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盛衰原因論 · 附錄一　沙利・路易・孟德斯鳩

巴士金 孟德斯鳩是傑出的法國活動家。他是十八世紀法國早期啟蒙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在思想上準備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先驅者。在法國文學史上，孟德斯鳩也占有了一個牢固的地位。他的名作《波斯人信札》是散文藝術的光輝典範，幾乎可以同方斯華・拉伯雷不朽的諷刺性的長篇小說《卡岡都亞和龐大固埃》這樣的文學傑作並駕齊驅。孟德斯鳩在社會學方面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他雖然像所有的資產階級啟蒙學派一樣也是唯心主義歷史觀的擁護者，但是他比其他許多啟蒙學派更深刻地提出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動力的問題。孟德斯鳩曾經堅決地進行了保衛和平，主張民族合作的鬥爭。直到現在，世界各國的民主力量在爭取和平與民主的鬥爭中還經常引證他在這方面的卓越的言論。根據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決定，1955年廣泛地開展了紀念孟德斯鳩逝世兩百周年的活動。 孟德斯鳩是一個真正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在許多哲學問題上以淵博的學識著稱；他是屈指可數的歷史學、政治經濟學和法律學的專家。孟德斯鳩深刻地研究了當代的自然科學，他在這方面的著作有《論重力》、《論海水的來潮和退潮》、《論相對運動》等等。因此，把恩格斯評論文藝復興時代活動家的話放在孟德斯鳩這位有全面修養的典型思想家身上是毫不誇大的。恩格斯說：「給近代資產階級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什麼人都有，惟沒有受資產階級局限的人。」 [1] 沙利・路易・孟德斯鳩誕生在1689年1月18日，即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前的一百年。他死在1755年。孟德斯鳩的家庭出身是地方上的貴族。他的父親在波爾多附近有一筆地產；波爾多是法國西南部吉倫特省的主要城市。他的伯父是一個富有的貴族，承襲了波爾多法院院長職務。作為唯一的繼承人，孟德斯鳩後來自己也得到了這個主要從事審判活動的職位。但是他更加注意科學活動，曾經當選過波爾多科學院的院士。 孟德斯鳩雖然屬於特權等級，但他在早年就發表過對國王政權的不滿言論。這些言論部分地說明了地方貴族反對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的傳統鬥爭。孟德斯鳩的家庭一向就是王朝當局的反對派。但是沙利・孟德斯鳩懂得：不應該從僅僅熱中於地方分權的國家制度的貴族立場同專制制度進行鬥爭，而應該在當時更加先進的階級的旗幟下，即在年輕的法國資產階級的旗幟下同專制制度進行鬥爭。 十八世紀末期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的法國共有二千四百萬人口，其中僧侶和貴族這兩個特權等級的人數不過四十五萬。孟德斯鳩堅決不參加對法國人民實行血腥統治的微不足道的一小幫人的陣營，寧願站在無權的第三等級這一邊。他成了一位年輕的法國資產階級利益的早期捍衛者。 孟德斯鳩時代的法國已經有很大的手工工場企業。僅里昂一個絲織廠就有一萬三千台紡織機。在鐵製品、銅器、鏡子、花邊以及其他許多奢侈品生產方面也有相當可觀的手工工場。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急劇地發展起來了。西印度貿易公司、東印度貿易公司、東方貿易公司、北方貿易公司以及其他貿易公司都成立了，法國資產階級就通過這些貿易公司在北美、西印度、馬達加斯加以及其他國家站穩了腳跟。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壯大了，開始同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制度產生了矛盾。封建專制制度阻礙了生產和貿易的發展，窒息了自由競爭，對資產階級徵收高額的賦稅。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內閣權臣科爾伯雖然公開支持過資本主義企業，但是處處限制商人和工業家的活動。他曾經命令政府官吏「對商人嚴加管制：這些人絕對不會為公共利益奔走，他們只是追求個人的蠅頭小利」。 當時有個著名的法國工程師沃班向路易十四呈遞了一份「誠惶誠恐的」報告書，清楚地反映了法國資產階級對國王政府的賦稅政策的不滿情緒。在這份報告書中他直接指出：由於不均等的賦稅，法國全體居民中有十分之一都成了赤貧者；其餘的十分之九中，有一半人的生活非常貧困，僅可飽腹、餬口，他們連施捨乞丐的錢也沒有，有十分之三的人債務累累，只有十分之一的貴族、官僚、金融資本家和包稅人才享受到幸福美滿的生活。 資本主義經濟要最後取得勝利，不可能沒有國內市場；但是當時國內市場的進一步繁榮受到了法國廣大人民群眾低下的購買力的限制。有一個法國主教對當時農民的生活狀況是這樣描寫的，他說： 「我國農村人民的生活極端貧困，家徒四壁，沒有床鋪和桌子；大多數人的唯一食物都是稞麥粉和燕麥，甚至有半年吃不飽肚子的；為了納稅，他們不得不省吃儉用，甚至連孩子也不得溫飽。我國海島上的黑奴也比他們幸運，因為只要肯幹活，他們和家屬都能豐衣足食，但是我們全國最辛勤的農民呢，儘管勞動異常繁重，卻無餬口之資……。」 號稱自由的農民繼續向自己的領主繳納租賦，維持封建主的司法機構，捐助修橋築路的各種費用。法律規定法國農民應當把穀物送到領主的磨坊里去磨，應當在地主的麵包房裡烘烤麵包，這也是要繳一大筆使用費的。此外，法國還有一種佃農，他們從地主那裡租到土地，因此得繳出大部分的收成。 手工業者、工人、城市貧民的處境是困苦的。他們受到了年輕的資產階級和封建專制政權的雙重壓迫。 國王政府不顧法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進行了許多次的冒險戰爭，給法國經濟造成了空前的損失。著名的奧國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年）和七年戰爭（1756—1763年）所得到的戰果是，法國把自己在美洲和印度的一大片屬地讓給了英國，法國的海外貿易一落千丈。英國商品甚至在法國內地也排擠了法國商品。在路易十五時期，法國經歷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在這次危機中許多有影響的貿易公司和金融公司都破產了。資產階級公開地散布對現存社會秩序的不滿情緒。他們要求取消等級特權，降低工業稅和商業稅，改革司法工作。 孟德斯鳩主張資產階級和貴族妥協，他力圖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這些要求。他雖沒有正面號召用強力推翻腐敗透頂的封建專制制度，然而他那些卓越的著作對於後來這種制度的垮台是曾經起過推動作用的。 吉倫特省，這個孟德斯鳩度過他的幼年時代的地方，在中世紀時期，特別是在1548年和1650年，乃是人民起義的一個中心地區；這兩次起義在整個法國歷史上發生了巨大的影響。直到十八世紀吉倫特省的老百姓對這些起義都還記憶猶新。孟德斯鳩故鄉的革命傳統在他的著作中是有反映的，不過這種傳統並未得到應有的發揮。 孟德斯鳩在他的作品《波斯人信札》中之所以無情地批判專制的法國，首要原因是法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生活得很壞。孟德斯鳩痛恨統治階級的寄生生活。他聲稱：「巴黎也許是世上最重嗜欲的城市，那裡人們最考究享樂；然而這也許同時是生活最艱苦的城市。為了一個人生活得十分舒服，必須有一百人為他不停地勞動。」 [2] 孟德斯鳩的這些思想是十七世紀平民運動的口號的再現。但是他本人並沒有從自己對封建制度的批評中直接做出革命的結論。他和其他的法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者一樣，一點也不承認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決定作用。他認為只要限制一下國王的權力，按照英國的榜樣在法國建立君主立憲政體，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是孟德斯鳩這些觀點的歷史局限性並不妨礙他成為一位最早的爭取在法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思想戰士。引證他的著作的不僅有吉倫特黨人，而且也有以馬拉和羅伯斯庇爾為首的雅各賓黨人。馬拉談到《波斯人信札》中的一封信時寫道：「多麼深邃的思想……，在這裡，孟德斯鳩好像附帶規定出一些偉大的原則，這個世界的不穩固的繁榮應當建立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他闡明的真理是無知的人想不到的，也是當代的哲學家所忘記的。」 並不是所有孟德斯鳩的著作都對革命的法國發生過同樣大的影響。不過他的三部主要作品卻享有盛名，這三部著作是：《波斯人信札》（1721年）、《羅馬盛衰原因論》（1734年）和《論法的精神》（1748年）。 《波斯人信札》是用清晰的形式寫成的。在這部機智煥發的作品中，孟德斯鳩假借一個漫遊歐洲的波斯人的名義來批評法國的生活，這個波斯人雖然過慣了東方專制政體的生活方式，卻在法國看到了更加專制的制度。 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是資產階級和貴族的沙龍中的讀物，也是小書攤上的讀物，甚至在巴黎的街頭也有人在讀它。這部書是第三等級的代表們在建立新制度、破壞封建習俗和封建傳統、反對君主政體和國王個人的鬥爭中的一柄銳利的思想武器。不過孟德斯鳩本人並沒有在他的著作中力圖把自己表現為一個革命的鬥士，而是力求成為一個溫和的改革者。 孟德斯鳩的著作《羅馬盛衰原因論》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在這部書里，作者企圖根據羅馬的史實證明只有在公民得到自由和獨立的地方，在共和的風俗習慣盛行的地方，社會才能順利地發展。凡是公民沒有自由思想並且受人奴役的國家，就一定會衰落下去，最後，終於會在內外敵人的夾攻下一敗塗地。從孟德斯鳩論羅馬的著作中可以直接得出一條政治結論：如果法國人民十分熱愛自己的祖國，他們就應當徹底消滅國王的專制統治和封建的等級關係。雖然孟德斯鳩並沒有直接做出過這樣的結論，但是充滿著革命的情緒的讀者看過他的著作以後正是這樣思考的。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一書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泉源之一。 在《談談欣賞自然作品和藝術作品的經驗》一書中，孟德斯鳩分析了美學、認識論和心理學的各種問題。他承認實物世界在概念形成過程中的決定作用，他力圖證明，自然界給我們的享受比任何藝術作品都要大得多，不過他的論證是模糊的和矛盾的。由此可見，孟德斯鳩是唯心主義藝術觀的反對者。在唯心主義藝術觀看來，藝術是同物質現實界對立的一種美的觀念世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鳩存在著一切藝術家必須共同遵守的客觀的藝術規律的思想。《談談欣賞自然作品和藝術作品的經驗》是十八世紀一篇光輝的哲學著作和美學著作。 孟德斯鳩的全部科學活動和文學活動的最高成就是《論法的精神》。他在這上面花了二十年的勞動。在這部著作里，他把自己的哲學、社會學、法學、經濟學和歷史學的觀點總結成了一個體系。