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綱集 · 洪大全考

羅爾綱 《羅爾綱集》
一 所謂洪大全及世人對洪大全問題的態度 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論《史料之搜集與鑑別》一章里,有一段話說道: 有事跡純屬虛構,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資格,幾令後人無從反證者。例如前清洪、楊之役,有所謂賊中謀主洪大全者,據云當發難時,被廣西疆吏擒殺。然吾儕乃甚疑此人為子虛烏有,恐是當時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雖然,既已形諸章奏,登諸實錄,吾儕欲求一完而強之反證,乃極不易得。茲事在今日,不已儼然成為史實耶?竊計史跡中類此者亦殊不少,治史者謂宜當以老吏斷獄之態臨之,對於所受理之案牘,斷不能率爾輕信,若不能得確證以釋所疑,寧付諸蓋闕而已。 這一個成為歷史疑案的洪大全,便是太平天國壬子二年三月初三日(即清咸豐二年二月十七日)太平軍在廣西永安州破圍之役,清朝欽差大臣賽尚阿在大敗之後,稱為當場追剿生擒的「逆首」。這人,被執之後,就給賽尚阿解到北京去,用來做獻俘的人物。 清咸豐二年三月庚申咸豐諭軍機大臣等述廣西巡撫鄒鳴鶴的奏章道: 據鄒鳴鶴奏克復永安州城生擒逆首先行馳報一折,據稱二月十七日丑刻,賊匪冒雨突圍由東路奔逃,我兵跟蹤追剿,殲斃數千人,擒獲逆首洪大泉 [1] 一名。因山徑陡險,大霧迷漫,鎮將遂致陣亡,賊眾現已分竄等語 [2] 。 同月辛酉諭內閣述賽尚阿的奏章道: 賽尚阿奏收復永安州城生擒逆首並現在剿辦情形一折,永安州城逆匪逃出分竄,我兵四面兜剿,疊有斬戮。現獲之洪大泉,即逆首洪秀泉之謀主,現已派員檻送京師 [3] 。 四月丙申,洪大全被檻送到京師,奉旨著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 [4] 。會審的結果,以合依謀反大逆不分首從凌遲處死,梟首示眾復奏。奏入,得旨:洪大全著即凌遲處死、梟示、派刑部左侍郎書元、署右侍郎陸應谷前往監視行刑。洪大全事跡始末見於清朝文書的如此。案這一場永安破圍大戰,清將長瑞、長壽、董光甲、邵鶴齡四總兵同日陣亡。清軍在慘敗之後,乃有獻俘之舉,這是一件最使人懷疑的事。所以歷來懷疑洪大全事跡不乏其人,到梁啓超不過再重新提出罷了。 但是,世人對洪大全問題的態度也並不是一致的。我們追溯這個問題,自咸豐二年起一直到今天為止,一百多年來,可以分做五個時期: (一)否認洪大全地位時期 (清咸豐初年) (二)記載歌詠洪大全事跡時期 (清同治時代) (三)否認洪大全事跡時期 (清光緒末年) (四)懷疑洪大全事跡時期 (五四時代) (五)爭論洪大全事跡時期 (從1934年到近年) 當獻俘之初,洪大全還未解到北京的時候,有一個遵旨陳言的給事中陳壇在附片中力論洪大全乃賽尚阿當無可如何之時不得不張皇裝點出來的一個贗品,其人不過供太平天國驅策,並非著名渠魁,實不值解京的話道: 廣西拿獲賊匪偽軍師洪大泉,經賽尚阿遴派隨帶司員步軍統領衙門員外郎聯芳、戶部員外郎丁守存檻送來京,計四月內可到。維我朝故事,凡解京正法者,皆實系逆首方可示天威而昭武功。今聞洪大泉不過供賊驅策,並非著名渠魁。從前查奏逆首姓名亦並無此人。嗣因賊眾竄出永安,於無可如何之時,不得不張皇裝點,借壯國威,並以稍掩己過。臣愚以為京師之耳目易掩,而天下之耳目難欺。此端一開,恐將來獲賊者均不免張大其辭,希圖冒賞。且恐逃匪聞而竊笑,愈以張其玩侮之心。尤可慮者各省盜賊勾結,氣類原屬相通,一有疏虞,更關國體。應請特降諭旨將洪大泉之不值解京明白宣示,飭令沿途督撫無論該犯行抵何處,即行就地正法。其押解該犯之聯芳、丁守存想於軍營不甚得力,聽其自行回京,毋庸再赴廣西。庶在事文武咸知警畏,而賊匪聞之,知聖意必欲將真正逆首洪秀泉等悉數擒獲,愈足寒賊膽而勵軍心矣 [5] 。 按陳壇此奏是根據以往軍前查復太平天國領袖姓名的奏摺內並沒有洪大全這一點來提出意見,這是一條極有力的證據。所以咸豐得了此奏,在給內閣的上諭里便說道: 該給事中另片奏賊偽軍師洪大泉擬請毋庸解京等語。洪大泉籍隸衡州,系從賊伙黨,原非首要之匪。現既檻送在途,仍著解至京師,以憑訊究 [6] 。 這時,除陳壇與咸豐外,有一個幫助廣西巡撫鄒鳴鶴、提督向榮守桂林的臨桂在籍翰林院侍講龍啟瑞,做有一首長篇《紀事詩》,他在自注「謂言當大捷,獻俘堪鋪張」的詩句里說道: 擒洪大全解送京師,實非賊中要領 [7] 。 又當洪大全被獻俘停在桂林的時候,有一個在桂林做巡撫鄒鳴鶴的幕客後來用半窩居士的筆名(這人真姓名大約是浙江海寧俞鳳翰)撰有一部《粵寇起事記實》記洪大全事也說: 軍中諱敗為勝,事所常有,惟奏獲洪大全之事,則過於虛謬矣。此賊起解之時,檻車停於桂林城外,觀者甚眾,問其姓名蹤跡,嘿無一語。又問能作詩詞,乃風雅之士,何以從賊。始雲識字無多,不能吟詠,被賊擄去,逼脅入黨,非渠魁也。所有擒獲遞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飾,此賊途中所作詩詞,亦系比部代撰。斯事憑空結構,粵中人人嗤笑。(比部某君為軍機章京,隨大帥至粵。) 可見當獻俘之初,就在清朝方面來說,內而朝中,外而軍前,上自皇帝,下至廷臣、士紳都否認洪大全在太平天國的地位,以為「僅系從賊伙黨,原非首要之匪」。這是第一個時期。 到了清咸豐四年(1854年)張德堅編《賊情彙纂》始在首逆事實里立有《偽天德王洪大全》一傳 [8] 。但張德堅對洪大全被擒時穿著囚服及論者稱揚洪大全才識兩點還有傳疑之詞。洪大全事跡全盤肯定,實始自清同治四年(1865年)清朝兩湖總督官文監修的《平定粵匪紀略》。此書在敘述太平天國金田起義那一段事跡里,便特地先插入洪大全的小傳道: 湖南衡山縣人洪大全,幼穎慧,甫八齡,能默誦《十三經》,陰自負。知秀全倡亂,即往依附,遂為部署隊伍,馬匹旗幟器械漸備,返屯金田 [9] 。 這樣一來,太平天國要等待洪大全到來部署隊伍,然後才在金田起義,洪大全便宛然是個「謀主」的身份了!所以到永安破圍之役,就大書特書道: 二月,賊潰圍東竄,官兵收復永安州,陣擒偽天德王洪大全檻送京師 [10] 。 《平定粵匪紀略》這樣的肯定洪大全事實,並不僅僅是出自封建皇朝記載上習慣的鋪張筆調,而且,據我們追考,此書編撰者之一就是幫助賽尚阿捏造洪大全的作偽者丁守存 [11] ,這幾段話雖不一定是丁守存的手筆,但倒完全是據自他的意見來寫的。這就是說,洪大全事實的肯定也還是出自捏造者之手。這是第二個時期。 但是,到了清光緒末年,就有人來重翻舊案。韓孔廠在跋黃鈞宰《金壺七墨》記洪大全事裡提出他的意見說: 以吾所聞於故老,實無洪大全其人;即有,亦不過一極尋常流輩。吾考之群籍,洪秀全曾自稱天德王(此說亦非確),初起時有將名洪天德(見王氏《甕牖餘談》),卻無洪大全封天德王之事。說者謂洪氏初起,氣勢銳甚,官軍莫敢攖其鋒,賽尚阿督師久,懼譴責,乃捏造此人以欺朝廷,後世秉筆者多不察,展轉鈔錄,幾成故實。中國歷史之多誣,即此一端可見 [12] 。 韓孔廠不但否認洪大全的地位,他根本就否認洪大全的事跡,他說:「以吾所聞於故老,實無洪大全其人。」這是第三個時期。 到了五四以後,梁啓超對洪大全問題持不輕信、重證據的態度,他認為這一個「既已形諸章奏,登諸實錄」的史案,必須求得一個強有力的反證方才可以把它推翻,但是,「斷不能率爾輕信,若不能得確證以釋所疑,寧付諸蓋闕」。梁啓超這一種態度,正反映著當時梁啓超等人對考證歷史的態度。這是第四個時期。 近二十年來,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工作者對洪大全問題起了爭論,得出兩種相反的結論:第一種結論是否定洪大全的,是我作出的,有專文論述的還有朱謙之 [13] ;第二種結論是肯定洪大全的,有俞大綱、蕭一山、簡又文、郭廷以、謝興堯、榮孟源 [14] 。這是第五個時期。 我們回溯這五個時期,知道洪大全問題一開始提出,人們就予以否定,中間雖然經過一個肯定的時期,而把它肯定下來的還是出於捏造洪大全的作偽者丁守存之手。這是一個開始就有問題的歷史問題,並不是到了我們時代才提出來的。因此,我們對待這一個問題,不論站在肯定方面或否定方面,都必須把對方所列舉的證據駁倒,指出它的不可信,把自己的證據拿出來,說明它的真實性,並且,還必須把有關洪大全問題的一切歷史上問題都解釋得通,然後方才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結論出來。 二 洪大全問題的爭論 近今對洪大全問題的爭論,起於1934年秋天我在《大公報·圖書副刊》上發表的一篇《賊情彙纂訂誤》。我在此短文中,根據若干條史料對《賊情彙纂》內《天德王洪大全》所記事實提出懷疑。當時俞大綱看了我這篇短文後,在《圖書副刊》上發表一篇《讀羅爾綱賊情彙纂訂誤後論洪大全事跡》,引故宮文獻館所藏《洪大泉供》做證據,證明太平天國實有天德王洪大全其人,「與秀全駢比為王」但他「本非洪、楊舊黨,號稱王位,實等虛設」。又說洪秀全之所以尊崇洪大全,想「大全亦有實力之憑藉耳。今者史料之集證,依常識之判斷,則大全之所憑藉者,當為三合會之黨徒,與署天德年號之會匪,實二而一者也」。最後論大全之被擒,因蕭朝貴不聽令,當是洪、楊有意為之。此實為兩種勢力(復明之民族思想與宗教改革觀念)消長之必然趨勢。洪、楊中人之所以迄不認有大全其人,蓋即諱其與三合會有一度之攜手,以自扞其教義。對我的懷疑,提出不同的意見。 1935年蕭一山在所著《太平天國詔諭》一書《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告示跋》一文內論天德王洪大全事跡根據《洪大全供》與俞大綱的意見進一步發揮,加以肯定,說: 大全之稱天德王,為秀全所尊,並非為秀全所封。二人在永安,同稱「萬歲」,居朝內正屋,儼然兩頭政治之規摹焉。……大全必有可以被尊之資格在也。此資格當包括兩種: 一曰實力之憑藉,二曰名義之尊崇。……然則大全之實力為何?曰天地會是已。名義為何?曰大明天德皇帝是已。 接著又說: 此時天地會與太平軍合作,殊無疑義。在秀全諸事草創,黨派之見,必不甚嚴,故樂予容納,以增厚己力。在大全則散漫之餘,秀全新起勢銳,同氣相投,亦可藉以振作,故能融兩派於一爐也。秀全即因其舊稱而尊之曰天德王。 最後蕭一山還引申俞大綱的意見論自洪大全被執後太平天國即排斥三合會(即天地會別名),拒絕與三合會聯絡說: 然洪、楊既別倡所謂天父、天兄之說,即已與洪門之舊規隔離。兩種思想,頗不相容,故天地會頭目不久輒散去(見《中國秘密社會史》)。而大全亦不免被陷身死焉。……洪秀全後日之排斥三合會,亦由於此。若從他方面觀察,則秀全所以不贊成復明者,或以明後之假託已為大全所占,秀全固不甘為其臣屬乎?不然,三合會又何負於太平軍,而必深閉固拒如此。(太平軍不與三合會聯絡,有請援者亦遭拒絕,如上海劉麗川是已。故三合會起事者,皆不旋踵而失敗。) 蕭一山這一個意見,影響了二十年來撰述太平天國史的工作者。他們根據蕭一山所論述的洪大全事跡,說明是太平天國宗派思想的表現,並且指為太平天國革命主觀方面必敗的一個原因。洪大全問題所以直到今天還成為太平天國史上一個大問題就在於這裡。 我在俞大綱發表《洪大泉供》以前,沒有看到這篇文件。當時我看了這篇文件,以為研究洪大全有無其人其事,應該從研究此供下手。因為當時賽尚阿所以能夠證實有洪大全其人其事的是此供,今人所以堅信實有洪大全其人其事的也以此供為惟一的根據。但我們卻不能說有供即有其人其事,我們應該先問那篇供的可靠性。古來捏造人證的事件是常有的事,就舉太平天國史事來說吧,例如丙辰六年七月燕王秦日綱圍金壇,這月十六日(夏曆二十二日)金壇清守將李鴻勛遣軍出築壘,大敗歸,城中震動。到了太平軍解圍去,清守城將吏為了要掩敗冒功,就捏說在太平軍營裡面搜獲文卷得秦日綱戰死月日,才知道在這一天把秦日綱打死。後來李濱撰《中興別記》就根據來大書特書,並且加以論斷說:「是戰雖猛浪致挫,然除一巨酋也。曩長沙軍炮斃偽西王蕭朝貴,先亦不知,獲賊黨訊供始知之。此則證以偽牘,庶蓋可信。」其實秦日綱並不是在金壇戰死,而是因天京事變幫助韋昌輝亂殺無辜,韋昌輝伏誅,他也被誅死。後來太平天國朝天朝主的位次,便取消了北王、燕王的位置,以明正他們的罪狀。現有秦日綱圍金壇時的部下大將、《李秀成自述原稿》與跟隨秦日綱的愛爾蘭人肯能(Canny)的詳細報告 [15] ,以及「朝天朝主圖」 [16] 為證。然而作偽者竟欺騙了當時人,還欺騙了後來的記述史事的人。這件事說明文卷或供辭之類的文件一樣的可以偽造的,有了作證的文件還要先鑑定它的可靠性,斷不能一見證件,不問真偽就信它所證的事件為實事的。所以我們要考證洪大全之有無其人,斷不能認為有供,即有其人其事,必須先去考證他的供所記的事實是否與太平天國史事相符。如果這篇供與太平天國史事沒有什麼違背,那末,這篇供可以斷定是真的;供這篇供的人,也可以斷定是確有其人其事的。反過來說,如果這篇供與太平天國的史事不符,那末,這篇供可以斷定是假的,所謂供這篇供的天德王洪大全,也可以斷定是給清欽差大臣賽尚阿捏造出來的人物。我就根據我的看法進行考證,在此不過一千四百字泛泛的鋪張敘述的供辭之中,提出七條違反太平天國宗教信仰與太平天國史事不符之處。這篇論文,發表在1936年清華大學出版的《社會科學》第一卷第三期,後來又收在《太平天國史叢考》一書內。我這篇文章發表後,俞大綱說他同意我的考證,並且說把他一年前的意見取消了。山東日照縣人牟乃紘也由書店轉來一封信,告我清欽差大臣賽尚阿的心腹幕僚當時在大營主辦奏稿後來又押解洪大全進京的丁守存的故鄉山東日照縣父老說丁守存在押解洪大全進京時,在路上把瘖藥給洪大全吃,所以洪大全到京後即不能發言,所有供辭,都系假造這一個重要的口碑。 在幾年之後,簡又文在所著《太平軍廣西首義史》注釋里,有《「天德王之謎」——洪大全案之研究》一文,他一方面說他與蕭一山的說法,「大體上彼此卻是同調」,另一方面卻同意我的考證,說:「羅氏憑種種證據以確定洪大全的供辭是賽尚阿所偽造,則允推的論。」 簡又文的意見先在《大風》雜誌上發表。朱謙之看了,對簡又文採取的態度不以為然,他發表了一篇《天德王之謎》加以考論,他在結論說:「洪大全其人之為捏造,反證很多,只要我們注意到當時太平天國方面的記載,……可不辨自明。至於《洪大全口供》的真偽問題,羅爾綱在《洪大全考》里根據八種原文件,證明了這一篇口供有七個地方違反太平天國宗教信仰及與太平天國史跡不符,無論在情在理,我們都不能替他解釋辯護,這完全是一篇賽尚阿所偽造無疑。然而近來尚有人如簡又文氏雖一面承認『大全供辭殊不足為據』,一面仍承認『大全本系一名讀書人出身的、具有理智化的頭腦』。一面承認『大全之供辭,系由清吏錄出,其中經過幾許之改竄,或增減』,一面仍然承認『確有洪大全其人其事』。這種不輕下斷語的態度,當然是一個科學的考證家應有的態度。然而洪大全的口供,既經羅爾綱詳加考證,認為偽造,洪大全其人其事經我這裡反覆的證明,知道完全為清方捏造,那末這問題便已完全解決,以後凡是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人,也就用不著對於《天德王之謎》再抱什麼模稜兩可的態度了。」 由於朱謙之與簡又文的爭論,我也來檢查我的考證。我檢查出從前的考證是側重供辭的考證,而對洪大全的本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只在《餘論》中提出幾點推測。因此,我認為有從新考證的必要。1946年,我寫成了《天德王洪大全考》,此文內容除包涵舊考對供辭方面的考證外,另對洪大全的本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方面也加以考證。我先對簡又文為了證明太平天國實有洪大全其人其事,而提出的四項最主要論證予以反駁,指出他根據的證據的不可信,然後提出我對洪大全本人身份歷史的初步看法。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辨偽集》一書內,到1951年春天才出版。 1950年榮孟源先生寫了一篇《天地會領袖洪大全》,收在為金田起義百周年紀念而出版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論文集》一書內。榮先生是相信《洪大泉供狀》的真實的,但他與蕭一山的說法略有不同,蕭一山認為洪大全是大明天德皇帝,與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同稱萬歲,儼然兩頭政治的規摹。榮先生卻認為上帝會領袖洪秀全與天地會領袖洪大全都同奉假想的天德皇帝為總領袖,在天德皇帝之下,洪秀全代表上帝會,洪大全代表天地會,兩人合作,地位是平等的。他說: 洪秀全稱「天德太平王」,其意義當是天德皇帝部下「廣西首領之一曰太平王」。洪大全稱「天德軍師」,其意義也當是天德皇帝部下的軍師。上帝會領袖洪秀全,天地會領袖洪大全,兩人合作,名義上都是天德皇帝的部下,地位應該是對等的…… 天德皇帝本是天地會所假託的人物,上帝會既然奉之為主,那末上帝會以天地會領袖洪大全為天德皇帝底代表,是合理的。因此,洪大全就說:洪秀全「尊我為天德王」…… 太平軍是上帝會領袖的部隊,洪大全以天地會領袖的資格來參加,是一個人來,並沒有武裝實力。這時太平軍固然要用「天德」,即要用洪大全的名義來號召天地會會員「同心同力以滅清」,對洪大全非常尊敬。但是洪大全卻不能不顧到自己身居客位,必須注意使上帝會的人「眼前不疑心我」。於是他「不以王位自居」,「又不坐朝」,而「自居先生之位」。由此可知,洪大全是太平天國底七大領袖之一,其地位幾乎和洪秀全相等,而在楊、蕭等人以上…… 可知洪大全以天地會領袖的資格參加太平天國,其名義為天德軍師。太平天國以假想的天德皇帝為總首領,在天德皇帝之下,太平王洪秀全代表上帝會,天德軍師洪大全代表天地會,地位是平等的。太平天國是上帝會領導的,一切實權在上帝會手中,一切制度以上帝會為主體,洪大全身居客位,而自己又無部隊,所以並沒有實權,在名義上其地位和洪秀全相等,居於楊、蕭諸人之上,實際上卻在洪秀全之下,也不能指揮楊、蕭諸人。