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綱集 · 《金石萃編》唐碑補訂——讀藝風堂拓本雜記之一

一 萬年宮銘 仁 題名考證 《金石萃編》卷五十唐十《萬年宮銘》碑陰題名錄文有「左領軍將軍臣仁」一條題名，王昶跋說： 薛仁貴在從官之列，（綱按《薛仁貴傳》載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元武門後。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為魚矣。」薛仁貴此次在山水暴漲中救唐高宗出險，故王氏雲仁貴在從官之列也。）今碑陰有左領軍將軍臣 仁，當即其人。稽之本傳，則其時仁貴官右領軍中郎將，與碑少異耳。 王昶的話是錯的。檢藝風堂拓本此條題名「仁」字上下兩字，雖少有剝泐，但其字體還可以一目了然，題名者乃「金仁開」，而不是「薛仁貴」。考《大唐平百濟國碑》文中所敘的將帥，有與蘇定方同領軍平百濟的「副大總管左領軍將軍金仁開」，其人名，官銜，時代都與《萬年宮銘》碑陰題名同，即其人。（按《金石萃編》卷五十三亦有《平百濟國碑》錄文，而所錄「副大總管左領軍將軍金」，已泐其名，未知王昶是否未及細辨碑文，或者所見拓本不如藝風堂的精工呢？ 二 信法寺碑缺下截 《金石萃編》卷六十五唐二十五《信法寺碑》目下注說：「每行五十六字」，故其錄文在第一行第五十三字下殘缺處僅空白三格，第二行第五十一字下殘缺處空白五格，其餘各行殘缺處或留五字、六字以至九字、十字不等。按王昶所見拓本實缺下半截，檢藝風堂拓本此碑行實七十七字，下半截中間雖剝落一大幅，但近土處行還存十字左右，並且末三行還完整無缺。王昶未見原碑，僅據未全拓的拓本遽定其字數，那是錯了。 三 識法師頌盧公清德文的書碑人 《金石萃編》卷六十八唐二十八《識法師頌盧公清德文》一碑，其書碑人，王昶疑為即書《雲居寺山頂石浮圖後記》的王守泰，他跋道： 按碑題瑯琊王守 書，泐其名一字。《金石文字記》載《雲居寺山頂石浮圖後記》開元二十八年莫州吏部常選王守泰行書。此碑下距書《雲居寺碑》計三十三年，疑即王守泰壯年所書，故不署官位也。 今檢藝風堂此碑拓本，其姓名完整不泐，書人乃「王守哲」，而不是「王守泰」，王昶疑為即書《雲居寺碑》的王守泰，這是錯的。 四 邛州刺史狄公碑主姓名考 《金石萃編》卷六十九唐二十九《邛州刺史狄公碑》，王昶跋說： 右《邛州刺史狄公碑》，諸家未有發明。文中有「嫡子故中書令尚書右僕射贈司空梁國文惠」知為仁傑之父無疑。梁公一代偉人，而《新唐書》已不能譜其世系，碑又復斷闕不全，邛州君之名已亡，可見者「曾祖叔湛，魏平西將軍邑子」又曰「緒唐行軍總管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使持節汴州諸軍事」，又曰「臨穎公之第五子也，起家以國子明經，擢第補東宮內直，州司兵參軍，兼鄭王府兵曹參軍，梁州都督府錄事參軍。俄除越州剡縣令，華州鄭縣令，又除夔州都督府長史，卒贈使持節邛州刺史。《舊唐書·狄仁傑傳》載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夔州長史，而不載叔湛。《宰相世系表》則雲狄氏為「孔子弟子狄黑裔孫漢博士山，世居天水。後秦樂平侯伯支裔孫恭，居太原，生湛，東魏帳內正都督、臨邑子。孫孝緒。」此碑雲叔湛，表脫「叔」字，而碑於「邑子」上泐一字，乃「臨」字也。惟叔湛歷官表與碑不同，叔湛孫孝緒，碑尚存「緒」字，泐其上一字，乃「孝」字也。仁傑傳稱孝緒為祖，知遜為父，則孝緒為知遜之父，此碑所稱邛州刺史，即知遜也。 王昶說，「叔湛遜孝緒，碑尚存『緒』字，泐其上一字，乃『孝』字也。仁傑傳稱孝緒為祖，知遜為父，則孝緒為知遜之父，此碑所稱邛州刺史，即知遜也」。按《金石萃編》此碑目傍王氏注云：「碑僅存上截」，又云：「字數無考」。今檢藝風堂拓本此碑乃全拓者，下截的中部雖剝泐一大片，但碑下近土處，還行存字自十字至二三字不等。行字可考實六十二字。王昶拓本所缺的「孝」字，乃在此拓本第七行最後一字發現，且「孝」字之上，「父」字亦嚴然完整。