往的君主，與羅馬執政官相仿，任期也僅一年。若部落內部依舊團結，則一切事務交由共同理事會主導，事實上，理事會中貴族權力凌駕於政府之上。顯然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個部落必然出現騷亂，昔日拉丁姆國王被逐後整個民族陷入長達幾個世紀的動盪，大概也是如此。儘管各個部落貴族之間另行組建了一個反抗部落領導的同盟，民眾卻並未放棄恢復王政的夙願。這時，通常會出現一位像昔日羅馬斯普利烏斯·卡西烏斯那般頗有聲望的貴族，依靠部落民眾的支持削弱其他貴族的勢力，企圖恢復王權來維護自身的利益。 民族統一的進程 隨著個別部落因此日漸衰落，無法挽回，整個民族這時萌生出一種強烈的團結意識，通過種種方式尋求確立與發展。不同於單個部落聯盟，凱爾特全體貴族團結起來雖打亂了現有秩序，卻也喚醒並助長了一種民族團結統一觀念。該民族常年陷於外患，在與鄰國的交戰中疆土日益縮減，從另一方面也激發了民族統一觀念。就像昔日希臘人出征波斯以及義大利人與凱爾特人的交戰，阿爾卑斯山北邊的高盧人也是在與羅馬的交戰中才感受到民族的團結以及它所帶來的力量。在部落間的紛爭和封建勢力的交惡當中，我們仍然能聽到這樣一些聲音，他們主張犧牲某些部落的獨立，甚至是騎士階層的領主特權以換取整個民族的獨立。在愷撒一戰中，我們看到了全體人民對外族入侵的深惡痛絕，凱爾特愛國派人士對愷撒的態度，與之後德意志愛國派人士對拿破崙的態度完全相同。此外，各地區之間信息傳遞迅速，如電報一般，可見反抗外族入侵的運動規模龐大、組織有序。 國家宗教統一的基礎——祭司 雖然凱爾特民族在政治上早已分崩離析，但對於宗教神學卻有著極為一致的信仰。若非如此，我們便無法理解凱爾特人的民族認同感和強大的意志。凱爾特的祭司團即當地所謂的德魯伊（Druids）教會，作為人與宗教之間常見的一種紐帶，將大不列顛全島及整個高盧、乃至其他凱爾特人所在地區聯繫起來。教會設一人專門管理，由各祭司推舉產生；祭司分為幾類，每類祭司隊伍中流傳著各式各樣的傳說；祭司擁有特權，特別是免交賦稅及免服兵役的權利；教會每年定期在沙特爾（Chartres，即凱爾特領土的中心）附近舉辦理事會；最重要的是，堅定的信徒對祭司盲聽盲信，一味遵從，完全不亞於現代愛爾蘭人。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祭司團體的目的就是推翻塵世間的政權，事實也的確如此。在君主任期一年的地區，當君位虛懸時，由祭司團主持選舉。此外，祭司團主張成員有權將個人甚至整個團體逐出教會，乃至最終逐出文明社會，竟大獲成功。它用盡一切辦法，務必將最重要的民事案件納入管轄範圍，尤指那些關乎疆界和遺產繼承的案件。鑒於他們有權將他人逐出團體，同時大概考慮到凱爾特民族常殺人祭神，並且這一習俗長期以來多用罪犯作犧牲品，因此祭司團授予各位祭司廣泛的刑事管轄權，以鉗制國王和大法官的刑事裁定權。此外，祭司團甚至要求有宣戰求和的決定權。高盧民族大體上依舊與教會團並無二致，設有教皇和教士理事會，教士有權免交賦稅、免服兵役，有權停止某人參加聖事活動或出入宗教場所。不過，不同於近代的教會國家，它並未脫離民族，相反頗具民族特色。 部落聯盟缺乏政治集權 當同胞情誼在凱爾特各部落間興起，該民族卻仍舊無法實現中央集權統治。就中央集權的核心而言，希臘有馬其頓國王，日耳曼有弗蘭克王，凱爾特民族什麼也沒有。凱爾特祭司團和貴族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這個民族，維繫著整個民族的團結。但一方面，他們代表著各自階級的利益，因而不能統一全民族；另一方面，他們勢力強大，不允許任何君主和部落完成統一大業。人們為統一大業做出過多種努力，但正如部落組織體系那般，這些舉措促使局面往另一端發展——霸權體系。強大的部落將勢力弱小的部落納為屬地，在對外交往中一切行為皆代表屬地，並代替屬地訂立國際條約，而附屬部落承擔服兵役的義務，有時還需納貢。如此一來，一大批獨立的聯盟誕生。但對整個高盧而言，無論內部多麼團結，都沒有一個強大的部落能夠形成某種紐帶團結整個民族。 比利時聯盟—沿海部落—高盧中部聯盟 上文已述，羅馬人遠征阿爾卑斯山以北時，初期在北部發現了一支由蘇埃西翁人領導的不列顛-比利時聯盟，同時在高盧中部和南部發現了阿維爾尼聯盟，該聯盟之後與屬國較少的埃杜維展開了一系列對抗。到了愷撒時期，我們發現在高盧東北部、介於塞納河與萊茵河之間的比利時依舊是這樣一個聯盟，但顯然不再包括不列顛。而在兩河沿岸即今諾曼底和布列塔尼區域，出現了由眾多沿海部落組成的阿爾摩利加（Aremorican）聯盟。在高盧中部即嚴格意義上的高盧地區，仍有兩派像過去那樣爭奪霸權，一派以埃杜維部落為首，一派由阿維爾尼人領導，但該部落因與羅馬交戰勢力遭到削弱，因而喪失了霸權，改由塞卡尼人領導。這些聯盟勢力相當，各自獨立存在，而高盧中部聯盟的領國勢力卻似乎從未到達高盧東北部，嚴格說來，甚至也從未到達過高盧西北部。 各聯盟的特徵 毫無疑問，部落聯盟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整個民族對自由的渴望，但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單單這點都遠遠不夠。聯盟組織十分鬆散，在聯盟體系和霸權體系間不斷徘徊。在和平時期，整個聯盟的一切行為由聯邦議會代表，而在戰時則由將軍代表[9]，代表本身勢力最弱。只有比利時聯盟似乎由於內部團結而更為強大，出於愛國情懷，他們成功擊退了辛布里人，事實證明這種精神鼓舞是有益的。霸權之爭導致各聯盟產生分裂，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分裂愈演愈烈。因為無論哪一方獲勝，另一方仍舊能保留部分政治殘餘，儘管淪為屬地，它們日後也可再度爭奪霸權。在勢力強大的部落中，爭鬥不僅會破壞內部秩序，而且會波及每個附屬部落乃至每座村落，通常家家戶戶皆不能倖免，而個人所持立場取決於各自的人際關係。我們認為，雅典的滅亡並非出於與斯巴達一派的爭鬥，而是每一個附屬部落甚至雅典城內雅典派和斯巴達派的內訌。因此，阿維爾尼部落與埃杜維部落一再爆發小規模紛爭，最終也導致了凱爾特民族的毀滅。 凱爾特騎兵部隊 而這些政治和社會關係反過來影響這個民族的軍事實力。凱爾特民族武裝力量以騎兵為主，此外在貝爾格部族附近乃至不列顛群島，古代富有民族特色的戰車已趨於完備。這些規模龐大的騎兵部隊和戰車部隊都由貴族和他們的部下組成。就貴族而言，他們極具騎士天賦，喜愛犬馬，不惜花費重金購買外國品種的駿馬。這樣一支隊伍有獨特的精神信仰和戰鬥模式，徵兵時，凡是能騎馬的，無論老少都能入伍；面對不大重視的敵人，開戰時人人定要宣誓，稱至少要衝破敵軍防線兩次，否則他們誓不回家。僱傭兵大多自由散漫、意志消沉，對自己和他人的性命漠不關心。對此，有幾個流傳下來的故事可以為證，且大多帶點奇聞色彩。例如，凱爾特民族在宴會開始時通常以打鬥熱場，有時還會為生死而戰。此外凱爾特當地還盛行一種習俗，比羅馬的武士決鬥更甚，即賣身以換取一定錢財或若干桶酒，並自願在眾目睽睽之下臥於盾上受刑至死。 凱爾特步兵 相比於騎兵，步兵裝備落後。羅馬軍隊曾在義大利和西班牙兩地與凱爾特部隊交戰，總的看來，這裡的凱爾特部隊多指步兵。在步兵中，大型盾牌仍是主要的防守武器。而另一方面，長矛取代刀劍成為使用率最高的攻擊武器。一旦多個部落聯合發動戰爭，通常以部落為單位安營紮寨並執行作戰計劃。至於各個部落徵兵是否設有專門的軍事組織或是否存在規模更小的常備戰略分支，並無史料記載。整個凱爾特部隊一直沿用一長列運貨馬車拖運行李物資。不同於羅馬軍隊每晚挖壕溝紮營，凱爾特軍隊只能用運貨馬車設置路障。而在特定部落中，如內爾維部，步兵戰鬥素養極高，頗引人注目，並且這些部落並未配備騎兵，甚至算不上一個凱爾特部落，更像是一個由日耳曼移民組成的部落。總而言之，這一時期的凱爾特步兵雖規模龐大，但似乎並不好戰，特別是在南部各地，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大多數戰士也失去了上陣殺敵的鬥志。正如愷撒所言，凱爾特人不敢與日耳曼人在戰場上正面交鋒。而愷撒對該支軍隊的抨擊還不止於此，他還說道，在第一場戰役見識到凱爾特步兵之後，絕不允許羅馬步兵與他們聯合作戰。 凱爾特文明的發展階段 若我們依據愷撒在阿爾卑斯北部地區的所見所聞來考察凱爾特的整個面貌，那麼相比於一個半世紀前波河流域的文明程度，凱爾特民族的文明還是取得了長足進步。那一時期民兵組織表現優異，是所有軍隊的主力，而如今卻被騎兵取代。那一時期凱爾特人住在不設圍牆的村落，而如今他們居住的城鎮外早已豎立起堅固的城牆。在倫巴蒂區古墓出土的器物中，以銅器和玻璃器皿為例，其製作工藝遠不及北高盧。就文明進化程度而言，最具衡量價值的大概莫過於全民族團結統一的信念。當凱爾特人在今巴倫蒂的這片土地上作戰時，這種民族認同感表現尚不顯著，直到與愷撒一戰，才迎來了爆發的高峰。從各方面來看，凱爾特民族與愷撒相遇之時，其文明程度已達到峰值，正由盛轉衰。而對我們這些並不完全了解情況的人而言，愷撒時期阿爾卑斯山北邊的凱爾特文明在某些方面令人肅然起敬，但更多表現出一種趣味性。就某些方面而言，相較於以帆船、騎士制度以及教會組織為代表、並曾大膽嘗試以部落乃至更高層次的民族而非城鎮作為立國之本的古希臘羅馬文化，這種文明和近代文化的聯繫更為緊密。但正因為我們接觸凱爾特民族時，它的文明已發展到某一高度，因而才愈發暴露出道德素質的低下，或者說文化實力的衰弱。 他們無法運用自身資源創造出一種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也無法創建一個民族國家，他們能做的只不過是創立一種全民性的宗教神學，並特設了一種新的貴族階級，原本那種純粹的勇敢不復存在，軍人的勇氣建立在較高的道德水平和更合理的制度之上，而後兩者以文明進步為前提，因此這種勇氣只能以尚未成熟的狀態出現在騎士階層中。固然真正的野蠻之風已然消逝，過去在高盧宴會上，肥美的腰腿肉通常要賞給最勇敢的人，但同桌賓客一旦認為此舉有冒犯之嫌，便可隨意以此為由向受獎者發出挑戰。此外，死去的部隊首領需用他最信賴的侍從陪葬，但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不過殺人祭神的習俗依然得以保留，並且法律規定一切刑罰不可施於男性自由民，卻可施於女性自由民和奴隸。由此可見，女性地位在凱爾特文明時期十分低下。而原始各民族混戰時期所取得的特權在凱爾特人手中毀於一旦，至於文明與一個民族完全交融所帶來的益處，凱爾特人從未體會過。 凱爾特人與伊比利亞人 以上便是凱爾特民族的內部情況，而它們與鄰族之間的關係仍有待挖掘。在這一時期各勁敵之間戰爭不斷，你爭我奪，相比於取得勝利，尋求自保都舉步維艱，而人們對此所持態度也有待我們進一步闡明。沿庇里牛斯山一帶，各民族長久以來和平共處，反觀過去，隨著凱爾特人入侵，伊比利亞土著（後又稱巴斯克人，Basque）逐漸被排擠同化，那個時代早已過去。在愷撒時期，庇里牛斯山的河谷地帶、貝亞恩（Bearn）和加斯科尼（Gascony）兩地的高山以及加倫河以南的沿岸平原，無疑都歸阿奎塔尼人所有。阿奎塔尼族由許多伊比利亞後代所在的小部落構成，彼此很少接觸，幾乎與外界隔絕。在這片土地上，只有加倫河口和重要港口布迪格拉（即波爾多，Bordeaux）屬於凱爾特民族的一個部落，該部落名為比圖里吉-維維西（Bituriges-Vivisci）。 凱爾特人和羅馬人和解後高盧與羅馬間商貿發展 與之相比，我們需更加重視凱爾特民族與羅馬人及日耳曼人之間的關係。上文已提及的事實，在此我們無需重述，如羅馬人通過自身逐步發展逼退凱爾特人，最終占領了阿爾卑斯山與庇里牛斯山之間的海岸地帶，從而完全截斷了凱爾特人通往義大利、西班牙和地中海的通道。回想幾百年前，羅馬人曾在羅訥河口築起一座希臘城堡，大概從那時起就為這場風暴埋下了伏筆。我們只需強調一點，那就是凱爾特人所受到的壓迫不僅來自羅馬強大的軍事力量，同樣來自羅馬的先進文化，而高盧作為古希臘燦爛文明的發源地，也有助於羅馬文化的傳播。儘管戰爭頻發，商貿活動卻從未停止，並常常成為戰爭的導火索。凱爾特人並未拋棄北方人的生活習慣，愛喝烈酒，並且喝的烈酒通常不加水稀釋，以求一醉方休，這與塞西亞人（Scythian）十分相似。但性情溫和並節制的南方人對此十分厭惡，不過作為商人，他們不得不與這類顧客交易，別無選擇。很快，這類生意頗受義大利商人歡迎，成為他們眼中的「金礦」，用一壇酒換一個奴隸的買賣在高盧已算不上稀奇事了。至於其他奢侈品，如義大利的馬匹在高盧地區頗為暢銷。據史料記載，這時羅馬公民購置地產已不局限於羅馬本土區域，並效仿義大利運作模式賺取利潤，如早在大約羅馬紀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位於塞古西亞維部落的羅馬田莊運營模式便是如此。而上文提及在解放後的高盧，尤指阿維爾尼人之間，人們在被羅馬征服前已通曉羅馬語言，無疑也是出於這一原因。但掌握這一知識的人大概仍占少數，絕大多數人與埃杜維聯合部落中的官員交談還需譯者協助。這些烈酒商販和擅自占用他人房宅的地主不僅打開了占領北方之路，同時吸引了日後征服高盧的勇士，並為其掃清了障礙。而對此最生動的描述莫過於高盧最強大的部落——內爾維部所簽署的一份禁令，與某些日耳曼部落相似，上面明確寫道禁止與羅馬人交易。 凱爾特人與日耳曼人 相較於地中海區域對羅馬來勢洶洶的入侵，日耳曼人由波羅的海和北海往南的攻勢更為猛烈。作為東方民族大搖籃里的一支新鮮力量，日耳曼人憑藉年輕人的活力，當然還有年輕人的粗野，在眾多歷史悠久的民族當中獲得一席之位。儘管該民族定居在萊茵河畔的部落，如烏斯佩特部（Usipetes）、滕克特里部（Tencteri）、蘇剛布里部（Sugambri）和烏比部（Ubii）已踏上文明的進程，人們也不願遷居。但所有歷史記載都表明，在距離較遠的內陸地區農業不受重視，許多部落幾乎找不到定居之所。在這一點上，這一時期西邊鄰族很難通過部落名稱來命名日耳曼境內的任一民族，只知道他們統稱蘇維匯人（Suebi，意為漂泊不定的人或流浪者）或馬科曼尼人（Marcomani，意為守邊武士）[10]。在愷撒時期，各部落都不能以這些名稱命名，雖然在羅馬人看來也是如此，但它們之後還是變成了一個個部落名。 凱爾特人失去萊茵河右岸土地 這個強大的民族向凱爾特人發動了最猛烈的一次攻擊。在爭奪萊茵河以東地區的戰事上，日耳曼人與凱爾特人也許曾大動干戈，但具體情況我們不得而知。我們所知的只是大約在羅馬第七世紀末，凱爾特人失去了通往萊茵河的所有土地。過去，波伊（Boii）部落曾在巴伐利亞（Bavaria）和波西米亞（Bohemia）定居，如今卻淪落到無家可歸，到處流浪。甚至以前曾屬於赫爾維蒂部的黑森林地區（Black Forest，今德國西南部森林地帶），若非被附近的日耳曼部落占領，必然會成為邊境地區大民族競相爭奪的一塊荒蠻之地，這大概也很符合人們之後對它的稱呼——赫爾維蒂沙漠。日耳曼人行為野蠻，善於謀劃，他們大肆運用野蠻手段，放任鄰近區域化成一片片荒漠，從而抵禦外敵入侵。 萊茵河左岸的日耳曼部落 然而，日耳曼人卻並未在萊茵河定居。辛布里部和條頓部（Teutonic）的軍隊單就主力而言，都由日耳曼部落成員構成。五十年前，他們大舉進攻，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橫掃潘諾尼亞（Pannonia）、高盧、義大利和西班牙，但日後看來這似乎只是為進行一番大規模偵察。彼時，日耳曼各部落早已在萊茵西岸，特別是下游地帶建立了永久居住地。定居者以征服者的姿態闖入，不斷向鄰近的高盧居民索要人質，每年徵收貢物，仿佛高盧人受他們支配一般。在這些日耳曼部落中，阿杜亞都契（Aduatuci）原本只是辛布里部的一支殘餘力量，現已壯大成一個大部落。此外，位於列日（Liege）的馬斯河的一些部落之後都改用「通格里部」（Tungri）這一統稱。甚至該地區兩個規模最大、勢力最強的部落——特維希（Treveri，在今特瑞維附近）和內爾維（位於埃諾特），在頗有威望的權威人士看來也全由日耳曼人組成。而這些傳言是否完全可信，我們仍未可知，因為據塔西佗所言，此後在最後提到的這兩個部落中，人們會為擁有日耳曼人血統，而非備受輕視的凱爾特人血統而感到自豪。 不過斯海爾德河（Scheldt）、馬斯河和摩澤爾河（Moselle）一帶的人大多與日耳曼人往來密切，或多或少受到日耳曼人的影響。