洪大全是太平天國的重要領袖,是上帝會聯合天地會的旗幟,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榮先生不僅肯定了洪大全是代表天地會的領袖,肯定了洪大全在太平天國中的重要地位,稱他做上帝會聯合天地會的旗幟,而且還進一步肯定了洪大全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的作用。他說: 天地會領袖洪大全參加太平軍,在太平天國中與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成為七個人的領導集團」,表示上帝、天地兩會密切合作。革命力量團結在一起,對於革命運動的發展是有重大意義的。 …… 洪大全以天地會領袖的資格參加太平軍,他自己並沒有部隊,卻有號召天地會參加太平軍的作用。上帝會使洪大全參加太平天國最高的領導集團,是完全正確的處理。……天地會在洪大全號召之下參加太平軍,因為接受上帝會的領導,因為洪大全自己並沒有部隊,所以不會形成對抗上帝會的力量。洪大全既然是太平天國的領袖之一,有他存在,上帝會也不能排斥天地會。這樣發展下去,上帝、天地兩會間的裂痕,不見得不能消除;洪大全、楊秀清等人間的裂痕,也不見得不能克服。 永安突圍,洪大全犧牲了,太平軍中失去了天地會的領袖,楊秀清等排斥天地會就無所顧忌了。不到兩月,最早聯絡天地會的馮雲山在全州又犧牲了,楊秀清等排斥天地會更無所顧忌了。 …… 洪大全犧牲,上帝會排斥天地會,陷各地天地會起義軍於失敗,也就是削弱太平天國的革命力量,阻礙革命運動的發展。 總之,上帝會尊重洪大全,就是表示和天地會合作,以上帝、天地兩會合作的原則,再推廣為聯絡北方的捻黨,西南西北的回族,假如太平天國以上帝會為核心,團結中國各族人民,組成反滿反封建的統一戰線,那末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於太平天國者,「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是會實現的。可惜洪大全一死,上帝會就排斥天地會,這種宗派思想,終成為「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 在榮孟源先生的論述下,洪大全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洪大全之死,是太平天國的巨大的損失,對革命前途有極重大的意義。榮先生全文大意略如上述。 榮孟源先生的論文,首先對我在1935年所寫的那篇《洪大全考》加以批評。他說:「以太平天國的史跡與教義來對照《洪大全自述》,確是考證洪大全問題的一個基本方法。但是羅爾綱把太平天國底制度和教義,都當做靜止的東西,而且要求『都相符合』,『沒有一點牴觸的地方』,那是形上學的方法,容易陷於錯誤。」又說:「其次,簡單地說某某文獻上『有』或『沒有』洪大全的記載,也不是科學的考證方法。在這裡必須注意材料底階級性,即哪一個階級的人,在什麼條件之下,為什麼目的產生的這個材料。」榮先生的提示,確實是研究歷史問題的準則。但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歷史研究,必須根據具體的事實,進行具體的分析,而不是作為教條。馬克思主義是最尊重歷史事實的,而不是不顧歷史事實的。如榮先生說我引天王禁止稱大哥如有犯者殺的詔旨證明《洪大全供》所說「我叫洪秀泉為大哥」的話之為捏造,是用洪大全死後的太平天國史跡與教義去考證洪大全,那是不懂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一切都依條件、地方和時間為轉移去觀察問題,犯了方法上的錯誤。但是,榮先生要提出這一個批評,必須先肯定太平天國有這樣一個事實:在洪大全死前,太平天國准許稱大哥,洪秀全也以大哥自稱,然後才能批評我是把太平天國的制度和教義當做靜止的東西,犯了形上學方法的錯誤,否則這個批評便失去根據。榮先生並沒有注意到這一個基本事實。據太平天國刊刻的「天命詔旨書」所載,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拜上帝會便以「天父」稱上帝,以「天兄」稱耶穌,以天父、天兄下凡的神跡團結群眾。拜上帝會的說法,上帝是天父,耶穌是上帝的長子故稱天兄,洪秀全為上帝的次子故稱二兄,馮雲山為上帝第三子,楊秀清為上帝第四子,韋昌輝為上帝第五子,楊宣嬌為上帝第六女,蕭朝貴為帝婿,石達開為上帝第七子 [17] 。據此,知天兄即大哥,故洪秀全詔旨說:「大哥獨一,天兄耶穌是也。天兄耶穌而外,有人稱大哥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雪也。」又考謝炳《金陵癸甲紀事略·洪秀全傳》明記洪秀全自稱上帝次子的年代說:「道光戊申己酉秀全自稱天父二子,又以天父下凡附楊秀清,天兄下凡附蕭朝貴。」這時候,就是拜上帝會在廣西桂平紫荊山秘密進行革命的時期,洪秀全以天父稱上帝,以天兄稱耶穌,自稱天父二子,所以馮雲山、楊秀清等就以二兄稱洪秀全。這是一件歷史事實,是太平天國宗教的根本說法,在起義前是如此,在起義後也如此,天父、天兄的說法,在太平天國革命裡面始終沒有什麼改變,所以我所據那一篇「不得妄干名號詔旨」雖然是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所發的,也同樣可以作證。因為我引這篇文獻做證據的目的,是要證明洪大全不得以大哥稱洪秀全,洪秀全也斷不會以大哥自居冒犯他的宗教的大不韙,而不是證明在洪大全未死前太平天國有沒有禁止他人稱大哥的問題。榮先生又說我考證《洪大全供》所記「石達開稱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稱為地官丞相左翼公」一段與太平天國官階不符,是用太平天國四、五年間的制度,來考證太平天國元、二年間的官制,也犯了同樣的錯誤。考太平天國刊刻的《天命詔旨書》中保存有太平天國辛開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永安的封王詔,關於封石達開一節明白地說:「又褒封達胞為翼王,羽翼天朝」,今天原刻本尚存,可以查對,石達開的王號是「翼王」,並不是「右翼王」,其上也沒有加上天官丞相的職銜。考張德堅《賊情彙纂》,謝炳《金陵癸甲紀事略》兩書《石達開傳》記石達開王號都作「翼王」,不作「右翼王」,也都沒有記石達開曾任天官丞相的職位。又考《賊情彙纂·秦日綱傳》(即秦日昌)說:「初封天官正丞相」,《金陵癸甲紀事略》說:「初授天官正丞相」,《李秀成自述原稿》也明確地說在廣西永安州時「永安水斗軍營是天官丞相秦日昌守把」,據此,知秦日綱初封就是天官丞相,而不是什麼「地官丞相左翼公」。太平天國官制是有變革的。但我考證石達開、秦日綱在永安時的官爵,就用太平天國在永安時頒布的《封五王詔》和忠王李秀成及當時人記太平天國在永安時石達開、秦日綱最初的封爵的記載來考證,我沒有把制度當作靜止的東西,用太平天國後來的制度研究永安時制度的地方。 榮先生批評我不懂得注意材料的階級性,他提出我考證中所引兩項記載來批評,他先批評我論如果太平天國確有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李秀成自述原稿》不會遺漏這一個重要人物的一節說: 《李秀成自述》中沒有提到洪大全,不好拿來作否定洪大全的根據。因為太平天國初期,洪大全以天地會領袖的資格來參加革命,後來上帝會排斥天地會,上帝會中的李秀成、太平天國後期的領袖李秀成,在《自述》中不提洪大全是有道理的。 榮先生的論點是建築在所謂「後來上帝會排斥天地會」的一個「臆斷」上。太平天國並沒有同有些研究太平天國史工作者所說自洪大全被俘後就排斥天地會,拒絕天地會加入太平天國那一回事,證據昭然俱在,這是一件絕不能抹煞的歷史事實。榮先生的論點既然是建築在臆斷上,所以是沒有根據的。榮先生又批評我引清朝給事中陳壇、咸豐上諭及龍啟瑞《紀事詩》說明當時清朝帝王、廷臣以至軍前士紳都一致不信《洪大泉供》一節說是陳壇有意歪曲事實,說是咸豐有意懲罰賽尚阿,陳壇迎合咸豐,因此不惜否認咸豐元年周天爵的奏摺和咸豐上諭。又說龍啟瑞是地方士紳,為了自己升官,不敢與皇帝牴觸,他的話別有用心,也不足全信,說: 羅爾綱根據咸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一八五二年五月十七日)陳壇的奏摺和奕 的上諭,以及後日龍啟瑞的《紀事詩》三個材料,就說「一致」似乎武斷;而且對於這三個材料的可靠性,似亦未曾深究。陳壇說:「今聞洪大泉不過供賊驅策,並非著名渠魁。從前查奏逆首姓名,亦並無此人。」但是早在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一八五一年五月十日),廣西巡撫周天爵的奏摺,就說過太平軍「頭目數十人,而洪大全、馮雲山為之最」;同日奕 的上諭也說:「賊首韋政(正)、洪大泉、馮雲山……等既經訪得確實」;可見陳壇是有意歪曲事實。咸豐二年二月初四日(一八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勞崇光擒斬南寧、太平一帶起義軍領袖顏三,奕 還「賞給頭品頂戴,以示獎勵」;而賽尚阿「現獲之洪大泉」,奕 說是「洪秀泉之謀主,為賊中著名頭目」,連下四道上諭給鄒鳴鶴與賽尚阿、徐廣縉與葉名琛、程矞采,以及內閣,統通說:「擒獲逆首洪大泉」,認為太平軍是「窮蹙奔逃,正可乘其倉皇渙散,分路截擊。」在奕 眼中,洪大泉的地位比顏三大多了,但是對於賽尚阿並無一字獎勵,反而說:「總兵長瑞等同時陣亡……賽尚阿調度失宜,著交部議處。」可見奕 有意懲罰賽尚阿。後來奕 得知太平軍圍攻桂林,烏蘭泰身受炮傷,三月十九日(五月七日)上諭,賽尚阿「降四級留任」。這時候陳壇上個奏摺,硬說以前的奏摺中,未曾見過洪大全的名字,藉此以降低洪大全的地位,才可以給賽尚阿加上一個「張大其詞,希圖冒賞」的罪名,來迎合奕 。果然奕 「披覽所奏」,認為「深契朕衷」,當日上諭就說洪大泉籍隸衡州,系從賊伙黨,原非首要,不再說洪大全是「著名頭目」了;並且據奏斥責賽尚阿:「廣西軍務,賽尚阿未能迅速奏功,疊予薄懲……若再曠日無功,朕亦豈能寬宥……國典具在,朕非不能執法之主也。」奕 有意抹殺賽尚阿的「功績」,官僚們自然都盡力逢迎,於是四月二十六日(六月十三日)軍機大臣刑部會奏,雖然肯定「洪大全投入洪秀全賊營,代為謀主……復受偽封(指洪大全為天德王)」,但是不敢說洪大全是「著名頭目」,而是含混其詞的說:「謀反大逆,不分首從,凌遲處死。」可知三月二十九日陳壇的奏摺和奕 的上諭,為了懲罰賽尚阿,不惜否認咸豐元年周天爵的奏摺和奕 的上諭。像這樣歪曲歷史真象的「材料」,是不能作為研究之根據的。 至於龍啟瑞是地方士紳,當時總辦廣西團練,所言似應可信。但是團練與官兵有矛盾,龍啟瑞誇張「紳民集團練」的功勞,攻擊官軍將領「不用鄉兵引導」,宣傳清軍在廣西失敗,是因為不重用團練,以致「團練撤手,不可為矣。」他對於賽尚阿諷刺說:「丞相古視師,何必親戎裝……既少司馬法,又非調和良,譬之麟與鳳,焉能觸不祥。」而且他為了自己升官,又怎敢與皇帝牴觸。那末,他在《紀事詩》中說:「謂言當大捷,獻俘堪鋪張。」自注說:「謂擒洪大全解送京師,實非賊中要領。」是別有用心的,不足全信。 關於榮先生所論陳壇為了要迎合咸豐,有意歪曲事實,不惜否認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周天爵奏和同日咸豐上諭一層,榮先生所據《剿平粵匪方略》著錄的周天爵奏和咸豐上諭其中「洪大泉」的名字,乃是清皇朝史官修纂這部《方略》時偷偷地加上了的,原來的文件並不如此。榮先生論點所根據的證據,乃是一條假證據,他根據假證據得出的結論,當然是不正確的結論。這是堅信確有洪大全其人其事的最主要的一條證據,我在下文要對它作詳細的鑑定。在這裡,要對咸豐有意懲罰賽尚阿,陳壇迎合咸豐及龍啟瑞不敢與皇帝牴觸的話是否屬實先加以討論。考清律例凡統兵將帥有心貽誤軍機的「斬立決」,失誤軍機的「斬監候」。賽尚阿以欽差大臣出督廣西軍,不僅糜餉老師,而且喪軍失地,使在金田起義崎嶇困阨作戰於紫荊山的太平軍,一天比一天壯大,一直打到湖南長沙來。就清律來論,賽尚阿就不是有心貽誤軍機應「斬立決」,也是失誤軍機應「斬監候」,同樣是犯了死罪的。但當賽尚阿被革職拿問解到北京的時候,咸豐傳諭問他:「因何辦理太 ,抑或被人欺朦」,這就暗示賽尚阿教他把罪過推到別人身上去,開始就有意開脫他。咸豐三年三月,軍機大臣會同刑部依律擬定賽尚阿罪「斬監候」,咸豐不得不如所議。但到五月,就把他釋放交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差委,不久命留京隨同僧格林沁等辦理巡防事務。咸豐的意思是使賽尚阿得借軍功免罪。果然,到了咸豐五年,僧格林沁等就迎合咸豐意旨以賽尚阿當差愧奮,奏請免罪。咸豐就把他的死罪除去了,改為發軍台效力贖罪。沒有多少日子,又釋回交署察哈爾都統穆隆阿差委。咸豐六年,命操練察哈爾蒙古官兵。咸豐十一年就署正紅旗滿洲都統。這一個犯了死罪的賽尚阿終於在咸豐的恩賜下得到享受封建皇朝的富貴而終。我們根據清史館大臣畫一傳檔《賽尚阿列傳》所載上述一系列事實,可以證明咸豐的對賽尚阿不僅僅不是如同榮孟源先生所說是「有意懲罰」他,而且,恰恰相反到了他犯了死罪,還多方來開脫他,使他一生得享富貴而終。這就可見榮先生所論咸豐有意懲罰賽尚阿,陳壇為了要迎合咸豐,有意歪曲事實,龍啟瑞為了自己 升官,不敢與皇帝牴觸,甚至說咸豐本人,為了要懲罰賽尚阿,他在咸豐二年三月十九日所發的上諭也不惜否認自己在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所發的上諭的分析是沒有歷史事實作根據的。 以上是根據榮孟源先生對我的批評所作的檢查。我從檢查中看出,榮先生的分析不是根據具體的事實進行具體的分析,而是建築在假證據或臆斷上的。因此,他的分析就不可能得到正確的結論。 現在,我要進一步對榮孟源先生論文所提出證明洪大全確為太平天國重要領袖的證據加以討論。在榮先生論文中,有兩條主要的證據:一條是引《剿平粵匪方略》著錄的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入奏的廣西巡撫周天爵的奏摺和同日咸豐的上諭已稱洪大全與馮雲山為最重要的太平天國領袖,以證明洪大全確是太平天國金田起義時領導集團的主要人物。另一條是引沈懋良《江南春夢庵筆記》所載太平天國晚年在天京建有天堂路通碑紀念死難功臣,其中有愍王洪大全的名字,以證明洪大全確是太平天國重要領袖,所以才建碑來紀念他。這兩條證據一前一後地肯定了洪大全在太平天國的地位,由於榮先生堅信這兩條證據,所以認為這是毫無懷疑的事實。這兩條證據,是榮孟源先生的主要證據,也是郭廷以、簡又文堅信洪大全在太平天國中重要地位的最主要的證據。因此,我們應該在這裡首先對它們是否可信加以認真的嚴肅的鑑定,特別是第一條我們必須用全力去詳細地加以研究。 先來鑑定第一條證據。為了便於討論起見,應該把榮孟源先生等所據《剿平粵匪方略》著錄的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入奏的廣西巡撫周天爵奏和同日咸豐上諭抄錄於下。案《剿平粵匪方略》卷四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記事著錄周天爵奏道: 初十日丙寅周天爵奏言:「臣觀現在賊情形勢,惟韋正、洪大泉、馮雲山、楊秀清、胡以洸、曾三秀頭目數十人,而洪大泉、馮雲山為之最。」 又著錄這一天咸豐命軍機大臣傳諭李星沅、周天爵、勞崇光、向榮等道: 賊首韋正、洪大泉、馮雲山、楊秀青、胡以洸、曾三秀等既經訪得確實,即當設法懸賞購線,使賊黨自猜,攻剿更易得手。該大臣等總宜相機籌辦,毋令日久勾結,再致蔓延為要。 據《剿平粵匪方略》所載周天爵此奏及咸豐上諭都確作洪大全。如果它確是真史料,當太平天國克復永安前五個月,在廣西武宣與太平天國作戰的廣西巡撫周天爵的奏報裡面已經有了洪大全之名,並且說明他乃是最首要的領袖,那末,它就可以證明洪大全確是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中最首要的領袖,並非賽尚阿的捏造,而自陳壇以來對洪大全的懷疑論者的一切證據都一掃而空了。這是一條何等主要的證據! 但是,這條證據是有問題的。據我們把其他與《剿平粵匪方略》同是根據檔案來纂錄的史籍對勘的結果,只有《剿平粵匪方略》一種作「洪大泉」,而其他各種都作「洪秀泉」。考當時根據檔案來纂錄的史籍著錄有周天爵此奏或咸豐接到周天爵奏後所下諭旨的除《剿平粵匪方略》一書外,計官修史有《文宗顯皇帝實錄》、《文宗顯皇帝聖訓》兩書,史臣私家纂修的有王先謙《咸豐朝東華續錄》、潘頤福《咸豐朝東華續錄》兩書。查《文宗顯皇帝實錄》卷三十一,咸豐元年夏四月丙寅記載未著錄周天爵此奏,但卻著錄有咸豐接到周天爵奏後所下的諭旨。其全文如下: 諭軍機大臣等,周天爵奏急獎有功並陳目前賊情各折片,……賊首韋正、洪秀泉、馮雲山、楊秀青、胡以洸、曾三秀等既訪得確實,知其習教伎倆,即當設法懸賞購線,使賊黨自猜,攻剿更易得手。該大臣等總宜相機籌辦,毋令日久勾結,再致蔓延為要。 《實錄》載咸豐諭旨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與《方略》不同。又查《文宗顯皇帝聖訓》卷六十八授機宜載此諭亦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也與《方略》不同。我們再看清朝史臣私家纂修的史籍,查王先謙《咸豐朝東華續錄》卷八咸豐元年四月丙寅記載,將周天爵此奏及咸豐諭旨都著錄在內。其著錄周天爵奏文如下: 周天爵奏……觀見在賊情,惟韋正、洪秀泉、馮雲山、楊秀青、胡以洸、曾三秀頭目數十人,而洪秀泉、馮雲山為之最。 其著錄咸豐諭旨道: 上諭軍機大臣等,周天爵奏急獎有功並陳目前賊情各折片,……賊首韋正、洪秀泉、馮雲山、楊秀青、胡以洸、曾三秀等既訪得確實,知其習教伎倆,即當設法懸賞購線,使賊黨自猜,攻剿更易得手。