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盛衰原因論 · 第二十二章　東方帝國的軟弱

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之下，波卡司是很不穩定的，海拉克留斯從非洲來，就把他處死了；他發現行省都遭到侵略，軍團也被摧毀了。 他剛剛稍為糾正了這些災難，阿拉伯人就從他們的國土出來傳播穆罕默德一手創立的宗教，並且擴大了穆罕默德一手造成的帝國。 人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迅速的成功：他們首先征服了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非洲並且侵略了波斯。 上帝允許使自己的宗教在許多地方不再是占主導地位的宗教，這並不是說他放棄了這個宗教，而是因為宗教不論是在榮譽里，還是在表面的屈辱里，它總是同樣地可以發揮它那使人們聖化的天然作用的。 宗教的繁榮和帝國的繁榮是不同的。一位著名的作家 [25] 說，他是很願意生病的，因為病是基督徒的真實狀況。同樣地，人們還可以說，教會的屈辱，對教會的迫害，教堂的摧毀，殉道者的受難，都正是它享受榮譽的時期。但是在世人的眼裡，它取得勝利的時期，一般卻是它的衰微時期了。 為了解釋阿拉伯人征服了這樣多的土地這件著名的事件，不應當把它只歸因於他們的熱情。在羅馬和波斯的輔助軍隊里，薩拉森人長久以來是以勇武著名的。歐斯洛伊尼安人和他們乃是全世界的最精良的弓手。亞歷山大・塞維洛司和瑪克西米努司儘可能多地徵募了他們，並且利用他們對日耳曼人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因為他們從遠處就把日耳曼人打垮了。在瓦連圖斯時代，哥特人經受不住他們的進攻；最後，在當時他們又是世界上最精銳的騎兵。 我們已經說過，在羅馬人當中，歐洲軍團比亞洲軍團要精銳。但是在騎兵方面，情況卻恰恰相反。我所說的是帕爾提亞人、歐斯洛伊尼安人和薩拉森人的騎兵。他們擋住了羅馬人的進攻，因為在安條庫斯之後，一個新的韃靼民族占有了上亞細亞，他們的騎兵是世界上最精銳的。 這一支騎兵是重武裝的。歐洲的騎兵則是輕武裝的。今天我們看到的情況則完全相反。荷蘭和弗利斯蘭可以說根本還沒有造成；德意志到處都是森林、湖泊和沼地，在那裡騎兵是無法施展的。 自從人們疏浚了大河的河道和疏幹了這些沼澤地帶，德意志的面貌就改變了。瓦連提尼安在涅卡爾河上修築的工事同羅馬人在萊茵河上修築的工事有了很大的改變。在商業確立起來以後，在那些先前根本不產馬的地方，人們開始養馬並且利用它們了。 在海拉克留斯的兒子君士坦丁被毒死，而他的兒子君士坦又在西西里被殺之後，君士坦的長子留有鬍鬚的君士坦丁繼承了王位。東方行省的大官們集會；他們打算使他的兩個兄弟也做國王；他們說，既然在天上是三位一體，那麼有三個皇帝也是合理的。 希臘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特色。既然精神的貧弱成了整個民族的特色，那麼在事業中也就不再有智慧了。人們看到了沒有理由的騷亂和沒有動機的革命。 一種普遍的迂腐迷信之風消滅了人們的勇氣並且使整個帝國麻痹了。老實說，君士坦丁堡是東方以基督教為主要宗教的唯一地方。然而，亞洲各民族的這種卑怯、這種懶惰、這種委靡不振卻是和虔敬本身混合在一起的。在成千的例子當中，我所要指出的只是，瑪烏列斯的將領菲力披柯在做好了戰鬥準備的時候卻哭了起來，因為他想到了在戰鬥中將有大量的人陣亡。 阿拉伯人流的眼淚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們哭泣是由於一種精神上的苦惱：原來他們的將領締結了一項休戰協定，這個協定使他們不能肆意地殺戮基督教徒。 一支狂熱的軍隊和一支迂腐的軍隊之間的區別是非常大的。