日耳曼殖民地或許本身規模不大，卻舉足輕重，以此為窗口我們看到了萊茵河右岸各部落在這一時期經歷的跌宕起伏，同時成功預見規模較大的日耳曼部落，不久後將跟隨這些先行者的足跡，橫渡萊茵河。人們遭受著兩方面的外來入侵威脅，民族內部也分崩離析，他們當然不奢望整個陷入災難的凱爾特民族依靠自我努力振作起來，挽救頹勢。分裂以及由此引發的衰敗構成了整個民族的歷史，對於這個民族而言，它在歷史上再也無法列出一場戰役與馬拉松戰和薩拉米斯戰乃至阿里西亞（Aricia）戰和洛丁平原之戰（Raudine）媲美，即便在興盛時期也無法團結一致打敗馬西利亞，如今步入遲暮之年的它，如何能抵禦如此強大的敵人？ 有關日耳曼侵略的羅馬政策 凱爾特人若單靠自身力量，必然不是日耳曼人的對手，而愈是如此，羅馬人則愈應該小心關注兩民族間糾紛的事態發展。雖然由此引發的運動並未直接影響到人民，但卻關係到他們最切身的利益，他們自然掛心。由此我們不難知曉，凱爾特民族的對外關係可迅速對其內部情形產生永久的影響。正如希臘斯巴達一派聯合波斯人進攻雅典那般，羅馬人自初次出現在阿爾卑斯山北邊，就一直在埃杜維部落的幫助下與阿維爾尼部落爭奪霸權，後者在當時的凱爾特南部占據統治地位。而正是因為這些「羅馬民族新哥們」的鼎力相助，羅馬人不僅攻下阿洛布羅基，占領了阿維爾尼部落的大片散落領土，並且在高盧還未被殖民之時，憑藉自身的勢力將阿維爾尼部落的霸主地位交到埃杜維部落手中。但希臘民族所遭受的威脅只來自一方，凱爾特人則需要同時面對大量仇敵來犯。當然，他們可以聯合其中一方對抗另一方，並且如果凱爾特中的某一派依附於羅馬人，他們的對手必然會聯合日耳曼人形成對抗之勢。 而這對於貝爾格人來說再正常不過了。他們與橫渡萊茵河而來的日耳曼人為鄰，彼此在許多方面來往日益密切。此外，或許由於文明程度較低，這讓他們覺得本民族與外來民族蘇維匯人的關係，就像文明程度較高的阿洛布羅基人與赫爾維蒂人那般親近。如上所述，凱爾特南部的塞夸尼部落可謂規模龐大，是反羅馬一派勢力的領袖，面對羅馬人赤裸裸的威脅，他們完全有理由號召所有日耳曼人來對抗羅馬人。元老院無所作為，一切跡象都表明一場新的革命蓄勢待發，凱爾特人目睹著這一切，認為這個時候正是剷除羅馬勢力的最佳時機，尤其有利於打擊依附於羅馬的埃杜維部。埃杜維部與塞夸尼部以索恩河（Saone）為界，兩部落曾因渡河稅問題發生決裂，大約在羅馬紀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日耳曼君主阿里奧維斯圖斯（Ariovistus）以塞夸尼僱傭兵隊長的身份，率領約一萬五千名武裝人員橫渡萊茵河。 阿里奧維斯圖斯來到萊茵河中游地區 這場戰爭持續了許多年，雙方各有勝負。總的看來，結局對埃杜維部不利，他們的領袖埃波雷多里克斯（Eporedorix）在最後關頭動員所有屬下，率領一大隊精兵向日耳曼人發起猛攻。但日耳曼人拒不迎戰，藏身於沼澤地與森林一帶。時間久了，各部落疲於等待，逐漸解散，這時日耳曼人才回到空曠地帶，於是阿里奧維斯圖斯在阿德瑪格托布力甲（Admagetobriga）發起強攻，結果埃杜維部騎兵中的精銳全部戰死。由於戰敗，埃杜維人不得不服從戰勝方提出的條款媾和，被迫放棄霸權，並承諾連同所有屬下一起歸於塞夸尼部落；同時，他們需向塞夸尼部（更準確地說是阿里奧維斯圖斯本人）交納貢物，並交出最高貴族的孩子作為人質；最後，他們需立誓永不索還人質，並永不向羅馬人尋求介入幫助。 羅馬人的不作為 大約到了羅馬紀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11]，兩部落之間才恢復和平。而基於本民族的榮譽和利益，羅馬人當然不願看到這一點。埃杜維一位貴族狄維提亞庫斯（Divitiacus），作為該部落親羅馬派的領袖遭到族人驅逐，因此他親赴羅馬央求羅馬人介入。此外。有一事更需大家提高警惕，那便是在羅馬紀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阿洛布羅基部發動了一場叛亂。阿洛布羅基部與塞夸尼部為鄰，它的叛變無疑與上述事件有關。事實上，羅馬人曾派遣高盧省長的職員赴埃杜維部，一同商議派執政官和隨行軍隊翻過阿爾卑斯山。但這類事務的決定權仍在於元老院，元老院對此最終還是空話多於實幹。羅馬人最終用武力平定了阿洛布羅基部的叛亂，但就埃杜維部而言，羅馬人不僅毫無作為，甚至在羅馬紀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將阿里奧維斯圖斯列入親羅馬一派君主的名錄中[12]。 日耳曼帝國在高盧建成 如此，這位日耳曼軍事領袖自然認為羅馬人意圖放棄其所占的凱爾特土地，於是打算在此定居，日後在高盧土地上建立一個日耳曼公國。他所率部下本就不少，之後應他的號召從家鄉陸續趕來了更多的人，截至羅馬紀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渡過萊茵河的日耳曼人約計十二萬人。這一場日耳曼民族的大遷徙有如江河之水，一旦水閘打開便向美麗的西部奔瀉而去。而阿里奧維斯圖斯的目的，便是帶領這一大群人定居此地，為日後統治高盧奠定基礎。至於他在萊茵河左岸創立的日耳曼定居地規模如何，我們無法定論，但那必然是一片廣闊的區域，以支撐他那更為宏遠的計劃。在他看來，凱爾特民族完全沒有自主權，各部落間毫無差異可言。原本他作為塞夸尼部僱傭的將軍渡過萊茵河，如今即便是塞夸尼部也如他手下敗將一般，不得不割讓三分之一的領土給他，供其與部下長期居住，而這塊土地大概就是後來特利波契人（Triboci）居住的阿爾薩斯（Alsace）北部地區。不過這仿佛還不夠，隨後哈魯德部（Harudes）趕來，阿里奧維斯圖斯又替他們向塞夸尼部索要了三分之一領土。如此看來，他立志像馬其頓的菲利普國王那般統治高盧，所有親日耳曼和依附於日耳曼人的凱爾特人，都必須臣服於他。 赫爾維蒂部入侵高盧腹地 這位野心勃勃的日耳曼君主帶著危險一步步逼近，羅馬人本就擔憂不已，又因他背後勢力龐大，愈發顯得來勢洶洶。烏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原本住在萊茵河右岸，專橫獨斷的蘇維匯人不斷侵犯他們的領土，他們厭倦了這樣的生活，於是趕在愷撒到達高盧（羅馬紀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之前便離開了舊居，去往萊茵河口附近另覓新居。他們已從門奈比人（Menapii）手中奪回了右岸本屬於自己的領土，可以預見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占領左岸。此外，蘇維匯部派出的軍隊集結在科隆（Cologne）和美因茲（Mainz）兩地之間，威脅要突襲對岸的特雷維里部。再者，位於凱爾特最東部的赫爾維蒂部儘管兵力充足，驍勇善戰，卻日益遭受日耳曼人的侵擾。除此之外，由於他們從丟掉的領土重回萊茵河北岸定居，可能會引發人口過剩問題。又因阿里奧維斯圖斯移居塞夸尼部落領域內，赫爾維蒂部面臨著與同胞完全隔絕的危險。於是，他們孤注一擲，自願撤離自己的領土將它送給日耳曼人，轉而在侏羅山（Jura）西面尋找面積更廣闊、土壤更肥沃的新居所，若有可能，一併奪取高盧腹地的霸權。昔日辛布里部入侵時，赫爾維蒂的幾個部落已構思出這種計劃，只是在等候機會實施。同樣，勞拉契人（Rauraci）的領土（巴塞爾和南阿爾薩斯）也受到了威脅，並且波伊部落殘餘早期便由於日耳曼人的緣故背井離鄉，如今居無定所，到處流浪。於是這兩個部落以及其他一些小部落也加入到赫爾維蒂部的計劃中來。早在羅馬紀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他們的快速部隊便越過侏羅山，千里迢迢來到羅馬省。無需多久，整支軍隊就會發起攻勢。在康斯坦茨湖（Constance）和日內瓦湖之間有一片重要區域，而當地防守軍早已逃之夭夭，於是日耳曼軍浩浩蕩蕩入駐此地。從萊茵河到大西洋，日耳曼部落從未停下前進的步伐，使得萊茵河全線區域無不感受危險逼近。這一歷史性的時刻讓我們聯想到，之後愷撒帝國在一片風雨飄搖中應付阿勒曼尼和法蘭克兩部落聯合攻勢的場景。而就在當時，他們似乎就像用五百年後有效抵禦羅馬人的策略來對付凱爾特人。 愷撒去往高盧組建軍隊 面對這樣的局面，新任省長蓋烏斯·愷撒在羅馬紀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春天來到高盧統治的納博地區。原本愷撒的統治區域只包括高盧境內的阿爾卑斯山南部、伊斯特利亞半島（Istria）和達爾馬提亞地區（Dalmatia），後經元老院頒布的法令新增了納博地區。一開始，他的任期僅有五年（至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之後在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確認延任五年（至羅馬紀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他有權任命十名與省長同級的副職官員，且可以任意招募管轄範圍內公民以擴充軍團規模或組建新的軍團，其中尤以高盧境內的阿爾卑斯山南部人口居多。而在這兩省所招募的士兵中，單就常備步兵而言，包含四支訓練有素、驍勇善戰的軍團，即第七、八、九和十號兵團，人數總計將近24000人，此外通常屬國還會加派軍隊支援。騎兵和輕武裝部隊也頗有特色，不僅有來自西班牙的騎兵，還有來自努米底亞（Numidian）、克里特島（Cretan）和巴里亞利群島（Balearic）的弓箭手和投石兵。愷撒的部下都是首都民主一派中的精英，其中不乏年輕的紈絝貴族和精明能幹的官員，如愷撒政界老盟友的幼子普布利烏斯·克拉蘇（Publius Crassus）以及跟隨民主派領袖從古羅馬廣場輾轉到戰場的忠實副官提圖斯·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愷撒並未接受到任何確切的指令，作為一位眼光銳利、富有膽識的軍事家，眼下的情形就是他要解決的問題。在這裡，人們必須設法挽回元老院因疏忽所犯下的過錯，而阻止日耳曼移民狂潮則是其中的首要之舉。 赫爾維蒂部撤退 就在此時，赫爾維蒂部入侵。此舉與日耳曼人脫不了干係，並且蓄謀已久。一方面，他們不願將身後的舊居拱手讓與日耳曼人，一方面也是為了阻斷自己的退路，赫爾維蒂部燒毀了所有城鎮村莊。長串的馬車載著婦女、兒童以及最值錢的家當，從四面八方趕到日內瓦附近的萊蒙湖（Leman lake），和盟友約定這一年3月28日[13]在此地匯合。依據他們估算，這波人馬共計368000人，其中能上戰場的約占四分之一。由於侏羅山脈位於萊茵河與羅納河之間，蜿蜒數百公里，幾乎對赫爾維蒂部的領土形成包圍之勢，僅留下西部一個缺口，山中小徑適於設防，卻不利於上述這類車隊通行，所以諸位首領決定先向南繞道，而後在侏羅山西南最高點與薩沃伊山脈之間（今埃克呂斯堡附近）找到羅納河的峽口，在那裡開闢一條往西的道路。但在羅納河左岸，山體距河流太近，只剩一條狹窄的山路並且隨時都有落石堵塞的危險，而該片區域恰好屬塞夸尼部管轄，他們必然不會輕易放行。於是赫爾維蒂部寧願從羅納河峽口上游渡河，繞到阿洛布羅基側左岸，計劃沿羅納河下遊走到平原地帶再回到右岸，而後整裝前往高盧西部的平原地區，這片區域上有一個名叫聖東尼的部落（即聖東日，位於夏朗特河河谷），瀕臨大西洋且土壤肥沃，於是流浪者們紛紛選擇在此定居。整支隊伍在經過羅納河左岸時，必然要穿過羅馬領土，而愷撒並不願默許赫爾維蒂部在高盧西部定居，因而堅決阻止他們通行。 不過愷撒手下雖握有四個兵團，但其中三個都遠遠駐紮在阿奎萊亞（Aquileia）。羅納河自日內瓦的萊蒙湖至峽口全長超過十四英里，即便他急忙召集阿爾卑斯以北省份的民兵，僅靠這麼一點民兵也很難阻擋渡河的數萬凱爾特大軍。而赫爾維蒂部十分樂意通過和平手段渡河，並借道於阿洛布羅基領土。在與赫爾維蒂一番談判而沒有任何結果後，愷撒需在十五天內拆毀日內瓦的羅納河橋，並修築一條長約十九英里的戰壕阻止敵人進犯羅納河南岸。從軍事角度來看，這是人們第一次用城牆和壕溝將一個個堡壘串聯起來，從而形成保衛帝國邊疆的一道屏障，之後就被羅馬人大規模應用於戰事。赫爾維蒂部企圖從不同地方乘船或涉水到達羅納河彼岸，卻不想每條線路都遭到羅馬人阻撓，於是他們不得不放棄渡河。 赫爾維蒂部向高盧挺進 另一方面，高盧的反羅馬一派希望得到赫爾維蒂部的強力支持，特別是埃杜維部狄維提亞庫斯的弟弟杜姆諾里克斯（Dumnorix），前者是部落民族黨的領袖，後者是該部落羅馬黨的領袖，在他們二人的幫助下赫爾維蒂部才得以穿過侏羅山關隘和塞夸尼部領土。羅馬人想要阻止，卻苦於沒有法律上的依據。而赫爾維蒂部此次遠征雖無關羅馬領土形式上的完整，但危及到他們的許多重大利益。只有當愷撒不像以往所有元老院任命的省長甚至馬略（Marius）那般，不局限於鎮守邊疆的分內之事，而是率領一支大軍跨越既定的疆界，才能保障這些利益。愷撒深知自己不屬於元老院，而屬於整個民族，因此他毫不猶豫。他迅速親自從日內瓦趕往義大利，憑藉自身極高的處事效率，將駐紮在那裡的三個兵團和新增的兩個擴充兵團帶回。 赫爾維蒂戰役 他將這些兵團與駐紮在日內瓦的兵團進行整編，而後率領所有軍隊渡過羅納河。他在埃杜維領土上的意外露面，讓當地羅馬黨立馬恢復了政權，這對日後保障充足的戰備物資意義十分重大。他觀察到赫爾維蒂人遠渡索恩河，經塞夸尼部領土進入埃杜維，而仍留在索恩河左岸的那部分人，尤其是蒂戈林（Tigorini）兵團，都被快速行進的羅馬人抓獲殲滅了。但這時遠征軍的主力已成功抵達羅納河右岸，愷撒只得拚命追趕，赫爾維蒂龐大的主力軍隊二十天都未能完成的渡河任務，愷撒僅用了二十四小時便成功了。羅馬軍隊既已渡河，赫爾維蒂部便無法繼續往西行進，只能轉而向北。他們必然認為愷撒不敢深入高盧腹地繼續追趕，同時構思出一個新的計劃，就是若愷撒放棄追趕，他們便再繞回原定目的地。在之後的十五天裡，羅馬軍隊一直偷偷追隨其後，時刻保持約四英里的距離，希望待時機成熟且勝率較大時襲擊赫爾維蒂部，並一舉殲滅。但這一時機遲遲沒有到來，雖然赫爾維蒂車隊行進緩慢，但其首領深諳如何應對偷襲，不僅糧食供應充足，而且通過暗中觀察將羅馬軍營內部事務調查得一清二楚。 相反，羅馬軍隊一開始就面臨戰備物資短缺問題，尤其是在赫爾維蒂部撤離索恩河、一切河道運輸線路被斬斷之後。埃杜維部曾許諾的物資供應遲遲不來，這才造成了這一困難局面，而兩方軍隊仍在各自領土四處走動，則更引起羅馬人的懷疑。此外，羅馬這支約四千騎的騎兵大隊極不可靠，因整支隊伍幾乎都是凱爾特騎兵，尤以羅馬眾所周知的仇敵——杜姆諾里克斯所率的埃杜維私家騎兵居多，而對收留他們的愷撒而言，與其說他們是士兵，更不如說是人質。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之所以敗給實力薄弱的赫爾維蒂騎兵，皆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因為羅馬陣營中的一切信息都是他們傳達給敵軍的。愷撒的地位岌岌可危，他面臨的困難不言自明，埃杜維部不僅與羅馬曾公開結盟，甚至還出於某種特殊利益支持羅馬，凱爾特愛國人士對此能有何作為？若羅馬軍隊不懼怕一步步深入這片騷動不斷的土地，日益遠離與外界的聯繫，又會產生何種後果？軍隊恰巧剛剛經過埃杜維部首都比布拉克特（Bibracte，又稱歐坦［Autun］），還未走遠，這時愷撒決定先用武力攻下這塊重地，再繼續進軍內地。由此可見，他的實際意圖很可能是完全放棄追趕，改而占領比布拉克特。不過當他放棄追趕而轉攻比布拉克特時，赫爾維蒂部便以為這是羅馬人準備逃竄之舉，於是立馬發動攻勢。 比布拉克特戰役 此舉正中愷撒下懷。雙方軍隊沿兩條平行山脈排兵布陣，凱爾特人率先發動攻勢，力挫進入平原地帶的羅馬騎兵，猛衝向駐守在山坡上的羅馬兵團。不過在那裡，他們遭到愷撒老兵的頑強抵抗，只得撤退。於是羅馬軍隊乘勝而下來到平原，凱爾特軍隊再次進攻，同時預留了一小支部隊從側面進攻，形成夾擊之勢。而羅馬軍隊也派出預備軍從側面迎戰這一小支凱爾特軍，迫使他們脫離主力部隊逃到行李和車隊營地，並一舉殲滅之。最終，赫爾維蒂軍的主力部隊節節敗退，不得不向東撤退——這恰恰與遠征軍前行的方向完全相反。經此一戰，赫爾維蒂部在大西洋沿岸建立新定居地的計劃成為泡影，只能聽憑戰勝方處置。 對戰勝方而言，這同樣是場惡戰。愷撒當然不能完全信任他的下屬官員。