該大臣等總宜相機籌辦,毋令日久勾結,再致蔓延為要。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王先謙《東華續錄》最可與《方略》對勘:王先謙《東華續錄》所著錄的周天爵奏及咸豐諭都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與《方略》都作「洪大泉」而不作「洪秀泉」不同;而其所錄咸豐諭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則與清政府官修史的《實錄》、《聖訓》全同。又查潘頤福《咸豐朝東華續錄》卷八,未錄周天爵奏,但也著錄有咸豐此道諭旨,其列舉太平天國領袖姓名亦作「洪秀泉」而不作「洪大泉」,與《實錄》、《聖訓》、王先謙《東華續錄》全同,而與《方略》不同。 我們在論《方略》與《實錄》、《聖訓》、《東華續錄》等書校勘的結果前,應該要記得《實錄》等書與《方略》一樣都同是根據檔案原件纂錄的,它們並不是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互相鈔襲而來。在此種情況之下,《實錄》等書斷不會有錯誤相沿的事發生。我們明白了這一種情況,就可以下一個判斷:《實錄》、《聖訓》、王先謙、潘頤福《東華續錄》四書與《方略》都是同據檔案原件纂錄而成的,它們並不是互相鈔襲而來。今《方略》一書所錄周天爵訪查太平天國領袖姓名奏及咸豐諭作「洪大泉」,而《實錄》、《聖訓》、王先謙、潘頤福《東華續錄》四書則都作「洪秀泉」,不會只有《方略》一書獨不誤,而《實錄》等四書都誤的事。而況《實錄》一書,為封建皇朝國史所本,本紀即據此而成,文字校對更不容有錯誤。所以我認為《方略》一書獨作「洪大泉」,是有作偽的嫌疑,它的真實性存在著極大的問題。 不但在與其他史籍的對勘上可以看出纂修《剿平粵匪方略》的史官作偽的嫌疑,在《方略》的本身上也可以找得它的作偽的破綻。案《方略》所載周天爵此奏入奏於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他上奏時正在武宣軍營。考在周天爵上此奏以前,清朝廣西軍前將帥都早已知道太平天國首領之一為洪秀全。《方略》卷三載咸豐元年正月初五日諭道: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星沅、周天爵、勞崇光、向榮曰:「廣西潯州府屬之金田村賊首韋正、洪秀泉等恃眾抗拒,水陸鴟張。」 《方略》同卷又載咸豐元年二月二十四日李星沅、周天爵、向榮等奏道: 李星沅、周天爵、向榮奏:「探聞逆首韋正、韋元炌、洪秀泉極為兇悍。」 上引兩條史料,其第二條李星沅、周天爵、向榮的會奏尤為重要,因為它可以證明清朝前方將帥連周天爵本人在內,在他武宣上奏前一個多月已經知道太平天國領袖之一為洪秀全了。雖然那時候清朝方面還不十分明白太平天國的最高領袖是洪秀全還是韋正,但確已知道洪秀全是太平天國最高領袖之一,或者就是最高領袖,卻毫無疑問。我們據這一點考證來判斷,《方略》所載咸豐元年二月周天爵第一次奏報太平天國領袖已列有洪秀全之名,到他元年四月第二次所上訪查太平天國領袖姓名原奏裡面,斷斷不會不列有洪秀全的姓名的。今奏中無洪秀全之名,而竟列有「洪大泉」,洪秀全何處去了?我們即使退一萬步說,承認賽尚阿偽造的《洪大全供》所說洪大全為太平天國謀主,與洪秀全同稱萬歲為事實,則周天爵此奏也不過在太平天國領袖裡面加多洪大泉一個名字,最多也不過說他是最重要的領袖,作:「臣觀現在賊情形勢,惟韋正、洪秀泉、洪大泉、馮雲山、楊秀青、胡以洸、曾三秀頭目數十人,而洪秀泉、洪大泉、馮雲山為之最」而已,何至盡沒洪秀全姓名而以洪大全代之?這很顯然的暴露出了纂修《方略》的史官掩蓋不住的作偽的所在。這是《方略》史官作偽留下來的第一個大破綻。 又考《剿平粵匪方略》卷十一載有禮科掌印給事中陳壇「應詔陳言奏」,奏後有上諭,諭後並有史官案語,以表揚咸豐納諫愛民的「聖德」。但卻把陳壇此奏所附彈劾獻俘失實洪大全不值解京的附片刪了。查王先謙《咸豐朝東華續錄》卷十四未錄陳壇此片,但錄有上諭,其論洪大全解京事即與論陳壇應詔陳言事同在一諭之中。今將王先謙《東華續錄》與《方略》所錄的校勘,又看出《方略》並把這一段論洪大全解京問題的上諭刪了。我們知道,《剿平粵匪方略》一書,對一切凡有關太平天國事件的章奏諭旨都收在內,豈有對這一件乃犖犖大事的論洪大全解京事的附片及上諭反刪而不錄的道理?這就因為陳壇此片及咸豐此道上諭是證明洪大全為賽尚阿捏造最有力的人證,《方略》史官既竄改了周天爵奏和咸豐上諭,就不得不把陳壇的彈劾獻俘失實片和咸豐論洪大全不值解京的上諭刪去,以埋沒證據,企圖使人看不出他們的作偽。正因為如此,經過我們把它與其他史籍對勘,卻給我們看出了他們有意作偽的行為。這是《方略》史官作偽留下來的第二個破綻。 我們再查《剿平粵匪方略》所載洪大全事跡,在他被俘以前,其姓名僅一見於卷四所載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周天爵奏。在元年四月初十日以前,清朝諭奏提到太平天國領袖的有卷三咸豐元年正月初五日上諭及同年二月二十四日李星沅、周天爵、向榮奏,都沒有洪大全之名,已見上引。在元年四月周天爵奏之後,諭奏中提及太平天國領袖的又有八處,茲條列於下: (一)咸豐元年六月十五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賽尚阿曰:「廣西剿匪以韋正、洪秀泉等大股為最急。」(卷五) (二)咸豐元年七月十六日賽尚阿奏言:「粵匪自洪秀泉等大股而外,劉八一股,眾至逾萬。」(卷六) (三)咸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賽尚阿奏:「查逆匪前股分駐新墟、安眾、莫村、盤龍一帶,韋正、胡以洸、蕭朝貴、楊秀青在內,後股在紫金山內花雷、茶地、大坪村等處,洪秀泉、馮雲山在內。」(卷六) (四)咸豐元年閏八月十九日上諭:「洪秀泉等欲由水路潛逃,尤應嚴密防範,若首逆未能擒獲,只殺餘匪以塞責,朕惟知將賽尚阿重懲不貸,懍之!」(卷七) (五)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六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賽尚阿曰:「賊首洪秀泉等是否與韋正等俱竄入城內?」(卷七) (六)咸豐元年九月初三日,上諭賽尚阿、鄒鳴鶴曰:「前據賽尚阿奏獲犯供詞有太平王坐轎進永安州城之語,是否即系朱九濤?抑系韋正?並洪秀泉是否即系狗頭山朱九濤之匪黨?俱著確查具奏。」(卷八) (七)咸豐元年十月初五日賽尚阿、鄒鳴鶴奏言:「金田逆匪自稱太平天國確有歷次所獲犯供及偽衣偽印可憑。其匪首確係稱太平王。惟該偽王究系韋正、抑系洪秀泉,供詞往往不一。臣等各路密發偵探,多有指為洪秀泉者。緣此會匪本由洪秀泉、馮雲山煽惑韋正傾家起釁,始推韋正為首,後仍推洪秀泉為首。而洪秀泉又一姓朱,則向有此說。但未聞有朱九濤之名。」(卷九) (八)咸豐元年十月十五日,上諭賽尚阿曰:「務將賊首韋正、洪秀泉等設法誘擒,不可任其竄逸。」(卷九) 《方略》這八處記載太平天國的領袖姓名,並沒有一處記有洪大全之名,一直到了咸豐二年三月初十日載廣西巡撫鄒鳴鶴奏捷之報,才大書特書「擒獲逆首洪大泉」(卷十一),洪大全之名方才再度出來!我們看了這八條記載要問:如果咸豐元年四月周天爵之奏確作「洪大泉」,則據《方略》所錄周天爵奏,在太平天國首領裡面,「洪大泉、馮雲山為之最」,據後來賽尚阿所奏的《洪大泉供》,則洪大全乃太平天國的謀主,與洪秀全同稱萬歲,何以如此首要的一個人物,自這一年四月一見於周天爵奏之後,直到這一年年底清朝八次訪查太平天國的情報或論及其首領的諭奏裡面都沒有提到洪大全的名字?這一點無論怎樣解釋都是說不通的。尤其是第一條咸豐元年六月十五日咸豐諭賽尚阿說:「廣西剿匪,以韋正,洪秀泉等大股為最急」的話最要注意,因為當時賽尚阿初到廣西督師,咸豐怕他不明敵情,故將此情況告他。咸豐的話就是根據自廣西軍前將帥的奏報來說的。若周天爵此奏確作洪大全,則咸豐這道給賽尚阿的上諭便應說「韋正、洪大泉等大股」,而不應說「韋正、洪秀泉等大股」了。又第三條咸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賽尚阿之奏,報告太平天國首領駐紮情形,所列首領姓名有洪秀全、馮雲山、韋正、胡以洸、蕭朝貴、楊秀清六人,若確有洪大全那樣一個與洪秀全並肩稱萬歲的人物,賽尚阿所得的情報,斷不會獨遺漏了他的。我們這樣將《方略》所載咸豐元年四月周天爵入奏前後的有關太平天國領袖姓名的諭奏都臚列出來,便越發教我們明白給事中陳壇所奏「從前查奏逆首姓名,亦並無此人」的話乃千真萬確的事,也就叫我們越發懷疑《方略》所載咸豐元年四月周天爵奏和咸豐上諭中「洪大泉」的姓名,乃纂修《方略》的史官把周天爵原奏和咸豐上諭「洪秀泉」之名改換而來。纂修《方略》的史官以為改換周天爵此奏一處便可以了,卻顧不到未改之處尚多,破綻是終歸掩蓋不住的。這是《方略》史官作偽留下來的第三個破綻。 我發現《剿平粵匪方略》的作偽是在1947年,到1950年冬天南京籌備太平天國起義百周年紀念,我們首先在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所藏的清朝《剿捕檔》中發現《洪大泉上咸豐表》,接著就發現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的咸豐上諭。請看!清朝檔案中所保存的咸豐這篇上諭並沒有作「洪大泉」。茲將這篇上諭節錄於下: 軍機大臣字寄欽差大臣李、總督銜專辦軍務周、暫署廣西巡撫勞、提督向,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奉上諭:周天爵奏急獎有功並陳目前賊情各折片清單披覽均悉。……賊首韋正、洪泉、馮雲山、楊秀清、胡一洸、曾三秀等既訪得確實,知其習教伎倆,即當設法懸賞購線,使賊黨自猜,攻剿更易得手。該大臣等總宜相機籌辦,毋令日久勾結,再致蔓延為要。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據此知咸豐上諭原作「洪泉」,並沒有作「洪大泉」。周天爵原奏今天還沒有發現,咸豐上諭作「洪泉」應該是根據自周天爵原奏而來的。當時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同志發現這篇檔案後,鈔了一份送給我,在上面加聲明說:「原作『洪泉』,是否奪字不可知。」案文字有脫漏叫做「奪」,即失誤之意,而不是刪削。這個聲明提示我們,不要見作「洪泉」,就立即斷定它原來確是如此,還須考慮它是否脫漏所致。這是科學家對待問題的嚴肅態度,我認為很對,因此,我對此加以追查。我要查查周天爵在上這篇奏章期間有沒有其他文件記述到這件事,他怎樣寫這個人物的姓名。查清光緒五年(1879年)八月二十三日《申報》刊載有一篇《原任廣西巡撫周文忠公言廣西時事書》。考周天爵諡文忠。據《申報》附註,這封信是「丹徒吳暢亭從冷攤購得的,系文忠公親筆」。據汪鋆《十二硯齋隨錄》錄此信開頭說:「咸豐辛亥三月十三日前兩湖總督周文忠公天爵有書致二南先生」,知是清咸豐元年三月十三日寫的。這一封信,除《申報》刊載外,汪鋆《十二硯齋隨錄》系錄全文,平步青《霞外攟屑》則系刪節,都有改動,惟《申報》記明是照親筆函刊出,故本文以《申報》本為據 [18] 。周天爵在這封信中,述在武宣縣三里墟之戰說: 賊大元帥洪泉、馮雲山皆親身督戰。 在論太平天國用兵又說: 賊匪用兵,全是洋人之法,以洪泉系西洋人傳天竺教者。此人為軍師,軍令死一隊長則一隊全斬,又飲以藥水,其剽忽不及闖、獻,而深沉過之。 又考英人密迪樂(T.T.Meadows)《中國人及其革命》譯有一封周天爵於1851年4月中旬(即清咸豐元年三月中旬)給湖北巡撫述與太平軍作戰的信說: 賊匪頭目五人。洪泉為首,次馮雲山,次楊秀清、次胡以先、曾三秀。洪泉不是洪姓,他是個夷人 [19] 。 案上錄清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咸豐上諭,系在接到周天爵這封奏摺後下的。這一天,是周天爵奏摺到北京入奏的日子。他在廣西上奏時當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周天爵寫給周二南信是同年三月十三日,寫給湖北巡撫信是三月中旬,三封文件正是同時寫的。在兩封信中都同樣作「洪泉」,這說明他的寫法是一致的,那麼,在同時上奏的奏摺中,也必是同寫作「洪泉」的。據上考證,可知在檔案發現的咸豐上諭作「洪泉」,乃是根據周天爵原奏而來的。檔案上並沒有作「洪大泉」,纂修《剿平粵匪方略》加一個「大」字,改作「洪大泉」,並把陳壇的《彈劾獻俘失實片》和咸豐論《洪大泉不值解京上諭》刪去不載,把證據埋沒,使這一部為記載「中興」而纂修的《剿平粵匪方略》達到了宣揚「聖武」的目的。由於發現了《剿平粵匪方略》的作偽與證明它的作偽,就肯定了榮孟源先生等所舉出的這一條證明洪大全確為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重要領袖的最主要證據,是一條作偽證據,是一條完全不能作證的「假證據」。 榮孟源先生等所舉第二條主要的證據,是根據沈懋良《江南春夢庵筆記》的記載,說太平天國立碑紀念死難功臣,書各人姓名封爵,稱洪大全為愍王,可證洪大全確有其人,確為太平天國的領袖。《江南春夢庵筆記》這一節記載的原文如下: 洪逆鐫石碑一,上橫四大字,曰「天堂路通」,下列小字曰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騰王袁振發、信王秦日綱、奮王羅大綱、彰王林鳳祥、經王曾立昌、進王羅道南、祥王吉文元、豫王胡以洸、開王李開芳、撫王朱錫琨、信王廖敬年、欽王吳如孝、延王馮遇隆、烈王曾天養、齊王范運德、曾王黃益芸、英王陳玉成、愍王洪大全、元王曹天秀,蓋伏誅諸賊也。 案《江南春夢庵筆記》乃是一部大偽書,所謂著者「武昌沈懋良」及他的種種事跡,完全是作偽者虛構偽造出來的。我已寫了一篇《太平天國史料裡面一部大偽書——〈江南春夢庵筆記〉考偽》詳加考證,刊於《太平天國史料辨偽集》內,請讀者參看。在這裡,專對這一座所謂「天堂路通碑」來論。據《江南春夢庵筆記》說此碑題名共二十二人。根據這些人名封爵來考查,其中如袁振發、羅道南、廖敬年、馮遇隆、曹天秀五人姓名事跡在太平天國文獻里全不可考。又曾立昌、吉文元、朱錫琨、黃益芸、范運德等五人雖確為太平天國前期人物,但王定安「賊酋名號譜」對那班到太平天國晚期得追封王爵的開國功臣如林鳳祥、李開芳、林啟容等都譜及,而曾立昌等卻未見入錄,他種史料也未記有此事。以上十人和本文考證的洪大全,姑置不論外,其餘楊秀清等十一人都是事跡昭然可考的,但碑中所書各人封爵,只有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胡以洸、陳玉成五人不誤,案秦日綱的封爵為燕王 [20] 而不是信王,吳如孝為顧王 [21] 而不是欽王,林鳳祥為求王 [22] 而不是彰王,李開芳為請王 [23] 而不是開王,碑中所題封爵都與太平天國原封爵不符。又案羅大綱、曾天養兩人生前未封王,死後也未得追封,忠王李秀成被俘後,曾國藩曾以此事向忠王詢問原因,忠王說:「其事甚亂,無可說處」 [24] 。而此碑妄為捏造羅大綱封奮王,曾天養封烈王。我們據此來判斷,如果太平天國確如此書所載立有此紀念碑,那末,碑中所書各人封爵斷斷不會有此錯誤。且得題名在紀念碑上的僅二十二人,人選是很嚴格的,其中如袁振發、羅道南、廖敬年、馮遇隆、曹天秀五人,何致於在太平天國記載中連姓名都不可考?此外,林啟容追封勤王,與林鳳祥、李開芳同時追封,有文獻為證 [25] ,何以碑上沒有林啟容的名字?又太平天國後期頒布的《朝天朝主圖》,東王、西王、南王、翼王、豫王等都有座位,惟北王韋昌輝、燕王秦日綱因罪被誅除爵,所以沒有座位,《朝天朝主圖》既沒有秦日綱的座位,紀念碑上也斷斷不會有秦日綱的名字,可知都是虛構無疑的。這一條偽史料也不能給榮先生等作證。 根據上面考證,看出了榮孟源先生和郭廷以、簡又文等所提出洪大全確為太平天國重要領袖的最主要兩條證據:《剿平粵匪方略》所載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廣西巡撫周天爵奏和同日咸豐上諭,沈懋良《江南春夢庵筆記》所載天堂路通碑,都是偽造的史料,都是不能作證的假證據。榮孟源先生等所根據這兩條主要的證據,既然都是偽造的史料,所以他們得出的結論就不能成立。 三 天地會的歷史和太平天國與天地會的關係史實否定了洪大全在太平天國的重要地位及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的重要作用 我們在上面提過洪大全問題所以到今天還成為太平天國史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因為有一部分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工作者認為:洪大全是太平天國的重要領袖,洪大全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有重大作用,他是太平天國聯合天地會的旗幟,自從他被俘後,太平天國就排斥天地會,這種宗派思想,終成為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 論者所說洪大全既是這樣的一個重要人物,我們應該去考查天地會的歷史和太平天國與天地會的關係史實:首先要考查天地會制度會不會產生一個代表全會勢力的人物?其次考查當太平天國金田起義永安作戰的時期天地會有沒有一個代表全會勢力的人物和在太平天國的領導集團裡面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人物參加?