在我們今天的一次著名的革命當中，我們也看得到這樣的情形：克倫威爾的軍隊好像是阿拉伯的軍隊，而愛爾蘭和蘇格蘭的軍隊則好像是希臘的軍隊。 一種粗陋的迷信怎樣程度地貶低智力，也就怎樣程度地提高了宗教，這種迷信把人們的全部美德和全部期待放到對於偶像的無知崇拜上面。因此為了取得遺骨，人們看到一些將領竟撤除包圍並失掉了城池。 在希臘帝國的統治之下，基督教衰落到這樣的程度，就好像近來它在彼得大帝的改革前莫斯科人中間的情況一樣：彼得一世使這個民族復活了，並且在國內進行了這樣多的改革，這些改革比征服者在他們所征服的國家內進行的改革還要多。 人們會很容易認為希臘人沾染上了一種聖像崇拜。人們並不懷疑那時的義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不注意遵守外部的儀節；正當希臘的歷史家們談到上述的民族對於遺體和聖像的蔑視時，人們卻認為這裡所說的是我們的那些激烈反對喀爾文的教論家。當德意志人到聖地去而經過阿爾明尼亞的時候，尼塞達斯說阿爾明尼亞人是把他們當作朋友來接待的，因為他們並不崇拜聖像。但是，如果像希臘人所想的那樣，義大利人和德意志人對聖像崇拜得不夠，那麼他們的聖像崇拜又到什麼程度呢？ 在東方可以說發生了幾乎同大約二百年前在西方發生的革命相類似的革命，在那個時候，由於學術的復興，人們開始注意到那種濫用職權和混亂的情況，而所有的人也都在尋求制止壞事的辦法，於是大膽的和不馴服的人物就不是要改革教會，而是要搞垮教會了。 以掃里安人列昂、君士坦丁・科普洛尼姆和他的兒子列昂對聖像展開了戰爭。在皇后伊列娜恢復了聖像崇拜以後，阿爾明尼亞人列昂、口吃者米凱爾和提奧庇洛又把它廢除了。這些君主以為只有消滅聖像崇拜才能夠制止它。他們對於有害於國家的僧侶進行了毫不容情的鬥爭。他們做任何事情永遠是採取極端的辦法，因而他們就想用劍來根絕它們，而不是設法限制它們。 被具有新主張的人們斥責為聖像崇拜的僧侶們對他們進行了回擊，斥責他們在玩弄魔術。他們向人民指出沒有聖像、以至沒有任何引起他們的崇拜的對象的教會時，總是力圖要他們相信，這些教會的用意不外是要使他們成為惡魔的犧牲品而已。 正是下述情況使得關於聖像的爭論變得如此激烈，並使得後來那些明智的人們竟不能設法提出一種溫和的崇拜來，這一種情況產生的原因是，這一爭論和需要慎重處理的事情聯繫著：這是一個權力問題；僧侶們在取得了權力之後，除非不斷地使表面的儀節（他們本身是這種儀節的一部分）日趨繁縟外，是不能擴大或是維持它的。這一點就說明為什麼反對聖像的戰爭永遠是反對他們本身的戰爭，而聖像破壞者做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們的權力就不再有邊際了。 於是就發生了同人們在幾世紀以後看到的爭論一樣的事情；而幾世紀後的這一爭論就是巴爾蘭和阿金杜涅對僧侶的爭論，它動搖了這個帝國，終至把它毀滅了。人們所爭論的是：在塔波爾山上耶穌基督身邊的光是創造出來的還是非創造出來的。其實僧侶根本就不關心二者到底是哪一種的問題，然而既然巴爾蘭對他們直接進行攻擊，這光必然就是非創造的了。 反對聖像崇拜的皇帝們對僧侶宣布的戰爭使得人們稍稍回到過去的統治原則上去，這便是人們把國家的收入用到社會上去，而國家後來也就擺脫了壓在它身上的桎梏。 當我想到希臘僧侶使俗人陷入那種深深的無知狀態的時候，我不由得要把他們拿來同西徐亞人相比較。根據希羅多德 [26] 的說法，他們挖掉了自己的奴隸的眼睛，為的是使奴隸專心工作，使奴隸在擠奶時不受任何阻礙。 皇后提奧多拉把聖像重新建立起來，可是僧侶又開始濫用人民的宗教虔誠了；他們竟然開始迫害甚至是俗家的僧侶了；他們占有了一切重要的地位，並一點點地使所有的神職人員都不能擔任主教職位了。所有這一切都使僧侶受到憎恨。而如果人們把它拿來同拉丁的僧侶相比較，如果人們把教皇的行為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行為相比較的話，那麼一方面是多麼賢明，另一方面也就多麼愚蠢。 