戰爭一開始，他便將所有官員的馬匹送走，以便明確他們堅守陣地的職責。事實上，若羅馬軍隊戰敗，他們很可能會全軍覆沒。原本羅馬士兵早已疲憊不堪，無法全力追趕逃兵，但由於愷撒宣稱一切幫助赫爾維蒂部的人都將被視為羅馬的仇敵，並將以對付赫爾維蒂人的手段對付他們。因而逃兵所到之處，尤其是林貢斯人（Lingones）所在部落（在朗格勒附近），無人願意伸出援手。赫爾維蒂人沒了糧食和行李，又帶著大批不能作戰的隨營人員，走投無路，最終只得向羅馬將軍投降。 赫爾維蒂人被遣送回原居住地 相較而言，戰敗者尚算得到寬待。埃杜維部奉命讓無家可歸的波伊人住在他們境內，在那幾個勢力強大的凱爾特部落中，戰敗敵人所在的居住地其地位與羅馬殖民地無異。戰後赫爾維蒂部和勞拉契部的倖存者約占參戰人數的三分之一，自然被遣送回原來的部落據點。之後，這些據點被併入羅馬行省，羅馬一方提出豐厚的條件希望與當地居民結盟。如此一來，他們便能代羅馬人保衛萊茵河上游一帶，抵禦日耳曼人的入侵。在所有赫爾維蒂部落中，僅西南角上的一個部落屬於羅馬的直屬領土，之後在美麗的萊蒙河河岸，古老的凱爾特城鎮諾維奧杜努姆（Noviodunum，今尼永［Nyon］）變成羅馬邊境上的一座堡壘，又稱「愷撒的騎士殖民地」（Julian equestrian colony）[14]。 愷撒與阿里奧維斯圖斯談判 因此，萊茵河上游所面臨的日耳曼族入侵威脅得以消除，同時凱爾特人中反羅馬一派勢力也遭到壓制。在萊茵河中游一帶，日耳曼一族早在多年前就已在此渡河，阿里奧維斯圖斯和羅馬兩派之間的權力之爭每天都在高盧上演。隨著阿里奧維斯圖斯勢力不斷壯大，羅馬人也要加快擴充勢力，雙方關係很快就會走向破裂。對這一地區的大多數凱爾特人而言，相較於阿里奧維斯圖斯強加於他們的奴隸身份以及未來可能失去自由的風險，服從羅馬權威似乎更為穩妥。而至於少數凱爾特人，他們雖對羅馬人依舊懷恨在心，卻也不得不保持緘默。在高盧中部，眾多凱爾特部落效仿羅馬舉行例會，以凱爾特民族的名義邀羅馬將軍一同對抗日耳曼人。愷撒同意了。埃杜維部接受了他的建議，不再履行條約向阿里奧維斯圖斯繳納貢物，並要求對方交還人質。而阿里奧維斯圖斯以埃杜維違約為由，大舉進攻羅馬屬地，愷撒因而能趁機與他直接進行交涉，除要求交還人質並承諾與埃杜維部維持和平外，特別要求阿里奧維斯圖斯保證不再放任日耳曼人渡過萊茵河。這位日耳曼將軍充分相信雙方所擁有的權利是平等的，所以在回復羅馬將軍時稱，依據戰果，高盧北部便為他所有，高盧南部歸羅馬人所有，他既不妨礙羅馬人向阿洛布羅基人徵收貢物，那麼羅馬人也不應阻止他在屬地徵稅。在他之後的秘密提議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位未來的國王對羅馬境況了如指掌。他提到自己收到羅馬城內發出的邀請，請他除掉愷撒，此外他提議若愷撒將高盧北部留贈給他，他將助愷撒奪取義大利政權作為報答。既然凱爾特民族內的黨派之爭已為他打開了進入高盧的大門，他似乎還期望義大利的黨派之爭能夠鞏固他在當地的政權。數百年來，沒有任何一個強大的民族完全意識到權利的平等，而是像這位日耳曼核心部落首領一樣，粗魯傲慢地向羅馬人宣告其獨立。當那位羅馬將軍要求他依照屬國王子的慣例親自拜訪時，他立刻拒絕了。 阿里奧維斯圖斯遇襲戰敗 這樣一來，愷撒勢必不再猶豫，立刻發兵進攻阿里奧維斯圖斯。當他手下的軍隊，特別是下屬軍官，得知即將與在外征戰十四年之久的日耳曼軍隊一決高下時，不禁陷入一片恐慌。大概受到羅馬的影響，愷撒軍營中士兵道德素質低下，枉顧軍紀，不斷有人叛逃或發動暴亂。而這位將軍聲稱，如有必要，他將單獨率領第十軍團向敵軍進攻，他不僅知道如何用榮譽說服他們聽命於自己，同樣知道如何通過軍事競賽讓其他軍團歸於麾下，並以自我鬥志激勵部下。他並未給他們留下時間深思，而是加快了行軍的步伐。所幸的是，他趕在阿里奧維斯圖斯之前趕到了塞夸尼部的首都維桑提奧（Vesontio，今貝桑松）。應阿里奧維斯圖斯的邀約，兩位將軍面對面進行了一次協商，不過阿里奧維斯圖斯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掩蓋他想取愷撒性命的真實動機。 對這兩位來自高盧的殘暴統治者來說，武力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當下的和平只是暫時的。在阿爾塞斯南部的穆爾豪森（Muhlhausen）[15]，由於該地距萊茵河僅五英里，所以兩軍都在此駐紮且相隔不遠。之後阿里奧維斯圖斯率手下強兵成功避開羅馬軍隊的耳目，繞到其背後切斷了他們與總部的聯繫以及戰備物資運輸通道。愷撒希望通過一戰解決當前困局，但阿里奧維斯圖斯並不應戰。身為羅馬將軍，他別無他法，無奈手頭兵力薄弱，他只能效仿日耳曼軍之舉，派出兩支軍團繞過正面在日耳曼軍營另一側紮營，以恢復與外界聯繫，同時預留四支軍團駐守舊營。阿里奧維斯圖斯眼見羅馬人兵力分散，便試圖襲擊兵力較少的那一處營地，但被羅馬軍隊擊退。這場勝仗令愷撒備受鼓舞，他隨即率領所有士兵主動進攻，日耳曼軍隊也排成一列縱隊應戰，以一部落為一單位，載著行李和婦女的馬車緊隨隊列之後，這進一步加大了逃亡的難度。愷撒親率羅馬右翼軍隊向敵軍發起猛攻，逼得他們四處逃竄，而日耳曼右翼軍隊也以同樣的方式取得勝利。雙方各自一勝一敗，但從以往與蠻族的戰爭來看，其勝利都是由後備軍力量決定的。這次也不例外，羅馬軍隊憑藉後備軍的戰術，最終戰勝了日耳曼後備軍。此外，普布利烏斯·克拉蘇派出的第三線軍隊及時趕來支援，恢復了左線戰鬥力，最終決定了勝局。日耳曼軍一路逃竄，羅馬軍隊一直追到萊茵河畔，只有少數人（包括阿里奧維斯圖斯在內）成功逃到了彼岸（羅馬紀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 日耳曼人在萊茵河左岸定居 而這場勝利驕傲地向眾人宣告，這條義大利戰士來此見到的第一條大河，從此將歸羅馬管轄。萊茵河左岸日耳曼各殖民地的命運落入愷撒之手，作為勝利者他可以摧毀它們，但他沒有。鄰近的凱爾特部落，如塞夸尼部、李烏契部（Leuci）和梅狄奧馬特里契部（Mediomatrici）既不能自衛，也不值得信賴。遷居而來的日耳曼人承諾不僅會成為邊境地帶勇敢的守衛者，同樣會成為羅馬更為優秀的屬民。由於自身的民族性，他們與凱爾特人互不往來，又因保護新贏得的居住地關係到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便不再與萊茵河對岸的同胞聯繫。因此，勢單力薄的他們只得依附於中央政權。相較於無法信賴的朋友，愷撒處處更善待戰敗的敵人，在這裡也是如此。阿里奧維斯圖斯帶領日耳曼一族（包括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特利波契人、斯佩爾附近的訥美特斯人以及沃爾姆斯附近的汪基納內斯人）在萊茵河左岸一帶安下家來，愷撒讓大家擁有了新的居所，並委託他們保衛萊茵河邊境，抵禦他們的同胞來犯[16]。過去，萊茵河中游上的特雷維里領土一直飽受蘇維匯人威脅，阿里奧維斯圖斯戰敗的消息一傳來，蘇維匯人便立馬向日耳曼的內陸地區撤退，途中遭附近部落襲擊，損失慘重。 以萊茵河為界 歷經數個世紀，我們依然能感受到這場戰役帶來的眾多影響。羅馬帝國以萊茵河為界，禁止日耳曼人越過半步。高盧喪失了自主權，羅馬人一直以來統治著萊茵河南岸地區，而不久前日耳曼人又試圖占領該河以北區域。鑒於近來這些事件，高盧不僅將喪失部分主權，甚至要完全淪為羅馬帝國的附庸，萊茵河這條天然屏障也將變成一條政治分界線。元老院在其強盛時期尚未停止運作，直至將羅馬統治疆域擴張至義大利的疆界——由阿爾卑斯山和地中海形成的天然屏障——以及附近的一些島嶼。而在此基礎上，帝國又須不斷進行勢力擴張，劃定新的疆界。政府當局將此事交由命運，他們追求的不過是無須直接駐守疆界，而不是無疆界可以駐守。人們意識到，如今羅馬的命運已由一種新的精神和新的勢力掌控。 高盧貝爾格軍遠征 未來大廈的根基已經打下，但若要完成這項大業並讓高盧人完全服從羅馬的統治，以及讓日耳曼人承認萊茵河這一分界線，這些努力還遠遠不夠。固然，從羅馬疆界至以北的沙特爾和特瑞維累的高盧中部全境都表示服從新的政權，並且萊茵河上游及中游地帶暫時無需擔心日耳曼一族來犯，不過高盧中部遭到攻擊時，北部各省——無論是布列塔尼和諾曼底的阿爾摩利加部落，還是實力更強的貝爾格聯盟，都未受到影響，人們無需向戰勝者阿里奧維斯圖斯屈服。此外，上文提到貝爾格部與萊茵河畔的日耳曼人來往密切，而位於萊茵河口的日耳曼部落也正準備渡河。因此，在羅那紀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春，愷撒率軍（當時已增至八個軍團）攻打貝爾格各部落。貝爾格聯盟尚記得五十年前他們同仇敵愾，一同在領土邊界英勇抵抗辛布里部並大獲全勝的故事，又受到從高盧中部逃亡而來的眾多愛國人士的激勵，於是派出手下所有強兵，即蘇埃西翁國王加爾巴領導的三十萬武裝兵前往南部邊界迎戰愷撒。面對外族入侵，唯有強大的雷默部（Remer，位於蘭斯［Rheims］附近）認為這是個擺脫鄰國蘇埃西翁統治的機會，計劃像埃杜維部在高盧中部所扮演的角色那般，在北部大幹一番。而幾乎同一時間，羅馬軍隊和貝爾格軍隊也來到他們的境內。 埃納河畔爭端　西部部落投降 面對實力是自身六倍的勇猛敵軍，愷撒不敢貿然進攻。在埃納河北端距今蓬塔韋爾（Pontavert，位於蘭斯與拉昂［Laon］之間）不遠處，他選了一處高原安營紮寨，四面不是河流沼澤地便是城壕堡壘。鑒於地勢易守難攻，他主張利用防守策略阻撓貝爾格部渡埃納河，以切斷他們的戰備給養。他推測在此重壓之下，該聯盟會很快土崩瓦解，事實證明他所料不差。加爾巴國王為人正直，處處受人敬仰，但若要在敵軍境內掌管三十萬大軍，他著實無法勝任。眼看著一切毫無進展，糧草即將告罄，引得聯盟大軍營內將士們紛紛不滿，糾紛不斷。其中貝洛瓦奇（Bellovaci）部尤為不滿，它與蘇埃西翁實力相當，本已不滿聯盟軍最高領導權落入他人之手，又聽前方傳來羅馬同盟埃杜維部正準備入侵貝洛瓦奇領土的消息，決意不再耽擱，立即回師。 他們決定退出聯盟回家。為了維護各自的名譽，所有部落同一時間訂約，大家一同前去支援最先遭襲的部落，但這種不切實際的條約只是以一種蹩腳的方式掩飾聯盟的不幸瓦解罷了。這場變故讓我們想起羅馬紀元792年即公元前38年，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另一件事。正如香巴尼（Champagne）的那場戰役，正因為不戰而敗才愈發體現戰況的慘烈。因此，當隊伍撤退時，由於指揮失誤，導致羅馬將軍一路像追趕敗兵一樣窮追不捨，並將最後存留下來的一支小分隊殲滅。但這只是那場勝利帶來的結果之一。愷撒入侵貝爾格西部時，各部落相繼繳械投降，幾乎毫無抵抗。不僅實力強勁的蘇埃西翁部（位於蘇瓦松［Soissons］附近）如此，他們的對手貝洛瓦奇部（位於博韋［Beauvais］附近）和安比亞尼部（Ambiani，在亞眠［Amiens］附近）更是如此。一見到那奇怪的攻城器械，逼近城牆的塔樓，各城鎮便紛紛打開城門，而不願投誠於外來統治者的人們只能逃往海外，去不列顛避難。 與內爾維部爭端 但在東部各部落間，人們因此燃起了一種強烈的民族意識。維洛曼杜伊部（Viromandui，位於阿拉斯［Arras］附近）、阿特雷巴特部（Atrebates，位於聖康坦［St.Quentin］附近）、日耳曼的阿杜亞都契部（位於那慕爾［Namur］附近），尤其是內爾維部（位於埃諾特［Hainault］境內）附屬城邦力量強大，其規模不亞於蘇埃西翁部和貝洛瓦奇部，更遠比他們勇猛，對本民族的情感也更為濃烈。如今，這群人另組建了一個聯盟，內部關係更加緊密，將所有的部隊都集結在桑布爾河（Sambre）上游地帶。由於凱爾特奸細將羅馬軍隊的一切行動一一準確透露給他們，他們對本土情形十分了解。此外這些地區處處都用樹圍成了高高的路障以抵禦大批經常來犯的馬賊，所以聯軍能夠輕易掩蓋自己的軍事行動，在多數情況下避免被羅馬軍隊發現。當羅馬人來到距巴維（Bavay）不遠的桑布爾河時，軍團正忙著在左岸山頂上安營紮寨，而騎兵和輕步兵則在偵察對岸高地。忽然之間，這支哨兵便遭到敵軍全力襲擊，從山上一路逃到河裡。 一剎那間，敵軍也過了河，全然不顧死活向左岸高地發起猛攻。正在挖壕溝的軍團將士根本來不及將手頭上的鋤頭換成武器，許多戰士還未戴上頭盔，站在原地就投入了戰鬥，毫無陣形，毫無計劃，毫無章法，陷入一片混戰。由於對方攻勢太過突然，地面上路障分布錯亂，各部隊分支之間都失去了聯繫。而這並未發展成一場正式的戰役，反倒引發了一系列毫無關聯的爭端。拉比努斯率左翼軍擊敗了阿特雷巴特部，並一路追逐將他們趕到對岸。羅馬中線分支則把維洛曼杜伊部趕下山坡，將士們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竟撤離了側面陣地。於是將軍本人所在的右翼軍，便暴露在敵方的攻擊波前，側翼則遭到兵力更強的內爾維部圍攻，甚至搭了一半的營帳也被內爾維軍搶占。這兩個軍團各自將陣形往中間收縮，以對抗敵軍在正面和左右兩側的夾擊，折損了大半將領和精兵，看似潰不成軍，要被敵軍撕得粉碎一般。眼見羅馬隨營人員和盟軍已四處逃竄，凱爾特騎兵效仿特里維里部的備用軍，全速疾馳而去，以便早日從戰場回到家中宣告戰勝的喜訊。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將軍拿起盾牌親自上陣，跑到最前線殺敵。他所樹立的榜樣，他那即便放到現在也能激發鬥志的吶喊聲，穩住了早已動搖的軍心。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自尋出路，剛剛恢復這一側兩支軍團之間的聯繫，援兵就趕來了。一部分援兵來自羅馬的後衛軍，彼時已拖著行李到達河岸邊的山頂上，這時跑下山來；另一部分援兵來自河對岸，拉比努斯沖向對岸占領敵營後，此時才發現右翼正遭遇危險，於是立刻派出才打了勝仗的第十兵團前來支援。反觀內爾維軍，不僅與聯盟斷了聯繫，又遭到四面夾擊。當戰爭局勢轉變，羅馬人如同勝券在握一般，表現出強烈的英雄氣概。身旁同胞紛紛戰死，屍體堆積如山，活著的戰士踩著同胞的屍體戰到了最後一刻。據他們戰後統計，這一天參戰的六百位元老最後僅三人倖存。 征服貝爾格部 經歷了這場戰役，內爾維部、阿特雷巴特部和維洛曼杜伊部幾乎全軍覆沒，不得不服從羅馬帝國的統治。阿杜亞都契部的軍隊姍姍來遲，來不及參加桑布爾河上的戰事，卻仍想堅守軍事重鎮（位於馬斯河附近的法利茲山［Mount Falhize］上，距於伊［Huy］不遠）的這片土地，但沒堅持多久便投降了。投降之後，他們竟敢趁夜突襲該城鎮前的羅馬軍營，不過並未成功。而他們的背信棄義，也遭到了羅馬人的殘忍報復。阿杜亞都契部原本的附屬城邦，有位於馬斯河和萊茵河之間的艾普龍（Eburon）和附近一些規模較小的部落，如今羅馬宣告這些城邦獨立，同時將所有被俘的阿杜亞都契人進行拍賣，所得錢財均用來擴充國庫。而對於其他投誠的部落，愷撒則要求全面裁軍並遣送人質。自然，雷米成為貝爾格的領導部落，就如同埃杜維在高盧中部的地位那般。甚至在高盧中部有一些部落由於與埃杜維部不和，寧願成為雷米部的藩屬。只有遠在海邊的莫里尼部（位於阿圖瓦地區［Artois］）和門奈比部（位於佛蘭德斯［Flanders］和布拉班特［Brabant］附近），以及斯海爾德河和萊茵河之間日耳曼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區，此時還未遭到羅馬軍入侵，享受著自古以來的寶貴自由。 討代沿海部落　威尼蒂戰爭 如今依次輪到阿雷摩利加部。羅馬紀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秋，普布利烏斯·克拉蘇奉命率一支羅馬軍到達對岸。鑒於威尼蒂人當時不僅擁有如今的莫爾比昂海港，還組建了一支豪華艦隊，其航海業和商業在凱爾特眾部落中都居於首位，於是克拉蘇勸誘該部落以及羅亞爾河和塞納河之間所有的沿海區域人民向羅馬政權屈服，上交人質。但沒過多久他們便反悔了。次年冬天（羅馬紀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羅馬官員來這一帶徵收糧食，威尼蒂人竟以抵償人質為由將他們扣留。很快，不僅是阿雷摩利加部落，還有仍保持獨立的貝爾格各沿海部落都紛紛效仿這一做法。而在共同理事會拒不加入叛亂的地方，如諾曼底的某些部落，人們會處死叛亂者，並以加倍的熱情投身民族事業。