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史 · 第五章　龐培外出時期的黨爭

挫敗的貴族階級 伽比尼烏斯法一經通過，首都各黨派的地位就發生了變化。從選舉產生的平民黨將軍掌握兵權之日起，凡該將軍的黨派被認定為是其同黨的，都在首都占據了優勢。毋庸置疑，貴族階級仍然緊密團結在一起，由人民大會產生的執政官，根據平民黨人的表述，無一不是在襁褓之中就被指定為執政官的人選。即使是當權者，也無法操控選舉，亦不能在選舉上打破舊家族的影響力。然而不幸的是，正當貴族幾乎即將把「新人物」徹底排擠出執政官地位的時候，軍事特權又成為冉冉升起的新星，執政官這一職位因此黯然失色。貴族階級雖然沒有開誠布公地承認，但他們對此瞭然於胸，他們自以為大勢已去，無法挽回。唯有昆圖斯·卡圖盧斯巋然不動，堅守著自己全然不盡人意的地位，成為失勢黨派的鬥士，至死方休（羅馬紀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這令人肅然起敬。除此之外，最高級的貴族中再也找不出一個英勇無畏、堅定不移維護本階級利益的例子，其中最負盛名、才能出眾的人物，例如昆圖斯·梅特路斯·皮烏斯和盧奇烏斯·盧庫勒斯，實際上已經退位，只要能做到不失禮節，他們都願意歸隱山林，在庭園流芳之間，香榭書閣之中，鳥舍魚塘之側，將佛羅廣場和元老院會堂拋諸腦後。貴族的後輩當然更是如此，他們不是完全沉湎於奢華和文學，便是見風使舵、趨炎附勢。 加圖 年輕一代人中只有一個例外，這就是馬爾庫斯·波爾基烏斯·加圖（Marcus Porcius Cato，生於羅馬紀元659年即公元前95年）。此人志向遠大，且極具奉獻精神，然而在那個政治上醜態百出的時代，他的出現仍不失為一個不切實際、惹人悲憫的現象。加圖為人正直且持之以恆，他目的明確、行為謹慎，大力擁護祖國和世襲政體，但天資駑鈍，在感官和道德方面均缺乏熱情，總之，他可以當個過得去的財務官。但不幸的是，加圖早年受到形式主義的影響，他一方面信奉斯多噶哲學的教條，這些教條已經成為孤立無援、了無生氣的抽象概念，卻流行於當時的上流社會；另一方面是因為其曾祖父的例子，加圖認為自己應該專門仿效曾祖，於是開始以模範公民和道德典範的身份行走於這座邪惡的都城，按照老加圖的方式譏諷時勢，行路徒步當車，借貸不取利息，當兵不求勳章，通過模仿羅慕路斯王不穿汗衫的例子，開啟復古的事業。這完全是一幅描繪加圖祖先的奇異諷刺畫：他的祖先原來是位頭髮灰白的農夫，因怨世嫉俗、義憤填膺成為演說家，既善於舞刀弄槍，又善於扶犁事農桑，感官上偏狹但匠心獨運、知識健全，言語往往一針見血。這位少不更事的腐儒，竟然口吐珠璣、一派學究風範，人們見他無時無刻不是手不釋捲地坐著，這位哲人既不懂戰術，也對其他任何藝術一無所知，只在抽象道德領域天馬行空。由於他在道德方面建樹極高，因而在政治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在世態炎涼、熟視無睹的年代，他的勇氣和消極道德給人們極大的鼓舞，甚至形成一個學派，其中若干人等（當然人數不多）反倒爭相效仿和把玩哲人的生活方式，其政治影響力也正是立足於此。因為在保守黨的著名人士中，只有加圖，即使才智粗淺，但至少一身正氣、勇武不阿，只有他，不論有沒有必要，都時刻準備孤注一擲地奉獻自己。因此，雖然他在年齡、爵位、能力等方面資質不足，卻在不久之後就成為貴族黨公認的領袖。在一個剛毅果斷的人憑藉堅持就能決定成敗的地方，加圖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而且在細節問題上，尤其是關於財政性質的問題，他的干涉往往明智且審慎，因為每次元老院開會，他都必然出席。加圖擔任財務官時開啟了一個新紀元，他在世一日，便詳細核查公共預算一日，因此不可避免地常與包稅商產生糾紛。除此之外，他簡直沒有絲毫政治家的特質，他甚至不能領會政治的目的，無法觀察政治關係，他所有的策略不過是堅決反對離經叛道，或者在他看來違背貴族階級世襲政治道德教條的人，這樣一來，加圖的所作所為有時有利於他自己的黨派，有時正中敵黨下懷。他是貴族階級的堂·吉訶德，從他的性格和行為來看，毫無疑問仍然是個貴族人士，但是貴族黨的政策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而已。 平民黨的攻擊 持續與貴族黨對峙已然不足為榮，但是平民黨對已經敗落的敵人的攻擊卻理所當然並未停息。猶如隨軍的勇士猛衝陷落的敵軍軍營，平民黨成員猛烈攻擊已然潰敗的貴族，這種痛打落水狗的舉動至少在政治表面上掀起了洶湧的波濤。群眾更加積極地參與到此事中來，尤其因為蓋烏斯·愷撒為了討他們的歡心，舉行奢侈盛大的賽會（羅馬紀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賽會中所有設備，甚至野獸籠似乎都由純度很高的銀材打造——而且在平常也十分慷慨，這種慷慨又完全依賴於借債，因此更顯得難能可貴。對貴族展開的攻擊種類不厭其多，貴族政治的弊端提供了大量材料，自由主義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官吏和律師，比如蓋烏斯·科爾涅利烏斯（Gaius Cornelius）、奧盧斯·伽比尼烏斯、馬爾庫斯·西塞羅等，他們不斷地有條不紊地揭示貴族主政不盡人意、臭名昭著的方面，並提出對其加以制裁的法律。元老院被要求在規定日期接見外國使臣，如此一來，往常延遲接見的現象便可以避免。駐羅馬外國大使募集錢款被宣告為不可起訴，只有這樣才能嚴禁元老院習以為常的貪腐（羅馬紀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此外，元老院此前在某些特定案件中享有免受法律制裁的特權，現在也遭到了限制（羅馬紀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此外還存在一種弊端，即每一位在外擁有私人產業的羅馬貴族，通常需要被賦予派往該地的羅馬使者資格，這時也遭到了限制（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此外，對賄選和選舉舞弊的處罰也加重了（羅馬紀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因為駭人聽聞的選舉舞弊方式層出不窮，因為有些人被驅逐出元老院之後，企圖再次當選，重返元老院。 按照羅馬的慣例，副執政官在就職時宣布標準法，之後處理司法問題時就必須遵照標準，這一向被認為合乎情理，此時才被明確定為法律（羅馬紀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 新自由民——波河以外人民 但平民黨人尤其致力於完成平民黨的復辟，以適應時勢的形式，實現格拉古時代的核心思想。人民大會選舉祭司的先例由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開創，之後被蘇拉廢止，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護民官蒂烏斯·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通過法律再次將其恢復。