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史 · 第七章　義大利屬國叛亂與蘇爾皮基烏斯革命

羅馬與義大利 大約200年前，皮拉斯（Pyrrhus）曾經發起過一場戰爭，這是義大利爭取獨立的最後一役，此後羅馬就一直處於義大利的盟主地位，無論時局如何風雲變化都未曾動搖過根基。無論是世代英烈的巴卡家族，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承者，還是阿契美尼德王族的繼承者都曾奮力號召義大利人與強大的羅馬作鬥爭，但是結果都是徒勞。義大利人還是對羅馬卑躬屈膝，幫助羅馬在瓜達基維爾河（Guadalquivir）戰場、梅熱達河（Mejerdah）戰場、坦配（Tempe）戰場和西皮洛斯山（Mount Sipylus）戰場奮勇殺敵，此外還犧牲了三位傑出的青年軍官，幫助羅馬征服了三個大陸。義大利的地位與此同時也在改變，卻是在惡化而絕非在提高。誠然，從物質角度來看，他們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儘管義大利的中小地主階級由於羅馬糟糕的糧食法利益受損，但是大地主以及商人和資本家卻得以繁榮，因為羅馬的政治職能向金融方面傾斜，義大利和羅馬市民同享經濟上的保護與特權，所以義大利在物質方面很大程度上受益於羅馬的政治優勢。總體而言，義大利的經濟和社會狀況並不主要取決於其政治區分。盟國之間也是有差別的，就像在翁布里亞和伊特魯利亞自由農階級幾乎已經消失，但是在其他地區，例如阿布魯齊（Abruzzi），這一階級仍然存在或者幾乎沒有受到影響——正如在不同的羅馬市民之間也會有相似的差別一樣。另一方面，義大利的政治從屬地位也日益突顯。當然義大利的權利沒有公然被侵犯過，至少在原則問題上沒有。從主權的角度來看，義大利享有公社自由，這一點已被納入條約而且整體而言，羅馬政府對此也是尊重的；羅馬改革派曾經在土地暴動初期對羅馬境內發起過攻擊，以保證義大利民社能享有更高地位，此舉不但受到羅馬保守黨和中產階級的激烈反對，羅馬反對派本身也很快摒棄了這一做法。 屬地的不足和弊端 羅馬作為領導者，擁有一些特權，而且有些特權——對戰事的最高指揮權和行政上的最高指揮權是非羅馬莫屬。這些特權如果使用不當就會讓盟邦產生錯覺，認為它們已經完全變成毫無權利的附屬。羅馬軍法向來嚴苛，在7世紀時幾經修改，但是其修改大多是針對羅馬市民，最重要的修改之一就是取消死刑：曾經在朱古達戰爭中，一位有聲望的拉丁將軍被羅馬軍事會議判處死刑，斬首示眾；同樣一位等級最低的羅馬士兵卻有權向羅馬法院申訴免除死刑，這樣的案例會讓羅馬的盟邦作何反應，我們不難想像。服軍役的羅馬人和盟邦人的比例並未在條約上體現：此前雙方所出兵力幾乎相等，但是之後雙方人口比例有了傾向於羅馬市民的改變，但是對盟邦的要求卻不成比例地在增加。所以一方面盟邦要承擔大部分的軍事任務以及軍費，另一方面每三個服軍役之人，必有兩個來自盟邦，一個來自羅馬市民。同樣羅馬享有凌駕於義大利民社的最高民事監督權（最高行政管轄權也必然包括其中），權力如此之大以至於義大利幾乎成了沒有任何保障的地域，任羅馬曆任的地方行政官玩弄於股掌之中。在塔特姆-西迪奇努姆（Teanum Sidicinum），一個舉足輕重的盟邦城，其最高行政官當眾被施以棍刑，僅是因為一位執政官的夫人想在男浴室洗澡，但是市內官員並沒有及時遣散在男浴室洗澡的人，而且這位婦人又認為浴室衛生欠佳。此類事件在費倫蒂諾（Ferentinum），一個在法律上同樣享有最優特權的城市，也是屢見不鮮，而且在卡萊斯（Cales），一個歷史悠久、地位重要的拉丁殖民地，這種事情也時有發生。在維努西亞的一個拉丁殖民地，一個自由農被一個未在公職、只是路過的羅馬外交官打翻在地並鞭笞致死，只是因為這位自由農無意間取笑了這位羅馬外交官的坐轎。在弗萊傑雷叛亂期間，以上事件偶有提及，不難想像此類暴行肯定是頻頻發生，而且即便發生了受害者也無處獲得公道——因為羅馬市民可以憑藉他們的申訴權多多少少地讓自己免受刑罰。羅馬先人曾明智地在拉丁民社與其他義大利民社之間製造嫌隙，但是如今羅馬政府如此對待義大利，那麼這嫌隙即無論如何也不會縮小。羅馬的抑制壁壘以及由於這些抑制壁壘被迫屈服的地區同樣都是岌岌可危：拉丁人對皮塞努姆人說他們同樣都是屈服於羅馬束棒之下的可憐蟲，對獨裁的痛恨又將昔日的管家與奴隸的命運緊密地連在了一起。 現在義大利盟邦的地位已經從之前的尚可忍受的依賴關係變成了被壓迫的奴役關係，同時又沒有任何獲得更多權益的希望。征服義大利之後，羅馬就不再授予非羅馬人公民權，授予整個民社公民權的做法被禁止，而且授予個人公民權也被限制。他們現在又變本加厲：在羅馬紀元628—632年即前126—122年蓋烏斯·格拉古改革要將羅馬公民權普及整個義大利，此事引發了一場暴亂，與此同時遷移羅馬的權利也受到限制。依照當時的民願以及元老會意願，所有居住在羅馬的非羅馬人，都被迫驅逐出境。簡言之，之前羅馬就像是監管義大利的兄長，對義大利更多的是保護而不是統治，而且義大利也不會永遠居於弱小地位，就像是一個被寬容以待的奴隸，一直被給予被解放的希望，但是現在他們差不多全部都處在羅馬的棍棒統治之下，陷入絕望之境，最多就像一個有些特權的奴隸，只會把來自羅馬的欺壓凌辱轉移到更貧窮的省份。 弗萊雷傑戰爭的失敗　叛亂帶來的困境 最開始無論是出於民族團結還是因為懼怕危險，在這些不平等面前，他們都是謹小慎微、忍氣吞聲，但是後來統治者一直都是唯我獨尊，被統治者都是只能逆來順受，所以雙方之間嫌隙擴大，最後雙方便呈現出暴力關係。在羅馬紀元629年即前125年弗萊傑雷叛亂，好像正式揭示了羅馬政治統治的真面目，但是當時義大利暴亂並未真正帶有革命色彩。盟邦要求平等權利的願望最開始只是無聲的期盼，後來漸漸演變成高聲的訴求，而且這種訴求越被拒絕，呼聲就越大。很快他們就意識到羅馬不可能主動讓步，想要強行索要他們想要的權利的，也大有人在，但是當時羅馬甚至都不允許他們有任何實現這些權利的念頭。儘管當時取得羅馬公民權與未取得羅馬公民權的義大利人的比例難以確切計算，但是確信的是當時羅馬市民並非遠遠少於盟邦的義大利人。在當時能夠服兵役的羅馬市民大約有四十萬，而盟邦人則有五十萬或者六十萬。[1]所以如果一直保持這樣的人口比例，而且對內市民能夠團結一致，對外沒有值得一提的敵寇的話，義大利盟邦的人就無法聯合起來對抗羅馬，因為義大利盟邦人分散在城市的各個社區，又於公於私都與羅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此外其一，羅馬市民團結一心；其二，各省能提供很大的資助；其三，各個民社之間相互制約。憑此三點，羅馬政府只要稍加溫和審慎，便可成功控制這些讓人棘手的、義憤填膺的屬國。 義大利和羅馬各黨派 義大利人在羅馬被革命動搖根基之前一直採取守靜不動之勢，但是一旦革命爆發，他們就混雜在羅馬各大政黨中參與暴動，希望藉助某個政黨的勢力獲取平等權利。他們首先聯合民主黨，而後又聯合元老黨，但是都未能從中有所獲益。他們不得不承認，儘管兩黨領袖都承認了他們對平等權益的訴求，但是這些領袖，無論是來自貴族黨還是民主黨，都不能說服他們全黨去承認這些訴求。他們還注意到，羅馬最出色的政治家們，一旦為義大利人辯護，就會無人跟隨，最終被推翻。羅馬政府經歷了三十年的榮辱興衰，經歷了革命與復辟，羅馬的領導人也經歷了新舊更迭，但是無論如何變化，掌舵的卻永遠都是一位目光短淺、心胸狹窄之輩。 義大利和寡頭政治；盧西烏斯-慕奇烏斯律法 最重要的是，由最近的情形看，義大利指望羅馬理會他們的要求簡直是妄想。只要義大利的利益仍與革命黨的利益有牽連，而且只要是義大利的希望被化為泡影只是因為民主黨內的愚蠢大眾，那麼義大利就還是會認為寡頭政治只是對發起提議的個人有敵意，而並非針對提議本身，那麼他們仍然相信元老院的某些有識之士最終還是會接受一個既能有益於寡頭政治，又能有利於國家的方案。近些年元老院再一次獨占大權，羅馬寡頭政府能發揮作用的空間太小。羅馬政府非但沒有按照民願採取改進措施，反而在羅馬紀元659年即前95年頒發了一個執政官法，嚴厲禁止非羅馬公民獲得公民權，違者重罰。此法讓很多有志於平等權問題而且聲望頗高的義大利人放棄已經獲得的羅馬公民權重回義大利籍，此外，此法雖然在法理上無可爭議但是從政治角度來看卻愚蠢至極，因為這和那個奠定北美獨立根基的著名律法如出一轍。實際上，和那個律法一樣，它已然成了內戰的直接誘因。更糟糕的是，此法的提出者絕不是某個頑固的無可救藥的貴族，而恰恰是兩個有聲望的人——一個是睿智聰慧、美名遠揚的昆圖斯·斯凱弗拉（Quintus Scaevola），和喬治·格倫威爾一樣，都是天生的法學家，命中注定的政治家，正直清廉、讓人欽佩，首先激起了元老院與騎士階級之間的爭端，而後又掀起了羅馬人和義大利人之間的仇恨；另一個就是雄辯家盧西烏斯·克拉蘇，他是德魯蘇斯的朋友和同盟，同時也是最溫和、最明智之人。 義大利人和德魯蘇斯 此法以及諸多由此引發的變革都在整個義大利激起了激烈的暴動，而此時馬庫斯·德魯蘇斯再一次讓義大利人看到了一絲希望：一個保守黨竟然贊同格拉古氏的改革觀點，而且擁護義大利爭取平等權利。這樣的事情在以前一定會被認為是絕不可能的，但是現在竟然發生了：一個高高在上的貴族居然會奮力解放從西西里海峽到阿爾卑斯山的義大利人連同其政府，而且還要把他全部的熱情、忠誠，都毫無保留地、慷慨地奉獻到改革中去。他是否真如傳聞所言，是某個秘密組織的頭目，還不得而知——據說這個秘密組織的勢力遍布整個義大利，而且其成員都萬眾一心，發誓效忠[2]德魯蘇斯以及他們共同的事業。即使他並沒有投身於如此危險的事業，而且也沒有做一個羅馬地方法官所不應做的事情，但是可以確信的是，他並非只是單純在履行一個地方法官的職責，而且上面所提到的危險的事業是借他之名發起，儘管可能未經他同意而且違背他的本意。義大利人聽聞德魯蘇斯已經發起了他的第一項提議，而且元老院大多數人已經通過，所以高興萬分；又聽聞他們的護民官突發惡疾之後又復獲安康，更加欣喜，義大利民社上上下下舉杯相慶。可是當德魯蘇斯的計劃一步步昭示天下的時候，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他不敢退出他的主法，不得不推遲，不得不延期，很快他也將會隱退。