在這裡，孟德斯鳩用早期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精神來批評對社會及其規律性的封建宗教觀點，揭露封建等級制的君主政體，反對各種反動的王朝戰爭。 法國的啟蒙哲學對於無神論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列寧在《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一文中鮮明地指出過十八世紀老無神論者所寫的那些筆調遒勁生動，天才獨到，詼諧而公開攻擊流行僧侶主義的作品。孟德斯鳩既不是唯物主義者，也不是無神論者，但是他對天主教所作的批評，和後來發展成對一般宗教的批評，有時同霍爾巴赫最好的無神論小冊子並無軒輊。 孟德斯鳩關於國家與法的理論的言論具有重要的意義。他主張議會制度，主張資產階級式的法制。他的思想儘管有階級局限性，不徹底，也不急進，但是當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拋棄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的時候，這些思想對我們今天就有了新的積極的意義。 孟德斯鳩是大革命以前法國傑出的兒子。他從理論上概括了年輕的法國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經驗，他廣泛地鑽研了古代、中世紀和近代許多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著作，並且在這個基礎上總結了自己的思想。孟德斯鳩早在中學讀書的時代，就研究了古代的典籍。後來他的成就使他有權算作古代哲學和歷史編纂學的優秀的專家。他特別精通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有關這兩位作家的全部文獻。但是孟德斯鳩主要是一個社會學家，所以他特別注意於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同中世紀的傳統相反，他不是把亞里士多德看作「基督在自然事務中的最初代言人」，而是看作同神學完全無關的世俗思想家。他從資產階級啟蒙學派的立場批評亞里士多德，特別是駁斥亞里士多德關於奴隸制度的合理性的原理。孟德斯鳩根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人們生來都是平等的論點，證明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關於自然本身仿佛使一些人成為奴隸，而使另一些人成為自由人的根本原理是站不住腳的。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孟德斯鳩直接宣稱：亞里士多德雖然主張奴隸制度是合理的，不過他提不出任何稍微有說服力的理由。孟德斯鳩引證普盧塔克時說，事實上，曾經有一個時候社會上並沒有奴隸主和奴隸，但是在奴隸占有制時期起作用的那些自然規律在這個社會裡仍然存在。 最受孟德斯鳩賞識的羅馬社會活動家是西塞羅。他對西塞羅積極參加政治生活估價很高。 孟德斯鳩詳細地研究了培爾的各種著作，包括他的處處仇視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歷史批判辭典》在內。孟德斯鳩完全同意培爾對天主教會的信條採取懷疑的態度。他支持培爾關於規定信仰自由的要求。孟德斯鳩一方面批評培爾對基督教的指責過於激烈，並且表面上不同意他的意見，說他是一切宗教的「誣衊者」，但是他同時又公開稱培爾是一個「偉大的人」，應當受到高度的尊敬。 孟德斯鳩對霍布斯的唯物主義哲學表現了同樣大的興趣。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霍布斯關於人的自然狀態以及關於國家起源的學說上。他堅決地駁斥了霍布斯所謂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似乎是原始公社制度的特徵的原理。在一般哲學問題上孟德斯鳩大大落後於霍布斯，但是對於許多社會學問題的提法和解決卻比霍布斯高明些。 孟德斯鳩很熟悉義大利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馬基雅維里的著作。他對馬基雅維里批評教會、試圖理解歷史的客觀規律估價很高。同時孟德斯鳩根本上反對馬基雅維里主義，因為這種主義奉行支持諸侯和國王的專制政體、不講原則、不顧信義的政策。 孟德斯鳩也像所有其他的法國啟蒙學派一樣。不僅研究了哲學、社會學和歷史學，而且對藝術理論和藝術史也有熱烈的興趣。1726年，他辭去了國家的官職，開始瀏覽自己祖國的全部卓越的古代藝術作品；1728年，他啟程遊歷歐洲，以便仔細地研究英國、德國、義大利、荷蘭以及其他各國的文化。 孟德斯鳩敵視封建教權主義的文化，為了批判專制制度，他力圖徹底掌握各種科學知識，運用這些知識來揭穿這種過時的制度。就文采和機智來說，孟德斯鳩比不上伏爾泰，其次，他也和他的這位偉大的同胞不同，孟德斯鳩的保守性更大一些，妥協性更強一些；然而在學識的淵博以及批判過時的封建專制制度時所引用的論據的高度的嚴謹性和邏輯性方面，孟德斯鳩對伏爾泰是毫無遜色的。從這個意義講，我們可以把孟德斯鳩同伏爾泰放在一起，算做法國啟蒙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　　　　　*　　　　　* 按孟德斯鳩的哲學世界觀來說，他既不是唯物主義者，也不是無神論者。他是法國早期自然神論的代表之一；這種學說雖然認為上帝是宇宙的創造者，但同時又肯定上帝並不干涉自然界的事務。這些自然神論者都保衛了啟蒙運動，否定了教會對奇蹟的信仰。不少卓越的法國啟蒙運動的代表，像伏爾泰和盧梭這樣一些人，就採取了自然神論的立場。 馬克思寫道：「自然神論——至少對唯物主義者來說——不過是擺脫宗教的一種簡便易行的方法罷了。」 [3] 在孟德斯鳩看來，自然神論就是同經院哲學作鬥爭的簡便的方法，是宣傳自由思想和先進科學知識的一種手段。他在《論法的精神》中，一開頭就宣布上帝是自然界的創造者和保養者，同時堅決強調：上帝是依據客觀的、永恆的，而且不能任意改變的必然規律進行活動的。孟德斯鳩的這種表述幾乎完全符合荷蘭唯物主義哲學家斯賓諾莎的意見。斯賓諾莎在他的《倫理學》第4部分序言中寫道：「……我們稱之為上帝或自然的那個永恆而無限的實體，依照它據以存在的那個必然性進行活動……」 [4] 。 孟德斯鳩斷然反對神學關於「奇蹟」的概念，認為「奇蹟」是對事物的自然過程的破壞。他認為，即使上帝願意，它也不可能撇開世界所固有的客觀規律而統制世界。孟德斯鳩推論說，雖則自然界是上帝所創造的，但是現在上帝就是用強力也不能把它消滅掉。他說到世界的存在沒有終點，並且不僅批評認為實在物體是上帝理性的表現的神學家，而且也批評把上帝同自然界混為一談，把自然界看作上帝的體現的泛神論者。孟德斯鳩堅定不移地宣稱，世界沒有理性，並根據這點駁斥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因為在阿奎那看來，現實的物質世界中每一個對象和現象都是上帝自覺活動的結果。孟德斯鳩的上帝和大多數自然神論者的上帝一樣，很像立憲君主：他雖進行統治，但並不管理。 孟德斯鳩的自然神論同伏爾泰和盧梭的自然神論一樣，說明這一部分啟蒙學派的哲學世界觀落後於傑出的法國唯物主義代表們的世界觀。 儘管孟德斯鳩沒有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他大大地推動了對宗教的批判，特別是推動了對天主教的批判。孟德斯鳩在這方面的主要功績就是：他沒有停止在反教權主義的宣傳工作上面，這就是說，不限於批判僧侶和教會組織，更進一步企圖從根本上批判宗教世界觀。孟德斯鳩證明，宗教問題同科學是毫不相干的事情。從這裡他作出結論說，科學不應當成為宗教的婢女，因為宗教只能相信上帝和教會的信條。在這位偉大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看來，理性應當幫助人認識客觀的物質世界，使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孟德斯鳩把宗教僅僅看作管理國家的手段。他跟伏爾泰一樣，認為如果沒有上帝，也得想出一個，因為對上帝的信仰有助於資產階級制度的建立。 從孟德斯鳩的觀點看來，主要問題是宗教限制了和減輕了專制統治，改善了臣民及其統治者的道德。孟德斯鳩也有在當時一般異教徒所共有的思想：每種宗教都同一定的地理條件和社會條件相適應，因此不應當採取強迫命令的辦法去干涉人們的信教。如果我們懂得，在天主教會獨占統治的國家裡，在對一切異教徒，尤其是對無神論者實行暴力鎮壓，同時實際上繼續進行宗教裁判的國家裡，這種鼓吹信教自由、主張一切宗教平等的言論是受到禁止的，那就很容易了解孟德斯鳩論宗教的意見的進步作用。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貫串著這樣一種思想：伊斯蘭教是最適合東方國家的宗教。他認為天主教是法國和其他一些西歐國家的真正的宗教。孟德斯鳩的推論過程大致是這樣的：宗教自身不可能使人產生正確的世界觀；先進人士不要面向宗教，而要面向科學；但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不要消滅宗教，而要用資產階級的宗教來代替封建的宗教；宗教應當為第三等級服務，而不要為封建社會的兩個特權等級服務。 孟德斯鳩勇敢地駁斥宗教信條，他宣稱，最真實最神聖的信條歸根到底會產生極端惡劣的後果。孟德斯鳩特別堅決地反對宗教關於靈魂不死的學說。在他看來，相信靈魂不死會給社會造成巨大的損害，因為這種信仰使人們失掉履行公民義務的興趣。人們都只想到靈魂住到「來世」去，毫不關心他們的現實生活，也不考慮對社會制度進行改革。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第24章第14節中表示懷疑宗教所謂地獄和天堂的學說。他所注意的只是這種學說的政治意義。孟德斯鳩認為，信仰來世受懲罰，對於犯罪分子是一種抑制性的刺激物。因此，凡是宗教承認天堂和地獄的地方就可以減輕刑事立法。在占統治地位的宗教不應允正直的人來世享受天堂的幸福，也不約定作惡的和犯罪的人要受到地獄的苦難的那些國家裡，情形就不同了。孟德斯鳩認為，在後一種場合下，沒有抑制人的情慾的最嚴峻的專製法律是不行的。 在同一節中，孟德斯鳩通過對伊斯蘭教的批判批評了奧古斯丁的定命論；根據這種學說的說法，上帝早就註定了誰應當是正直的人，誰應當是作惡的人。孟德斯鳩作了一個深刻的評語說：定命論使人們消極無為，它是「靈魂懶惰」的產物。 在「論靈魂轉世」的一節中，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把靈魂不死的基督教信條同印度人關於靈魂轉世的學說作了一番比較。孟德斯鳩對待基督教的宗教信條和印度人的宗教信條，本質上都是毫無區別的。這兩種宗教的信條都沒有經過理性法庭的任何批判。在回答兩種信條中哪一種對國家比較有利的問題時，他得出結論說，印度人的觀點有許多勝過基督教的地方。 孟德斯鳩不承認宗教世界觀是客觀真理，他作出結論說，在宗教問題上絕對不準許強迫命令的作風。他教導說，人類的法律以理智為基礎，所以法律在邏輯上應當是可靠的，並且帶有強制性。宗教制定的法律就不一樣。那些法律不是以理性為根據，而是以心靈為根據，因此它們只起訓誡和勸告的作用。 孟德斯鳩同主張宗教和道德不能並存的法國唯物主義者不同，他承認宗教在社會發展中的道德意義。但是他在這個問題上有一點保留：並不是任何宗教都會產生道德。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肯定地認為，宗教信條甚至能夠鼓勵像淫蕩這樣的不道德行為。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第24章第12節要求基督徒的苦行同勞動的思想結合起來，而反對同怠惰的思想相結合。