最後要考查是不是如同有些人所說洪大全被執後太平天國就從此排斥天地會、拒絕天地會的參加? 關於太平天國與天地會的關係史實,我已在《太平天國與天地會關係考實》一文詳加稽考 [26] 。在這裡只把結論照上面說的層次論述於下: 第一,天地會制度會不會產生一個代表全會勢力的人物?天地會的組織自稱某某山、某某堂。天地會的制度,各地都可以成立山堂,各不相統。清末曾入天地會黨的陶成章論天地會制度的弊病說:「政體主共和,同盟者一體看待,多得與聞秘密之事,故黨勢最易擴張。其職員之升遷亦易,故分會之成立亦易。藉是之故,起義者常連絡不絕,然各山堂分峙,雖有交通,不相節制,故接應之者常寡。」又說:「各山堂分峙,不相統一」 [27] 。由於天地會這一種組織制度,根本不可能產生出一個統一指揮的局面,也就是不可能產生出一個統一全會的大領袖。太平天國時代各地天地會起義的事實充分說明了這一個事實。 第二,當太平天國金田起義永安作戰的時期天地會有沒有一個代表全會勢力的人物和在太平天國領導集團裡面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人物參加?案金田起義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那時候,廣西天地會各山堂正在廣西各地紛紛起義。而在先一年十一月在湖南新寧起義,攻入廣西轉戰湘、桂、黔三省邊界的天地會李沅發,已在金田起義前半年被撲滅,湖南沒有天地會起義。到了明年九月,即太平天國辛開元年秋克永安州後,清湖南疆吏也只有在衡州破獲天地會秘密機關的奏報,其時湖南仍沒有天地會起義的事件。所以當太平天國初興時,天地會只在廣西紛紛起義,若果如論者所謂天德王洪大全系天地會大首領,他統率了天地會的勢力與太平天國聯合作戰,他本人與天王洪秀全並肩稱萬歲的話,那末,洪大全所統率的天地會勢力便應該是這時候在廣西起義的天地會。但是,我們試來稽查當時在廣西軍營總理糧台的嚴正基《論粵西賊情兵事始末》所載當時天地會在廣西起義,是由各山堂隨時隨地自發的起義的,他們的人數不一、或分、或合、旋起、旋散的。這種現象,反映出了當時天地會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揮,也並沒有一個統一全會的大領袖的真實情況。尤其重要的是在廣西督師對抗革命的清朝欽差大臣李星沅訪查當時在廣西及粵、桂邊境起義的天地會黨股數、堂名的詳細奏報,說明他們是「每股各有堂名,各有頭目」的,他們的「旗幟圖章字樣,亦非一律」的,他們不但沒有共同擁戴一個最高的領袖如同太平天國擁戴天王洪秀全那樣,而且,連一面統一的旗幟都沒有。據此可知當太平天國金田起義永安作戰的時期天地會是沒有一個代表全會勢力的人物的。再來檢查一下在太平天國領導集團裡面有沒有一個代表天地會全會勢力的人物參加?關於這一方面,可以舉出一條強有力的證據證明在太平天國的領導集團裡面是沒有這樣的一個人物參加的。據咸豐元年(太平天國辛開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即在太平天國永安州突圍所謂「天德王洪大全」被俘前兩個多月,清朝大營翼長姚瑩有一封報告給欽差大臣賽尚阿說揭得太平天國頒布的《救世安民諭》,其中有「三合會上,洪門歃血之言」,是因為懼怕清軍「招東勇日眾,故作此語。」考佚名《桂林獨秀峰題壁詩》記幫助清軍的壯勇說:「募民千萬系巾紅,名號衣冠迥不同」,自注說:「各路壯勇來援數萬,皆戴紅巾。」案天地會黨人以頭系紅巾做標幟,這些系紅巾的壯勇都是天地會黨人。當時清朝統治者正在利用天地會來對抗太平天國。所以太平天國在這一道喚起人民討伐清朝的檄文里,就不得不特別專對天地會說:「查爾們壯丁,多是三合會黨,盍思洪門歃血,實為同心同力以滅清,未聞結義拜盟,而反北面於仇敵者也!」提醒他們天地會創會的宗旨在於滅清,叫他們自己反省當初加入天地會時,洪門歃血、結義拜盟的目的何在,責他們不應該做清朝壯勇,反去幫助敵人。假使真同論者所說太平天國初興時曾與天地會聯盟,「天德王洪大全」統率了或者是代表了天地會的勢力與太平天國並肩作戰,同天王洪秀全同稱萬歲的事,那末,這時候,太平天國與天地會在廣西永安州正站在同一戰線上,面向同一的敵人,何致於會有天地會黨人幫助清朝當壯勇對抗太平天國的事!即使有一些不明大義的天地會黨人幫助了清朝,太平天國的布告也只應該這樣對他們說:「你們的大領袖天德王洪大全就在我們這邊與我們天王同稱萬歲啊,你們趕快歸隊吧!」或者就由天德王洪大全自己出布告命令他們歸隊,哪裡會有以第三者的口吻,說出「查爾們壯丁,多是三合會黨」的話呢!這一件鐵的事實,說明了在太平天國領導集團裡面,並沒有一個所謂代表天地會全會勢力的天德王洪大全在內。 第三,有些人所說洪大全被俘後太平天國就從此排斥天地會,拒絕天地會的參加是否事實呢?這完全是一件臆想的事實。一部太平天國與天地會關係史,是太平天國主動爭取天地會加入的歷史。首先要指出的是金田起義的時候,在桂平縣大湟江上,有天地會黨羅大綱、大頭羊張釗、大鯉魚田芳等請求加入太平軍。太平軍的條件是必須改從他們的信仰,服從他們的紀律。張釗、田芳等怕太平軍法嚴,不願接受這種條件,轉去投降了清軍。羅大綱卻欣然接受條件,率他的部下來加入,羅大綱後來就成為太平天國的名將。太平天國辛開元年十二月在永安州作戰的時候,有一部分天地會黨人忘記了他們反清的革命宗旨,卻投到清政府的一種叫做「壯勇」或者叫做「壯丁」的臨時召募的軍隊里去,他們頭上扎著天地會反清標誌的紅巾,成千成萬地應清政府的召募,來幫助清朝反抗太平天國。所以太平天國就頒布了一道《救世安民諭》把天地會立會的宗旨來提醒他們,希望他們反省,把他們爭取過來。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夏天,在洪大全被俘之後三個多月,也就是論者所謂太平天國開始排斥天地會的時候,卻恰恰是湖南道州、郴州等地天地會五萬多人加入到太平天國來。當時太平軍只有五、六千人,天地會加入的人數比較它全部人數多了約十倍。太平軍在廣西全州蓑衣渡受了大損失,入湖南永州境後,由於得到天地會的紛紛加入,實力得到補充,並且擴大,一入道州,勢遂復振。這是太平天國軍事發展上有決定性的大事。到了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留在湖南、廣西、廣東的天地會就紛紛響應太平天國,而太平天國也派出幹部來策動他們,聯絡他們。上海小刀會(天地會的支派)劉麗川起義以前,太平天國就先派有幹部李聞風在上海做聯絡,到天京接到劉麗川起義消息後,東王楊秀清就下檄李聞風希望劉麗川「率眾來歸」。而鎮守鎮江大將羅大綱又在儀征各碼頭製造皮逢小船六百隻,有沖清軍水營直下上海接應劉麗川的計劃。後來劉麗川這一支起義軍失敗了,領導者大半犧牲了,其中有一個領導叫做潘起亮的,他打出重圍,加入了太平天國。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克復寧波,建立海關,叫做天寧關,以潘起亮做監督。明年,太平軍退出寧波,在浙江上虞、餘姚一帶大戰的時候,潘起亮就去招集小刀會,預備入浙江與戴王黃呈忠共同反攻寧波。天地會加入太平天國在軍事上有決定性意義的,還有太平天國乙榮五年冬天,廣東天地會在江西加入翼王石達開部下那一次。當時太平天國由於靠了這一批天地會新力量的加入,就把曾國藩緊困在南昌,並且得有餘力分兵回來打垮了圍困天京三年之久的清朝江南大營,把太平天國前期的軍事力量發展到最高峰。這一批加入石達開部下的廣東天地會,後來到太平天國甲子十四年天京失陷後,他們就同太平軍轉戰江西、福建一直打回到廣東去。在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的秋天,還有一次在那一個曾做海盜後來投降清朝布興有部下的廣東天地會,在浙江餘姚起義加入太平天國把洋槍隊統領美國侵略分子華爾(F.T.Ward)打死的大事件。以上所列舉的種種事實,是充分地證明太平天國自始至終都是在主動地爭取天地會的加入,以及天地會在太平天國全部革命運動中所發生的作用的種種真實情況,完全沒有如同有些人所說自從洪大全被俘後,太平天國就從此排斥天地會,拒絕天地會的參加那一回事。 根據上面從天地會的歷史和太平天國與天地會的關係史實全面去考察洪大全問題,考察出了天地會制度根本不會產生一個代表全會勢力的人物。當太平天國金田起義永安作戰的時期,天地會並沒有一個代表全會勢力的人物,在太平天國領導集團裡面也沒有一個代表天地會全會勢力的人物參加,而在全部太平天國與天地會關係史上,太平天國始終都是主動爭取天地會加入的歷史,完全沒有如同有些人所說自洪大全被俘後太平天國就排斥天地會,拒絕天地會參加的事。這樣,就否定了論者所說洪大全在太平天國的重要地位,和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的重要作用。 四 捏造的洪大全供和偽造的洪大全上咸豐表 甲 三篇虛假文件的原文 洪大全被俘後,在廣西永安州時有一篇欽差大臣賽尚阿上奏的《洪大泉供》,行經河南信陽州時,又有一封由押解人員丁守存等交刑部上奏的《洪大泉上咸豐表》,到抵北京解交刑部後,又再有一篇由軍機大臣與刑部會審洪大全後會奏洪大全的供辭。這一封所謂《洪大泉上咸豐表》根本是偽造的,賽尚阿所奏的《洪大泉供》和軍機大臣與刑部的會奏洪大全的供辭也是捏造的。茲將這三篇虛假文件的原文先著錄於下: 〔一〕永安洪大全供 《洪大泉供》見清咸豐二年欽差大臣賽尚阿奏摺附單,三月十七日朱批:「即有旨,欽此。」原件存故宮博物院。其全文如下: 據洪大泉供: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縣人,年三十歲。父母俱故,並無弟兄妻子。自幼讀書作文,屢次應試,考官不識我文字,屈我的才,就當和尚,還俗後,又考過一次,仍未取進。我心中忿恨,遂飽看兵書,欲圖大事。天下地圖都在我掌中。當和尚時,在原籍隱居,兵書看得不少,古來戰陣兵法,也都留心。三代以下,惟佩服諸葛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趨步孔明用兵,自謂得天下如反掌。數年前遊方到廣東,遂與花縣人洪秀泉、馮雲山認識。洪秀泉與我不是同宗,他與馮雲山皆知文墨,屢試不售,也有大志。先曾來往廣東、廣西,結拜無賴等輩,設立天地會名目。馮雲山在廣西拜會也有好幾年,凡拜會的人,總誘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後來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泉學有妖術,能與鬼說話,遂同馮雲山編出天父、天兄及耶穌等項名目,稱為天兄降凡,諸事問天父,就知趨向,生時就為坐小天堂,就被人殺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會內之人,故此入會者固結不解。這是數年前的作用,我盡知的。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間,等他們勢子已大,我才來廣西會洪秀泉的。那時,他們又勾結了平南縣監生韋正(即韋昌輝),廣東人蕭潮潰,楊秀清等,到處造反,搶掠財物,抗官打仗。拜會的人,有身家田產,妻室兒女,都許多從他,遂得錢財用度,招兵買馬,膽智越大。又將會名改為上帝會。我來到廣西,洪秀泉就叫為賢弟,尊我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請教於我。他自稱為太平王,楊秀清為左輔正軍師東王,蕭潮潰為右弼又正軍師西王,馮雲山為前導副軍師南王,韋正(即韋昌輝)為後護又副軍師北王。又設立丞相名目,如石達開稱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稱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洸、賴漢英、曾四為侍衛將軍,朱錫琨為監軍,又有曾玉秀為前部正先鋒,羅大剛(即羅亞旺)為前部副先鋒。此外又有旅帥卒長等名目,姓名記憶不清。旅帥每人管五百人,卒人每人管百人或數十人不等,打仗退後即斬,旅長卒長都要重責,打勝的升賞。歷次被官兵打死者亦不少。我叫洪秀泉為大哥,其餘所有手下的人,皆稱我同洪秀泉為萬歲。我叫馮雲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閏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韋正同各將軍先鋒旅帥帶人去打仗,殺死官兵。我同洪秀泉於初七日才坐轎進城的,止有我兩人住在州衙門正屋,稱為朝門,其餘的人皆不得在裡頭住的。歷次打仗,有時洪秀泉出主意,多有請教我的。我心內不以洪秀泉為是,常說這區區一點地方,不算什麼,那有許多稱王的?且他仗妖術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勢子,將來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的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稱我萬歲,我自居先生之位,其實我的志願,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術行為,古來從無成事的。且洪秀泉耽於女色,有三十六個女人,我要聽其自敗,那時就是我的天下了。那東王楊秀清統掌兵權,一切調遣,是交給他管。那韋正督軍打仗,善能合戰,是他最勇,常說他帶一千人,就有一萬官兵也不怕。在永安州這幾個月,城內就稱為天朝,諸臣隨時奏事。編有曆書,是楊秀清造的,不用閏法,我甚不以為然。近因四路接濟不通,米糧火藥也不足用。官兵圍攻,天天大炮打進城內,衙門房屋及外間各處都被炮子打爛,不能安居。因想起從前廣東會內的人不少,梧州會內的人也不少,就起心竄逃。二月十六日,是我們的曆書三月初一的日子,發令逃走。是分三起走的,頭起於二更時韋正帶二千多人先行。二起是三更時候,楊秀清、馮雲山等共約五、六千人擁護洪秀泉帶同他的婦女三十多人,轎馬都有。第三起是我同蕭潮潰帶有一千多人,五更時走的。我離洪秀泉相去十里路遠,就被官兵追上。蕭潮潰不聽我令,致被打敗,殺死千餘人,將我拿住了。我們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廣東的。出城時各人帶有幾天的乾糧,如今想是各處搶掠,才有用的吃的了。那晚走的時候,東炮台火起,是燒的住屋,都是眾兄弟主意,在城外著火,城內便好衝出。至我本姓,實不是姓洪,因與洪秀泉認為弟兄,就改為洪大泉的。洪秀泉穿的是黃綢衣黃風帽,那東、西、南、北王戴的是黃鑲邊紅風帽,其餘丞相、將軍、軍帥、軍長等,每逢打仗,都穿的黃戰裙,執的是黃旗。我在州衙門,也有黃袍黃風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的。所供是實。 〔二〕信陽州洪大全上咸豐表 《洪大全上咸豐表》,見故宮博物院《剿捕檔》內。南京圖書館藏鈔本《粵逆紀略》也錄有此文,據最末一行錄者注說:「癸丑三月初五日由鄭梅士署中板上鈔來」,據此知當時曾刻板傳布。其全文如下: 罪臣洪大全跪奏,為陳情破賊事,聖主陛下:罪臣生在嶺南,長在湖南,自九歲溫習經史,日誦萬言,至十二歲已學成文武才具,始應童試,滿擬指顧鳴珂,內為國家陳治安之策,外為邊疆展禦侮之能。誰料命途多蹇,不為試官所容,自是之後,無歲不考,考輒無名,俗人以為恥,致臣隕命者數矣。伏聞聖主龍興,每縣增置生員,臣以為必預恩澤,奈復不為車順軌所取。臣慚憤入寺為僧,長老待臣甚薄,臣不能堪。已而賊首太平王遣使以黃金三百兩聘臣為軍師,臣以為會匪必無能為,天命未改,國法猶在,因此往李星源營中效用,意圖滅賊以立功名,奈李星源辱罵不肯收用。臣往山中自縊,遇賊將胡以晄見而解脫,引臣見太平王。賊深奇臣才,號臣為賽諸葛,封天德王,臣實不敢當。奈賊勢方張,不容不受,感其恩遇,為之盡力,屢敗官兵。及賊據永安州,多行無禮,臣常以疏諫之曰:「弟觀兄所為,大類秦政、屈丐。秦政自謂功德高三皇五帝,而兄鄙羲、農而非堯、舜,秦政以十月為歲首,而兄滅閏月;秦政殺降王,而兄殺降兵;秦政掘孔墓,而兄鞭撻遺像;秦政燒書,而兄以經史置污穢中。屈丐蒸土為城,而兄築重城以自固;屈丐號其城門曰招魏、朝宋、服涼、平朔,而兄欲吞九州萬國。觀兄所為,狂悖之至也。」賊由是不悅。賊僭號改元,不許群下剃髮,多殺無辜,偽立三十六宮。臣又諫之曰:「昔袁術在淮南,董昌在浙西,皆連城數十,妄自尊大,不旋踵而亡。今兄據手掌之地,崇虛名而受實禍,非良策也。昔李文成蓄髮,旋就滅亡,兄宜戒之。兄又高拱深宮,多掠子女以自娛,委事於庸兒,肆行兇虐,以刀鋸鼎鑊威左右,罪甚於高洋、闖、獻,事將如何?」賊大怒,因此疏臣。有說臣者曰:「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奸邪側目。今軍師威名日著,不如潛兵入宮,殺太平王而代之,不然,後將噬臍。」臣嘆曰:「我昔為試官所不容,屢瀕於死;復受李星源之辱,解帶自縊。幸遇太平王,脫貧賤而致富貴,言聽計從。夫人深親信我,我圖之不祥。彼縱負我,我實不忍負彼。」賊多殺降兵,妄稱天父、天兄以愚眾人,獨臣以為不可,斥之曰:「禍莫大於殺已降,白起、項羽、李廣可鑑也。兄不能以才武制群下,而專用妖言,張角、孫恩、呂用之、徐鴻儒何足法哉。開闢以來,未聞以妖術成功者,宜急改之。」賊滋不悅。俄而楊秀清說太平王曰:「君自謂謙恭下士,寬仁得眾,人樂為之死,孰與賽諸葛?」太平王曰:「皆不如也。」蕭潮潰曰:「既知不如,何不早圖之,不然,必為後患。」太平王曰:「我方倚之以平盪中原,今大功未就,而先戮智計之士,恐失群下之望。」遂不許。已而密謂臣曰:「弟有兵書,何故不肯授我?」臣對曰:「弟有此書,能利人亦能害人,故不敢妄以相授耳。」太平王曰:「弟每戰輒身先士卒,一旦隕命,誰可以代弟者?」臣曰:「觀諸將剛而自矜,酷而無謀,皆不足以代弟之任也。」太平王曰:「既如此,我當學弟之兵書,與弟同享富貴,不然將斬弟。」臣曰:「兄如用我,當為兄畫策,如不用我,我必不能見笑於孫臏、李靖也。