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史 · 第一章　馬爾庫斯·雷必達與昆圖斯·塞多留

反對派法學家對改革平民黨持友好態度 蘇拉逝於羅馬紀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當時他恢復的寡頭政府完全掌控著整個羅馬國家。但這個政府是依靠武力建立起來的，因此它仍需訴諸武力才能在無數潛在或公開的敵人面前捍衛自己的地位。對抗它的並不是某個有明確目標並隸屬於公認首領之下的單純黨派，而是成分極為龐雜的一群人。他們被通稱為平民黨，但實際上他們卻以各不相同的立場和大相徑庭的目的，來反對蘇拉的共和組織。這其中包括擬訂法律的法學家，他們既不參政，也絲毫不了解政治，但對蘇拉獨斷專行地處置公民的生命及財產的行為感到深惡痛絕。即使蘇拉在世時，所有的反對派都噤若寒蟬，這些嚴肅的法學家就已經揭竿而起，反對攝政。例如，剝奪了各義大利公社羅馬公民權的科爾涅利烏斯法，在司法裁決中全部被視為無效。同樣地，若一位公民在革命期間成為戰俘而後被賣作奴隸，法庭也認為他並未喪失公民權。舊時元老院中的少數自由派仍有存在者，他們以前致力於與改革派和義大利人達成妥協，現在則秉承同樣的精神對平民黨作出讓步，以改良蘇拉那種強硬的寡頭體制。更有甚者，在所謂的平民黨中，那些真誠篤信而心胸狹窄的激進分子，他們曾為了如今的黨綱口號而犧牲自己的財產甚至生命，在勝利之後，卻悲痛地發現他們所奮鬥以求的並不是事實，而是一句空話。他們的特殊目的是恢復保民官的權力。蘇拉雖然沒有廢除他們的權力，但剝奪了其最重要的特權。由於這種制度沒有顯著的實際用途，且事實上只是一個虛幻的幽靈，因此保民官的權力對於民眾更能發揮神秘的魔力——一千餘年後，僅僅是保民官這一名目就能使羅馬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尤為重要的是，一些人數眾多且位高權重的階級對蘇拉的復辟感到不滿，他們的政治利益或個人利益遭到了直接損害。其中部分生活在波河與阿爾卑斯山之間富庶區的人民屬於反對派，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於羅馬紀元665年（即公元前89年）授予的拉丁權只是所有羅馬公民權的一部分，這樣做容易引起騷亂。屬於此類的還有自由民，他們人數眾多，資產雄厚，且聚居於首都，因此尤為可畏。復辟之後，他們重新回到之前無實際作用的表決權地位，對此他們感到無法忍受。許多大資本家也處於相同的地位，他們謹慎小心，保持緘默，但仍似往常一樣懷有滿腔的怨恨，掌握著堅不可摧的勢力。首都的民眾意識到只有白送糧食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因此也感到不滿。受到蘇拉沒收財產之害的公民更加義憤填膺——他們如龐培人一樣，財產被蘇拉的殖民者所剝削，並與後者同處一座城牆之內，雙方陷入了無休止的紛爭之中。抑或如阿雷提納人（Arretines）和沃拉帖雷人（Volaterrans），雖實際保有其領土的所有權，但頭頂似乎懸掛著「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有被羅馬人沒收土地的危險。尤其如在伊特魯里亞，留守故地的人淪為乞丐，逃入森林的人淪為盜賊。最終，那些平民黨首領有的因復辟而喪命，有的流浪於茅利塔尼亞海岸，或旅居於米特拉達特斯的宮廷和軍隊中，飽受流亡異鄉之苦，他們所有的親屬和自由民都開始躁動不安。由於緊密的家族聯繫主宰著當時的政治見解，因此那些留在國內的人為了維護臉面，[1]就必須設法使流亡在外的親屬獲得回歸國土的特權。如果親屬不幸客死他鄉，他們至少也須盡力將那沾在其遺屬及子孫身上的污點抹去，並將祖傳的產業歸還給其子孫。尤其是罪人的子女已被攝政者貶為法律上的賤民，他們實質上是受到法律的召喚，紛紛揭竿而起，反抗現有的秩序。 破產之徒 反對派除以上各部外，還加上了全體的破產之徒。這些烏合之眾不分貴賤，將其全部資產通通揮霍於或高雅或庸俗的酒色之中。其中有高官貴族，他們除債務外無以見其高貴；有蘇拉的士兵，他們雖能依據攝政者頒布的法令成為地主，卻無法成為農民，當揮霍掉罪人的第一批遺產後，他們還渴望得到第二批——這些人只顧等待那召集其共同反抗現有秩序的旗幟展開，至於旗幟上還寫著什麼，他們卻毫不關心。基於相同的需要，所有雄心勃勃並尋求民之所向的才智之士都依附於反對派。不僅有那些被嚴格封閉的貴族圈拒之門外、或至少沒有快速升遷機會的人，他們因此試圖沖入那座陣營，憑藉人民的支持打破獨斷專行且注重資歷的法律，還有更為可畏的人，他們野心勃勃，其志向遠不止於在同僚制的陰謀詭計中來決定世界的命運。唯一免於被蘇拉封閉的合法反抗場所只有法學家的講壇，尤其在這講壇上，即使在攝政者在世時，這些壯志滿懷的人就開始以正式法學和靈巧的雄辯術為武器，對復辟進行猛烈抨擊。例如，出色的演說家馬爾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他是地主阿爾皮努姆之子，出生於羅馬紀元648年（即公元前106年）1月3日，憑藉謹慎而又大膽的反對獨裁行動驟然成名。如果反抗者想要的只不過是憑藉自己的手段獲得寶座，然後心滿意足地穩坐其上，那這樣的努力便無足輕重。毫無疑問，若此寶座無法滿足一個深得民心的人，而且在蓋烏斯·格拉古已經後繼有人的前提下，一場生死較量便不可避免。但至少在當時，還沒有一個人有如此崇高的志向。 反對派的勢力 以上所說的就是蘇拉設立的寡頭政府必須要對抗的反對派。蘇拉死後，該寡頭政府便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能力，這比蘇拉預料的要早。這項任務本就不易，當時社會及政治上的弊端又使其更加困難——尤其是一方面要使各省的軍事首領服從於最高民政當局，另一方面，不僅要應付聚居於首都的義大利人和非義大利籍人，又要應付首都那些實際上已獲自由之身的奴隸，並且沒有任何軍隊可供支配，實在是難上加難。元老院似乎處於一座毫無屏障、四面受敵的堡壘之中，嚴重的戰事接連發生。但是蘇拉所組建的抵抗力量卻也強大持久，雖然大多數國民都對蘇拉創建的政府表示不滿，甚至對其心存敵意，但面對那迷亂紛紜、既沒有一致的目標和手段、又缺乏領導者且分裂為數百個派別的反對派，該政府卻能在堡壘中長久自保。元老院必須有維護其地位的決心，至少要拿出一點建造堡壘的精力來保衛它。因為如果連衛戍部隊都不肯自衛，那麼即使有最出色的設防能手來修建城池也是枉然。 朋黨組織缺乏領袖 嚴格來說，雙方都缺乏領袖，因此一切事情越有賴於雙方領袖的品質，便越是不幸。那一時期，政界完全被最為惡劣的朋黨制度所控制，這固然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各個家庭與社團的緊密結合原本與貴族政體密不可分，且數百年來都盛行於羅馬，但那時它們開始變得所向無敵，到了現在（始於羅馬紀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它們的影響力仍然不因法律禁令而有所減弱，卻因這種禁令而更加有憑有據。 所有貴族，無論是傾向於平民黨的還是真正的寡頭黨，都結成幫會。同樣的，只要是經常參與政事的公民大眾，也根據他們的選舉區組成幾乎與軍事組織無異的緊密團體，將區長即區分配官作為他們的領袖和代表。所有東西都可以在這些政治團體中進行交易，尤其是選民的表決權，除此之外還有元老院議員和法官的表決權，以及引發街頭暴動的打手和指揮暴動的頭目。上流階級團體與下流階級團體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價目表的差異。幫會操縱選舉，幫會進行彈劾，幫會還組織辯護。它不僅聘請了有名望的律師，而且與靠大規模買賣法官表決權而暴富的投機商人簽訂合約，以在必要時獲得赦免。幫會憑藉團結緊湊的群體控制著首都的街市，又因控制首都而主宰全國。這一切都按照某種規則進行，也可以說是公開進行著。