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二章　母親和父親

我父母於1901年10月9日結婚的時候，媒體報道稱這是美國最強大的兩個家庭的聯姻：約翰·D·洛克菲勒的兒子，繼承人與美國國會多數黨領袖、共和黨人內爾森·奧爾德里奇的女兒。在有些人看來，奧爾德里奇是「國家的總經理」。 父親第一次見面就迷上了我的母親，可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能下決心向她求婚。當他最後終於向參議員請求要娶他的女兒時，他那焦急之情表露無遺——他不斷地解釋自己的經濟前景，顯然急於證明自己與她十分般配。參議員忍俊不禁地打斷他的話說：「洛克菲勒先生，我唯一感興趣的是，你怎樣讓我的女兒幸福。」 父親的確做到了讓母親幸福，她也讓他感到了幸福，這一點我敢肯定。他們兩人極其親密——也許過於親密了，這一點我一會兒再解釋——而且我相信他們非常相愛。母親給父親以及他們的婚姻帶來了他想要的歡快和樂趣。 母親出生於羅得島普羅維登斯的一個由8個子女組成的大家庭，5個兄弟、3個姐妹。母親排行老三，是第二個女兒，與她的父親極其親密。她父親在通過建立聯邦儲蓄系統來設置高稅率、建立彈性更大的貨幣體系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母親記得他曾經在自己華盛頓的家中與同事們一邊打撲克、喝酒，一邊辯論立法問題。外祖母奧爾德里奇多年生活不能自理，因此，母親在結婚前大約十來年的時間裡，常常承擔她父親的女主人角色。她被推進了華盛頓舞台的中央，對於處理「社會」需求，她不僅處之泰然，而且輕車熟路。 外祖父奧爾德里奇喜歡旅遊，鍾愛藝術。母親和她的兄弟姐妹們常常陪伴他去巴黎、羅馬和倫敦參加官方會議。在很小的時候，母親就熟悉了巴黎，以及巴黎的藝術世界，而且當時嶄露頭角的新藝術形式和新思想很對她的胃口。 脆弱的情感 把母親娶過門的家庭跟她的娘家迥然不同。她的兄弟姐妹們——尤其是她的姐姐露西——笑話她嫁給了「古板」的洛克菲勒家，起初很擔心她無法適應。 影響父親大部分少年時期生活的主要是他的母親勞拉·斯佩爾曼·洛克菲勒。她是個極其嚴謹刻板的人，主要負責撫養和教育他。她的父母篤信宗教，一直積極參加反對奴隸制運動和禁酒運動。她的畫像和照片都顯現出她是一個難以取悅的令人敬畏的女性。 祖母洛克菲勒為父親灌輸了大部分宗教知識，培養他正直無私的強烈道德感，並最先告訴他他要肩負掌管家族巨額財富的重任。祖母洛克菲勒在婦女基督教禁酒聯合會（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成立後不久就加入了這個組織，她深信「酒魔」是當時貧困、邪惡和犯罪等所有社會問題的核心。孩提時期，父親便定期參加禁酒會議。到了10歲的時候，他簽署了一份誓言，要遠離「菸草、異教和任何麻醉人的飲料」。一直到上大學之前，父親的生活主要圍繞著家庭和浸禮會教堂。在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讀大學期間，父親第一次有機會擺脫他母親的影響，但那很不容易，而且他也從未成功過。然而，他還是探索了一些新思想，從而逐漸拓寬了他對身邊世界的理解，並結交了一些終身的朋友。最重要的是——至少從我的角度說，他遇到了我的母親，並開始追求她，直至他們8年後結為夫妻。 儘管有了大學教育的影響，有了安定的家庭生活，有了一大堆朋友，父親對待生活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不安全感。他的婚姻——雖然起初他曾經疑慮、猶豫過——是天賜之作。母親的激情、人緣和社交能力幫助他應對自己的羞怯和不自信，彌補了他心知肚明的自身的缺陷。從母親那裡，他找到了一個能夠理解、關心和保護自己脆弱感情的人。他希望她永遠跟他在一起——即便不是在自己的身邊，也能夠隨時得到幫助。他希望能夠跟她一起退縮到他們的二人世界。從某種角度說，這是一種浪漫，而且我相信他們之間的關係充滿了極度的愛慕濃情。從另一個角度說，他們的紐帶關係是絕對排他型——包括他們的孩子。這種排他型關係導致的是他對母親的強烈依戀。 我們打小就意識到，如果我們想吸引母親一絲一毫的注意力，就必須跟父親競爭。我們知道她非常在乎我們，喜歡花時間跟我們在一起，而且我們看得很清楚，父親的需求和我們的需求所產生的衝突會讓她異常惱火。這對她來說是一種永無休止的重擔，是造成她巨大壓力的根源，也是她一直沒能解決的問題。父親希望只要自己有需要，就能隨時找到她，而在這方面，他的需求事實上是永遠都無法滿足的。 