生殺惟命,兵書不可得也。」至十二月二十六日,賽中堂進圍永安州,臣又獻奇計,賊不能用。臣憤曰:「鼠子不足與謀,我死無日矣!」遂私自夜遁,欲往峨嵋山修行,為賊追兵所獲,鎖入空室,嚴兵防護,臣屢次求死,皆不許。楊秀清曰:「不如殺之以警諸將。」太平王曰:「昔齊殺斛律光而國亡,梁殺劉而國亡,唐殺林仁肇而國亡,今戰爭方始,安可先戮良將乎?」爰暨今年,賊勢日蹙,臣終不為之設一謀,但曰:「有爾天父、天兄在,我安用哉!」賊忌臣益深,而終不肯殺臣者,欲得臣兵書故也。至二月十六日,賊挈家眷夜走昭平,將臣手用大鎖縛住,更用大鏈鎖臣頸,防衛周密,被臣略施小計,暗遁深谷,賊四面追尋皆不見,大驚曰:「彼殆投官軍去矣,將若何!」已而太平王聞臣走,將監押官盡斬之,傳令有能獲臣者,即封為天德王。臣隱在谷中,備聞其語。賊徒既不見臣,震恐喪魄,以故官兵追及,賊不能御,是日蓋二月十八日正午時也。賊自造反數年,未有此敗。臣自谷中出降官軍,官軍數苦臣,爭欲殺臣,獨全玉貴以為不可,生縛臣以獻諸將軍。臣乃說諸將軍曰:「賊攜妻孥同走,各顧其家,更兼連日飢疲,心忙足腫,今復遭此敗,賊徒喪膽,莫有鬥志,此天亡之時,不可失也。且賊首盡聚於此,若官兵乘勝急追,彼智不及謀,勇不及怒,一鼓可盡殲也。今若緩之,彼得簡兵成備,以御官軍,則難制矣。」而諸將軍以臣新降,不知心腹,遂按兵不動,失此機會,六州鐵不能鑄此錯矣。臣竊笑諸將之無能也。至次日辰時交戰,賊出兵才千餘人,而官兵十倍,前鋒稍卻,大眾悉潰。臣又謂諸將軍曰:「賊雖小勝,然數日飢勞,必不能窮追,況我兵甚眾,若能與之力戰,可以反敗為勝。況據此險山,兩面合擊,今若遁逃,路狹人多,自相踐踏,必大挫衄,此自弱也。」諸將又不能從,爭先逃命,踹死無數,臣亦幾被踹死者數矣。賴全玉貴、張金 竭力扶臣,幸保殘生。至十九日,引見賽中堂,中堂以禮相待,臣為寫書離間賊黨,奈無送書之人,將箭射去。二十日,賽中堂復以禮送臣進京。臣視死如歸,並無懼怯,乃兩手頭頸皆被鎖傷,而足腹背皆被踹傷,晝夜慟楚,所以不即自裁者,蓋欲上為國家平淫虐之賊,下為生民解倒懸之苦,兼欲報數月鎖縛之大仇也。臣在賊中立功不少,出戰未嘗敗北,賊不能賞,反忌臣才,臣深恨之。倘生不能剪此賊,死當為厲鬼以滅賊也。臣觀會匪盈天下,而湖南、福建、兩越尤多,若不早除,必將蜂起。臣本欲言天下大計,奈恐觸眾官之怒。昔宗澤上表數十,皆為黃潛善所匿;脫脫擊破張士誠,哈麻反以敗聞;況臣疏遠,兼負重罪,縱有奇謀良策,安能上達聖聰耶?人之將死,願竭愚忠。天下之所以未安者,文官貪酷而無能,武官庸懦而怯死耳。陛下欲保民,而官府淫刑以逞;陛下欲求才,而官府疾才如仇;大河以北,臣不能知,大江以南,臣略知之矣。以故賊得因以為資,搖動南服。賊之初起,本無他長,因疾試官之不公,縣令之貪暴,遂構逆謀。臣竊觀賊中文學之士,其才皆過於翰林進士,而曾不得一名,是以甘心為賊所用也。賊兵不過萬人,餘黨皆分據遠方,未能猝聚,而官兵以數省之兵討之,三年不能克,諸將之無能,亦可知矣。臣在烏都統營中二日,細察士卒亦多精銳,所以不能制賊者,將不得其人也。賊以區區之眾,當天下萬分之一,鏖戰三年,殺傷無數,非賊之強,賊之人材過於官軍也。然賊之所恃者惟臣,臣既歸降,賊亦無能為矣。臣在賊中秘謀頗多,賊按臣舊法,猶可以延數月之命。今為目下平賊之計,勅試官不得賣秀才舉人,豪右不得欺凌貧民。下赦書於南國,使會匪悉焚其妖書,各安生業,一無所問,剪其羽黨,使賊無以為資。令賊首自相捕斬者,即除其罪,此一策也。令諸將簡精兵為前列,優以重賞,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勝則疾追,此一策也。分守險要,制其入湖南、廣東之路,巡邏必嚴,探候必謹,使賊不能越險而過,糧盡援絕,勢將自潰,此一策也。行此三策,而賊猶不能撲滅,則非臣親行不可。願陛下緩臣旦夕之誅,臣請以尺組系太平王之頸,致之闕下,報臣前日之仇,萬死無恨。若必戮臣以快賊心,臣亦願面見聖容,陳國家大計,用兵秘謀,使臣流名於後世,葅醢之戮,其甘如飴矣。願陛下如殿試之制,面試臣才,看臣籌略何如。陛下倘能用臣計,屠此小丑如反掌耳。賊聞臣來,必不敢以鋒刃相拒,就其逆命,設奇破之容易矣。賽中堂虛懷引士,臣在賊中亦知其忠良,今又蒙其禮款,遣參將蘇斌領兵二十名護送,晝夜監守,頗能用心。又臣多上書於聯芳、丁守存,亦蒙優禮相待,此皆國之忠臣,伏惟陛下詳察。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謹拜表以聞。茲因手慟,書法不佳,在信陽州力疾手書,臨表瞻望,不知所云。 咸豐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辰時謹寫,身抱重病,不曾起稿,死罪。 〔三〕軍機大臣刑部會奏所述的洪大全供 清朝軍機大臣刑部奉旨會審洪大全後會奏洪大全的口供,見故宮博物院清朝《剿捕檔》,《剿平粵匪方略》卷十二也有著錄,惟略加刪節。茲照《剿捕檔》著錄。這封會奏由大學士軍機大臣祁雋藻領銜先說明洪大全解到京後奉旨會審的經過,然後敘述洪大全的口供及按律定罪緣由說: 緣洪大泉籍隸廣東南海縣,自幼跟胞叔洪雲秀在湖南衡陽縣讀書應試,並未入學,旋在衡山白雲寺披剃為僧,閱看兵書,潛蓄異志。咸豐元年二月間,洪大泉前往廣東一帶地方閒蕩,與洪秀泉伙黨胡以晄會遇,胡以晄引至賊營與洪秀泉見面,彼此投契,結拜弟兄。維時洪秀泉伙黨有馮雲山、韋正(即韋昌輝)、蕭潮潰、楊秀清、石達開、秦日昌、賴漢英、曾四、朱錫琨、曾玉秀、羅大綱(即羅亞旺)並胡以晄等,藉添弟會名目裹脅賊匪,到處搶掠財物,屢與官兵打仗,俱系洪大泉主謀。洪大泉又自領賊匪與官兵打仗三次。洪秀泉僭稱為偽太平王,封洪大泉為天德王、馮雲山等俱受偽封。閏八月初一日,逆伙韋正等攻破永安州城,與官兵抗拒,後因四路接濟不通,官兵圍攻甚急,起意竄逃。本年二月十六日燒毀民房,乘便衝出。韋正等擁護洪秀泉帶領賊匪五千餘人,與洪大泉一併逃竄。十八日。走至郁叢山地方,被官兵追擊,經儘先守備全玉貴將洪大泉拿獲。解至軍營訊供,該大臣奏奉諭旨派員押解來京,交臣等會同嚴審,據供前情不諱,應即擬結。查律載謀反大逆,不分首從,凌遲處死等語。此案洪大泉投入洪秀泉賊營,代為謀主,抗拒官兵,攻破永安州城,復受偽封,實屬罪大惡極。……合依謀反大逆、不分首從、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梟首示眾。該匪親屬,據供止有胞叔洪雲秀在衡陽縣居住,應令湖廣總督、湖南巡撫一體嚴緝,務獲究辦。 乙 三篇文件的對勘 我們先將這三篇虛假的文件加以對勘,列對照表於下: 續表 根據上面從姓名、籍貫、參加革命、封號四方面對勘的結果,看出軍機大臣刑部會奏所敘述的《洪大泉供》是和《洪大泉上咸豐表》相同,而和賽尚阿在廣西上奏的永安《洪大泉供》不同。在姓名方面,永安《洪大泉供》明說他的本姓實不是姓「洪」,因為與洪秀全認為兄弟,才改為洪大全的。而《上咸豐表》卻自稱「罪臣洪大泉」,會奏還特別記明撫養他長大的胞叔就是姓洪的洪雲秀了!這是第一點不同。在籍貫方面,永安《洪大泉供》明說他是湖南衡州府衡山縣人,所以說在湖南做和尚時是「在原籍隱居」,到廣東去說是「遊方到廣東」,詞意很明白。而《上咸豐表》卻說「生在嶺南,長在湖南」,會奏說得更詳細,說他是廣東南海縣人,自幼跟隨胞叔洪雲秀到湖南衡陽縣去。這是第二點不同。在參加革命方面,永安《洪大泉供》明說是幾年前遊方到廣東,便與洪秀全、馮雲山認識,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間,就到廣西參加起義。而《上咸豐表》卻說是先拒絕洪秀全的聘請,到清朝欽差大臣李星沅軍營投效,因受李星沅辱罵,到山中自縊,遇太平天國將領胡以晄解救,引見洪秀全,會奏也說他在咸豐元年(1851年)二月間,前往廣東一帶地方閒蕩,與洪秀全黨人胡以晄會遇,由胡以晄引他去見洪秀全。會奏只把先拒絕洪秀全聘及投效李星沅軍營兩層刪去,其餘所記基本上是與《上咸豐表》相同的。在這一方面,《上咸豐表》和會奏跟永安《洪大泉供》不同之處有二:第一,永安《洪大泉供》說與洪秀全的認識是直接的結合,而《上咸豐表》和會奏卻說是由胡以晄居間介紹;第二,永安《洪大泉供》說與洪秀全的認識始於起義前幾年,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即金田起義的時候便來參加,而《上咸豐表》和會奏卻說明始於咸豐元年二月間,即李星沅做欽差大臣在廣西督師的時候。這是第三點不同的地方。在封號方面,永安《洪大泉供》說是「尊我為天德王」,而《上咸豐表》和會奏卻說是封為天德王。「尊」的意義與「封」不同,尊是對上說的,洪秀全尊崇洪大全為天德王,即使不是把他崇奉在自己的上面,至少也不會把他屈居在己之下;封是對下說的,洪大全受了洪秀全所封,那末他便只不過是洪秀全的下屬罷了。這是第四點不同的地方。 我們從對勘中看出以上這四點的不同,這裡面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上咸豐表》和會奏為什麼跟永安《洪大泉供》有此不同呢? 就當時有關情況聯繫起來看,《上咸豐表》和會奏的四項記載是比永安《洪大泉供》合理得多的。在姓名上說,永安《洪大泉供》自述本姓實不是姓「洪」,因與洪秀全認為兄弟才改為洪大全。但是,與洪秀全認為兄弟的有楊秀清、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他們都不曾改姓「洪」,何以洪大全獨要改姓?這是一點破綻的地方。《上咸豐表》和會奏所記便沒有這一點破綻,會奏並且增添一個胞叔洪雲秀出來使人對洪大全的姓氏不致引起疑竇。在籍貫上說,永安《洪大泉供》自述是湖南衡州府衡山縣人,據《李秀成自述原稿》說太平天國起義領導人物是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即秦日綱)七人。案洪秀全、馮雲山是廣東花縣人,楊秀清、韋昌輝是廣西桂平人,蕭朝貴是廣西武宣人,石達開、秦日綱是廣西貴縣人,他們都是兩廣人。在一群兩廣領導集團中,插入一個湖南人,是有點突兀的。所以咸豐便有「洪大泉籍隸衡州,系從賊伙黨,原非首要」的論斷。《上咸豐表》自述說「生在嶺南,長在湖南」,會奏說籍隸廣東南海縣,自幼跟隨胞叔洪雲秀到湖南衡陽縣去讀書,這樣,把湖南人的洪大全改為廣東人,把洪大全與洪秀全有了一層同鄉的聯繫,就使人覺得他們的結合自然的多了。在參加革命說,永安《洪大泉供》自述是在起義前幾年便與洪秀全、馮雲山認識,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金田起義時就來廣西會合,按在永安突圍前,清朝廣西督師將帥訪查太平天國領袖姓名的奏報都沒有洪大全其人,何以在敵張軍覆之後,乃忽然有被稱為太平天國謀主洪大全者以生擒獻俘報聞?這是最啟人疑竇的地方。當時給事中陳壇就拿著這一條根據向清廷提出「洪大泉不過供賊驅策,並非著名渠魁」,不值獻俘的奏請。《上咸豐表》和會奏所記便把與洪秀全結合的時間縮短,從起義前幾年的認識退後到起義後兩月,從道光三十年十二月的來會改到咸豐元年二月始加入。這雖然還不能彌縫這一破綻,但已經比較永安《洪大泉供》略勝一點兒了。因為咸豐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已在武宣東鄉稱天王,閏八月初一日即攻克永安,如果要說洪大全是太平天國謀主的話,那末,洪大全的參加革命至遲不得後於這一年的二月。所以《上咸豐表》和會奏記洪大全參加革命日期雖僅後於永安《洪大全供》所記來會的日期不過兩個月,但已經退後到了最後的限度。在封號說,永安《洪大泉供》說洪秀全尊他為天德王,在以前的奏報中並沒有洪秀全崇奉他人或與他人並肩稱尊的報告,這一點當然又是啟人疑心的地方,所以《上咸豐表》和會奏便改「尊」為「封」,使洪大全作為洪秀全的下屬,受洪秀全所封,那便不致於使人觸目就起疑心了。這四處不同的地方,《上咸豐表》和會奏處處都比永安《洪大泉供》是比較近情理的。 我們檢查出了這一種具體情況,從這一種具體情況去了解所以不同的意義,不是如同榮孟源先生所說是「洪大全不會隨便暴露出真名實姓與籍貫,以便敵人去殘害同族和鄉里」,因為從這三篇文件的時間先後來看,洪大全最初在廣西永安州的口供並沒有暴露出真姓名和籍貫,而到了被獻俘行經河南信陽州寫《上咸豐表》時,和後來到北京解交刑部受審時,卻暴露出了洪雲秀現居住地湖南衡陽。洪大全不是掩飾,而是一次比一次暴露得更多。榮先生論一個革命者不會隨便暴露出真名實姓與籍貫,使敵人得去殘害同族和鄉里,他確是掌握著「階級分析的方法」的。可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是從具體情況出發的,並不是從「想當然」出發的。榮先生沒有把洪大全文件不同的內容與發生的時間先後看清楚,就貿然加以論斷,所以便不免陷於錯誤了。關於對勘出來的參加革命時間的所以不同的意義,也不是如同榮孟源先生所說是由於「洪大全戲弄敵人」,因為我們從洪大全文件,特別是這一篇出自清朝統治者之手全部偽造的所謂洪大全《上咸豐表》(考證詳見下節)看來,徹頭徹尾都是詆毀革命、向清皇朝叩頭乞憐的語句,連一絲一毫戲弄敵人的氣味都沒有,這正是這幾篇偽文件最顯著的特色,原文件著錄在上面,大家都已經看見,可知榮先生的論斷不是從具體情況出發,所以也錯誤了。其實,這一種具體情況顯示出的真正意義,乃是偽造的《上咸豐表》和軍機大臣刑部會奏對賽尚阿上奏的永安《洪大泉供》有意的修改而成。也就是說:《洪大泉供》是捏造的,《上咸豐表》是偽造的,軍機大臣刑部會奏洪大全的口供也是捏造的,但永安《洪大泉供》捏造在先,有許多不近情不近理不妥當的地方,所以後來又偽造《上咸豐表》來修正它,使人不致疑心,到了軍機大臣刑部會審就根據偽造的《上咸豐表》進一步修正永安《洪大泉供》來定洪大全的罪狀。這就是軍機大臣刑部會奏所以與《上咸豐表》相同而與永安《洪大泉供》有不同的原因。 《上咸豐表》是賽尚阿的心腹幕僚在獻俘行到半路時偽造的這點,我們在下節再提出證據討論。現在,我們要問軍機大臣刑部會審為什麼也用《上咸豐表》來修正永安《洪大泉供》替賽尚阿彌縫掩飾呢?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當時洪大全獻俘事件的虛偽,不僅是在廣西桂林親見其事的人們都「人人嗤笑」,不僅是在桂林的官僚說是「獻俘堪鋪張」,不僅是朝臣根據以往的報告否定洪大全事實,說是「張皇裝點」、「稍掩己過」的工具,而且,就是咸豐也說是「從賊伙黨,原非首要之匪」。這樣的一個虛偽的大事件,擺在當日軍機大臣和刑部的面前交給他們處理,他們只有兩條路子可走:一條是揭出永安《洪大全供》的虛偽,明正賽尚阿欺君之罪;另一條是替賽尚阿彌縫掩飾,把永安《洪大泉供》破綻的地方改正,然後把所謂洪大全其人明正典刑,以掩「天下之耳目」。就當時清皇朝內部的情勢看來,先從賽尚阿與咸豐的關係來說,賽尚阿以首相督師,清皇朝認為好似「千金之弩,輕於一發」 [28] 一樣,是一件萬分不得已的事,他既是咸豐的親信重臣,處境又這樣的艱苦,所以咸豐雖明知洪大全獻俘事件的虛偽,也不願一旦因此案而加以不赦的欺君大罪。就是後來到了太平軍入湖南,攻長沙,犯了貽誤軍機的死罪,不得不把他褫職逮京治罪,但還使他一生得以富貴終身,更可知咸豐不願因此案而明正其罪。再就賽尚阿與會審洪大全的軍機大臣刑部等朝臣的關係來說,賽尚阿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久任軍機大臣,咸豐元年(1851年)又授文華殿大學士,為當朝首相 [29] ,同寅相護,原是乾、嘉後清皇朝的政治風氣,當日承審的軍機大臣和刑部尚書豈能獨破積習奮然與賽尚阿為難,而況賽尚阿又是當朝首相,軍機大臣刑部會審洪大全的首席大臣又是那一個眼看清皇朝就要沒落而向天禱求速死的腐朽的老官僚祁雋藻 [30] !所以他們一方窺承咸豐的意旨,一方為同寅回護,只有替賽尚阿掩飾彌縫一條路可走。 我們把永安《洪大泉供》、《上咸豐表》、軍機大臣刑部會奏三篇文件來對勘,看出後兩種與前一種有不同的地方,並且就當時各方面的具體情況聯繫看起來,知道所以有不同之故,是由於三篇文件都是捏造或偽造的,最初捏造的永安《洪大泉供》有了不近情不近理的破綻地方,啟人疑心,所以後來偽造的《上咸豐表》和軍機大臣刑部會奏就把那些不近情不近理有破綻的地方修正,使人不致疑心,我們還從賽尚阿與咸豐的關係上和與朝臣的關係及軍機處的歷史上,追尋出了當時奉旨會審洪大全的軍機大臣和刑部所以來替賽尚阿掩飾彌縫的緣故。 丙 永安洪大全供考偽 上面三篇偽文件,永安《洪大泉供》是一篇詳細的自述,至於信陽州《上咸豐表》的內容,以詆毀革命、向清皇朝叩頭乞憐的話多,而自述個人歷史的話少,軍機大臣刑部會奏洪大全的口供也只有在按律定罪的敘述中作了簡單的提要,所以我們要考證賽尚阿捏造的洪大全事件的虛偽應該以永安《洪大泉供》為主要的對象。 據賽尚阿上奏的《洪大泉供》的自述說,洪大全在金田起義前幾年,就到廣東與洪秀全、馮雲山結識,他是洪、馮最早的一個革命同志,比楊秀清等還早,所以他對洪秀全領導的拜上帝會革命的秘密活動,是「盡知的」。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金田起義時,他就到廣西來參加領導金田起義。洪秀全尊他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都請教於他。他叫洪秀全為大哥,其餘所有手下的人都稱他同洪秀全為萬歲,他叫馮雲山等都叫名字。攻克永安州之後,只有他與洪秀全兩人住在朝門,其餘的人都不住在裡面。如果這篇供辭確是事實,以與洪秀全並稱萬歲在太平天國地位如此重要的洪大全,那末,他在這篇所謂《洪大泉供》的自述中,對所述的太平天國歷史應該是很真確的,這樣才符合於他個人在太平天國中的地位和歷史。現在,我們要考證這篇供辭是真還是偽,就根據這一個認識去鑑定它。鑑定的結果,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了它裡面與太平天國史實不符及違反太平天國教義的地方。在下面,可以舉七條反證出來。 第一條是記敘立會的話 供辭述洪秀全立會的經過及拜會的手段道:「數年前遊方到廣東,遂與花縣人洪秀泉、馮雲山認識。