據說元老院大多數人都開始動搖，擔心自己會喪失領導地位。很快消息傳至義大利，傳言那個已經通過的法律已經作廢，傳言資本家的統治現在如日中天，傳言他們的護民官已經落入一個刺客手中，甚至還傳言德魯蘇斯已經在羅馬紀元663年即前91年秋遇害。 準備起義羅馬 義大利人藉助條約獲得羅馬公民權的最後希望隨著馬庫斯·德魯蘇斯的消失而破滅了。如果那個精力充沛的保守黨人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都不能說服他的同黨去採取他的提議，那麼想用溫和的手段通過這項提議就一定行不通。義大利人要麼乖乖服從，要麼奮起反抗，如果有可能的話，再一次聯合起來重拾53年前之未竟事業——雖然這事業因弗萊傑雷的失手而中斷——這樣的話他們就可以通過暴力摧毀羅馬政府或承其大業，或者至少可以迫使它賦予義大利平等權利。後一選擇無疑是在自取滅亡。從時局來看，義大利各個民社孤立地對抗羅馬的勝算還不如當年美洲殖民地對抗英帝國，很顯然，羅馬政府只要稍加留意、積極應對，就可以讓這次起義重蹈當年的覆轍。如若義大利如此逆來順受、聽之任之，不也是難逃滅亡的厄運嗎？義大利各城中最重要的人物大部分都已經宣稱或者將要宣稱——其結果都是一樣的——與德魯蘇斯達成協議，這一點可以說是保守黨的勝利，但也可能被定為叛國罪。當義大利人回憶起羅馬對其的所作所為時，面對上述情形，他們又會有何想法？所有已經加入過或有嫌疑可能加入過德魯蘇斯的秘密組織的人，要麼奮起而起義，要麼等待他們的只有劊子手的鍘刀。 此外，當下的情形正好是義大利舉國暴動的大好時機。羅馬人對較大的義大利聯邦實行分解政策，至於分解程度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確信的是馬西人、格尼人，或者還包括薩莫奈人和盧卡尼亞人，仍然由舊式的民社聯盟聯繫在一起，儘管這聯盟已經失去了其政治意義而在某種程度上已淪為只在節日或祭祀時候才會出現的組織。如果現在起義的話，這些民社聯盟仍然可以作為聚集點，但是誰又能保證羅馬政府哪天不會廢除這些聯盟呢？那個據說是以德魯蘇斯為首的秘密組織，現在雖然已經群龍無首，但是仍然存在而且還是起義中重要的政治核心。其軍事基礎應該是各聯邦的獨立軍備和常備兵。據說義大利現已騷動不安，盟邦的民社也聯繫密切，但是羅馬政府卻不號召人民武裝備戰，而是訓勉各地方官像往常一樣加強戒備，並派出間諜打探進一步的軍情。據說首都羅馬毫無戒備，一位果敢的馬西人軍官昆圖斯·龐培迪烏斯·西洛（Quintus Pompaedius Silo）——一位德魯蘇斯的摯友——設計要帶領一支可信的隊伍潛入城內，暗藏刀劍匕首，襲擊羅馬，做好了叛變的準備，已擬定條約，也在暗中積極操練軍隊。最後，和大多數起義一樣，本次暴亂因一次意外事故而提前浮出水面。 阿斯庫倫城起義　馬西人和薩貝利人　中部和南部義大利 一位羅馬總督的執政官聽他的間諜說阿布魯齊的阿斯庫倫城正往其他民社派遣人質，於是他就攜羅馬使節和一小隊護衛來到那裡，並對當時正聚集於劇場慶祝的民眾發表了一番激烈、威脅的長篇大論。此番大論充滿了血腥和恐嚇，激起了民眾心中積壓了數百年的憤懣。羅馬軍官被民眾當場碎屍萬段，並且似乎是為了斷絕和解的可能，當地官吏立刻讓人關閉城門，並殺死所有城內的羅馬人，掠奪其財產。馬西人首先與羅馬開始對抗，並聯合阿布魯奇小而精悍的聯盟——帕里格尼人、馬魯奇尼人、弗倫塔尼人和韋思提尼人。上文提到的英勇睿智的昆圖斯·西洛，就是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這是馬西人第一次正式對抗羅馬，所以此後這次戰爭被叫做馬西戰爭。此後撒姆尼民社也效仿起義，而後從利里斯河（Liris）和阿布魯奇一直到卡拉布利亞和阿普利亞的眾多民社也都紛紛起義，後來整個義大利中部和南部也都舉起了反羅馬的大旗。 義大利的親羅馬派 伊特魯里亞人和翁布里亞人卻依附羅馬，因為他們已經站在騎士階級一邊對抗德魯蘇斯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地區土地貴族和金錢貴族自古以來就占優勢，中產階級已毫無蹤跡。在阿布魯奇地區及其周圍，農民階級仍保留著其純潔和活力，非義大利其他地區所能比。大體上革命都是從農民階級發軔而蔓延至中產階級，而市裡的貴族階級仍然與首都政府密切聯繫。這一點也說明，在叛亂的地區中有個別的民社，在叛亂的民社中也有個別的個人，是擁護羅馬聯盟的，例如維斯提奈的皮納城，為了維護羅馬受到了嚴重的攻擊，而且在赫比奈（Hirpinian）境內有一支忠於羅馬的隊伍被組織起來，在埃克拉努姆的米那提烏斯·馬奈烏斯的帶領下輔助羅馬在坎帕尼亞的戰事。最後依附羅馬的還有一些享有最優權利的聯盟民社——例如坎布尼亞的諾拉和努凱里亞（Nuceria）以及希臘沿海的那不勒斯和利基翁，同樣還有大部分的拉丁殖民地如阿爾巴和埃塞尼亞，就像在第二次布匿戰爭時拉丁和希臘整體上都支持羅馬而薩貝利人卻反對羅馬一般。羅馬的現任通過對貴族進行等級劃分來奠定統治義大利的政治基礎，並且通過巧妙的控制，讓享有最優權利的民社制約未享有最優權利的民社，讓自治市的貴族控制各民社的市民。即使現在，寡頭政府面臨著空前的危機，這個幾百年前建立起的政治根基卻仍然能夠堅實無比地接受暴風雨的衝擊。儘管當時面對第一波衝擊時，享有較高權利的民社沒有棄羅馬於不顧，我們現在也不能保證他們在長時間的面對重創後，仍能誓死效忠羅馬，就像當年第二次布匿戰爭時一樣，他們對羅馬的忠心還需要經歷風雨的考驗。 羅馬城內暴動印象　拒絕和解提議　叛國罪審理委員會 於是第一次流血事件發生了，義大利開始分為兩大軍事陣營。誠然，如大家所見，現在的暴亂還遠遠不會遍及整個義大利，但是暴亂的發展已經遠遠超過了領導者本身的預期。叛亂者可能還自不量力地想著去和羅馬政府達成和解。他們派使節出使羅馬，說只要羅馬政府同意他們獲得公民權，就放下武器，繳械投降，但結果是徒勞的。羅馬以狹窄的心胸固執地拒絕了其屬國的請求，這一舉動卻得到了相當多的支持，就好像羅馬一直期待的公共團結精神突然又出現了。就像當年政府政策失利於阿非利加和高盧一樣，義大利暴亂的直接影響就是它開啟了一場公訴戰爭，以此貴族法官可以報復他們心中此次暴亂的始作俑者，不管他們的判斷是否正確。護民官昆圖斯·瓦列烏斯不顧來自貴族的阻撓和來自其他護民官的干擾，提議成立了一個特殊的叛國罪審理委員會，騎士階級用暴力強制維護此項提議，所以其成員都由騎士階級組成。此委員會的設立是用來調查那場據說由德魯蘇斯唆使、其勢力已遍及羅馬和義大利的叛亂。當幾乎半個義大利都舉兵起義時，在憤懣驚恐的市民眼中，這場暴動無疑是在叛國。此委員會的判決使元老院中的和解派人數驟減：德魯蘇斯的摯友、年輕有為的蓋烏斯·科塔被放逐；年邁的馬庫斯·司考魯斯費盡周折才逃脫厄運；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些有名望的人也被牽連其中。元老院中所有支持德魯蘇斯改革的成員都有了很大嫌疑，很快領事官魯帕斯（Lupus）就從軍營傳來消息稱其軍中有貴族與敵人有頻繁書信往來，但是這種嫌疑很快就在馬西人的間諜被捕之後被消除。之前米特拉達斯王說過，羅馬派系之間的互相敵對對羅馬的損害遠遠超過此次「同盟者戰爭」本身，從今日之情形來看，此判斷未必是無稽之談。 有力的律法 在暴動剛剛爆發時，叛國罪審理委員會的一系列行動引發了一陣陣恐慌，羅馬確實給人了一種團結強勢的假象。所有的黨派紛爭都暫且擱置，各大派系的大人物——例如民主黨的蓋烏斯·馬略、貴族派的盧西烏斯·蘇拉、德魯蘇斯的友人普布利烏斯·蘇爾皮基烏斯·拉弗斯——都蓄勢待發，準備隨時效命於政府。這時政府也通過民法強制削減了糧食分配，以便節約財政資源以備戰爭之需，而且由於米特拉達特斯王咄咄逼人，亞細亞省隨時可能會落入敵手，所以羅馬的一個主要收入來源也被切斷，這樣一來，縮減糧食分配就更加重要了。根據元老院的指示，除叛國罪審理委員會以外，其他所有司法機關全部暫時停止一切審理活動；所有商業活動暫停，全民的任務全部集中在徵兵以及鑄造兵器上。 叛亂者的政治組織——抗羅之都 大敵當前，大戰將至，羅馬正緊鑼密鼓地聚全城之力備戰，叛亂者也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即戰爭時期的政治組織問題。帕里格尼正好處在馬西、撒姆尼以及維斯提奈的中心，所以也正是叛亂的中心。此處有一個位於配斯卡拉（Pescara）河畔的一個美麗小城科菲尼烏姆（Corfinium），它地處平原，被選作是「抗羅之都」或者是「義大利人之都」，所有叛亂民社的公民都可以獲得這座城市的公民權，又仿照羅馬在此設立了廣場和元老院。元老院有五百名成員負責設立憲法以及指揮戰事。按照元老院的指示，市民從元老院成員中選舉出兩位執政官以及十二名副執政官，他們就像羅馬的兩位執政官以及六位副執政官一樣，無論在戰爭還是和平年代都享有最高指揮權。拉丁語仍是馬西人和皮森特人主要使用的官方語言，但是當時在義大利南部普遍使用的撒姆尼語也和拉丁語一樣被當做官方語言使用，二者處於同等地位。新的義大利政府仿照羅馬錢幣的模式和規格開始製造自己的貨幣，以此來打破羅馬兩個世紀以來的鑄幣壟斷，新錢幣上交替刻有拉丁文和薩姆尼文。當然這很明顯義大利現在並非旨在向羅馬求得平等權利，而是意欲殲滅或征服之，然後自成新政府。很明顯他們的體制只是對羅馬的全盤複製，換言之，就是抄襲自古以來傳承在義大利的制度，它的組織形式更適合城市而非國家。和羅馬一樣，它也有低效無用的公民議會，它的管理體制也和羅馬元老院一樣有著寡頭政治的成分，其行政也是由諸多地位並列的最高行政官負責。義大利對羅馬的模仿可謂是細化到每個細節：例如地方首腦之前叫執政官或副執政官，現在被更名為至尊統帥（Imperator）。所有都只是稱謂上的變化。叛亂者的鑄幣上也有著與羅馬錢幣相同的神像，只是刻印的字由羅馬變成了義大利。這個叛亂者仿照羅馬新建的義大利與原來義大利的區別只是在於環境的不同：後者無論如何是按照一個城市的模式發展起來的，後來它的發展模式漸漸處於城市與國家之間，至少也是一種自然的過渡。這個新建的義大利卻只是一個叛亂者聚集的地方，而且只是依靠虛無縹緲的法律硬把該半島的居民改造成了首都市民，這對義大利的發展相當不利。