她是個美人 雖然存在這種緊張關係——這種關係深深地刻在我兒時的記憶中，但即便到了今天，每當我想起母親，心中都充滿了強烈的愛意和幸福感。我估計，按照當代的標準，她不算是個標準的美人。我和內爾森繼承了她的奧爾德里奇家族特徵，其中最明顯的是奧爾德里奇家的鼻子。然而，在我看來，母親是個美人，她的朋友和熟人也都這麼看，因為這些特徵充滿了活力，讓人溫暖。這種美很難在照片或畫像中體現出來，而且事實上，在這方面，沒有幾件影像作品對她而言是公平的。奇怪的是，最像她的作品是在她去世後由弗雷德·W·賴特畫的——他是照著一張漂亮的照片臨摹的，照片上她抱著內爾森的大兒子羅德曼，當時羅德曼還是個孩子。那幅畫比其他正式畫像都更好地捕捉了她的表情。 除了長相以外，我的大部分秉性也遺傳自母親。她那安靜的個性與父親和我的幾個兄弟姐妹的緊張、急躁的性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對她總是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母親喜愛小孩兒，而且毫無疑問，作為最小的一個，我享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我的哥哥們經常指責我擁有特殊待遇，雖然我們的父親和母親都有意識地努力不表現出任何偏愛。但是，我和母親的關係非常融洽，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她對藝術的熱愛，以及她溫柔而耐心地傳授給我的情形。美麗的物品到了她的手裡就變得有了生命，仿佛她的讚賞為那些物品賦予了一種特殊的美。她端詳一幅畫的時間越長，她從中發現的東西就越多，好像是她通過某種魔力挖掘到了普通人無法進入的新的深度、新的境界。 母親身上沒有什麼「收藏家」的喜好，收集整套的東西對她來說遠遠不如欣賞每一件物品更加有興趣。她的一些品位和直覺影響了我，而她身上的這種品位和直覺總是可靠的。我從她那裡學到的藝術知識超過了所有藝術史學家和監護人——他們多年來向我傳授了藝術史中的技藝和藝術鑑賞方面的知識。 雖然在表面上，母親和父親在有關撫養我們的所有重大問題上都意見一致，對待孩子們也是同一種態度，但是他們兩人的性情卻差別甚大。我們這些孩子並不是沒有注意到母親不參加我們的早晨祈禱——她喜歡舒舒服服地待在床上看報紙或者寫信。我們也注意到她把一些大膽的新藝術形式——常常還有創造那些新形式的藝術家們帶進了家——這令父親頗感不快。我們還注意到，只要她有機會跟我們在一起或者單獨跟我們一起玩耍，她就會喜上眉梢。她喜歡探險，喜歡出人意料的東西。率性而為是她的性格，而從衝動行事中她獲得了無比的樂趣。 職責、道德和品行 父親則正相反。他希望生活是一種秩序井然的模式。他想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做事的先後順序如何、與什麼人一起做事以及怎麼做事等。無論是在市區還是在度假，一天怎麼過都要事先計劃妥當，而偏離計劃的事情他是難以欣然接受的。我記得他在有人提出某種新活動的時候說：「可是我們計劃要干別的。」對他來說，那是不接受新想法的充足理由。 當我們要搬到緬因州過夏天的時候，父親的幾個箱子在我們動身前3天就拿了出來：有些是老式的扁行李箱，有個蓋子從上面被打開了；有些則是所謂的「發明性箱子」，打開後一邊可以掛西服，另一邊是放衣服的屜子。他常常會因為要出門兩三個月而準備十幾個滿滿的箱子、包裹。首先，他和他的男僕威廉·約翰遜開始挑選要帶的東西並一一攤開——外衣、羊毛套衫、西裝、騎裝等。然後，威廉再具體整理成箱。 在那個時候，著裝比現在要正式得多。冬天，父親每天夜裡都戴條黑領帶赴宴，母親則穿著長裙，即使是自己家人吃飯的時候也一樣。他們隨身攜帶的衣服數量是驚人的。即便是夏天，父親也從來不敢不穿外衣出門，以防天氣轉冷，而且他出門從來都戴一頂帽子。一年夏天，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和父親在驅車穿越西南部途中照了張照片，照片上我們兩人在亞利桑那州沙漠一棵孤零零的松樹下，坐在一件羊毛長袍上。父親一身西服領帶，頭上戴一頂氈帽，從不離身的外衣放在一邊。 我毫不懷疑父親非常愛他的孩子們，愛我們所有人，但他自己那嚴謹刻板的成長經歷絕對造就了他作為一個家長的死板教條。他很嚴肅，雖不冷淡，卻也很少表現出溫情。然而，在我的兒童時代，他陪伴在我們身邊的時間超過了許多做父親的人，也許比我跟我的孩子們在一起的時間還要多。他工作很勤奮，但主要是在家中的辦公室——他在那裡是不能被打擾的。他跟我們一起在波坎蒂克度周末，跟我們一起在緬因州過暑假，但是，在感情方面，他與我們並不親密。 