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史 · 第九章　藝術與科學

羅馬民族節日　羅馬舞台 在古代，藝術的發展，尤其是詩歌的發展，都與民族節日密不可分。羅馬公社的感恩節，在前一個時期主要是在希臘的影響下，進行慶祝，並且是第一個被視作與眾不同的節日，即大賽會或者羅馬賽會。到了本時期，這個節日的慶祝時間變得更長，娛樂方式也更加多樣化。最開始慶祝時間只有一天，後來在羅馬紀元245年即前509年、羅馬紀元260年即前494年和羅馬紀元387年即前367年這三次大革命後每一次都增加一天，到了本世紀末，慶祝時間已經延長到四天。[1] 有一個更重要的情況：顯赫專席的民選行政官被委託籌備和監督節日的慶祝，此後，感恩節便失去了它與眾不同的特色，也不會讓將軍在慶典上宣誓，在每年的一系列節日慶典中，感恩節位居第一。政府仍然堅持慣例，允許表演活動，比如二輪戰車車賽是慶典的主要活動並且是賽會的壓軸活動。其餘的幾天，群眾也可能自己進行一些別的娛樂方式。唱歌的、跳舞的、走鋼絲的、變戲法的、扮小丑的諸如此類的表演者，不管是否被邀請，每逢感恩節都會出來表演。大概在羅馬紀元390年即前364年，發生了一個與延長節日時間有關的重大改變。在節日前的那三天，政府會在競技場搭建一個舞台，專門為民眾的娛樂提供場地。為了使事件在掌控範圍內，政府為節日的花銷得控制在200000阿斯（2055磅），直到布匿戰爭，這筆預算也沒有增加。 執政官如果想要增加開支，那他就得自掏腰包，但是這種現象並不常見，就算有，金額也不大。這個舞台也深受希臘的影響，比如說它的名字（-scaena -，-skene -）。當然舞台最初是為樂師和表演小丑各種活動建造的，其中還有隨著長笛翩翩起舞的，最為出色的應該是來自埃特魯里亞的舞者。不過，很快羅馬有了一個公共舞台，並向羅馬詩人開放。 民謠歌唱家　民謠　批評藝術 在拉丁像這樣的民謠歌手有很多。拉丁「行吟詩人」或者「民謠歌者」（-grassatores-，-spatiatores-），他們一個小鎮接著一個小鎮，一家挨著一家去表演他們的歌曲，還會伴著長笛翩翩起舞。當時存在的唯一衡量標準就是神農體（Saturnian），歌謠幾乎都沒有特別的背景情節，也不是對話的形式。我們只能把它們想像成單調的民謠或是蜘蛛舞，有時是即興創作，有時是娓娓道來，現在，在羅馬旅店裡我們還仍能聽到。這一類的歌曲，較早期就在公共舞台上表演，慢慢發展成羅馬戲劇的雛形。這是羅馬戲劇的開端，和其他戲劇的萌芽期一樣，一開始地位不高，並且非常明顯地遭到詬病。十二銅表法反對那些無意義的歌謠，對念咒語、寫文章諷刺國人，或者去平民百姓家門口唱歌的會處以重刑，也禁止葬禮上僱傭女人哭喪。比法律約束更嚴重的是，藝術初期在道德上並不被接受，甚至被詛咒，思想狹隘的人一本正經地批判這種輕佻的並以營利為目的的做法。加圖說：「詩人在早期並不受人尊敬，如果誰成為一名詩人或者經常出沒於宴會，會被認為不務正業。」 想要靠舞蹈、音樂、民謠掙錢的人都飽受恥辱，因為世人對他們都非常鄙視。戴著面具扮演一些固定的角色，這是比較常見的娛樂方式，也被視作年輕人的消遣方式，如果有人為了錢，不戴面具就上台表演，會被認為是不知羞恥。歌手和詩人就被劃分到跳繩及丑角一類。這一類人被監察員鎖定，他們甚至不能參軍也沒有市民大會投票權。 此外，城市的警察有權掌控整個舞台，同時這也說明一個問題，這一時期的警察對職業舞台藝人已有管制權。警察官員會在表演結束時，給表演評分，表現得好的，會被獎以美酒，但表現不佳者會被懲以鞭刑。所有的城市官員可以不分時間，不分地點，讓表演者承受皮肉之苦，或者實行監禁，都是合法的。這種做法無疑會讓舞蹈、音樂、詩歌的舞台表演受到限制，如果表演者落入市民底層之手，或者落入外籍人之手，後果更是嚴重。這一時期的詩歌仍然微不足道，不能吸引外國藝術家的眼球。另一方面，在羅馬，所有的音樂，無論神聖還是通俗，都有埃特魯斯坎人的神韻，拉丁的長笛一度擁有很高的地位，但到這一時期，長笛的地位已被外國音樂所取代。 關於詩歌的著作沒有任何提及。不管是面具表演還是舞台朗誦都沒有固定的文本。相反，很多時候都是表演者根據場景即興發揮。這一時期的唯一的著作則是《工作與時日》[2]，內容是關於農夫對兒子的訓誡。這本書和上文提及的阿皮烏斯·克勞迪亞斯的畢達哥拉斯的詩歌，被視作羅馬仿效希臘詩歌的開端。這一時期的詩歌幾乎都沒有流傳，除了一兩篇農神體的碑文。 羅馬歷史著作 和羅馬戲劇的興起一樣，羅馬的歷史著作也在這一時期開始萌芽，這兩者都是對當時重大事件和羅馬公社早期歷史的記載。 地方官員的檔案集 當時歷史的撰寫與地方官員的檔案編輯密不可分。追溯到最古老的檔案集，晚期的羅馬人可以看到這些資料，我們也可以間接看到，大概始於對庇托爾山朱庇特神廟的記載。檔案記載了從執政官馬爾庫斯·赫拉修斯之後的每一年的公社長官。執政官馬可·赫拉修斯在位期間，修建廟宇，在九月十三日將此廟獻給神靈。在普布烏斯·賽維利烏斯和盧基烏斯·埃布提烏斯（據估計羅馬紀元291年即前463年）當執政官期間，在一次重大瘟疫的時候立下誓言：每滿一百年，就要在卡庇托爾神廟的牆上釘上一顆釘子。