值得注意的是，當多個孤立的行政區驟然融合在一起時，一般情況下他們會提議實行代議政體，但是眼下卻無人提出此提議。恰恰相反，他們的公共組織形式比之前還要荒誕。[3]很明顯，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自由憲制必須要最高統治者親自出現在群眾集會上才可能實現，或者自由憲制只能出現在城市中。憲政體制，也就是人民主權由代表大會保障的體制，是現代共和政體的基本思想，也是一種全新的思想，沒有它，自由政體就完全是名不副實。即使現在的義大利有代議制參議院，但它的公民議事會的地位也在減弱，在某種程度上更接近於一個自由政體，但是無論是羅馬還是義大利都不敢真正跨過界限。 全面備戰 所以在羅馬紀元663—664年即前91—90年冬，德魯蘇斯去世數月後，撒貝利人就掀起了反抗羅馬的戰爭，正如叛亂者的鑄幣上撒貝利公牛對抗羅馬母狼一樣。雙方都做了充分準備：義大利的兵器、錢財等其他供給都已準備妥當；羅馬也從各省特別是西西里收集了充足的軍需，久棄不用的城牆也重新修整以抗外敵。雙方勢力旗鼓相當，不相上下。為了填補義大利支隊的空缺，羅馬開始從阿爾卑斯山南部的凱爾特地區的市民和居住民中增加徵兵量——他們幾乎都已經被羅馬化了——僅在坎帕階就徵兵一萬[4]；另一方面羅馬還從努米底亞和其他海外地區調集隊伍以填補所缺的義大利士兵；此外，在希臘和小亞細亞的自由城市，他們還招募了一支艦隊。[5]不算衛戍部隊，雙方各自派兵多達十萬，無論是戰鬥力、戰鬥策略還是軍事裝備，羅馬都絕不亞於義大利。[6] 雙方軍力的分散 無論是叛黨還是羅馬，都發現此戰很難統一指揮，因為叛軍所在地區蔓延甚廣，而其中又星羅棋布地夾雜著親羅馬的要塞：一方面為了守住他們那綿延的疆土，叛軍不得不聯合起來做圍攻戰，雖然這不僅會耗費軍力還對耗費時間；另一方面，由於叛軍沒有固定的中心，所以羅馬也不得不同時在全部叛軍地區布戰。從軍事角度來看，作戰區分為南北兩部：北部由皮切諾和阿魯布奇延伸到坎帕尼亞南部，其中包括說拉丁語的地區，此戰區的意方執政官是馬西人昆圖斯·西洛，羅方執政官是普布利烏斯·魯提利烏斯·魯帕斯；南部戰區包括坎帕尼亞，撒姆尼，還包括講薩貝利語的地區，由撒姆尼人蓋烏斯·帕皮烏斯·馬提烏斯擔任叛軍執政官，而盧西烏斯·尤利烏斯·凱撒擔任羅馬執政官。這兩位總執政官又各配有副執政官，意方配有六人，而羅方配有五人，副執政官各自在指定區域內進攻和防守，而總執政官則比較自由，負責統籌全局。羅馬最有名望的軍官，例如蓋烏斯·馬略，昆圖斯·加圖路斯（Quintus Catulus）以及其他兩位在西班牙戰爭中經驗豐富的前執政官提圖斯·狄狄烏斯和普布里烏斯·克拉蘇，都隨時準備為戰區的兩位執政官效命。義大利軍方雖無如此威望的軍官，但是從戰事結果來看，他們的領袖絕不亞於羅馬。 在這場戰爭中，戰事非常零散，整體而言，羅馬居上風，但是儘管如此，羅馬也未有任何決定性的舉動。奇怪的是，羅馬並未趁勢集中兵力對抗叛軍，叛軍也並未進攻拉丁姆，進而攻下首都。我們對雙方情形了解甚少，所以根本無法解釋他們如此表現意欲何為，我們也無法了解羅馬政府的疏忽和各聯邦民社的疏離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政府對戰爭的統一指揮。當然，任何戰事都會有勝負，但是此戰孰輸孰贏，可能需要很久才能見分曉。當時的戰役特別分散，又毫無頭緒，各軍隊時而聯合作戰，時而又獨立抗敵，所以很明顯，僅憑我們現在知道的零散片段，很難清晰生動地重現當時戰爭的畫面。 戰爭開始　凱撒在坎帕尼亞和薩姆尼建築堡壘　叛軍占領埃塞尼亞以及諾拉　坎帕尼亞大部落於羅馬之手 當然，最先遭到攻擊的就是叛亂區中依附於羅馬的堡壘。堡中人民迅速關閉城門，並將所有能動的財產移至城中。西洛親自去攻打堅城阿爾巴，這是專門為對付馬西人而設的堡壘，馬提烏斯親自攻打薩尼姆中心的拉丁城埃塞尼亞，但是二者都受到頑強抵制。在羅馬軍隊集結於叛區之前，北方費爾莫（Firmum）、阿特里亞、皮納等地，南方賴比瑞亞、貝內文圖姆（Beneventum）、諾拉、帕埃斯圖姆（Paestum）等地或許也經歷了激戰。羅馬紀元664年即前90年春，凱撒率領南路大軍集結於幾乎被羅馬軍占領的坎帕尼亞，而後又向加普亞——該地域對於羅馬財政至關重要——和其他更重要的聯邦城市提供衛戍部隊，此後他欲採取攻勢去援助在他之前被派到撒姆尼和盧卡尼亞，由馬庫斯·馬賽勒斯（Marcus Marcellus）和普布里烏斯·克拉蘇領導的分部隊。薩莫奈人和馬西人在普布里烏斯·維提烏斯·斯卡托的帶領下擊退並重創凱撒，而重鎮維納弗魯姆（Venafrum）也落入叛軍之手，其中的羅馬衛戍兵也歸入叛軍。此城位於坎帕尼亞到撒姆尼的軍事要道，所以此城投誠後，埃塞尼亞就處於孤立狀態，現在只有指揮官馬賽勒斯帶領部下奮力抵抗。蘇拉把之前遠征時對付博胡斯（Bocchus）的手段又巧妙地用在這次戰役中，取得了勝利，這無疑讓埃塞尼亞的窘境暫時得以緩解，但是經過負隅抵抗後，他們還是沒有抵制住饑荒，最後在年末被迫投降。同樣，在盧卡尼亞，經過奮力抵抗，普布里烏斯·克拉蘇也兵敗馬庫斯·蘭潘紐斯（Marcus Lamponius），被迫退守格如門圖姆，而此城也在不久後陷落。除上述幾個小城外，羅馬方面幾乎已經完全放棄了阿普利亞和其他南部地區。叛亂呈現蔓延之勢，當馬提烏斯帶領撒姆尼大軍攻入坎帕尼亞時，諾拉的市民開城投降，並交出羅馬衛戍兵，衛戍兵的將領被馬提烏斯下令處死，而其部下被編入叛軍。除努凱里亞外，所有坎帕尼亞地區和維蘇威地區全部歸降叛軍；薩勒努姆（Salernum）、斯塔比亞（Stabiae）、龐培、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也都倒向叛軍；馬提烏斯率軍進入維蘇威北部，帶領撒姆尼-盧卡利亞軍圍攻阿克萊（Acerrae）。凱撒部隊中大部分是努米底亞人，他們開始集體投降馬提烏斯或奧贊塔斯（Oxyntas）。奧贊塔斯是朱古達之子，在維努西亞投降以後落入薩莫奈人之手，現在又在薩莫奈軍中擔任要職，所以凱撒被迫將整個阿非利加部隊遣送回家。馬提烏斯甚至還冒險偷襲羅軍大營，但是偷襲未遂被羅軍擊退。薩莫奈人在撤退途中被羅馬騎兵襲擊，途中死亡士兵六千餘人。這是羅馬在此次戰爭中取得的首次大勝，此戰的將軍被稱為「至尊統帥」，羅馬低沉的士氣也開始高昂起來。該部隊獲勝不久就在渡河時被馬里烏斯·埃格那提烏斯突襲而遭到重創，不得不撤退到塔特姆重新修整。羅軍統帥治軍有方，在冬天到來之前就將其部隊調整到最佳狀態，然後又在城牆的掩護下重新拿下阿克萊，而後馬提烏斯又帶領撒姆尼主力大軍再度圍攻。 與馬西人的鬥爭　魯帕斯戰敗與陣亡 與此同時，戰事也蔓延到義大利中心，阿布魯奇與富奇湖地區的叛亂使得首都岌岌可危。格奈烏斯·龐培·斯特拉博率領一支獨立部隊進入皮切諾，駐紮在費爾莫和法勒里奧，以便對阿斯庫倫城起到威脅之勢。羅馬北作戰區的主力軍在魯帕斯的帶領下攻入拉丁和馬西人領域邊界，因為那裡有兩條大道——瓦勒良大道和薩拉利安大道——是敵軍通往羅馬的最便捷通道。圖拉諾河在提布爾和阿爾巴之間穿過瓦勒良大道，在列蒂（Rieti）匯入韋利諾（Velino），將兩軍隔開。馬略認為羅馬部隊還未完全適應戰場，所以應該先進行小規模戰鬥以便練習，然而執政官魯帕斯卻毫無耐心，完全不理會這逆耳忠言。蓋烏斯·波本那首戰失利，損兵一萬。總指揮官將波本那免職，將其殘餘部隊重新編入馬略軍中，然而他並未因上述戰敗暫時停止攻勢，而是兵分兩路經由兩座相近的橋渡過圖拉諾河，一路由他親自率領，一路由馬略率領。普布里烏斯·斯卡托帶領馬西人迎戰。他在馬略渡河的附近紮營，但是在馬略到來前又率兵撤退到河流上游的灌木叢中，只留下哨兵守營。在那裡他出其不意地襲擊了另一支魯帕斯率領的正在渡河的部隊，部分敵軍被就地斬殺，部分被逼至河中。羅馬紀元664年即前90年6月11日，馬略意識到斯卡托已戰敗，成功渡河，占據敵軍大營並斬殺部分敵軍，但這也不能對羅馬的損失起到多大補償。賽維烏斯·蘇爾皮基烏斯將軍戰勝帕里格尼人，馬西人被迫從防線上撤退，元老院又下令讓馬略接替魯帕斯擔任總指揮官，再加上馬略成功渡河，這些都至少可以阻礙敵人取得進一步勝利。不久後昆圖斯·卡皮歐也擔任指揮官，與馬略地位相當。他做指揮官被重用並非因為他的戰功，而是因為他當時強烈反對德魯蘇斯被羅馬當政的騎士階級賞識。西洛謊稱自己將要率部下投降，騙卡皮歐來到伏兵處，最後卡皮歐及其大部分部下被馬西人和維斯提那人斬成碎片。卡皮歐死後，馬略又成了唯一的總司令，他與敵軍奮戰，逐漸攻入馬西人領地。他不戰則已，戰則驚人，很多勁敵都倒在他的戰場，馬魯奇尼人的首領赫魯烏斯·阿西尼烏斯（Herius Asinius）也不例外。在第二場會戰中馬略軍隊聯合蘇拉領導的南方部隊再次重創馬西人，殺敵六千。此次的勝利卻屬於年輕的軍官蘇拉，因為儘管馬略發起並贏得了這場戰役，中途截獲敵軍並將其殲滅的人卻是蘇拉。 皮切諾戰爭 富奇湖畔的戰事打得難分難解、不分勝負，斯特拉博率領下的皮切諾軍隊也打得熱火朝天。叛軍首領包括阿斯庫倫城的蓋烏斯·尤達奇利烏斯（Gaius Iudacilius）、普布里烏斯·維提烏斯·斯卡托以及提提烏斯·拉弗倫尼烏斯，都聯合抗敵，將敵軍逼至費爾莫，拉弗倫尼烏斯包圍斯特拉博，而尤達奇利烏斯移兵阿普利亞，引誘卡流蘇門（Canusium）、維努西亞（Venusia）等其他仍依附羅馬的城鎮歸降叛軍。在羅馬方面，賽維烏斯·蘇爾皮基烏斯戰勝帕里格尼，為他進軍皮切諾鋪平了道路，以此他就可以援助斯特拉博。拉弗倫尼烏斯被斯特拉博和蘇爾皮基烏斯前後夾擊，軍營還著了火。他跌倒在地，其部下紛紛棄甲逃竄，湧入阿斯庫倫城。在皮切諾，戰局完全逆轉，就像之前羅馬被困於費爾莫一樣，現在義大利也被困於阿斯庫倫城，羅馬再一次進入進攻階段。 茵寶-伊特魯里亞之爭 最後，那一年義大利南部和中部又發生了兩場激烈的戰役，在義大利北部第三次戰役又接連發生。在戰爭的前幾個月，戰事對羅馬非常不利，所以大部分翁布里亞人和一些伊特魯里亞的個人或民社開始宣布歸降叛軍。羅馬不得不派奧魯斯·普洛提烏斯（Aulus Plotius）前去對付翁布里亞，而又派盧西烏斯·波爾奇烏斯·卡托去對付伊特魯里亞。羅馬此次卻沒有像之前對付馬西人和薩姆尼人那樣受到強烈的反擊，這次羅馬在戰場上占據絕對優勢。 