他得出一個深刻的結論：基督教宣布彼岸生活比塵世生活重要，這就等於否定任何勞動活動的意義，這種活動即所謂純粹的世俗關係。在「節日」一節中，孟德斯鳩公開地抗議教會節日的層出不窮，這種情況是天主教和其他宗教的特色。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針對著宗教要求停止工作的命令，指出宗教應當考慮人們的需要，而不要替它所尊敬的存在物講排場。孟德斯鳩在引證古代雅典的歷史經驗的時候斷言，雅典宗教節日的數目太多，妨礙了雅典人民妥善地處理自己的政治事務。在孟德斯鳩看來，甚至各個基督教國家星期天的休假也不應當妨礙緊張的農業勞動。 孟德斯鳩很注意宗教的起源問題。他和一切資產階級啟蒙運動者一樣根據唯心主義的歷史觀斷言說，宗教的產生歸根到底是由於立法者的活動的影響，宗教直接依賴於這種或那種政治制度。孟德斯鳩深信，天主教最適合於君主政體，新教最適合於共和政體。至於伊斯蘭教，他認為那是專制政體的直接結果。孟德斯鳩根據這點推論說，教會沒有權利覬覦世俗政權。如果宗教不違犯國家法律，不妨礙公民履行自己的社會義務，一切宗教都可以容許存在。每一個人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有權否定任何宗教信條，國家政權不應當因為人們的世界觀而懲罰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孟德斯鳩表現出他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先驅，是要求信教自由的啟蒙運動者。 孟德斯鳩在「宗教自由」一節中申明說，他不是以神學家的身份，而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要求信教自由。孟德斯鳩不願意同天主教徹底破裂，甚至情願承認原則上的優先地位是屬於天主教的。但是他又常常強調：即使天主教是「真正的宗教」，也不應當用火和劍來鞏固它。孟德斯鳩教導說，強迫命令和暴力威脅最後只會造成損失，絕不會使任何人信服什麼。他在《波斯人信札》中寫道：狂信的波斯伊斯蘭教徒對拜火教徒進行迫害，使他們不得不成群結隊地離開波斯，結果波斯國喪失了許多熱愛勞動的農民。由此可見，宗教狂信使國家受到了巨大的損害。孟德斯鳩敘述說：波斯王手下的某些大臣企圖強迫波斯境內所有的亞美尼亞人或者信奉伊斯蘭教，或者離開波斯。如果這個野蠻的決定被接受了，那麼按照《波斯人信札》作者的意見，波斯的偉大就會被斷送。 天主教徒的狂信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它使得某些天主教國家把許多最富於進取精神和最有勞動能力的公民驅逐出境。孟德斯鳩暗示說，某些信奉路德主義的國家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們收容了從宗教裁判的魔掌下逃脫出來的那些流亡分子。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談論這些國家的獨立精神和自由精神的。 在《論法的精神》第25章中，孟德斯鳩憤怒地譴責宗教法庭在里斯本燒死一個不信基督的十八歲的姑娘。孟德斯鳩向宗教法庭的法官們聲稱，你們生活的世紀是啟蒙運動和先進哲學的光芒已經照亮了人們的心智的世紀。你們死抱著陳腐醜惡的偏見，這只能說明你們野蠻殘暴，愚昧無知，毫無道德。宗教法庭力圖拿死刑強迫人們接受天主教，這只是證明它的軟弱無力。孟德斯鳩英勇地宣告，宗教法庭的活動使歐洲蒙受了恥辱。 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鳩反對教會幹涉家庭和婚姻問題的專門議論。他論證說，基督教一方面談論婚姻的神聖性，另一方面又把獨身生活標榜為至高無上的美德，因此它就抬舉了天主教神甫和僧侶那些偽善的潔白君子。於是，教會視為神聖的不幸的婚姻數目不斷增加，兒童出生率不斷下降，形成著一大幫一大幫把獨身生活當作謀生之道的集團。 孟德斯鳩通過伊斯蘭教徒的口批評了基督教徒，他說： 「我覺得他們的神學博士，顯然自相矛盾：他們說婚姻是神聖的，而與此相對立的獨身，更其神聖，且不說按照教條和教則，好的事情必定是絕對地好。」 「故意實行獨身生活的人，為數奇多。往昔父親們將子女從搖籃時代起就斷送於獨身生活；今天，子女們自己從十四歲起，獻身此道；其結果幾乎一樣。」 「這禁慾的職業，摧殘了許多人，即使瘟疫和最慘烈的戰爭，也從來不至於如此。」 [5] 孟德斯鳩把不容許有獨身的僧侶的新教同天主教對立起來，他斷言，在這個意義上，同天主教徒比較起來，新教給予新教徒一個極大的優點。孟德斯鳩不像伏爾泰那樣對待盛行於法國的天主教教會，他沒有提出像「消滅敗類」之類的口號，但是他同樣令人信服地論證了梵蒂岡崩潰的歷史必然性。不過作為一個批判一切宗教迷信的真正的啟蒙運動者，孟德斯鳩絕對沒有奉承新教。他認為，新教徒們可以順利地進行貿易，發展手工業，然而他們的教義也同天主教一樣地違反科學和啟蒙的利益。 孟德斯鳩把宗教留給「心靈」，留給「道德」，使它同科學對立起來，並且認為科學是正確認識世界的強大工具。他像機械唯物主義者霍布斯一樣，把按照機械規律運動著的物質宣布為真正科學的對象。孟德斯鳩有時也說運動是變化，但是他所謂的變化永遠是逐漸地、沒有飛躍地、永遠是在某種質的範圍內發生的。 孟德斯鳩寫道：「……世界絕不是萬古長存的，就連天體本身，亦非永遠不壞。天體變化，天文學家是目睹的證人；而這些變化，是宇宙中物質運動之極自然的結果。」 「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樣，受運動規律支配……『自然』的作用，總是很緩慢的，並且可以說是很節約的。『自然』的動作從不是暴烈的；甚至在生產方面，『自然』要求節制；它總是按照規矩和分寸行事的；人如強迫『自然』，使它加速進行，它不久就會落入衰弱不振的境地；它用全部剩餘的力量保全自己，同時完全喪失了它的生產機能和生殖力量。」 [6] 孟德斯鳩認為科學的基本任務在於研究物質現實界的客觀因果聯繫。他承認經驗的巨大作用，同時也證明了，沒有理性，沒有對感性知識的理性改造，就不可能認識現實界。他批評經院哲學家，責備他們主要有兩個基本缺點：輕視經驗和輕視健全的思想。 談到當代詩人的時候，孟德斯鳩用諷刺的口吻稱呼他們，說他們的職業在於阻礙健全的思想，以及用各式各樣的裝飾來壓制理性，就像當年人們將婦女掩埋在各式各樣的濃妝重飾之下一樣。 孟德斯鳩特別堅決地反對把神學也叫做科學。任何學者都清楚地了解他所研究的對象。神學家研究上帝，但對上帝毫無所知，他所研究的不過是強加在上帝身上的人類自己固有的特性罷了。 孟德斯鳩寫道：「最明達的哲人，關於上帝的性質加以思考之後，說上帝是至高無上地完善；但是他們極度濫用了這一意念，因為他們列舉人間一切可能的和意想得到的完善之點，加在『神』這個觀念上，卻沒有想到這些特點，常常互相牴觸，並且它們不能存在於同一對象上而不互相破壞。」 [7] 從這裡顯然可以得出一條結論：科學不可能也不應該研究任何「超自然的東西」；所謂認識只是客觀上存在著的物質世界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 但是孟德斯鳩不可能把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徹底加以發揮。他同洛克一樣認為認識有兩種來源，一種來自外部世界，一種來自人的內心活動。在他的著作《談談欣賞自然作品和藝術作品的經驗》中，孟德斯鳩的基本思想是心靈有雙重的能力：既可以反映在人以外存在的對象，又可以反映僅僅在人類「大我」本身中存在的觀念。孟德斯鳩不懂得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這就是說，他不懂得：自然界、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意識是存在的反映；因此人的精神活動沒有兩個來源，而只有一個 來源，即物質的來源。 孟德斯鳩有時也對宗教表示尊敬，還提出精神活動的第三種來源是上帝的說法。他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附和著傳統的經院哲學的意見，硬說上帝經常通過宗教戒令使人們想到自己。作者的進步性就在於，他並不認為必須論證這種思想，他自己實際上就不承認這種思想，因為他證明了宗教信條是以地理環境和政治制度為轉移的。一般哲學觀點上的不徹底性不只是孟德斯鳩的特色，就連盧梭和伏爾泰那樣的啟蒙巨匠一方面批判宗教和經院哲學，另一方面又有一套反動的計劃，妄圖建立精巧的新式宗教，即伏爾泰所謂的理性宗教和盧梭所謂的情感宗教。這樣看來，孟德斯鳩甚至有一定的高明之處：他同伏爾泰和盧梭不同，絕對沒有討論過「真正宗教」的問題。孟德斯鳩的主要意圖是證明當時兩大宗教即以天主教為首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是虛妄的。同時在批判宗教的時候，他的基本路線不是同神甫們進行鬥爭，而是對這兩種神學本身進行批判。 同盧梭一樣，孟德斯鳩只是附帶地探討了認識論問題。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社會學問題上面。他首先是作為一個傑出的社會學家載入史冊的。在這方面，孟德斯鳩同法國唯物主義的典型代表——拉美特利、霍爾巴赫、愛爾維修和狄德羅——有很大的差別；法國唯物主義者在分析認識論方面揭開了新的一頁。 *　　　　　*　　　　　*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孟德斯鳩力圖從世俗的觀點來看社會。他堅決地駁斥了奧古斯丁認為歷史是兩種原則的鬥爭即世俗的原則和宗教的原則的鬥爭的看法。孟德斯鳩同樣堅決地反對托馬斯・阿奎那從「神的意志」中引申出國王的權力，反對他硬說社會生活歸根到底由「神的法律」來決定。孟德斯鳩本著自然神論的精神承認上帝是萬物的第一推動力，但是認為在社會現象中去尋找神的定命是毫無根據的。因此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注重現實的關係，根據許許多多的歷史事實對社會進行分析。 孟德斯鳩比十八世紀先進社會思想的其他代表高明的地方，是他具有博大的歷史眼光。他的《羅馬盛衰原因論》和《論法的精神》包含著有關民事史、國家和法的歷史、生活方式和家庭關係史等方面的豐富知識。 社會學家孟德斯鳩的主要功績之一是他對經濟問題的專門研究。孟德斯鳩保衛重商主義的某些原理。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種經濟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一次理論分析。像重商主義者一樣，孟德斯鳩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商業問題上，放在流通問題上，而不是放在生產問題上。在孟德斯鳩看來，資本主義的利潤不是從剝削無產階級得來的，而是由於商品的出售價格較高。因此孟德斯鳩很重視對外貿易的飛躍發展和對外貿易的順差。孟德斯鳩發揮了關於商業的決定作用的原理，並且根據這種原理得出了一條結論說：如果法國賣出的商品比買進的商品多，它就會變成一個最富庶的資本主義國家。孟德斯鳩在研究了羅馬帝國的歷史以後得出結論說，過去強大的羅馬衰亡的最悲慘的結果就是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破壞。在貿易中只看到掠奪的對象的野蠻人，這使人類遠遠落後了。孟德斯鳩同樣完全從商業利益的觀點出發來考察美洲的發現，因此他批評西班牙人，說他們把新大陸只看作是侵占的對象。他提出這樣一個論點：攫取殖民地的目的不應當是為了得到這些或那些政治特權，攫取殖民地主要是為了擴大貿易。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論法的精神》中專門討論了貨幣問題的第22章。在這一章中貨幣被確定為一種表示一切商品的價格的符號。