在組織與管理方面，幫會制度要優於其他任何行政管理機構。雖然人們對於不法行為都會心照不宣地避免直接提及，但沒有人會隱瞞包庇，有名望的律師也不會因公開表明自己與顧客所屬幫會的關係而感到羞恥。如果一個人違背這樣的原則卻仍參與公眾生活，那麼這個人就如馬爾庫斯·加圖一樣，必定是個政界的堂·吉訶德。黨派和黨派鬥爭被社團及其相互之間的衝突所取代，政治被陰謀詭計所取代。有一個頗為可疑的人物，名叫普布利烏斯·克塞古斯（Publius Cethegus），他先前是一名最為積極的馬略黨，後來投奔蘇拉，頗受重用，在當時的政治活動中發揮著最為重要的作用——他是狡猾的告密者，遊走斡旋於元老院各派之間，掌握各黨的秘密陰謀，有時根據情人普雷琪婭（Praecia）的一句話，他就能知道最重要將領的任職命令。只有當參政之人的才能極為平庸時，才會出現這樣的困境，任何才能出眾的人都會如掃蛛網一樣掃蕩這種朋黨，但那時最為缺乏的正是具有政治或軍事才能的人。 腓力普斯、梅特路斯、卡圖盧斯和盧庫勒斯 在內戰中倖存下來的老一輩，頗具名望的只剩下精明老成而又口才過人的盧奇烏斯·腓力普斯（Lucius Philippus，於羅馬紀元663年，即公元前91年任執政官）。他之前曾傾向於平民黨，後來領導資本階級對抗元老院，並與馬略黨關係密切，最後又轉而投奔取勝的寡頭黨，博得感激和稱讚，得以在兩黨之間保全性命。在下一代中，最著名的貴族領袖有昆圖斯·梅特路斯·皮烏斯（Quintus Metellus Pius，於羅馬紀元674年，即公元前80年任執政官），他與蘇拉並肩奮鬥，同甘共苦；有昆圖斯·盧塔提烏斯·卡圖盧斯（Quintus Lutatius Catulus），於蘇拉去世那年——羅馬紀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任執政官，是得勝將軍維爾塞萊之子；還有兩位年輕的軍官，即盧奇烏斯·盧庫勒斯和馬爾庫斯·盧庫勒斯兩兄弟，前者在亞細亞，後者在義大利，同隸屬於蘇拉部下，戰功赫赫。且不說像昆圖斯·霍騰西烏斯（Quintus Hortensius，羅馬紀元640—704年，即公元前114—前50年）這樣的貴族，僅僅在辯護時才能發揮一點作用；更不用說於羅馬紀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任執政官的德奇姆斯·尤尼烏斯·布魯圖斯（Decimus Junius Brutus）和馬莫庫斯·埃米利烏斯·雷必達·李維亞努斯（Mamercus Aemilius Lepidus Livianus）等無能之輩了，他們最大的優點就在於其貴族式的名字。 但即使是那四個人，也比不上當時平庸的貴族。卡圖盧斯和他的父親一樣，是一位高雅正直的貴族，但資質平平，尤其不善用兵。梅特路斯不僅人品可敬，還是一位才能出眾且經驗豐富的軍官。羅馬紀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在辭去執政官的職務後，他被派往西班牙，當時盧西塔尼亞人[2]與昆圖斯·塞多留率領的羅馬亡命徒正在西班牙再度起事。他之所以被派往該地，並不是因為他與攝政者的關係甚密，而是由於其公認的傑出才能。盧庫勒斯兩兄弟也是良將，尤其是哥哥，集軍事才能和文化修養於一身，酷愛寫作，為人也備受尊敬。但是，就從政而言，即使是這些較為優秀的貴族，其疏忽短視也不亞於當時的一般元老院議員。面對外敵，他們之中的佼佼者無疑顯示出了出色的才能和過人的膽量，但沒有人想要或者想出辦法來解決真正的政治問題，也沒有人充當舵手，帶領民族之船渡過那陰謀詭計與黨派紛爭的洶湧大海。他們的政治才能僅限於篤信寡頭政治是救世的不二法門，痛恨煽風點火的惡劣行徑和所有自謀解放的個人專權。他們沒有很高的追求，一點瑣事就能使其滿足。據說梅特路斯在西班牙時，不僅喜歡西班牙應景詩人隨意彈奏的不協調的七弦豎琴，而且所到之處，人們都會像供奉神一樣，為他敬酒焚香。宴席上，勝利之神在假造的雷霆中降臨，人們將勝利者的金冠戴在他的頭上。這些事情與大多數歷史逸事同樣荒誕無稽，但這種傳聞反映了後輩們墮落的野心。 即使這些較為優秀的人並未獲得權勢，只得到執政權、勝利和元老院的一個尊位，他們也感到十分滿足。當他們壯志滿懷，正要開始真正為自己的國家和黨派作出貢獻時，卻退出了政治舞台，沉迷於皇室驕奢淫逸的生活之中。像梅特路斯和盧奇烏斯·盧庫勒斯這樣的人，即使在任將軍之時，他們所關心的也不是如何通過征服新君主和新民族來擴大羅馬的疆域，而是如何獲得非洲和小亞細亞的新美味，以增加羅馬烹飪法中野味、家禽和甜點的種類，他們將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都虛度在了這或多或少有些創意的無用之事上。祖傳的天資和個人的克己是所有寡頭政治的基礎，在當時日趨沒落且依靠人工恢復的羅馬貴族中，這兩種品質已經蕩然無存了。人們普遍認為，黨派精神就是愛國主義，愛慕虛榮就是滿懷抱負，目光短淺就是始終如一。假如維護蘇拉政治體制的人曾出席羅馬紅衣主教團或威尼斯十人會議，那麼反對派是否能如此迅速地動搖其政治體制，我們就無從得知了。有這樣的維護者，每次攻擊當然會造成嚴重的危機。 格涅烏斯·龐培 在那些對蘇拉的政治體制既不絕對服從又不公然反抗的人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年輕的格涅烏斯·龐培，蘇拉去世時他年僅28歲（生於羅馬紀元648年，即公元前106年9月29日）。此事對於景仰者和被景仰者來說都是不幸的，但這也是理所當然的。龐培擁有強壯的身體和健全的精神，非常擅長運動，即使在任高級軍官時也與手下的士兵比賽跳遠、跑步和舉重。他還是一位技藝高超的騎手和擊劍手，為義勇隊的一名猛將。這個年輕人在還不能任官職和入元老院的年齡，就已成為了最高統帥和得勝將軍，且在民意調查中獲得了僅次於蘇拉的地位。不僅如此，寬容的攝政者還半承認半譏諷地授予了他「大帝」的稱號。遺憾的是，他的天資與這些史無前例的成功完全不符。他不是一個壞人，也不是一個無能之輩，而只是個十足的普通人，他天生是個優秀的軍士，當時的形勢使其成為了將軍和政治家。但作為一名智勇雙全、驍勇善戰的軍人，即使就軍事才能而言，他也沒有任何更高的天賦。在做將軍或其他事情時，他的特點是謹小慎微，近於膽怯。如果可能，他只有在占據極大優勢時才會給敵人斷然一擊。他的修養就代表著當時普通人的修養，雖然他是個徹頭徹尾的軍人，但當他到達羅德島時，卻沒有忘記向當地的雄辯家致以讚賞和饋贈。他的正直與那些謹慎管理巨大資產的富人如出一轍。他並不排斥按參議員的常規方法來賺錢，但是他太過冷靜和富裕了，因此不會為了這種事冒特別的風險，也不會自取其辱。他之所以能獲得公正無私的美名，並不是因為他所具備的美德，而是因為同時代的人都惡習盛行。他的「誠實面貌」幾乎盡人皆知，即使在他去世後，也被尊為道德高尚的君子。實際上，他是個好鄰居，從未參與當時貴族的陰謀，如強迫卑賤的鄰居出售田地或採取更加惡劣的手段來擴充地界。在家庭生活中，他對妻兒的感情有目共睹。除此之外，當時還盛行一種野蠻的風氣，即將俘虜的敵國君主和將軍遊街示眾，然後將其處死，而龐培是廢除這一陋習的第一人。 但這些並不妨礙他做以下事情：他奉君主蘇拉之命忍痛與愛妻分離，只因為她是罪臣之女；他還依蘇拉的指示，非常冷靜地令人將那些曾跟他患難與共，甚至向他伸出過援手的人處死。他並非兇狠殘暴，雖然人們都這樣責備他。但他無論是對待善行還是惡舉，一概都冷酷無情，這或許更加惡劣。在戰爭中，他面對敵人，毫不畏懼；在生活中，他害羞內斂，會因為一點小事而兩頰泛紅；當眾發言時，他不免有些侷促緊張，與人交際通常會稍顯笨拙僵硬，無所適從。他固執傲慢，正如所有誇耀自身獨立性的人一樣，但在懂得如何運用他的人手裡，尤其在那些他不怕受其支配的自由人和門客手裡，他是一個用起來得心應手的工具。他最不適合做的就是政治家。沒有確定的目標，沒有選擇策略方法的能力，對待大小事務都目光短淺，束手無策；他習慣將自己的優柔寡斷、猶豫不決隱藏在冷酷的外表之下，當他耍手段時，自以為欺騙了別人，而實際上只是欺騙了自己。