第一年戰事慘烈結束 第一年的戰事就告一段落了，無論是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雙方都傷亡慘痛、前途難料。從軍事角度看，無論是羅馬軍隊、馬西軍隊還是坎帕尼亞軍隊，都受到重創，實力大減：羅馬的北方軍被迫被派去守衛首都，那不勒斯的南方軍在交通上受到嚴重威脅，因為叛軍可以輕易從馬西人或撒姆尼人的疆土衝殺進來，在羅馬和那不勒斯之間駐營紮寨。無論從哪一點看，在庫邁與羅馬之間至少建立一個哨兵線還是很有必要的。從政治角度看，開戰第一年，叛軍一路旗開得勝；諾拉背叛，維努西亞的地廣富庶的拉丁殖民地迅速投降，還有茵寶-伊特魯里亞人的叛亂，這無一不給人一種錯覺，認為羅馬的統治地位變得風雨飄搖，甚至都不能逃過此劫。為贏得戰爭，羅馬政府把所有能利用的資源都利用上了：為了在拉丁姆-坎帕尼亞沿岸建一個哨兵線，羅馬政府至少將六千名自由民編入民兵團；仍然忠於羅馬的盟邦也已經做出了最大的犧牲。舉國上下氣氛異常緊張，就像一條已經緊得不能再緊的琴弦。 羅馬意氣消沉 市民的情緒異常低迷。當羅馬兵敗托倫努斯（Tolenus），執政官和其他顯貴市民的屍體被從附近的戰場運回並埋葬於首都的時候；當地方行政官為了表達哀悼脫去了他們的官袍卸下桂冠的時候；當羅馬政府下令讓所有居住在羅馬的市民都拿起武器奮戰的時候，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已經開始感到絕望，失去了信心。當然當凱撒與斯特拉博分別在阿切拉（Acerrae）和皮切諾獲勝的時候，民眾的低迷士氣有所緩解：當凱撒獲勝的消息傳來的時候，首都的女典獄官再一次換上了市民的衣服；斯特拉博獲勝的消息傳來時，舉國上下的悲痛也暫且擱置一邊。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場戰爭中，羅馬總體上受到重創，在第二次布匿戰爭時支撐羅馬元老院和市民的高昂士氣現在已經銷聲匿跡。此次戰爭，他們像以往一樣，帶著傲慢自負開始，但是他們卻不知道如何同樣優雅地結束，之前的堅韌頑強，現在只剩下怠慢怯懦。戰爭進行僅一年，他們的內外政策都已經驟然改變，傾向於和解。這無疑是目前他們能做出的最明智的選擇。並不是因為對方過於強大，他們無法取得任何優勢，而是因為目前紛爭的內容——羅馬永遠保持對義大利人的絕對政治優勢——對聯邦本身是有害無利的。對公眾而言，有時候政府的一個錯誤決定會用另一個錯誤來彌補，今天羅馬的妥協正好可以彌補當初他們因為固執犯下的錯誤。 政治方面的革命 羅馬紀元664年即前90年初，叛黨提出的折中方案突然遭到激烈的反對，羅馬方面開始了一場檢舉戰，其中名為愛國實則自私的資本家對所有有嫌疑支持羅馬與義大利和解或希望羅馬做適當退步的人都開始了瘋狂的攻擊。另外，同年12月10號當選為護民官的馬庫斯·普老提烏斯·西爾瓦諾斯上任以後頒布一項法律，將叛國罪審理委員會的大權從資本家陪審團手中解除，交到部落自由選舉出來的沒有任何等級的陪審員手中。這個委員會從溫和黨主導變為激進黨主導，並且後來還放逐了該委員會的創始人昆圖斯·瓦列烏斯，因為公眾認為他犯了罪大惡極的罪——毒害昆圖斯·梅特路斯以及謀殺德魯蘇斯。 授予仍忠誠羅馬的或已經投降的義大利人以羅馬公民權 比這場政治變革影響更大的，是羅馬對義大利人政策的改變。羅馬上一次被迫屈服以求和平距今正好已三百年，如今羅馬再一次陷入困境，它不得不再次向它的對手妥協以求和平。很明顯，那些已經起義反對羅馬的民社與羅馬之間的仇怨太深，羅馬不可能說服自己與這些民社妥協，而且即使羅馬妥協了，這些民社也未必能接受。如果羅馬能夠對那些依然忠誠於它的民社做出讓步，答應之前義大利提出的要求，一方面可以給人一種羅馬主動妥協的假象，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義大利各民社之間結成同盟，從而為日後剷平叛亂鋪平道路；否則，義大利內部之間結成同盟則是必然。現在羅馬那曾經緊閉的大門在刀光劍影之下又重新打開，但是這大門並未完全開放，所以即使是進來的人也會覺得勉強而且不安。執政官盧西烏斯·凱撒通過一項法律，[7]授予所有目前為止還未宣布反抗羅馬的義大利民社以羅馬公民權。護民官馬庫斯·普勞提烏斯·西爾瓦諾斯和蓋烏斯·派皮里烏斯·卡波又建議一項法律，說所有在義大利有住宅的公民在兩個月內都可以獲得羅馬公民權，只要他能親自面見羅馬地方官。這些新加入的羅馬公民跟自由公民一樣在選舉權上有限制，因為在羅馬的35個部落中，他們只能註冊其中的8個，自由公民也只能註冊4個，但是這種限制是只針對這些人，還是他們的後代也是如此，就很難判斷了。 給義大利的凱爾特人贈與拉丁特權 起初這些政策只是針對義大利，但是後來又向北推廣到安科納和佛羅倫薩。阿爾卑斯山南部的高盧，在法律上看是屬於異國，但是在行政管理和殖民角度上，它早已經納入了義大利，所有的拉丁殖民地都被看成了義大利地區。在原來的凱爾特部落社區解散以後，波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區並不是按市政體系組織管理，而是被當時聚居在市鎮的羅馬市民所有。按照羅馬紀元665年即前89年執政官斯特拉博提出的法律，波河以南的個別聯邦鎮特別是拉文那（Ravenna），還包括波河和阿爾卑斯山脈之間的整個地區，都是按義大利城鎮體制管理的，所以未遵照此法的社區，特別是阿爾卑斯山谷的小鎮，都被劃分到某些市鎮下作為其附屬的或納稅的鄉鎮。這些新的鄉鎮民社不能獲得羅馬特權，依照法律，他們屬於拉丁殖民地，所以他們也享有低級拉丁市鎮所享有的那些權利。那時候義大利的邊界到波河為止，而波河北岸的地區被視為其邊遠的屬國。除了克雷莫納（Cremona）、艾坡雷蒂亞（Eporedia）和阿奎萊亞（Aquileia）以外，在波河以北地區沒有羅馬公民或者拉丁殖民地，這裡的土著部落也沒有像波河以南的部落那樣被驅逐出去。在這個物產富饒、位置重要的領域廢除凱爾特地方體制而推行義大利市政體制，實際上是為其羅馬化鋪平了道路。高盧曾經奮力對抗過義大利，而以上措施卻是讓義大利與高盧化敵為友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儘管羅馬已經做出了很大讓步，但是一百五十年以來，羅馬公民的特權就一直具有排他性，所以他們遠遠不會與叛軍真正達成妥協，相反，他們的真實用意是一方面穩住那些動搖的想叛亂的民社，另一方面是儘可能多地吸引叛軍歸降。這些法律——特別是其中最重要的凱撒的法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實施，我們無從得知，但是我們只能大概確定，法律公布時，叛亂的範圍如何。無論如何，主要的問題是：以前的拉丁民社——不僅是舊拉丁聯盟的倖存者，例如提布爾和普萊奈斯特，而且還特別包括拉丁殖民地（除了少數投歸叛軍的）——都被授予了羅馬公民權。此外，此法還適用於伊特魯利亞尤其是南部義大利仍效忠羅馬的聯邦市，例如努凱里亞和那不勒斯。那些已經享有特權的民社在是否接受羅馬公民權問題上自然是有些猶豫的，例如那不勒斯，在放棄與羅馬之前的合約時，就比較猶豫。此合約可以讓其免交地稅還可以讓其保留希臘體制，此外或者還有一些土地方面的利益，而新加入的羅馬公民在特權上就有些限制。可能是出於以上顧慮，那不勒斯、利基翁和一些其他義大利的希臘民社，即使是獲得了羅馬公民特權，還是保留其原有公共體制，希臘語也仍然是其官方語言。總之，這些法律帶來的後果是：羅馬公民團由於眾多重要的分散在西西里海峽與波河之間的城市社區加入而無限擴大；而且憑藉聯邦最優待遇權，波河與阿爾卑斯山之間的地方以後也可能會有希望獲得十足的羅馬公民權。 戰事第二年平定伊特魯里亞和翁布里亞 羅馬對這些動搖不定的民社採取的妥協態度，極大地削弱了叛軍的力量，於是羅馬又重獲力量，再度進攻叛區。為了對抗叛軍，羅馬已經最大限度地調整現有政治制度；所以至少目前叛區已不再擴大。特別是在伊特魯里亞與翁布里亞，戰端剛出現就被迅速撲滅，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凱撒法，而不是羅馬軍隊的力量。在早期的拉丁殖民地以及人口密集的波河地區，資源豐富，援軍充足，再加上市民自身的力量，他們很快就能剿滅孤立的叛軍。兩位前總司令返回羅馬，凱撒被選舉為檢察官，66歲的馬略因其戰爭指揮不利被指責優柔寡斷、做事遲緩，從而被貼上了年老不中用的標籤。這種指責極有可能是空穴來風：馬略之前每日必到競技場說明其身體相當健壯，即使是在做總指揮官時他至少也在最後一次戰役中展示了其舊日風采，但是在其當年政壇失利之後，他便再也沒有能夠恢復過他當年的榮光，所以即使是這次戰事獲勝，對恢復他的公眾形象而言，也是於事無補。馬略在馬西軍隊中的地位被今年的執政官盧西烏斯·波爾奇烏斯·卡托取代，因其在伊特魯里亞戰事中表現突出。凱撒在坎帕階軍隊的地位被他的副官盧西烏斯·蘇拉取代，因為凱撒在戰爭中的多次勝利都可以歸功於他。現為執政官的格涅烏斯·斯特拉博依然掌有匹切諾領地的控制權，因其曾在此地立功頗豐。 皮切諾戰爭　圍攻和攻下阿斯庫倫城　征服撒貝利人和馬西人 於是在羅馬紀元665年即前89年第二輪戰役開始了。冬季還未結束，叛軍就冒險嘗試派遣一萬五千餘名馬西士兵前去伊特魯里亞去援助北部義大利的叛亂——這一點與當年薩姆尼戰爭類似。援軍必須要經過斯特拉博的領地，於是中途援軍被斯特拉博攔截並剿滅，只有少數殘軍得以回到營地。終於季節回暖，羅馬軍隊得以反擊，卡托進入馬西人領地並發起進攻，最終大勝敵軍，但是他在富奇湖附近襲擊敵軍大營時落難，所以他在義大利中部的指揮權落入斯特拉博之手。斯特拉博一方面繼續圍攻阿斯庫倫城，一方面又去鎮壓馬西人、薩貝利人和阿普利亞地區。為了拯救自己的家鄉於水火，尤達奇利烏斯帶領皮塞努姆的徵兵來到阿斯庫倫城圍攻襲擊軍隊，同時衛戍部隊也衝出城外，對抗羅馬。據說參加此次戰役的有羅馬軍隊七萬五千人，義大利軍隊六萬人。羅馬依然占優勢，但是尤達奇利烏斯成功帶領一部分援軍沖入城中。新一輪的圍攻又開始了。此地易守難攻，[8]居民不願看到自己城內血流成河，因而奮力抵抗，最後此城久攻不下。幾個月的艱苦奮戰之後，尤達奇利烏斯眼見投降的日子鄰近了，就下令將親羅馬地區的首領們全部酷刑處死後自殺。