孟德斯鳩企圖在貨幣問題上超過重商主義的觀點。他是所謂貨幣數量說的創始人之一，由這種理論看來，貨幣價值的大小決定於它們在流通領域內的數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批判貨幣數量說的時候寫道，這種理論是根據一個荒謬的前提的，這個前提是：「在加入流通過程之際，商品是沒有價格，貨幣也沒有價值；然後在流通過程之內，商品總和一個整除的部分，會與貴金屬總和一個整除的部分相交換。」 [8] 孟德斯鳩的貨幣數量說雖然犯了許多錯誤，但是比重商主義者把黃金看作財富的唯一體現者的傳統觀點是有一定的進步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鳩試圖闡明貨幣流通的歷史。他特別指出，古代雅典人並沒有使用金屬貨幣，他們當作貨幣的是公牛，而羅馬人則用綿羊作貨幣。孟德斯鳩認為文明化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不斷地增加黃金和白銀的數量。因此他讚揚英國的貿易精神，並且指出，英國的全部政策最後是由它的對外貿易的利益決定的。孟德斯鳩說過，英國人比其他民族更加會做生意，它因此獲得了大量的財富。 孟德斯鳩在鼓吹對外貿易的作用的時候，認為這種貿易是聯繫各個民族的最強大的因素。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宣稱，貿易往來自然而然使人們嚮往和平，因為兩個民族互相進行貿易就會產生相互的依賴性、共同的利害關係和友誼。 孟德斯鳩像其他所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一樣把商品貨幣關係奉為神聖，並且進而得出一個錯誤的論斷：「要是有錢人不揮霍的話，窮人便要餓死。」 [9] 孟德斯鳩就用這種道理替統治階級的寄生生活辯護。馬克思認為，這種觀點不僅說明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同時還說明他接受了中世紀貴族的觀點的影響。 在承認商業作用的同時，孟德斯鳩也非常重視工業的發展。他對許多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技術發明都有興趣。他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專門寫了一章來論述獎勵工業的方式。他建議把獎金髮給有出色的勞動成績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孟德斯鳩認為這些措施適合於任何國家。 通過對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和工業家的收入的比較，孟德斯鳩力圖證明工業有一些特殊的優點。他寫道：「你必須十分注意工業的收入能有多大。一筆資金每年只能給它的主人產生原數二十分之一的利息；可是，用一個比斯多爾的顏色，畫家畫一幅圖畫，可以值五十比斯多爾。金銀首飾匠、毛織工匠、絲織工匠以及各種各類的手工藝匠人，可以說情況都與此相同。」 [10] 但是，為了表示尊敬重商主義，孟德斯鳩錯誤地認定商業比工業重要。 不論孟德斯鳩的經濟學觀點多麼褊狹，這些觀點畢竟打擊了封建的閉關自守思想，它們的目的在於發展工商業。 在他的社會學著作中，孟德斯鳩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法律學問題上。他的著作《論法的精神》是獨具一格的法學百科全書。在這本書里，孟德斯鳩表現出啟蒙學派的特徵，即相信進步法制的萬能。愛爾維修當時曾寫道：「法律創造一切。」 [11] 像愛爾維修及其他資產階級啟蒙學派領袖一樣，孟德斯鳩充滿了對法律的迷信。他錯誤地認為經濟基礎依賴於國家制度。但是那種以為理想的法律能夠改變整個歷史進程的思想，在十八世紀則是十分進步的，它具有反封建的意義。當時的情況是要廢除封建的國家和法律，而代之以資產階級的國家和法律。 為了論證年輕的法國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孟德斯鳩認為必須全面地考察國家制度的各種形式，說明各種立法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歷史。在這方面，他的《論法的精神》一書在十七、十八世紀的全部文獻中是無可倫比的。 孟德斯鳩跟霍布斯不同，霍布斯主要是根據不顧歷史事實的邏輯前提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學說的，孟德斯鳩則企圖走另一條比較正確的道路：他力求根據那些歷史事實作出理論性的結論和概括。儘管孟德斯鳩的概括往往總不正確，但是希望從本質上分析法律問題，研究過去的和現在的事實真相，而不是根據抽象的理論家的空洞綱領研究應該是什麼，這樣一種意圖本身，就揭開了先進社會學思想發展史上新的一頁。 孟德斯鳩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很快就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認，他的思想成了進步的資產階級反對中世紀宗教社會理論和國家理論的鬥爭的一面旗幟。 孟德斯鳩在他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著作中提出了哪些一般理論問題呢？ 首先使他感到興趣的問題是：人類社會是不是上帝所創造的，歷史是不是一團混亂的、偶然的個別事件，換句話說，人類社會中有沒有既不以上帝為轉移，也不以人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的作用。 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的主要功績就在於肯定了社會生活是一個有規律的過程，同時社會規律不是從外部強迫社會接受的，而是作為許多個別社會現象的內在本質存在於社會自身中。 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孟德斯鳩深刻地闡明了作為事物本性固有的必然關係的規律的客觀基礎。但是，同其他的啟蒙運動者一樣，孟德斯鳩也認為社會規律是立法者任意活動的產物。他把作為法律學範疇的法規同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識為轉移的社會規律混為一談。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主觀唯心主義的、唯意志論的關於規律的說法。比方在《論法的精神》第1章第3節中，孟德斯鳩就斷言：法規是支配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人類理性的，而政治法規和民事法規則應該只是適合這種人類理性的個別情況的。在《論法的精神》第19章第19節中，對規律的主觀主義解釋表現得更加突出。在那裡，孟德斯鳩把規律說成是經過立法者詳細制定的特殊的規章制度。在《波斯人信札》中，他認為社會上的一切災禍的原因是：「大半的立法者，均系見解狹窄的人，由於偶然的原因，他們位居眾人之上，他們所參考的，只是他們的成見和幻想。」 [12] 由此可見，雖然孟德斯鳩提出了社會的客觀規律問題，但是他同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者一樣，不能始終一貫地堅持自己的立場。社會規律在他看來時而是客觀的，時而是主觀的，並且一到考察具體事件的時候，主觀主義是照例壓倒客觀主義的。 孟德斯鳩在強調社會發展若干根本規律的客觀性的時候，實質上是把這些規律看作經常在社會中起作用的自然規律。他是社會發展的地理論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也就是說，在他看來，地理環境是產生和存在不同形式的國家政權和法制的根本原因。 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以「人怎樣因氣候的差異而不同」為題的一節專論中，孟德斯鳩企圖根據一些事例來證明：「人民的精神」是許多自然因素所派生的，因之任何明智的立法者的活動歸根到底是和周圍的自然環境一致的。孟德斯鳩說，炎熱國家的人民，就像老頭子一樣怯懦；寒冷國家的人民，則像青年人一樣勇敢。在寒帶的氣候里，人們比較堅強些，有道德些，沉著些。熱帶各國的那些民族都偏重感性；他們追求盡情的享受。在熱帶的氣候里，人體覺得受到壓抑，從而產生一種沮喪的心理。因此南方人對一切都漠不關心，他們沒有好奇心，既不能做出怎樣高尚的舉動，也不會有什麼寬大的胸懷。他的一切性情都具有消極的性質。南方的居民寧願忍受懲罰，而不能強制自己從事心靈的活動，同時在他們看來，奴隸制度比自治所必需的心智的勤勞更加方便些。孟德斯鳩深信，氣候溫和的各國情形是根本不同的。孟德斯鳩千方百計地把英國君主政體理想化，他根據不列顛群島的氣候來說明它有許多優點。 但是孟德斯鳩的觀點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學者的所謂「理論」截然是兩回事；這些社會學者根據種族主義的精神硬說生活在南方各國的民族似乎沒有能力發展文化。 孟德斯鳩絕沒有想證明一些民族比另一些民族優越。他引證氣候在人類成長過程中的決定作用只是想要證明歷史進程並不依賴於上帝的意志，而是依賴於純粹自然的原因，因此不是宗教而是科學才可能揭示社會生活的規律性。所以，不應當把孟德斯鳩的地理理論同帝國主義時代反動的地理說混為一談。 但是，不能不指出孟德斯鳩關於氣候是決定社會發展的原因的論斷是根本錯誤的。事實上，氣候、土壤、地形，總之，一切屬於地理環境的東西雖然也是社會物質生活的必要條件，雖然也影響到社會的生活，卻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要知道，在相同的氣候條件下可以存在著極不相同的社會形式和政治形式。地理環境的發展比社會生活的發展慢得多。我們知道，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事實上是帝國主義強盜們的半殖民地，而現在人民民主的中國則永遠擺脫了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氣候條件相同，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同國民黨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則是根本對立的。氣候沒有變化，然而取得勝利的人民革命使中國變成了一個人民民主的國家。通過具有革命意義的土地改革以及大工業和銀行的國有化，中國的經濟發生了根本變化。 由此可見，事實顯然說明孟德斯鳩的地理說是錯誤的。然而甚至從錯誤地引證地理環境中，孟德斯鳩力圖作出在當時是進步的結論。例如他肯定說，在許多國家裡，共和制度是必然的產物，因此誰也沒有權利懷疑共和制度的合法性。 孟德斯鳩幾乎對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充滿著人道主義的感情，他的這些值得贊同的言論今天還嚴重地打擊著企圖玷污一切民族的現代資產階級種族主義社會學者的言行。 孟德斯鳩把地理環境當作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他企圖回答人類社會的產生和國家起源的各種具體原因的問題。在這裡，他完全根據自然權利理論的精神（荷蘭的格勞修斯和斯賓諾莎，英國的霍布斯和洛克）證明，人們最初生活在沒有國家的自然狀態中，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才出現了組織國家政權的必要性。孟德斯鳩是這樣一派自然權利的擁護者之一，他不像霍布斯那樣認為過著原始生活的人群是普遍敵對的和互相屠殺的，在他看來，原始生活是一種友好和和平的狀態。