平民黨人樂於指出，從當下的形勢看來，徹底恢復森普羅尼烏斯穀物法，還缺乏哪些條件，與此同時卻對時局變易——國家財政緊張，完全享有特權的羅馬公民數量激增——避而不談，因此復辟絕對行不通。在波河與阿爾卑斯山之間的區域，平民黨人積極組織與義大利人爭奪政治平等的運動。早在羅馬紀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蓋烏斯·愷撒就已因此遊歷這一地區各地，到了羅馬紀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馬爾庫斯·克拉蘇擔任監察官，準備將此地居民直接登記在公民冊上，只是由於其同僚從中作梗，最後才不了了之，之後繼任的監察官似乎都經常產生這種想法。昔日格拉古和弗拉庫斯曾是拉丁人的護衛者，因此現在平民黨的領袖也是波河以外人民的護衛者，蓋烏斯·皮索（羅馬紀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執政官）竟然敢侵犯愷撒和克拉蘇的這些臣屬，因此不得不讓他痛改前非。另一方面，這些平民黨領袖似乎無意維護新自由民的政治平等權利，護民官蓋烏斯·馬尼利烏斯在一個與會人員寥寥無幾的大會上，通過復興蘇爾庇克烏斯關於新自由民選舉權的法律（羅馬紀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12月31日），但隨即遭到平民黨領導人的否認，經他們提議，元老院在該法通過當天便將其廢除。依照同一精神，羅馬紀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人民法令，要求將所有既無羅馬公民權又無拉丁公民權的外國人都驅逐出首都。顯然，格拉古政策的內在矛盾——既允許被排斥者通過努力進入特權階級，又允許特權階級努力維持手中的特權——已經傳遞到之後的繼任者，愷撒及其同黨一方面讓波河流域外的人看到了獲得公民權的希望，另一方面卻不贊成新自由民擁有公民權，並首肯採用粗暴的方法，不允許勤勉奮進、富有商業頭腦的希臘人和東方人在義大利同義大利人展開競爭。 對抗拉比里烏斯 平民黨對待人民大會早期刑事裁判權的方式值得一提。蘇拉並沒有真正廢除這種裁判權，但是實際上已被懲治反叛和謀殺的陪審法庭取而代之，舊有的程序在蘇拉之前很久就已完全不適用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未曾想過要認真重新構建它。但是因為人民主權這一觀念似乎要求他們至少在原則上承認公民的刑事裁判權，所以在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護民官蒂烏斯·拉比努斯將三十八年前殺死、或者據說殺死護民官盧奇烏斯·薩圖寧的老人告上這個高等刑事法庭，如果年史記載屬實，圖盧斯（Tullus）就是在這個法庭上判定謀殺姐妹的霍拉提烏斯（Horatius）無罪。被指控者是一個名叫蓋烏斯·拉比里烏斯（Gaius Rabirius）的人，此人即使並未殺害薩圖寧，也至少在貴族的筵席上炫耀薩圖寧被砍下的首級。此外，在阿普利亞地主中，拉比里烏斯向來以殺人越貨、血腥屠戮為人所知，早已聲名狼藉。此事的目的——即使不是原告的目的，也至少是那些支持他的聰明人的目的——絕對不是將這個惡貫滿盈的惡棍釘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元老院首先從根本上改變控訴的形式，而後反對黨假借某種託辭解散被召集起來給罪人宣判的人民大會，如此一來，整個訴訟案件就此作廢，平民黨也不願看到這種情況。通過這個程序，羅馬自由的兩個保障，一個是公民的上訴權，一個是護民官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再次成為實際的權利，平民政治的法律基礎再次得到承認。 個人襲擊 在所有個人問題上，只要平民黨反動派有能力有膽量去做，他們都表現出更大的熱忱。當然，為謹慎起見，他們沒有強烈要求將蘇拉沒收的財產物歸原主，避免與友黨發生糾紛，同時避免陷入與實利派的衝突，因為源於黨內意圖的政策鮮有能夠與實利派抗衡的。流亡他鄉者的召回與財產問題關係十分密切，似乎同樣有失妥當。反之，他們致力於復辟被放逐者兒女被剝奪的政權（691年即公元前63年），元老派的領導人不斷遭到個人襲擊。因此，在668年即公元前86年，蓋烏斯·梅米烏斯（Gaius Memmius）針對馬爾庫斯·盧庫勒斯提出黨見訴訟。他們讓盧庫勒斯聲望較高的兄長在都城門前等候舉行應得的凱旋禮，一等就是三年（羅馬紀元688—691年即公元前66—前63年）。同樣，昆圖斯·列克斯和平定克里特的昆圖斯·梅特路斯也遭到羞辱。 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在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平民黨的青年領袖蓋烏斯·愷撒不僅膽敢與最有聲望的貴族——昆圖斯·卡圖盧斯和平定伊紹拉的普布利烏斯·塞爾維利烏斯——競選大祭司候選人資格，而且竟然在公民大會上一舉奪得勝利。據說蘇拉曾侵吞公款，他的後嗣，尤其是他的兒子福斯圖斯（Faustus）無時無刻不擔憂被控訴追還公款。他們甚至揚言要根據瓦列里烏斯法重新審理羅馬紀元664年即公元前90年擱置的平民控告案。 我們不難想像，最應該受到法律追究的，是那些參與執行蘇拉法令的人。財務官馬爾庫斯·加圖以學究式的正派開端，認為他們殺人得到的獎賞是非法從國家剝離出去的財產，要求他們償還（羅馬紀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難怪次年（羅馬紀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蓋烏斯·愷撒擔任刑事長官，隨即認定蘇拉法令中的一條——殺害被剝奪公民權的人無罪——無效，導致蘇拉最臭名昭著的劊子手盧奇烏斯·卡奇利那、盧奇烏斯·貝連努斯（Lucius Bellienus）、盧奇烏斯·盧斯奇烏斯（Lucius Luscius）被帶到陪審員面前，判定他們一部分罪行。 薩圖寧和馬略的復興 最後，他們毫不遲疑再次當眾提起那些早已被遺忘的平民黨英雄烈士的名字，尊重對他們的紀念。上文已經提及行兇者被起訴，薩圖寧如何恢復名譽。昔日有人提及蓋烏斯·馬略的名字，所有人都心驚肉跳，這時卻有了弦外之音，而且那個將義大利從北方蠻族解救下來的人，恰好就是當下平民黨領袖的姑父。羅馬紀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蓋烏斯·愷撒不顧禁令，竟然在馬略寡妻的葬禮當日，於廣場當眾展示這位英雄的塑像，群眾歡聲雷動。但三年之後（羅馬紀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一個早晨，此前馬略命人建造於卡皮托爾、後來被蘇拉下令推倒的紀勝碑，突然在原址上閃現出黃金雲石的光輝，參加過非洲和辛布里戰役的老兵淚眼婆娑，簇擁在昔日他們敬愛的主帥的石像周圍。這座紀勝碑也是同另一個膽大之人違法重建的，但是礙於群眾群情歡騰，元老院不敢將其毀壞。 平民黨的成就無足輕重 雖然這些舉動和爭執聲勢浩大，但從政治上看來，結果卻無足輕重。寡頭政治勢力已然落敗，平民黨掌握了政權。各個等級的下屬匆忙趕來，給這屈服的敵人補上幾腳。