之後，羅馬負責測量和撰寫的官員，換句話說，就是大祭司（pontifice），記錄每年政界主要官員的人，還要把年曆和早期的月曆、日曆相結合。後來，這些日曆都被劃分到「吉日」名下，「吉日」是指適合開庭的日子。在王政廢除不久後，這種安排就被採用了。事實上，關於每年官員的記載是非常緊迫、非常有必要的，因為要決定官方文件的日期。就算有這樣的關於執政官的檔案記錄，應該也早就被高盧人的大火（羅馬紀元346年即前408年）毀滅。羅馬主教儀典書在大火中得以倖存，所以如果要繼續往前追溯，可以根據這部典籍來補充大祭司檔案。我們現在擁有的元首名單，雖然沒有記載什麼重要內容，特別是在族譜方面，但也藉助了貴族族譜加以補充，而且從一開始，其內容都是基於可靠的資料，這一點是無須懷疑的。它的曆法年度不夠完全，也不夠精準：因為執政長官就職不是在新年，也不是固定在哪一天。相反，出於各種原因，執政官的就職時間也會隨之變化，而且兩任執政官交替之間常常出現空窗期，如果按照任職年度來計算的話，這段時間是不算在內的。相應地，如果曆法年度按照執政官的任期來衡量的話，那就有必要標明每一任的入職、離職時間，空窗期出現的話也要標明，當然也許早期的時候也有這樣做。除了這個，每一年的官員名單還根據曆法年度做了調整，每任官員都有對應的曆法年度。如果名單太多，那就會增加一個年度，然後會在後面的圖表中用數字379、383、421、430、445、453等標註清楚。從羅馬紀元291年即前463年開始，羅馬的官員檔案記載都是與羅馬曆法吻合的，儘管有些地方不夠詳細，有些不夠完整。曆法年度的記載本身就有缺陷，不過還好都在允許範圍內。47年之前的相關信息已無法考證，但至少大方向還是正確的。從編年史上來看，羅馬紀元245年即前509年以前的資料已無處可尋。 卡庇托爾時代 沒有形成用於平常使用的紀元法，但關於宗教方面的事務，他們會從卡庇托爾山朱庇特神廟的祭祀之前進行推算，也是從那一年官員的名冊開始有了記載。 編年史 很自然地，連同長官的名字和長官在位時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一併被記錄在冊。在長官目錄後附上相關的記載，這就是羅馬編年史的開端，就像中世紀編年史興起於附在復活節表上的備忘錄一樣。直到大祭司編制了正式的編年史（liber annail），所有的長官名字和大事件都逐年被妥當地記錄在冊。在羅馬紀元351年即前403年6月5日的日食之前，也有可能是羅馬紀元354年即前400年6月20日之前，根據編年史，並沒有由觀察而記錄下來的日食情況。從羅馬紀元5世紀初開始，關於人口數量才有了健全可靠的資料。對人們的罰金懲處案件、公社的奇異事件，在羅馬紀元5世紀的下葉才在編年史中有了記載。所有編撰一部有條理的編年史的參與者，或者與編年史有關的記載，也或者對早期長官名單的更改（前文已解釋過），為了便於編年史的方便，都要增加一年，即閏年，這種情況在羅馬紀元5世紀上葉就發生了。從它被固定下來之後，大祭司每一年都要記載大規模的活動，殖民，瘟疫，饑荒，日食，軼事，牧師或其他名人的死亡以及人民的法令，人口調查結果，所有的這些記錄都記錄保存，也為了視察，但也不乏有被篡改的地方。目前，關於這一時期的記載非常缺乏，並且也給後來的編著者很大的空間，與羅馬紀元456年即前289年在西庇阿的碑文對當時活動的敘述相比，就一切明了了。後期的歷史學家很明顯不能為了資料更具可讀性，就以某種方式與敘述相聯繫，而不顧真假地記載。即使編年史仍然以原版呈現在我們面前，但我們如果要根據它編撰那一時期的歷史，仍然有困難。然而，這種編年史不僅只存在於羅馬，拉丁每一個有編年史或者長官名錄[3]的城市都一樣。從這些城市收集的編年史來看，與王政編年史相比，有些是和中世紀相類似。不幸的是，羅馬人在後期也延續了希臘人的錯誤。 家譜 除了官方的記載，這樣的記載不足，也存在不確定的處理。為了紀念過去時代，紀念過去的大事件，在這個時代，還有一些別的資料可以為羅馬史提供參考。私人的記載無法追溯，然而，有一些大事件是由氏族制度記載下來的，從法律角度來看，氏族制度被刻畫在大廳的牆上，用以永久的紀念。這些名單，被家族以長官命名。這不僅僅是家族的傳統，無疑也是早期傳記的特色。 關於羅馬任何名人的葬禮上，有紀念意義的悼詞都不能省去，都要被死者最親近的家人宣讀，不僅要包括死者的光榮美德或輝煌事跡，還要包括死者祖先的英勇事跡，以這種方式，將事跡代代相傳。很多重要的信息都是以這種方式被傳承下來的，但是一些歪曲捏造也流傳下來了。 羅馬早期歷史 這一時期開始了真正的撰寫歷史，同時這一時期也開始了對歷史的歪曲。史料的來源當然都差不多。單獨的人名，像國王努馬、安庫、圖魯斯，他們的姓氏應該都是後期加上去的。還有一些事件，比如，塔克文王征服拉丁、塔克文家族被流放，應該也有真實的記載，但更多的是口頭流傳。也有些史料是來自貴族的宗族記載，比如，與法比氏有關的各種傳說。其他的傳說，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民族的制度，特別是對法律的興起描述得非常生動：雷穆斯的死亡讓牆垣變得神聖；隨著塔烏斯王族的覆滅，復仇的歷史也結束了；在赫拉修·科克勒斯神話中加入了椿橋的規章；賀拉提氏和庫里阿提氏的美麗傳說中，有了申訴權的起源；塔昆氏的陰謀和溫荻及烏斯奴隸的故事中涉及到了被釋放奴隸的公民權問題。