把原始人理想化對孟德斯鳩說來是批評當代封建文化的一種形式。 孟德斯鳩證明說，原始人群沒有互相攻奪的必要。相反，他們同和平共處是休戚相關的。他們也不可能產生統治另一群人的願望，因為這種願望是由比較複雜的社會關係所引起的。因此，孟德斯鳩斷定，要和平不要戰爭，這就是人類的第一條自然規律。孟德斯鳩的這個論斷打中了主張發動帝國主義戰爭，硬說戰爭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屬性的現代思想家們的要害。 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宣稱，求食的意願是人的第二條自然規律。唯心主義的社會觀點使孟德斯鳩不可能根據這個原理得出物質財富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發展的正確的結論。他只是把生產看作影響社會生活的許多因素之一。孟德斯鳩認為，人們的經濟活動是人體的生理現象所派生的。這就是說，他用生物學的觀點 來說明社會過程。孟德斯鳩斷言，產生社會的原因之一是每一個動物機體都有一種純粹的生物本能和同種動物的接近。他把這種本能叫做人的第三條自然規律。 孟德斯鳩用社會契約論的精神從第三條自然規律中引申出第四條規律，這條規律就是：人認識到必須建立社會和國家。他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議論說，希望過社會生活是由於人們能夠理智地進行思考和作出決定。 孟德斯鳩關於在原始社會中沒有私有制的天才猜測具有特別巨大的吸引力。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孟德斯鳩宣稱：人們放棄了自然的獨立性，在國家法的控制下生活，然後他們放棄了自然的財產公有制，在民事法的控制下生活。由此可見，他認為私有制是在歷史發展的後期產生的。不過孟德斯鳩是一個資產階級思想家和唯心主義者，他從這個事實中做出了錯誤的結論。在他看來，私有制似乎是社會契約的產物，這就是說，是以法律規範為轉移的。在他看來，似乎私有制是文明的最高表現。孟德斯鳩力圖證明，即使承認公有財產比私有財產先進，任何人也沒有權利剝奪個人的財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他宣稱，如果國家政權想要在私有土地上建造公共房屋或者修築新路，在這種情況下，他也一定要充分考慮到私有者的利益，並且賠償業主的損失。 大家知道，孟德斯鳩崇拜私有財產權並不是特殊的情況。這種崇拜是革命以前那個時期大多數法國啟蒙運動者所共有的。 孟德斯鳩認為國家政權和私有制是社會「正常」生活的必要條件。他規定國家政權有三種基本形式。按照他的意見，這些形式都能在某種程度上實現有益的社會職能。這三種形式是：共和制度、君主制度和專制制度。孟德斯鳩所理解的共和制度是指最高權力全部或部分操在人民手中的一種政體。他把君主制度說成是通過固定的法律來實現的寡頭政權。至於專制制度，它是完全由一個人專橫獨斷、藐視任何法律的一種國家制度。 孟德斯鳩教導說，每一種國家制度都取決於一定的客觀原因，如氣候、土壤、領土的大小等等。孟德斯鳩就是用這些論點來駁斥基督教所謂一切權力都來自上帝的著名論斷。他論證說，一種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種政治制度在原則上是可能的。 孟德斯鳩關於共和國的合理性並不比君主政體差的思想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雖然他本人同情開明的君主政體，但是他在世界通史中發現許多事實證明共和制度比君主制度有一定的優越性。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駁斥了那些不重視共和政體的封建的歷史編纂學者。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不僅以古希臘、古羅馬或迦太基的歷史為根據，並且指出，無論在義大利、西班牙或者德意志的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都存在過共和政體。他把古希臘史看作是希臘居民逐漸擺脫君主制政權而獲得解放的歷史。孟德斯鳩總結說，只有在共和國中，希臘人民才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大大地發展了經濟和文化事業。 雖然孟德斯鳩反對通過革命來推翻法國的君主制度，但是他畢竟不能不承認革命鬥爭在古代世界中的作用。他不得不斷定，古代的共和制度是通過同君主政體的擁護者進行無情鬥爭的道路才實現的。 雖然孟德斯鳩本人並沒有把這些原理推廣運用於法國，甚至主張同國王政權妥協，但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活動家卻用另一種眼光對待他的言論。他們引證孟德斯鳩的著作論證法國必須建立共和制度。 在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中包含著關於共和制度在經濟上的優越性的卓越思想。孟德斯鳩公開宣稱，公民平等促進居民的福利，而專制政體卻使受壓迫的人民大眾貧窮困苦。在共和國中，國家的財富引起人口的增長。孟德斯鳩寫道： 「政府溫和，可以非常有效地幫助人口蕃衍，所有的共和國，即為經常的例證。其中尤其是瑞士與荷蘭，如果從它們的土地性質考慮，可以說都屬於歐洲最壞的地區，但是人口最為旺盛。」 「最吸引外國人的，莫過於自由與富裕；富裕永遠隨自由而來；自由本身，為人所追求，而我們則為需要所引導到那些富裕的國度中去。」 「在這樣的地方，人口可以倍增。在這裡，物產豐富，足供孩子們的需要，同時毫不減少對父親們的供應。」 「從公民間的平等，通常可以產生財產的平等，並且將富庶和生命帶到政治機體的各部分，從而散播到全國。」 「在那些屈服於專制政權之下的國家，情形就和這不同。那裡君主、廷臣以及若干個別人士，占有全部財富，同時別的人卻全體呻吟在極度貧困中。」 「假若有人，生活並不舒適，而且自己覺得他生了兒女一定會比他更貧苦，他就不結婚了；或則他雖結婚，卻怕有為數過多的兒女，他們可能把他的財產整個打亂，他們的生活處境，可能比他們父親更為下降。」 [13] 孟德斯鳩的這些話打中了現代馬爾薩斯主義者的要害，那些人硬說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裡，勞動人民的貧困是由於他們繁殖過度引起的。孟德斯鳩早已懂得貧窮的原因根本不在這裡。他弄不明白的只是這樣一點，即無論在封建制度下或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廣大勞動群眾都不可能得到幸福。 孟德斯鳩反對法國專制制度的思想鬥爭具有很大的意義。他在《波斯人信札》中發揮了一種思想：法國國王的那種殘害人民群眾的利益的反動政權，卻勝過東方的蘇丹和巴迪沙赫的暴政。孟德斯鳩深信，如果波斯人絕對服從他們的君主，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經過思索。法國人甚至使自己的思想也服從於國王政權。他們自覺地替專制者服務，這就是說，他們是國王的死心塌地的奴僕。但是，按照孟德斯鳩的意見，人民群眾對待自己的君主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無論「好」君主和「壞」君主同樣都是第三等級所不需要的。「即使有十個國王，一個接一個，先後互相殺死，人民只知道他們的名字，所以對於他們生死，並不感覺任何區別，就像先後統治過人民的只是一些鬼魂。」 [14] 孟德斯鳩在《波斯人信札》中議論說，法國國王是歐洲最強大的君主。他並不同西班牙國王一樣擁有金礦，但是他比其他所有的國王更加富裕得多。因為他喪盡天良地剝削自己的臣民，進行掠奪其他民族的非正義戰爭，採取欺騙性的財政措施。他諷刺地寫道，法國國王用同樣的天才治理他的家庭和國家。他賞賜那些替法國服務的人，也賞賜那些最會向他拍馬奉承的人，不過他認為後者比前者還要好些。 如果說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援引古代和當代的具體歷史事實並特例批評專制制度，那麼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他就力求從理論上揭露專制制度是腐敗透頂的惡劣的制度，至於某個專制君主的個人品質的好壞則是不關重要的。他宣稱，所有的專制國家都無所謂法律。這些國家同樣也無所謂保障法律的制度。至高無上的君主總是把政權轉託給阿諛者和壞蛋，這些人所想的不是祖國的幸福，而是個人如何發財致富。至於專制君主本人，則習慣於阿諛、奉承和愚昧無知，以致喪失一切高尚的品質，變成一個卑鄙無恥的、為獸慾所推動的人。孟德斯鳩宣稱，在專制國家中，人的五官經常告訴他說，他就是一切，而其他的人則是微不足道的，在這種情形下，人自然會好吃懶做和愚昧無知。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證明說，專制制度是一種恐怖的制度，它所奉行的唯一政策就是對公民進行威脅。因此孟德斯鳩得出結論說專制制度是不鞏固的。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第5章第13節中拿專制政體同路易斯安納的野蠻人的習慣相提並論。路易斯安納的野蠻人想從樹上摘下果子，竟把樹幹連根砍倒。專制政體的行為正好比自己砍倒支持它的統治的樹幹一樣。 孟德斯鳩把君主立憲制度或共和制度同封建專制制度對立起來。他像洛克一樣發揮一種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妥協理論。孟德斯鳩深信，如果君主不干涉司法事務，立法機關只頒布法律，不管理國家，那麼封建社會的一切主要等級都會滿意，特別是資產階級就不再是貴族的敵人了。和洛克一樣，孟德斯鳩在這個問題上的理想是英國1688年的所謂光榮革命，這次革命的基礎是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政權之間的階級妥協。孟德斯鳩幻想在法國實行同樣的妥協。 孟德斯鳩企圖從原則上劃分君主制度和專制制度，這也是一種保守的和妥協的看法。孟德斯鳩堅信，共和國中盛行的原則是德行，君主政體的原則是榮譽，而專制制度的特殊原則就是恐怖。馬克思在《德法年鑑》的一篇通訊中尖銳地批評了孟德斯鳩的這種論法。馬克思寫道：「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 ；而孟德斯鳩認為君主政體的原則是榮譽，他完全錯了。他竭力在君主政體、專制制度和暴政三者之間找區別，力圖逃出困境；但是這一切都是同一個概念的不同說法，它們至多只能指出在同一原則下習慣上有所不同罷了。哪裡君主制的原則占優勢，哪裡的人就占少數；哪裡君主制的原則是天經地義的，哪裡就根本沒有人了。」 [15] 孟德斯鳩保衛君主制原則的時候和盧梭不同，他是從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出發的。他自己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就公開寫道，如果沒有少數特權分子，沒有富商和大企業主，沒有世襲貴族，就無法設想君主政體的存在。但是，即使孟德斯鳩有許多階級局限性，在這個問題上畢竟比現代資產階級思想家高出萬萬倍。他主張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並且要求君主政權以應有的尊敬對待人民。孟德斯鳩斷言，只要國家的重要職位被不受人民尊敬的大臣們所竊占，只要卑鄙的小人認為向國王效忠高於向自己的祖國效忠，君主制的原則就會瓦解。君主制度應當保證每個公民都享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自由。