平民黨也有自己的法律基礎和原則信仰，他們的純理論家在平民的所有權利完全恢復之前，絕對不肯善罷甘休，因此不免像正統主義者習以為常的那樣，有時看上去十分可笑，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而且無關緊要。總體看來，這種運動毫無目的，我們由此可知，運動發起者因找不到運動的目的而陷入困境，因為運動的發展幾乎完全視情況而定，或者以次要事件為轉移。 平民黨與龐培面臨衝突 這是別無選擇、非如此不可的。在與貴族的鬥爭中，平民黨一直處於上風。但是他們的勝利並非孤軍奮戰得來的，他們仍然面臨重重考驗——並不是與舊敵清算，而是與勢力過度膨脹的盟友做個了結，在昔日與貴族的鬥爭中，勝利大體可以歸功於這位盟友。現在，因為平民黨不敢拒絕他，將空前的軍事和政治權力交到了他的手上，這位東方和海上將軍仍然從事君主的廢立。他做這件事要花多長時間？他什麼時候宣布戰事完結？除他本人之外，無人能斷言。因為一如其他任何事情，他回到義大利的時間，或者換句話說，一決勝負的日子，掌握在他自己手中。與此同時，羅馬各黨派在靜觀其變。當然，貴族黨人期待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將軍到來，內心相對平靜，他們預見龐培和平民黨的關係即將破裂，二者關係的破裂，對他們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害。與之相反，平民黨人內心忐忑不安，痛感憂懼，企圖趁龐培未歸，他們還有迴旋的時間，將計就計，應對即將到來的大爆炸。 施行平民黨軍事獨裁的計劃 在這項政策上，他們再次與克拉蘇不謀而合。克拉蘇想要對抗自己忌憚的敵人，除了與平民黨再度聯合，別無他法，而且這種聯合較之從前更加緊密。在第一次聯合中，愷撒和克拉蘇都是相對弱勢的，彼此不相上下，勢均力敵。羅馬最富裕的人與負債最多的人結成最緊密的聯合，如今他們面對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威脅，也就更加精誠團結、萬眾一心了。大庭廣眾之下，平民黨人聲稱這位在外的將軍是其黨派的領袖和光榮，似乎將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了貴族，暗中卻著手準備對抗龐培。在歷史上，平民黨這些避免即將到來的軍事獨裁的嘗試，與大多數混淆視聽、甚囂塵上的反貴族煽動相比，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毋庸置疑，當這一切還在黑暗中鋪排之時，我們掌握的文獻只能在黑暗中透露出一絲游光，因為不僅在當時有必要隱瞞此事，即使下一個時代亦復如此。但是通常說來，這些努力的過程和目的卻十分明確。若想摧毀一個軍事力量，就只能藉助另一個軍事力量。平民黨的計劃是仿照馬略和秦納的先例，將政權據為己有，隨後委任他們的一位領袖平定埃及，或者擔任西班牙總督，或者某個與此類似的常任或特任官職，這樣一來，他和他的軍事力量才能與龐培及其軍隊相抗衡。為此他們需要掀起一場革命，將矛頭直指形同虛設的政府，但實際上卻是為了推翻當選君主的龐培，為了這場革命的順利進行。自伽比尼烏斯-馬尼利烏斯法通過至龐培歸國（羅馬紀元688—692年即公元前66—前62年），羅馬一直籠罩在權謀之中，都城陷入一種不安的懸念，資本家意志消沉，支付活動暫停，破產隨處可見，這都預示著一場醞釀已久的革命即將到來。同時這場革命似乎也要打造一個全新的政黨格局，平民黨的計劃是越過元老院，以龐培為目標，這暗示著這位將軍和元老院的地位相近。再者，平民黨人企圖以他們喜好人物的獨裁抵制龐培的獨裁，嚴格來說，他們也承認了軍事政治，這實際上是抱薪救火，在他們手裡，原則主義問題變成了個人問題。 平民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聯合 因此按照平民黨領袖擬定的計劃，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先由平民黨的共謀在羅馬煽動暴亂，推翻當時的政府。首都最下等和最上等社會的道德狀況，為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免令人嘆惋。首都的自由無產階級和奴隸無產階級的性質，在此我們無須重述。一句意義深遠的「只有窮人能代表窮人」早已廣為傳播，於是興起了這樣一種觀念，即窮苦大眾可以效仿獨裁者，自成一個獨立勢力，不但可以不受凌辱，而且可以自己擔任專制君主的角色。這甚至在年輕的貴族中也引起了同樣的反響。喧嚷揮金如土的都市生活不僅讓人傾家蕩產，而且令人身心俱損。在那個盛行芳香捲髮、時髦髭鬚和褶邊袖口的上流社會中，雖有歌舞昇平、暢飲達旦的歡樂，但也蘊藏著一道驚人的深淵。在那裡，經濟崩潰，道德淪喪，那裡有仔細包裝的絕望和大白天下的恐慌，也有瘋狂或邪惡的決定。以上各界人士毫無保留地祈望重返秦納時代，剝奪公權，財產充公並廢除舊賬，這種人為數眾多，還包括不少門第不低、才能出眾的人物在內，只等著有人一聲令下，便像一夥強盜一般，對文明社會發動攻擊，將他們揮霍掉的錢財搶回來。人只要聚集在一處，領袖就會自然而然產生，因此，這些盜匪很快就找到了適合當匪首的人。 卡塔利納 已故的副執政官盧奇烏斯·卡塔利納和財政官格涅烏斯·皮索，之所以在同代人中聲名顯赫，不單是因為他們出身貴族和位高權重。他們已經斬斷了所有退路，他們荒淫無度卻富有才幹，令同黨滿懷敬畏。在那個惡貫滿盈的年代，卡塔利納尤其臭名昭著。他的惡行都記載在罪犯錄上面，不屬於歷史，但是他的外貌——面容蒼白，目露凶光，步法忽緩忽急——透露出了他黯淡的過去。卡塔利納身上富有擔任這種匪首需要具備的素質——享盡世間福，吃遍世間苦的能力、勇氣、軍事才能、知人善任與罪犯的魄力，以及能使弱者墮落、教墮落者犯罪的駭人聽聞的教授方法。 對於財力雄厚且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人來說，將這些勢力組合成一個意在推翻現存社會秩序的亂黨，並不算是難事。任何有望剝奪人權、廢除舊賬的計劃，卡塔利納、皮索及其黨羽無不欣然贊同。再者，卡塔利納尤其仇視貴族階級，因為貴族階級曾反對聲名狼藉、陰險狡詐的卡塔利納候選執政官。昔日他曾做過蘇拉麾下的劊子手，率領一隊凱爾特人搜捕被剝奪公民權的人，並親手殺死自己年邁的岳父和另外許多人，而他現在又欣然同意為反蘇拉派做同樣的事情。一個秘密聯合會悄然形成，據說入會人數在四百以上，義大利各城邦和區域均有分會。當然，除此之外，一個以合乎時宜的綱領——「消滅債務」——標榜的暴動一旦爆發，各個階層的浪蕩青年必定不請自來，成群歸附。 同盟首個計劃失利 據說在羅馬紀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12月，聯合會領袖認為起事的時機已經到來。當選羅馬紀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執政官的普布利烏斯·科尼利厄斯·蘇拉（Publius Cornelius Sulla）和普布利烏斯·奧特洛尼烏斯·帕伊圖斯（Publius Autronius Paetus），此時經法庭證實均犯有賄選之罪，因此按照法律規定撤銷了兩人擔任最高級官職的資格，於是兩人便加入聯合會。叛亂者決定為此二人武力奪取執政官職位，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獲得國家的最高權。