羅馬城的創立也有類似的傳說，並有意把羅馬的興起與拉丁姆和阿巴爾這座拉丁人的大都市聯繫起來。羅馬名人的姓氏後面都附加了注釋，比如普布利烏斯·瓦勒里烏斯「人民的公僕」，然後就圍繞這個主題記載一系列軼事。更重要的是，羅馬城內神聖的無花果樹以及其他風景名勝地，也有許多教堂司事的故事是出於此，1000多年以後，那裡又會出現奇城，還有一些是把不同的故事聯繫在一起，比如七王的序列，基於每一代的在位期，推斷王政總共延續240年[4]。甚至這些沒有根據的事件被當作了官方的記載，這種做法差不多也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了。 事件的大綱，特別是那不準確的年表，在後期的記載中穩定出現，也就是基於這個原因，這些記載應該是出現在羅馬文字時代之前。如果雙胞胎羅慕洛和雷穆斯吮吸狼奶的銅鑄像在羅馬紀元438年即前316年已經立在了無花果樹的旁邊，那麼曾征服了拉丁姆人和薩姆烏尼姆人的羅馬人應該對他們的城邦起源早有耳聞，應該與李維的著作沒有太大的出入。土著居民，即從一開始就居住在那兒的人，其實也只是拉丁人的猜想罷了，在羅馬紀元465年即前289年西西里作家卡利阿斯的書中有所記載。這也是編年史的本質，對歷史附加上猜想，如果無法追溯到天地的起源，那至少也要追溯到公社的起源。有證據顯示，大祭司的表是始於羅馬城建立之年。據此，我們也許可以猜測，當大祭司在羅馬紀元5世紀上葉開始籌備正式的編年史來取代長官名錄，在開端部分有增加內容，羅馬王室的興衰以及共和的日期定在祭祀卡庇托爾神廟當天，羅馬紀元245年即前509年9月13日，將無日期的事件與之聯繫起來。 這種最古老的記載羅馬起源的方式是受了希臘的影響，這是不用懷疑的。對土著居民以及後來者的猜測，還有關於牧民生活比農耕生活早，普通人羅慕路斯變成了奎里納斯神的傳說，都含有希臘色彩。比較純正的羅馬人是虔誠的努馬人和睿智的埃格里亞人，但由於外族文化，畢達哥拉斯的哲學的介入，讓他們失去了原有的純正，當然這也不是羅馬前期編年史的內容。貴族家譜的完善方式跟公社初期的類似，都偏愛紋章學方法，都會追溯到聲名顯赫的先人，例如，埃米利氏、卡爾普尼氏、庇那裡氏和彭波尼氏，都自詡是努馬四子的後代：馬梅庫斯、卡爾普斯、庇努斯、蓬波；埃米利氏追溯到更遠，稱馬梅庫斯是演說家畢達哥拉斯之子。 儘管隨處可見希臘帶來的影響，但是公社前期的歷史是比較本土化的。一方面是因為其本身就起源於羅馬，另一方面它主要是關於羅馬和拉丁姆，而不是羅馬與希臘之間的聯繫。 希臘影響下的羅馬早期史 希臘的故事和小說把羅馬和希臘聯繫起來。希臘的傳奇故事展示了他們在盡力想要與逐漸擴張的地理知識保持同步，通過許多航海家的故事及移民者的故事來刻畫地理輪廓，這些故事都較為複雜。希臘早期的歷史著作中，提及到羅馬是關於錫拉丘茲的安提奧庫（止於羅馬紀元330年即前424年）的西西里史。這本書記載了一個名叫西凱洛的人從羅馬移民到義大利，即布雷提半島。這樣的記載不受希臘影響，單單記錄羅馬人與悉庫爾人、布雷提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其實是不常見的。希臘的神話故事傳播廣泛，並且後期都傾向於表明人類起源於希臘或被希臘征服。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希臘很早就已經把西方囊括進他們的範圍內了。對於義大利，赫卡若科斯和阿爾戈諾特並不是很重要，儘管赫卡泰奧斯（羅馬紀元257年即前497年）已很熟悉赫卡諾科斯的石柱，並把阿爾戈船從黑海移到了大西洋，後來又移到尼羅河，最終又回到地中海。相比之下，與伊利昂的衰敗有關的歸國航行更被看重。人們對義大利最開始的認識源於狄奧米德在亞得里亞海航行，奧德修斯在蒂勒尼安海的航行，事實上，奧德修斯的航行敘述與荷馬對神話故事的敘述相似。到了亞歷山大時代，各國關於蒂勒尼安海的希臘故事都與奧德修斯有關。埃福羅斯所記載的歷史終止於羅馬紀元414年即前340年，所謂的斯拉克斯書（約羅馬紀元418年即前336年）也遵循了他的記載。對於特洛伊的航海歷史，早期的詩歌里沒有任何顯示；荷馬史詩中，埃涅亞斯在伊利昂敗落之後，仍然統治著留在國內的特洛伊人。 斯特西克魯斯（羅馬紀元122—201年即前632—前553年），一位偉大的神話改寫者，他通過《伊利昂的滅亡》一書把埃涅亞斯帶入了西方。通過把特洛伊英雄和希臘英雄相比，他有意識地把他的故鄉西西里和他的居住地義大利寫得詩情畫意。神話詩歌的雛形就起源於這部書，特別是關於英雄如何帶領他的家眷逃離大火中的特洛伊，以及認為特洛伊人是西西里人和義大利人的土著居民，這些都對以後的神話詩歌產生重大影響。這在《特洛伊的號兵密森努》也叫《密森農事跡》中體現得尤為明顯[5]。那時的詩人認為義大利的蠻族與希臘或者別的地方的不同。 這時候，這位老詩人受這一情感引導，認為義大利的蠻族與其他蠻族大有不同，並且希臘人與義大利人的關係就好似荷馬的亞該亞人與特洛伊人那樣。新的特洛伊神話很快就與早前的奧德修斯神話相融合，並在義大利廣為流傳。