於是城門被攻下，羅馬的酷刑取代了義大利的酷刑：所有達官顯要全被處死，平民被驅逐淪為乞丐，他們的全部財產都被充公，以效國家。圍攻期間以及阿斯庫倫城陷落之後，大量的羅馬士兵去周邊的叛亂地區到處遊說，勸其歸降。馬魯奇尼人被賽維烏斯·蘇爾皮基烏斯大敗於基耶蒂（Chieti），之後投降。執政官蓋烏斯·科斯科尼烏斯打入阿普利亞內部，拿下薩拉比亞（Salapia）和坎尼，而後包圍卡門流蘇。此地區不善戰術，馬里烏斯·埃格那提烏斯帶領一支撒姆尼部隊來到此地，助其擊退羅馬軍，但是羅馬將領又在奧凡托河（Aufidus）將其打敗，埃格那提烏斯戰亡，其殘軍不得不退到卡門流蘇城內尋求庇護。羅馬軍再一次攻到維努西亞和魯比，統治整個阿普利亞。羅馬又在富奇湖以及馬耶拉山周圍——叛亂區的主要中心據點——重新獲得統治權。馬西人屈服於斯特拉勃的副官昆圖斯·梅特路斯·皮烏斯和蓋烏斯·西納，而維斯提那人（Vestinians）和帕埃利尼人（Paelignians）則在次年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屈服於斯特拉博本人。叛黨的首都義大利又一次成為科菲尼烏姆的卑微小城——帕埃利尼。義大利元老院的殘黨逃往撒姆尼地區。 征服坎帕尼亞以及諾拉　蘇拉在薩姆尼 與此同時，盧奇烏斯·蘇拉率領南方羅馬軍保持攻勢，深入到已被敵軍占領的南部坎帕尼亞地區。在羅馬紀元665年即前89年4月30日，蘇拉和提圖斯·狄狄烏斯分別親自拿下並摧毀了斯塔比亞和赫庫蘭尼姆，但是後者在6月11日攻城時不幸身亡。龐培抵抗時間較長。撒姆尼將領盧奇烏斯·科倫提烏斯（Lucius Cluentius）前來救援，但被蘇拉擊退，而後凱爾特部隊前來支援科倫提烏斯，於是他又前去救援，但是這些援軍猶疑不決、不能信賴，最後科倫提烏斯全軍潰敗，棄營而逃，他和他的大部分部下都在逃往諾拉的途中被斬殺。興高采烈的羅馬士兵給他們的將軍戴上花冠——按照他們家鄉的習慣，如果一個人憑一己之力拯救了他的眾多夥伴，他才配戴此花冠。他們又乘勝圍攻諾拉以及其他被薩莫奈人占領的坎帕尼亞城鎮，蘇拉迅速打入敵軍內部，進入叛軍的總大營。羅馬軍在埃克拉努姆勢如破竹，並對叛軍施以酷刑，恐懼迅速蔓延赫比奈境內，甚至在盧卡尼亞援軍到來之前，它就已經投降。蘇拉率軍進入撒姆尼聯邦，如入無人之境。馬提烏斯率領薩姆尼民兵埋伏在礙口等待攻擊羅馬軍，然而羅馬軍卻改變路線，從後方襲擊薩姆尼軍隊，並將其擊敗。薩姆尼民兵軍營陷落，將領負傷逃往埃塞尼亞。蘇拉進軍薩姆尼首都波維亞努姆（Bovianum），並再次獲得勝利，迫其投降。只因冬季即將到來，那裡的戰事才告一段落。 叛亂被大面積鎮壓 時局發生了全面逆轉。羅馬紀元665年即前89年戰局伊始，叛軍來勢兇猛、軍力強大，但現在完全處於弱勢，處處潰敗，徹底絕望。羅馬軍也完全占領了中部義大利和阿布魯奇。從阿普利亞到維努西亞，從坎帕尼亞到諾拉，也全部被羅馬占領。羅軍占領赫比奈，薩姆尼地區和盧卡諾-布魯提亞地區之間的交通完全被切斷，這兩個地區是僅有的仍在反抗的地區。叛軍就像一片即將熄滅的大火，目之所及之處全是灰燼、遺骸、殘火；廢墟之中偶有火花濺出，因為大勢已去，所以也毫無威脅。遺憾的是，由於我們掌握的資料有限，不能明確知道此次時局突變的確切原因。毫無疑問的是，斯特拉博加上蘇拉的傑出領導、羅馬方面集中軍力效用作戰，再加上政治方面的原因，這都極大加速了叛軍的潰敗；希爾瓦諾斯和卡波提出的法律可以讓敵人在內部產生嫌隙，這一點好像也發揮了作用；加上近期叛軍禍事不斷，這也可以在軍心潰散的叛軍內部引起禍端。 薩莫奈人不屈不撓 馬西人昆圖斯·西洛從開始就是叛亂的靈魂人物，領導著薩莫奈人。自馬西人投降以後，據說他逃往鄰國成了逃兵，所以「義大利」陷落之後，薩莫奈人就又重新成立了一個僅限於他們地域的組織，以「薩菲尼人」（Safini）或薩莫奈人的名義繼續鬥爭——這一點說明義大利內部必然經歷過內訌，導致分裂。[9]強大的埃塞尼亞原是用來抵抗敵軍的堡壘，現在成為了庇護薩莫奈人的據點：據說他們集合了三萬步兵一千騎兵，並解放了兩萬奴隸，擴充部隊。這些軍隊由五名將軍率領，西洛第一，其次是馬提烏斯。人們驚愕地看到，撒姆尼戰爭在熄火兩百年之後又重新爆發，就像當年在5世紀，這個果敢的農業民族在義大利聯邦土崩瓦解之後又重新背水一戰，試圖用一己之力逼迫羅馬承認他們的國家獨立。他們的果敢與勇氣對整個局勢而言卻是於事無補，儘管在薩姆尼和盧卡尼亞的山地戰仍需要一些時日，雙方也都會做出一些犧牲，但是總體而言，叛軍已是窮途末路。 米特拉達特斯戰爭爆發 當然，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些新的糾紛，來自亞洲的一些問題迫使羅馬對本都（Pontus）的米特達拉特斯王宣戰，他們在第二年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派一位執政官以及一位領事官率軍前往小亞細亞。如果這場戰爭早一年發生，再加上當時半個義大利與多個省份的叛亂，羅馬的形勢必然會告危。亞洲戰事發生在義大利叛亂被平定之後，這對羅馬而言是一大幸事，儘管當時義大利的叛亂尚有一些星星之火，但畢竟是不足為患。此外，米特拉達特斯王剛愎自用，拒絕邀請義大利人對其施以援手，但此時的形勢也相當棘手。羅馬前不久剛在義大利和海外同時發起過戰事，兩年大戰，國力大損，國庫虧空，所以現在迅速形成一支新的部隊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羅馬儘可能地尋找可利用的資源應對戰事。自古以來無人占領的城塞及其周圍的土地被賣給了需要建築的人，賣得的九千磅黃金都被充軍需。羅馬並未再擴充新軍，而是等南部義大利戰端一結束，就派蘇拉領導的坎帕尼亞的軍隊遠赴亞洲作戰。斯特拉博領導的軍隊在義大利北部進展神速，從此我們也可以推斷，羅馬軍赴亞洲作戰也為時不遠。 第三輪戰役：占領維努西亞　西洛失利 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第三輪戰役開始，此次戰事完全有利於羅馬。斯特拉博掃平了存在於阿布魯奇的最後一支抵抗力量。在阿普利亞，科斯科尼烏斯的繼承者、努米底亞的征服者之子昆圖斯·梅特路斯·皮烏斯，和他的父親一樣，憑著自己的謹慎果敢與軍事才能，成功地攻下維努西亞，俘獲三千餘名士兵。在薩姆尼，西洛當然成功地重新奪回波維亞努姆（Bovianum），但是他在一次戰爭中與羅馬將軍瑪莫庫斯·埃米利烏斯（Mamercus Aemilius）交鋒，結果羅馬獲勝，薩姆尼人棄六千餘名戰死士兵於沙場，更重要的是，西洛也是戰死者之一。薩姆尼人占領的坎帕尼亞的一些小鎮，被烏拉強行奪走，現在諾拉也已陷落。羅馬將軍奧盧斯·加比尼烏斯（Aulus Gabinius）也深入盧卡尼亞，同樣獲益頗豐，但是後來他在一次偷襲敵軍大營時陣亡，叛軍首領蘭潘紐斯及其部下再一次輕而易舉地控制了盧卡諾-布魯提亞地區。潘紐斯甚至還試圖攻占利基翁，但是被西西里省長蓋烏斯·諾爾巴努斯擊敗。儘管羅馬也偶有失利，但是從目前形勢來看，他們離成功幾乎是指日可待。諾拉陷落，薩姆尼投降，為亞洲戰事提供充足兵力也似乎並非難事，但是，此刻羅馬城內卻風起雲湧，讓幾近熄滅的叛亂之火又重新死灰復燃。 羅馬動亂　贈與羅馬公民權及其局限性　馬略政治改革的繼發效應 羅馬陷入一片混亂。德魯蘇斯襲擊騎士法庭，繼而又被騎士階級拉下馬，緊接著又出現了瓦里安檢舉戰這樣的雙刃劍，這都無疑給貴族與資產階級以及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埋下了嫌隙的種子。之前妥協派提議主動贈與羅馬公民權，半數以上的羅馬人也同意了，但是在做出讓步的同時，羅馬人也透露出與反對者一樣的固執和短見的嫉妒。此時的時局完全證明，妥協派的方法行不通。他們非但沒有給予所有的義大利民社以平等權，反而以另一種形式表達了對其的輕蔑。他們允許大部分的義大利人加入羅馬公民團，但是又給他們戴上侮辱性的標籤，新公民與老公民的關係就像自由人與被解放的奴隸的關係一樣。通過與拉丁特權的妥協，他們與波河和阿爾卑斯山之間的民社間的關係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激化了。最後他們拒絕給予後來重新投降的叛區羅馬公民權，而這些叛區占據了義大利相當大的比例，且有很多不是末等公民。此外，之前由於叛亂作廢的合約，他們也沒有在法律上重新確立，而最多只是作為恩惠，給了名義上的恢復。[10]沒有表決權更引起了人們的不滿，因為當時已經有公眾議事會了，所以所謂的表決權在政治上看是荒謬的。政府所謂的關注選舉者的公正無私在每一個沒有偏見的人看來都只是荒謬可笑，但是所有這些限制都是有危險的，因為它們會讓煽動家抓住新公民與不能獲得公民權的義大利人之間的嫌隙來興風作浪，以牟私利。因此，頭腦清醒的貴族也和那些新公民以及被禁止加入公民團的義大利人一樣，認為羅馬的妥協不僅帶有偏見而且很勉強，而後他們也痛心於眾多優秀的同伴被瓦里安叛國罪審理委員會驅逐出去，驅逐之後很難被召回，因為他們不是被人民而是被陪審團定罪的：如果是由人民作出的判決，即使是有司法性質的，也可以通過二次審判很輕易被撤銷，但是如果讓人民撤銷陪審團作出的判決，大部分貴族還是覺得會很有風險的。所以無論是激進派還是妥協派都不滿現在的義大利危機。在老將馬略的心中卻又隱藏著更大的怒火，他曾滿腔熱血投入到義大利戰爭，最後又無奈返回，雖屢立戰功卻又頗遭屈辱，最後敵人對他由懼怕變為輕視，所以他的心中充滿了復仇之火，但最後他卻又自食其果。確實，他的處境和那些新公民與被排除在羅馬公民團之外的人一樣，既無能為力又尷尬笨拙，但是在煽動家眼中，他的大名卻仍然是一個有力的武器。 軍紀敗落 政治上的動亂很快就讓原本嚴明的軍紀變得混亂。這混亂的根源在於軍中無產階級的加入，在平復叛亂期間，軍中士氣低落，所以混亂尤為嚴重。混亂很快引起了整個軍部的鬆懈廢弛。在圍攻龐培時，蘇拉軍隊的指揮官，蓋利烏斯·帕斯圖密烏斯·亞比努斯（Aulus Postumius Albinus）被其部下用亂石及棍棒打死，只因為他們以為他們的指揮官出賣了他們。當時的總指揮官蘇拉卻因為這些士兵作戰驍勇無畏而對其大加讚賞，進而對以上事件置之不理。這事件的始作俑者居然是當時的海軍陸戰隊，它一直以來都是最不被重視的部隊。