也有例外的時候。我們在一起散步、騎馬、旅遊的時候，他有時會娓娓談論他自己的少年時期，會饒有興趣、不無溫存地聆聽我的煩心事。在我的人生中，那是些重要的時刻。 但是，每逢我們要處理一些重要事宜，尤其是帶有重要感情內容的問題時，父親傾向於用書信的形式。當我們上了大學、我的父母長期在外旅行的時候，這種情況就更頻繁了，但是，即便我們都住在一個屋檐下的時候，他仍然喜歡這樣的交流方式。父親向他的秘書口述他要寫的信，由秘書打字、郵寄——而且還要複製一份存檔！ 雖然父親對我們的愛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但他的家長責任感促使他時常絮叨職責、道德和品行端正等方面的話題。我的哥哥勞倫斯至今還有些感傷地記得他收到的父親的那封信——當時他被他在普林斯頓的班級評選為「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學生。父親在信中提醒他說，他必須用自己畢生的時間來真正贏得同學們對他的好感。父親的這種答覆相當典型。 但是，在父親嚴肅的外表下是溫柔、溫暖的一面，它在我們當中有人遇到麻煩的時候表現出來。這一點展現了在他的個性中對我來說十分珍貴的一個內容，從一個方面解釋了為什麼母親和父親之間能維持將近50年的親密關係。我知道在我真正需要他的時候，我可以得到他的愛和支持，即便他可能並不贊成我做的某些事情。 父親是個複雜的人。祖父白手起家，自己創造了大量的財富，而這種成就父親是沒有機會效仿取得的。即便在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後，他還是被自嘆不如的情感困擾著。他曾經描述自己擔任標準石油公司副總裁時期短暫的職業生涯是「與我自己意識的一種賽跑」。從某種意義上說，父親一生都在掙扎著要配得上自己的家族和繼承的遺產。 早在30歲出頭的時候，父親就飽嘗「精神崩潰」的折磨——如今，我們稱之為抑鬱症。從那個時候起，他開始從積極介入標準石油公司的工作中脫離開來。為了恢復健康，父親帶著母親和我的姐姐阿比——當時她才1歲——到法國南部度假一個月。結果，他們在那裡休息了6個月，而且即便在他們回來以後，父親還是深居簡出。過了將近整整一年，他才覺得自己能夠回到辦公室工作，即便如此，也只是上半天班。 也許可以理解的是，他從來沒有直接對我說起過這段故事，雖然有一兩回他曾經暗示說，他年輕的時候遇到過一些感情問題。我第一次意識到他曾經經歷過困難時期，是在我大學畢業幾年以後，當時我有一個好朋友正經歷著類似的抑鬱。父親在他身上花了好幾個小時時間。我的朋友說，當父親說起自己的經歷時，淚水從他的臉上淌了下來。這時，我才明白他當時的抑鬱症有多麼嚴重。 父親克服了自己的抑鬱症以後，立刻辭去了在標準石油公司的職務，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業和祖父個人事務的管理上來。結果，在那十來年的時間裡，祖父開始將一些股票和其他資產轉給了父親。191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父親41歲。那年，他擁有的標準石油公司的股票價值只有25萬美元。 祖父在等什麼呢？我不敢肯定他是否曾經打算把一大筆財產留給自己的孩子們。他原先計劃留給父親的遺產大概跟留給女兒們的一樣多。他會給父親留下足夠的財產，讓他過上舒適的生活，按照大多數人的標準，可以算做「富人」，但從實質上說，比預想的少。祖父在談到慈善事業時所說的話是發自內心的：「給人帶來傷害的最便捷途徑就是給錢。」而且他覺得這句話特別適合他自己的孩子們。弗雷德里克·蓋茨在給祖父的一份備忘錄中說，祖父的財富正在「堆積成雪山」，會「崩塌，從而埋葬他和他的孩子們」。祖父也許有些驚訝地發現自己的巨額財富在他從標準石油公司退休很多年後還在繼續升值。他看到自己的兒子正掙扎著處理自己的感情問題，尋找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被超出他承受能力的責任壓得疲憊不堪。他也許認定，即便把巨額財富全給兒子也無濟於事。於是，直到1915年前，祖父可能都計劃要在臨終前或事先通過遺囑將自己的大部分財產捐獻給慈善事業。讓他改變主意的是拉德洛。 拉德洛 「拉德洛大屠殺」——這是後來歷史書上的用詞——是美國勞工史上最負盛名（或者說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也是我的家族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拉德洛是科羅拉多州南部的一個煤礦小鎮，那裡的科羅拉多燃油與鐵礦公司（Colorado Fuel & Iron, CF&I）——祖父在該公司擁有將近40%的股份——經營著幾座煤礦和其他設施。