根據希拉尼科斯（約羅馬紀元350年即前404年從事寫作），奧德修斯和埃涅亞斯通過色雷斯和摩洛提亞（伊庇魯斯）到達義大利，就在這裡，他們帶來的特洛伊婦女把船燒掉，埃涅亞斯建立起羅馬城，並以其中一名特洛伊婦女的名字為城市命名。與此相類似而更合理的說法是亞里士多德所述，有一隊亞該亞的船到達拉丁海岸後，被特洛伊的女奴們燒了，於是亞該亞人便被迫留在那裡，與特洛伊婦女成婚，拉丁人就源於他們的後裔。 此後，有很多當地神話與這些事情相交織，再加上西西里與義大利交通頻繁，義大利神話便遠播於西西里，至少在那一時代後期已傳到。關於羅馬起源之事，西西里人卡利阿斯在約羅馬紀元465年即前289年時已把奧德修斯、埃涅亞斯和羅慕路斯的神話相交織[6]。 蒂邁歐 真正將特洛伊人遷居的事件加以完善並使之流傳的卻是西西里島陶羅美尼翁的蒂邁歐，其史書截止於羅馬紀元492年即前262年。據他所述，埃涅亞斯先創立了拉維尼姆及其特洛伊珀那忒斯神廟，而後創立羅馬。他還將提爾公主愛麗莎，也叫狄多，穿插在埃涅亞斯神話中，他認為，狄多是迦太基的創始人，並且羅馬和迦太基建於同一年。引發這些變動的原因，其一是關於拉丁風俗習慣的傳聞已傳至西西里，其二是蒂邁歐著書時，也是同一地點，羅馬人和迦太基人正醞釀著一場鬥爭。然而，這個故事基本上不能以拉丁姆為起源，而只是這位好搜集閒話的老翁的毫無意義的杜撰而已。蒂邁歐已經知道在拉維尼姆有神廟，但是，據他所說，拉維尼姆人的這些家神乃特洛伊家神，是埃涅亞斯的追隨者從伊利昂帶來的。這一說法確實是其個人添加，就像羅馬的十月馬與特洛伊的馬相同，及拉維尼姆所有聖物也都是他自己增加。據作者所述，這些聖物就是傳令官的銅、鐵杖和特洛伊製造的陶製花瓶，而後幾百年間，這些特洛伊家神沒有任何人看過。有些歷史學家對於那些不被人熟知的事物卻一清二楚，蒂邁歐就是如此。波里比阿的言論也不是沒有道理，波里比阿認識蒂邁歐，勸人無論如何都不要相信他，他提供的文獻證據，以現在的事例來看，更加不可信。事實上，這位西西里的雄辯家，說自己知道修昔底德在義大利的墳墓，他高度稱讚亞歷山大的偉績就是他征服亞洲要比伊所克拉特寫完他的「頌詞」速度更快。把早期虛構故事交織在一起，非他莫屬，而這種融合竟然無意中讓他享有盛名。 希臘人關於義大利事物的揣測源於西西里，此時傳入義大利的具體程度無法精確證實。後來看到的圖斯庫盧姆、雷內斯特、安提昂、阿迭亞和科爾托那的起源說都與奧德修斯史詩有聯繫，這種聯繫差不多源於本時期。甚至羅馬人源起於特洛伊男子或女子的想法，也就是在本時期末的羅馬出現，因為羅馬與希臘東方第一次可查證的來往，是羅馬紀元472年即前282年元老院派出代表為「有親族關係的」伊利昂人。儘管如此，埃涅亞斯的神話仍為義大利最近的神話，與奧德修斯的神話相比，它很少有明確的地點；這些故事最後的編輯及其與羅馬起源神話相吻合，但這都是以後的事情。 在希臘人眼中，史書所述或者所謂的歷史編撰，以自己的方式，關注義大利的史前時期，而對同時期的事件置之不理，這意味著希臘史學的衰落，我們深感遺憾。 開俄斯的提奧朋普所著史書（終於羅馬紀元418年即前336年）僅記載了凱爾特人攻陷羅馬一事，亞里士多德、克萊塔科斯、泰奧弗拉斯托斯、本都的赫拉克萊德斯，都偶然提及羅馬事件。卡地亞的希羅尼穆斯所著關於皮羅斯的史書，也說到了他的義大利戰爭，也正是因為他，希臘編撰的歷史成為了權威版本。 法學 關於科學，在羅馬紀元303年即前451年和羅馬紀元304年即前450年，羅馬城把法律寫成文字，為法學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寫成的這部法律取名為十二銅表法，算得上羅馬最古老的文獻，也可以稱得上是一本書。所謂的「王法（-leges regiae-）」，它的核心部分比十二銅表法沒晚多久，主要是一些禮制訓條，以傳統習慣為基礎，大多是宗教規矩，大祭司團以皇家法令的形式告知公民，祭司團有權頒布法令但無立法之權。並且，在這一時期之初，元老院最重要的法令幾乎都以文字的形式記載下來，但是關於人民的法令卻通常都沒有記載。早期的等級衝突，曾有因如何保存法律而起爭執的。 意見——成套訴訟程序 書面的法律文件數量上有了增加，法學本身也有了越來越堅實的基礎。官員每年一換，從普通公民中選出的陪審人員，他們都需要諮詢法律顧問，顧問熟悉法律程序，能提出合乎先例的判斷，遇到沒有先例借鑑的，則根據具體情況作出合理判斷。有關開庭日期和祭拜神靈的疑難問題，祭司們需要做好解答準備。被問及其他法律問題時，他們會給予忠告和意見，因此大祭司團內形成的一些傳統便成為羅馬私法的基礎，尤其是關於一些特殊案件所應採用的訴訟程序。約在羅馬紀元450年即前304年，阿皮烏斯·克勞迪亞斯或他的職員格奈斯·弗拉維烏斯將一整套囊括各種訴訟程序的手冊和詳細列明開庭日期的日曆表，公之於眾。在當時，法學並不自認為是科學，想要其表述為科學，純屬個別行為，無法長久。 當時，熟悉法律並能闡明法律已成為獲得民眾推薦和謀得官職的手段，這不難想像。據說，第一任平民大祭司普布利烏斯·森普羅尼烏斯·索夫斯（羅馬紀元450年即前304年的執政官）和第一任平民大祭司長提比略·科隆卡尼烏斯（羅馬紀元474年即前280年的執政官），都因掌握法律而獲得僧職，這故事也許是後人的猜測而非史書記載。 