我們讀了藝風堂這份拓本，則可確證此碑實為狄仁傑父狄知遜碑無疑，王昶的考證可以成為定論了。 五 虞鄉縣令劉君幡竿銘碑主名考 《金石萃編》卷七十唐三十《劉君幡竿銘》，王昶跋說： 按碑題虞鄉縣令劉君，而文中不著其名。文云：「敬樹幡竿於柏梯山寺之西南岑也。」《山西通志》虞鄉縣山川條載柏梯山在柏梯村，即檀山半也。巒懸絕，連木乃陟，百梯方降，鑿石辟蹊，憑崖標閣。下引劉行忠幡竿銘數語，與此碑文合，是縣令為劉行忠矣。 今檢藝風堂拓本，此碑在首行標題「大唐蒲州虞鄉縣令劉君幡竿銘並序」之下，復題「朝議郎行虞鄉縣令劉行忠碑」十二字，則碑主為劉行忠，碑文中已明白書出。王昶跋此碑說「碑題虞鄉縣令而文中不著其名」，因引《山西通志》以證此碑主為劉行忠。大概王氏所見拓本未拓此十二字，或過錄時誤遺此十二字，所以王氏便致費了一番考證工夫才考出此碑主為誰，真是枉費氣力了。而《藝風堂金石文字目》的編者繆荃孫，他自己收藏有這樣精工的拓本，當他編目的時候，不曾細讀碑文，便把碑主定為撰碑人，他在此碑標題旁註道：「劉行忠撰」，見《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卷五頁三，又未免失之粗心了。 六 姚彝神道碑題名補正 《金石萃編》卷七十一唐三十一，《姚彝神道碑》撰人、書人題名，王昶錄文作： 朝議郎檢校秘書少監　　　撰 正議　　　　　　　　　書 檢藝風堂拓本，此碑撰人·書人題名乃為： 朝議郎檢校秘書少監博陵崔沔撰 正議大夫行將作少匠上柱國東海徐嶠之書 考此碑撰人、書人題名殘闕當已久，趙明誠《金石錄》已雲撰人姓名殘闕，但藝風堂這份拓本拓工殊精，崔沔姓名雖漫漶，而尚可辨。徐嶠之姓雖漫漶，而嶠之書三字則還可認，且正議之下，「大夫行將作少匠上柱國東海」十二字都可以一目了然。藝風堂這份拓本，不但不是王昶所見的拓本所能企及，且遠勝於宋朝趙明誠所見的拓本了。 又王氏雲此碑行僅四十九字，按藝風堂拓本行五十三字。 七 其他 《金石萃編》卷七十唐三十《醴泉寺志公碑》標題旁註道： 文從裝本錄出，碑之高廣尺寸行字數皆無考。 檢藝風堂拓本，此碑高五尺一寸，廣三尺三寸，三十七行，行五十四字。 《金石萃編》卷七十一唐三十一《葉有道碑》標題旁也注道： 裝本，高廣行字俱無考。 檢藝風堂拓本，此碑高六尺四寸，廣二尺四寸，二十二行，行五十六字。 《金石萃編》卷八十七唐四十七《竇居士碑》標題旁註稱此碑「額失拓」。今檢藝風堂拓本，此碑額題「大唐故竇居士神道碑」九字，分書。 張敦仁《金石萃編校補》跋 清張敦仁《金石萃編校補》一卷，張氏本校補於所藏《金石萃編》原書上，卷首蓋有「陽城張氏省訓堂經籍記」圖記，其校字處寫在原字旁，其補闕或評論處寫在書眉，都是硃筆行書，字體雄遒。我在北京琉璃廠書店訪得，始逐條著錄，編輯成卷。原書則送歸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收藏。 敦仁字古愚，一作古余，山西陽城人，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進士，歷官至雲南鹽法道，因病退休，寄寓南京，道光十四年（1834年）卒，年八十一。敦仁博學精考訂，公暇即事著述，《清史列傳》本傳稱其「生平實事求是」，所刻書多稱善本，是清代乾嘉間大校勘家 [1] 。張氏以校勘專家而從事《金石萃編》的校補，所以精密過人。張氏死後，遺書多散佚，這部校補得以保存，百年後為我訪得，保藏於研究所，也算是件幸事了。 張氏校補除校碑文外，並校及跋文釋文，且間兼有評論跋文的是非。計全書校補及評論共三十六通，可分為六類：其校碑文的廿二通，屬漢碑的三通，曰《甘泉山漢刻殘字》、《華岳廟殘碑陰》、《聞熹長韓仁銘碑李獻能題記》，屬於魏碑的一通，曰《上尊號碑》，屬唐碑的十八通，曰《孔子廟堂之碑》、《斐鏡民碑》、《溫彥博碑》、《皇甫誕碑》、《張琮碑》、《姜行本碑》、《伊闕佛龕碑》、《段志玄碑》、《蓋文達碑》、《房玄齡碑》、《張允碑》、《李靖碑》、《尉遲恭碑》、《紀功頌》，《蘭陵公主碑》、《岱嶽觀碑》、《李勣碑》、《裴光庭碑陰》。