君主沒有權利使自己的臣民受到侮辱，沒有權利破壞法律。如果君主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上，他就要變成暴君。 孟德斯鳩在敘述對政治自由問題的各種不同觀點的時候指出，有些人所理解的自由，是指可以推翻他們曾授以暴政的那個人和有權選舉他們應該服從的那些人。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活動家們從孟德斯鳩的這些話里找到了推翻法國國王的暴政的思想基礎。 孟德斯鳩的國家學說是同他關於戰爭的學說密切相關的。在這裡，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的主要功績就在於他認為戰爭是一種社會現象。雖然孟德斯鳩喜歡用生物學的觀點說明歷史，但是他同那些認為戰爭是一種「自然規律」的社會學者不同。在這方面，孟德斯鳩無疑要比霍布斯強。在孟德斯鳩看來，只是在有了國家的存在以後才產生了戰爭。戰爭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國家想征服另一些國家。在孟德斯鳩的著作中包含著這樣一種合理的思想，即戰爭的性質取決於各個交戰國家存在著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他特別有力地揭露專制國家的侵略性，並且強調指出，敵視本國人民的專制者不可能用人道主義的精神對待別國的人民。 孟德斯鳩生活和活動的年代正是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彼此進行連綿不斷的戰爭的年代，這些戰爭帶來了災害，而首當其衝的則是廣大的人民群眾。由於非正義的封建戰爭，熱中於國際貿易，亟亟於尋求自己商品的國外銷售市場的資產階級也受到了損失。所以，孟德斯鳩堅決地進行了保衛和平和爭取民族合作的鬥爭。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詳細地說明了各種戰爭的具體原因，並且表示出對那樣一些戰爭的憤慨情緒：這些戰爭的目的在於掠奪別國的財富，霸占他人的領土，奴役被征服的民族等等。有時，君主們由於個人的爭吵而開啟戰端。孟德斯鳩憤怒地宣稱：如果這樣，這些君主就應當處以死刑。他寫道：「只有兩類戰爭是正義的戰爭：一類是為了抗拒敵人的侵襲而進行的戰爭；另一類，為了援救被侵襲的同盟者。」 [16] 孟德斯鳩詳細地談到戰勝者對戰敗者的態度。他公開地宣稱，凡是殺害戰敗者或者把他們變為奴隸的人，自己最後也會落得一個失敗的下場。孟德斯鳩根據歷史經驗指出，由於法國人粗暴地對待婦女，曾經幾次被趕出義大利。他寫道，被傲慢的勝利者所壓迫的人民，不可能忍受他們恣意放縱和暴虐無恥的行為，不可能忍受他們的無窮的侮辱。孟德斯鳩證明了人民群眾憎恨干涉者的愛國主義感情是一支能夠創造奇蹟的偉大力量。他具有關於愛好和平的「穴居者」的原始民族的有趣空想，這種民族儘管沒有軍事經驗，卻善於沉重地打擊侵犯他們的掠奪者。「穴居者」的力量在於熱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在於保衛自己的祖國和妻室不受殘暴的敵人的侵害的堅強決心。孟德斯鳩把「穴居者」同掠奪者的戰爭稱做善良和非正義之間的戰爭。 由此可見，孟德斯鳩在保衛和平思想的時候，絕沒有站到和平主義的道路上。這位偉大的法國啟蒙運動者教導說，捍衛自己的自由和獨立的人民應當受到高度的讚揚。 孟德斯鳩在自己的許多著作中非常重視軍事技術問題。他稱讚火藥的發現，認為這是使人不受強盜們攻擊的有力的防衛工具；同時他也指出，火藥的使用本身也包藏著嚴重的危險。在發明火藥以後，就不再有非正義和暴力攻克不下的防身洞了。因此必須設法不讓火藥落在罪犯手裡。孟德斯鳩問道，如果人們發明出更加殘酷的殺人工具，結果會怎樣呢？這樣的發明不會給人們造成不可彌補的災難嗎？他立刻聲明說：「不然。這樣萬惡的發明一朝出現，它將迅速遭受人權的禁止，由於全國一致同意，這發明將被埋葬。」 [17] 這位十八世紀先進的法國思想家的這個聲明在我們今天具有特別的意義。以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進行著爭取普遍裁減軍備和禁止原子武器的鬥爭。資本主義各國的廣大人民群眾，不分民族屬性和政治信念，正在聯合起來進行反對準備新戰爭的犯罪政策的鬥爭。對於從思想上揭露帝國主義侵略者說來，孟德斯鳩的進步觀點，正如過去許多其他先進活動家的觀點一樣，具有重大的意義。 必須特別注意孟德斯鳩試圖揭露形形色色的覬覦世界霸權的人。他特別談到瑞典國王查理十二的遠征，並且指出，這些遠征照例帶有冒險的性質，因為它們違反了歷史的客觀規律。瑞典人對俄羅斯國家的進攻是特別輕率的，因為俄國的潛力比瑞典國王的力量大得不可比擬。孟德斯鳩否認查理的失敗是由於偶然的情況。他肯定說：不是波爾塔瓦斷送了查理，瑞典統帥必然要敗亡，如果不在這裡，就會在另一個地方。命運的偶然性可以改變，這不困難，但是不可能保證使自己避開事物的內在本性經常引起的事件。與其說卡爾的主要敵人是自然條件或時運不濟，不如說是他自己。孟德斯鳩證明，人們不應當憑一時之念來指導自己的行動，而要使自己的活動符合事物的現狀。 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妨礙了孟德斯鳩正確地理解像「事物的本性」、「事物的現狀」這樣的概念。但是關於統帥們的活動不能改變歷史事件的方向和進程的這一思想則是有卓著成果的，它嚴重地打擊了社會學和歷史編纂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孟德斯鳩是那些硬說上帝創造歷史的人的死敵，他也是那些認為國王或天才統帥的侵略活動可以決定社會生活的人的死敵。他對封建制度的教會辯護者和世俗辯護者也抱著同樣的敵視態度。 為了同封建思想體系進行鬥爭，孟德斯鳩非常注意文化問題。他的啟蒙主義思想在這些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孟德斯鳩把文化理解為人們的風尚、他們的家庭關係、他們對公民義務的履行以及科學和技術成就的利用。孟德斯鳩斷言，人們的風尚一方面決定於地理環境，另一方面依賴於現存的政治制度。在這兩種場合下，他都駁斥了宗教的定命論。人們的風尚歸根到底是從周圍的自然界和社會環境中產生的。社會環境的概念在他那裡等於政治制度的概念和占統治地位的法制概念。 孟德斯鳩在斷定風尚的區別決定於地理條件和社會條件的區別時忽視了階級的區別。不了解當時社會的階級結構是孟德斯鳩的社會學的一個最大的弱點。在這方面，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遠遠落後於像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這樣一些企圖揭示社會劃分為階級的經濟基礎的資產階級學者；另一方面也遠遠落後於像法國的梯也里、米涅和基佐這樣一些企圖根據階級鬥爭的觀點分析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孟德斯鳩用政治原則的鬥爭代替了社會階級的鬥爭。他寧願說明貴族制度原則 的崩潰，而不是說明貴族制度的崩潰，他寧願批判專制制度的思想 ，而不是批判專制制度。但是就是在這裡，孟德斯鳩也不能不承認，在「思想」和「原則」的鬥爭後面隱藏著實在的社會力量的鬥爭。在指出民主制的原則不同於貴族政體的原則以後，他立即提出了問題：民主制的原則以人民為後盾，貴族政體的原則以一小撮奴役人民的人為後盾。 在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有一節叫做「貴族如何傾向於擁護王室」。這一節裡面包含著一種深刻的思想：即王權可以得到貴族的支持；英國貴族和查理一世共同被埋葬在王室的廢墟下。 由此可見，孟德斯鳩雖然和所有的唯心主義者一樣把支配社會的現實關係和階級鬥爭歸結為思想鬥爭，但是同時在若干場合下，他天才地猜測到生活本身必然產生出思想。他承認，在各種思想背後隱藏著特定等級的利益，把這種猜測運用於法國，孟德斯鳩理解到，這就是說無權的第三等級進行反對封建社會兩個特權等級——即貴族和僧侶的鬥爭。 在闡明社會風尚和習慣的時候，孟德斯鳩在個別地方把農民、手工業者和資產階級同貴族對立起來。他表揚第三等級的代表對勞動的熱愛，而批評世俗的和教會的封建主的寄生生活。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駁斥了這樣一種武斷：好像法國人是輕浮的、懶惰的人民，他們只想到吃喝玩樂。實際上絕大多數的法國人都在忠誠地和熱情地勞動著。孟德斯鳩寫道，法國人民生來就有工作熱忱，沒有勞動就不會有法國的文化、不會有法國的城市和鄉村、不會有古代的建築和手工工廠，沒有勞動就不會有巴黎。 但是，作為資產階級思想家，孟德斯鳩不可能揭露第三等級自身所固有的階級對抗。他無法理解勞動人民和資本家之間、手工工廠的工人和廠主之間的根本區別。孟德斯鳩把普通法國人的勞動活動同商人和工業家的追求財富混為一談。他深信，「這種發財的狂熱，從這一社會階層發展到另一階層，從手藝工匠直到大人先生。」 [18] 孟德斯鳩衷心地相信，只有法國國王及其近臣才過著寄生的生活方式，只有他們才有無窮的財富。他完全承認羅馬教皇本人和他的大主教們都是些寄生蟲。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把封建貴族和教會貴族上層特權人物的寄生生活，把他們的風尚和習慣，批判得體無完膚。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再三再四地宣稱，國王的部長和他們周圍的人都是些極不道德的人，這些人所考慮的不是法國的幸福，而是卑鄙的低級趣味。孟德斯鳩用諷刺的口吻寫道：「所謂大貴人，乃是一個能見到王上的人，他可以和大臣們說話，他有顯貴的祖先，有債權與年俸。如果他能藉此用忙碌的神氣，或假裝尋歡作樂，來掩飾閒散的生活，他就認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19] 孟德斯鳩悲痛地承認，盛行於封建社會上層的非道德主義對第三等級的代表也發生著有害的影響。他談到工業家和銀行家、商人和手工業者的道德墮落的情形。 孟德斯鳩提議用什麼方法同這一切罪惡作鬥爭呢？ 孟德斯鳩不敢從自己對封建文化的批評中直接作出革命的結論，就用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精神將重點放到對年青一代的正當教育上。他認為自己時代的主要任務是宣傳合理的道德。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拿人同植物來比較：如果植物得不到很好的照料，它絕不會順利地生長。因此法國人需要能夠同時成為教育學家和立法者的、靈巧的園丁。在《論法的精神》第7章第8節中，孟德斯鳩寫道，最好的立法者不僅善於從共和國中除去不道德的行為，甚至能夠把同不道德行為相近的東西也除掉。孟德斯鳩認為法國人的根本任務在於培養忠於自己，忠於家庭，而主要是忠於祖國的真誠正直和謙遜樸素的人。孟德斯鳩教導說，先進的、道德高尚的人都願意使自己的祖國得到榮譽，同時「在各國，對於光榮的追求，和人民的自由同增，亦與之同減；光榮絕不是奴役的伴侶，這是可以立為格言的」。 [20] 孟德斯鳩宣布了愛國主義的原則，並把這些原則同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聯繫起來，同時他也反對唆使一些民族侵犯另一些民族的反動行為。孟德斯鳩指出中國人、印度人、非洲各個民族的功績，對他們的評價並不低於對英國人、法國人和西歐其他國家的人民。孟德斯鳩教導說，任何一個人，無論他的社會出身怎樣，都應當受到重視和尊敬。 孟德斯鳩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家之一。他的人道主義儘管有許多階級局限性，卻是一封反對主要把人看作剝削對象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起訴書。