語言 毫無疑問，拉丁文和義大利其他語言的正式形成，是在這一時期之前，並且拉丁文在這一時期初期已經基本完善，十二銅表的殘文可以證明這一點。這些殘文是半口頭流傳，幾乎都被近代化了。其中有許多古字和有一些殘文生硬地拼接在一起，這主要是省略了主語所造成的，不過它們與阿瓦歌不同，沒有真正的無法理解的地方；與古代祈禱文相比而言，他們與加圖語言更相近。如果羅馬紀元7世紀初的羅馬人看不懂羅馬紀元5世紀的文獻，那大概是因為，當時羅馬還沒有開始真正的研究，更不存在對文獻的研究。 另一方面，這是闡明法和纂輯法律開始形成之時，羅馬實用事務文體一定就是在這一時期開始成立的。從已成形態上看，該風格慣用語的遣詞造句、表達轉換、列舉細節以及冗長句式都絕不輸於現代英國的法律文體。同時，該風格以其清晰精確受到內行人稱讚，而那些不明其意的門外漢則根據個人的性格以及心情不同，聽了之後有的肅然起敬，有的滿不耐煩或是萬分失望。 語言學 此外，在這一時期經過了理性方法的研究對本國語言進行了一些處置。在發展的初期薩貝利語和拉丁語趨向於粗俗化，隨處可見末尾的刪減元音的混淆以及輔音的精細化，正如羅馬紀元第5世紀和第6世紀的羅曼語。後來又有所變化：奧斯坎語的-d和-r音合併，以及拉丁語的-g和-k音合併再次分隔開，並且每個音都有相應的符號；來源於初始奧斯坎字母表的-o和-u都沒有單獨的符號，而來源於拉丁的有單獨符號但卻面臨著合併的可能，而後又一次區別開，奧斯坎語甚至把-i分解出讀音和寫法不同的符號；最後寫法的符號更加傾向於發音，例如羅馬人在許多情況下把-s都替換成-r。按照年代學的跡象看這一變化出現在羅馬紀元5世紀：例如拉丁語的-g在羅馬紀元3世紀的時候不存在，而是羅馬紀元5世紀的時候出現的；帕庇里氏家族的第一個把自己稱作是Papirius而非Papisius的是羅馬紀元418年即前336年時羅馬的執政官；引進-r而非-s要歸功於羅馬紀元449年即前315年的監察官阿庇烏斯·克勞狄烏斯。毫無疑問，再次引進更加精細和精確的發音與逐漸擴大影響的希臘文明有關，這一特點可以從義大利生活的各方面去觀察得知。正如與當代的阿迪亞和羅馬的阿斯幣相比，卡普亞和諾拉的銀幣要完美得多，坎佩尼亞的文字和語言同拉丁姆的相較之下，顯得更加迅速而有規則。儘管投入了努力，羅馬的語言和文字發展如何仍未確定，這些都能在羅馬紀元5世紀末期保留下來的銘刻上清楚地顯示，其中任意性隨處可見，尤其是在音節末尾增加或是刪減-m，-d和-s，或者在詞中間增減-n，亦或者是在對元音-o，-u和-e，-i的區別上。當代的薩貝利語在這一點上可能深受影響，進步較大，而翁布里亞語則受到希臘的影響滲透進步很小。 教學 基於法律和文法的進步，初等教學也獲得了一些發展，當然毫無疑問這些在早些時候就出現了。正如《荷馬史詩》是最古老的希臘書，《十二銅表法》則是最古老的羅馬書籍，他們都為本土上的教學提供了基礎，而羅馬青少年訓練的主要內容是背誦法律政治課程。自從掌握希臘語成了政治家和商人必不可少的技能以後，除了拉丁的「寫作教師」也出現了很多希臘的「語言教師」，一部分是兼作府邸教師的奴隸，還有一部分是私人教師，他們在自己的住所或者學生的住所進行希臘語的閱讀和口語教學。自然而然的，懲戒在教學中興起，同時也在軍事管理和司法中起到作用。那一時期的教學並沒有跨越初始階段，在社會認可度上來說，受教育和未受教育的羅馬人之間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精確科學——曆法計算 眾所周知，羅馬人在數學和機械學上並不是非常卓越，就當代而言，這一點只能被十執政官所掌管的立法所確切證實。十執政官希望用當代的雅典所行八年歷代替先前不完善的三年歷，在八年歷中，一個農曆月有二十九又半個太陽日，但是一個太陽年有日而非日，所以不改變354天為一年的常年，而是以每八年閏90日來代替之前的每四年閏59日。基於相同的想法，羅馬曆法的改良者想在其他方面保存現行曆法，在四年一閏的兩個閏年裡不將閏月縮短，而是把兩個二月各縮短七日，因而在閏年中，原定為29天的二月定為22天，把原為28天的二月定為21天。出於計算缺乏精確和宗教考量，尤其是二月的年度節日界神節擾亂了擬議中的改革，所以閏年的二月就成了24日和23日，因此新羅馬太陽年實際上是個太陽日。在實際操作中對以上情況帶來的影響作了補救措施，那就是捨棄了以月或十月為單位的計算方法，不管需要多麼精確的計算，他們總能將一個太陽年365日按照十月計算即304日為一年，但此方法導致月份長短不一所以不再實行。以上方法，義大利早已採用一種歐多克索斯曆法（羅馬紀元366年即前388年），尤其是用於農業中，農民的日曆就是基於埃及的太陽曆日為一個太陽年。 建築和繪畫藝術 義大利人的建築藝術和繪畫藝術作品展示了他們在這些領域的出彩，而這些領域也和機械密切相關。我們也無法追尋真正原創的跡象，如果義大利的造型藝術無處不透露出借鑑的痕跡，這一點抹殺了其本身的藝術興趣，那麼隨之而來的歷史興趣卻會增加，因為一方面該藝術保留了種族之間交往的顯著證據，這是其他方面不能做到的，而另一方面在非羅馬義大利人的歷史遭受的徹底的損失中，藝術是唯一存活下來可以顯示不同的人在半島上生活的痕跡。