很快，一支主要有城市平民組成的部隊也開始效仿。在蓋烏斯·提提烏斯這一位市井英雄的教唆下，這支部隊準備攻擊執政官卡托。卡托有幸逃過此劫，提提烏斯被捕但並未受到懲罰。之後不久卡托在一次戰役中陣亡，而他的部下特別是年輕的蓋烏斯·馬略，被指責為謀害他的兇手——不管這指證是否公正。 經濟危機　阿瑟里烏（Asellio）被謀殺 伴隨政治軍事危機而來的是經濟危機——或者比之更甚——由於同盟者戰爭與亞洲戰爭的影響，危機開始波及到資本家。債務人甚至到期的利息都付不出來，被債權人一再催債，所以他們一方面懇求相關司法機關負責人、市執政官阿瑟里烏，去爭取時間處理已有資產還清債務；另一方面又再一次搬出久棄不用的舊的高利貸法——舊法規定，債主放的高利貸一旦違反法律，應該四倍賠償債務人利息。阿瑟里烏修改現行法律以適應舊法，以滿足債務人的利益，於是憤怒的債權人就在護民官盧西烏斯·卡西烏斯的帶領下聚集在論壇廣場，當這位執政官身穿祭祀長袍在康科德神廟（Temple of Concord）前放置祭品的時候，將其攻擊並殺死——這樣的暴怒行為在當時（羅馬紀元665年即前89年）甚至都沒有得到調查。另一方面，據說債務人認為只有一種所謂的「新賬戶」，也就是在法律上正式取消債務人對債權人的債務關係，才能將其救出苦海。現在的時局成為階級之間的鬥爭，資產階級再一次聯合偏見頗深的貴族階級打擊、迫害受苦大眾和主張修訂嚴苛律法的中產階級，羅馬再一次陷入深淵，債權人也被深陷絕望的債務人拽入苦海。不過，從那時起，羅馬這座曾經文明的農業城市已經演變成一個矛盾重重的萬國之都，上至王室貴族，下至沒落乞丐，無一不是道德淪喪，所有的矛盾衝突正在逐步升級，愈演愈烈。同盟者戰爭進一步激化了市民之間的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一場新的變革呼之欲出。一個小小的事件就可以成為其導火線。 蘇爾皮基烏斯律法　蘇爾皮基烏斯·魯弗斯 護民官普布利烏斯·蘇爾皮基烏斯·魯弗斯在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向市民建議：每一位資產超過兩千便士（82英鎊）的參議員，其在參議院的席位都應該被撤銷；被非公民陪審團定罪的公民應該被釋放回家；將所有新加入的公民分散在各個部落中，同時給予所有部落的所有自由人以選舉權這樣的提議出自此人之口真是有些讓人驚訝。普布利烏斯·蘇爾皮基烏斯·魯弗斯出生於羅馬紀元630年即前124年，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不是得益於他的出身、背景或財富，而是他舉世無雙的口才，其雄辯才能在當時無人能及。他的聲音寬厚洪亮，加上豐富的肢體語言使得他的演講富有戲劇性的魅力，演講時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即使不能說服聽眾，也能打動其心。在黨派立場上，他剛開始就站在參議院的一邊，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就是在羅馬紀元659年即前95年彈劾被政府黨深惡痛絕的諾爾巴努斯。在保守黨中，他屬於克拉蘇和德魯蘇斯一派。當初他為何競選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的護民官，並因此失去了其貴族地位，我們不得而知。他和整個中產階級一樣，被保守黨當做革命派而加以迫害，但這似乎根本無法斷定他就是一個革命黨，而且當時他也絕非想按照蓋烏斯·格拉古的意願推翻當時的體制。看起來，他想當護民官的原因更可能是：作為克拉蘇與德魯蘇斯黨派中唯一能逃過瓦里安檢舉戰的有些聲望的人，他認為他有義務去完成德魯蘇斯的未竟事業，去最終掃清新加入的羅馬公民的現行障礙——因此他需要首先當選護民官。他在做護民官期間的所作所為也都沒有任何蠱惑人的傾向。例如他的一個同事試圖利用民法取消瓦里安法對陪審員的判決權，他就投票對此舉加以否決；當前執政官蓋烏斯·凱撒在繼羅馬執政官一職之後，為了掌控亞洲戰事（事後也確實被委此重任），又違法競選羅馬紀元667年即前87年的執政官，為此烏爾比基烏斯對凱撒的反對聲超過任何人。遵循德魯蘇斯的精神，他無論於己還是於人，都自始至終遵守憲法。在協調各方矛盾方面，他與德魯蘇斯一樣無能，他們也都不能以合乎法律的方式變革憲法。儘管這些改變本身是明智合理的，他們也都不能以友好溫和的方式獲得大多數舊公民的民心。他與尤利氏家族之間產生嫌隙——特別是其中的執政官尤利烏斯·凱撒，蓋烏斯的兄弟，在參議院中特別有實力——此外，他又與依附於該家族的貴族決裂，這些都足以讓這位易怒的人最後因為私人恩怨做出一些違背其初衷的事情。 該法律的傾向性 他提出的法律完全與他的個人特徵與其政黨傾向是一致的。他在法律中將新老公民的利益均衡化，這只是為了重申德魯蘇斯先前提出的有利於義大利人的提議。赦免被瓦里安陪審團定罪的人也無疑破壞了該陪審團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此事也由蘇爾皮基烏斯親自干預，但是在此事中最先受益的是提案人自己的政黨——溫和的保守派。我們也不難想像，這樣一個魯莽衝動的人在起初可能會表現得果敢堅決，但是在後來面對阻力挫折時，可能就會變得義憤填膺。那個禁止參議員負債的措施無疑就是由於統治階級的經濟窘境人盡皆知，才被提出的——統治階級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財政危機是由上一次經濟危機引起的。這固然讓人痛心，但就其本身而言，有利於貴族階級的利益，因為根據蘇爾皮基烏斯的提議，所有不能從個人債務中抽身的參議員都應退出元老會，若非如此，元老院中就會存在相當多負債纍纍的議員，他們必然會依附於那些資產豐厚的同僚，那樣元老院中就會興起一陣貪贓枉法之風，從而動搖其根基。同時，我們也不想否認如果魯弗斯沒有和統治階級之間產生嫌隙的話，他就不會大肆肅清整頓元老院。最後提案人提出這種有利於自由人的整頓，其初衷無疑是想控制市政，但是它本身卻並不與貴族憲制相衝突，也並非是毫無依據。因為自由人已經開始服軍役，那麼他們要求選舉權就無可厚非，因為選舉權一直都是與軍役息息相關。此外，公民議事會毫無用處，那麼其在政治上再加一股濁流對這個泥潭也不會有太大影響。自由人無論是在人身還是在財政方面都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統治階級，如果無限制地增加自由人，寡頭政治管理公眾議事會的難度是加大而絕非減小，如果使用得當，政府對選舉權的控制可能比以前更加自如。就像其他無產階級獲得的政治優惠一樣，此舉也必然與傾向於改革的貴族的初衷相衝突，但是就像糧食法之於德魯蘇斯一樣，此法於魯弗斯也是一種拉攏無產階級的措施。此外，如若魯弗斯之後又提出的真正有益的改革措施遭到反對，那麼他也可以借無產階級之手將其打壓。不難預見，他將要遇到的阻力將會很大：平定叛亂之後，心胸狹窄的貴族階級與資產階級都將會表現出叛亂出現之前就已存在的愚蠢的嫉妒；各黨派中的大多數都將會秘密地或公然地將之前在面對危險時做出的部分妥協稱之為不合時宜的屈服，而且也將會激烈地阻止進一步屈服。德魯蘇斯的例子充分說明僅僅依靠元老院的大多數去實施保守黨的改革有什麼後果。很明顯，那些與他政見一致的朋友的明智之舉應該是像煽動家那樣嘗試採取一些類似的改革以對抗大多數，因此魯弗斯也沒有費力以陪審團為誘餌去說服參議員。相反，他在自由民和武裝隨從人員中尋求支持，據其對手稱，他的支持者中有三千餘名僱傭軍以及六百名來自上層社會的反元老院的年輕人——他們與魯弗斯同時出現在街市以及論壇廣場。 政府的阻撓　蘇拉的地位動搖 他的提議遭到了元老院大多數人的強烈反對。起初，元老院為了贏得時間，說服兩位反對煽動行為的執政官盧西烏斯·科尼利厄斯·蘇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和昆圖斯·龐培·魯弗斯，去策劃一個盛大的宗教儀式，由此公民議事會就會暫停。蘇爾皮基烏斯對此作出的反應是引發一場猛烈的騷動，其中的受難者包括年輕的昆圖斯·龐培，他是一位執政官的兒子，又是另一位執政官的女婿，兩位執政官的生命也受到嚴重威脅——據說由於馬略敞開大門營救蘇拉才免此劫難。他們被迫屈服，蘇拉同意撤銷已經昭告天下的宗教儀式，蘇爾皮基烏斯的提議就這樣輕而易舉地通過了。這遠遠不能就此決定其命運。儘管首都的貴族可能承認了他們的失敗，但是自革命發軔以來，在義大利還有另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也就是總督斯特拉博與執政官蘇拉領導的兩支強勁的常勝部隊。斯特拉博的政治立場可能有些模糊，但是蘇拉雖然暫時不公開使用武力，卻與元老院的大多數甚為親密。不僅如此，他還在撤銷宗教儀式之後立即動身去了坎帕尼亞加入自己的軍隊。用棍棒去恐嚇沒有武裝的執政官或者是用軍隊的利劍去恐嚇毫無防禦的首都，其結果都是一樣的：蘇爾皮基烏斯認為他的對手將會以暴制暴，率其部下返回首都去推翻保守黨的煽動家及其法律。或許他錯了，蘇拉對米特拉達特斯戰爭的渴望不亞於他對首都政治煽動家的厭惡。考慮到他起初的漠不關心與無與倫比的冷漠態度，他不大可能會像蘇爾皮基烏斯想的那樣武力奪權，現在他正在圍攻諾拉，如果他收到命令，他會在攻下諾拉之後即刻前赴亞洲作戰，一刻都不會逗留。 馬略代替蘇拉被提名為總指揮官 儘管如此，為了防止發生兵變，蘇爾皮基烏斯剝奪了蘇拉的最高指揮權。為此他聯合仍然深受人民歡迎的馬略，想將亞洲戰事的總指揮權轉移給他，而且一旦他和蘇拉決裂，馬略憑其軍事地位和軍事能力也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蘇爾皮基烏斯大概也沒有忽略在坎帕尼亞戰爭中重用馬略這位既無能力又報復心與野心並存的老人的危險。此外，只憑著一道人民法令就將這麼重要的軍事指揮權委託給別人也是不合禮法，但是正是因為馬略在政治上的無能才能保證他並不會對當時的體製造成威脅，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正如蘇爾皮基烏斯所料，蘇拉想要叛亂的話，那麼蘇爾皮基烏斯個人的處境將會非常危險，所以縱然有一些顧慮，他也是已經自顧不暇。