由於他軍事地位較高且與各地聯繫密切，因此就算無所作為也能得到大群私黨的擁護，有了他們的支持，他便可以大展宏圖。但龐培在各方面都沒有能力領導和團結一個黨派，如果黨派始終保持團結一致，那也不是他的功勞，而是時勢使然。這件事情如同其他事情一樣，使我想到了馬略，但馬略雖然生性粗暴，卻不及這位招人厭惡又呆板固執的假偉人那樣令人無法忍受。他的政治立場是完全錯誤的。他是蘇拉的部下，理應有義務維護恢復的政治體制，然而他不僅再次反對蘇拉個人，而且還反對整個元老院。龐培一族僅在最近六十年來才被載入執政者名錄，但在貴族看來尚未獲得足夠的地位。龐培的父親曾對元老院抱有可恨的模稜兩可的態度，他自己曾屬於秦納黨（Cinnans），這些陳年舊事或許積壓在人們心底，但尚未被遺忘。龐培在蘇拉手下身居高位，因此他雖表面上與貴族來往，但內心卻與他們不和。龐培頭腦簡單，又輕而易舉地迅速登上了榮譽的巔峰，不免會感到頭暈目眩。正如他將自己與最富詩意的英雄角色相比，以嘲笑自身的無趣與平凡一樣，他開始將自己比作亞歷山大大帝，並自詡為獨一無二的人物，似乎不僅僅是羅馬五百元老之一。 實際上，沒有人比龐培更適合參與貴族政治。他外表莊嚴，舉止得體，勇敢無畏且私生活檢點。如果他早出生兩百年，或許他那缺乏主動性的性格能使他獲得尊貴的地位，與昆圖斯·馬克西姆斯（Quintus Maximus）和普布利烏斯·德西烏斯（Publius Decius）平起平坐。平庸之才是真正的貴族和羅馬人的特點，龐培與公民大眾和元老院之所以能夠如此契合，大多得益於此。他生來就註定會成為元老院的將軍，如果他以此為足，那麼即使在他那個時代，也可以獲得一個明確而備受尊敬的地位。但是他並不感到滿足，於是陷入了一種致命的困境，想要去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他始終渴求能在國內占據一個特殊地位，可當這一地位出現時，他又無法斷然將之占為己有。眾人和法律若沒有無條件服從於他，他就會憤憤不平，可是他又會視眾人為其同列，而不僅是假裝謙虛，並且只要一想到做任何違反憲法的事，他便心驚膽戰。因此，這位始終與寡頭黨存在本質上的分歧，但同時又聽命於寡頭黨的奴僕，內心一直飽受折磨：一方面懷有雄心壯志，一方面又害怕目標實現，於是便在內心永久的矛盾中無趣地度過了自己紛紜繚繞的一生。 馬爾克斯·克拉蘇 馬爾克斯·克拉蘇與龐培一樣，不能算作是寡頭黨絕對的擁護者，他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他比龐培年長几歲，與之相似，也屬於羅馬的高等貴族階層，並接受了該階層尋常的教育，而且也像龐培一樣曾作為蘇拉的部下，在義大利內戰中立下戰功。論天資、文學素養和軍事才能，他遠不及許多同輩，但憑藉大量實戰經驗和力爭掌控一切的毅力，他竟趕超了他們。最重要的是，他還投身商業。革命期間，他購買的房產奠定了其財富基礎。但他不以任何牟利之事為恥，他非常謹慎地在首都經營著大規模的建築業；與自由人在不同領域合營事業；在羅馬城內外開設銀行，或親自料理或委人代辦；貸款給元老院的同僚，若有需要還會替他們辦事或賄賂法院，在牟利上他通常不擇手段。蘇拉在審訊時，證明克拉蘇有偽造名單之罪，因此蘇拉從此沒有在國事上任用過他。眾所周知，那份寫有他名字的遺囑是偽造的，但他卻沒有拒絕這份遺產。由於一個小農的田地與他的田地毗鄰，他的管家便連趕帶騙地將其逐出，克拉蘇竟沒有反對這一做法。無論如何，他都會避免公然犯法，過著平凡而簡單的富人生活。這樣，克拉蘇在幾年間從一個與普通元老院議員財富相當的人，變成了一個腰纏萬貫的富豪。他去世前不久，在支付了一筆巨大的額外開銷以後，其資產仍達一億七千萬賽斯特斯（合一百七十萬英鎊）。他成為了羅馬的首富，在政界也頗具影響力。 若照他的說法，不能以自己的收入養活一軍的人，就不能自稱為富人，那麼如果有人能這樣做，便不只是個公民了。實際上，克拉蘇的目標遠不止成為羅馬的首富。他盡力擴展自己的人脈，首都的每一位公民，他都能叫得出名字並與他們寒暄。在法庭上，凡有求於他的，他都不會拒絕。上天固然沒有賦予他傑出的演講才能，他的演說枯燥無味，發言千篇一律，聽力也嚴重受損。但他那不屈不撓的精神沒有被厭倦所遏止，也沒有被其他樂趣所分散，他最終克服了種種障礙。他時刻準備著，從不臨陣磨槍，因此成為了一名深受人們信賴的辯護律師。毫不誇張地說，經過他手的案子很少出現太惡劣的後果，他懂得如何去說動法官，不僅僅靠其口才，還依靠其廣闊的人脈，偶爾還會用金錢來達到他的目的。元老院中都有一些人欠他的錢，他習慣於借錢給「朋友」，不收利息，且隨意收回借款，使一些頗有勢力的人物依賴於他。他像個真正的生意人一樣，不分黨派，與各方都維持著良好的關係，欣然將錢借給那些有能力償還或有用之人。最大膽的政黨領袖可以向各方發動猛烈的攻擊，但他卻不敢與克拉蘇發生衝突。人們將他比作牛群中的一頭公牛，別人不敢輕易激怒他。顯而易見，這樣的人處在這樣的地位，其志向絕對非常遠大。與龐培不同的是，克拉蘇如一位銀行家，深諳政治投機活動的目的和手段。自羅馬起源以來，資本在這裡就是一種政治力量，身處這樣的時代，似乎有了金和鐵，做任何事情都能暢通無阻。在革命時期，貴族資本家或許想要推翻氏族寡頭政體，像克拉蘇這樣的人，其著眼點或許高於凱旋將軍的束棒和繡衣。那時他屬於蘇拉黨，服從於元老院，但他更像一個金融家，不專屬於某一個黨派，也不追求個人利益以外的任何事物。克拉蘇作為羅馬最富有且最受歡迎的人，絕不是個吝嗇的守財奴，而是個規模極大的投機者，那他為何不能在王位上進行投機呢？或許只憑他一人無法達到這一目的，但他已與人合夥幹了許多大事。所以，關於此事，有一個合適的人出來與他合作也並非不可能。這是那個時代的特徵：一個普通的演說家及軍人，一個活躍且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一個實際上除了萬貫家財和經商才能之外一無所有的人——就是這樣一個人，依靠萬能的黨派和陰謀詭計，居然自以為可以同當時最傑出的將軍和政治家不相上下，而且竟敢與他們競爭那激起政治野心的最高戰利品。 平民黨領袖 在真正的反對黨中，無論是自由的保守黨還是平民黨，革命的風暴已經造成了可怕的損害。在保守黨中，倖存的名人只剩下蓋烏斯·科塔（Gaius Cotta，羅馬紀元630—681年，即公元前124—前73年）了，他是德魯蘇斯的朋友和同盟，因此於羅馬紀元663年（即公元前91年）遭到流放，後來蘇拉取勝後，才得以回國。他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也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支持者，但無論就其黨派還是其個人地位而言，他都只能占據受人尊敬的次要地位。在平民黨的後起之秀中，時年24歲的蓋烏斯·尤里烏斯·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生於羅馬紀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7月12日[3]），引起了朋友和敵人的注意。他與馬略和秦納都有親戚關係（他的姑母是馬略的妻子，他自己娶了秦納的女兒）。這個年輕人初生牛犢不怕虎，獨裁者命其與嬌妻科妮莉亞（Cornelia）離婚，他斷然拒絕，沒有重蹈龐培的覆轍。馬略授予他的祭司職也被蘇拉卸掉了。在剝奪人權時期，他受到了威脅，被迫流亡在外，因其親屬幫忙求情才勉強逃過一劫。他在米蒂利尼[4]（Mytilene）和西里西亞英勇作戰，沒有人會料到這個嬌生慣養，甚至有些遊手好閒的紈絝子弟，竟然會如此勇敢。甚至連蘇拉都警告別人要小心這個「穿著裙子的男孩」，藏在他心中的不止一個馬略——以上這些，在平民黨看來，正是他的可取之處。但是愷撒只能寄希望於將來，等待那些靠資歷和公共職位而有資格掌控政黨和國家的人，不是死了，就是流亡在外。 雷必達 由於平民黨缺乏真正有資格的人來擔任領袖，因此凡是願意奮力擁護受壓迫民權的人，都有可能成為平民黨的領袖。