早已退休的祖父仍然持有許多公司的大量股份，但是他將那些股份看成是證券領域的被動投資，平時並不密切關注其管理情況。父親在CF&I的董事會任職，但是，公司的會議在紐約舉行，而他從來沒有考察過公司在科羅拉多州的經營情況。 1913年9月，礦工聯合會（United Mine Workers）所代表的科羅拉多州南部礦區——包括科羅拉多燃油與鐵礦公司在內——的9 000多名礦工舉行罷工，提出了若干項條件，包括工資、勞動時間、安全條件以及——最重要的是——對工會的認可。幾個月來，罷工工人與各公司雇用的警衛之間的暴力事件，迫使科羅拉多州州長調來了國家警衛隊。整個冬季，形勢進一步惡化。1914年4月20日，公開的戰爭爆發了。在罷工工人與衛兵的激戰中，有11名婦女和兒童在燃燒的小帳篷里窒息而死，雙方有幾十人在該事件發生後的幾天裡或死或傷，最後迫使威爾遜總統派遣聯邦軍隊強行鎮壓。 那是一場可怕的悲劇。由於洛克菲勒的名字引發了強烈的情感，因此祖父和父親都被牽扯進衝突當中。甚至有人在我們西54大街的住所外示威遊行，斥責洛克菲勒家犯下了拉德洛「罪行」。 在拉德洛慘案前和慘案後，父親參加了調查科羅拉多州局勢的幾個國會委員會。起先，他採取了反對罷工工人的強硬立場——毫無疑問，那是受了蓋茨的影響，因為蓋茨認為，那些罷工工人比無政府主義者強不了多少。拉德洛事件之後，父親開始懷疑蓋茨的立場。他開除了令人憎恨的科羅拉多燃油與鐵礦公司的頭兒，聘用了艾維·李。李建議父親保留一個勞工專家，幫助他解決問題。李遠不僅為父親重新樹立了形象，他還說服父親相信，他必須應對導致礦工們不滿的根源問題。 接著，父親聘用了威廉·萊昂·麥肯齊·金——後來，金先生當上了加拿大的首相，也成了父親最親密的朋友。在他的建議下，父親在科羅拉多燃油與鐵礦公司實施了一個「行業代表計劃」，成為勞工關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父親與金一起到了科羅拉多州，用了幾天時間與礦工們會談，甚至在舞會與礦工的妻子們跳舞。 父親的目標是，要通過解決勞工的困苦和說服商人認識到自己對工人們負有更加大的責任，以此來改善美國的勞工關係。出於這個目的，他對勞工問題的關注並非到拉德洛事件就結束了，而是把它當做自己今後工作的重心。在20世紀20年代初，他成立了一家公司——行業關係顧問公司（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為各公司提供勞工關係方面的諮詢服務。公司很受人們的歡迎。美國的幾家大型公司集團——包括標準石油集團中的幾家公司——都應用了它的諮詢服務。 拉德洛事件標誌著父親進入了人生的一個新階段。雖然無論從才華還是從意願上說，他都不是個商人，但是他表現出了自己的能力和勇氣。給祖父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父親在非常嚴峻的情形中表現出來的性格中的堅毅和果斷。此外，在遭遇嚴重的個人困境時，他也表現出了這些品質：1915年3月，他敬愛的母親勞拉久病不愈去世了，一個月後，他的岳父死於大面積腦出血。這些事都發生在我出生前很短的一段時間裡。對於我的父母來說，那是一個痛苦的階段。 拉德洛事件以及後來發生的一切似乎讓祖父相信了，他的兒子完全有資格肩負管理他那巨額財富的職責。從1917年開始，祖父逐漸將自己的剩餘資產轉給了父親——當時大約有5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100億美元。父親立刻著手重新調整自己的生活，以便承擔起巨額資產帶來的責任。從根本上說，他的目標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宗旨完全一致：進一步「造福全世界的人民」。這就意味著他要繼續積極介入祖父創建的各個機構——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大眾教育委員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活動，而他在那些機構中已經承擔了主要領導職責。但是，他同時還有機會啟動他自己的項目——包含人類活動所涉及的幾乎所有領域，從宗教到科學、環境、政治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