自羅亞爾河至萊茵河口的整條海岸都奮起反抗羅馬軍，來自各個凱爾特部落的最堅定的愛國人士迅速趕到那裡參加解放大業。無論是整個貝爾格聯盟的叛亂、不列顛軍隊的支援還是渡萊茵河趕來的日耳曼軍，一切都在羅馬人的預料之中。 愷撒派拉比努斯率領所有騎兵去往萊茵河，目的是制止貝爾格省的騷亂，若有必要，可以阻止日耳曼軍渡河。而他的另一位副將昆圖斯·提圖里烏斯·薩賓努斯，則率三個軍團來到諾曼底，因為叛軍的主力就在這裡。不過叛黨的真正中心當屬實力強勁又頗具智慧的威尼蒂人，同時他們也是水陸兩路攻勢的主要目標。德奇姆斯·布魯圖斯也是愷撒的副將，他的任務是率領羅馬艦隊進攻，該艦隊一部分是凱爾特部落的戰船，一部分是在羅亞爾河上倉促造成的羅馬戰船，由納博省的槳手駕駛。愷撒本人則率步兵精銳進入威尼蒂領土境內。但當地人早有防備，他們不僅熟悉布列塔尼地形，而且擁有強大的海軍力量，一切情形對他們都十分有利，他們十分巧妙地堅決利用了這一點。該地區山勢複雜，糧食產量少，城鎮大多坐落在懸崖和峽谷地帶，若想從大陸來到此地必須經過淺灘，而淺灘又難以跨越。由陸路而來的軍隊面臨糧食運輸和攻城兩大困難，而凱爾特人通過船只能輕易往城鎮內運輸一切必需品，對他們而言，最糟糕的情形不過是棄城而逃。羅馬軍團費盡時間和精力圍攻威尼蒂的各個城鎮，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勝利的燦爛果實最終被敵軍的船隻運走。 羅馬與威尼蒂的海戰　沿海部落投降 之後羅馬艦隊遇到風暴，在羅亞爾河口滯留了許久，才終於來到布列塔尼沿海岸，決意用一場海戰來決定此戰的勝負。凱爾特人深知其在海上占有優勢，派出艦隊對抗布魯圖斯所率的羅馬艦隊。凱爾特艦隊共計二百二十艘船，遠多於羅馬艦隊的船隻數量，並且他們的帆船船身高、噸位重，比船身低、噸位輕、龍骨鋒利的羅馬槳船更能應對大西洋的洶湧波濤。羅馬軍的投射器和登船搭橋夠不到敵軍艦隊的高甲板，船頭鐵喙撞擊到堅硬的橡木板，無力地彈了回來。凱爾特艦隊的船桁與桅杆之間皆有繩索固定，一旦羅馬船員將鐮刀系在長竹竿的一頭切斷了繩索，船桁和船帆都無法再發揮作用。正因為凱爾特船員不知如何儘快修補船的破口，這船便像折了桅杆一般，已是廢船。羅馬眾多小船聯合攻擊，輕易便能奪取敵軍一艘殘破的大船。當高盧人識破這一詭計的時候，還在海岸與羅馬軍交戰的他們立即動身試圖駛回大海中央，以便擺脫羅馬艦隊追擊。 不幸的是，恰逢海上無風，這支配備了沿海部落所有兵力裝備的大型艦隊來不及逃脫，幾乎遭到羅馬軍全殲。據記載，這是大西洋海域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海戰，它與二百年前的米萊（Mylae）海戰頗為相似，儘管兩次都面臨極其不利的環境，羅馬軍都能在危急時刻依靠一次創舉幸運地奪取勝利。隨著布魯圖斯取勝，威尼蒂部和整個布列塔尼投降。愷撒曾屢次寬待凱爾特戰敗者，如今卻用最殘忍的手段對待這些頑強抵抗的人，旨在讓凱爾特民族有所畏懼，而不再違背條約和拘捕羅馬官吏。他下令處死共同理事會的所有人員，並將威尼蒂部落一人不剩全賣作奴隸。 正因為這悲慘的命運，以及他們表現出的智慧和民族情誼，威尼蒂人比其他任何凱爾特部族都更應該得到後世的同情。同時，沿海各部落將徵兵在英吉利海峽（the Channel）附近集結，想到愷撒去年在埃納河上征服了貝爾格的徵兵，薩賓努斯決定沿用他的戰術。他一開始便擺出防守型姿態，直到敵軍失去耐心、糧餉供應不足，這時他設計迷惑敵軍，使對方相信羅馬方軍心不穩、兵力不足，充分利用敵軍的急躁心態引他們貿然攻打羅馬軍營，從而將其擊敗。如此一來，招募來的民兵自行解散，遠至塞納河畔的大片國土都歸順了羅馬。 遠征莫里尼部與門奈比部 此時，僅剩莫里尼部和門奈比部拒不服從羅馬帝國的統治。為強迫他們屈服，愷撒來到了這兩部落的邊境。而鑒於本國同胞以往的經驗，愷撒並未在他們的邊境地帶迎戰，而是明智地退入到從阿登高地到日耳曼海綿延數千里的叢林之中。羅馬人企圖用斧頭開闢一條道路穿過叢林，用砍下的林木排列在兩旁，作為抵禦敵軍進攻的路障。但即便是如此勇猛的愷撒，艱難行軍數日後也建議下令退兵，尤其當時已瀕臨冬季。儘管他已降服了小部分莫里尼人，但對於強大的門奈比部，卻還未能造成任何影響。次年（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愷撒駐守在不列顛時，再次派出大批軍隊攻打這些部落，但這次遠征大體又以失敗告終。儘管如此，經歷了以往的這些戰役，高盧幾乎完全接受了羅馬的統治。既然高盧中部已放棄抵抗承認羅馬的權威，在羅馬紀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以及次年的兩場戰役中，貝爾格部和沿海各部落在武力的脅迫下，也依次承認了羅馬的統治權。凱爾特的愛國志士抱著熱切的希望發動戰爭，眼看著希望一個個破滅，日耳曼人和不列顛人卻都未趕來支援。但在貝爾格，一旦拉比努斯出現，就足以阻止去年的那場戰役再度上演。 瓦萊部與義大利之間開闢新的道路 愷撒用武力統一羅馬西部的同時，也不忘為新征服的土地開闢交通，一面連接義大利本土，一面連接西班牙各省，實際意在填補義大利與西班牙領土之間的大片空缺。無疑，正因為龐培在羅馬紀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修建了一條跨熱內夫爾山（Mont Genevre）的軍用道路，高盧與義大利兩地的交通才大為改善。但自整個高盧被羅馬征服之後，便需有一條道路由波河流域向北越過阿爾卑斯山山脊，相比於以往向西的行軍路線，這條道路能大大縮短義大利到高盧中部的距離。已有的那條越過大聖伯納山口（Great St.Bernard）、進入瓦萊、沿日內瓦湖的道路，長久以來一直為商人服務，愷撒為了控制它，早在羅馬紀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秋便命令塞爾維烏斯·加爾巴占領了奧克托杜魯姆（Octodurum，又稱馬蒂尼［Martigny］），並征服瓦萊的居民。當然，無論山民如何英勇抵抗都改變不了這一結果，至多只能推遲它的產生。 開闢通往西班牙的道路 此外，為了與西班牙取得聯繫，愷撒於次年（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派普布利烏斯·克拉蘇前往阿奎塔尼亞，強迫居住在那裡的各伊比利亞部落承認羅馬的統治權。此番任務可謂困難重重。伊比利亞人比凱爾特人更為團結，同時比他們更懂得向敵人學習。庇里牛斯山外的部落，尤其是驍勇善戰的坎塔布里部都派兵前來支援身處危險中的同胞。此外，一批在塞多留領導下受過羅馬式訓練的軍官也來到此地，當時阿奎塔尼亞的徵兵在數量上已十分可觀，並且個個英勇無畏，軍官的職責便是儘可能向他們傳授羅馬戰術，尤其是紮營技術。不過在愷撒的指導下，士兵們克服了一切困難。在取得幾次毫無爭議的勝利後，自加倫河至庇里牛斯山附近的人民相繼臣服於這位新主人。 日耳曼人再次越過萊茵河邊界　烏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 愷撒原定的目標之一便是平定高盧，除去幾乎可忽略不計的幾點外，他運用武力手段大體實現了這一點。但他的另一職責離圓滿完成還相距甚遠，到此時為止，日耳曼人雖然被迫但仍未能全面承認以萊茵河為界。甚至在當時，即羅馬紀元698—699年即公元前56—前55年的冬天，日耳曼人趁羅馬人還未抵達該河下游地帶，便在此處再次越界。上文已述，日耳曼的烏斯佩特和滕克特里兩部落曾企圖跨越門奈比部境內的萊茵河段，最終以假裝撤退瞞過敵人的戒備，乘門奈比的船隻成功渡河。據說這次渡河人數眾多，兩部落中絕大多數人都參與了，包括婦女兒童在內共計四十三萬人。表面上，他們仍待在奈梅亨（Nimeguen）和克利夫斯（Cleves）地區，但據說應凱爾特愛國派的邀請，他們意圖進入高盧內陸地區，並且他們的騎兵隊已完成對特雷維裡邊境的偵察，可見傳聞不虛。 但當愷撒率軍來到對岸時，這些飽嘗艱辛的移民似乎不願再起衝突，相反寧願接受羅馬人給予的土地，在他們的統治下安心耕作。當雙方就此事協商時，這位羅馬將軍心中生疑，擔心日耳曼人只是在爭取時間等待派出的騎兵隊歸來。至於這種懷疑是否確有根據，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敵軍不顧雙方停戰的實際情況攻打羅馬的先頭部隊，這讓愷撒確信了自己的懷疑，又因損失慘重而暴怒，因而他自信有權無視一切國際法律。次日早晨，日耳曼君王和元老來到羅馬軍營致歉，稱對此次進攻毫不知情，不料卻被羅馬人控制。日耳曼民眾並未預見此次爭端，又失去了自己的領袖，就在這時突然遭到羅馬軍的襲擊。與其說這是一場戰爭，更不如說是一場搜捕。可憐的日耳曼人即便逃過了羅馬士兵手中的刀劍，也都淹死在萊茵河中，只有突襲時恰好被派出去執行任務的小分隊逃過了這場大屠殺，並橫渡萊茵河而歸。於是，河畔的蘇剛布里人（Sugambri）在本部領土中為他們提供了容身之所，似乎就在利珀河上。而愷撒對日耳曼移民的所作所為引來元老們一致強烈譴責，但無論此舉如何不可原諒，面對愷撒的威懾，日耳曼一族已是斷然不敢再逾越半步了。 愷撒來到萊茵河右岸 然而愷撒認為應當再進一步，率軍團跨過萊茵河，並與該河以外的地區一直保持聯繫。這一時期，日耳曼一族雖達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卻未形成一個民族該有的團結。同時出於一些別的原因，日耳曼內部產生了政治糾紛，其複雜程度絲毫不亞於凱爾特部族。作為日耳曼文明程度最高的部落，烏比部（生活在錫格河［Sieg］和蘭河［Lahn］流域）近來被迫向內陸強大的蘇維匯部屈服，並向其納貢，早在羅馬紀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他們便派出使節請求愷撒還他們自由，希望能像高盧人那般擺脫蘇維匯的統治。這一請求顯然會給愷撒帶來一系列麻煩，他並不想許下任何承諾，但若要阻止日耳曼軍再次出現在萊茵河，他似乎應當率領軍隊到河的對岸，至少展示一下戰鬥實力。這樣一來，蘇剛布里部也有正當理由保護逃亡的烏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於是，愷撒就在科布倫茨與安德納赫（Andernach）之間的這片區域，在萊茵河上架起了一座樁橋，率兵團穿過特雷維里領土來到烏比部境內。 愷撒大軍所到之處，一些規模較小的部落立刻投降。而蘇剛布里部作為愷撒此次遠征的主要攻擊目標，在與羅馬軍正面交鋒前，便與接受他們庇護的烏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一同退回到內陸地區。同樣，強大的蘇維匯部（大概就是後世人們所說的卡蒂部［Chatti］）原本欺壓烏比人，如今也立刻撤離烏比部的鄰近區域，將沒有戰鬥力的民眾安置到安全區域，同時命令一切能參與戰鬥的男子到部落中心地帶集合。面對這一挑戰，愷撒既沒有理由接受，也不願接受。他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偵察，一方面是等待時機，借這次越過萊茵河遠征和威懾日耳曼人，或至少可以威懾凱爾特人和其在國內的同胞，現在這兩個目的已基本實現。在萊茵河右岸停留了十八天之後，愷撒率部再次回到高盧，並拆毀了身後的那座橋（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 遠征不列顛 不列顛島上的凱爾特人仍未離開那裡。鑒於他們與大陸凱爾特人尤其與沿海各部落關係密切，我們可以設想，他們至少對民族中的抵抗力量抱有同情。若他們不向愛國派提供武力援助，無論如何都會在這四面環海的島上，為所有逃離故土的人提供一個避難所。這其中當然暗藏著某種危險，即便當時人們無法察覺，未來的某一天也會暴露出來。若羅馬軍放棄征服這座島，也要以攻為守，通過登岸讓島上居民知道，他們曾跨過英吉利海峽。作為最早進入布列塔尼的羅馬將領普布利烏斯·克拉蘇，早在羅馬紀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便跨海來到了位於英格蘭西南端的「錫島」（今錫利群島［Scilly islands］）。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夏，愷撒親率兩支軍團從英吉利海峽的最狹窄處穿過[17]。眼見海岸上有大量敵軍把守，他便帶領船隊繼續前進。但不列顛戰車在陸地上行進與羅馬戰船在海上航行一樣迅速，於是羅馬軍在每艘戰船上安排機器和士兵向海灘投擲炮彈，戰士們以此作為掩護，有的乘船，有的蹚水，費盡了全力才得以迎著敵軍登岸。當警報聲初次響起，最近的一些村落紛紛投降。但島民很快便意識到，敵軍可謂不堪一擊，並且不敢遠離海岸，於是原本逃往內地的居民又紛紛回來威脅羅馬軍團。又因暴風雨突如其來，停留在開闊地帶的艦隊遭受巨大損害。可羅馬軍竟能擊退蠻族的攻擊，再將戰船稍加修理，趕在惡劣氣候來臨之前乘船回到高盧海岸，不得不說十分幸運。 此次遠征缺乏規劃，作戰手段不當，愷撒本人對結果十分不滿，所以立刻（羅馬紀元699—700年即公元前55—前54年冬季）命人組建一支由八百艘戰艦組成的運輸艦隊，於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春再次前往肯特（Kentish）海岸，此番隨行的有五個兵團、兩千騎兵。這一次，不列顛軍隊依然在海岸集結迎戰，見對方艦隊規模如此龐大，他們不戰而退。愷撒立刻率兵攻向內地，經歷幾次勝仗後跨過了斯陶爾河（Stour）。此時，停留在開闊海域的羅馬艦隊再次遭遇暴風雨，折損一半，即便愷撒內心十分不願意，這時也只能停止進攻。等到他們將戰艦拉上海灘並做好大範圍修船的準備時，已經喪失了進攻的最佳時機，這時凱爾特人十分巧妙地抓住了機會。 卡西維拉努斯 卡西維拉努斯君主英勇無畏，小心謹慎，統治著今米德塞斯（Middlesex）及周邊地區。過去，他一直是生活在泰晤士河以南那群凱爾特人的心頭之患，如今卻成為整個凱爾特民族的守護者和擁護者，保衛領土的領袖。他很快發現，單憑凱爾特騎兵難以抵抗羅馬軍的攻勢，而招募來的大批民兵又會給糧食供應造成極大困難，並且難以管理，對陣地防禦弊大於利。因此，卡西維拉努斯解散民兵，僅保留戰車。他一共召集了四千輛戰車，車上的士兵經過訓練能夠熟練跳下戰車並徒步作戰，好似羅馬最古老的公民騎兵，可應用於兩種作戰模式。待愷撒再次前來之時，雖然一路暢通無阻，但由於不列顛戰車一直行駛在羅馬軍隊的前邊和旁邊，引得居民全部撤離（由於當地不存在城鎮，所以撤離過程十分順利），羅馬軍也無法派出支隊，糧食供應也遭遇威脅。 行至金斯敦（Kingston）和倫敦北邊的布倫特福德（Brentford）之間，羅馬軍跨過了泰晤士河。他們繼續前進，卻沒能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將軍未打勝仗，戰士得不到戰利品，唯一取得的成績便是今埃塞克斯境內的特里諾班特部（Trinobante）歸降。但該部之所以選擇投降，並非因為畏懼羅馬軍隊，而是他們對卡西維拉努斯抱有深深的敵意。每前進一步，羅馬軍隊面臨的危險就增加一分。同時，肯特的諸位君主奉卡西維拉努斯的命令攻打羅馬海軍軍營，儘管未能成功，但意味著一種緊急警告，提醒他們早日回頭。在羅馬軍的猛攻下，不列顛的一座大型木柵轟然倒塌，羅馬人趁機劫走了大批牲畜，這才稍稍滿足，結束了漫無目的的行軍之旅，也為拔軍回營找了一個普遍能接受的藉口。卡西維拉努斯洞悉一切，並未將敵軍逼到絕境，並且答應了愷撒的要求，承諾不再侵擾特里諾班特部，並交納貢物、交出人質。至於是否交出武器或留下一支駐軍，資料並未提及，可見那些所謂的承諾當中，一切與未來相關的部分，雙方都未表現出誠意。接到人質後，愷撒回到海軍軍營，從那裡動身返回高盧。看起來他的確想藉此機會征服不列顛，但是，一方面由於卡西維拉努斯制定了英明的防守戰略，一方面義大利槳船不適用於北海的洶湧波濤，最終這一計劃只能擱淺，約定的貢物確實一直沒有繳納。但愷撒的直接目的——使島民拋棄過去的傲慢心態，居安思危，讓他們出於個人利益考慮阻止大陸移民登島——似乎已然達成，至少我們再也聽不到保護大陸移民之類的抱怨。 愛國派的陰謀 抵禦日耳曼族入侵和征服大陸凱爾特人這兩項任務已經完成，但通常看來，相比於令一個被征服的民族永遠服從，征服一個自由的民族要容易得多。