況且，如若有誰任命這位昔日的英雄為傭軍隊長，他無不欣然領命；指揮亞洲戰事是他多年來的心愿，而且也可能希望有機會與元老院的大多數了結舊日恩怨。根據蘇爾皮基烏斯的提議，蓋烏斯·馬略被人民法院授予最高軍事指揮權或者是總督一職，獲得了坎帕尼亞軍隊的指揮權，同時也負責指揮對米特拉達特斯的戰爭。兩位護民官被派遣至諾拉軍營，去接管蘇拉所統率的軍隊。 蘇拉被召回 蘇拉不是一位能聽從此類召喚的人。如果有誰配做亞洲戰事的總指揮，那麼此人非蘇拉莫屬。數年前，他就在此戰區指揮作戰，戰功頗豐；在平定義大利叛亂時，他的戰功無人能夠匹敵；在亞洲戰事爆發那一年，他作為羅馬執政官，按照慣例被授予此戰區的指揮權，此事也經過了那位與他交好並有姻親的同僚的完全贊同。如果我們真的期待他能夠依照羅馬的至尊公民法放棄他當時臨危受命獲得的軍事指揮權，把它轉交給一個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敵手，並且這位敵手將會用他的軍隊做出暴戾荒謬的行為，那麼我們一定是多慮了。蘇拉既不會處於好心去自願服從這種命令，也不會為了趨炎附勢去被迫而為之。他的部隊僅僅是一群只會忠心於其領導的僱傭軍，對政治完全漠不關心——這一部分是馬略發起的軍事體系改革的結果，另一部分原因是蘇拉領導的部隊只重視軍紀嚴明，卻忽略士兵道德管理。蘇拉本身嚴峻、冷酷、理智，在他眼中，至高羅馬公民只是一群烏合之眾，亞奎-綏克斯太（Aquae-Sextiae）的英雄也只是一個破產的騙子，羅馬實際上是一個沒有駐防、城牆幾為廢墟的城市，所以要攻下它遠比諾拉容易得多。 蘇拉進軍羅馬 基於以上考慮，他開始動身進軍羅馬。他召集他的軍隊——大約有六個軍團、三萬五千名士兵——解釋了來自羅馬的要求更換指揮官的命令，並提示說新的總指揮官所率領到達亞洲的部隊絕不會是現在的部隊，而是另一支新組成的部隊。級別高一點的軍官，性質上更傾向於是市民而非士兵，他們對此保持冷漠態度，其中只有一位跟隨蘇拉去了首都，但是士兵們根據以往經驗，認為亞洲戰事相對輕鬆而且有無盡的戰利品，所以他們聽到此消息後，怒火中燒，來自羅馬的兩個護民官在頃刻間被撕成碎片，頓時呼聲四起，要求將軍帶他們去往羅馬。這位執政官即刻動身，途中與志向相投的同僚會合，齊頭並進，奔赴羅馬——完全不理會匆匆從羅馬趕來的企圖將其拿下的使者。突然間羅馬人就看到蘇拉的軍隊占據了台伯河橋、科林門以及埃斯奎林門，而後兩個軍團舉起軍旗，列陣行進，很快就經過了法律禁止發生戰事的神聖圍牆。這座城牆內部發生過更激烈的爭吵，也經歷過更重大的鬥爭，但是羅馬軍隊都沒有破壞過城市的神聖和平。現在此事卻發生了，而其導火線居然是究竟讓哪一位軍官負責指揮東方戰事。 攻下羅馬 蘇拉的軍隊一直攻到了埃斯奎林山，山上的炮彈和石塊如雨點一般落下，士兵們開始退縮，蘇拉親自舞動燃燒的火炬為士兵加油助威。士兵們用火箭開道，並揚言要放火燒房屋，這才打開一條通道，退到埃斯奎林山的市場（距離聖瑪利亞-馬焦雷湖不遠）。馬略和蘇爾皮基烏斯匆忙召集軍隊在市場等候，他們憑藉兵力優勢成功擊退了第一批敵軍。增援部隊從各大入口湧入，蘇拉的另一支部隊已經準備好在斯巴魯的街上增加援軍，所以敵人的增援部隊也被擊退。在忒勒斯神廟，也就是在埃斯奎林山向論壇廣場傾斜的地方，馬略嘗試再一次進行抵抗，他懇請元老院、騎士階級以及所有的市民都前去抵抗敵軍。是他把他們從市民變為僱傭軍的，現在他只能是自作自受：因為他們不會聽從於政府而只服從於他們的將軍。他們甚至還對奴隸們許下還其自由的諾言，勸說他們入伍，可是最後應召的只有三人。現在領導們除了匆忙逃往仍未被占領的關口之外，別無他法。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蘇拉就完全控制了羅馬。那天夜晚，整個羅馬的市場都瀰漫著蘇拉軍團的烽火。 第一次蘇拉復辟　蘇爾皮基烏斯之死　馬略出逃 民事恩怨第一次遭到軍事干涉，很明顯，政治鬥爭已經到了非武力不能解決的地步，也說明恐嚇在刀劍面前毫無作用。保守黨首先使用武力，所以關於對最先使用武力的人的預言也在保守黨得到驗證。目前，保守黨大獲全勝，到處宣揚其勝利。自然，蘇爾皮基烏斯律法在法律上也實屬無效。普布利烏斯·蘇爾皮基烏斯在洛蘭圖姆（Laurentum）被捕，而後被處死。他的頭顱被送至蘇拉處，蘇拉下令將其懸掛於論壇廣場示眾，而且就懸掛在不久前其曾經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的地方。其餘黨派人士也被追殺，甚至還有刺客企圖刺殺年邁的蓋烏斯·馬略。儘管在這位老將光輝榮耀的一生中有許多污點，但是他現在又一次成為了韋爾切利的勝利者，因為在人民眼中，他是一位正在逃命的拯救民族的英雄，所以整個義大利都密切關注著他那驚心動魄的逃亡。在奧斯蒂亞，他已經登上一艘客船準備前往阿非利加，但是由於逆風再加上缺少食物，他被迫停在奇爾切奧海岬（Circeian promontory），漫無目的地流浪。由於沒有侍從，也不敢輕易相信他人，這位頭髮灰白的前執政官經常食不果腹，最後徒步跋涉到加里利諾河（Minturnae）河口，到了附近的一個羅馬殖民地——民圖奈（Minturnae）。當時追兵就在馬略眼前，他歷盡艱難才逃到岸邊，一艘商船將他救起，遠離了追兵，但是由於水手過於膽怯，又復將馬略丟到岸上，馬略只能沿岸悄悄潛行。他躲藏在民圖奈的一塊鹽沼地中，雖然當時泥沼已經及腰且他的頭也被蘆葦覆蓋，但是追兵還是發現了他，之後他被送至民圖奈的市當局。他被投入監獄，當局派一個辛布里的奴隸前去將其處死，然而馬略昔日曾征服過辛布里，這位日耳曼人劊子手面對這位昔日征服者犀利的目光時，不禁心驚膽戰。馬略高聲叱問他如何膽敢殺馬略將軍，他頓時嚇得魂飛魄散，手中的斧頭也落在地上。當人們聽說此事之後，民圖奈的行政官很是愧疚，他認為馬略征服過的奴隸都能對他有敬畏之心，那麼被其解放的市民更應該對其有所敬畏，於是他們解開了他的枷鎖，送他小船一艘、金銀數兩，把他送到了埃那裡亞（伊斯基亞）。除了蘇爾皮基烏斯之外，被降罪的人都在這一帶海域相遇。他們在厄律克斯（Eryx）以及迦太基舊址登陸，但是西西里島和阿非利加的羅馬行政官又把他們趕走了。因此他們又逃往努米底亞，在那裡廢棄的沙丘上找到避難之所，並得以過冬。他們寄希望於耶姆普薩爾二世，但是他只是假裝想與他們聯合，護其安全，後來就又派人來捉拿他們。逃兵千辛萬苦逃脫了他的裝甲部隊，最後在突尼西亞海岸的一個叫凱爾基納（Cercina）的小島上得以短暫停歇。我們不知道蘇拉後來是否會慶幸自己當初沒有殺掉辛布里的英雄，但是我們知道民圖奈的那位行政官似乎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蘇拉立法 為了剷除當下時弊，預防未來動亂，蘇拉提議施行了一系列新的法規。對於處於窘境的負債人，沒有新的政策提出，只是強制推行了最高利率法[11]，此外他還下令設立一些殖民地。經過長期的同盟者戰爭以及一系列的檢舉案，元老院元氣大傷，所以新加入了三百名新議員。新加入的成員自然都是以貴族的利益最大化為前提。最後在選舉模式以及立法權方面也有了重大變化：舊的塞爾維昂選舉法規定，在百人議會選舉中，擁有資產在十萬賽斯特斯（sesterces）（也就是一千英鎊）或以上的人為一等公民，他們幾乎擁有將近一半的選票，後來羅馬紀元513年（即前241年）通過新法削減了一等公民的選票優勢，但是現在之前的塞爾維昂選舉法又重新被啟用。 實際上這是一種為了選舉執政官、副執政官和監察官而設的選舉制度，它將非富人階級排除在選舉體制之外。護民官的立法創製權被限制，自此之後，所有由他們提出的提案都應該先交由元老會，通過後才能向人民提出。 蘇爾皮基烏斯提出的律法目標是針對執政官蘇拉的，所以有一些特殊的性質，但是蘇拉後來又成了護憲派的堅強後盾。蘇拉竟然完全沒有徵求市民或者陪審員的同意，擅自處死了12位重要人士，包括當政的地方行政官和那個時代最有名的將軍，並且公然宣布他們的罪行。這嚴重褻瀆了法律的莊嚴與神聖，於是甚至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強烈譴責，例如昆圖斯·斯凱沃拉（Quintus Scaevola）。他也貿然推翻已經延續一個半世紀的選舉法，繼而重新啟用早已廢棄的選舉法。他實際上是剝奪了地方行政官以及公民議事會的立法權，並將其轉移到另一機關。這一機關之前除了提供建議外，並未有過任何形式的立法權。從沒有過任何一個民主黨人像他這樣以如此暴虐的形式行使過司法權，也沒有人像他這樣，作為一個保守派的改革者，如此莽撞大膽地擾亂並且改變憲法的根基。如果研究一下改革的內容而非形式的話，我們就會有迥然不同的結論。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些犧牲，在羅馬更是如此，他們就會或多或少地藉助司法的形式去彌補自己曾經戰敗的過失，就像他們的失敗是一場罪過一樣。回憶起當年格拉古兄弟和薩托寧失敗以後，其戰勝方掀起的層出不窮的檢舉案，那麼在埃斯奎林山市場上的戰勝者所表現出來的公正和相對溫和更加讓人稱讚，原因有二：其一，他毫不避諱地說戰爭本該如此，並稱戰敗者為法律不容的罪人；其二，他將受害者的人數降至最低，並且至少沒有對次等人民發起過攻擊。 同樣，在政治上也表現得較為溫和。所謂立法上的革新——這是最重要也是涉及範圍最廣的——實際上只是力求憲法文字與憲法精神的一致。按照羅馬現行立法制度，任何執政官、副執政官或者護民官都可以向公民提出任何決議，然後無需討論就可以付諸表決，這從一開始就是不合理的，而且隨著公民議事會的日益無作為，這樣的不合理日益更甚。這個制度之所以被使用是因為元老院早先就享有審議權而且還能夠定期否決任何提議，如果有提議沒有經過元老院審議，元老院便會用政治的或宗教的方式加以否決。革命打破了這些界限，所以那個荒謬的制度的弊端就開始顯現出來：任何一個暴躁的流氓無賴都可以用合乎法律的方式把國家顛覆。元老院的立法權一直以來都是間接發生效力的，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比正式承認元老院的立法權更合理，更必要，更符合保守主義風格的呢？