馬爾庫斯·埃米利烏斯·雷必達（Marcus Aemilius Lepidus）便是這樣成為了該黨的領袖。他本屬於蘇拉黨，後轉而加入平民黨的陣營，其動機非常可疑。他曾是一個熱心的貴族，也是地產拍賣會中的大買家，後來成為了西西里的省長，但由於橫徵暴斂而面臨彈劾的危險，於是他為了避免被彈劾，便加入了反對派。這是個未必有益的收穫。毫無疑問，反對派因此得到了一個頗有名氣的人，一位貴族，一位激情澎湃的演說家。但雷必達是個無足輕重、做事魯莽輕率的人，無論在政壇還是在戰場上，他都不配擔任領袖。然而反對派卻欣然接受了他，平民黨的新領袖不僅成功阻止了控告者對其發動的攻擊，而且還使他通過選舉，於羅馬紀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成為了執政官。要補充說明的是，他之所以能達到以上目的，除了靠從西西里掠來的財物外，還有賴於龐培愚昧的企圖，即試圖向蘇拉和純蘇拉派展示其才能。如今蘇拉已經去世，反對派有了雷必達這個新領袖，而現在，他們的領袖又成為了國家的最高官員，首都爆發新一輪革命指日可待。 西班牙的移民 在首都的平民黨採取行動之前，那些平民黨移民就已在西班牙再次起事。這次運動的領袖是昆圖斯·塞多留。這位傑出的人才出生於薩賓的努西亞（Nursia），他天性溫和多情——從他對其母親雷伊婭（Raia）近乎狂熱的愛慕便可見一斑——同時又最具勇士氣概，他在辛布里、西班牙和義大利各戰場上所受的創痕可以為證。雖然他完全沒有受過演說方面的訓練，但他憑藉自然流暢、明確中肯的演說，獲得了博學之士的嘖嘖讚嘆。尤其在革命戰爭中，平民黨採取的戰術愚蠢拙劣，於是他得以展現自己過人的軍事才能和政治才能，並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們一致認為，他是平民黨軍官中唯一一位懂得如何部署及指揮戰爭的人，也是平民黨政治家中唯一一位能以政治家的魄力反對本黨愚蠢魯莽行為的人。他手下的西班牙士兵稱他為新漢尼拔，這不僅是因為他像那位英雄一樣在戰爭中失去了一隻眼睛，而是因為他那巧妙而有膽識的戰術，他以戰養戰的傑出才能，吸引外國人為他效勞並幫助他達到目的，無論在順境還是逆境都一貫保持的謹慎態度，以及那能利用勝利、挽救失敗的創造力，都讓人不禁想起偉大的腓尼基人。就各項才能而言，古今羅馬政治家中是否有人能與塞多留相媲美，還有待商榷。蘇拉的將軍強迫他離開西班牙後，他便在西班牙和非洲的沿岸地區過上了居無定所且充滿冒險的生活，有時與侵擾該地的西里西亞海盜和利比亞遊牧部落的酋長相互聯合，有時與他們交戰。得勝的羅馬復辟政府甚至也追擊到了這裡。他圍攻丁吉斯（Tingis，即丹吉爾）時，為了援助該城之君，帕琪古（Pacciaecus）由羅馬屬下的阿非利加率兵趕到，但塞多留還是大破帕琪古，攻陷了丁吉斯。羅馬的流亡者獲此戰功的消息不脛而走，盧西塔尼亞人雖表面上臣服於羅馬霸權，但實際上仍保持其獨立地位，他們與遠西班牙的長官連年交戰，後派遣使者前往阿非利加與塞多留見面，邀請他加入他們的陣營，並委任他為民兵的統帥。 西班牙再次爆發叛亂 二十年前，塞多留曾在西班牙任職於蒂烏斯·狄第烏斯部下，因此比較了解該地的資源，於是他決定接受邀請，便留下一個分隊駐守茅利塔尼亞海岸，登船前往西班牙（羅馬紀元約674年，即公元前80年）。位於西班牙和非洲之間的海峽有科塔指揮的羅馬艦隊駐守，要暗渡海峽是不可能的，所以塞多留奮勇向前，衝破了他們的防線，成功抵達盧西塔尼亞人之地。服從他指揮的盧西塔尼亞民社不過二十個，至於「羅馬人」，他只招募了2600人，其中大部分是帕琪古軍的逃兵或按羅馬方式武裝的非洲人。塞多留明白一切都取決於一件事情，那就是要以具有羅馬編制和紀律的軍隊作為散漫遊擊隊的堅強核心。因此，他徵募了4000名步兵和700名騎兵來壯大他的隊伍，並率領這個兵團和大批西班牙義勇軍向羅馬人發動了進攻。遠西班牙省的將軍是盧奇烏斯·福菲狄烏斯（Lucius Fufidius），他絕對盡忠於蘇拉（在剝奪人權時期便足以見其忠誠），因此由下級軍官晉升為代理副執政官。他在貝狄河（Baetis）遭遇慘敗，2000名羅馬士兵橫屍戰場。使者火速召見鄰省埃布羅的長官馬爾庫斯·多米提烏斯·卡爾維努斯（Marcus Domitius Calvinus），以阻止塞多留的進一步攻擊。不久（羅馬紀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蘇拉派身經百戰的將軍昆圖斯·梅特路斯前往南西班牙，協助無能的福菲狄烏斯，但他們仍然沒有平定叛亂。在埃布羅省，不僅塞多留的副將——財務官盧奇烏斯·赫爾圖勒烏斯（Lucius Hirtuleius）殲滅了卡爾維努斯的軍隊，並殺死了卡爾維努斯；而且外阿爾卑斯的高盧省長官盧奇烏斯·曼利烏斯（Lucius Manlius）率領三個兵團越過庇里牛斯山增援同胞，也被這位勇將所擊潰。曼利烏斯帶著殘餘部隊好不容易才逃到了伊萊爾達（Ilerda，即萊里達），再從那裡回到他本省，途中遭到阿奎塔尼亞（Aquitanian）部落的突襲，喪失了全部輜重。在遠西班牙，梅特路斯悄悄潛入盧西塔尼亞人境內，但在圍攻郎果布利伽（Longobriga，位於塔霍河口附近）時，塞多留成功將阿奎努斯（Aquinus）率領的一個分隊誘進了埋伏，因此梅特路斯只好停止圍攻，撤出了盧西塔尼亞人之境。塞多留乘勝追擊，緊隨其後，在阿納（Anas，即瓜迪亞納）擊敗了托里烏斯（Thorius）的隊伍，又以游擊戰術對這位將領所率領的軍隊發動攻擊，給他們以重創。梅特路斯的這個對手堅持不肯決戰，他阻斷了羅馬軍隊的物資供應和交通線，並時刻對其各方進行侵擾。梅特路斯是個辦事有條有理但稍顯笨拙的戰術家，面對這個對手，他束手無策，陷入了絕望之中。 塞多留及其組織 塞多留在西班牙的兩個省所取得的勝利具有重大意義，因為這些勝利不僅僅是靠武力取得的，也不僅僅屬於軍事性質。這些移民其實並不可怕，盧西塔尼亞人在這個或那個外國移民的指揮下偶爾取得的幾次勝利也不值一提。但塞多留在政治和愛國方面都有隨機應變之智，任何時候他都不會自稱是反抗羅馬的盧西塔尼亞人首領，而是以羅馬將軍和西班牙省長自居，實際上他確實是以這種資格被昔日的統治者派往那裡的。他開始[5]將移民的首領組建成元老院，該元老院人數增至300人，其職責是按照羅馬的方式處理政務，推舉官吏。他視手下的軍隊為羅馬軍隊，且毫不例外地命羅馬人擔任將領。於西班牙人而言，他是省長，憑藉他的職權徵募軍隊並獲得其他援助。但他作為省長，並沒有照例施行暴政，而是致力於拉攏臣民，使他們追隨羅馬和他自己。他的俠義性格令其很快便融入了西班牙的風俗習慣，並使西班牙貴族對這位與他們志趣相投的外國人產生了極大好感。西班牙人與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一樣都比較崇尚武力，按照這一風氣，成千上萬名西班牙貴族發誓要堅決擁護這位羅馬將軍，至死不渝。塞多留髮現，在他們之中有比同胞和盟友更為可靠的人。他不齒於利用西班牙野蠻部落的迷信，使人們認為他的作戰計劃是黛安娜派白鹿送來的命令。 他自始至終都在施行公正寬容的政治。他的軍隊，至少在他目所能見和力所能及之處，必須保持最為嚴格的紀律。儘管他在處罰上比較仁慈，但只要是他的士兵在友邦犯了罪，他從來都不留情面。對於能永久改善人民生活狀況的事情，他也比較上心。他削減貢額，命士兵自築冬營，這樣，不僅減輕了軍隊沉重的負擔，而且從根源上防止了諸多的損害和麻煩。在奧斯卡（Osca，即韋斯卡），他為西班牙貴族的子女建了一所高等學校，讓他們能接受羅馬常有的高等教育，學會說拉丁語和希臘語，以及如何穿外罩——這一點很重要，西班牙的盟邦不可避免要送來質子，這個辦法不僅是為了以儘可能客氣的方式由各盟邦換取質子，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蓋烏斯·格拉古和平民黨曾有使外省逐漸羅馬化的宏偉計劃，這就是那個計劃的延續和推進。不通過滅絕原住民然後以義大利移民取而代之來實現羅馬化，而是使省內人民自身實現羅馬化，這是史無前例的一次嘗試。