與其說羅馬的侵略，不如說霸權之爭導致了凱爾特民族的滅亡，由於勝利後征服者將霸權據為己有，這又在一定程度上擱置了爭霸一事。在同樣的壓迫下，大家暫時拋開各自的利益，重新燃起了一種民族之情。在擁有自由和民族身份的時候，他們毫不在意，用一場豪賭葬送了它們，而如今一無所有時，他們才充分意識到它們的無限價值，只剩下無盡的懊悔。但是否真的太晚呢？儘管又羞又惱，他們也不得不承認，一個擁有超過百萬英勇戰士的民族，一個自古以來享有好戰美名的民族，最終竟屈服於不到五萬人的羅馬統治。高盧中部聯盟未發動攻擊便選擇投降，貝爾格聯盟不過表示一下迎戰想法也隨之歸降。相反，內爾維部和威尼蒂部英勇抗擊卻走向滅亡，莫里尼部和卡西維拉努斯領導下的不列顛人則憑藉智慧成功擊退了羅馬軍團。所有的一切，無論做過的或未做的，失敗的或成功的，都激勵愛國人士再做出新的嘗試，若有可能，他們將尋求更為團結更為成功的做法。 特別是在凱爾特貴族階層中，處處騷動不安，這種騷動似乎時刻都要噴涌而出，引發一場暴動。在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春第二次遠征不列顛以前，愷撒認為必須親自前往特雷維里部，因為該部落自羅馬紀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的內爾維戰爭中自願和解以來，便不再出席常規會議，並與萊茵河以外的日耳曼人保持著一種十分可疑的關係。在那個時候，愷撒主張將愛國派中最具聲望的男子，如鷹狄馬魯司納入特雷維里騎兵隊帶回不列顛，極力無視他們的陰謀，以免採取極端措施激化矛盾，引發暴動。當時埃杜維的杜姆諾里克斯也在去往不列顛的隊伍中，名義上他是一位騎兵將領，實質上是一名人質，可他斷然拒絕登船反而騎馬往家中奔去，愷撒只能將他視為逃兵命人追趕。很快追擊分隊將其抓獲，他拒不配合，死於刀下（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對凱爾特民族而言，杜姆諾里克斯是本族勢力最強且最不仰仗羅馬的部落中最受尊敬的騎士，竟然被羅馬人殺害，這對所有凱爾特貴族都猶如當頭一棒。和他們有著類似情感的人不在少數，他們從這場災難中預見了各自將來的命運。 叛亂 若凱爾特貴族出於愛國情懷和上述這種絕望的情緒謀反，如今反叛者必會迫於恐慌和自衛而發起攻擊。羅馬紀元700—701年即公元前54—前53年冬，除駐紮在布列塔尼的一個兵團以及駐紮在動盪的卡爾努特部（位於沙特爾附近）的另一兵團外，整支羅馬軍隊的六個兵團都駐紮于貝爾格境內。由於糧餉不足，愷撒分別在貝洛瓦奇部、安比亞尼部、莫里尼部、內爾維部、雷米部和厄勃隆尼斯部各建了一個營地，較之於以往，各營地間距離更遠。其中最東邊的固定營地位於厄勃隆尼斯部境內，距阿杜亞圖卡（Aduatuca，今通厄倫［Tongern］）不遠，並擁有愷撒手下最出色將領——昆圖斯·提圖里烏斯·薩賓努斯所率的一個兵團，以及猛將盧奇烏斯·奧盧庫勒烏斯·科塔（Lucius Aurunculeius Cotta）[18]所率的多個小分隊共計半個兵團，可謂是兵力最強的營地。可是卻在忽然之間，厄勃隆尼斯部君主安比奧里克斯和卡圖沃爾庫斯（Catuvolcus）率一大批民兵包圍了這座營地。 這次襲擊來得太過突然，離開營地的士兵不能及時召回，因而被敵軍殲滅。除此之外，羅馬人因為糧庫充足，當前面臨的危險尚不足為慮，並且厄勃隆尼斯部的軍隊面對羅馬堡壘無能為力，只能撤退。這時安比奧里克斯告知羅馬軍指揮官：所有駐紮在高盧的羅馬軍營在同一天也遭到了這類襲擊，若各軍團不立即出發會師，羅馬必走向毀滅。同時日耳曼族也從萊茵河外發兵來攻，薩賓努斯更應加快速度。由於安比奧里克斯本人與羅馬人歷來交好，故承諾放羅馬軍撤回距離最近的營地（僅兩日便可到達），並未派兵追趕。儘管這些史料看似不算虛構，但厄勃隆尼斯只是一個小小的部落，甚至過去還受過羅馬人的恩惠，如今卻反咬一口實在令人難以信服；且考慮到各軍營距離遙遠，聯絡困難，叛黨傾盡所有兵力試圖對羅馬人各個擊破，這其中困難不容小覷。儘管如此，出於榮譽和慎重考慮，他們也必然會拒絕敵軍提出的條件，堅守上次分配的據點。 在軍事會議上，儘管有許多人，甚至包括盧奇烏斯·奧盧庫勒烏斯·科塔這樣的重要人物在內都贊同這一觀點，指揮官卻依然決定接受安比奧里克斯的提議，於是羅馬軍隊於次日早晨安全離開。但當他們行至距營地兩英里的峽谷處時，突然遭到厄勃隆尼斯人的包圍，每一個出口都被封鎖了。羅馬士兵試圖通過武力殺出一條血路，但厄勃隆尼斯人無意近身肉搏，只是不斷從各個難攻的據點向大批羅馬人發射武器。薩賓努斯不知所措，似乎只有向叛黨求和才能擺脫目前的困境，於是請求與安比奧里克斯商議。安比奧里克斯同意了他的請求，卻在見到薩賓努斯和他的隨行官員後先卸下他們的武器，然後將其殺害。羅馬統帥一死，士兵無不疲憊絕望，於是厄勃隆尼斯的叛軍立刻從四面八方攻向羅馬陣地，破壞了他們的陣形。大多數羅馬士兵，包括之前受傷的科塔都死於這場戰役，一小支成功回到過去軍營的分隊，也在次日夜裡自刎而死。最終，這一整支羅馬軍團全軍覆沒。 西塞羅遇襲 這場勝利來得太過突然，所有反叛者幾乎都不敢想像。凱爾特愛國派因而愈發騷動，羅馬人不再信賴除埃杜維部和雷米部以外的任何部落，反叛者卻在尋求多地作亂。首先，厄勃隆尼斯乘勝進攻。阿杜亞都契部十分願意藉此機會報復愷撒對他們造成的損失，門奈比部兵力強盛且尚未被征服，於是兩部的民兵紛紛加入，大大加強了厄勃隆尼斯部的兵力，所以他們一進入內爾維部境內，內爾維部即刻投降。如此一來，這支軍隊迅速壯大至六萬人，浩浩蕩蕩地來到內爾維境內的羅馬軍營前。昆圖斯·西塞羅作為當地的統帥，手下兵力不足，處境艱難，特別叛軍向羅馬人學習了如何建造羅馬式城牆和戰壕[19]，以及如何鑄造龜甲形大盾和活動塔樓。火球和燃燒的長矛如驟雨般落在羅馬軍營的草頂營房上，被圍困的將士將唯一的希望寄託於愷撒，後者當時正帶著三個兵團在不遠處的亞眠境內駐營過冬。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論是薩賓努斯的死訊，還是西塞羅所面臨的困境，愷撒都一無所知，至於高盧當時盛行一種怎樣的情緒，這大概是一個重要的證據。 愷撒前去解圍　叛亂遭到控制 最終，一名凱爾特騎士潛出西塞羅軍營，成功避過敵軍的耳目找到愷撒。聽說這一驚人消息，愷撒立即出發，隨行的兩個相對薄弱的兵團共計七千人，另有四百騎兵。按說愷撒領兵逼近的消息，本來足以讓叛軍停止圍攻。可是，叛軍面對的現實是，此時西塞羅軍營中未受傷的將士已不足十分之一。叛軍因此轉而攻擊愷撒，後者像以往取勝那樣故技重施，讓敵軍再次誤判了他的兵力。面對最不利的情況，他們都敢攻打羅馬軍營，正是憑著這樣的勇氣，他們因此吃了敗仗。由於這場敗仗，或者說由於愷撒親臨戰場，這場起初奪得先機、傳播甚遠的叛變遺憾地以停戰告終，這實屬罕見，也頗具凱爾特民族的特點。內爾維人、門奈比人、阿杜亞都契人和厄勃隆尼斯人只得各自回家。各沿海部落的軍隊原本已準備攻打駐紮在布列塔尼的羅馬軍團，這時也各自解散回家。厄勃隆尼斯部作為其強勢鄰部的附屬城邦，多半受到特雷維里部領袖鷹狄馬魯司的引誘才實現了如此成功的一擊，於是特雷維里部一聽說阿杜亞圖卡的敗訊，便立即率兵進入雷米部境內，意圖進攻由拉比努斯領導駐紮在那裡的軍團，如今他們也放棄了戰鬥。愷撒並非不願將進一步討伐叛軍之事延至來年春天，眼見手下士兵已飽受高盧冬日的嚴寒之苦，他也不想再讓他們外出受罪而放棄。而為了重回戰場，他已下令公開招募三十隊新兵，以填補那在戰爭中覆沒的十五隊之缺。 儘管戰爭暫時告一段落，這期間叛亂卻從未停止。叛軍在高盧中部共有兩處主要據點，一處覆蓋了凱爾尼特部落及相鄰的塞龍部落的各個區域，並且後者曾將愷撒任命的部落首領驅逐出境；另一處便是特雷維里部，他們號召所有凱爾特移民和萊茵河以外的日耳曼人參與這場即將爆發的民族戰爭，並召集全部武力，待春天到來再次率兵進入雷米部領地，消滅拉比努斯的軍隊，並設法與塞納河和羅亞爾河上的叛黨取得聯絡。愷撒在高盧中部公開召開會議，這三個部落的代表均未出席，由此便像某些貝爾格部落攻擊薩賓努斯和西塞羅營地那般，等於向羅馬公開宣戰。 叛亂遭到鎮壓 冬季漸入尾聲，見兵力已大幅加強，愷撒率兵出征討伐叛黨。特雷維里部企圖集中作亂，卻未能成功。羅馬軍隊所到之地，一切騷亂都遭到鎮壓，公然的叛亂被一個個擊破。首先，愷撒親自上陣將內爾維部擊潰，隨後塞農部和卡爾努特部也遭遇大敗。門奈比作為僅有的一個未被羅馬征服的部落，在羅馬軍隊三面合圍的攻勢下，被迫放棄長久以來享有的自由。同時，拉比努斯也正在為特雷維里部設計同樣的命運。一方面由於相鄰的日耳曼部落拒絕向他們提供僱傭兵，一方面由於整個計劃的靈魂鷹狄馬魯司在與拉比努斯所率騎兵的交鋒中陣亡，因而特雷維里人的第一次進攻顯得軟弱無力。但他們並未就此放棄，而是率領所有徵兵站在拉比努斯面前，等候那些隨後趕來的日耳曼部隊，因為他們此前雖在萊茵河岸徵兵受挫，卻在日耳曼內陸許多好戰的部落中頗受歡迎，尤其招募了許多卡蒂人入伍。 但眼看拉比努斯似要避開他們倉皇而逃，特雷維里人等不及日耳曼部隊趕來，即便占據最不利的據點，仍攻擊羅馬軍團不已，結果導致自己完敗。待日耳曼軍隊趕到，戰場已打掃完畢，日耳曼人只得折返，特雷維里部除了投降已別無選擇，該部落政權因而落入羅馬黨領袖辛格托里克斯（Cingetorix），即鷹狄馬魯司女婿之手。在愷撒遠征門奈比部以及拉比努斯遠征特雷維里部之後，羅馬全軍在特雷維里境內再次會合。為杜絕日耳曼人再次來犯，愷撒再渡萊茵河，以便等待時機痛擊這些惹麻煩的鄰居。但由於卡蒂人篤信他們曾嘗試過的策略，放棄西部邊境而選擇遙遠的腹地——哈茨山脈附近駐守疆土，愷撒見此立刻調頭，僅留一支駐軍把守萊茵河渡口。 厄勃隆尼斯人遭到打擊報復 如此，以上便是一切參與叛亂的部落的相關歷史記載，其中厄勃隆尼斯部被略去了，但那段記憶我們一直銘記。愷撒自經歷阿杜亞圖卡的不幸以來，一直身著喪服。他認為阿杜亞圖卡並非光榮戰死，而是遭人背叛謀殺，他誓要替他的戰士復仇，才脫下喪服。厄勃隆尼斯人孤立無援，悲觀消極，坐在營房內眼看著鄰近部落紛紛投降，直到特雷維里境內的羅馬騎兵途徑阿登，進入他們的領土。他們對這種攻勢幾乎毫無防備，羅馬騎兵直接衝進安比奧里克斯家中，差點將他生擒。他費了很大勁，才在隨從的捨命掩護下逃入附近的叢林。羅馬的十個軍團聞訊相繼趕來，同一時間周圍部落各自收到命令，需協同羅馬士兵追捕外逃的厄勃隆尼斯人並洗劫他們的領土。一時間一呼百應，連萊茵河彼岸蘇甘布雷的一支騎兵也冒險趕來，對他們而言羅馬人與厄勃隆尼斯人無異，昔日阿杜亞圖卡一役，他們也曾冒險突襲羅馬軍營，差一點得手。 厄勃隆尼斯人從而迎來了自己的厄運。儘管他們可藏身於森林與沼澤中，等來的獵人人數卻遠多過他們這些獵物。許多人不堪忍受而自殺，如白髮君主卡圖沃爾庫斯，只有少數人活了下來並保留自由身份，而羅馬軍苦苦追捕的安比奧里克斯恰恰就在其中，他僅帶了四名騎兵逃過萊茵河。在懲處了這一侵擾各處的部落之後，其他地方開始針對個人叛國罪進行懲治。寬待罪犯的時節已成為過去，奉羅馬總督的命令，羅馬執法吏（lictors）將卡爾努特一位德高望重的騎士亞柯（Acco）斬首示眾（羅馬紀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自此法西斯式統治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反對黨沉寂了，對此不敢言語。同年（羅馬紀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年末，愷撒如往常一般向南越過阿爾卑斯山，以便冬天一過便能就近觀察首都日益紛亂的局面。 二次叛亂 然而這次他的如意算盤可就打錯了，好比火勢得到控制，卻未完全熄滅。亞柯的頭顱一落，整個凱爾特貴族階層都震驚不已。此刻，正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機。去年冬天的叛亂之所以失敗，顯然只是愷撒親臨戰場所致，如今他距離甚遠，因內戰即將爆發而滯留在波河流域，而高盧軍隊在塞納河上游集結，與他們令人生畏的領袖分隔兩地。若現在高盧中部整體作亂，即便義大利的各種糾紛無法阻止愷撒對高盧的進一步關注，在他重新回到阿爾卑斯山北以前，羅馬軍團也會被包圍，幾乎未設防的羅馬舊省也將全部淪陷。 卡爾努特部落　阿維爾尼人 高盧中部來自各個部落的反叛者聚集在一起，卡爾努特部因深受亞柯一死的直接影響，自願作出表率。羅馬紀元701—702年即公元前53—前52年冬季的某一天，卡爾努特騎士古特魯亞圖斯（Gutruatus）和康空涅托杜姆努斯（Conconnetodumnus）在凱納布姆（Cenabum，今奧爾良［Orleans］）發出起義信號，將恰好在那裡的羅馬人統統處死。一時之間，凱爾特全境民憤難平，騷亂頻發，愛國志士紛紛振作起來。而對整個民族影響最深的當屬阿維爾尼部的起義，該部落過去在其君主的領導下成立了高盧南部第一個政府，直到因對羅馬一戰失利而君權沒落後，依舊是整個高盧最富裕、文明程度最高、兵力最強的部落之一，政府一貫依附羅馬，不可侵犯。即便是現在，愛國派在執政的共同理事會中仍僅占少數席位，他們試圖勸誘共同理事會成員加入起義，結果徒勞。因此，愛國派的進攻目標是共同理事會以及現存政治制度，而阿維爾尼部更是在羅馬取勝後改革政體，用共同理事會取代君主權威，大概也是受到這類影響。 韋辛格托里克斯 阿維爾尼部愛國派領袖韋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與其他凱爾特貴族無異，在本部落內外有著近乎君王的聲望，且他氣宇不凡、智勇雙全，鄉間居民本就對專政的寡頭集團像對羅馬人一般仇視，於是他在這時離開首都，號召他們立即恢復阿維爾尼君主政治並向羅馬開戰。群眾爭先恐後加入，隨著盧埃里烏斯（Luerius）和貝圖伊圖斯（Betuitus）重回王位，對羅馬的民族戰爭從此打響。該民族過去多次試圖擺脫異族的侵擾，都因缺少勢力中心而失敗，如今這位自命的阿維爾尼王便成為了勢力中心。陸地上的凱爾特人敬仰韋辛格托里克斯，就如同島上的凱爾特人敬仰卡西維拉努斯那般。大家心中堅信，除他之外，無人能拯救這個民族。 叛亂局勢蔓延　愷撒現身 叛亂很快蔓延至西部加倫河口至塞納河口一帶，這片區域的所有部落都將韋辛格托里克斯視為最高統帥。若共同理事會從中作梗，群眾便逼其加入叛亂，只有少數部落，如比圖里吉部，在遭到逼迫後才加入叛亂，不過他們的加入大概只是為了裝點門面罷了。叛亂髮展至羅亞爾河上游的東部地區，遇到了阻礙，這裡一切都屬於埃杜維部，然而該部落的立場卻搖擺不定。愛國派在埃杜維擁有非常大的勢力，但這種影響無法打消該部落對阿維爾尼部的舊怨。這種情形對叛黨極為不利，因為若要拉攏東部各部落勢力，如塞夸尼部和赫爾維蒂部，就必須先說服埃杜維部加入，並且通常來說，高盧這部分地區的決定權全在他們的掌握之中。 叛黨為此忙得不可開交，一方面他們要勸誘那些仍在猶豫的部落，尤其是埃杜維部加入，另一方面要占領納博。這時，納博一位驍勇的羅馬領袖盧克特里烏斯（Lucterius）來到這一舊省內的塔恩河畔。這位羅馬最高統帥突然在深冬時節來到阿爾卑斯山的這邊，讓盟友和敵人都始料未及。他迅速作出安排，嚴守納博省，此外派出一支軍隊越過積雪覆蓋的塞文山進入阿爾維尼境內。但他不能在納博久留，因他的軍隊駐紮在桑斯（Sens）和朗格勒（Langres）兩地，若埃杜維部加入高盧聯盟，隨時可以截斷他去往軍營的道路。於是，他極其隱蔽地趕赴維也納，再從那裡出發，僅帶了少量騎兵穿過埃杜維領土回到軍營。叛黨決意起義時所抱有的希望已成泡影，義大利依舊平靜，愷撒重回軍隊領兵。 高盧的作戰計劃 但叛軍的下一步計劃呢？面對如此情形，用武力決一勝負實屬愚笨，因為武力較量勝負已定，無法改變。他們可能會派出凱爾特軍隊向阿爾卑斯山投石，以求打擊羅馬兵團，但這必然會犧牲大批士兵的性命，甚至導致多個部落的毀滅。於是，韋辛格托里克斯放棄了這一念頭，而是效仿卡西維拉努斯拯救島上凱爾特人所用的策略。既然羅馬步兵堅不可摧，但愷撒手下的騎兵幾乎全部來自凱爾特貴族的後備軍，隨著各地叛亂爆發，騎兵早已解散。叛軍大多由貴族組建，他們或許可以發展這一優勢，劫掠遠近各地，燒毀城鎮村落，摧毀倉庫，破壞敵軍的糧食供應及交通，而敵軍對此卻無能為力。 因此，韋辛格托里克斯傾盡全力擴充騎兵和步兵中的弓箭手，在當時的作戰策略中，這兩個兵種通常協同作戰。新招募的民兵數量龐大，反而不利於實施作戰計劃，他並未將他們遣送回家，但也不允許他們上陣殺敵，而是逐漸教授他們修築壕溝、行軍轉移以及攻防轉換，讓他們了解士兵的任務不局限於近身對抗。