洪秀泉與我不是同宗。他與馮雲山皆知文墨,屢試不售,也有大志。先曾來往廣東、廣西,結拜無賴等,設立天地會名目。馮雲山在廣西拜會也有好幾年。凡拜會的人,總誘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後來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全學有妖術,能與鬼說話。遂同馮雲山編出天父、天兄及耶穌等項名目,稱為天兄降凡,事問天父,就知趨向,生時就坐小天堂,就是被人殺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會內之人。故此入會者固結不解。這是數年前的作用,我盡知的。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間,等他們的勢力已大,我才來廣西會洪秀泉的。那時他們又勾結了平南縣監生韋正(即韋昌輝),廣東人蕭潮潰、楊秀清等,到處造反,搶掠財物,抗官打仗。拜會的人,有身家田產,妻室兒女,都許多從他,遂得錢財用度,招兵買馬,膽智越大。又將會改為上帝會。」這段話是明指天地會為洪秀全、馮雲山所設立,認洪、馮的編造天父、天兄的說法為天地會拜會聚眾的手段,而以洪秀全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金田起義後,勢力大了,才將天地會改為上帝會(應作拜上帝會)。考天地會的設立,據它的傳說始自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 [31] ,它的活動見於正史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已有台灣林爽文起義之役,供辭指天地會為洪秀全、馮雲山所創,這是第一個謬誤的地方。天地會崇奉的神是五祖與萬雲龍,拜會的儀式是焚香拜把,歃血結盟 [32] 。供辭認洪秀全、馮雲山那種假託天父、天兄降凡的拜上帝會宗教為天地會的拜會聚眾的手段,這是第二個謬誤的地方。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附會《勸世良言》自行洗禮,勸人拜上帝,明年與馮雲山入廣西宣傳。據太平天國頒行的《太平天國》一書的記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秋天,洪、馮兩人已在桂平紫荊山制定宗教儀式、立十款天條以教育會眾,和選擇險固、鈔送教義等等活動,所以拜上帝會的成立,至遲不得後於道光二十七年的秋天。供辭說拜上帝會是洪秀全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後,勢力大了,才把天地會名目改稱來的,這是第三個謬誤的地方。 第二條是記韋昌輝、蕭朝貴、楊秀清三人籍貫的話 供辭說:「那時他們又勾結了平南縣監生韋正(即韋昌輝),廣東人蕭潮潰、楊秀清等,到處造反。」按「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說:「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平隘山,在家種山燒炭為業,……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盧陸峒人氏,在家種田種山為業,……北王韋昌輝桂平縣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門辦事,是監生出身」,1942年冬天,我到金田調查,遇到一位舊住大沖村的老年人曾德周,他是當年那個聘請馮雲山入紫荊山教書的曾玉珍的曾侄孫,他的高祖母楊氏又正是楊秀清之姊。他對我說楊秀清的里居道:「楊秀清,平隘山新村傍東王沖人,新村是平隘山一小部分,入木山鄉(瑤山)的路口。新村出即東王沖,那裡離大沖八里路。東王沖從前本來沒有名稱,後來鄉人因為紀念東王,所以叫他的故居做東王沖。」曾德周又說:「蕭朝貴在平隘山附近有祖墓。」他所說蕭朝貴祖墓一節,與咸豐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廣西巡撫勞崇光奏桂平境內有蕭朝貴遠祖及其母蕭盤氏墓的話相合 [33] 。我回到桂平城,在韋昌輝的胞侄韋以琳後裔韋紹勛家得到《韋氏族譜》,知韋氏遷居桂平金田村,到韋昌輝已經八代 [34] 。據我調查所得,與《李秀成自述原稿》互相印證,可知韋昌輝並不是平南縣人,蕭朝貴、楊秀清也都不是廣東人。 第三條是記石達開、秦日昌、胡以晀、賴漢英、羅大綱這幾個人封爵的話 供辭記道:「又設立丞相名目,如石達開稱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稱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晄、賴漢英、曾四為侍衛將軍,朱錫琨為監軍。又有曾玉秀為前部正先鋒,羅大剛(即羅亞旺)為前部副先鋒。」這一段話,除了曾四、曾玉秀兩人事跡無考 [35] ,朱錫琨的封爵不誤(朱錫琨封爵供辭所記得不誤者,系另有原因,考證詳下節),賴漢英曾否任侍衛將軍無文獻可以確定外,而所記石達開、秦日昌、胡以晄、羅大綱四人的封爵都與太平天國史實不符。案《天命詔旨書》太平天國辛開元年(1851年)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在永安所下的定稱謂封諸王詔有道:「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為東王,管治東方各國。褒封右弼又正軍師為西王,管治西方各國。褒封前導副軍師為南王,管治南方各國。褒封后護又副軍師為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褒封達胞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此詔明說封石達開為翼王,與東、西、南、北王並列為王,而與西、南、北三王同受東王節制。其爵為王位,而不是丞相;其封號為「翼王」,而不是「右翼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及張德堅《賊情彙纂》、謝炳《金陵癸甲紀事略》兩書中的《石達開傳》所記石達開的封號都同。供辭說:「秦日昌稱為地官丞相左翼公」,案秦日昌即秦日綱,《賊情彙纂》一書著錄有秦日綱的門牌款式一紙,所書秦日綱職銜是「太平天朝天官正丞相秦日綱」 [36] ,《李秀成自述原稿》記秦日綱守永安時事寫他的職銜也道:「永安水斗軍營是天官丞相秦日昌守把」,又考《賊情彙纂·秦日綱傳》說:「初封天官正丞相」,《金陵癸甲紀事略·秦日綱傳》說:「初授天官正丞相。」可見秦日綱在永安時,他最初的封爵是「天官正丞相」,而不是「地官丞相」;在天官正丞相之下,也沒有「左翼公」這一個不倫不類的尾巴。供辭記胡以晄的封爵為侍衛將軍,按《賊情彙纂·胡以晄傳》前後的封爵道:「初封春官正丞相,住江寧府署,加封護國侯,改封護天侯,旋封豫王」 [37] 。《李秀成自述原稿》所記胡以晄在太平天國克復南京前後的官爵也相同,李秀成在自述他最初參加太平軍的話里說道:「自粵西而至,我本為兵而來,前之內政,具(俱)不經我手。後至南京,破城之後,那時我已隨春官丞相胡以晄理事。」據此知胡以晄初封即為春官丞相,因為胡以晄是太平天國起義的一個重要人物,地位與秦日綱相等,所以他的職位不須經歷侍衛將軍等較低級的官階,我們是可以完全了解的。供辭又記羅大綱的職名為前部副先鋒,按《賊情彙纂·羅大綱傳》記他在克復南京前的封職道:「初封左二軍軍帥。壬子四月,在全州升土一總制,管帶中一軍。十月,在岳州升金官正將軍。十二月升殿左一指揮」 [38] 。據此可見羅大綱並不曾有過前部先鋒的職名。再考同書《偽官制》所錄太平天國職官表及「昔有今廢偽官名目」條中都沒有「前部副先鋒」這個名目 [39] 。故供辭所記,不但與羅大綱封職不符,而且,也與太平天國官職不合。 第四條是自述天德王名號的話 供辭說:「我來到廣西,洪秀泉就叫為賢弟,尊我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請教於我。」案「天德王」這個名號,與太平天國宗教信條最是違背。太平天國辛開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在永安頒布的定稱謂封諸王詔書有一段論稱謂的言論道:「天父上主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樣樣上,又無一人非其所生所養,才是上帝,才是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稱上,僭稱帝也。繼自今,眾兵將呼朕為主則止,不宜稱上,致冒犯天父也。天父是天聖父,天兄是救世聖主,天父、天兄才是聖也。繼自今,眾兵將呼朕為主則止,不宜稱聖,致冒犯天父、天兄也。」此詔詳論除天父而外,都不得稱上稱帝,除天父、天兄而外,不得稱聖,故洪秀全自己只稱王而不敢稱帝,只稱主而不敢稱上稱聖。又說命東、西、南、北、翼五王為王爺,乃是「姑從凡間歪例,據真道論,有些冒犯天父」。洪秀全對於他的宗教信條的遵奉是嚴厲到這個地步的。那末,洪大全是個什麼人,反居然得此與天(即洪秀全宗教所認為萬物主宰的天父)齊德的「天德王」的稱號?有些人說「天德王」的名號,乃是洪秀全尊崇洪大全的,所謂「尊」,明不是被封,而「天德」二字,不必出之洪秀全的製作 [40] 。案此說也不對。考洪秀全曾有不得妄干名號詔,嚴諭天下人不得犯天父、天兄的名號,如有人敢犯天父、天兄名號的,論天法都該斬首不留。(請參看本節下條考證引文)洪秀全不但篤守他的宗教如此的嚴厲,而且,他還要以他的宗教以統一天下。那末,即使太平天國裡面果真有一個屬於另一個集團的所謂天德王洪大全這個人物來參加,太平天國也斷不會用他原來自封的「天德王」稱號來尊崇他的。而況做賊心虛,處處怕人看破,到了偽造《上咸豐表》和軍機大臣刑部會奏時,就把「尊我為天德王」改為「封為天德王」,那些人又將如何去解釋呢!這一條作偽,是偽供辭裡面最大的一個破綻。 第五條是自述稱洪秀全為大哥的話 供辭說:「我叫洪秀全為大哥,其餘所有手下的人,皆稱我同洪秀全為萬歲。」考「大哥」之稱,為太平天國的厲禁,除天兄之外,有人敢稱大哥者斬。《賊情彙纂》錄有一篇天王洪秀全不得妄干名號詔道:「天王詔曰,咨爾清胞,名份昭昭,誥諭兵士,遵命遵條。普天大下,皇帝獨一,天父上主皇上帝是也。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有人稱皇帝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雪也。天下大哥獨一,天兄耶穌也。天兄耶穌而外,有人稱大哥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雪也。繼自今,詔明天下,以後犯者勿怪也。欽此」 [41] (按「雲中雪」是太平天國稱刀的隱語 [42] 。該過雲中雪,就是該斬首的意思)。洪秀全尊耶穌為天兄,故嚴禁天下人稱大哥,如有冒犯此禁條的,論天法該處以斬首的重刑。洪秀全自稱是天父的第二子,耶穌的弟弟,所以那幾個給洪秀全稱為清胞、正胞、達胞的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都叫洪秀全做「二兄」,而洪秀全自己也以「二兄」自居。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說:「洪賊稱三偽王曰清胞、曰昌胞、曰達胞,偽王稱之曰二兄」便是。太平天國頒行的《天父下凡詔書》中論袍服一節記洪秀全等對話道:「天王詔曰,『前日胞等具本啟奏,言現下天父賜得綢帛不甚過多,不知胞等袍服足用否?如不足用,爾二兄宮中袍服既足,發出些與胞等共穿也。』東王對曰:『小弟等既蒙天父及二兄鴻恩賜得亦有,不用發出也。』天王詔曰:『現今爾二兄之袍服既足,不用縫也。』北王啟奏曰:『二兄為天下萬國真主,富有四海,袍服雖足,亦要時時縫來。』東王啟奏曰:『求二兄赦小弟之罪,容小弟直言啟奏。袍是不足方要多,若雲既足,緩些再縫,方見二兄節用愛人之德。正弟又何啟奏要時時縫也?』天王贊曰:『清胞真是古之所謂骨鯁之臣,正胞爾雖是愛兄之心誠,終不若清胞直言無隱,更為可嘉也。自後在爾幼主之世,凡為臣者當如清胞今日之直言,方盡為臣之道也。』東王對曰:『小弟雖足為為臣者法,但後日幼主以後,亦要法我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諫,方盡為君之道也。自古以來,為君者常多恃其氣性,不納臣諫,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誤殺之,致使國政多乖,悔之晚矣。』天王贊曰:『清胞所奏,件件皆是金玉藥石之論,事事皆是至情至理之言,洵為萬世之典章也。前天兄耶穌奉天父上帝命降生猶太國,曾諭門徒曰,後日有勸慰師臨世,爾兄觀今日清胞所奏,及觀胞所行為,前天兄所說勸慰師聖神風即是胞也』,東王對曰:『非弟能以藥石進二兄,實二兄能從諫如流也。歷代迄今,豈無直諫之臣,要其君之能納不能納耳。二兄欲以弟言為萬世法,惟願萬世之主,自幼主始,皆如我二兄納諫如流之英主,則千萬世年受天之祐矣。』」又考《賊情彙纂》所載太平天國本章式中有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上洪秀全的本章五種,其中行文有須稱呼洪秀全之處的四種,也都稱他為「二兄」 [43] 。在這一個小小的稱謂裡面,實含有太平天國宗教極大的教條。今供辭說「我叫洪秀泉為大哥」,這一個稱謂,正冒犯太平天國最嚴厲的教條,是跟它的教義和法令絕不相容的。 第六條是記天曆造歷人的話 供辭記道:「編有曆書,是楊秀清造的,不用閏法,我甚不以為然。」考天曆的創製,洪秀全在太平天國己未九年(1859年)十月初七日所頒布的《改定天曆詔》說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馮雲山因革命活動被囚桂平縣監獄時,由天啟天使傳給他。此詔所說「當前南王困桂平,見天啟天使將天曆畀南王看」的話,乃是太平天國宗教故神其說的慣例,實在是說太平天國天曆乃馮雲山被囚桂平縣監獄時所創。案《賊情彙纂·馮雲山傳》記馮雲山的才智道:「粗知文義,為村塾師,兼通星卜,……一切偽教章程及行軍號令皆雲山與盧賢拔所訂。」 [44] 此傳所記,可與《改定天曆詔》互相參證。《賊情彙纂》而外,諸書所記都同以馮雲山為太平天國典章制度的創製者。楊秀清是個種山燒炭的人,沒有讀過書,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記楊秀清對給他讀奏章的書手自述的話說:「五歲喪父母,養於伯,失學不識字,兄弟莫笑,但緩讀給我聽,我自懂得。」我去金田調查,曾德周也對我說:「楊秀清不識字。」 [45] 我們知道楊秀清是一個卓越的領導者,但卻不是一個創製典章制度的人。這種歷理精微的曆法,在太平天國人物中,只有那富於創製天才的、通星卜的馮雲山方才能夠創造出來的。今供辭說天曆為楊秀清所創,我們稽考天王《改定天曆詔》及有關文獻與金田現存口碑知道是謬誤的。 第七條是記天王在永安發令破圍日子的話 供辭記道:「近因四路接濟不通,米糧火藥也不足。官兵圍攻,天天大炮打進城內。衙門房屋及外間各處都被炮子打爛,不能安居。因想起從前廣東會內的人不少,梧州會內的人也不少,就起心竄逃。二月十六日,是我們的曆書三月初一的日子,發令逃走。」考天王永安破圍詔令收在《天命詔旨書》內,此書太平天國原刻本存法國巴黎東方圖書館。在這篇詔令之前,標明下詔的日子為「壬子二月三十日」,在日子下面,又注有「時在永安」四字。其全文如下「天王詔令通軍男將女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堅耐威武,放膽誅妖,任那妖魔千萬算,難走天父真手段,江山六日尚造成,各信 [46] 爺為好漢。高天差爾誅妖魔,天父天兄時看顧。男將女將盡持刀,現身著衣僅替換,同心放膽同殺妖,金寶包袱在所緩。脫盡凡情頂高天,金磚金屋光煥煥。高天享福極威風,最小最卑盡綢緞,男著龍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勞馬汗。欽此」。據此,知洪秀全在永安頒布破圍詔令的日子乃在太平天國壬子二年二月三十日,而不是三月初一日。或許有人以為洪秀全另有一篇三月初一日發的破圍詔,這一個推測是沒有根據的,歷史事實證明它是錯誤的。第一,我們讀上錄破圍詔所說:「男將女將盡持刀,現身著衣僅替換,同心放膽同殺妖,金寶包袱在所緩」的話,知道洪秀全在永安所發的破圍詔正是這一篇詔令。第二,據洪秀全在《天命詔旨書》卷端的聲明,當時他所下的詔旨都收在此書內,假使三月初一日洪秀全另有一篇詔令的話,那就必定收在此書內。今此書內只有上錄的壬子二年二月三十日發的破圍詔,並且註明時地,可知當時發的破圍詔,就只有這一篇。又考天曆干支較夏曆干支提早一日,這一年天曆三月初一日丁酉相當於夏曆二月十五日丙申,而不是相當於夏曆二月十六日丁酉,供辭說「二月十六日,是我們的曆書三月初一的日子」的話也是錯的 [47] 。 以上七條考證,我們根據的史料共十二種:(一)《廣西貴縣修志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二)《太平天日》,(三)《天命詔旨書》,(四)《天父下凡詔書》,(五)《天王改歷詔》,(六)《李秀成自述原稿》,(七)咸豐三年清朝廣西巡撫勞崇光的調查報告,(八)張德堅《賊情彙纂》,(九)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十)謝炳《金陵癸甲紀事略》,(十一)《金田韋氏族譜》,(十二)我寫的《金田採訪記》。