羅馬的貴族嘲笑那些可憐的移民、義大利軍隊的逃兵和卡爾博匪軍的殘餘部隊，但此舉使他們遭到了報應。他們調至前線以對抗塞多留的大軍，包括西班牙徵兵在內，共計步兵一萬二千，弓箭手和投射手兩千，騎兵六千。面對如此強大的兵力，塞多留不僅數戰數捷，守住了自己的陣地，而且還控制了西班牙大部分兵力。在遠西班牙省，梅特路斯發現他的勢力僅限於部下軍隊直接駐防的地區，各部落只要能夠做到，都歸附了塞多留。在近西班牙省，自從赫爾圖勒烏斯獲勝之後，羅馬軍隊便不見蹤影了。塞多留的使者遍布高盧全境，高盧各部落也開始蠢蠢欲動，成群結隊的人開始侵擾阿爾卑斯山的關隘。最終海洋也歸叛黨和合法政府所共有，由於叛黨與海盜聯合了起來，因此在西班牙的海域，海盜的實力幾乎與羅馬戰船相當。在黛安娜岬（位於瓦倫西亞和卡塔赫納之間），塞多留為海盜船建了一個固定兵站，他們在那裡等候那些將物資運往羅馬沿海城市和軍隊的船隻，一方面替叛黨取貨或運貨，一方面形成了義大利和小亞細亞的交通媒介。令人擔憂的是，他們時刻準備將火星從火場帶到所有地方去，尤其是在易燃物遍布羅馬帝國各處之時。 蘇拉之死及其影響 在這種情形之下，蘇拉突然離世（羅馬紀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只要這個人還活著，一支訓練有素且值得信賴的軍隊就會隨時準備任他差遣。西班牙兩省似乎必定會落入移民手中，國內也必定會推舉反對黨領袖為最高官吏，對此，寡頭黨或許會認為是暫時的不幸，並可能加以容忍。他們目光短淺，但並非完全毫無道理，他們或許相信反對黨不會冒險公然開戰，就算反對黨敢冒這個險，蘇拉既然曾兩度拯救寡頭黨，那麼第三次也一定會使他們復位。如今形勢變了，首都平民黨的激進派已受夠了無止境的拖延，從西班牙傳來的捷報也燃起了他們的鬥志，於是他們迫切地想要發動攻擊。當時雷必達掌握著決定權，他滿懷背叛者的熱忱，加之自身特有的輕率性格，於是贊成了這項提議。轉瞬之間，那點燃統治者火葬柴堆的火炬，似乎也要點燃內戰之火。但反對黨考慮到龐培的勢力和蘇拉部下老兵的心情，便使蘇拉的葬禮順利進行，沒有發起戰端。 雷必達發動叛亂 然而從那以後，他們更加明目張胆地籌備新一輪革命。對「滑稽的羅慕路斯」及其劊子手的控訴，終日響徹首都的廣場。甚至在那位偉大的統治者尚未暝目之時，雷必達及其黨羽便已公然表明了他們的目標，即推翻蘇拉憲法，重立分配糧食制度，恢復保民官的職位，召回那些因違法而被流放的人，歸還被沒收的土地。如今他們與被放逐的罪人建立了聯繫。在秦納時代任西西里省長的馬爾庫斯·佩彭納來到了首都，蘇拉所謂的賣國賊之子，在復辟政府的法律下遭受著難以忍受的壓迫，現在他們與信奉聖母瑪利亞的名人們均得以就職。不少人，如小盧奇烏斯·秦納等都參加了這個運動。然而，其他人卻效仿蓋烏斯·愷撒，愷撒一得知蘇拉的死訊和雷必達的計劃，便離開亞洲回了國，可當他明確了解領袖和這一運動的性質之後，卻退縮了。人們在首都的酒館和妓院中暢飲嫖妓，全都記在雷必達的賬上。最後，一個反對新秩序的陰謀終於在埃特魯斯坎人的不滿者中醞釀而成[6]。 政府親眼目睹了以上種種事情。執政官卡圖盧斯和較為明智的貴族黨都主張立即進行干涉，將叛亂扼殺在搖籃中。可是鬆懈的多數派卻無法做出發動鬥爭的決定，而是想通過妥協和退讓的方法一直自欺下去。最初雷必達也贊成這種做法。有人建議歸還所剝奪的保民官職權，但被雷必達及其同僚卡圖盧斯駁回了。另一方面，格拉古的分配糧食制度卻在有限範圍內得以恢復。此次做法與森普羅尼烏斯法不同，按照這次的做法，受昔日格拉古所定恩典的——每月以六點五賽斯特的價格買糧五牟底——似乎不是全部而是定數的貧窮公民，約計四萬人，這個規定使得國庫每年所受的淨損失至少達四萬鎊。[7]反對黨得到了部分讓步，膽子明顯大了許多，也表示自己對此感到並不滿意，於是在首都肆意妄為，盡顯其粗野狂暴。伊特魯里亞是義大利無產階級所有暴動真正的中心地帶，內戰已經在此地爆發，被驅逐的菲蘇蘭人用武力奪回了失地的所有權，蘇拉安置在那裡的老兵有幾個已死於戰亂。元老院聽聞此事，決定派遣兩名執政官前往該地，以徵兵平定叛亂。[8]沒有比這個更荒唐的事了。元老院面對叛亂，表現出其優柔寡斷和膽小懦弱的一面，恢復了糧食法。為了平息街市的暴亂，他們給臭名昭著的叛黨領袖撥了一支軍隊。兩名執政官作出了最為莊重的誓言，承諾彼此不用武力互相攻擊，只有寡頭黨那種魔鬼般的頑固良心才會想到構建這樣的堡壘來抵禦即將發生的叛亂。當然，雷必達在伊特魯里亞全副武裝，其目的不是為了元老院，而是為了叛黨，他以諷刺的口吻說，之前發的誓言只能在本年約束他。元老院動用神諭機構勸他回來，並委託他籌備即將到來的執政官選舉。但雷必達避而不從，在使者為此事奔走之時，執政官的任期經調解建議已告屆滿，他的兵力蔚為一觀。次年初（羅馬紀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元老院對雷必達下了最後通牒，命其儘快歸來，不得延誤。這位不可一世的執政官拒不從命，並要求恢復昔日保民官的職位，歸還那些被驅逐者的公民權和財產，此外還要求重新選舉他為本年的執政官，換句話說，就是建立合法的僭主政治。 戰爭爆發，雷必達戰敗 因此雙方宣布開戰。蘇拉部下老兵的公民權受到雷必達的威脅，元老院除了他們之外，還能倚仗執政官卡圖盧斯所召集的軍隊。於是，元老院聽從了較明智者，尤其是腓力普斯的緊急警告，委託卡圖盧斯保衛首都，抵禦平民黨駐紮在伊特魯里亞的主力軍。與此同時，龐培奉命率領其他部隊，從昔日受他保護的人手中奪取波河流域，當時守在波河流域的是雷必達的副將馬爾庫斯·布魯圖斯。龐培迅速完成了這一任務，將敵方將軍圍困在穆提那。雷必達這時來到了首都，要效仿昔日馬略的方法為革命黨攻克此城。台伯河右岸完全落入雷必達之手，他竟能渡河。決戰發生於馬斯廣場，就在城牆不遠處，但卡圖盧斯獲勝，雷必達不得不撤退至伊特魯里亞，他的兒子西庇阿所率領的另外一支分隊進入了阿爾巴的堡壘。戰事大致告一段落。穆提那向龐培投降，布魯圖斯雖獲准得到安全通行權，但龐培隨後就將他處死了。經過長時間的圍困，阿爾巴也糧盡投降了，這裡的首領被處決。雷必達被卡圖盧斯和龐培兩面夾攻，為了取得退路，在伊特魯里亞的海岸處再次與敵軍交戰，然後在科薩港登船前往撒丁。他希望能在那裡截斷首都的供應線，從而與西班牙叛黨取得聯繫。但是該島的長官奮力抵抗，雷必達登陸後不久便死於肺癆（羅馬紀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至此，撒丁的戰事結束了。他部下的士兵有一部分已經潰散，副執政官馬爾庫斯·佩彭納率領叛軍的精銳部隊，攜帶完備的軍火向利古里亞進發，再從那兒前往西班牙，加入塞多留黨。 龐培奪取西班牙領袖之職 因此，寡頭黨戰勝了雷必達，但對塞多留的戰事正處於非常危險的轉折點，他們深感必須要作出違反蘇拉憲法精神和文字的讓步。他們絕對需要派遣一支強大的軍隊和一位能幹的將軍前往西班牙。龐培非常直白地表明了自己的願望，更確切地說是要求完成這一任務。他所提的這個要求十分大膽。羅馬人在雷必達革命吃緊時，允許這個秘密敵人再次獲得領袖之職，已經是非常不幸了，但更為危險的，是無視蘇拉制定的所有等級制度，讓一個從未做過文職的人擔任最重要的尋常省長之職，完全將遵守一年法定任期的規定置之度外。所以，即使姑且不論對他們的將軍梅特路斯應有的尊敬，對於這位野心勃勃的年輕人要永保其特殊地位的新企圖，寡頭黨也有理由竭盡全力來加以阻止。但這並不容易。首先，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勝任西班牙將軍這一頗具難度的職務，那年的兩名執政官都表示不願意做塞多留的對手。關於盧奇烏斯·腓力普斯在元老院全體大會中所說的話，我們必須承認都是真的——他說，所有有名望的元老沒有一個有能力或願意率兵進行一場惡戰。可是他們或許可以不計較此事，而且按照寡頭黨的慣例，如果龐培只是要求做統帥而不是率領一軍，那麼當他們沒有合適的候選人時，便會派人臨時充數。卡圖盧斯命他解散軍隊，但他對此充耳不聞。