這一時期沒有什麼創新記錄，但是我們也可以從更精確和更廣泛的層面去證明已經展示了的意見，也就是說來自希臘的靈感刺激從不同方面巨大地影響了埃特魯斯坎人和義大利人，給埃特魯斯坎人喚起更豐富而蓬勃的藝術，從在義大利人中產生影響之處喚起更睿智深刻的藝術。 建築學——埃特魯斯坎 即便是在早期，義大利各地的建築就被希臘所徹底滲透，我們已經展示過這一點了。義大利的城牆、高架渠，金字塔頂的墳墓以及塔斯坎尼聖殿無處不與古希臘的建築相似。埃特魯斯坎這一時期在建築上的成就已經無跡可尋，沒發現他們有吸納什麼新事物，也沒看見有什麼原創，除非我們將那些恢宏的墳墓也列入此行列，例如瓦羅描述過波爾塞納的墳墓，這不禁讓人想起神秘但毫無意義恢宏的埃及金字塔。 拉丁—拱頂 在共和國的前150年的拉丁姆，他們的建築藝術在前人的基礎上基本上進步緩慢，該藝術在共和開始之後沒有增長反而有所下降。在那一時期，基本上沒有可以稱得上優秀的建築，除了羅馬紀元261年即前493年在羅馬修建的競技場以外，這被帝國時代的人稱為塔斯坎尼風格的典範。在這一時代末尾之際，在義大利尤其是羅馬出現了一種新精神，那就是恢弘的拱門建築。並且我們不能稱拱門和拱頂建築為義大利所創造，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希臘建築起源之時希臘人並不十分了解拱門建築，因此他們對自己神殿的平頂天花板和傾斜屋頂感到滿足。拱門也可以說是希臘人較晚的發明，由更合乎科學的機械學而來。希臘的資料把這一發明歸功於物理學家德摩克里托斯（Domocritus，羅馬紀元294—397年即前460—前357年）。希臘人在拱門建築上領先於羅馬人，與此相符合的是經常提出和剛被提出的假說，即羅馬角斗場的拱頂和之後被蓋在卡彼托爾古井上的金字塔頂是現存的應用拱門建築的最古老建築。因為這些拱頂建築屬於共和時期而非王政時代，在王政時代義大利人只對平頂和重疊屋頂比較熟悉。無論拱頂被認為是怎麼樣的發明，這一原理的廣泛應用，尤其是在建築上，至少如它的問世那般重要，而其應用毫無爭議地則要歸功於羅馬。羅馬紀元5世紀初基於拱形的門廊、橋樑以及溝渠開始出現之後，拱形的名字就與羅馬不可分割地聯繫起來了。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半圓頂的圓形神殿，這對希臘人來說很陌生，但卻深受羅馬人的喜歡，而且他們把它應用於特有的崇拜，特別是對維納斯女神的非希臘崇拜。 這一領域中，還有很多次要的但並不是等於不重要的成就。他們並不對外宣稱他們的原創性或這些藝術成就，但是堅固連接的羅馬石板街道、堅不可摧的大路、寬大堅硬的瓷磚以及他們建築經久耐用的水泥都無聲地宣告了羅馬品質中堅不可摧的頑強和生機勃勃的活力。 造型和繪畫藝術 造型和繪畫藝術並不是受希臘刺激而發展的，而是發源於希臘最後卻成熟於義大利，這和建築藝術一樣。我們已經知道，這兩門藝術雖晚於建築，但即使是在王政時期，也至少在埃特魯里亞開始出現，但是他們在埃特魯里亞的主要發展卻是屬於此時，在拉丁姆更是如此。在這些地區有很多地方在羅馬紀元4世紀時被凱爾特人和薩莫奈人從埃特魯斯坎人手裡奪過去，因此在這裡很難發現埃特魯斯坎人的藝術遺蹟，這也正好為以上事實提供了證明。塔斯坎人的造型藝術首先主要應用於陶土工藝、銅工藝以及金工藝，這裡豐富的陶土層、銅礦以及商貿交易都為藝術家提供了材料。埃特魯斯坎廟宇的廢墟至今仍在，他們的垣牆、山牆以及屋頂曾經裝飾著無數陶製的凸花和雕像作品，而且拉丁姆和埃特魯里亞之間的貿易往來也有跡可循。銅器鑄造也不落後。埃特魯斯坎藝術家製造了一個五十英尺高的巨大青銅柱，沃爾西尼是埃特魯斯坎的德爾斐，據說在羅馬紀元459年即前295年擁有兩千座銅柱[7]。 再者，大概無論何處，石頭雕刻的起步總是比青銅鑄造要晚，在埃特魯里亞也是如此，但是內部原因和合適材料的缺乏抑制了其發展，盧那的大理石在當時也未開發。任何人只要見過南埃特魯斯坎墳墓里富麗高雅的黃金裝飾，都不難相信蒂勒尼安金杯在阿提卡也被珍視。寶石雕刻雖然也起步較晚，但在埃特魯里亞也有各式各樣的樣式發展起來。埃特魯斯坎的設計家和畫家也同樣依賴希臘人，但是在其他方面與造型藝術家旗鼓相當，他們在輪廓畫和單色的壁畫上都展示了他們卓越的才能。 坎帕尼亞和薩貝利人 以義大利人的本土與埃特魯里亞相比，埃特魯斯坎的藝術更豐富，而義大利人則顯得貧乏。深究之後我們也不難發現薩貝利人和拉丁人在藝術的天賦和態度上遠超埃特魯斯坎人。事實上，在薩貝利的一些地方，例如在薩賓、阿布魯奇、薩姆尼烏姆，幾乎很難尋得藝術作品的蹤跡，甚至是普通的錢幣也很少見到。那些移居到蒂勒尼安海或者愛奧尼亞海岸的薩貝利人不僅適應了希臘藝術的外在，就像埃特魯斯坎人那樣，而且還或多或少完全地融入了進去。維利特拉曾經屬於沃爾斯克人，他們的語言和特色都保存得很好，有時還能發現一些彩陶，充分展示了生機勃勃的和獨具一格的特點。在下義大利，盧卡尼亞受希臘藝術影響程度較小一些；但是在坎帕尼亞和布魯提大陸，薩貝利和希臘不僅在語言和民族特點上，而且更加在藝術上相互融合，坎帕尼亞和布魯提的錢幣在藝術風格上與當時的希臘錢幣完全相同，僅在文字上相互區別開來。 拉丁 拉丁姆雖然在藝術豐富性和數量上不如埃特魯里亞，但是在藝術品味和實際工藝上卻並不比其遜色，這一點少有人知但是卻是可以確定的。