這十二種史料,《貴縣修志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是天地會文獻,《太平天日》、《天命詔旨書》、《天父下凡詔書》、《天王改歷詔》都是太平天國的文獻。李秀成在克復永安前即參加革命,在永安破圍前後,他是身經其役的人,所以《李秀成自述原稿》是一部可供我們考證的當時當事的太平天國人物的記載。咸豐三年清朝廣西巡撫勞崇光的調查報告,是調查太平天國廣西領袖籍貫及祖墳的調查報告。張德堅《賊情彙纂》是曾國藩特務機關根據戰爭中擄掠得的太平天國文件及奸細調查報告編纂而成的,所以它所著錄做樣式的太平天國詔旨、誥諭、本章、門牌等,都是根據原文件照式著錄的,而所記太平天國人物的封職也都是根據擄掠得的太平天國文書記載的。張汝南、謝炳都在天京,所以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謝炳《金陵癸甲紀事略》兩書是兩部被稱為詳確的記載天京事跡的著作。《金田韋氏族譜》是韋昌輝侄兒韋以琳修的族譜。我的《金田採訪記》是記錄當年與馮雲山、楊秀清有關係的人後代的口碑。這十二種史料,作為考證上面所列舉的《洪大泉供》中的問題來說,都可以說是第一等史料。我們上面的考證,便是根據這十二種史料提出確證來的。案供辭全文不過一千四百多字,在這篇泛泛鋪張的文件中,我們已經指出七條違反太平天國宗教信仰和太平天國史事不符的地方出來。據供辭自述,金田起事前,洪秀全等立會聚眾的經過道:「這是數年前的作用,我盡知的」,那末,如果真有洪大全其人其事,這篇供辭,不但不應有如此謬誤,而且,應該比《李秀成自述原稿》所敘太平天國初期史事更為正確。因為李秀成他自己曾說過:「自粵西而至,我本為兵而來,前之內政,具(俱)不經我手。」而《洪大泉供》卻聲稱一切盡知。但是,我們比較兩者所記同一時期的事跡,《李秀成自述》雖簡略,但除記石達開、秦日綱兩人籍貫一點有誤外,尚未發現違背太平天國宗教和太平天國史事不符的地方。即以所記石達開、秦日綱兩人籍貫一點來論,李秀成所以誤記石、秦兩人籍貫為桂平縣白沙墟人,大概是因為他們或者是他們的部隊在白沙墟起義,白沙墟是桂平、貴縣交界的一個鎮,石達開的家鄉貴縣奇石那幫村即與白沙為近鄰,所以誤認他們為白沙墟人。李秀成的錯誤是可以理解的。而上述《洪大泉供》所誤的七點,都是與太平天國的史事和它的宗教信仰最關重要的地方,卻竟然謬誤如此,可見此供斷不是一個所謂太平天國謀主與天王洪秀全並肩稱萬歲的「天德王洪大全」所供,是可以斷定的。 但是,我們還得考慮一個問題,就是這一篇所謂《洪大泉供》是否賽尚阿把那一個俘虜苦打成招,鍛煉成獄得來呢?考賽尚阿奏說:「因遠道解京,未便刑訊」 [48] ,辦理洪大全獻俘事件重要當事人賽尚阿幕僚明心道人撰的《發逆初記》敘審訊洪大全情況也說:「堅不吐實,未便刑訊」。此俘虜既「堅不吐實」,又「未便刑訊」,那末,此洋洋千餘言的供辭,可知不是由苦打成招,鍛煉成獄得來,而實實在在是由賽尚阿捏造而來的。賽尚阿和他的幕僚明心道人已經不打自招出來了! 五 追究賽尚阿捏造人證的根據 上面我們從內容方面提出七條反證來證實《洪大泉供》是清朝欽差大臣賽尚阿捏造的假證據,所謂太平天國謀主天德王洪大全是賽尚阿捏造出來的假人物。現在,我們還要打破沙鍋紋(問)到底去追賽尚阿捏造人(天德王洪大全)證(供辭)的根據出來。 本來,我們要考證賽尚阿捏造供辭的根據,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還好在他作偽的方法雖巧,覆蓋雖工,但仍然有蛛絲馬跡可尋。據我考證,賽尚阿捏造供辭的根據,是從(一)擄獲文件(二)俘虜供詞(三)偵探消息等三項編造而成。賽尚阿在奏報訪查洪秀全確稱太平天國一折中,即奏明系從這三條路子去訪查,他說道:「金田逆匪自稱太平天國,確有歷次所獲犯供及偽衣偽印可憑。其匪首確係太平王。惟該偽王究系韋政,抑系洪秀泉,供詞往往不一。臣等各路密發偵探,多有指為洪秀全者。」 [49] 由此可見,賽尚阿偵查太平天國情況是以擄獲文件,俘虜供詞,並各路偵探消息為根據,他在這三方面平時已經積聚了許多材料,所以到了他後來捏造天德王洪大全供時,便得根據這些材料來做假。茲分述於下: (一) 擄獲文件 據《清文宗實錄》、《剿平粵匪方略》所載賽尚阿擄獲太平天國文件有兩次:一在咸豐元年(即太平天國辛開元年)八月進攻桂平縣新墟的時候,《清文宗實錄》記咸豐諭軍機大臣述賽尚阿的奏章道:「賽尚阿奏進剿新墟現在前後兩路諸營逼進賊巢一折,並單開各路堵截零匪情形,及搜獲逆書偽示各件。……偽軍師楊秀青遍貼偽示,編造妖言,逼脅愚民,實堪痛恨。」 [50] 一在咸豐二年(即太平天國壬子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合圍永安州的時候,《剿平粵匪方略》記賽尚阿奏道:「昨於二十八日弁兵撿回逆書一本,居然妄改正朔,實屬罪大惡極。臣惟有激勵將帥,痛加剿洗,必剋期翦滅,以靖妖氛。」 [51] 這兩處所錄賽尚阿擄獲太平天國文件的奏報與考證賽尚阿捏造供詞最關重要。第一點是賽尚阿奏疏認「偽軍師楊秀青遍貼偽示,編造妖言」,以太平天國的宗教典籍為楊秀清所編造,與供辭所謂「編有曆書,是楊秀清造的」,先後致誤如出一轍!第二點是使我們知道賽尚阿獲有天曆,所以得有根據來編造「二月十六日,是我們的曆書三月初一的日子,發令逃走」的話。這一段話,上節已經考明與天曆實際日序有一日之差。 此一日之差,正是證實賽尚阿確從夏曆干支與天曆干支對照而來的證據。因為賽尚阿不明天曆干支較夏曆干支提早一日,他誤認天曆的日序與夏曆雖異,而兩者干支的序次卻是相同的,以干支對照即可推定天曆與夏曆對照的日子,故以為夏曆二月十六日丁酉,即天曆三月初一日丁酉,不知夏曆二月十六日丁酉,已經是天曆三月初二日戊戌,實在少算一日了 [52] 。假使賽尚阿不是先獲得壬子二年天曆書,他何從知道這一年天曆干支以與夏曆干支對照而致有此一日之差?唯有得到天曆書,才能知道天曆干支;唯有從干支對照才會有此一日之差。今考賽尚阿奏果然在永安破圍大戰半月前獲到壬子二年天曆書,這不但是一條證明賽尚阿確係根據擄獲文件來編造供辭的鐵證,也是一條證明這一篇《洪大泉供》乃是捏造的鐵證。第三點是使我們知道賽尚阿獲有太平天國頒行的書籍可據,賽尚阿稱謂「逆書」,指為「妖言」。據辛開元年(1851年)十月二十九日的《天父下凡詔書》及《天命詔旨書》中自辛開元年三月十四日至十二月初三日那幾篇天父、天兄的聖旨命令,都是永安破圍前的詔旨,滿紙都是天父下凡,天兄顯聖這一類神跡權能的記載,故賽尚阿得了這類文件做根據,才能夠編出:「洪秀泉學有妖術,能與鬼說話,遂同馮雲山編出天父、天兄及耶穌等項名目,稱為天兄降凡,事問天父,就知趨向,生時就為坐小天堂,就是被人殺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會內之人」的話。再據上引賽尚阿奏訪查洪秀全確稱太平天國一折自稱有「偽衣」可憑一節,可知賽尚阿並得太平天國的衣冠為根據。按太平天國的衣冠如紅風帽、黃綢衣、黃風帽等都給賽尚阿擄得,咸豐元年閏八月賽尚阿奏道;「知州馮玉衡率勇沖賊後隊,斃匪二百餘名,賊屍內有戴紅風帽黃衣一名,黃綢衣黃風帽賊婦一名」 [53] 。所以賽尚阿便得據此來編造:「洪秀泉穿的是黃綢衣黃風帽,那東、西、南、北王戴的是黃鑲邊紅風帽,其餘丞相、將軍、軍帥、卒長等,每逢打仗,都穿黃戰裙,執的是黃旗」的話。至於「天德王」的名號也是據自查獲的天地會告示來捏造的。案「天德」是天地會起義所用的名號,起自康熙年間 [54] 。到道光末,天地會在廣東、廣西起義,仍用天德名號以為號召。1853年(即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清咸豐三年)出版的法人卡勒與伊凡合著的《中國叛黨起源志》其中載有「奉天弔民伐罪明室世襲親王朱的布告一通,言奉天德旨懸賞購兩廣總督徐廣縉首級,貼在廣州北門,末署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據著者附註是1850年7月13日,但據該書上文則1850年應為1851年之誤。不過,無論其為1850年(即太平天國紀元前一年,清道光三十年)或為1851年(即太平天國辛開元年,清咸豐元年)那時候都在永安破圍前。又考《粵匪雜錄》(北京圖書館藏本)內收有奉天承運太平天國總理軍機大元帥萬大洪討伐清朝布告一通,末署天德二年正月日示(倫敦不列顛博物院藏萬大洪布告鈔本無年號)。同書又收有特授開國軍師平滿統兵大元帥楊秀濤告士民諭,也署天德二年二月日示。可見在賽尚阿捏造供辭之前,天德名號乃是各地起義的天地會用來號召群眾而為人所周知的名號。所以賽尚阿便根據這個名號捏造出一個「天德王」加到「洪大全」的頭上來。案自洪大全被俘後,天德布告尚有發現,如咸豐二年四月十八日武昌發現署有天德年號的布告 [55] ,又咸豐三年夏小刀會黃德美克復廈門,黃德美布告自稱漢大明統兵大元帥,說奉大明天德皇帝旨征廈,署天德癸丑年四月二十六日 [56] 。如果洪大全確是天德王,那末洪大全被俘死難後,哪裡還有一個天德皇帝?可知「天德」實在是當時各地天地會起義時用作號召的名號,而所謂「天德皇帝」乃天地會假託的最高領導,當時並不曾實有其人。賽尚阿乃以之加於「洪大全」頭上,捏造一個「天德王洪大全」出來,我們即從上述這幾篇現存的天德布告中便已經證明其為虛偽的了。 (二) 俘虜供辭 《洪大泉供》據自俘虜供辭的有兩處。《洪大泉供》說:「去年閏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韋正同各將軍先鋒旅帥帶人去打仗,殺死官兵。我同洪秀泉於初七日才坐轎進城的。」這裡同洪秀全坐轎進城一節,就是根據半年前俘虜的供辭來捏造的。咸豐元年閏八月己酉,咸豐諭軍機大臣等述賽尚阿的奏報道:「賽尚阿奏官兵續獲勝仗擊斃竄匪多名一折,又片奏獲勝情形。……再據單開獲犯供詞有太平王坐轎進城,大頭人都在城內之語」 [57] 。半年前的俘虜供辭只說「太平王坐轎進城」,半年後賽尚阿捏造的《洪大泉供》便加多了一個「天德王」,造出「我同洪秀泉於初七日坐轎進城」的話,其根據之跡與作偽之點是顯然可見的。又《洪大泉供》中敘述太平天國領導者及重要人物的姓名、籍貫、官爵地方,也是據自一篇俘虜供單,這篇供單,附在上面所說的萬大洪討伐滿清布告之後,作為一種附件,標題「計開名目」四字,在標題之下,註明系長白清供出,說長白清「系湖南鄉勇,被賊獲去,見有膂力,賞銀念兩,派作奸細而來」。案《長白清供單》與《萬大洪布告》是兩種獨立的文件,何以《長白清供單》卻作為《萬大洪布告》的附件,其故頗難解釋,此點可置不論。至《長白清供單》內也沒有註明長白清在何時何地被俘訊供,所以要考證賽尚阿是否確係根據它來捏造人證,還應該先要解答下面三個問題: (一)長白清在何時何地被捕? (二)賽尚阿曾否得見《長白清供單》? (三)是長白清被捕受審時根據《洪大泉供》來說呢?還是賽尚阿根據《長白清供單》來捏造《洪大泉供》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先談長白清在何時被捕。《長白清供單》中雖未註明長白清在何時被捕,但其中述有馮雲山年貌、封爵可供我們考證它的時間。因為馮雲山封王在清咸豐元年(即太平天國辛開元年)十月,馮雲山戰死廣西全州是在清咸豐二年(即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四月,《長白清供單》既述及馮雲山封南王,那時候必在馮雲山封王之後,又述及馮雲山的年貌,我們知道,清朝統治者審訊俘虜要取得革命領導者年貌的目的,是為了妄想在戰役中去俘獲他們,那時候又應該在馮雲山戰死之前,約在咸豐二年正、二月間,即在太平天國永安破圍賽尚阿捏造供辭之前被捕。至於長白清在何地被捕,我們據供單注文「湖南鄉勇,被賊獲去」的話看來,當時在廣西起義的是太平天國,在永安作戰的時候就有湖南鄉勇參加清朝正規軍抗拒太平天國 [58] ,可見此處清統治者所指為「賊」的當是太平天國。而清朝統治者捕獲長白清之後,就向他審問太平天國領導者的年貌封爵,從供單的本身也就可以證明長白清當是從太平天國而來。太平天國俘虜了長白清,因為他歸附了革命,就派他來清朝軍營偵探敵情,所以長白清被捕的地點可能就在賽尚阿軍營附近。第二個問題,是賽尚阿曾否得見《長白清供單》?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賽尚阿一定得見《長白清供單》的。因為長白清無論在何處被捕,而賽尚阿是欽差大臣,督師在廣西抗拒太平天國,既然審訊出了長白清所說太平天國領導者的供單,就必定要把這篇供單飛遞賽尚阿軍營給他做抗拒太平天國的資料,清朝統治者對付革命軍的這一種作法,曾經翻過清朝文書的人都知道的,所以賽尚阿得見《長白清供單》是可以肯定的。第三個問題是長白清被捕受審時根據《洪大泉供》來說呢?還是賽尚阿根據《長白清供單》來捏造《洪大泉供》呢?在回答這一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先加說明,就是《長白清供單》與《洪大泉供》所說太平天國領導者和重要人物的籍貫、封爵兩者差不多是相同的,但大都是訛誤的,這種情況,就只有不是長白清根據《洪大泉供》,就是賽尚阿根據《長白清供單》來捏造《洪大泉供》才會有。現在我們要問是誰根據誰呢?這已經轉到常識的問題來了,據供單註明,長白清是一個初做鄉勇後來被俘歸附革命的人,他被捕受訊,他站得穩革命立場的就會信口開河去應付敵人,如果他站不穩革命立場的,也不過是把所知所聞告訴了敵人,不管怎樣,他都無須根據《洪大泉供》個被作為獻俘的革命首領的供辭翻版作為自己的口供的。而況,我們姑不論已考明長白清被捕在太平天國永安破圍前,即使長白清被捕是在所謂「天德王洪大全」被俘以後的事,這一個「鄉勇」,又何從得見由賽尚阿捏造的經賽尚阿奏報到清朝皇帝的《洪大泉供》?可知只有是賽尚阿根據《長白清供單》來捏造《洪大泉供》的了。 案《長白清供單》有兩種鈔本:一種是《粵匪雜錄》鈔本,一種是倫敦不列顛博物院鈔本。《粵匪雜錄》本全文如下: 計開名目(長白清供出,系湖南鄉勇,被賊獲去,見有膂力,賞銀念兩,派作奸細而來) 洪秀全 四十歲,身長,面赤微麻,黃須,廣東花縣人,自稱太平王,即洪秀。 楊秀濤 三十四歲,面麻,有須,花縣人,封東王,秀全姨夫,即楊秀清、楊壽濤。 蕭朝貴 三十歲,面白,無須,安縣人,封西王,秀全姨夫。 馮雲山 三十二歲,面白,微須,花縣人,封南王。 韋正  即昌輝,二十五歲,身高,面黑,微須,廣東太平人,封北王。 秦日昌 三十七歲,面白,微須,花縣人,丞相左翼公。 石達開 三十九歲,面黑,微須,廣東巨城人,封右翼公。 賴漢英 三十七歲,侍衛將軍,秀全妻舅。 賴漢先 三十四歲,未封職。 胡以曉 侍衛將軍。 曾四  侍衛將軍。 曾玉秀 前部正先鋒。 羅大綱 前部副先鋒。 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本全文如下: 計開名職 洪秀全 封太平王,花縣人,年方四十二歲。 馮雲山 封鎮南王,花縣人,年方三十二歲。 楊秀清 封鎮東王,花縣人,年方三十二歲,系太平王姨丈。 蕭朝貴 封鎮西王,歸善縣人,年方二十四歲。 韋正  封建化王,廣西南平人,即昌麟,年方二十四歲。 秦昌  封丞相左翼公,花縣人,年方二十七歲。 石達開 封丞相右翼公,增城縣人,年方二十九歲。 萬大洪 封都督大元帥,東莞縣人,年方三十二歲,此人身高、額大、眼大。 羅大剛 封鎮侯大元帥,順德縣人,年方二十六歲。 曾玉秀 封金印先鋒。 (以上此十人,耳大、口大、眼大、頭大、身高) 錢江 封三法大司馬,浙江人,年方五十歲。 朱耀先 封統領監軍大司馬,南海縣人,年方四十九歲。 胡以曉 封侍衛大將軍。 曾迴 封侍衛大將軍。 賴漢英 洪秀全妻舅,未受封職。 賴漢光 洪秀全妻舅,未受封職。 (由上海火船鈔來示) 這兩個本子,附註各有詳略:一個註明本件的來源,而不註明鈔寫的出處;一個註明鈔寫的出處,而不註明本件的來源。在內容上,也有小小的異同。這當因傳鈔不出一手,所見的本子又不同,故不免有歧異之處。我們把這兩個本子比較參看,還可以大略看得出賽尚阿所見原件的面目,給我們做考證的材料。現在,將《洪大泉供》所述洪秀全各人的姓名、籍貫、爵位來和這兩本《長白清供單》鈔本列出一個對照表,以明其根據的來源。 續表 我們看上面這個對照表,應該先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賽尚阿捏造洪秀全諸人姓名、籍貫、官爵固然以《長白清供單》做根據,但他卻曾經用別種材料來修改過這篇供單中的幾點。如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正四人的官爵,《粵匪雜錄》本《長白清供單》作封東王、西王、南王、北王,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本《長白清供單》作封鎮東王、鎮西王、鎮南王、建化王,而《洪大泉供》則作封左輔正軍師東王、右弼又正軍師西王、前導副軍師南王、後護又副軍師北王,在東、西、南、北王之上都加了一個頭銜,與太平天國封職銜名相符。這實是據自所獲天曆來修改的。按壬子二年天曆在永安破圍前為賽尚阿所獲,具見賽尚阿奏章,已見上文考證。按天曆在每年日曆之前,例有東、西、南、北、翼五王奏造歷既成請旨頒行的本章。本章首列五王銜名,據現存癸好三年及甲寅四年天曆所列都同一款式。這乃是一篇照例文章,壬子二年天曆今雖未見,其式樣必相同,所以當時人論為「印板文章」 [59] 。現舉出癸好三年本章首端所列五王銜名於下: 前導副軍師南王馮 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太平天國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後護又副軍師北王韋 暨左軍主將翼王石 《洪大泉供》就是據此處東、西、南、北王的銜名來補充《長白清供單》所記的。有人會問:賽尚阿既然據獻曆本章補充了《長白清供單》所記的東、西、南、北四王的爵銜,何以不把石達開的爵銜照獻曆本章改正為「左軍主將翼王」,而作「天官丞相右翼王」呢?