元老院的命令是否能為人接受，至少還不得而知，可是一旦違抗命令，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如果一位名將加入到了反對黨，那麼貴族黨的勢力便會劇增，所以多數派決意讓步。按照憲法，將最高官吏的職權賦予在野的人時，應徵求人民的意見，但龐培卻不由人民而由元老院授予特任代執政官的權力和近西班牙元帥之職。羅馬紀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夏，在受命後四十天，龐培便越過了阿爾卑斯山。 起初，這位新將軍任職於高盧，這裡沒有發生正式的叛變，但多處的治安受到了嚴重擾亂。因此，龐培取消了沃爾卡—阿瑞克米奇（Volcae-Arecomici）和赫爾維（Helvii）等邑的獨立，並使它們處於馬西利亞的統治之下。他還修了一條經過科蒂安阿爾卑斯山的新路，波河流域和高盧之間便建起了一條較短的交通線。那年最好的時節就在這個工作中消逝了，龐培直到晚秋才越過庇里牛斯山。 龐培抵達西班牙 與此同時，塞多留並沒有懈怠。他派赫圖勒烏斯前往遠西班牙省以牽制梅特路斯，他自己則在近西班牙省乘勝追擊，並準備對付即將到來的龐培。在那裡，仍附屬於羅馬的幾個凱爾特伊比利亞城遭受攻擊，並陸續被攻陷。最後，堅固的孔特比亞城（Contrebia，位於薩拉格薩東南方向）於仲冬時節也失守了。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城市再三傳信給龐培，但都只是徒然，他慣於緩緩前進，任何懇求都無法使他加快步伐。沿海城市有羅馬艦隊防守，龐培越過庇里牛斯山後，在西班牙東北隅占領的印第加登（Indigetes）和拉勒坦（Laletani）等地，全冬都有新兵在此安營駐守，這使得他們習於勞苦。羅馬紀元677年底（即公元前77年底），除以上各地外，塞多留或以簽訂條約的方式，或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將整個近西班牙地區全數收入囊中。自此，埃布羅河上游和中游地區成了其勢力最堅固的支柱。羅馬生力軍將軍的威名令叛軍心生恐懼，這種恐懼甚至激起了他們的鬥志，對其產生了有益的效果。馬爾庫斯·佩彭納與塞多留官階相當，他此前一直宣稱要獨立統領他那由利古里亞帶來的軍隊，但他的士兵一聽說龐培即將抵達西班牙，便強迫他聽命於更有能力的同僚。 在羅馬紀元678年（即公元前76年）的戰事中，塞多留再次派赫圖勒烏斯的軍團對抗梅特路斯，佩彭納則率領一支強大部隊沿埃布羅河下游駐守，如果不出他所料，龐培為了與梅特路斯會軍，必定會向南進軍，並且要獲得軍需物資，一定會沿海前進，那麼他便可阻止龐培渡河。蓋烏斯·赫倫尼烏斯（Gaius Herennius）的軍團必是佩彭納的頭號援軍。在埃布羅河上游，塞多留一方面親自平定幾個與羅馬關係友好地區的叛亂，一方面準備依據形勢儘快支援佩彭納或赫圖勒烏斯。他的目的依然是避免發動任何大戰，而是用小衝突和阻斷糧道的方法騷擾敵人。 龐培戰敗 然而，龐培卻衝破佩彭納的防守，強渡埃布羅河，並列陣於薩貢杜姆附近的帕蘭提亞河（Pallantias）上，如上所述，塞多留黨就是由此與義大利和東方保持聯繫。此時，塞多留須親自出馬，以其強盛的兵力和出色的才能與敵方的精兵一決高下。勞羅城（Lauro，在蘇克羅河上，瓦倫西亞以南）已表明擁護龐培，因此遭到了塞多留的圍攻，戰事集中在此城四周，歷時彌久。龐培竭盡全力解救此城，但他的幾支分隊被逐個擊破，已經潰不成軍。於是正當他以為自己包圍了塞多留軍，請守兵目睹他擒獲圍軍之時，這位大將猛然發現自己完全落入了敵人的圈套。為了避免被圍困，他只能作壁上觀，眼看著這座同盟城市被攻陷和焚燒，其居民都轉移到了盧西塔尼亞——此舉致使西班牙中部及東部一些搖擺不定的城市重新歸附於塞多留。 梅特路斯獲勝 梅特路斯運氣較佳。在義大利加（與塞維利亞相距不遠），赫圖勒烏斯不小心冒險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會戰，雙方將軍近身肉搏，赫圖勒烏斯負傷，梅特路斯打敗了他，並將他趕出羅馬本境，入守盧西塔尼亞。此次勝利使得梅特路斯得以與龐培會師。羅馬紀元678—679年（即公元前76—前75年）冬，這兩位將軍都決定在庇里牛斯山安營紮寨。至於下一場戰役，他們打算聯合攻擊敵人在瓦倫提亞附近的陣地。可是在梅特路斯進軍之時，龐培為了一雪勞羅之恥，可能的話，還想獨享榮譽，於是便率先向敵軍主力發起進攻。塞多留在梅特路斯到達之前，欣然迎戰龐培。 蘇克羅河之戰 兩軍在蘇克羅河相遇（Sucro，即Xucar）。經過一番激戰，龐培在右翼落敗，身受重傷，被帶離戰場。阿弗拉尼烏斯以左翼克敵，奪取了塞多留的營地，但在行動中突然遭到了塞多留的襲擊，只好逃走。若次日塞多留還能開戰，龐培的軍隊可能就被殲滅了，但此時梅特路斯已經抵達，並擊敗了佩彭納的軍隊，奪取了其營地。現羅馬兩軍已經會合，塞多留不可能再與他們交戰。梅特路斯獲勝，敵軍會師，勝利之後的驟然停頓，都使塞多留黨倍感恐慌。正如在西班牙軍隊中時常發生的一樣，由於局勢出現了這樣的轉變，塞多留部下的大部分軍隊都已支離破碎。但消沉的情緒來得快，去得也快。那在群眾看來代表著將軍戰略的白鹿，很快變得比以前更受人愛戴了。不久，塞多留率領一支新軍，在薩貢杜姆（今莫維多）南面平原上與羅馬人對抗，而塞多留的私掠船又阻撓羅馬的海上供給，羅馬軍營中已開始出現饑荒。在圖里亞河（Turia，今瓜達拉維亞爾）的平原上，雙方又打了一仗，這場戰爭持續了很久都沒有分出勝負。龐培及其騎兵被塞多留所擊敗，他的姻兄弟，即財務官盧奇烏斯·莫密烏斯（Lucius Memmius）英勇戰死。另一方面，梅特路斯打敗了佩彭納，成功擊退了敵軍主力向他發起的進攻，但在戰爭中負了傷。塞多留的軍隊再次落敗。蓋烏斯·赫倫尼烏斯為塞多留守衛的瓦倫提亞，被羅馬軍攻陷並夷為平地。羅馬人或許一時還抱著希望，以為他們與其勁敵的戰事已告結束。塞多留的軍隊已銷聲匿跡，羅馬軍深入內地，圍攻位於杜羅河上游的克盧尼亞（Clunia）堡壘。但在他們徒勞地對這座堅如磐石的堡壘發起圍攻之時，叛軍的分遣隊卻在別處集合。塞多留偷偷溜出堡壘，在年終之前再次成為了軍隊的首領。 羅馬將軍又不得不入駐冬營，永遠也做不完的苦工無可避免，他們因此陷入了深深的絕望。想要在瓦倫提亞安營紮寨是不可能的，因為這裡溝通義大利和東方，具有很重要的戰略地位，但此地已被同盟和敵人嚴重破壞。龐培先率領軍隊進入巴斯克人（Vascones）境內（僅比斯開），然後在瓦凱伊人之地（位於巴利亞多利德附近）度冬，梅特路斯甚至在高盧度過了冬天。 塞多留戰事歷時彌久，後果慘重 塞多留戰事就這樣持續了五年，而且仍然沒有結束的跡象，國家所受的戰禍難以言表。義大利的少年精英都被無休止的戰亂折磨得精疲力竭，直至死亡。國庫不僅失去了西班牙的歲貢，而且每年還需支付巨款給西班牙，以維持西班牙軍隊龐大的支出，政府簡直不知該如何籌措這筆巨款。西班牙荒涼而又貧困，羅馬文明在那裡有十分燦爛的發展，如今卻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叛黨與政府間的衝突愈演愈烈，許多民社不幸完全覆滅，甚至那些依附羅馬當權黨的城市也在忍受著無盡的苦難。沿岸城市必須靠羅馬船隊提供必需品，內陸的忠誠民社幾乎處於絕望之中。高盧所受的苦難也不亞於此，該地一方面要承擔步兵和騎兵分遣隊的支出，為其提供糧食金錢，一方面還肩負著冬營的重擔，由於羅馬紀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歉收，這種負擔已達到難以忍受的程度。幾乎所有的地方財政機構都不得不求助於羅馬銀行家，承擔起極度沉重的債務。將軍和士兵都消極參戰。將軍遇到了才智更勝一籌的敵人，進行了令人厭倦的頑強抵抗，經歷了危機重重、勝算不大而又不甚光榮的戰事。據說龐培曾設法讓政府將其從西班牙召回，給他在別處找個更加合適的統帥之職。士兵們在此次戰爭中，不僅遭受重創，除了毫無價值的戰利品外一無所獲，而且他們的餉金也發放得極不規律。 