這裡就是人類精神上的一種奇怪的矛盾。早期羅馬人中間的神職人員並沒有從公民社會中被排除出來，而且可以在其中擔任職務，但他們卻不關心它的事務。當基督教確立起來的時候，同世俗事務更加隔離的神職人員，就稍稍地干預世俗的事務了；但是，當帝國陷於衰頹，只有僧侶才是神職人員的時候，這些由於一種特殊的誓願而必須逃避和害怕世俗事務的人們，卻利用一切機會來干預這些事務了。他們到處不停地激起喧騷並且擾亂他們已經離開的俗世。 任何國家大事，任何和約，任何戰爭，任何休戰協定，任何談判，任何婚姻，如果沒有僧侶參加，就都不能進行。君主會議為他們所充斥，而人民大會也幾乎都是由他們組成的。 人們很難想像這一切會產生什麼樣的惡果。他們削弱了君主的精神，使君主們甚至在做好事的時候都是很不謹慎的。正當巴吉爾要他的海軍士兵給聖米凱爾修建教堂的時候，他卻讓薩拉森人掠奪了西西里並攻取了西拉庫賽；而當他的繼承者列昂把他的艦隊用於同一目的的時候，結果又使薩拉森人占領了陶洛美尼亞和列姆諾斯島。 安多洛尼克・帕列歐洛格放棄了海軍，因為人們要他相信，上帝對於他爭取教會和平的熱心深感滿意，以致他的敵人都不敢向他進攻。他害怕上帝會要他報告他用來治理國家的時間，而這段時間他是可以用於宗教事務方面的。 希臘人中偉大的演說家、偉大的辯士、生來的詭辯學家是一直不斷地用各種矛盾來同宗教為難的。既然僧侶在宮廷有很大的勢力（宮廷越是腐化，也就越是削弱），僧侶和宮廷就相互使對方腐化，結果雙方全都變壞了：這件事所引起的後果是，皇帝們的全部注意力往往只是用來調解，但又常常激起神學上的爭論，以致人們永遠會看到，這些爭論越是熱烈，也就越是雞毛蒜皮，毫無意義。 在米凱爾・帕列歐洛格統治時期發生過好多次宗教方面的爭論。米凱爾・帕列歐洛格看到土耳其人在亞洲的可怕的蹂躪行為，就嘆息著說，在斥責他的行為時發動他的臣民起來反對他的某些人的輕率的宗教熱忱，使得他不得不盡一切努力來保存自己，不得不忽視那些遭受蹂躪的行省。他說：「把這些遙遠的行省交給它們的統治者去處理，我就感到滿足了。他們不把那裡的困苦情況告訴我，這或者是因為他們受了賄，或者是他們害怕受罰。」 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權限很大。既然在人民騷動的時候，皇帝和國家的首要人物都躲到教堂里去，大主教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使用權力，把他們交出去或是不交出去，因而他永遠會在國家大事上起舉足輕重的作用，儘管這種作用是間接的。 當年老的安多洛尼克要人告訴大主教，要他管教會的事務，而把國事的管理交給自己的時候，大主教回答他說：「這就仿佛是身體向靈魂說：『我不想和你共有任何東西，我不需要你的幫助來執行我的職能。』」 君主們不能容忍大主教提出的那些無理的要求，因此他們常常把大主教廢黜掉。但是在一個迷信的民族那裡，這種情況會引起不斷的分裂：因為這個民族對於他們認為是沒有資格的大主教所執行的全部宗教職能是抱著憎惡態度的；任何大主教，老的、新的、最新的，都會有自己的信徒的。 這類的爭執比人們在教條方面的爭執要糟糕得多，因為每當有新的廢黜大主教的事件發生時，就一定會有這樣的爭執出現，就像是難以根絕的九頭蛇一樣。 爭辯的熱忱對於希臘人是這樣一件自然的事情，以致當坎塔庫吉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的時候，他竟發現皇帝若望和皇后安娜正在一次宗教會議上對僧侶的一些敵人進行論辯；而當穆罕默德二世圍攻君士坦丁堡的時候，他都不能停止在神學方面的敵對關係。在那裡，人們忙於佛羅倫薩的宗教會議甚於對付土耳其的軍隊。 在一般的爭論中，既然每個人都覺得他可能會犯錯誤，因此頑強和固執還不是過分的。但是在我們的關於宗教的爭論中，既然按照物質的本性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因而當我們遇到那些不但不變更自己的意見、反而堅持要我們改變意見的人，就感到十分憤怒了。 