顯而易見地羅馬在羅馬紀元5世紀初期在坎帕尼亞開始建設駐紮，凱爾城與拉丁社會相交融，靠近卡帕的法勒尼安地區與羅馬部族相交融，這都開創了坎帕尼亞與羅馬藝術交融的先例。在奢華的埃特魯里亞，寶石雕刻被加以重視和勤練，但是在羅馬卻很缺乏，而且我們發現拉丁的手工作坊不像埃特魯斯坎的金匠陶土匠那樣，滿足的是國外需求。拉丁的廟宇也不像埃特魯斯坎那樣各處都有著青銅和陶土裝飾；他們的墳墓也不像埃特魯斯坎那樣裝飾得金碧輝煌；他們的牆壁也不似塔斯坎的墳墓里畫滿了豐富的色彩，然而，總體上看埃特魯斯坎也並沒有更加優越。兩面神雕像的裝飾正如神本身，是拉丁人的創造，技藝十分精巧，比埃特魯斯坎任何藝術作品都更加具有原創性。美麗的母狼和雙生子組合毫無疑問與希臘設計相類似，他們雖然不在羅馬城誕生，但是確實是羅馬人所創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第一次亮相是在坎帕尼亞的羅馬人為其製造的銀幣上。在上文提到過的凱爾城，有人在羅馬將其殖民不久後設計出一種獨特的陶製品，上面刻有設計者的名號和其產生的地方，並且遠銷各地甚至到了埃特魯里亞地區。在埃斯奎林山最近發現了帶有人像的陶土製品，其裝飾風格與坎帕尼亞神廟中的供品的典型代表非常相似，這也並不能排除希臘的工匠為羅馬製造的可能。雕刻家達摩菲洛思曾經和格爾伽索斯一起製造了穀神古廟的彩陶像，這個達摩菲洛思也就是希美拉的德摩菲洛思（羅馬紀元300年即前454年），即佐客西斯的牧師。這些藝術製品上帶有的圖畫具有指示性，基於這些來自遠古的證據和我們自己的觀察，從中我們可以用比較的方法做出一些推測和論斷。在拉丁的石雕作品中，幾乎只有羅馬執政官盧基烏斯·西庇阿的多里斯式石棺保存了下來，它的風格極其簡樸，因此襯託了同時期其他的埃特魯斯坎藝術品。在埃特魯斯坎的墳墓里發現了許多漂亮素雅的青銅製品，尤其是頭盔、燭台等此類東西，但是有哪一個能比得上羅馬紀元458年即前296年用罰金製成的魯米納無花果樹旁的母狼雕像？它迄今為止仍是卡彼托爾神廟裡最為精緻的裝飾。 斯魯烏斯·卡維利烏斯（羅馬紀元461年即前293年的執政官）曾用薩莫奈人的武器鑄成卡彼托爾山上那座碩大無比的朱庇特神像，用鑿下的銅屑就足以鑄成立在巨像下面的那位勝利者的銅像。由此可以看出羅馬鑄銅匠不辭艱辛地工作，並不比埃特魯斯坎人差，這座神像甚至從阿爾巴山就可以望見。在所有的鑄件中最精巧的銅幣來自南拉丁姆；羅馬和翁布里的尚可，而埃特魯斯坎幾乎沒有，即使有也顯得十分粗鄙。在卡彼托爾的幸福神廟裡於羅馬紀元452即前302年由蓋約·法布里烏斯鑄成的壁畫，其設計和色彩都受到奧古斯都時代以希臘藝術欣賞見長的鑑賞家的青睞。帝國時代的藝術愛好者對凱雷壁畫評論頗好，但是要說畫作的代表，他們還是更喜歡羅馬拉努維翁和阿爾德的作品。埃特魯里亞在手拿鏡子上裝飾金屬刻畫，而拉丁姆是在梳妝的金屬箱子上刻畫出優雅的線條，這在拉丁姆的應用遠不如埃特魯里亞，幾乎僅限於普雷斯特地區。埃特魯里亞的銅鏡中不乏有優秀的藝術作品，正如普雷斯特的梳妝盒一樣，這其中有一個梳妝盒，很有可能產生於那一時期普雷斯特的作坊。對於這樣的物件，我們可以說幾乎沒有比它的裝飾更加美麗而富有特色的古董了。不僅如此，它在藝術純淨和質樸上也是相當完美的，這便是菲科羅寶盒。[8] 埃特魯斯坎的藝術特點 埃特魯斯坎藝術作品的總體特徵一方面是在材料和風格上都顯得略為粗糙浪費；另一方面，缺乏絕對的獨創性。希臘匠人輕描淡寫之處，埃特魯斯坎人卻大下功夫；希臘作品材料輕巧形態合適，而埃特魯斯坎卻與之不同，他們注重尺寸的大小甚至以稀有為奇。埃特魯斯坎藝術無處不模仿，不誇大，經他們之後淳樸變成了粗鄙，優雅成了頹柔，可畏變成可怕，豐滿成了淫穢。這些特徵變得越明顯，就會有越多的激勵因素衰退下去，而埃特魯斯坎便只能依賴自身的資源了。他們對傳統形式和風格的沿襲卻讓人感到詫異。在起初埃特魯斯坎與希臘簽訂友好協議允許希臘藝術在埃特魯斯坎生根發芽，之後一段時期敵對狀態阻礙了希臘藝術的發展，或者更有可能是智力遲緩迅速地席捲了整個國家，不管是否是這些原因，埃特魯斯坎藝術在其發展初期停滯不前，停留在了初始階段。眾所周知，這就是長期以來人們將發育不良的埃特魯斯坎藝術看作是希臘藝術的孕育母體的原因。埃特魯斯坎藝術精神迅速消失殆盡，一方面是由於嚴格地保留了先前藝術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無法對新潮的流行趨勢加以利用，這尤其體現在石頭雕刻和應用於錢幣中的銅鑄藝術上。同樣具有富有教益價值的還有後來在埃特魯斯坎墳墓里發現的彩瓶。如果他們能像線形藝術和彩陶一樣早地在埃特魯斯坎加以應用，毫無疑問，他們將懂得如何大量居家使用瓶子，瓶本身的質量也至少會達到較好的水平。在那一時期，這一奢侈品需求上升，它的獨立再創造生產的能力卻下降，因此只有極少的彩瓶出現在埃特魯斯坎的市場上，而且他們滿足於消費而非生產此類產品。 埃特魯斯坎北方和南方藝術 即使是在埃特魯斯坎南方和北方地區之間的藝術也出現了更加顯著的區別。在南方地區，尤其是在凱雷、塔昆尼和沃爾西等地保留了大量本國所富有的藝術成就，尤其是壁畫、廟宇裝飾、金飾品和彩釉瓶。北方地區卻遜色得多，例如丘西以北就不見彩畫的墳墓。