羅馬兵團之所以在戰術上占據優勢，全賴於其營地的獨特設計，使得每支羅馬軍隊都能同時具備攻防優勢。因此，韋辛格托里克斯在向敵軍學習時，著重研習了羅馬式築營法。 誠然，不列顛城鎮稀少，人民粗野果敢，但總的來說十分團結，可對於那樣一片土地完全適用的策略，卻不能照搬用於羅亞爾河畔那些富庶地區及其即將面臨政治分裂的懶散居民。儘管如此，韋辛格托里克斯至少做到了以下幾點：過去他們每城必守，最終一城都未能守住，如今他們更換策略，他們一致贊成趕在敵軍來襲之前，將未設防的城鎮摧毀，而傾盡全力堅守一些堅固的堡壘。同時，阿維爾尼王竭盡所能讓所有人民參與到國家保衛戰中，對畏縮不前的給予嚴厲懲罰，對猶豫不決的耐心勸導，對貪財之人施以黃金，對態度堅決的對手使用武力。至於所有下等人民，他都一視同仁，或強逼或利誘，最終都讓他們為國家貢獻一份力量。 爭鬥之始 波伊人可謂是羅馬最可靠的同盟，此前被愷撒安置在埃杜維境內。因此，韋辛格托里克斯在冬季尚未結束之時，便向他們發起了進攻，想要在愷撒趕來前將其同盟徹底消滅。得知這一消息後，愷撒當即決定將行李和兩個兵團留在阿格丁庫姆（Agedincum，今桑斯［Sens］），向叛黨發起進攻。情勢危急，他不敢怠慢。由於騎兵和輕步兵兵力不足，他陸續招募了日耳曼傭兵作為備用軍，後者所用之馬並不是看起來孱弱矮小的品種，而是來自西班牙和義大利的馬種。因為卡爾努特人曾經公然叛亂，因此愷撒下令劫掠其都城塞納布姆（Cenabum），並將其燒毀，然後渡過羅亞爾河來到比圖里吉境內。這樣一來，韋辛格托里克斯被迫放棄對波伊人的圍攻，趕來支援比圖里吉。新戰術正是在此處得到了第一次試驗。在韋辛格托里克斯的命令下，比圖里吉城中有二十多處地方付之一炬，愷撒將所到之處的建築一一摧毀。 愷撒出征阿瓦里庫姆 按照韋辛格托里克斯的想法，比圖里吉繁盛的都城阿瓦里庫姆（Avaricum，今布爾日［Bourges］）也應遭到毀壞以堅壁清野。但比圖里吉的君長苦苦跪求，軍事會議中大多數人同意了他的請求，於是韋辛格托里克斯決定拼盡全力守住此城。因此，戰事首先在阿瓦里庫姆附近展開。韋辛格托里克斯安排步兵駐紮在附近的沼澤中，敵軍難以靠近，因此即使沒有騎兵助力，也無需擔心羅馬人的進攻。凱爾特騎兵截斷了一切道路，阻斷敵人的聯繫。城中有重兵壓陣，可以同城下的部隊保持密切聯繫。愷撒處境艱難，誘使凱爾特人步兵作戰的計劃也沒能奏效，後者處於易守難攻的地理位置，以逸待勞。儘管羅馬士兵努力修建營壘並攻城，但城中之敵同樣毫不遜色，總能焚毀對手的攻城器具。同時，要在一片廣闊荒蕪的區域，冒著對方騎兵不斷巡邏的危險，為將近六萬士兵提供糧餉也是一個難度極大的任務。波伊人有限的存糧很快消耗一空，埃杜維人許下的補給還沒送達，穀物吃光後，士兵只能每日靠定量肉類充飢。但無論守城將士如何拚命抵抗，這座城池不久仍將淪陷。若在敵人占領之前，趁著黑夜悄悄撤兵，然後毀掉該城，還有一線生機。韋辛格托里克斯正是如此打算，但由於撤退時把婦孺安排在隊伍後面，其哭喊聲引起了羅馬人的注意，導致撤退失敗。 征服阿瓦里庫姆　愷撒分兵 第二天是個陰沉的雨天，羅馬人攻上城牆，因為痛恨守城士兵的頑強抵抗給自己帶來的麻煩，他們對於裡面的老弱婦孺毫不留情。凱爾特人曾經在這裡存放了大量的糧食，正好供羅馬士兵充飢。奪下阿瓦里庫姆後（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春天），愷撒取得了對叛黨的首次勝利。按照以往的經驗，他確信叛黨勢力終會瓦解，之後只需將這些部落逐個擊破就大功告成。因此，他立即親率軍隊出征埃杜維部，靠著得勝的威勢，暫時平息了當地愛國派引發的騷亂，接著再派拉比努斯返回阿格丁庫姆，同留守的君主會合。這一次，面對卡爾努特部和塞農部帶頭叛亂，拉比努斯可以先帶四個兵團平定兩部落境內的反叛勢力，愷撒本人則帶著餘下的六個兵團南下，前往韋辛格托里克斯的老家阿維爾尼山作戰。 拉比努斯出征魯特西亞 拉比努斯從阿格丁庫姆沿著塞納河左岸前進，意欲奪取魯特西亞（Lutertia，今巴黎），以此處為據點向別處進攻，後者正是塞納河上巴黎人（Parisier）所築之城，處於叛亂的中心。但當他離開梅洛杜努姆（Melodunum，今默倫［Melun］）之後，便發現年邁的卡姆洛格努斯（Camulogenus）已經帶著全部的叛軍守在沼澤之中，既擋住了他的去路，又無法近身一搏。拉比努斯果斷後退，在梅洛杜努姆渡過塞納河，沿著右岸向上進攻魯特西亞，中途暢通無阻。卡姆洛格努斯命令部下焚毀此城，拆除通往左岸的橋樑，在拉比努斯對面排兵布陣。這樣一來，後者既不能讓對方交戰，也無法頂著他們的威脅渡河。 愷撒出征日爾戈維亞　圍攻戰術一無所獲 另一方面，羅馬軍主力沿阿列河（Allier）而下，進入阿維爾尼部落。韋辛格托里克斯想要阻止羅馬人到達阿列河左岸，但愷撒成功避開，數日之後便來到阿維爾尼的都城日爾戈維亞（Gergovia）[20]城門前。但是早在韋辛格托里克斯前往阿列河阻擊愷撒之前，就已經命人在日爾戈維亞囤積了充足的糧食，又在城牆前方地勢陡峭的小山上新修了一座營壘，四面都是堅固的石壁。且因為他行動較早，所以比愷撒先抵達日爾戈維亞，守著堅固的城池靜待敵人的攻擊。愷撒手頭兵力有限，既不能大肆圍攻，也無法完全封鎖，只能同敵方呈對峙之勢，在韋辛格托里克斯占領的山頭之下紮營。愷撒一時之間陷入僵局，被迫在塞納河與阿列河附近停留，這幾乎算是叛黨的勝利。從最終結果來看，這次停留對愷撒而言也無異於一場敗仗。 游移不定的埃杜維人 之前猶豫不決的埃杜維人如今下定決心加入愛國黨。愷撒曾調動一隊埃杜維士兵前往日爾戈維亞，結果他們中途在將領的指示下，投靠了叛黨。同時，埃杜維人開始在本部落內殘忍殺害羅馬人。愷撒立即帶著三分之二的圍攻部隊應對叛變的部隊，結果因為他的突然到來，已叛變的士兵只能表面佯裝聽從，但這種關係實質脆弱不堪。而為了維持這種關係，之前留守在日爾戈維亞城前的兩支部隊遭受大難，這代價未免太大。 韋辛格托里克斯果斷抓住愷撒離去的機會，趁機攻打駐紮在城前的羅馬軍，取勝的同時甚至差點攻陷羅馬營壘。好在愷撒反應迅速，才避免阿杜亞圖卡式慘禍再次發生。埃杜維人雖再次向愷撒投誠，但毫無疑問，只要圍攻沒有進展，他們肯定會再次叛變，因此愷撒只得放棄圍城。若是他們真的叛逃，愷撒和拉比努斯的聯繫必定遭到截斷，後者更會陷入孤立境地，遭到巨大的危險。愷撒定然不會讓事態如此發展，雖然既痛心又面臨危險，但又非做不可，於是只能中途從日爾戈維亞撤退。撤退後，愷撒必然立即出發攻入埃杜維部，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後者的大規模叛變。 愷撒進攻日爾戈維亞遭遇戰敗 依照愷撒活潑樂觀的天性，他自然不會心甘情願地撤退，所以在此之前，他還想最後一搏，計劃用一場精彩的勝利擺脫當下的困境。此時，日爾戈維亞的大部分守軍都在修築防禦工事，以為這些地方必然是敵方的必攻之地，而對方卻瞅准了這一時機，向另一面較為偏僻且兵力不足的缺口發起進攻。雖然攻城的羅馬士兵翻過了城牆，占領了部分城寨，但也因此驚動了不遠處的守軍，於是愷撒決定停止進攻。他下令退兵，而沖在最前方的士兵由於嘗到了勝利的甜頭，一味急躁進攻，或忽略或無視了將軍的命令，繼續向敵軍發起衝擊，有些人甚至沖入城中。城中守軍早已組織大量的士兵進行反擊，最前方的羅馬士兵很快陣亡，攻城隊也被迫停止衝擊，百夫長和士兵英勇作戰，慷慨就義。羅馬軍隊傷亡慘重，一路敗退到山下，好在愷撒駐紮在平原的部隊及時支援，才未造成進一步傷亡。他們抱著攻下日爾戈維亞的願望，結果卻遭到迎頭痛擊，死傷慘重，戰士死傷高達700人，其中包括46名百夫長，而相比於整場戰役的損失，這點幾乎不值一提。 埃杜維部再次爆發叛亂　貝爾格人起義 愷撒依靠戰場上的勝利在高盧贏得了令人敬畏的地位，但如今，這勝利光環有些黯然失色。阿瓦利庫姆周圍的激戰，愷撒並不奏效的激將策略，城池的堅壁死守和意外的陷落，都不同於凱爾特民族初期所經歷的戰爭，這種差異也讓凱爾特人對於自己領袖的信心有增無減。而且，同魯特西亞一樣，在堡壘之下依靠設防的兵營對抗強敵，這一新戰術在日爾戈維亞大獲成功。此外，這是愷撒本人在凱爾特人手中吃的第一次敗仗，也是凱爾特民族勝利的巔峰，更是第二次叛亂爆發的信號。當下，埃杜維部正式同愷撒分道揚鑣，與韋辛格托里克斯結盟。由於之前埃杜維派來的增援部隊還在愷撒軍中，他們不僅叛逃，而且伺機搶劫了駐紮在羅亞爾河畔的諾維奧杜努姆軍營，劫走了營中所有軍需品，包括黃金、武器、大量備用馬匹以及人質。與此同時，原本獨善其身的貝爾格部如今也開始蠢蠢欲動，實力強大的貝洛瓦奇部也悄然行動，意圖趁拉比努斯軍隊同高盧部落的民兵對峙之時，截斷其退路。當時的形勢可謂千鈞一髮，甚至最為果敢、最受優待的凱爾特羅馬黨人，也紛紛感受到愛國情懷極其強大的感召力，如阿特雷巴特部的首領康米烏斯（Commius），曾因為盡忠職守而受到羅馬人的器重，為其部落爭取到重要特權，並被授予監管莫里尼部的重權。叛軍甚至聯絡羅馬的舊省，期望能夠誘使阿洛布羅基部起兵背叛羅馬，這也不是毫不可行。許多部落紛紛響應，而只有身處漩渦中心的雷米部及其控制下的蘇埃西翁部、李烏契部（Leuci）和林貢斯部保持沉默，遠離喧囂。除此之外，從庇里牛斯山至萊茵河的整個凱爾特民族，如今都已經響應號召，捍衛個人與國家的自由。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之前反抗最為積極的日耳曼人如今卻毫無動靜，甚至特雷維里部也因為同日耳曼人的爭鬥而缺席了此次自由之戰，門奈比部似乎同樣如此。 愷撒的作戰計劃——與拉比努斯結盟 先是在日爾戈維亞敗退，又失去了諾維奧杜努姆，如今的羅馬人顯然正處在生死關頭。於是，他們在愷撒的大本營中召開軍事會議，討論應對策略。大部分人支持翻越塞文山退往羅馬舊省，由於此舉面臨叛軍正面的衝擊，所以需要羅馬軍團的保護。但是如此軟弱的應對態度並不合時宜，還可能招致政府的訓斥，因此愷撒並未採納。他下令停止從這些地方徵兵，要求他們全力保衛邊境。另一方面，他親自帶兵反向行軍趕往阿格丁庫姆，命令拉比努斯也退往此地。凱爾特人當然不打算讓兩支軍隊匯合。拉比努斯曾把其後備兵和輜重留在阿格丁庫姆，因而他可以沿塞納河右岸下行直抵目的地，但他不想此行被凱爾特軍發現。於是，他佯裝要渡馬恩河，最後在敵軍的目送下渡過塞納河，在其左岸同敵軍交戰，最後得勝，消滅了大量凱爾特士兵，其中就包括統帥老卡姆洛格努斯（Camulogenus）。叛軍想將愷撒困在羅亞爾河上，但未能如願。愷撒並不打算等待叛軍與大部隊會合，抓住機會擊潰了僅有的埃杜維民兵。由此，羅馬兩支軍隊順利會師。 阿萊西亞的叛黨立場 與此同時，叛軍也在埃杜維都城比布拉克特商討下一步的作戰策略，會議仍由韋辛格托里克斯主持。由於日爾戈維亞一戰的勝利，他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誠然，即便到了這個時候，有些部落仍舊不甘落寞，在事關民族存亡的鬥爭中，埃杜維部仍覬覦霸權，想要以部落內另一位領袖取代韋辛格托里克斯的位置。但這一提議遭到全體與會成員否決，韋辛格托里克斯的最高統帥地位得以確立，其作戰計劃繼續實施，該計劃同他在阿瓦利庫姆和日爾戈維亞所採用的策略大同小異。他選擇曼杜比伊部的城市阿萊西亞（位於科多爾省［Cote d'Or］的瑟米爾［Semur］附近，今名為阿利茲-聖萊納［Alise-Sainte Reine］）[21]作為新陣地的中心，又在其城下建了一所設防的兵營。他們在此囤積了大量的糧食和其他補給品，又令日爾戈維亞的軍隊趕到此處，同時將騎兵擴充至一萬五千人。 在阿格丁庫姆成功會師後，愷撒立即率全軍開赴貝桑松（Besancon），因為叛軍的隊伍已經抵達塞文山南坡的赫爾維境，威脅羅馬行省，為了保護此地免遭侵犯，愷撒也只能如此。此時，向著阿萊西亞進軍的部隊仍在行軍路上，唯一可供韋辛格托里克斯調動的軍隊便是騎兵。維爾特騎兵在中途伏擊了愷撒，但日耳曼新騎兵隊又以羅馬步兵為後盾，反攻得勝，這結果確實讓人大吃一驚。 愷撒來到阿萊西亞　阿萊西亞攻城戰 因此，韋辛格托里克斯更是加快了入守阿萊西亞的進程。愷撒的兵力相較之下非常薄弱，而凱爾特軍隊則駐守在一座防禦牢固、糧餉充足的堡壘之下，手握大量身經百戰的騎兵。如果愷撒不肯放棄攻勢，便只能頂著危險，在一年內第三次以寡敵眾。但此前，凱爾特人都是同小部分羅馬軍團交戰，而當下，他們面對的將是愷撒率全軍壓境。在阿瓦利庫姆和日爾戈維亞，韋辛格托里克斯將步兵置於堡壘的保護下，同時充分利用了騎兵的機動性，截斷了敵人的交通，而如今這一策略卻不起作用。凱爾特騎兵如今敗於自己曾經蔑視的敵人，銳氣盡失，現在一遇到愷撒的日耳曼騎兵就潰不成軍。攻方戰線長達約十五公里，覆蓋全城以及附近的堡壘。韋辛格托里克斯原本打算在城下交戰，但卻沒料到在阿萊西亞被圍，因而補給雖多，卻遠不夠供給八萬步兵和一萬五千騎兵以及眾多城內居民。他不得不承認，自己設定的戰略這次反而害了自己，除非有人前來營救，否則他這次是徹底完了。羅馬人包圍時，剩餘糧食僅夠支撐一個多月，到了最後，韋辛格托里克斯決定發揮騎兵的作用，遣散之後命他們傳令給各地的領袖人物，請他們召集軍隊前來支援阿萊西亞。至於自己，他決定為自己的錯誤決策負責，與城內的居民和部下同生死共命運。但愷撒做了兩手準備，一邊放任包圍，一邊繞開敵軍主力，在營造包圍圈的同時布置外部防禦，並囤積了大量糧食。日子一天天過去，城內補給消耗殆盡，他們不得不把城內的居民驅趕出去，這些人在兩軍之間掙扎，最終慘死。 阿萊西亞解圍戰 到了最後時刻，愷撒陣線外圍終於出現了凱爾特援軍的身影，據說共有二十五萬步兵和八千騎兵。從英吉利海峽到塞文山，各個叛變部落為了營救民族精英和受人尊敬的將軍精銳竭盡全力，只有貝洛瓦奇部以不願在境外作戰為由，拒絕了韋辛格托里克斯的求援。第一次戰鬥發生在三者之間，被困之人和外部援兵商量好雙面夾擊，結果仍被擊退；但休整一天後，凱爾特軍隊捲土重來，竟然突破了包圍圈，冒著敵軍的猛烈進攻攻破了對方的防線。於是，愷撒立即派拉比努斯召集附近的隊伍，帶著四個兵團對敵人發起猛攻。在最危急的關頭，愷撒親臨戰場鼓舞士氣，雙方展開了慘烈的肉搏戰，援軍被迫回撤，愷撒的騎兵隨之發起追擊，大敗援軍。 阿萊西亞投降 這不僅僅是一場簡單的勝利，它決定了阿萊西亞乃至是整個凱爾特民族的命運，此戰過後再無挽回的可能。凱爾特軍隊士氣低落到了極點，最終當即解散回歸。到了此時，韋辛格托里克斯仍有逃脫的機會，至少也能以自由人的身份自救。但他不屑為之，在軍事會議上，他曾發誓為了民族的存亡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他絕不會逃離，誰知這話真的成了他的結局。凱爾特人將他獻給民族的仇敵愷撒，美其名曰讓其受到應有的處分。阿維爾尼王騎著戰馬，身著全副鎧甲，來到羅馬執政官的面前，繞其座椅一周後，當面交出了自己的馬匹和武器，默默坐到了愷撒腳下的台階上（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 韋辛格托里克斯被處死 五年後，有人洋洋得意地牽著韋辛格托里克斯走過義大利首都的街市。當勝利者在卡皮托爾山頂向滿天神祇祈禱時，韋辛格托里克斯卻被人以背叛羅馬的罪名斬首于山下。正如一天的陰沉晦暗後，夕陽穿透雲層映出晚霞，蒼天也在各國滅亡時指引出最後的偉人。所以，腓尼基接近滅亡時期成就了漢尼拔，凱爾特歷史的最後，韋辛格托里克斯載入史冊。兩人都無力拯救自己的國家而免於異族統治之下，卻也使國家免於最後的恥辱——無聲無息地文明毀滅！當國家墮落腐化時，常常會誕生一批憤世嫉俗的利己主義者和膽戰心驚的懦夫。正如那位迦太基人，韋辛格托里克斯不僅要對抗外敵，更要排除這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內鬼。他之所以在歷史上取得非凡地位，不僅在於能攻善守的軍事才能，更是因為其獨特的個人魅力，畢竟在一個自私自利的國家裡，能夠集中全國力量反抗外侮絕非易事。生活在腓尼基商業城市中的那位市民，冷靜而沉著地致力於實現一個宏大的目標，五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而凱爾特的這位受人尊敬、為國捐軀的統帥卻沒能堅持過一個短短的夏季，這大概就是世上最遙遠的差距了吧。無論是內心修養，抑或是外表儀容，大概整個遠古時期都無法找到第二位如此典型的俠客。但一個人不應當只是個俠客，政治家更應如此。無論是他不屑從阿萊西亞出逃，還是他捐軀赴國難，都是俠客而非英雄的行為，畢竟他是承載著整個國家希望的勇士。