之前的憲制全部是基於此，甚至羅馬紀元513年即前241年的改革也只是限制了富人階級的特權。自那之後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財政革命，這也可能就是後來選民範圍擴大的原因。於是新的財閥進一步修訂了憲法，僅僅是為了忠於憲法的精神，但是同時他們又採用最溫和的措施嘗試阻止非法購買選票以及與此相聯繫的一些其他可恥的勾當。最後，有利於債務人的法規以及恢復殖民地的方案明確證明了蘇拉雖然不大讚成蘇爾皮基烏斯激進的提議，然而他還是像蘇爾皮基烏斯、德魯蘇斯以及所有有遠見的貴族一樣，是贊成實質性的改革。我們也不能忽略的一個事實是：這些措施都是他在勝利之後推出的，而且完全是出於自己的意願。基於此種考慮，蘇拉同意保留格拉古憲制的基本體制，既沒有廢除騎士法庭也沒有降低糧食贈與額，我們可以推斷蘇拉在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的方案實質上是堅持維持蓋烏斯·格拉古死後的現狀的：一方面，他只是應時代要求，改變了一些現已對政府造成威脅的原有法規；另一方面，他也嘗試憑一己之力修復時弊，但是前提是在不觸動社會最深層次的弊病下。對形式主義的蔑視、對內在價值的珍視、清晰公正的認知、難能可貴的目標，都貫穿於這次立法改革的始終。它也有一些輕率和膚淺的弊端：他們天真地以為規定最高利息率就可以拯救混亂的借貸關係，還以為元老院的預先審議在預防未來的煽動之風上，會比他們擁有投票選和宗教特權要有用得多。 秦納與斯特拉博面臨新糾紛　蘇拉動身去往亞洲 實際上保守黨很快就愁雲慘澹。亞洲的局勢每況愈下。蘇爾皮基烏斯革命導致羅馬軍隊赴亞洲的日期延期，國家現在形勢危急，所以現在軍隊赴亞洲的日期已經不能再做耽擱。同時，蘇拉也希望做好保障工作，防止義大利的寡頭政治受到新一輪的攻擊，這保障一方面來自於按照新選舉法推選出來的執政官，另一方面來自於當時為了鎮壓義大利叛軍餘黨時所僱傭的軍隊。在選舉執政官的公民會議中，被選出來的執政官並非是蘇拉的理想人選，而是盧西烏斯·科尼利厄斯·秦納（Lucius Cornelius Cinna），一個最堅決的反對黨人，和格涅烏斯·屋大維一樣，是一個十足的貴族派人。我們可以推斷，這一定是資產階級在操控，因為他們想以此報複利率法的提出人。儘管這次選舉的結果不盡人意，但是蘇拉還是接受了，而且發言說很高興市民們能夠充分利用他們合乎憲法的自由選舉權。兩位執政官都宣誓會效忠於現有憲法，蘇拉見此，也甚是欣慰。軍隊中最重要的是北方軍，因為那裡大部分的坎帕尼亞部隊要去亞洲。蘇拉讓人民議會通過決議，將他對北方軍的指揮權轉移給他忠心的同僚昆圖斯·魯弗斯，又重新召回之前的將軍格涅烏斯·斯特拉博，在召回的過程中最大程度地照顧到了斯特拉博的感情，因為斯特拉博屬於騎士階級，而他在蘇爾皮基烏斯叛亂中的消極態度在貴族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魯弗斯來到軍中代替斯特拉博的位置成為總指揮官，但是不久之後他被士兵殺死，斯特拉博又重回軍中，重新擔任他幾乎想放棄的總指揮職位。他被認為是刺殺魯弗斯的幕後指使。誠然在此事上他是存在嫌疑，因為此事對他有利，而且眾所周知他對行兇者只是採取了口頭懲罰。魯弗斯死後，斯特拉博又成為總指揮官，這對蘇拉又是一個新的嚴重的威脅，但是他又沒有辦法去剝奪斯特拉博的指揮權。很快，他的執政官任期一到，他就發現自己身處窘境，一方面他的繼任者秦納催促他去往亞洲，儘管那裡也確實需要他；另一方面，他又被新的護民官拉到人民法院去接受審問。即使最愚蠢的人也能看到，他和他的政黨很快就面臨一場新的攻擊，而且他的對手都希望他離開。蘇拉要麼與秦納或者斯特拉博決裂而後再一次進軍羅馬，要麼遠離義大利諸多爭端，前往一個新的大陸。最後蘇拉決定選擇後者——無論是出於愛國還是出於冷漠，我們都不得而知。他將薩姆尼的軍隊交給了他信任且有經驗的士兵昆圖斯·梅特路斯·皮烏斯（Quintus Metellus Pius），由他代替蘇拉在南部義大利擔任總司令之職，又把圍攻諾拉的任務交給了地方長官阿比烏斯·克勞狄烏斯（Appius Claudius）。 * * * [1]這些數字來源於羅馬紀元639年即前115年和羅馬紀元684年即前70年的調查數據。在羅馬紀元639年即前115年可以服兵役的人是三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六人，在羅馬紀元684年即前70年，這個數據是九十一萬（據弗雷貢說，科林頓及其同伴錯誤地認為這些是羅馬紀元668年即前86年的數據）。羅馬紀元639年即前115年和羅馬紀元684年即前70年之間的數據我們知之甚少，原因是因為當時普查時全國正處在革命的危機之中——據埃羅尼姆斯的統計，羅馬紀元668年即前86年的調查數據為四十六萬三千人。在羅馬紀元639年—684年即前115—前70年，義大利的人口不可能會增加，甚至蘇拉所分配的土地也只能填補戰爭帶來的空缺，但是最後卻多了整整五十萬能服兵役的人，這肯定是因為這個時期羅馬吸納了很多盟邦的人成為羅馬公民。在這戰亂的日子中，義大利的人口可能只會減少不會增加；能服兵役的人口數量若少了十萬，那也不算過分。在同盟者戰爭中，公民與非公民的比例是2:3。 [2]誓言的內容而今猶在，大致內容是：「我面向朱庇特神、維斯塔神、戰神、太陽神、大地神以及羅馬的神聖創建者以及後任偉人們，鄭重發誓：德魯蘇斯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德魯蘇斯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將竭心盡力，為德魯蘇斯以及同發此誓的同仁謀福利，就算丟掉自己或家人的性命，都在所不惜。如我有幸能因德魯蘇斯的法律成為羅馬公民，我必視羅馬為母國，視德魯蘇斯為恩人。我將盡我所能，引領城內公民發下此誓，若我履行誓言，請賜予我福報，若背叛此誓，請降災難於我。」我們引用這條誓言的時候，最好謹慎一些，因為這條誓言的出處不是在菲利普反對德魯蘇斯的演講中，就是在後來出現的與此次羅馬動亂相關的刑事訴訟檔案中；甚至，如果後面一種假設成立，這條誓言到底是被告在遭遇審訊時供出來的，還是其他人用來誣陷他們的，尚未可知。 [3]現在我們手中僅有的資料大部分來自狄奧多羅斯（Diodorus）以及斯特拉博，但是即使現在資料如此稀缺，這種情形也相當朋顯，例如斯特拉博朋確提議由公民團選舉官吏。有人說義大利的元老院故意與羅馬元老院在形式以及權力上有所不同，但是這並沒有得到證實。當然，在組織的初期，人們必然希望各個叛亂的城市能有一個統一的代表，但未有資料記載，說元老院依然由各個民社授權。元老院負責擬定憲法，這樣的使命與憲法由官吏公布、由人民大會核准的做法是相通的。 [4]從在阿斯庫倫城發現的子彈來看，斯特拉博的軍中也有很多的高盧人。 [5]羅馬紀元676年即前78年5月22日，羅馬元老院下令褒獎卡利斯托（Carystus）、克拉佐美納伊（Clazomenae）以及米利都（Miletus）的三位希臘船長，因為他們自義大利戰爭開始（羅元紀元664年即前90年）以來就一直忠心耿耿。現在這道褒獎令仍在。根據門農（Memnon）的記載，事實也是如此。他說兩艘三槳座戰船奉命由黑海的赫拉克勒亞（Heraclea）出發赴往義大利戰爭，十一年後，滿載戰利品而歸。 [6]由阿斯庫倫城的子彈來看，尤其是子彈上面的第十五軍團的字樣，都可以說朋阿庇安（Appian）的說法並非誇大其詞。 [7]朱利安法一定是在羅馬紀元664年即前90年末的最後一個月通過，因為在這一年的宜人季節凱撒尚在戰場；按照護民官常規的建議，普勞提安（Plautian）法也大約在護民官上任以後即刻通過，大約是在羅馬紀元664年即前90年12月或羅馬紀元665年即前89年1月。 [8]在阿斯庫倫城還發現一些子彈，上面刻有投放子彈的軍團番號，有時是一些詛咒「逃跑的奴隸」的話（從這可以知道這子彈是羅馬人投放的）或者是其他字樣，如「打倒皮森特人」或「打倒龐培」——前一種是羅馬人投放的子彈，後一種是義大利人投放的。 [9]刻有歐斯干（Oscan）文Safinim和G.mutil的錢幣一定是屬於這個時期的；因為只要叛黨依然使用「義大利」字樣，那麼任何一個部落都不可能是主權國，從而不能按自己的名義鑄造貨幣。 [10]按照羅馬法律，「降人」（dediticii）指的是依附羅馬但是未獲允許可以結盟的人。他們不僅可以保住性命，擁有自由和財產，還可以擁有自己的憲法組織民社。「無公民權的人」（nullius certae civitatis cives）指的是按照法律虛文與「降人」居於同等地位的自由人。即使如此，按照羅馬法律所有的投降的都應該是無條件的，這樣一來，「降人」在羅馬是沒有權利的，一切給予或者默許他們的權利都是對他們的恩惠，而且可以隨時撤回。所以現在或以後無論羅馬對「降人」訂立什麼法律都不能說是侵犯了他們的權利。只有等簽訂了同盟條約，他們的無權利狀態才可以結束。因此「投降」與「聯盟」在憲法上是相互對立的名詞。按照谷憲法，除了一些在漢尼拔戰爭中喪失條約的幾個民社之外，義大利沒有「降人」。羅馬紀元664—665年即前90—前89年的普勞提安法中所謂的「降人」仍包括全部義大利人。羅馬紀元667年即前87年獲得公民權的「降人」按理是不僅局限於布魯提亞人（Bruttii）人和皮森特人（Picentes），我們可以判定，一切放下武器而且沒有依照普勞提烏斯-帕皮里烏斯法獲得公民權的人，都可以享受「降人」的待遇。這條約也會因為他們的背叛而被取消，他們投降以後，也沒有續訂該條約。 [11]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的執政官蘇拉以及魯弗斯的「十二分之一法」（lex unciaria）對此事是如何規定的，我們無從知曉，但我們不難根據羅馬紀元397年即前357年的法律來推測，所以當時法律所允許的最高利率，在十個月為一年時是本金的十二分之一，在十二個月為一年時是本金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