在新執政官照例就職的當日——羅馬紀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1月1日——他們要發動武裝攻打元老院會堂的行動，殺死新執政官和其他指定的人，在取消排斥蘇拉和帕伊圖斯的法庭判決之後，宣布此二人為執政官。然後蘇拉成為獨裁者，愷撒擔任騎兵統帥，毫無疑問，他們是想趁龐培遠離首都任職高加索之際，建立起一支強大的軍隊。將領和士兵都已招募，指令已經下達，在約定的日子，愷撒一得到克拉蘇的暗示，就會向卡塔利納發信號，卡塔利納將如約在元老院會堂附近等待信號。但他什麼也沒有等來，卡塔利納並未出席這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元老院會議，因而這次籌劃的暴動流產了。之後他們又籌措了一個相似但規模更大的刺殺計劃，於2月5日實施。但是由於卡塔利納發號施令過早，約定的匪黨還未到齊，這個計劃也泡湯了。於是秘密泄露了。當然，政府當局沒有膽量公開進攻叛黨，但他們給受到直接威脅的執政官配備了一隊衛兵，並以政府徵用的隊伍對抗謀反派隊伍。為了調離皮索，有人建議派遣皮索以副執政之職擔任近西班牙財務官，克拉蘇應允，他希望以此為叛黨爭取到這個重要省份的資源。但進一步的建議受到護民官的阻擾。 以上都是文獻記載的信息，所表述的顯然是流行於政界的說法，細節上的可信度無從查證，只能是個有爭議的問題。至於主要情節——愷撒和克拉蘇的參與，政敵的表述必然不能當作充足證據。但他們在這一時期舉世皆知的行動，顯然與該報告描述的秘密行動相吻合。克拉蘇是這一年的監察官，他想以監察官的名義將波河以外的人民登記在公民名錄上，這一舉動本身已經帶有革命性質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克拉蘇這次還企圖將埃及和賽普勒斯登記在羅馬疆域圖表上，大概在同一時間（羅馬紀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或羅馬紀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愷撒也得到護民官向公民大會發出的提議，建議派遣他去埃及，擁護被亞歷山大人驅逐的托勒密王復位。這些陰謀大致上與敵人提出的罪狀相符合。確切情形如何，我們無從知曉，但很有可能克拉蘇和愷撒原本籌劃要在龐培外出時，建立軍事獨裁，也可能是因為埃及被選為平民黨的軍事力量基地。總之，羅馬紀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暴亂計劃，可能就是要實現這個目的，這樣一來，卡塔利納和皮索都只是克拉蘇和愷撒手中的棋子。 反叛派的重新布局 一時之間，反叛派盡皆蟄伏。羅馬紀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的執政官選舉，克拉蘇和愷撒都沒有意圖謀取執政官職位，這一方面或許是因為平民黨領袖的兄弟盧奇烏斯·愷撒（Lucius Caesar）——一個經常淪為親人利用工具、意志軟弱的人——成為了這次的執政官候選人。但亞洲傳來消息催促他們加快行動步伐，因為小亞細亞和亞美尼亞的事務已經處理完畢。平民黨的戰略家指出，只有俘虜國王，米特拉達特斯戰爭才算結束，所以必須繞過黑海對其窮追不捨，而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進入敘利亞。但無論他們說得如何清楚，龐培都對這類言論漠不關心，羅馬紀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春季，他由亞美尼亞出發，進軍敘利亞。如果埃及真的被選定為平民黨的大本營，現在機不可失，否則龐培很可能比愷撒先到埃及。由於禁令太過鬆懈，且畏手畏腳，以至於羅馬紀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的叛黨並未解散，隨著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的執政官選舉即將到來，他們又開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人物或許大致相同，計劃也變更甚少，運動的領袖依然藏身幕後。這次他們推舉卡塔利納和蓋烏斯·安東尼為執政官候選人，安東尼是演說家安東尼的小兒子，那位因兵敗克里特島而聲名俱損的將軍的弟弟。他們信任卡塔利納，安東尼和卡塔利納一樣都曾經拜在蘇拉門下，數年前也因此被平民黨傳訊並逐出元老院——而且安東尼生性怠惰，地位無足輕重，完全沒有當領袖的資質，又已是身無分文——他貪圖執政官及其帶來的利益，因此情願獻身做平民黨的工具。反叛派意圖通過這兩位執政官奪取政權，而後逮捕龐培留在都城的子女作為人質，在義大利和各省整頓武裝對抗龐培。一聽到首都起事的消息，總督格涅烏斯·皮索按計劃在近西班牙舉起叛黨的旗幟。由於龐培掌控著海域，反叛黨不能和他進行海上聯絡。為此，他們將希望寄托在平民黨昔日的追隨者波河流域外居民的身上——當時這些人中發生了激烈的騷動，他們理所當然地立即獲得了公民權——此外，凱爾特人各部族也承載著期望。這種聯合的線索一直延伸到茅利塔尼亞，反叛派中有一位來自努凱里亞、名為普布利烏斯·西提烏斯（Publius Sittius）的羅馬批發商，他因財務糾紛被迫離開義大利，在茅利塔尼亞和西班牙糾集了一群武裝亡命之徒，以傭兵首領的身份率領他們，往來於昔日與他有商業聯繫的西非。 執政官選舉——西塞羅取代卡塔利納勝選 平民黨使出渾身解數全力備戰選舉。克拉蘇和愷撒豪擲千金以為賭注——自己的或借來的——發揮自己的人脈作用為卡塔利納和安東尼當選執政官保駕護航。卡塔利納的同仁也盡心竭力擁護他當政，他承諾會給予他們政黨所擁有的高官厚祿，執掌神壇和宮室田產，尤其是免去他們的債務。他們也清楚，卡塔利納不會信守承諾。貴族階級的處境十分困窘，主要原因是他們連與平民黨競爭的候選人都推選不出。推選出來的候選人有掉腦袋的危險，這一點顯而易見，公民熱衷鋌而走險的時代已經過去——如今甚至是野心家，也選擇在危機面前緘默。因此貴族階級也止步於心猿意馬，嘗試通過頒布關於禁止賄選的新法規，以打擊競選活動的密謀——然而該法規卻遭到一名護民官的否決——他們又將選票投給一位雖然差強人意，但卻無傷大雅的候選人。此人便是馬爾庫斯·西塞羅，一個聲名狼藉的騎牆政客，慣於一時倒向平民黨，一時又倒向龐培，有時又向更遠處的貴族階級伸出橄欖枝。一切被控訴的權勢者，不論何人不論何黨（甚至連卡塔利納也在其委託人之列），他都為他們辯護。他本來不屬於任何黨派，或者說——其實沒有任何分別——屬於實利派，這一派在法院（朝廷）占據優勢，他們喜歡這位能言善辯的說客、謙恭詼諧的夥伴。西塞羅在首都和其他城鎮都有關係，足以與平民黨推舉的候選人一較高低。由於這些因素，貴族雖然不情願，但終究還是選了他，龐培派也選他，西塞羅最終以獲得絕大多數票當選。平民黨的兩位候選人得票幾乎相等，但安東尼的家族聲譽較之另一位候選人更高，因而得票略高。這個偶然事件使卡塔利納落選，也使羅馬免於另一個秦納的禍害。稍早，皮索已經在西班牙被其當地護衛殺害，據說是受到他的政敵兼仇人龐培唆使。結果只有安東尼一人選上了執政官，反叛派無所作為，甚至在兩位執政官尚未就職之時，西塞羅就斷絕了自己與反叛派結交的鬆散聯繫，同時放棄以抽籤決定執政省份的法定權力，將馬其頓總督這個有利可圖的美差讓給其債台高築的同僚。