這種犧牲不過是當全民族遭到外族的侮辱時，把本應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生死鬥爭貶低為反抗暴君的罪行。相同情境下，漢尼拔截然不同的行為堪稱明智。同這位充溢著豪俠之氣的阿維爾尼王告別，我們不得不感慨於歷史和人道的些許人情味，但凱爾特民族的特色在於，其最偉大的人物說到底也只是個豪俠而已。 最後一次討代比圖里吉部和卡爾努特部 阿萊西亞城淪陷，城內軍隊投降，凱爾特叛軍蒙受了巨大損失，整個國家更是慘遭重創，根本無法再起戰事。最糟糕的是，他們損失了一員大將——韋辛格托里克斯。國家正是因為他的努力才能統一，沒了他，統一似乎也就成了無土之木。叛黨之間不再商量聯合防禦和再度任命元帥之事，愛國黨的同盟自行解散，每個部落都有決定同羅馬人是戰是和的權利。當然，求和的呼聲無處不在。愷撒也想儘快結束戰事，他那十年的省長任期已過七年，最近已引起首都政敵的疑心，他自認為最多還能掌權兩年。為了自己的利益和榮譽，他必須盡力掌控最近攻下的地區，方便以後移交權力。但要想完成這一任務，時間似乎太過緊迫。此時，勝方尤其需要施恩於戰敗方，而幸運的是，凱爾特人忙於內鬥，無暇深思，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議。屬於親羅馬一派的部落為數眾多，如高盧中部規模最大的兩個部落埃杜維部和阿維爾尼部，它們在阿萊西亞陷落之後就立即同羅馬恢復了往日的關係，之前被囚禁的兩萬俘虜無需繳納贖金便得以釋放，其他部落的俘虜卻淪為戰勝者的苦役奴隸。高盧各地情形基本同兩大部落相似，各部落也放棄了反抗，聽天由命，等待著懲罰降臨。但是，或因愚忠輕率或因垂死掙扎，仍然有些部落堅持著已無希望的反抗大業，直到羅馬軍隊前來討伐。而早在羅馬紀元702—703年即公元前52—前51年冬季，羅馬人就曾對比圖里吉和卡爾努特部進行過這類征伐。 貝洛瓦奇部 貝洛瓦奇部去年並未支援阿萊西亞，但現在卻做著殊死抵抗，似乎他們是想證明自己缺席那場決戰不是出於怯懦或厭惡自由。阿特雷巴特部、安比亞尼部、卡萊特部（Caletes）及其他貝爾格部落都參與了這一鬥爭。阿特雷巴特部君主康米烏斯，目睹了日耳曼騎兵在去年戰鬥中神勇的表現，便帶著五百名騎兵前去支援貝洛瓦奇部。對他膽敢投靠叛黨一事，羅馬人無法容忍，近日拉比努斯甚至想用奸計刺殺他。貝洛瓦奇部的科雷（Correus）行事果決，才幹出眾，一直統管戰事，依照韋辛格托里克斯的戰略作戰，戰績斐然。愷撒雖分批調來了大量軍隊，卻無法逼貝洛瓦奇的步兵出戰，也無法阻止對方占據其他陣地以便防禦羅馬大規模衝擊。而且，在多次與敵方騎兵尤其是康米烏斯率領的騎兵交手中，羅馬騎兵尤其是投誠的凱爾特軍隊損傷慘重。不幸的是，科雷在一次同羅馬截糧隊的遭遇戰中遇害，此後這裡的抵抗也隨之瓦解。鑒於羅馬人提出的條件尚可接受，貝洛瓦奇部也隨之投誠。隨後，拉比努斯又征服了特雷維里部，接著對偏遠的厄勃隆尼斯部大肆劫掠。因此，貝爾格同盟最後的抵抗也徹底崩潰。 羅亞爾河沿岸 沿海各部落仍抱著同羅亞爾河鄰邦共抗羅馬統治的幻想，叛軍隊伍從安甸（Andian）、卡爾努特和周邊地區出發，在羅亞爾河下游集合，將皮克頓部支持羅馬的君主困在了萊蒙努姆（Lemonum，今即普瓦捷［Poitiers］）。但不久後，便有大軍前來攻伐。叛黨立即退兵，想要渡過羅亞爾河限制敵軍，不料卻在半途中遭遇羅馬軍隊阻擊，潰不成軍。這樣一來，卡爾努特部以及其他反叛的部落和沿海部落都相繼投降。 烏克塞洛頓諾境內 除幾個頭目帶著散兵游勇在各處繼續抵抗外，其他反抗勢力基本消弭。羅亞爾河上的聯軍潰敗後，驍勇善戰的德拉佩斯（Drappes）和韋辛格托里克斯的忠實戰友盧克特里烏斯（Lucterius），聚集了一批反抗意願最為堅決的士兵，據守在洛特河（Lot）[22]上堅固的山城烏克塞洛頓諾（Uxellodunum）之中。儘管經歷了傷亡慘重的激戰，他們仍保持充足的糧食供應。隨後，德拉佩斯被俘，盧克特里烏斯困在城外，但守城士兵仍全力抵抗羅馬人的進攻。直到愷撒親自前來督戰，令人開鑿暗渠斷了守軍的供水通道，這一慘烈的攻守大戰才宣告結束。為了向這些意志堅定、不屈不撓的勇士致敬，愷撒饒了他們的性命，割下每一士兵的手以示懲戒，之後將他們遣返回家。愷撒認為，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平定高盧全境的公開反抗行動；康米烏斯仍在阿拉斯一帶同羅馬軍隊展開游擊戰，直到羅馬紀元702—703即公元前52—前51年冬季，愷撒才同意講和。即使這個憤怒且疑心重重的首領斷然拒絕前往羅馬營地的請求，愷撒也並未在意。對於高盧西北部和東北部那些偏遠地帶，愷撒對叛黨的要求也不過是名義上歸順，甚至暫時休戰而已[23]。 平定高盧 這樣一來，經過長達八年的戰爭（羅馬紀元696—703即公元前58—前51年），位於萊茵河以西、庇里牛斯山以北的高盧區域從此成為了羅馬的屬地。平定此地尚不滿一年，在羅馬紀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羅馬軍隊便因為義大利內部出現戰亂而向南跨過阿爾卑斯山撤回本國，只在高盧留下了幾支新兵隊伍。然而，凱爾特人並未趁機再次掀起反抗運動，即便其他行省都對愷撒公開宣戰，他們仍舊堅持聽命於其征服者。因此在羅馬事關成敗的幾年中，日耳曼人也不再侵略這塊萊茵河左岸的土地。在之後的數次危機中，雖然這樣的機會反覆出現，高盧再未發生全民族的叛變或者日耳曼族入侵事件。即使有些地方發生叛亂，例如羅馬紀元708年即公元前46年貝洛瓦奇部起兵叛亂，但因其規模較小且同義大利糾紛毫無關聯，因而羅馬省長能夠輕易地將其平定。當然，正如西班牙幾百年的平靜，這種平靜也有相應的代價，即對於那些距離最遠、民族意識最強的地方，如布列塔尼、斯海爾德河一帶和庇里牛斯山區域，只能暫時容忍它們以各種方式脫離羅馬的統治。愷撒當時因為更加緊急的事情無暇顧及，因此處理凱爾特問題時顯得有些草草了事，並不全面。但單就驅逐日耳曼軍隊和平定凱爾特叛黨而言，他的安排顯然經受住了考驗。 羅馬稅收政策 在行政管理方面，納博省長仍將最近徵得的區域劃在納博省內，直到愷撒於羅馬紀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離職，這些地方才劃分為兩個省，一為高盧，二為貝爾格。因已被羅馬人征服，各個部落都喪失了政治獨立性，需定期向羅馬納貢。但跟貴族和富豪用以牟利的納貢制度不同，他們仿照西班牙的制度，給每一部落指定固定貢額，具體徵收方式由他們自己決定。這樣一來，高盧每年有四千萬賽斯特資金流入到羅馬國庫，而羅馬政府則主動承擔了萊茵河畔的防禦費用。此外，戰爭中儲存在神廟和暗室的大批黃金也相繼湧入羅馬，愷撒將這些黃金慷慨地播撒在羅馬全境，又再一次性地大量拋入金融市場，導致黃金對白銀的比率猛跌了將近百分之二十五。由此可見，高盧因這次戰爭遭受了巨大損失。 沿用現行制度 征服過後，昔日的部落組織、世襲君長或封建寡頭等政治團體仍舊存在，即使是小部落依附大部落的藩屬制度也未廢除，但既然其政治獨立性已喪，所有制度也就失去了實際效力。愷撒的目的正是利用封建制度和霸權的衝突爭端，藉此支持那些擁護異族統治的人當權，以此進一步加強羅馬的統治。愷撒欲傾盡全力在高盧成立一個羅馬黨派，為此他向投奔來的手下獎勵大量金錢和田產，甚至憑藉他個人的影響，為他們在元老院或各自部落的一級辦事處謀得一官半職。那些具有強大可靠羅馬黨的部落，例如雷米部、林貢斯部和埃杜維部等都備受優待，組成了自由的民社組織，即所謂的同盟制度。並且由於霸權調整，他們因此占據了優勢地位。至於凱爾特宗教及其祭司，愷撒從一開始就非常寬容，後來羅馬當局對德魯伊教（Druidical）採取的極端措施在當時根本毫無蹤跡。除此之外，大概還有一事與此相關，即往後的不列顛戰爭往往帶著宗教戰爭的色彩，而高盧戰爭卻非如此。 國家引進羅馬化進程 對於被征服的民族，愷撒做了儘可能的體諒，無論是民族、政治還是宗教制度，只要不同羅馬的屬國地位相衝突，愷撒都予以保留。這樣的做法並不是放棄了高盧的羅馬化，而是要以寬大的方式將其實現，畢竟前者是他征服此地的基本計劃。此前的一些形勢已使大部分高盧南部實現了羅馬化，但若想在北部同樣實現有些不太現實。憑著熟練老道的政治手腕，他自上而下地促進這一進程的自然發展，儘可能地縮短招致痛苦的過渡時期。他曾幫助數名凱爾特貴族獲得羅馬公民身份，甚至將數人推上了羅馬元老的席位，除此之外，他還制定了以下措施：一是規定在高盧部落里以拉丁語取代土著語為官話，同時增加了某些限制；二是以羅馬幣製取代本地幣制，而羅馬當局保留金幣和第納爾幣的鑄造權，至於小額貨幣的鑄造權則交給各部落，但後者的流通僅限於部落境內，其標準也要遵守羅馬規定。從此以後，羅亞爾河同塞納河兩岸的居民都照令使用一種雜亂不堪的拉丁語[24]。這種不倫不類的語言儘管惹人發笑，相較於純正的拉丁語卻有著更好的發展前景。日後高盧的部落組織若類似於義大利的城邦組織，其部落首領和部落會議的地位又高於凱爾特原有組織的話，那麼這種轉變可能就是愷撒的功勞了。從軍事和政治角度來看，羅馬人應該在阿爾卑斯山外建立一系列殖民地，充當新政權的支撐點和新文明的出發點，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似乎只有這位繼承了蓋烏斯·格拉古和馬略遺慧的政治家了。如果愷撒只是將自己手中凱爾特或日耳曼的騎兵安置在諾維奧杜努姆，將波伊人安置在埃杜維境內——在對韋辛格托里克斯的戰爭中，埃杜維已經盡了其作為羅馬殖民地的義務——那麼可能的原因只是按照日後的計劃，他不能讓手下的兵團就此解散。有關此事，下文將就他以後數年對舊羅馬省的作為展開敘述。他無法將這些制度在最近平定的區域內施行，其原因大概就是因為缺少時間吧。 凱爾特民族的災難　凱爾特人和愛爾蘭人的民族特性 凱爾特民族大勢已去，愷撒一手葬送了其政治文明，整個民族也正走向滅亡。對於有發展潛力的民族，命運有時尚會施以無妄之災，但對凱爾特人而言，卻是自作孽不可活，這也是歷史的必然。僅僅從最近戰爭的經過來看，不論是通觀全局還是觀察細節，都已經不言而喻。羅馬人即將建立統治地位時，只有寥寥地方勢力奮起反抗，而且這些地方大都屬於日耳曼人或混血日耳曼人的領地。羅馬人統治之後，他們也曾嘗試擺脫，但其行動不是太過魯莽，就是過分依靠少數有名的貴族，所以諸如杜提奧馬爾烏斯、卡姆羅格努斯、韋辛格托里克斯或科雷之類的人物一旦陣亡或被俘，起事便宣告失敗。其他地域的民族戰爭都會在攻城戰和游擊戰中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一個民族的道德力，而在凱爾特人的反抗中，此類戰鬥卻少得可憐。羅馬人中少有並不蔑視所謂野蠻民族的人，其中一人說道：凱爾特人靠著蠻勇挑逗未來的危險，可危險一旦來臨時，他們卻退縮了。這句話雖有些刻薄，但凱爾特人史書上的每一頁都在無可辯駁地證明這一點。在浩浩蕩蕩的歷史漩渦里，一切缺乏鋼鐵般堅韌品質的民族都會遭到無情的毀滅，凱爾特人這種民族斷然不可能繼續存在。凱爾特人同羅馬人的關係，正如他們的同族愛爾蘭人同薩克遜人的關係——它們註定被更為先進的政治文明所吞併，並成為其未來發展的催化劑。在我們同這個民族告別之前，有一件事情需要注意，我們今天在愛爾蘭人身上看到的獨一無二的民族特性，在古人所述的羅亞爾河與塞納河上的凱爾特人身上同樣可見。所有的特點都有著驚人的相似：懶於耕種、酷愛酗酒鬧事和張揚荒誕——我們仍然記得日爾戈維亞之戰勝利後，掛在阿維爾尼聖林的刀，據說是愷撒之物，他在聖地參觀之後莞爾一笑，下令禁止觸動神聖產業；他們在言談中全都是比喻和誇張，帶著暗諷和離奇的口吻；他們有讓人大笑的詼諧——其中有個絕妙的例子，即一人當眾演說時，若另外一個人插嘴，那麼依照凱爾特法令，應該將這個擾亂治安者的衣服割開一個醒目的大洞；他們喜愛歌功頌德，具備演說家和詩人的天賦；他們滿懷好奇心——商販若是不先將自己已知或未知的新聞在大街上公開講述一番，便不能順利通過——和愚蠢輕信，眾人依這種傳說行事，徒增混亂，於是秩序較好的部落嚴禁旅客將未經證實的消息告知官吏以外的人；他們有著幼稚的虔誠，以祭祀為父，一切都要事先請教；他們有著誠摯的民族榮譽感，一國之內密切團結，能像一家人般對抗外族；他們傾向於在一時雄起的首領帶頭下起事造反，卻不能將勝不驕敗不餒的真勇氣保持到最後，辨不出何時靜候何時發難的正確時機，無論是任何組織、軍事或政治上的紀律都無法遵守，甚至是無法容忍。無論何時何地，凱爾特民族總是懶惰卻富有詩意，怯懦卻又熱烈，好奇輕信，和藹聰明，但從政治觀點來看，確實是個不折不扣的「無用民族」，因此它無論如何也逃不出滅亡的宿命。 羅馬發展的開端 但這次戰爭最重要的結果並不是一個大的民族亡於愷撒的武力之下，其積極的影響遠大於消極影響。毋庸置疑，如果元老院政治能再堅持幾代之久，所謂的民族大遷徙必能提早四百年，在義大利文明尚未移植到高盧、多瑙河或非洲和西班牙之時，就展開其進程。愷撒，這位誕生於羅馬的偉人可謂文武兼備，依靠雄謀大略斷言日耳曼各部落必將是羅馬、希臘世界的大敵。於是，他以強硬的手腕制定了以攻為守的新東方戰略，憑藉河流和人造城牆堡壘保衛帝國的邊境，又在邊境一帶最近的野蠻部落開展殖民活動，以期防禦更遠的部落。他從敵國招募士兵補充羅馬的兵力，這一切都為羅馬和希臘文化爭取了一段必要的時間，使得教化西方同之前教化東方一樣變成了可能。 常人能夠立即預見自己行為的結果，天才人士所播的種子卻會慢慢地發芽生長。幾個世紀之後，人們才知道亞歷山大不僅在東方建了一個曇花一現的國家，而且把希臘文化傳播到了亞細亞；又過了幾個世紀，世人才曉得愷撒不僅為羅馬人攻克了一個新省，而且更為西方各地的羅馬化奠定了基礎。從軍事上來看，遠征英吉利和日耳曼的行為看起來相當魯莽，並且一無所獲，但直到很久以後，人們才意識到其深遠的意義。無數民族的存在和狀況已經不為人知，只能依賴於水手和商人真假參半的傳聞，才得以在希臘羅馬世界傳播。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5月，一個羅馬人寫道：「每一天信件和消息接連從高盧傳來，報告我們素來不合的民族、部落和區域的名稱。」歷史的範圍因為愷撒遠征外阿爾卑斯山而擴大，這在世界史上同發現美洲新大陸一樣重要。除地中海狹窄地帶之外，我們又發現了中歐和北歐的民族，波羅的海和北海沿岸的居民；在舊世界外，我們又增添了新的世界，兩者從此相互影響。後來哥特人狄奧多里克（Theodoric）成功達成的事情，阿里奧維斯圖斯也早已達成。如果那樣，我們的文明與羅馬、希臘文明的關係，定不會比印度和亞述（Assyrian）文明的關係更為密切。希臘、羅馬過去的光榮，之所以能過渡為近代史上更成熟壯麗的結構，西歐能夠實現羅馬化，日耳曼能夠實現古典化，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西庇阿等人能帶來不同於阿蘇卡（Asoka）和薩爾瑪納撒（Salmanassar）的聲音，荷馬和索福克勒斯不僅能像吠陀（Vedas）和迦梨陀娑（Kalidasa）那般受到文學家的青睞，而且寫就了家喻戶曉的作品，這一切都是愷撒的功勞。他的偉大前輩亞歷山大在東方創立的基業，在經歷了中世紀的風波後，差不多毀於一旦；而愷撒的功業，雖歷經千年考驗而猶存，儘管人類的宗教和組織大變，甚至是文明的中心也發生了轉移，但他的功績卻稱得上是永存於世。 多瑙河畔的國家 要詳細敘述當時羅馬與北方民族的關係，我們還要看一看義大利和希臘兩個半島以北從萊茵河源頭到黑海一帶的地方。當然，歷史或許從未記載到當時那裡曾發生的各族大亂，即使時而提及這個區域，也只能說是漆黑中閃出的一線微光，只會讓人更加疑惑。但指出各國史籍資料的殘缺不足，是歷史學家的義務，他們不能在讚揚愷撒宏偉防禦計劃的同時，又避諱元老院所派將軍為保護邊境而在此做出的拙劣布置。 阿爾卑斯山上的民族 義大利東北部仍然受到阿爾卑斯山上部落侵犯的威脅。羅馬紀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羅馬在阿奎萊亞布下重兵，而阿爾卑斯南側的高盧省長盧奇烏斯·阿弗拉涅烏斯舉行了凱旋慶祝儀式，由此看見，這段時間內肯定發生過遠征阿爾卑斯的行動；不久之後，羅馬人同諾里庫姆族（Noricans）一位君長的聯繫更加密切，或許正是因為此事。但到了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阿爾卑斯北邊的叛變導致愷撒不得不調動所有駐紮在上義大利的軍隊，這也導致阿爾卑斯蠻族突襲了繁盛的城市特吉斯德（Tergeste）。由此可見，日後義大利在這一區域也將面臨大患。 