過著寄生生活的現代資產階級對待勞動人民並不是採取仁慈的態度的。它的唯一的生活動力就是追逐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 作為剛要建立政權的年輕階級利益的代表，孟德斯鳩忠誠地相信他所保衛的是全體法國人民的利益。弗・依・列寧關於當時的法國資產階級寫道：「法國1789年的問題是推翻專制制度和貴族的問題。資產階級在當時經濟和政治的發展階段上，相信它的利益同農民的利益協調一致，不擔心自己統治的鞏固性，而同農民結成了聯盟。這個聯盟保證了革命的徹底勝利。」 [21] 在腐朽的資本主義時期，資產階級採取了相反的立場。帝國主義者執行著反人民和反民族的政策。他們打著世界主義的旗幟，把民族主權的原則宣布為過時的東西。 孟德斯鳩的社會學是他的社會政治綱領的理論導言，這個綱領主張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來代替封建專制制度。 《論法的精神》的第15章是專門批評奴隸制度的，不過孟德斯鳩的奴隸制的概念也包括農奴制關係。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把民事奴隸制規定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生命財產的絕對統治；除了民事奴隸制以外，孟德斯鳩還談到政治奴隸制，即公民在國家面前的無權地位。 由此可見，孟德斯鳩反對奴隸制的言論就是反對封建農奴制度及其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的言論。 孟德斯鳩斷言，民事奴隸制按其本性是不道德的。它給整個社會造成損害，它不僅摧殘奴隸，而且也不利於奴隸主。政治奴隸制剝奪人民基本的人權。孟德斯鳩反對允許欠債的人賣身為奴隸的羅馬民法。孟德斯鳩從形式的法律觀點出發，機智地指出：好像自由人可以賣身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出賣以支付為前提。但是既然被購買的奴隸連同自己的財產一起變成自己主人的所有物，那就是說，主人沒有付出任何東西，奴隸沒有得到任何東西。 孟德斯鳩同樣堅決地反對父親有權把自己的子女出賣為奴隸。他宣稱，如果一個人無權出賣自己，他就更加不能把自己的後代出賣為奴隸。 保衛奴隸制和農奴制的人們是這樣證明這些制度的「慈善」性質的：奴隸主或封建主有義務養活靠他為生的人們。孟德斯鳩批評這個論據，並且機智地宣稱：如果這樣，奴隸制或農奴制就只能適用於沒有勞動力的人。但是，無論奴隸主和農奴主都只關心有勞動力的奴隸。由此可見，替奴隸製作辯護的論據是站不住腳的。 孟德斯鳩駁斥那些從經濟學的觀點支持奴隸制關係和農奴制關係的謬論，這些謬論的根本內容是自由人絕不會去完成某些特別繁重的工作。孟德斯鳩引證歷史，並且回憶只有奴隸或罪犯在礦山工作的時代。他宣稱，在我們今天，自由的公民自願在礦山工作，他們甚至熱愛自己的職業。孟德斯鳩不僅表示了他對農奴制度的否定態度，而且也闡述了自己的、使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形式上平等的積極綱領。他把靠出賣自己勞動力給資本家以維持生活的自由人同奴隸和農奴對立起來。 此外，孟德斯鳩提出另一個更加可信的理由來反對強迫勞動。他斷言，沒有哪一種繁重的工作不能用機器來代替。只要人操縱著完善的生產工具，全體人民就會得到愉快的、幸福的和富裕的生活。 作為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孟德斯鳩沒有根據這個論點作出激進的結論。他停留在一般的思想上面，這種思想是：技術和科學應當替歷史的進步服務，並且幫助人類從最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但是，甚至在這個有限的意義上，孟德斯鳩的卓越思想也起過巨大的積極作用。 在《論法的精神》第19章第27節中，孟德斯鳩闡明了他認為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的各種基本原則。在自由的國家中，每一個公民應當具有自己的意志，應當是獨立的人。全體公民都有權對法律的明文規定沒有禁止的一切東西用口頭或書面發表意見。大臣們必須在人民大會上報告自己的工作。這種國家的領導人物在對外關係上，要保持正直的態度和坦率的精神。人們都有信仰的自由。在這種國家裡，任何宗教派別都是允許的。孟德斯鳩用一種比較謹慎的說法同意無神論者應得到合法的存在。教會要和國家分離，它不可能強迫命令，而力求通過說服進行活動。孟德斯鳩用資產階級同貴族妥協的精神肯定說，貴族人士所繼承的優點不僅要保存下來，而且還要鞏固下去。但同時，貴族將比從前更加接近人民得多。孟德斯鳩在影射專制的法國的時候斷言，在他所理想的國家裡，治理國家的人們所喜歡的不會是阿諛諂媚和拍馬奉承的人，而是老老實實和真正有用的助手。最後，孟德斯鳩宣稱，在真正的國家裡，人們尊敬公民不是因為他們有華而不實的才能和特性，而是由於他們的真正的品質，他所謂真正的品質是指財產和個人的特長。 由此可見，孟德斯鳩的政治理想沒有越出資本主義的範圍，沒有越出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範圍。在思想上準備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孟德斯鳩的著作有助於徹底破壞封建舊制度的威信。孟德斯鳩的歷史功績使他有權在法國文化的發展和世界文化的發展中占據顯著的地位。 *　　　　　*　　　　　* 如果不專門考察一下孟德斯鳩關於俄國的言論，就不可能充分地了解他的思想。孟德斯鳩同伏爾泰、狄德羅和其他許多法國啟蒙派一樣，對俄國人民和俄羅斯文化始終是特別同情的。因此，俄國的進步活動家們也高度地評價了孟德斯鳩的著作。孟德斯鳩同那些千方百計對俄國的一切大肆誣衊的法國反動分子不同，他詳細地研究了俄國的歷史，廣泛地考察了沙皇政府的經濟政策，對於俄國人民的未來發表了極端樂觀的見解。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通過一個捏造的、駐莫斯科的波斯使臣的口談到俄國。沙皇俄國的政治制度沒有得到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的同情。他把俄國君主描寫成自己臣民的生命財產的絕對主人。他寫道：甚至是波斯的統治者，「眾先知的全權大臣，眾王之王，他以天為梯階，而對權力的執行，情況並不比這更可怕。」 [22] 但是孟德斯鳩並沒有把沙皇專制制度同俄國人民混為一談。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孟德斯鳩強調指出，俄國人民在同瑞典人作戰時表現了愛國主義的感情、堅忍頑強的精神，他們在失敗的時候絕不垂頭喪氣，而且善於爭取最後的勝利。 孟德斯鳩賦予氣候條件以巨大的意義，並且認為俄國寒冷的氣候和廣闊的幅員是產生沙皇專制制度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他同時指出，地理環境並不能防止俄國人同自己的君主們進行政治鬥爭。 特別值得指出孟德斯鳩關於沙皇俄國的專制制度和俄國經濟向前發展的利益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的論斷。他說，俄國首先需要貿易，而穩固的貿易則必須有金錢交易。但是這些交易同禁止與外國建立金錢關係的專製法律發生衝突。孟德斯鳩感慨地說，俄國人民由兩種人組成，一種人是農奴，他們實際上是奴隸，另一種人是教會人士和貴族人士，他們是俄國皇帝的政治奴隸。俄國最突出的現象是沒有手工業者和商人，這就是說，沒有第三等級。 由此可見，孟德斯鳩通過一種謹慎而且婉轉的說法，主張必須要根本改造俄國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取消農奴制度，廢除不公正的法律和鼓勵第三等級的活動。他的俄國社會政治綱領在許多關鍵問題上是同改革法國政治的綱領一致的。 孟德斯鳩在談到最重要的俄國歷史事件的時候，特別仔細地分析了彼得大帝的活動，並且說明了彼得改革的重大意義。在他看來，彼得大帝是一位傑出的政治活動家，他的大膽的措施遭到了俄國最反動的社會力量的抵抗。 孟德斯鳩宣稱：「俄羅斯人絕不能離開國境，即使為了旅行。因此，由於本國的法律使他們與別的國家隔絕，所以他們保存了古舊的風俗習慣；尤其因為他們不信有其他風俗習慣之可能，所以對自己的風俗更堅持。」 「然而當朝君主，卻想要把一切都加以改變。關於鬍鬚問題，他和國人曾經大起糾紛；教會與僧侶為了堅持他們的無知，進行鬥爭也不比別人少。」 「這君主一意設法使工藝昌盛，並且不遺餘力，欲令本國的榮譽，遠揚於歐亞二洲；直到目前，那是一個被遺忘的國度，知道它的，幾乎僅僅是它自己。」 「君主心神不寧，並且經常坐立不安；他在他的遼闊的領域之內彷徨，到處留下他的天性嚴厲的烙印。」 「他離別自己的國土，仿佛國內容不下他，而到歐洲去尋求別的行省，新的王國。」 [23]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評述了彼得大帝頒布的一些法律，並且著重讚揚了在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看來或多或少可以改善農奴的地位的那些法律。他寫道，彼得大帝下了一道目前仍在俄國執行的極端明智的命令：貴族向農民徵收捐稅，然後繳納給沙皇。如果農民人數減少，他得照舊支付。如果農民的人數加多，貴族仍然只支付同樣的數額。孟德斯鳩推論說，這樣一來，就有一種經濟利益使得農奴主不排擠他的農民。 然而孟德斯鳩不是一味地讚揚彼得。他也批評彼得過分專制的表現，批評他在許多場合下忽視了人民的習慣和傳統。他引證培里1717年在巴黎出版的《大俄羅斯的現狀》一書來批評彼得的一項命令，這項命令規定，他的臣民只有在他們預先把兩份以上的申訴書遞給他的官吏以後，才能把申訴書呈交沙皇。孟德斯鳩說，從那時起，誰也不敢向俄國沙皇呈遞申訴書。孟德斯鳩委婉地責備俄國沙皇不願意同人民群眾建立比較緊密的聯盟。同時他力圖證明，可能有一種民主主義的君主制度：它的基礎是一切階級和社會集團，包括農民、手工業者和資產階級在內。 孟德斯鳩對俄國的友善態度、他所發揮的思想，在俄國不同的社會階層中間引起了不同的反應。占統治地位的貴族思想體系的代表們，包括女皇葉卡捷琳娜第二在內，力圖利用孟德斯鳩的不徹底性、他的君主主義思想，以進一步鞏固農奴制國家。俄國人民的進步活動家，從拉吉舍夫、普希金和十二月黨人到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則保衛了孟德斯鳩的先進的啟蒙思想、他反對專制制度的英勇鬥爭以及他對教會經院哲學世界觀的批評。在對待孟德斯鳩的著作遺產的態度問題上展開了鬥爭。這一鬥爭的結果，反動派想歪曲這位卓越的法國啟蒙運動者進步活動的真正意義的企圖遭受了破產。在俄國讀者的心目中，孟德斯鳩是一個封建農奴制度的天才揭發者，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是一個在社會學思想史上揭開了新篇章的傑出學者。 孟德斯鳩的主要著作，早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就譯成了俄文在俄國出版。比如《羅馬盛衰原因論》是1769年譯成俄文的。《波斯人信札》是在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的頭一年在俄國出版的。至於孟德斯鳩的基本著作《論法的精神》，則於1809—1814年在俄國刊行。 葉卡捷琳娜第二追求開明女皇的榮譽，因此保持著同像伏爾泰和狄德羅這樣一些法國大思想家的通信往來。她大聲地宣布自己是孟德斯鳩的崇拜者。1767年，葉卡捷琳娜第二向俄羅斯國家新法典起草委員會委員們發布了一個《指示》，這個《指示》直接地援引孟德斯鳩的地理主義，特別是孟德斯鳩關於遼闊的幅員似乎宜於建立專制制度的主張。