因此，該計劃的主要預備條件也不復存在了。 反叛黨的新計劃 與此同時，東方局勢的發展給平民黨帶來的威脅日甚一日。敘利亞的整頓進展迅速，埃及已經有人請求龐培率軍前來，為羅馬占據該地，平民黨人心情沉重地擔憂著下一刻會聽到龐培親自攫取尼羅河流域的消息。大概正是出於這種恐懼，愷撒試圖立即派遣人員去往埃及援助國王抵抗叛臣，但這一企圖明顯落了空，原因似乎是不論尊卑貴賤之人，都不願意做任何有違龐培之事。龐培的回國以及因此可能發生的變故愈來愈接近，弓弦雖然已經屢次繃斷，但是依舊還有再次嘗試拉弓的必要。羅馬城沉浸在一片陰沉的騷動之中，而政治運動領袖活躍的集會又表明某個運動正在醞釀。 塞維土地法 新任護民官就職之際（羅馬紀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12月10日），這個問題變得豁然開朗，一位名為普布利烏斯·塞爾維利烏斯·魯盧斯（Publius Servilius Rullus）的護民官隨即提議一項土地法，其意旨在於為平民黨領袖爭取獲得一項類似於龐培通過伽比尼烏斯—馬尼利烏斯法案獲得的地位。土地法名義上的目的是在義大利設立殖民地，然而設立殖民地的土地卻並不是通過奪取個人財產得來的，相反，一切現存的個人權利都受到保護，甚至那些最近非法占用的土地也都變成了正式產業。因此，只有坎帕尼亞的出租公地要分割出來當作殖民地，在其他地方，政府要按照一般收購的方式獲得被指定分配的土地。為了籌措收購款項，義大利其他地方的公地，尤其是所有義大利以外的公地應該陸續被變賣。所謂的義大利以外公地，包括馬其頓、色雷斯半島、比提尼亞、蓬塔斯、塞利尼等地區的昔日王家食邑，還包括按照戰爭法獲得正式產權的西班牙、非洲、西西里、希臘以及西里西亞地區的領土。羅馬在羅馬紀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之後獲得的不動產，以及凡是此前沒有處置的，也要一律變賣，這一措施主要針對埃及和賽普勒斯。出於同一個目的，除了享有拉丁權利的城市以及其他自由城市外，所有藩屬公社都要負擔十分高額的捐稅和十一稅。最後還包括自羅馬紀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起各省新增捐稅收入，以及所有還未依法處理的戰利品的收益，該措施也適用於龐培在東方開創的新稅源以及龐培和蘇拉後裔手中掌握的公款。為了這一措施的順利執行，需要選出擁有司法權和兵權的十人院，這十個人要求在職五年，同時從騎士階層選出200名副官伴其左右。但在選舉這十人的時候，只有親自報到的候選人才有機會當選，而且與祭司選舉相同，先從三十五個部族中抽籤確定十七個部族，只有這十七個部族可以進行選舉。人們無需才思敏捷，便可以看出十人院制度是想仿效龐培政權的例子創造新的政權，只不過這個政權的軍事色彩較淡，而民主色彩更加濃厚。平民黨人尤其需要掌握司法權，從而便於解決埃及問題，他們也特別需要掌握兵權，以便整頓軍隊對抗龐培。禁止選舉不到場者，這一條就是把龐培排除在外，減少有資格投票的部族數量，操縱各部族的投票，目的都在於使選舉按照平民黨的想法進行。 但是這種企圖徹底落空了。人們發覺讓人在羅馬庇蔭下從公倉把糧食稱量給他們，比自己面朝黃土背朝天辛苦耕種要舒適得多，他們對這個提議本身的態度是漠不關心的。隨即他們也感覺，龐培絕對不會允許這樣一個全方面對他進行攻訐的提案，而且一個政黨竟然在深感恐慌之時，屈尊俯就，提出如此沒有分寸的提議，境況想來早已不妙。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不難否決這種提議。新任執政官西塞羅藉機賣弄自己順水推舟的本領，甚至在護民官準備投票否決之前，提議者就將提案撤回了（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1月1日）。平民黨一無所獲，反倒汲取了一個不快意的教訓，即人民大眾或因愛戴，或因畏懼，仍然依附龐培，任何被公眾認為是反對龐培的提議都必定無果而終。 無政府主義者在伊特魯里亞的籌備 厭倦了這種毫無成效的運動和無果而終的謀劃，卡塔利納決心為此事畫上圓滿的句號。在夏季，他開始籌劃發動內戰。破落戶和反叛者群集於伊特魯里亞，這裡有一座固若金湯的強城費蘇里，該城是十五年前雷必達起事的中心，這次又被選擇為反叛派的大本營。匯款寄到這裡，由都城裡那些與叛黨有牽連的貴婦人供給款項，武器和士兵也在此聚集，還有一位蘇拉麾下的老將，名喚蓋烏斯·曼利烏斯（Gaius Manlius），其驍勇和肆無忌憚無異於傭兵，也在這裡暫時擔任主帥。在義大利的其他地方，也有類似但規模更小的戰爭準備。波河以外的民眾喜形於色，似乎只等一聲令下便發動攻擊。在布魯提區、義大利東岸、卡普亞——在任何有大量奴隸聚集的地方——與斯巴達克斯的叛亂相似的再一次奴隸叛亂似乎就要爆發了。甚至首都也醞釀著不為人知的事情，人們看到被傳訊的債務人桀驁不馴地出現在市政官面前，情不自禁地聯想起阿塞琉被殺害之前的情景。資本家焦急之狀不可言表，似乎有必要嚴禁金銀的出口，並且在主要港口設置警備。卡塔利納再次聲明競選羅馬紀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的執政官，反叛派的計劃是在選舉之際即刻殺死主持選舉的執政官以及礙手礙腳的競選者，不計代價爭取卡塔利納當選，在必要的時候，甚至調度費蘇里和其他集結地點的武裝隊伍前來攻打首都，動用武力鎮壓反抗。 選舉卡塔利納為執政官的計劃再次挫敗 西塞羅通過手下男間諜女間諜的偵察，總能很快知曉反叛派的動向，在選定的選舉當天（10月20日），在元老院大會上，他當著反叛派主要領袖的面痛斥反叛派。卡塔利納不屑於否認此事，他大言不慚地說，如果執政官人選落到他的身上，這個群龍無首的大政黨必然不會缺少領袖，以抵抗宵小之徒領導下的小黨派。但是因為他們沒有掌握這一陰謀的具體證據，元老院畏首畏尾無計可施，只能按照慣例預先許可官吏因時制宜，採取非常措施（10月21日）。如此一來，選舉大戰慢慢接近了——這次與其說是選舉，不如說是戰爭，因為西塞羅也親自從青年人，尤其是商人階層的青年人中，挑選編製成一個武裝衛隊。元老院將選舉延期至10月28日，當天保衛和控制大校場的就是西塞羅的武裝隊伍。反叛派既不能殺死主持選舉的執政官，也不能按照他們的意願操控選舉。 叛亂在伊特魯里亞爆發，政府的鎮壓手段 但與之同時內戰已經打響。10月27日，蓋烏斯·曼利烏斯在費蘇里豎起號召叛軍的鷹徽——這是辛布里亞戰爭中馬略的鷹徽之一——他已經號召山中盜匪和鄉民前來依附於他。按照平民黨的舊例，他的宣言要求解除沉重的債務負擔，修改債務訴訟的程序，當然，如果債務數額的確超過了資產，仍然可以依法剝奪債務人的自由。首都的下層民眾似乎自命為昔日平民農夫的合法繼承人，自以為是在辛布里亞戰爭的光榮鷹徽之下作戰，仿佛他們不僅想抹黑羅馬的現在，還想抹黑羅馬的過去。然而這次暴動始終孤立無援，在其他集結地點，反叛派的舉動不外乎收集武器和舉行秘密會議，因為殺伐決斷的領袖無處可尋。這對於政府來說是值得慶幸的事情，雖然很早就公開宣布內戰即將爆發，但是由於政府瞻前顧後、陳腐不堪的管理機制運轉不靈，所以沒有能夠做任何軍事籌備。到了此時，政府才開始招募民兵，下令高級軍官前往義大利各個地區，準備鎮壓有可能在各自防區內發生的暴動。與此同時，奴隸角鬥士被逐出首都，巡邏隊奉命巡哨。 羅馬的叛亂者 卡塔利納此時進退維谷。