羅馬紀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底，龐培向元老院報告稱，軍餉已經拖欠兩年，將士們有自行解散之勢。倘若羅馬政府在西班牙戰事上能夠少一些疏忽怠慢，更不用說積極作戰了，他們定能避免大部分的弊端。然而大致看來，像塞多留這樣傑出的天才將領，無論對方在兵力和軍事上占據多大優勢，都能在一個完全有利於叛徒和海盜戰爭的地方年復一年地進行這種游擊戰，這既不能歸咎於羅馬政府，也不能歸咎於政府的將軍。戰爭的結果無法預見，塞多留髮動的叛亂似乎與同時期的其他叛亂合而為一，因此其危險性大大增加。此時與羅馬人交戰的，在海上有海盜船隊，在義大利有叛變的奴隸，在馬其頓有多瑙河下游的部落；在東方，米特拉達特斯王在一定程度上受西班牙叛黨獲勝的影響，想再次試試他的武力。塞多留是否聯絡過在義大利和馬其頓的羅馬仇敵，沒有明確的證據加以佐證，但是他的確經常與義大利的馬略黨往來。另一方面，他先前曾公然與海盜結盟。至於本都王，其朝中住有羅馬移民，塞多留早就通過他們與本都王保持聯繫，現在雙方已達成正式盟約——塞多留將小亞細亞各屬國而非亞細亞省割讓給本都王，承諾派一名合格的軍官率領他的軍隊，並派遣若干士兵前往；本都王則承諾給他四十艘船和三千塔蘭特（合七十二萬英鎊）。首都睿智的政治家們，想起了義大利受腓力和漢尼拔東西夾攻之時的情況，他們以為新漢尼拔正如他的前輩一樣，征服西班牙後便能輕鬆率領西班牙的軍隊先於龐培到達義大利，以像之前的腓尼基人那樣，號召埃特魯斯坎人和薩謨奈人起兵反抗羅馬。 塞多留倒台 但這種比較雖然十分獨特，卻有失準確性，塞多留的力量遠不足以干出漢尼拔那樣的偉大事業。他的成功有賴於西班牙獨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民，他若離開西班牙，便會一敗塗地。即使在西班牙，他也日益被迫放棄攻勢。作為領袖，他才能出眾，但這無法改變他部下軍隊的本性。西班牙的民兵不改故態，其不可靠猶如海浪和風暴，忽而聚集成一支一萬五千人的軍隊，忽而消散成寥寥數人。羅馬移民也一如既往地桀驁不馴，固執傲慢。那些需要一隊人長期團結一致的兵種，尤其像騎兵這樣的軍隊，在他的隊伍中當然非常缺乏。戰爭漸漸使他失去了最能幹的軍官和精銳的老兵，甚至最可靠的民社也厭倦了羅馬人的侵擾和塞多留部下軍官的虐待，開始顯得不堪忍耐和游移不定。值得注意的是，塞多留在這方面也像漢尼拔一樣，即使身處絕境也從不掩飾。他絕不會錯過任何能達成妥協的機會，只要有安居祖國的保證，他便時刻準備卸下兵權。但政治的正統派對妥協與調解全然不知。塞多留不能撤退或退讓，他所踏上的道路無論如何狹窄而險峻，他都必須堅持走下去。 由於米特拉達特斯在東方有所行動，龐培對羅馬的抗議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產生了非常成功的效果。元老院撥給他所需的款項，並派兩個新兵團前去增援。因此，兩位將軍於羅馬紀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春又開始行動，再次渡過埃布羅河。蘇克羅和瓜達拉維亞爾兩場戰役使得塞多留失去了西班牙，自此，戰事的中心轉移到了埃布羅河的上游和中游地帶，位於塞多留黨主要據點的四周，即卡拉古里（Calagurris）、奧斯卡（Osca）和伊萊爾達（Ilerda）。梅特路斯在戰爭初期屢立戰功，這次也獲得了最重要的勝利。他的宿敵赫圖勒烏斯再次與他對抗，結果遭遇慘敗，與其弟弟一同陣亡——這是塞多留黨無法挽回的損失。正當塞多留對敵人發動進攻之時，噩耗便傳來了，他殺死了使者以免影響士氣。但此消息不能長期隱瞞下去，各城相繼投降。梅特路斯占領了凱爾特伊比利亞人的城市塞哥布利迦（Segobriga，位於托萊多與昆卡之間）和畢爾畢里（Bilbilis，位於卡拉塔尤附近）。龐培圍攻帕蘭提亞（Pallantia，今帕蘭西亞，位於巴里亞多利德上游），但塞多留成功突圍，迫使龐培撤退至梅特路斯處。塞多留進入卡拉古里（今卡拉奧拉，位於埃布羅河上游），兩位將軍兵臨該城，均遭受重大損失。然而，當他們入駐冬營——龐培前往高盧，梅特路斯回到本省——之時，他們已取得了非常可觀的戰績，大部分叛黨已經投降或被武力征服。 次年（羅馬紀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戰事的經過亦復如是。正是由於龐培頑強的抗爭，叛黨的疆土才日益減少。 塞多留黨的內部矛盾 叛黨節節敗退，他們的軍隊士氣銳減。塞多留在軍事上取得的勝利如漢尼拔的一樣，必然會越來越微不足道。人們開始懷疑他的軍事才能，據說他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整日飲酒作樂，揮霍錢財與時間。背棄者和離叛的城市與日俱增。不久，有人向他報告稱，羅馬移民要謀害他的性命。這一消息聽起來十分可信，特別是因為叛軍中有許多將領，尤其佩彭納當初臣服於塞多留並非出於自願，而且羅馬省長早已承諾會赦免和重賞殺他的人。塞多留一聽到這個消息便下令撤走羅馬軍，轉而挑選西班牙人做他的衛兵。他對嫌犯執行極其嚴厲而又非常必要的程序，沒有照例徵求元老院的意見便判了許多人死刑。因此，對他心存不滿的人稱，他現在不僅加害敵人，更加害朋友。 塞多留被刺 第二個陰謀很快便被發現了，此次陰謀以他的部僚為主謀。任何被指控的人要麼逃之夭夭，要麼必死無疑。但他們沒有全數背逃，殘餘的同謀者，尤其是佩彭納因此事受到刺激而加快了行動。他們在奧斯卡的指揮部，佩彭納派人報告將軍，說他的軍隊大獲全勝，然後安排了宴席以慶祝勝利。塞多留應邀出席，像往常一樣帶著他的西班牙衛兵。一反塞多留指揮部的慣例，宴會很快變成了狂歡。在座的賓客惡語相加，似乎有些人想尋釁滋事。塞多留靠在臥榻上，仿佛不願聽到這些爭吵。然後，一隻酒杯摔到了地板上，這是佩彭納發出的行動信號。坐在塞多留旁邊的馬爾庫斯·安東尼率先出擊，塞多留轉身試圖站起來，刺客又沖向他將他按倒在地。其他的賓客都是同謀，他們群起而攻之，一齊撲上去抓住塞多留的雙臂，刺死了這個毫無抵抗之力的將軍（羅馬紀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他忠誠的衛兵們也都死了。在羅馬迄今出現的各位偉人中，塞多留即使算不上最偉大者，也在最偉大者之列，若時運較好，他或許能復興祖國，但不幸的是，他率領一批卑鄙的移民抵達本國，如今卻這樣死於這批人的陰謀。歷史不喜歡這位「科里奧蘭」（Coriolani），即使對其中最寬容、最多才、最可惜的一個也不例外。 佩彭納繼承塞多留的遺產 謀殺者想要繼承被謀殺者的遺產。塞多留死後，佩彭納成為了西班牙軍隊官職最高的羅馬將領，擁有主要指揮權。軍隊雖聽命於他，但他不得人心且飽受質疑。塞多留在世時，人們雖然對他頗有微詞，可他的離世使他重獲了英雄的榮譽。公布他的遺囑時，佩彭納的名字出現在了繼承人之中，於是士兵們勃然大怒。一部分士兵，尤其是盧西塔尼亞人私自離開了隊伍，剩下的士兵則預感塞多留一死，他們的精神和運氣也隨之消散了。 龐培成功平定叛亂 因此，叛黨這支指揮欠佳、士氣低沉的軍隊一與龐培交戰，便被徹底擊敗了，佩彭納和其他將領都被俘了。這個卑鄙小人想用塞多留的信札換自己一條命，這樣做會連累義大利許多有身份的人。但龐培沒有看這些信件，並命人將其通通燒毀，然後將佩彭納和其他叛黨領袖都送上了斷頭台。幸免於難的移民們四處逃竄，多數人都進入了茅利塔尼亞沙漠，或加入了海盜的隊伍。不久之後，普洛提烏斯法盛行，尤其受到少年愷撒的熱烈支持，此法使得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有機會回國。但那些參與刺殺塞多留的人，除一人以外，都遭遇橫禍。奧斯卡和近西班牙仍依附於塞多留的城市，如今都主動對龐培敞開大門。只有烏卡薩馬（Uxama，今奧斯馬）、克盧尼亞（Clunia）和卡拉古里需以武力征服。兩省重定法制。在遠西班牙，梅特路斯增加了罪責最大的民社的歲貢；在近西班牙，龐培賞罰分明，例如卡拉古里失去了獨立地位，歸屬於奧斯卡。