在讀到帕希米拉的歷史時，人們可以看出神學家們從來不能、將來也不能以自己的力量調解他們的爭論。在那裡我們看到一個皇帝什麼事都不做，只是召集僧侶，聽他們的發言，調解他們的爭執。在另一方面，人們又看到總是不斷發生著毫無止境的爭端。而我們知道，如果用同樣的方法、同樣的耐性、同樣的期望、同樣的願望來結束爭執，用同樣的淳樸去對付他們的陰謀詭計，用同樣的敬意對付他們的憎恨，那麼就是到了世界的末日，它們也是不會得到調解的。 這裡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例子。由於皇帝的請求，大主教阿爾賽紐斯的擁護者和大主教約瑟夫的擁護者締結了一項條約，條約載明，雙方都把他們的主張各自寫在一張紙上，然後把這兩張紙投到火缽里去。如果二者當中有一張仍然完整無缺的話，那麼這種意見就要奉行了。如果二者都燒掉了的話，那麼他們就得放棄他們的爭論。火把兩張紙都燒掉了：結果雙方合併了，不過和平只維持了一天；在第二天，他們說他們的轉變應當決定於內心的信念，而不應決定於機會。結果戰爭重新開始，而且比先前更加激烈了。 人們應當對神學上的爭論給以巨大的注意；但是人們應當儘可能地把這種注意掩蓋起來，因為人們如果過分表示要努力調解他們的爭執，就永遠會抬高他們的身價，使他們覺得，他們的思想方式竟然這樣重要，以致會決定國家的安定和君主的安全。 人們不能用處理細微區別的辦法來結束他們的爭執，就仿佛人們用建立起學校來仔細研究榮譽問題的辦法並不能消滅決鬥一樣。 希臘的皇帝們都是這樣魯莽的人們，以致當爭執平息下去的時候，他們偏偏又發瘋地把它們重新激動起來。阿那斯塔西烏斯、查士丁尼、海拉克留斯、瑪努埃爾・康姆尼努向他們的僧侶和他們的人民建議研究宗教信仰方面的爭論問題。不過即使他們說出了真理，僧侶和人民也不會承認皇帝們的意見是對的。因此，既然皇帝們在形式上永遠犯錯誤而在本質上又往往犯錯誤，既然他們想要人們看到在人們委託給他們的其他許多事情上他們這樣明顯地表現出來的洞察力，因而他們就引起有關神的本質的空虛爭論：學者們由於本身的驕傲，他們是無法探索到神的本質的，而且對於世上的大人物來說，它也並不是更容易被看到的。 如果認為世界上存在著在各方面都能為所欲為的人間權力，那是一個錯誤的想法。這樣的人間權力從來不曾有過，將來也絕不會有。最大的權力在某一方面永遠是會受到限制的。當大君把一項新稅加到君士坦丁堡頭上的時候，到處發出的呼喊聲立刻使他發現他先前不曾看到的界限。波斯的一個國王可以容易地迫使一個兒子殺死自己的父親，或是迫使一個父親殺死自己的兒子；但是要迫使他的臣民飲酒，這一點卻辦不到了。每一個民族都有一種總的精神，而權力本身就是建立在這一精神之上的：當這個民族侵害這一精神的時候，它自己就受到了侵害，結果必然就停頓不前了。 希臘人一切災難的最有害的根源就在於，他們從來不知道教會權力和世俗權力的本質和界限：這種情況就使得人們從這一方面和從另一方面都不斷地陷入迷誤的境地。 作為人民的安定的基礎的這一偉大區別不僅僅是建立在宗教上面，而且還建立在理性和自然上面。而理性和自然則要求，實際上分開而且只有分開才能夠存在的事物是永遠不能混在一處的。 儘管在古代羅馬人中間，僧侶並不是一個單獨的集團，但是同我們這裡一樣，人們對這一區別也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格老狄烏斯把西塞羅的住宅奉獻給自由，但西塞羅在從流放中返回時，要求收回自己的住宅：僧正們決定，如果這所住宅不是根據人民的確實的命令而奉獻的，那麼這就沒有褻瀆宗教，可以把它還給原主。西塞羅說：「他們宣布說，他們只考慮奉獻是否合法，卻不考慮人民的立法。他們以僧正的身份考慮第一點，卻以元老的身份考慮第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