按照他的計劃，首都和伊特魯里亞應該在選舉執政官之日同時起事，首都的運動失利，伊特魯里亞運動的爆發，這種形勢不但危及他個人，也對其整個計劃的順利進行帶來威脅。此時卡塔利納的同黨已經在費蘇里起兵對抗政府，因此他不能繼續留在首都了。但是，一方面一切都取決於誘導首都的反叛派迅速發動攻擊，另一方面這必須在他離開羅馬之前完成——因為他深知其同夥的為人，不敢將此事託付給他們。反叛派中較有聲望的，有羅馬紀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的執政官普布利烏斯·倫圖盧斯·蘇拉，在那之後他被逐出元老院，此時為了重返元老院，再次擔任副執政而蠢蠢欲動；此外還有兩位前任副執政，即普布利烏斯·奧特洛尼烏斯（Publius Autronius）和盧奇烏斯·卡西烏斯（Lucius Cassius），但這三人皆是無能之輩。倫圖盧斯是個平庸的貴族，此人口若懸河，自命不凡，但心思遲緩，行事猶豫；奧特洛尼烏斯除了聲音洪亮之外，別無長處；至於盧奇烏斯·卡西烏斯，此人體態臃腫，頭腦簡單，竟然能夠落草反叛派，令人匪夷所思。但是同黨中較有才幹的人，比如年輕的元老蓋烏斯·西提古斯（Gaius Cethegus），及盧奇烏斯·斯塔提利烏斯（Lucius Statilius）和普布利烏斯·蓋比尼烏斯·卡皮托（Publius Gabinius Capito）兩位騎士，卡塔利納又不敢冒險讓他們擔任這場運動的領袖。因為在反叛黨中間，傳統的等級制度仍然占據優勢，這些無政府主義者也認為，如果沒有一位前執政或者至少一位前副執政擔任領袖，他們不可能取得勝利。所以，儘管叛軍急切盼望領袖人物回來運籌帷幄，儘管領袖人物在暴動發動之後依然留任政府十分危險，卡塔利納卻仍然決定在羅馬繼續逗留一些時日。卡塔利納習慣了盛氣凌人地震懾怯懦的敵人，他公然現身羅馬廣場和元老院會堂，在這些地方有人發言威嚇他，他回敬道不要逼他走向極端，如果他們膽敢縱火燒他的住宅，那麼他仍將在廢墟中止熄餘燼。實際上，無論是私人還是官吏，都不敢動手抓捕這個危險人物，如當一位年輕貴族在法院控告卡塔利納動用暴力，但這個控告毫無作用，因為這個案子本身無足輕重，早在訴訟程序完結之前，這個問題就放到其他地方解決了。但是卡塔利納的計劃還是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特工潛入反叛黨內部，將計劃的一舉一動纖毫畢現地透露給政府。比如反叛黨希望採用突襲戰術攻下普拉內斯特這座重要堡壘，他們於11月1日現身城下，發現該城守軍已經有所戒備，而且兵力增強。因此，一切都付諸東流了。卡塔利納雖然生性魯莽，但如今也察覺應該在近期擇日離去，可是在此之前，在他的極力鼓動之下，11月6日至7日夜間反叛黨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他們決定領導人離開之前，刺殺敵方主要領導人物——時任執政官的西塞羅。為了預防內部奸細泄密，他們即刻施行決議案。因此，在11月7日清晨，反叛黨選派的刺客敲開執政官的宅門，但發現衛隊增防，只好落荒而逃——這次仍然是政府的間諜比反叛派更勝一籌。 卡塔利納往赴伊特魯里亞 次日（即11月8日），西塞羅召集元老院會議。甚至到了此時此刻，卡塔利納還敢現身，而且執政官當面揭穿最近幾日事件的原委，義正詞嚴地攻訐他之時，他還試圖為自己辯護，但是人們不再相信卡塔利納，他落座的長凳周邊空無一人。卡塔利納離開席位，按照預先的約定前往伊特魯里亞。毋庸置疑，即使沒有發生這件事，他還是會這樣做。在伊特魯里亞，卡塔利納自稱執政官，他翹首以待，準備在得到首都反叛派起事消息的第一時間，發動軍隊進攻首都。政府宣布剝奪罪魁禍首卡塔利納和曼利烏斯的法律保護，二者麾下黨羽若不在指定日繳械投降，將落得同樣的下場。與此同時，羅馬政府還徵發了一支新的民兵隊伍。然而這支以討伐卡塔利納使命建立起來的軍隊，其統帥卻是執政官蓋烏斯·安東尼，此人與反叛派素有瓜葛，這一點人盡皆知。從安東尼的品性來看，他究竟是率軍討伐卡塔利納，還是會臨陣倒戈，完全視情況而定。他們的直接目的似乎是拉攏安東尼，使之步入雷必達的後塵。至於那些仍然滯留首都的反叛派領袖，羅馬政府並未採取任何舉措，雖然這些人受千夫所指，而且反叛派並沒有放棄在首都發動叛亂的計劃——恰恰相反，卡塔利納離開羅馬之前，已經親自做出了實施該暴動計劃的決定。 按照計劃，應該先由一位護民官以召集人民大會為由，以此作為叛亂爆發的信號，而後由西提古斯於次日夜間剷除執政官西塞羅，伽比尼烏斯和斯塔提利烏斯在城中十二處同時放火，與此同時，卡塔利納率領軍隊進發首都，城中同謀應儘快與之取得聯繫。卡塔利納離開羅馬之後，倫圖盧斯成為反叛派的領袖，如果西提古斯的懇切言詞卓有成效，倫圖盧斯也決定迅速發動攻擊，反叛派的計劃到此時仍然還有成功的可能。可是叛黨無能且怯弱，一如他們的敵人，數周時間轉瞬即逝，然而並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 定罪並抓捕首都的叛黨分子 最後，反叛派將這場對抗推向了終結。倫圖盧斯行事好高騖遠，易忽視急切而必要的事情，卻思謀宏偉高遠的計策，以此掩飾自己的粗心大意；此時凱爾特的阿洛布羅吉人（Allobroges）[1]的代表正在羅馬城內，倫圖盧斯與他們取得了聯繫。這些代表的身後，是一個已經徹底解體的共同體，他們自己也是債台高築，倫圖盧斯意圖策反他們加入反叛派陣營，在代表們離開羅馬之際，他將需要傳遞給自己心腹的訊息和密信託付給他們代為轉交。阿洛布羅吉人啟程離開羅馬，但是在12月23日夜間，他們在城門附近被羅馬當局逮捕，他們攜帶的文件也被悉數繳獲。顯然，阿洛布羅吉人的代表早已淪為羅馬政府的奸細，他們之所以與倫圖盧斯進行會談，不過是想以此為羅馬政府拿到求之不得的反叛黨首領的罪證。次日清晨，西塞羅秘密下令逮捕這場陰謀中最具威脅性的領導人物，並且成功捕獲倫圖盧斯、西提古斯、伽比尼烏斯和斯塔提利烏斯，其餘眾人逃之夭夭。被捕者以及逃脫者的罪狀顯而易見，此前截獲的信件上有被捕者不得不承認的印章和字跡，實施抓捕之後，這些信件即刻被呈至元老院，被捕者和證人都受到審訊。此外還有更加確鑿的證據，例如反叛黨成員藏匿於家中的武器，他們發出的威嚇性話語，不久也都水落石出了。陰謀確實存在，事實清清楚楚，有理有據，在西塞羅的提議下，那些至關重要的文件即刻以傳單的形式被公布出來。 反叛黨的陰謀，引起廣泛的聲討和憤恨。寡頭黨本來可以欣然利用這次揭發的時機報復平民黨，尤其是報復愷撒，但是寡頭黨早已徹底土崩瓦解，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無法以昔日謀害格拉古兄弟和薩圖寧的手段加諸愷撒之身。從這個方面來看，結果只能是力不從心。首都的群眾對反叛黨的縱火計劃尤為忿恨。商人和實利派自然而然認為債務人對抗債權人的鬥爭，是一場決定他們生死存亡的鬥爭，他們的青年人群情激奮，手持刀劍糾集於元老院會堂周圍，對卡塔利納或明或暗的黨羽拔刀相向。一時之間，反叛黨確實受到了控制，雖然幕後的最終主使可能仍然逍遙法外，但是陰謀的執行人員或被逮捕，或已逃亡，如果沒有首都的暴動支撐，集合在費蘇里的人群不可能有任何大的進展。 元老院關於被捕者處決問題的討論 在一個相對秩序井然的國家，事態發展到這一步，在政治上理應落下帷幕，軍隊和法庭才可以接手未盡事宜。但是在羅馬，情況已經發展到了政府無法安然拘捕兩個貴族的地步。倫圖盧斯以及其他被捕者下屬的奴隸和新自由人蠢蠢欲動，他們被囚禁在私宅中，據說有人設計動用武力將他們解救出來。