埃特魯斯坎最南方的幾個城市維愛、凱雷和塔昆尼在羅馬傳說里據說是埃特魯斯坎藝術的發源和主要盛行地區。最北部的城市沃拉泰雷擁有埃特魯斯坎最大的土地但卻與藝術幾乎沾不上邊，即使是在希臘半文化在南部埃特魯斯坎盛行的時候，北方也沒有發現任何文化的蹤跡。這一顯著差別的原因一部分在於民族性的差異——與北方人相比，南部的人們更加不具有埃特魯斯坎的特質；另一部分在於他們受到希臘的影響程度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凱雷地區這一影響更為顯著。這是自身都無法否認的事實。那一事實帶來的危害越大，南部埃特魯斯坎地區就越早地被羅馬所征服，也就是羅馬化，這就導致了埃特魯斯坎藝術極早就開始發展了。北埃特魯斯坎堅守自己的努力成果，使藝術得以開始發展，這一點有銅幣為證。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從埃特魯里亞轉向拉丁姆。拉丁姆沒有創造新的藝術，但是在很久以後，拉丁姆以拱門為基礎發展出一種不同於希臘的新建築，由此開創了與該建築相協調的雕刻和繪畫的新形式。拉丁藝術從來都不是獨創的而且通常不具影響力。這種新奇的感覺和選擇性汲取的方法，構成了一種較高的藝術價值。拉丁藝術很少變得野蠻，並且其最好的作品幾乎達到了希臘的技術水平。我們並不是要否認拉丁姆的藝術，毫無疑問，至少在其早期階段，它對較早建立的埃特魯里亞有一定的依賴性。瓦羅的假設可能是相當正確的，他認為在希臘藝術家造穀神廟的陶偶之前，只有托斯卡的造偶藝術使羅馬神廟大為生色。不管怎樣，主要是希臘人的直接影響使拉丁藝術走向正確的道路，這是不言而喻的。這在這些雕像以及拉丁和羅馬錢幣中得到明顯的體現。甚至埃特魯里亞僅將金屬雕刻用於廁所鏡，而拉丁姆僅用於梳妝鏡，也表明藝術衝擊對兩地影響的多樣性。拉丁藝術迸發新活力並不是在羅馬，羅馬的阿斯幣和第納爾幣在精度和做工上遠不如拉丁銅幣和罕見的拉丁銀幣，繪畫和設計的傑作大多屬於普雷內斯特、拉努和阿迭亞。這與我們已經描述的羅馬共和國的現實和冷靜的精神完全一致，這種精神在拉丁姆的其他地區難以得到同等程度的宣揚。在羅馬紀元5世紀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它的下半葉，羅馬藝術發生重大變化。這是羅馬拱門和道路開始建設的時代，是卡比托爾母狼類藝術起源的時代，是羅馬舊貴族的傑出男人拿起鉛筆，美化一新建成的寺廟，而獲得「畫家」殊榮的時代。這並非偶然。每一個偉大的時代必定把控住人的一切權力。羅馬的風俗雖根深蒂固，羅馬的警察雖嚴厲，但是因為羅馬市民成為半島的主人，或者更正確地說，因為義大利首次統一成為一個國家，他們的繁榮也顯見於拉丁藝術，尤其是羅馬藝術的繁榮之中，正如埃特魯里亞民族的道德和政治衰敗顯見於埃特魯里亞藝術的沒落。拉丁姆不僅以其強大的國力征服了較弱的國家，也將這不朽的印記刻在了青銅和大理石上。 * * * [1]根據狄奧尼修的說法，以及普魯塔克引用他的一段里的觀點，拉丁節是針對羅馬賽會而言，李維第六章42頁有朋確的記載。狄奧尼修，即使錯了，也經常會堅持到底，他誤解了大賽會的含義。除此之外，關於民族的傳統節日起源，通常的說法是，不是源於第一個塔克文王征服拉丁的時候，而是在羅馬人在雷吉爾湖戰役戰勝拉丁人的時候。法比烏斯著作中的靠後章節，流傳下來的記載表朋關於感恩節，並不是什麼特別的還願典禮，而只是每年一度的慶典，其花費與阿斯康烏斯書中的數額剛好吻合。 [2]這本書有些片段仍保留了下來，我們無從得知後來為什麼這被視為最古老的羅馬詩歌。 [3]名錄的開始部分仍存在疑惑，有可能是後續添加的，用以避免120這個年份，因為期間發生了國王出逃和羅馬大火。 [4]他們原本把三代算為一百年，也把數字2331/3算為240，就像前文提到的把國王出逃一直到羅馬大火這段期間算為120年，這也是為什麼這些精確的數據本身似乎就經過了調整。 [5]西西里的「特洛伊殖民地」，修昔底德、斯基拉克斯曾和其他人都提到過，赫卡特泰奧斯稱卡普亞是特洛伊人所創立，都需要追溯到斯特西克魯斯，以及他把義大利的土著人與特洛伊人等同。 [6]根據他的敘述，一個名叫羅美的女人，從伊利昂逃到羅馬，也有可能是她同名的女兒，和當地的王拉提諾斯結婚，並生下3個孩子，一個叫羅莫斯，一個叫洛米洛斯，另一個叫芝勒哥諾斯。芝勒哥諾斯出現在此處，是作為圖斯庫隆和普雷內斯特的建立者，眾所周知，他是奧德修斯神話中的人物。 [7]並非前人所認為的圓形寺廟仿造了古老的房層，相反，房層的構建起源於此類方形建築，後來羅馬的神學便認為這種圓形建築是受了宇宙以太陽為中心這一想法的啟發。實際上，應該只是因為圓形被認為是最方便最安全的空間模型，這便是希臘和羅馬圓形建築的依據。圓形建築和方形建築本身在希臘、義大利是比較普遍的。圓形適用於倉庫，方形適用於居住房，但是，建築和宗教的發展以及有柱子的圓形廟宇得歸功於拉丁人。 [8]諾威烏斯·普勞圖斯可能只是鑄造了盒底和盒蓋，而盒子是由更早期的一位藝術家打造的，但一定是普雷斯特人的，因為它只在普雷斯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