葉卡捷琳娜第二在《指示》中宣稱，專制政權在俄國是完全自然的，因為「任何其他的政權在這樣的國土上都無法動作，那些政權不僅有害，而且還直接使公民遭到慘重的損失」。同時，為了達到收買民心的目的，葉卡捷琳娜在自己的《指示》中敘述了孟德斯鳩關於支持工業和商業、關於寬容異教以及關於發展教育的積極的啟蒙思想。 非常明顯：葉卡捷琳娜絕不會想實現反映在她的《指示》中的孟德斯鳩的進步思想。並且，她曾授意她的元老院頒布1767年9月24日的特別命令；這個命令甚至禁止沙皇官吏閱讀《指示》，並以57份來限制它的流傳。 赫爾岑在1852年出版的名著《俄國人民和社會主義》中十分恰當地刻畫出葉卡捷琳娜第二對待孟德斯鳩和其他啟蒙運動者的態度。赫爾岑寫道：「1789年以前，女皇的寶座得意洋洋地披上啟蒙運動和哲學的莊麗的飾物。人們曾經用紙紮的農舍和彩色木板做的宮殿來哄騙葉卡捷琳娜第二，這是理所應得的……誰也不會像她一樣善於用豪華的布景迷惑住觀眾。在愛爾米塔什，一片談論伏爾泰、孟德斯鳩和培卡里的聲音。諸位，你們知道，實際情況完全相反。」 [24] 赫爾岑公開地譴責了葉卡捷琳娜第二對孟德斯鳩的陽奉陰違的態度。他懂得：要擁護孟德斯鳩就不能同時迫害拉吉舍夫和俄國人民其他先進的兒子。 葉卡捷琳娜第二的擁護者之一波爾金比較忠誠、比較公正地對待孟德斯鳩；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他肯定地評價了孟德斯鳩在社會發展中尋找客觀規律性的意圖。波爾金通過溫和慎重的方式支持了孟德斯鳩和其他法國啟蒙運動者的理性主義以及他們對經院哲學的蒙昧主義的否定態度。 拉吉舍夫對孟德斯鳩的態度就不一樣。他一開始就認為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是反對可惡的專制制度的鬥士。拉吉舍夫在自己卓越的革命著作《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中引證了孟德斯鳩的言論。 孟德斯鳩從普希金那裡得到了真正的推崇。在自己未完成的關於維克多・雨果的論文中，他把孟德斯鳩和蒙台涅、伏爾泰、盧梭等人同等地看成是法國最好的作家，是機智而且優秀的法國人民的最光榮的代表。普希金深刻地研究了孟德斯鳩的著作，他特別讚賞《波斯人信札》和《論法的精神》。在《洛巴諾夫對外國和祖國民間文學的精神的見解》一文中，普希金稱孟德斯鳩是法蘭西民族的驕傲。在同一時期（1836年）所寫的關於伏爾泰的論文中，普希金談到這位天才的法國啟蒙運動者時寫道：「這位偉大作家的每一行字都將成為後世的珍品。」 [25] 十二月黨人很好地理解了孟德斯鳩作為一個反對專制制度的鬥士和傑出的社會學家的意義。除了盧梭、霍爾巴赫和愛爾維修的著作以外，伯斯特爾還研究了孟德斯鳩的著作《論法的精神》。 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和皮薩列夫指出了孟德斯鳩的巨大的進步作用。在《自然研究通信》中，赫爾岑把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稱做特別勇敢的書籍，並且拿它同好像霍爾巴赫的《自然體系》這樣卓越的法國唯物主義著作相提並論。赫爾岑在自己的《日記》中談到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的時候寫道：「十八世紀的哲學建立了多麼巍峨的建築物……」 [26] 。 革命民主主義者們對孟德斯鳩採取了批判的態度。他們公正地駁斥了他的觀點中的不徹底性，駁斥了他對君主制度的妥協態度。在《亨利・海涅》一文中，皮薩列夫尖銳地批評了孟德斯鳩和其他法國啟蒙運動者所謂立法者萬能的信條。 皮薩列夫寫道：「十八世紀先進的思想家們深信：好人政府能夠在最短期間使任何人民躍升到最文明最幸福的階段。他們認為，英明的立法者和黃金時代是好像原因和結果一樣互相銜接的兩個概念。人類的任務用最粗淺的說法來講就是：推翻暴君，讓賢人主持國務院，然後樂享太平。假使你想永遠增進自己的幸福，那隻要監督這些賢人不干蠢事和不耍狡猾。一旦發覺失職或作弊的行為，就馬上撤換賢人的職務，用另一個正人君子來代替他，並且要深信，你的幸福是無法估量的。信仰憲法是萬應靈藥的那些人正是這樣議論的，因為一切可能的立憲保證和平衡措施都只能歸結為：把已經腐朽無能的賢人免職，並且遴選另一些賢人來繼承他們的職位。」 [27] 同其他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一樣，皮薩列夫也反對孟德斯鳩所謂「立憲保證」和資產階級改革的信條；他深信，只有人民群眾自下而上的革命鬥爭才能真正沉重地打擊舊制度。 1900年出版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一書的新譯本。著名的俄國資產階級社會學家柯瓦列夫斯基替這個譯本寫了一篇洋洋大觀的序言。從對孟德斯鳩觀點的總的估價方面來看，柯瓦列夫斯基的研究還趕不上革命民主主義者們對這位法國啟蒙運動者所作的評價。柯瓦列夫斯基在自己活動的初期階段寫了一些有價值的著作，曾經得到馬克思肯定的評價。但是後來，他就變成了一個平庸的自由主義者。列寧曾經稱他為革命無產階級的敵人。在《論法的精神》一書新版序言中，柯瓦列夫斯基從孟德斯鳩社會學思想中閹割掉一切可以利用來進行反對俄國沙皇制度的革命鬥爭的東西。但是如果從材料方面著眼，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卻有很大的用處。特別是其中引用了許多事實證明孟德斯鳩對於像伏爾泰、愛爾維修和狄德羅這樣的活動家的影響。柯瓦列夫斯基關於孟德斯鳩影響過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各派政治活動家的論斷同樣也是非常有用的。 由此可見，在評價孟德斯鳩的社會學方面，革命民主主義者們和資產階級自由派所持的立場是截然相反的，而且客觀真理完全落在革命民主主義者這一邊。 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孟德斯鳩的社會學觀點作了經典式的闡述。在馬克思的著作《剩餘價值學說史》、《法蘭西內戰》中，在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論》中，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以及在其他許多論著中，孟德斯鳩都被看成是一位傑出的啟蒙運動者、一位反對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鬥士。 同時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們也再三指出了孟德斯鳩的觀點的歷史局限性。他們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替孟德斯鳩搽脂抹粉的做法，又反對縮小他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儘管孟德斯鳩有不少的缺點，他仍然是自己時代的進步思想家。正因為這樣，拋棄人類思想史上一切進步東西的現代反動的資產階級科學也拋棄了孟德斯鳩的啟蒙主義思想。 蘇聯人民懷著真誠的敬意對待孟德斯鳩的卓越的著作遺產。1936年，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在蘇聯重新再版以後，立即受到蘇聯讀者的熱烈歡迎。這一版的孟德斯鳩著作選集收進了他的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即《論法的精神》、《羅馬盛衰原因論》、《欣賞自然作品和藝術作品的經驗》。這些著作全面地敘述了這位法國思想家的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觀點。 （王承植譯） 【注釋】 [1]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頁。 [2] 參閱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82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65頁。 [4] 斯賓諾莎：《倫理學》，參看《斯賓諾莎著作選集》上卷，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22頁。 [5]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01頁。 [6]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93、196頁。 [7]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23頁。 [8]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8頁。 [9]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99頁。 [10]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83頁。 [11] 愛爾維修：《論人及其智力和教育》，蘇聯國家社會經濟書籍出版社，193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55—356頁。 [12]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20—221頁。 [13]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10頁。 [14]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76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頁。 [16]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頁。 [17]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頁。 [18]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82頁。 [19]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頁。 [20]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頁。 [21] 列寧：《論革命的兩條路線》，載《列寧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5頁。 [22]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84頁。 [23]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86頁。 [24] 赫爾岑：《著作和通信全集》（萊姆克編輯）第6卷，彼得格勒1919年版，第455頁。 [25] 《普希金全集》第12卷，蘇聯科學院出版社1949年版，第75頁。 [26] 《赫爾岑全集》（30卷本）第2卷，蘇聯科學院出版社1954年版，第208頁。 [27] 皮薩列夫：《哲學和社會政治論文選集》，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49年版，第602—6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