由於近年來暴亂風起雲湧，在羅馬收取一定費用，以製造騷亂和暴動的亂黨頭目不乏其人。總而言之，卡塔利納已經聞悉此事，而且身在羅馬附近，足以利用麾下匪眾發動襲擊。這些傳言究竟有幾分真幾分假，我們無法斷言，但是這些傳言帶來的恐慌並非空穴來風，因為按照憲法規定，首都政府既無軍隊，甚至也沒有一支具備威懾力量的警察隊伍，確實免不了遭受各種匪徒的襲擊。有人提議，通過即刻處決囚犯的方式，便可斬斷一切解救囚犯的企圖。但是從憲法上來說，此舉不可行。 依據古代神聖的申訴權，能夠宣判羅馬公民死刑的只有全體公民，而非其他任何機構。此外，自從公民法庭廢除以後，便不再宣判死刑刑罰。西塞羅欣然否決了這個冒險的提議，雖然在律師看來，法律問題本身無足輕重，但律師享有「豁達」之名裨益良多，他對此瞭然於胸，而且他不希望因為流血事件，從此與平民黨分道揚鑣。可是他身邊的人，尤其是其出身貴族的妻子，力勸他勇敢邁出這一步，為國家鞠躬盡瘁；這位執政官與其他任何怯懦者無異，既渴望掩飾自己膽怯的形跡，在巨大的責任面前又戰戰兢兢，左右為難，於是召集元老院開會，將四個囚犯的生死交給元老院定奪。毫無疑問這樣做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在憲法上元老院與執政官相比更不具備決斷生死的權力，一切責任依法仍由執政官承擔，但是怯懦之人又怎麼會雷厲風行呢？愷撒竭盡全力營救囚犯，他的演講處處暗含平民黨必定會血債血償的恐嚇語，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所有前任執政官以及大多數元老院成員都已贊成執行死刑，但是到了現在，以西塞羅為首的大多數人又似乎願意遵循法律的裁決。可是加圖詭計多端，致使主張溫和的人有參與這場陰謀的嫌疑，他援引那些準備以街頭暴動解救囚犯者的言論，成功地讓沒有主見的人再次陷入恐慌，使大多數人贊成立即將罪人正法。 處決卡塔利納黨人 執政官發起對卡塔利納黨人處以死刑的法令，執行該法令的責任理所當然地落到了執政官的身上。12月5日深夜，囚犯被帶離此前關押的牢房，經過依然人群熙攘的集市，押解至以往監禁死囚的牢中。這是卡皮托爾山麓一個十二英尺深的山洞，此前被用作井房。執政官親自負責帶領倫圖盧斯，副執政帶領其餘囚犯，都有裝備精良的護衛隊跟隨，但是並未出現人們預料中的有人前來解救。沒有人知道，這些囚犯究竟是被送往更加守衛森嚴的監牢，還是被押送刑場。走到牢房門前，他們被交給執行死刑的三個人，而後在地下墓穴的炬光中被絞死。執政官在門前等候，直至行刑完畢，然後在羅馬廣場上，他以人們熟悉的洪亮聲音，向靜候的群眾宣布：「他們死了。」人們潮水般涌過街頭，向執政官歡呼致敬，他們認為自己的房宅財產不受侵犯，都是執政官的功勞。元老院下令舉行公共感恩節，貴族階級領導人物馬爾庫斯·加圖和昆圖斯·卡圖盧斯奉擬定死刑判決書的人「國父」尊號——該尊號在此之前聞所未聞。 此舉令人深感驚駭，而且似乎所有人都將處決卡塔利納黨人當作值得讚譽的豐功偉績，更是令人深感惶恐至極。從法律上來說，這些政治犯誠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只是因為人們擔心牢房不夠堅固，警力不足，恐怕有劫獄的危險，羅馬政府中大多數人便無情地通過了儘快處決的議案，公眾輿論也對此亮起一片綠燈。也許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宣告破產能像羅馬這般令人嘆惋，這種野蠻行徑只能由最搖擺不定、怯懦無能的羅馬政客來完成，「首位平民黨執政官」贏得選舉，卻摧毀了羅馬共和政體長久以來自由的保護符——申訴權——這是歷史悲劇中屢見不鮮的一抹詼諧。 平息伊特魯里亞暴動 如此一來，反叛黨尚未在首都起事，便已被趕盡殺絕，在此之後，伊特魯里亞的叛亂尚待平息。卡塔利納抵達伊特魯里亞時，當地的兵力約有兩千人，之後大量新兵蜂擁而至，兵力幾乎增加五倍，已經編成差不多滿額的兩個兵團，但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隊伍裝備齊全。卡塔利納已經率領自己的部隊在山中安營紮寨，避免與安東尼的軍隊正面交鋒，為完成麾下黨羽的組織留下迴旋空間，等待首都叛亂的爆發。然而反叛黨首都起事失敗的消息不脛而走，叛軍聞訊後潰不成軍，於是那些不想受到牽連的人都棄甲歸田。其餘意志堅決，或者說是走投無路的殘部試圖殺出一條路來，經亞平寧山脈進入高盧，可是這一小隊人馬到達皮斯托里亞（Pistoria，即皮斯托亞，Pistoja）附近的亞平寧山麓的時候，被兩支軍隊鉗制其中。前方是從阿文納和阿里米努姆趕來的昆圖斯·梅特路斯的軍團，占據亞平寧山的北坡；後方是安東尼的部隊，安東尼在部下將領的極力勸說下，最終同意進行冬季作戰。卡塔利納腹背受敵，補給物資耗費殆盡，只能破釜沉舟，與距離最近的敵人安東尼背水一戰。 在岩石環繞的峽谷中，叛軍和安東尼的部隊一觸即發，安東尼為了至少不必親自手刃他以前的盟友，已經假借託辭委任久經沙場的猛將馬爾庫斯·彼德利烏斯（Marcus Petreius）指揮當日的戰鬥。由於戰場地域狹小，政府軍雖然實力上占優勢，但卻無法施展開來。卡塔利納和彼德利烏斯都將各自最精銳的兵力安排在最前方，沒有人施恩散德，也沒有人跪地求饒。戰鬥持續了很長時間，雙方勇士前赴後繼，傷亡慘重。在戰爭開始之前，卡塔利納將自己和所有軍官的馬匹盡皆遣返，從開戰之日的情形來看，他的宿命註定不凡，他既有運籌帷幄的謀略，又有衝鋒陷陣的英勇。最後彼德利烏斯率領衛隊攻破敵人的中軍，將其挫敗後，從內部向兩翼發起攻擊。如此一來，勝負已決。卡塔利納軍隊的三千陣亡士兵的遺體，仿佛排成行列，橫七豎八地躺在他們廝殺過的戰場上，卡塔利納和軍官們見大勢已去，奮不顧身地向敵人衝殺過去，他們只求一死，最後也如願以償（羅馬紀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初）。因為這場戰爭的勝利，元老院加封安東尼「常勝將軍」的尊號，並舉行新感恩節，這表明政府和人民開始慢慢對內戰習以為常了。 克拉蘇和愷撒對亂黨的態度 這樣一來，無論是首都還是義大利，亂黨的陰謀都被血腥鎮壓，人們對這場陰謀僅存的忌憚，是伊特魯里亞各鄉鎮以及首都正在走刑事程序剪除敗黨的羽翼，以及義大利的匪黨劇增——例如有一股來自斯巴達克斯和卡塔利納的散兵游勇，於羅馬紀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在圖里（Thurii）被政府軍隊殲滅。然而我們務必銘記於心，遭受滅頂之災的不僅是意圖在首都縱火和在皮斯托里亞作戰的真正的亂黨，整個平民黨都深受其害。有這樣一個事實——雖然在法律上並非證據確鑿，但在歷史上無可爭辯——平民黨，尤其是克拉蘇和愷撒，曾經牽涉到這場陰謀，一如其涉足羅馬紀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的那場陰謀。毋庸諱言，卡圖盧斯和元老派的其他領導人譴責平民黨魁和亂黨合謀反叛，寡頭黨意圖藉助法律的力量對其趕盡殺絕的時候，平民黨魁又以元老院資格發言和投票反對，上述種種不無黨派詭辯的事情被引證為他和卡塔利納同謀的確鑿證據。但其他一系列事件似乎更具有說服力，根據明確、無可否認的證據，克拉蘇和愷撒曾大力支持卡塔利納競選候選執政官。羅馬紀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愷撒在懲凶所傳訊蘇拉的劊子手時，他判定其他人有罪，卻判定罪責最為深重、臭名昭著的卡塔利納無罪釋放。