塞多留部下的一隊士兵聚集在庇里牛斯山，龐培對其進行勸降，讓他們居住在庇里牛斯山以北的盧古杜努姆（Lugudunum，今上加龍省的聖貝特朗）附近，成為「聚會民社」。羅馬勝利的標誌豎立在庇里牛斯山隘口的頂峰。羅馬紀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底，梅特路斯和龐培率軍穿過首都的街市，因戰勝西班牙人一事向天父約維斯致以全國人民的謝意。蘇拉死後，他的好運似乎仍伴隨著他所創造的事業，這種好運要勝於那些受命來保衛它的無能而又懈怠的守護者。義大利反對派由於其領袖的無能和魯莽，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移民反對派則由於內部紛爭不斷而瀕臨瓦解。這些失敗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乖張不睦，而非敵人的頑強抗爭所造成，但都是寡頭黨的勝利。寡頭黨的寶座再次轉危為安。 * * * [1]有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一位名叫斯達伯·埃羅（Staberius Eros）的新自由民，他是個有名的文學教師，他允許罪人的孩子免費上課。 [2]即今葡萄牙境內的伊比利亞人，公元前2世紀曾抵禦羅馬入侵。——譯者注 [3]人們常以羅馬紀元654年（即公元前100年）作為愷撒降生之年，因為據蘇埃托尼烏斯、普魯塔克和阿庇安之說，他死時（羅馬紀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3月15日）年五十六歲。有人說蘇拉褫奪人權時（羅馬紀元672年，即公元前82年），他年十八歲，也與上述說法大致吻合。但這種見解與下述事實絕對不合：愷撒在羅馬紀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擔任市政官職，而按年齡法，任這些職位最早的年齡，依次序說，為三十七至三十八歲，四十至四十一歲，四十三至四十四歲。我們不能想像為什麼愷撒在法定年齡兩年之前就充任這種官職，更不能想像為什麼此事不見於任何記載。這些事實無疑引起了一種猜度，就是他的生日即在7月12日，毫無可疑，那麼他生於羅馬紀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而非生於羅馬紀元654年（即公元前100年），這樣，在羅馬紀元672年（即公元前82年），他正是二十至二十一歲。並且他死時不是五十六歲而是五十七歲零八個月。再者，我們可以舉出事實為後說的佐證——說來奇怪，這種事實竟被引來做反證——愷撒差不多還是個童子的時候，便受馬略和秦納的任命，做朱庇特的點火僧。馬略死於羅馬紀元668年（即公元前86年）1月，按尋常的說法，愷撒那時不過十三歲零六個月，所以非如維萊烏斯所謂的「差不多」，而確實仍是個童子，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這個年齡絕不能擔任這種祭司職。反之，如果他生於羅馬紀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7月，則在馬略死時，他十六歲。這與維萊烏斯之說以及一般法規吻合。按一般法規，未逾童年的人不能就公職。而且，只有後說能合於下列事實，即愷撒在內戰將起時所造錢幣都刻有數字LII，大概就代表他的年齡，因為內戰開始時，按這種說法，愷撒的年齡稍逾五十二歲。以上四種說法很可能出自一個共同的淵源。它們沒有令人深信的證據，因為較早時期在日時法案肇始之前，甚至關於最著名、最顯要的羅馬人的生年，例如龐培，也有極不相同的說法，令人詫異。拿破崙三世所作的《愷撒傳》反對此說，一者，根據年齡法，愷撒的生年不在羅馬紀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而在羅馬紀元651年（即公元前103年）。再者，尤為重要的是，我們知道一些其他不守年齡法的事。但第一層出於誤會，因為如西塞羅的例子所示，年齡法所要求的只是就職的人須初屆四十三歲，不是已滿四十三歲。再者，所謂此種規則的例外一概不合實情。塔西佗說昔日授官時，不注意年齡，又說執政的獨裁者都曾委託很年輕的人充任，他所指的，如一切註解家所公認，當然是較早時期，即公布年齡法之前——瓦列里烏斯·科爾弗斯二十三歲做執政官以及其他類似的事。相傳盧庫勒斯未到法定年齡就擔任最高官職，此話不確。見於記載的只是根據一種我們所不詳知的特殊條文——實際說來，他在羅馬紀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做市政官，大約在羅馬紀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做副執政官，羅馬紀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做執政官。不言而喻，龐培的情形與此完全不同，但甚至說到龐培，也有幾次見於朋文，說元老院使他免受年齡的限制。龐培是個得勝的元帥，凱旋的將軍，一軍的領袖，他與克拉蘇聯合之後，又是一個強大黨派的魁首，他請求擔任執政官時有這種事，自在意料之中。但愷撒請求擔任較小官職時，他不比其他初入仕途的人關係重要，如果此時也有這種事，那就太奇怪了。還有更為奇怪的，人們既然提到那個不言而喻的例外，卻不說起這個太少有的離奇事，尤其關於奧克塔維婭努斯二十一歲為執政官的事。與所舉的例證如出一轍的，是得自於例證的推論，即「關於出類拔萃的人，羅馬人不尊重這種法律」。說到羅馬和羅馬人，沒有比這句話更錯誤的了。羅馬共和國及其偉大的將軍和政治家之所以偉大，尤其與一件事有關，即法律不但對別人有效，對他們自己也有效。 [4]米蒂利尼，城市名，位於希臘愛琴海萊斯博斯島東南岸，為該島嶼的首府，也是萊斯沃斯州的州府所在地。——譯者注 [5]至少這些組織的綱領須歸在羅馬紀元674年（即公元前80年）、675年（即公元前79年）、676年（即公元前78年）等，可是實行屬於以後的幾年。 [6]以下的敘述大體根據李錫尼的記載，他的記載在這點上雖殘缺不全，卻仍把雷必達之亂的重要資料傳達給我們。 [7]羅馬紀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執政官馬爾庫斯·特倫提烏斯·盧庫勒斯和蓋烏斯·卡西烏斯·瓦魯斯的法律，即西塞羅所說和薩路斯特所提及的法律，並非開始恢復五牟底的法律，而只是整理西西里糧食的收買以保障糧食的布施，在許多細節上或許也有所變更。森普羅尼烏斯法確許每個住在羅馬的公民共享贈糧。但以後的分配範圍卻不如此，因為羅馬公民的每月糧食共計不過三萬三千梅丁（即十九萬八千牟底），那麼，當時只有約四萬人領糧食，而住在首都的公民當然比這數目要多得多。這種重大的改革大約出自奧克塔維烏斯法，這法律不遵行森普羅尼烏斯浪費的布施，卻創行「國家所能堪，平民所必需的一種有節制的布施」。從各方面來看，李錫尼所說的糧食法正是這種法律。雷必達容許這種調停的建議與他對恢復保民官職權所抱的態度相合。這也與一種情形相合，即平民黨絕不滿意由此而來的糧食分配法。損失的數目以糧食值至少加倍的價錢為基礎，當海盜或其他原因提高糧價之時，必有較重大的損失。 [8]由李錫尼殘缺的記述看來，元老院的法令顯然不是說派遣尚未任滿的執政官往他們治下的省份去做續任執政官，這樣便毫無理由，而是說派遣他們到伊特魯里亞去討伐叛變的菲蘇蘭人，正如在卡底里那戰爭，執政官蓋烏斯·安東尼被派往該地。薩路斯特書中記腓力普斯的話，說雷必達ob seditionem provinciam cum exercitu adeptus est，完全與此說相合，因為執政官在伊特魯里亞的非常統帥之職，正與續任執政官在納博高盧的平常統帥之職同為一種procinc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