其校跋文的九通，屬於漢碑跋文的七通，曰《泰山都尉孔宙碑跋》、《李翕西狹頌跋》、《博陵太守孔彪碑跋》、《豫州從事尹宙碑跋》、《校官碑跋》、《郃陽令曹全碑跋》、《武氏石室祥瑞圖題字跋》，屬於吳碑跋的一通，曰《禪國山碑跋》，屬於唐碑跋的一通，曰《鹽池靈慶公碑跋》。其校釋文的一通，曰漢《碧落碑》釋文。其校碑並校跋文的一通，曰漢《韓造孔廟禮器碑》。其評論跋文的二通，曰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跋》、北魏《張猛龍清頌碑跋》。其校碑跋文並評論其文的一通，曰漢《石經殘字跋》。此六類中，自以第一類校補碑文的為最重要，因為它是校補碑文的本身。但其他各類，如評論《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跋》指《兩漢金石記》稱據碑考漢熹平元年（172年）二月為丙戌朔以補《通鑑目錄》的未備為蛇足，《張猛龍清頌碑》論猛龍名「 」字當為「圖」字別體，以及對各跋文一點一畫的訂正，也都處處可見其不苟的精神，《清史列傳》本傳稱為實事求是，確是的評。 關於校勘跋文釋文以及評論跋文各部分，在張氏校補中屬次要工作，此處不再具論，茲將其重要的即校碑文部分一說其價值。我們細讀其碑文校補，不僅深佩張氏校勘的縝密，尤使我們驚異其拓本的精良。王昶《金石萃編》成書於清嘉慶十年（1805年），後人要校其書，自非有乾嘉前的佳本不可，案《金石萃編》校補，如當時人張叔未（廷濟）校本，近人羅振玉《金石萃編校字記》等，雖各有所補訂，但都不如敦仁所校的精博，因為敦仁所見的拓本是較他人所見遠為佳勝。我們試舉一些例子以見其一斑。如《皇甫誕碑》趙崡《石墨鐫華》記明萬曆二十四年丙申（1596年）覆碑的亭圯，壓碑中斷，當時僅剝二十餘字，其後漸剝至五十餘字。案《石墨鐫華》自敘於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1618年），其時碑已亡至五十餘字了。故此碑至清乾隆時，據錢大昕所見拓本，剝落漫漶的已至一百九十餘字之多 [2] 。王昶《金石萃編》所據拓本剝落八十三字已為佳本。今檢張氏所校共補闕五十四字（另訂訛的二字不算在內），全碑僅闕二十九字而已，可見張氏所據以校補《金石萃編》的拓本，必為明萬曆二十四年丙申碑初中斷時的拓本。如《伊闕佛龕碑》建碑年代，清代諸家題跋都未見碑文，只據《集古錄》、《寶刻類編》所記以考碑闕，而張氏所校卻尚存「□□□□十五年歲次辛丑十一月下缺 」數字。又如《尉遲恭碑》，張氏校本除校《金石萃編》所錄碑文外，並校及所錄以補碑闕的《文苑英華》文，因此碑泐上半，見《金石華》曾錄其全文，故《金石萃編》取以補碑闕。初以為張氏《文苑英萃編》轉鈔有誤書，故復據《文苑英華》來校對。及取《文苑英華》對校（據明隆慶元年福建刻本），則張氏所校與《文苑英華》原文不同。如「用□調芳」、「廣廡雲浮，□籥共樅金遞奏」兩句，《金石萃編》及《文苑英華》均無此空格，惟張氏始校出此闕字。又如「未經霜露」句，「未」字《金石萃編》及《文苑英華》均作「來」，「故人懷惠」句，《金石萃編》及《文苑英華》都作「故懷斯惠」而。《金石萃編》所錄與明隆慶本《文苑英華》原文則僅有一兩字不同，這是因《金石萃編》所據版本不同。案《文苑英華》編於宋初，是則張氏所據以校《金石萃編》及所錄《文苑英華》文的。 大概是此碑唐時的拓本吧？我們舉此三例，可見張氏拓本的珍貴。有此珍貴的拓本，遇此一代校勘大家，故其所校補才不是他人所可及。且張氏所校補以唐碑為最多，其中多唐代開國功臣碑如段志玄、房玄齡、李靖、尉遲恭、李勣諸碑，校補的地方都多有關史闕，其有裨於考史可知了。 1936年10月15日羅爾綱謹跋於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 * * * [1] 張敦仁事跡，據《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其卒年《清史稿》作八十二，此處據《清史列傳》。 [2]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