12月3日陰謀揭發之時，西塞羅的確沒有把這兩位大人物的名字列在他所聽聞的謀反者的名單里，不過告密者供出的，不僅有隨後受到調查的人，還包括執政官西塞羅認為應該從名單上除名的「許多無辜者」，這一點卻是眾所周知。之後再也找不到掩蓋事實的理由，他才坦言愷撒也屬於同謀者之列。還有一件事隱含著間接而明白易懂的控告，即12月3日被捕的四人中，斯塔提利烏斯和伽比尼烏斯二人危險性最小，他們被移交元老愷撒和克拉蘇監管，這毫無疑問會使他們受到牽連：如果他們讓罪人逃脫，公眾輿論必然會認定他們為從犯；如果他們真將罪人拘禁起來，他們的同謀將視他們為叛徒。 以下情景發生在元老院，這足以表明當時的局勢。倫圖盧斯及其同黨一被逮捕，首都叛黨派往卡塔利納處的使者立即被政府的偵探抓獲，為了保證他不受責罰，人們要求他在元老院全體會議上詳細招供。但是每當他供認到關鍵之處，尤其是指名道姓說是受克拉蘇差遣，元老就打斷他的話，並且由西塞羅提議，決定不再追究，將所有供詞一筆勾銷。雖然此人有免罪擔保，但元老們對此置若罔聞，決定將他拘禁起來，直到他同意不承認之前的供狀，同時供出指使他做這種偽證的幕後主使才善罷甘休。在這裡形勢昭然若揭，此人不僅洞明時勢，被要求攻擊克拉蘇之時，他回復道自己不願意觸犯人中豪傑，而且西塞羅領導的大多數元老也一致認為，不應該讓揭發超出某種界限。然而公眾卻不這樣點到為止，青年們武裝起來防衛縱火者，他們最痛恨的人是愷撒。12月5日愷撒離開元老院時，他們拔劍直抵他的胸口，當時他險些命喪在十七年後被刺死的同一個地方，此後他很長一段時間不再進元老院會堂。任何人只要公正地考察叛亂的經過，必然不禁產生懷疑，在此期間，卡塔利納必然自始至終都有更強硬的人做後盾。這些人倚仗法律上缺乏確鑿的證據，而大多數元老對內幕只是略知一二的現實，都抱著漠不關心、退避三舍的態度，渴望抓住任何可以不作為的藉口，所以他們能夠阻撓當局對反叛派的嚴正干涉，設法使亂黨首領成功逃脫，甚至操縱對亂黨宣戰和派兵，這幾乎無異於向亂黨派遣援兵了。因此從事件過程本身來看，可以證明卡塔利納反叛的線索牽涉甚廣，遠不止於倫圖盧斯和卡塔利納。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愷撒成為國家領袖，他和卡塔利納黨僅存的一個人——茅利塔尼亞義勇隊首領普布利烏斯·西提烏斯——關係密切；愷撒修改債務法，卻完全遵循曼利烏斯宣言的精神。 上述種種皆是無可置疑的證據，即使並非如此，自從伽比尼烏斯—馬尼利烏斯法生效以來，軍事權威與平民黨並駕齊驅，較之以前更是步步緊逼，平民黨對此無可奈何，那麼按照常理，平民黨將密謀和聯合亂黨作為最後的出路幾乎是勢所必然了。當時的形勢和秦納時代的形勢非常相似。龐培在東方的地位和那時蘇拉的地位相差無幾，所以克拉蘇和愷撒意圖在義大利建立一個類似於昔日秦納和馬略具有的勢力來反抗他，如果有這種可能的話，可以比他們更加合理地運用這種勢力。要達到這種目的，只能再次利用恐怖政策和混亂局勢，卡塔利納當之無愧是開闢該條路線的最佳人選。平民黨中那些更有威望的領袖們理所當然地儘量隱身幕後，把不甚光彩的任務交給已然千夫所指的同黨，希望今後能夠在政治上碩果纍纍。計劃失敗以後，地位較高的同謀更是自然而然不遺餘力地掩蓋自己與聞其事。到了後來，這位此前的陰謀家自己成為政治陰謀的對象時，這位偉人人生中的暗淡歲月也正因此被更加嚴密地掩蓋起來，甚至有人本著這種思想，專門為他書寫辯解。 平民黨的徹底瓦解 五年以來，龐培一直在東方統率陸軍和艦隊作戰；五年以來，平民黨一直在國內想方設法推翻他。但是結果不盡人意，雖然他們付出了無法估量的努力，但是一無所獲，而且不論在精神還是物質上都蒙受了巨大損失。羅馬紀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的聯合，在純粹的平民黨人看來，無疑是恥辱，可是彼時平民黨只是和反對黨兩位聲名卓越的人聯合，而且讓他們接受平民黨政綱的約束。 但到了現在，平民黨竟然與一幫行兇者和破產者沆瀣一氣，這些人幾乎都是從貴族階級陣營里被掃地出門的人，至少他們都暫時接受了平民黨的政治綱領，換句話說，就是接受了秦納的恐怖政策。實利派是羅馬紀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聯合的主要成員，因此與平民黨失和，被迫選擇首先歸附貴族派或任何有能力有意願保護他們不受亂黨侵害的勢力。首都的群眾雖然不反對街頭暴動，但是也不容許他人縱火焚燒自己的屋宇，也有點驚慌失措。值得一提的是，同年（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森普羅尼烏斯授糧法徹底恢復，當然，這是元老院按照加圖的提議實行的。平民黨領袖與亂黨的聯合顯然造成了平民黨和羅馬市民的分裂，寡頭黨希望進一步擴大二者之間的裂痕，將民眾拉攏入他們的陣營，他們至少短時間內不無成果。總而言之，格涅烏斯·龐培知曉這些陰謀之後，盛怒之下，心中亦有所戒懼。既然一切都已經發生，而平民黨幾乎已經自斷與龐培之間的聯繫，那麼平民黨就不能再名正言順地要求——在羅馬紀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還有些許合理性——龐培不能劍拔弩張，親自摧毀由他扶植起來並成就了他的平民勢力。 如此一來，平民黨顏面掃地，勢力衰退，但最荒誕可笑的，是平民黨毫無保留地暴露自身的困窘和弊病。在譏諷風雨飄搖的政府以及諸如此類的瑣事上，平民黨可謂頂天立地、勢不可當，然而每當其試圖在政治上取得名副其實的成就時，其結果都是必敗無疑。平民黨和龐培的關係充斥著虛情假意，令人唏噓。他們給予龐培無限的褒獎和讚譽，同時一次又一次炮製陰謀對抗他，這些陰謀如肥皂泡沫一般，一次又一次自行炸裂。這位東方和海上統帥，不但沒有奮起反抗，而且輕而易舉地取得了對平民黨的勝利，正如赫拉克勒斯取得對俾格米人（Pygmies）的勝利一樣，似乎自己對一切並不知情。煽動內戰的企圖以慘敗告終，如果說亂黨至少表現出些許魄力，那么正統平民黨，雖然對如何拉攏亂黨瞭然於胸，但卻不知如何領導他們、如何拯救他們，也不知如何與他們共存共亡。甚至老態龍鐘的寡頭黨都獲得了從平民黨回歸的群眾的支持，尤其憑藉——在此事上昭然若揭——他們和龐培有著一致的利益，竟然順利鎮壓了這次革命企圖，而最終的勝利成果還是花落平民黨。與此同時，米特拉達特斯王駕鶴西去，小亞細亞和敘利亞的整頓已然就緒，龐培可能隨時返回義大利。結局不再遙遠，但將軍回來了，而且比之前名望更大，勢力更強，平民黨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敗，已然大廈將傾，二者之間是否還有談判解決的餘地呢？克拉蘇準備用船載著家人和黃金去東方的某個地方避難，甚至像愷撒那樣圓滑世故、精力充沛的人似乎都放棄了這種毫無意義的爭奪。這一年（羅馬紀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克拉蘇競選大祭司長一職，選舉當天早晨，他離家時放言，如果競選失敗，絕不再踏出家門半步。 * * * [1]阿洛布羅吉人（古希臘語：）是古代高盧人的一支，生活在羅訥河和日內瓦湖之間的地區。他們的城市建造在現代的安納西、尚貝里、格勒諾布爾、伊澤爾省和瑞士一帶，首都在今天的維也納。——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