伊利里亞 那些占據伊利里亞沿海區域的騷亂民族，不厭其煩地騷擾其羅馬主人。達爾馬提亞人早已發展為此處最大的民族，如今又有鄰族加入，實力大增，其市鎮也由二十個猛增到八十個。他們從利本尼亞人（Liburnians）手中奪取了波莫納城（距離凱卡河［Kerka］不遠），反覆交涉後不肯交還，愷撒便在法爾薩莉亞（Pharsalia）一戰以後派兵對其發起進攻。但此後羅馬兵敗，因此，達爾馬提亞一時成為了反愷撒黨的大本營，其居民同龐培黨和海盜聯合起來，在水陸兩方面對抗愷撒的一眾將領。 馬其頓王國 最後，馬其頓、伊庇魯斯（Epirus）和希臘荒涼破敗的程度，比羅馬帝國其他部分更加嚴重。迪爾拉奇烏姆（Dyrrhachium）、塞薩洛尼卡（Thessalonica）和拜占庭（Byzantium）雖仍有些許商業往來，雅典的名氣和哲學學派仍吸引著旅行家和各路學子，但綜合而言，希臘昔日人口眾多的城市和人山人海的港口，現在都如同墓地般死寂。即便希臘人能夠保持克制，馬其頓崎嶇山地中的居民仍舊不斷地劫掠和爭鬥，例如大約在羅馬紀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阿格雷人（Agraeans）和多羅皮人（Dolopians）侵襲埃托利亞城，到了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住在德林（Drin）河谷的庇魯斯人（Pirustae）洗劫了伊利里亞南部。一時之間，四面鄰居爭相起而效之。在羅馬紀元676—683年即公元前78—前71年的八年戰爭中，雖然北面的達爾達尼人（Dardani）和東面的色雷斯人早已被羅馬人擊敗，但色雷斯最強大的君主科提斯（Cotys）還是進入了羅馬藩屬君長的行列，開始統治過去的奧德里西亞王國（Odrysian）。然而，這一區域仍舊受到來自北面和東面的侵擾。省長蓋烏斯·安東尼曾進攻達爾達尼族以及住在今名為多布魯恰（Dobrudscha）的多個部落，皆遭到激烈反抗，後者在多瑙河左岸巴斯塔奈人（Bastarnae）的幫助下，於伊斯特羅波利斯（Istropolis，今伊斯特［Istere］，距庫斯坦基［Kustendji］不遠）打敗羅馬人（羅馬紀元692—693年即公元前62—前61年），只有蓋烏斯·奧克塔維烏斯（Gaius Octavius，又稱屋大維）在對培西人（Bessi）和色雷斯人的鬥爭中稍占上風（羅馬紀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反之，馬庫斯·皮索掌權時（羅馬紀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一點並不奇怪，因為他不論對敵對友，一切皆向錢看齊。所以，在他擔任省長時，色雷斯的登底勒特部（Dentheletae，在斯特律蒙河［Strymon］畔）在馬其頓大肆橫行搶掠，甚至將自己的哨兵安排在從迪爾拉奇烏姆到塞薩洛尼卡的羅馬軍事大道上。見本省的羅馬軍隊似乎只是在那裡坐山觀虎鬥，任由這群劫匪荼毒羅馬人友好和平的藩屬，塞薩洛尼卡的人民遂準備自行抵抗他們的圍攻。 新達契亞王國 這種攻勢當然無法危害羅馬的統治，並且後者對於接連發生的恥辱早已麻木。但正是這一時期前後，有個民族開始在多瑙河外達契亞（Dacian）大草原上實現了政治的統一，其未來的歷史地位與培西人和登底勒特人不同。達契亞人又稱為蓋塔人（Getae），其族中有一個名為扎爾默克西斯（Zalmoxis）的聖人同君主共理政務。此人遠遊異域，考察各種神祇的道行和靈跡，熟悉埃及祭祀和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知識和智慧，之後回到族中，一生隱居在「聖山」一個壁室中虔誠修道。平時，他只同國王和大臣相見，在處理重大事務時，他會向國王傳達神諭，然後由國王下達給人民。最初，族內的人視他為聯絡神靈的祭司，直至後來將其歸為摩西（Moses）和亞倫（Aaron）一類的神。人們認為天主讓亞倫為先知上師，摩西為先知神，由此誕生了一項歷史悠久的制度——國王必須有這樣一個神靈在旁，由他之口傳達命令。這種特殊制度，以神治輔助那看似毫無限制的王權，因此，蓋塔國王同臣民的關係，大概跟哈里發（caliphs）與阿拉伯人的關係相近。大約同一時期，蓋塔國王布雷比斯塔斯（Burebistas）和神德鏗（Dekaeneos）在宗教和政治上完成了驚人的改革，正是上述制度的結果。該民族原本十分嗜酒，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相當墮落腐化，如今在提倡節酒和尚武的新福音下，完成了脫胎換骨的新生；軍隊有了清教徒般的嚴明紀律，並且士氣高漲，布雷比斯塔斯很快藉此在數年內便建設出一個強大的國家，占領了多瑙河兩岸，往南深入色雷斯、伊利里亞和諾里庫姆（Noricum）。該國同羅馬人並沒有直接接觸，這個同早期伊斯蘭教頗為相似的國家將會走向何方，無人知曉；但是那些沒有先知能力卻妄然預言的人，就像安東尼和皮索這類執政官一樣，不配同眾神爭鋒。 * * * [1]例如在沃克努斯部的維松（Vaison），發現一個用普通希臘字母撰寫的凱爾特銘文，其中最後一個字意謂「神聖」。 [2]泰晤士河兩岸的英倫部落均借用貝爾格部落的名稱，可見貝爾格當地的凱爾特人遷居不列顛一事，前後持續時間頗久。例如阿特雷巴特部、貝爾格部，甚至不列顛部（Britanner），「不列顛」一詞的由來，大概最初是將住在亞眠下游索姆河（Somme）上的不列頓部（Britonen）名稱移用到某一個英倫部落，而後推廣到全島得來。英倫的金幣也源自貝爾格部，並且最初與貝爾格金幣一模一樣。 [3]貝爾格各部落若不包括雷莫部在內，即塞納河與斯海爾德河之間，東至雷穆和安德納赫（Andernach）的地方，共約十一萬至十二萬平方公里，約計第一期徵兵可出三十萬；因此，如果我們把貝洛瓦奇部第一徵兵與全體能戰男子的已知比率認為處處可用，則貝爾格部能戰的人數必達五十萬，因而全部人口至少達二百萬。在遷徙以前，赫爾維蒂部及其屬下各族共計三十三萬六千人，若我們假定他們當時已被逐出萊茵河右岸，他們的領土面積約計一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由於不了解凱爾特的奴隸制度，所以農奴是否計算在內，我們無法斷定。依據愷撒敘述奧格托里克斯（Orgetorix）的奴隸、門客和債務人的言論，他們似乎已被納入其中。再者，遠古時期的歷史特別缺乏具體的統計數據，這種用推測補其缺漏的辦法，我們自當慎重篩選，聰朋的讀者應當不被它們誤導，也不因此而不予考慮。 [4]瓦羅書中曾記錄下斯克法（Scorfa）所言：「在阿爾卑斯山北邊萊茵河畔的內陸地帶，我還任統帥時，走過一些地方，既不見葡萄樹，也不見橄欖樹，又不見果樹，他們用掘出的白堊土給土地施肥，他們既無岩鹽，也無海鹽，只把某種木料燒成鹼灰，用以代鹽。」這話所描寫的大概是愷撒以前舊省東境阿洛布羅基領土的情形，之後普林尼又詳細記錄了高盧的不列顛人是如何用泥灰石增加土壤肥力的。 [5]「高盧的牛在義大利十分出名，它們特別擅長田間耕作，而利古里亞的牛則毫無用處。」（瓦羅）固然，這裡所謂的高盧僅指阿爾卑斯山以北的高盧地區，但該地的畜牧業必然起源於凱爾特時代，由普勞圖斯所說的「高盧馬」（Gallici canterii）可知。「不是每一種族都擅長放牧，如巴斯圖爾人（Bastuler，生活在安達盧西亞［Andalusien］）和特杜爾人（Turduler，也生活在安達盧西亞）則均不擅長此事。凱爾特人最長於此，尤指可騎的牲口和負重的牲口（iumenta）。」（瓦羅） [6]我們所以得此結論，是因此商船名為「圓」船，以別於名為「長」船的戰船，同樣還有划槳船與商船之別，又因為商船船員不多，至多不過二百人，而一隻普通的三層槳船所用的槳手有一百七十人。 [7]早在羅馬紀元第六世紀，波河流域的凱爾特人便開始使用這一詞語，因此恩尼烏斯已知此詞。在那樣早的時候，此詞只能由該處傳給義大利人，然而此詞不只是凱爾特文，而且是德文，為德文Amt一詞的語根；甚至家兵制本身，也是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所共有。為考證此詞，我們需考證該制度究竟由日耳曼人傳到凱爾特人，還是由凱爾特人傳到日耳曼人，這是史學上的重要事情。若我們如往常所想，此詞本系德文，原來的意義是作戰時立在主人背後（and等於「對」，bak等於「背」）的奴僕，便與此詞極早為凱爾特所知並不完全矛盾。由一切類似的現象看來，養家兵之權不可能一開始便屬於凱爾特貴族，而是從古時君主制和自由民的平等對抗中漸漸發展而來。若這樣看來，凱爾特家兵制並非誕生於本土，也並非由來已久，而是較晚的制度。那麼，鑒於凱爾特人與日耳曼人幾百年來已有的關係（詳見下文），凱爾特人在義大利不可能像在高盧那般大量雇用日耳曼人作武裝奴僕。若其成立，則所謂「瑞士親兵」（Schweizer）必早於人們想法幾千年。羅馬人或許仿凱爾特人稱日耳曼民族為Germani，如果Germani一詞真是源於凱爾特語，這顯然符合上述說法。當然，如果ambacti一詞能由凱爾特語根得到滿意的解釋，以上那些假定便值得懷疑；即如崔斯（Zeuss）探求此詞的來源，以為ambi等於「周圍」，ag等於agere，意指「周圍行動的人」或「左右聽差的人」，所以判定該詞指的就是下人、奴僕，不過他還不敢確定。至於此詞同時是一個凱爾特人名，或許與坎布爾語（cambrisch）中的amaeth（小農人、苦力）也有某種聯繫，但這些都不能用來決定以上兩種說法的是非。 [8]源於凱爾特語的guerg（工作者）和breth（裁判）。 [9]由維欽拖利被控叛逆罪一事，可見這種聯軍元帥對軍隊方面所處的地位。 [10]愷撒所謂的「斯維比人」大概就指卡蒂人；但此名確屬於愷撒時代，甚至很久以後，此名也屬於日耳曼任何其他堪稱為經常游徙的部族。所以梅拉（Mela）和普林尼書中的「斯維比王」雖一定是指阿里奧維斯圖斯，我們卻絕不能因此斷定阿里奧維斯圖斯是卡蒂人，馬科曼尼人自為一族，在馬波德（Marbod）以前無從考證；很可能到當時為止，Marcomanen一字也不過是其字源上的意義，即國防軍或邊防軍。愷撒把馬科曼尼人列在參加阿里奧維斯圖斯軍隊的民族中，又曾在「斯維比人」一字上誤解了一個普通名詞，在這裡或許也是如此。 [11]據愷撒所說，阿里奧維斯圖斯於羅馬紀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來到高盧；而據愷撒和西塞羅之說，阿德瑪格托布力甲（Admagetobriga，此地的真名，現在根據一個假銘文常稱為Magetobriga）之戰發生於羅馬紀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 [12]在信札中，像西塞羅那樣著名的元老竟用輕薄口吻談論阿爾卑斯山北邊的大事，我們若能好好體會那種口吻，便不至於認為此事為不足信，或許能夠在不朋政治和苟且偷安以外加以更深刻的解讀。 [13]這日期系按未修正的曆法。通用的更正日期在這裡沒有充分可靠的資料為根據，但按這種修正，此日相當於儒略曆（Julianische Kalender）的四月十六日。 [14]Julia Equestris，後面的稱號可視為與愷撒其他殖民地的稱號，與Sextanorum，Decimanorum等同類。愷撒部下的凱爾特或者日耳曼騎兵既能得到羅馬或至少拉丁的公民權，同時還能分得土地。 [15]格雷（Goler）以為這次戰場在距穆爾豪森不遠的塞爾奈（Cernay），這與拿破崙所稱的貝爾福特（Belfort）戰場大致相符。這臆說雖非定論，卻適合當時的情勢。由貝桑松到那裡路程不遠，愷撒竟用了七天才走到，他自己解釋道，是為避開山路繞道了七十五公里；又這次的追擊直到萊茵河才停止，並且顯然結束在交戰的那天而非經過數日。據這段敘述，鑒於古書對這事不置可否，我們斷然贊成戰場距萊茵河五羅馬里而非五十羅馬里的意見。呂斯圖（Rustow）誤解了此事，因此提議把戰場改在薩爾河（Saar）上游。愷撒所望的塞昆部、洛伊克部和林貢斯部的糧食，並非要在進攻阿里奧維斯圖斯的路上送到羅馬軍中，而是要在他們出發以前送到貝桑松，而後由軍隊自己攜帶；試看愷撒一面指著這些糧餉給部隊看，一面又以途中可收得糧食安慰他們，這種情形便十分朋白。愷撒通過貝桑松控制朗格和埃皮納勒（Epinal）一帶，其所處地區已無力再供糧餉，我們可以預見，他寧願就地徵發軍需，而不願取之於他所來的地方。 [16]關於日耳曼的這些居留地，這似乎是最簡單的臆說，阿里奧維斯圖斯把這些民族安置在萊茵河中遊河畔，這是可能的，因為他們突然加入了他的軍隊作戰，以前從未出現過；愷撒保留了他們的居留地，這也是可能的，因為他向阿里奧維斯圖斯聲朋願容忍那已居高盧的日耳曼人，而之後我們在這裡還發現了他們生活的蹤跡。至於有關日耳曼人的這些居留地在戰後有何規定，愷撒未曾提及，因為他有意地對他在高盧所做的組織事宜一概不談。 [17]愷撒到不列顛的行程系由加來（Calais）與布洛涅（Boulogne）之間的沿海港埠渡到肯特（Kent）的海岸，有這事的性質和愷撒的朋言為證。人們常想把地點決定得更為精密，但無成效。一切見於記載的只是：第一次航行時，步兵在一個港埠登船，騎兵在其東相距八羅馬里的港埠登船；第二次航行時，愷撒於上述兩埠中擇一最方便的為登船之所，這就是以後不再提起的伊提港（Portus Itias），此處距不列顛海岸三十或四十羅馬里。愷撒說他選擇一條「最短的渡海路線」，我們由這句話，固然可以斷定他渡過的不是英吉利海峽而是加來海峽，但他渡加來海峽是否循著數學上最短的路線，卻不能斷定。要用這些論據——其中最後也因為各家數據不同而基本不用——來決定地點，非本地絕對熟悉環境的地理學家不能完成；但眾多可能性中最可取的或是下列意見：伊提港在格里諾角（Cap Gris Nez）以西昂布勒特斯（Ambleteuse）附近，騎兵登船處在同一地岬以東埃加勒（Ecale即維桑［Wissant］）附近，登陸之處在多維（Dover）以東沃爾默堡（Walmercastle）附近。 [18]由於薩賓努斯早年的功績，歷史上對兩人的記載總是薩賓努斯更占優勢，而從此次敗仗的敘述，我們可以推知科塔雖與薩賓努斯同為軍使而非副將，卻是一位年紀較輕、威望較小的將領，大概曾奉命遇有意見不合時須對薩賓努斯讓步。再者，我們絕不能設想愷撒會命兩個權力相當的將官共同主持一座兵營的工作，卻完全不預防兩人意見的不合。與萊茵河橋的那十二隊兵馬相似，這五隊兵馬不屬於同一兵團，似乎是由全軍的機動部隊組成，被調來增援這座距日耳曼最近的營壘。 [19]當然，只有在攻擊武器的用途只以劈刺為主的時代，這才可行。拿破崙說得好，在現代戰事裡，這種方法已不適用，因為我們的武器既由遠處奏效，展開的陣勢自然更優於密集的陣勢，在愷撒時，情形正與此相反。 [20]人們常在阿維爾尼首都尼米圖姆（Nemetum即克萊蒙Clermont）以南一小時路程至今仍名日爾戈（Gergoie）的一片高地上尋求此地；在這裡不僅挖掘到除了粗陋寨垣的遺址，還找到了與這地名相關的源自羅馬第十世紀的文獻，足見這地點選擇得很正確，毋庸置疑。再者，這地點既符合愷撒別的敘述，又表朋他在指定日爾戈維亞為阿維爾尼部首都時的深謀遠慮。因此我們假定，阿維爾尼人兵敗以後，不得不由日爾戈維亞遷都至堅不可摧強固的鄰城尼米圖姆。 [21]近來有個討論不休的問題，即阿萊西亞是否與阿萊斯（Alaise，在杜省［Doubs］貝桑松以南二十五公里）是同一個地方，而所有朋智的學者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這一點很正確。 [22]人們常常以為此地在距菲雅克（Figeac）不遠的卡普德納克（Capdenac），格勒最近宣稱，過去有人提出它在卡奧爾（Cahors）以西的呂澤什（Luzech），他對此表示贊成。 [23]當然我們可以想像，這事愷撒雖未自行記載，但薩路斯特以愷撒同黨的身份著書，卻給我們提供了一條不難理解的暗示。此外，錢幣又給我們提供了另一條線索。 [24]在勒梭維部（Lexovier，今利雪［Lisieux］）所在地，即卡爾瓦多斯的維戈布雷特（Vergobret），發現了一段印製在一枚半錢幣上的銘文。雖然這些錢幣的字跡往往難以辨認，印模質量十分惡劣，但依稀可見其與當時的拉丁語極為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