這當是因為賽尚阿先看了《長白清供單》說石達開的封爵是丞相右翼公,秦日綱的封爵是左翼公,後來又看了獻歷奏章作翼王,因此,他一方要使石達開的封爵與秦日綱的封爵對稱,一方要根據獻歷奏章所記石達開的封爵去改正《長白清供單》,同時,他又早已知道太平天國有天官、地官等丞相的爵位,他就把《長白清供單》所記石達開、秦日綱兩人丞相的職位,石達開的丞相加上「天官」,秦日綱的丞相加「地官」,於是便把石達開的封爵銜名捏造出「天官丞相右翼王」這樣的一個不倫不類的名號來!這正是賽尚阿根據擄獲的太平天國五王獻歷奏章題名來修改《長白清供單》磨滅不了的痕跡。又供辭記朱錫琨這人姓名、官職都與太平天國史跡相符 [60] 。而不列顛博物院本《長白清供單》所記,其官職既有訛誤,名子並誤作「耀先」。按朱錫琨在那時候太平軍中並不是個著名的人物,供辭所記太平天國重要人物如石達開、秦日綱、胡以晄、羅大綱各人的官職都沿長白清的錯誤,何以記這個在太平軍中只能算是三等人物的朱錫琨獨能改正《長白清供單》之誤?考《天父下凡詔書》記朱錫琨的叔父朱八與賽尚阿設計遣周錫能入太平軍行刺,朱八也同來。他們入太平軍除了要行刺外,並用爵祿去勸誘朱錫琨叛變。《天父下凡詔書》稱周錫能為「反骨妖人」,稱朱八為「妖人」。按太平天國文書稱叛徒為「反骨妖人」,稱清朝方面人物則為「妖人」。此詔稱朱八為妖人,可見朱八這人乃是清朝方面的人。故朱錫琨的名字、官職早已給賽尚阿知道了,到後來賽尚阿便得根據來修正《長白清供單》的錯誤。又胡以晄名字《長白清供單》兩種本子都同作「胡以曉」,供辭改為胡以晄。(案供辭所以不作「晄」而作「洸」,這是清朝文書寫革命者名字的慣例。)案胡以晄的名字在賽尚阿未到廣西前就已經給清朝統治者探知,見咸豐元年四月丙寅署理廣西巡撫周天爵奏 [61] ,所以賽尚阿得有所據來改正《長白清供單》的錯誤。在這個對照表中,供辭除了曾根據別種材料來修改《長白清供單》這幾點外,其他如記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三人的籍貫,秦日昌、胡以晄、曾四、賴漢英、曾玉秀、羅大綱諸人封職,都一一據自這篇《長白清供單》。(供辭記楊秀清、蕭朝貴為廣東人,《長白清供單》記楊秀清為花縣人,蕭朝貴為歸善縣人,——《粵匪雜錄》本訛歸善為安縣——花縣、歸善都屬廣東,故供辭記楊秀清、蕭朝貴為廣東人。供辭記韋正為廣西平南人,《長白清供單》作廣西南平人,——《粵匪雜錄》本訛為廣東太平人——「南平」當即平南之誤,故供辭記韋昌輝籍貫也作廣西平南人。)這些記載,其中除曾四、曾玉秀兩人事跡在太平天國史上考不出,應存而不論外,據上節考證都全與太平天國史事不符,今追究其來源,才知道原來是出自俘虜的口供哩。 (三) 偵探消息 供辭據自偵探消息也有兩處。我們上面考供辭所記洪秀全傳教情況說是賽尚阿據自所獲太平天國頒行書籍來編造,但他也有參考偵探得來的消息的地方。咸豐元年四月丙寅咸豐諭軍機大臣就說周天爵等在廣西對太平天國的「習教伎倆」,已經「訪得確實」 [62] 了。又如供辭記太平天國永安破圍後的目的地道:「因想起從前廣東會內的人不少,梧州會內的人也不少,就起心逃竄。……我們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廣東的。」這一段話也是據自偵探的消息。咸豐二年三月辛酉咸豐諭軍機大臣道:「至波山艇匪現在梧州一帶滋擾,永安竄匪亦有前赴梧州之信,若令勾結,為患益甚。現雖諭令徐廣縉等酌量帶兵馳赴該處會剿,尚恐緩不濟急。勞崇光此時計已馳抵梧郡,著即督飭地方文武,激勵紳民兵勇,設法剿除此股賊匪,萬勿令永安竄匪與之糾約」 [63] 。按波山艇屬天地會,與太平天國並不同屬一個革命集團,當時他們從廣東入廣西梧州。咸豐得了軍前的奏報有太平軍南返與天地會聯合的消息,四天之中,曾四下諭旨,都斤斤然以防太平軍南返與天地會聯合為憂。而賽尚阿捏造供辭時,也根據這個消息來編造太平軍企圖去梧州會合「梧州會內的人」同出廣東的話。 我們從上述三項考出了賽尚阿作偽的根據。供辭的娘家既經追究出來,則《洪大泉供》之為賽尚阿所捏造已情真罪確,水落石出,而所謂太平天國謀主的「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之為賽尚阿所捏造以欺騙清皇朝,我們可以斷定的了。 以上是從內證方面證明《洪大泉供》的虛謬,並且追究出賽尚阿作偽的根據,因此,我們斷定這個所謂太平天國謀主「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乃賽尚阿捏造來欺騙清皇朝的。除了上述各項內證之外,還有幾條旁證也可以幫助我們的考證的確立的。在清朝記載方面,上文已經說過,當獻俘的時候,咸豐諭旨,廷臣奏章,文人紀事,都說洪大全是「從賊伙黨,原非首要」,在桂林親見洪大全獻俘的半窩居士並且說洪大全的事件,是「憑空結構,粵中人人嗤笑」。在太平天國文獻方面,今天次第發現,從未見有提及洪大全的姓名的,《永安封王詔》及《李秀成自述原稿》也沒有他的名字。案《李秀成自述原稿》記金田起義領導人物是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七人,並無洪大全其人。《李秀成自述原稿》並記有馮雲山的戰死。李秀成在他的自述中說明他記事的態度說:「自成知情之事,俱一全登,少何失漏,不知者不便及也。」假使太平天國果真有天德王洪大全這人,李秀成在自述中斷不會遺漏這一個重要人物,這是可以肯定的。在天地會文獻方面,證明「天德」乃天地會起義所用的年號,「天德皇帝」乃天地會起義假託的皇帝,不是實有其人,而在洪大全死後天地會尚以「天德皇帝」為號召。在外人報告方面,1853年(即太平天國癸好三年)英人密迪樂等訪問天京,記有太平天國中人否認有「天德王洪大全」之事 [64] 。這些方面,都是證明所謂「天德王洪大全」之為虛捏的好證據,我們可以不必再贅論的了。 六 賽尚阿為什麼要捏造洪大全?是誰幫助賽尚阿捏造洪大全的? 甲 賽尚阿不得不捏造洪大全的原因 關於賽尚阿捏造洪大全問題,我們還有兩個問題去追: 第一個問題是賽尚阿為什麼要捏造這個「天德王洪大全」呢? 第二個問題是誰幫助賽尚阿捏造這個「天德王洪大全」呢? 先談第一個問題。我們在上面說過,清律凡督師大臣有心貽誤軍機的「斬立決」,失誤軍機的「斬監候」。賽尚阿以親信重臣督師抗拒太平天國,老師糜餉,日久無功,又失陷了永安州,他實在已經犯了失誤軍機的罪了。在太平天國永安破圍前,咸豐就兩次下嚴旨勒令賽尚阿。第一次是咸豐元年閏八月壬寅,諭道: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奏報永安賊匪擊敗被圍。得旨:逆匪被困,正可聚而殲旃,勿令一名兔脫。至洪秀泉等欲由水路潛逃,尤應嚴密防範,若首逆未能捦獲,只殺餘匪以塞責,朕惟知將賽尚阿重懲不貸,懍之 [65] ! 第二次是同年九月庚午,諭道: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奏報各路進兵情形,得旨:汝既出省督剿,誓必攻破永安,全數殲滅,或追剿盡淨亦可。若再稍有挫折,朕必惟汝是問 [66] ! 這兩道嚴厲的諭旨,一道是命令他捦獲太平天國最高領袖,不得以殺餘眾塞責;另一道是命令他全數殲滅太平軍,或追擊盡淨亦可,不准稍有挫折。現在,永安的封鎖竟給太平軍打破,太平天國最高領袖洪秀全既沒有被俘獲,全數殲滅或追擊盡淨也都沒有做到,賽尚阿追擊的軍隊還打了一場大敗仗,死了四個大將總兵官。處在這一個時候、這一個情況的賽尚阿,他想著嚴旨先頒,國法俱在,使他不勝其戰懍驚惶之至,陳壇說他「於無可如何之時,不得不張皇裝點,藉壯國威,並以稍掩己過」,這幾句話,扼要地說出了賽尚阿所以不得不捏造洪大全的緣故。 乙 幫賽尚阿捏造洪大全的丁守存 洪大全是賽尚阿捏造的,但不是賽尚阿親自動手捏造的。幫賽尚阿出主意的是幾個心腹人員,而幫賽尚阿動手捏造洪大全最主要的一個人員卻是賽尚阿的機要幕僚「專司摺奏要件」 [67] 的丁守存。 丁守存字心齋,山東日照縣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進士。他與賽尚阿有深厚的關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鴉片戰爭之役,他就做了軍機大臣賽尚阿的隨員到天津辦理防務 [68] 。後來他也做了軍機章京。咸豐元年(1851年)三月,清皇朝派賽尚阿為欽差大臣,去廣西督師抗拒太平天國。丁守存以戶部主事、軍機章京的身份,充任賽尚阿的機要幕僚,專司摺奏要件。他自述賽尚阿對他,「事無大小,悉蒙籌商」 [69] 。在封建皇朝時代,摺奏是對付皇帝的,尤其是督師大臣的摺奏更是重要,摺奏辦得好,就可以加官進爵;摺奏辦得不好,就會殺頭充軍。正因為丁守存是賽尚阿的心腹,又久做軍機章京,歷練了一套欺騙的手段,所以賽尚阿才把專司摺奏要件這一個大任務交給他。丁守存給賽尚阿主辦摺奏一向就用欺騙手段,在六年之後,到咸豐八年(1858年)引見時,他記與咸豐問答的話有一段說: 問:「汝隨賽尚阿到廣西當何差使?」奏曰:「營中大小事均和衷商辦,臣專司摺奏要件。」上問:「汝辦摺子是憑什麼?」奏曰:「所憑者各營稟報,與大營專弁探報,方敢酌量入奏。」上曰:「稟報探報靠得住麼?」奏曰:「固知不能全靠得住,勝仗少有敷衍,敗仗小有彌縫,亦體制不得不然。臣固不敢欺矇皇上,然其中實情亦止有八分。」上點首 [70] 。 這一段談話,暴露出了封建皇朝臣子的欺騙皇帝,而尤妙的是皇帝也點頭接受臣子的欺騙!丁守存在咸豐面前自供他替賽尚阿主辦摺奏為了「體制」,就是為了封建皇朝的面子問題,對勝仗不得不有些鋪張,敗仗不得不有些彌縫,奏報上去的止有八分實情。他在咸豐面前說的止是體制問題,他還隱瞞他感激賽尚阿「知遇之恩」 [71] ,要效忠於賽尚阿,為了要替賽尚阿掩飾彌縫而不得不作偽的一個更大的原因。他說八分實情的話還得要大大的打折扣。他一向給賽尚阿主辦摺奏就是這樣的一種欺騙的作風。到了太平天國突破永安之圍,追兵覆敗,四總兵同日陣亡,賽尚阿失誤軍機,犯了殺頭的死罪,清皇朝的「國威」也完全掃地的時候,他就更不得不為了「體制」,為了效忠於賽尚阿,而做出更大的欺騙——捏造出天德王洪大全獻俘的事件來了! 關於丁守存捏造天德王洪大全這一件大騙案,是瞞不了人的。當時在桂林做廣西巡撫幕客親見洪大全獻俘的半窩居士在所著《粵寇起事記實》上就說: 所有捦獲遞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飾,此賊途中所作詩詞,亦系比部代撰。斯事憑空結構,粵中人人嗤笑。(比部某君為軍機章京,隨大帥至粵。) 半窩居士所說的做軍機章京的「比部某君」,雖然隱諱他的名字不說出來,但是當時許多官僚地主們是一看就知道的,所以鄭鶴聲藏本在這一段話上,就有一個讀者用墨筆加注說: 比部者,丁星齋守存也。 直到近今,在丁守存的家鄉山東日照縣的父老們也還清清楚楚地知道這一件大騙案。1943年山東日照人牟乃紘他看了我收在《太平天國叢考》一書內的《洪大全考》之後,由書局轉來一封信給我說: 頃閱大著《洪大全考》一文,考證詳盡,洵具卓見。關於洪大全有無其人之疑案,仆有一點資料貢獻閣下,可供佐證當時「明正典刑」之人,確如大著所謂「這個不幸的人,戴著一個虛銜名葬送了一生,命運的擺布使他無端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人物」。緣仆為山東省日照縣人,與當時負責押解洪大全進京之丁守存為同鄉。幼時嘗聞之長老言,丁氏押解洪大全進京時,於途中食洪大全以喑藥,故洪大全於到京後即不能發言,所有供辭,均系假造。苟當時被押送之人,確如賽尚阿奏疏所稱在太平天國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之洪大全,又何必食以喑藥?諒系丁守存為替賽尚阿彌縫起見,故食以喑藥,使不能發音,便於矇混清廷耳。此足為確無洪大全其人之有力證明。此事雖無文字可稽,但故鄉父老口傳如此,當非妄語,要不失所謂讞也。 上面山東日照縣父老們的口碑,不僅可與當時親見其事的人半窩居士《粵寇起事記實》的記載和在《粵寇起事記實》書眉上加注的讀者所記互相印證,而且,在他們的口碑中,還保存了丁守存在押解洪大全進京的途中,給喑藥洪大全吃,使洪大全到京後即不能發言,所有供辭,均系假造這一件大事。這確是一條極重要的文獻。雖然當時賽尚阿以當朝首相的地位與在軍機處多年的關係,在乾、嘉後清皇朝同寅相護的政治風氣之下,軍機大臣和刑部尚書們奉旨會審洪大全,結果必然是要替賽尚阿掩飾彌縫的。即以洪大全被毒喑後解到刑部而論,如果那些軍機大臣和刑部尚書對問題認真處理,洪大全雖不能說話,但手是會寫的,他們應該叫洪大全寫自述,他們並不這樣做,卻馬馬虎虎地就用丁守存偽造的《上咸豐表》修正了永安供辭來定案,這也就更可見那班大官僚們對賽尚阿的維護是到了怎樣的地步。但是,捏造天德王洪大全乃是一件欺君的大罪,在丁守存卻不能不先事布置以預防萬一,所以就在半路上,把洪大全毒喑了! 當時人的記載和當地父老活生生的口碑,給我們指明了幫賽尚阿捏造洪大全的人正是賽尚阿的機要幕僚丁守存,也就給我們提供了一條證明天德王洪大全之為捏造的重要證據。 丙 丁守存的作偽行為 就現存史料和口碑,我們可以看出丁守存前前後後有關捏造洪大全的作偽行為。 據丁守存《從軍日記》自述洪大全被俘送到賽尚阿大營之後,賽尚阿最初是命令丁守存和另一個心腹隨員前任九江道士魁當眾審訊,據丁守存說是洪大全自稱要見賽尚阿,其實是丁守存發現了這一個俘虜可以作為替賽尚阿掩罪免過的工具,要捏造這一個工具是要秘密行動的,所以他立刻把俘虜「帶至中軍訊之」,只是在賽尚阿面前的幾個心腹共同密謀,而不讓大營裡面的將士知道。經過賽尚阿和丁守存、士魁等幾個心腹共同密謀決定之後,就由丁守存動手,根據他以前主辦摺奏從擄獲文件、俘虜口供、偵探消息以及各營稟報等等方面所積聚的材料捏造了一篇《洪大泉供》,捏造了一個「天德王洪大全」,賽尚阿就立刻飛章奏捷,把這一篇在永安軍營捏造的《洪大泉供》奏給皇帝。這一篇永安《洪大泉供》,是丁守存偽造的第一篇洪大全文件。 在偽造《洪大泉供》的第二天,就把這一個俘虜作為太平天國的首要領袖獻俘到北京去。為了預防這一個贗品露出破綻隨時隨地得加以彌縫起見,所以獻俘的任務,賽尚阿就特派丁守存和另一個心腹隨員步軍統領衙門郎中聯芳去擔任。果然,在獻俘途中,丁守存越想越不對了,這一個捏造的贗品,是一個活人,他到了北京去,開口說出了自己真實的歷史,把賽尚阿、丁守存的欺騙全部暴露出來,這一件欺君大罪,賽尚阿、丁守存如何能擔當得起!據丁守存家鄉山東日照縣父老相傳,丁守存就在半路上用喑藥把洪大全毒害,把他變成啞吧,使他到北京不能說話,開不得口揭露出他們的欺騙。日照縣的父老並且說明「所有供辭,均系假造」,與當時人半窩居士的記載完全可以印證。就在獻俘行到河南信陽州的途中,丁守存又親自動手假造了一篇洪大全《上咸豐表》,把他在廣西永安州偽造的《洪大泉供》那一些啟人疑心的地方加以修正,使更好的去欺騙他的主子。丁守存偽造這一篇假文件除了這一個主要目的之外,他還有一些附帶的目的,如賽尚阿欽差大臣軍營有一個大將廣州副都統烏蘭泰跟他有嫌隙,他就在這篇偽文件里借洪大全之口說:「臣在烏都統營中二日,細察士卒亦多精銳,所以不能制賊者,將不得其人也」,他企圖通過這篇偽文件,在皇帝面前打擊他厭惡的人。他又借洪大全之口說:「臣多上書於聯芳、丁守存,亦蒙優禮相待,此皆國之忠臣」,他更無恥地企圖通過這篇偽文件,在皇帝面前表揚自己。也就在這種地方,我們還可以在文件本身捉著了丁守存作偽的馬腳!這一篇《上咸豐表》,是丁守存偽造的第二篇洪大全文件。 在獻俘後一年(1853年),丁守存被副都御史富興阿彈劾,說他在賽尚阿軍營善於逢迎,得受贓私。得旨:丁守存隨同賽尚阿出差,致招物議,必有自取之咎,著撤退軍機章京 [72] 。這一個大打擊,就把這一個熱中富貴的丁守存在宦途上打落了十多年,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才靠辦團防的「功績」歸戶部選為湖北督糧道 [73] 。這是丁守存一生最大的一次挫折。富興阿彈劾他「善於逢迎」,咸豐說他「自取之咎」,他捫心自問最大的一件罪過,當然就是幫賽尚阿欺騙皇帝,捏造天德王洪大全的一件事。所以他為了對付「物議」,為了掩蓋這一件大罪過,在多年之後,還把握著機會用種種方法一直在作偽。 在獻俘後十三年,時為同治四年(1865年),兩湖總督官文為了誇耀清皇朝對抗太平天國的「聖功」,因與丁守存、唐際盛、盛康等商量編纂《平定粵匪紀略》一書,以杜文瀾做纂輯,命丁守存等共同「參酌討論」。於是丁守存就把握著這一個大機會,在這一部書上敘述太平天國金田起義那一段事跡里,便特別的渲染洪大全的重要性,指出太平天國要等待洪大全到來部署隊伍,然後才在金田起義。到了永安破圍之役,就大書特書說:「陣擒偽天德王洪大全檻送京師」。不僅如此,丁守存又利用這一部書,在附記四里說: 偽天德王洪大全之就擒也,賽大臣命郎中聯芳、主事丁守存押解入都。時賊由永安突圍出,謀奪大全,相距僅半程,鄒巡撫飛書促其兼程前進,七日而抵全州。守存知大全衡山人,恐道經其地,為會匪劫取,因改由水程灘行出祁、永,八日而抵長沙,並傳牌驛站一體預備護送,虛張聲勢,俾賊不疑。初大全登舟,守存令人置於內艙,塞其窗無少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每曰:「到衡州須起旱。」兵役偽應之。既至長沙,紿之曰:「已到衡州矣。」大全出艙眺望曰:「此長沙也,不料汝等能以我至此,吾休矣!然亦罪所應得,此必丁某之計,何毒也!」 這樣一來,丁守存不僅在這一部作為清皇朝地方官修的傳布最廣的《平定粵匪紀略》上全部肯定了從前經他的手捏造出來的天德王洪大全的事實,而且,還借了洪大全之口,說什麼「此必丁某之計,何毒也」,來宣揚他獻俘的「大功」!他的目的,是為了要應付「物議」,為了要掩沒他的罪過。 丁守存自吹自擂獻俘「大功」,他還特地著了一部專書叫做《從軍日記》。就此書題記是:「同治紀元湖北武昌文秀書局開雕。」案同治紀元即同治元年(1862年),但據傅樂煥就丁守存《編年自記》考證,同治元年丁守存正在直隸大名、順德、廣平辦團防,不能在湖北刻書。此書應該是在同治四年纂輯《平定粵匪紀略》的時候或稍後雕印 [74] 。傅樂煥的論斷是不錯的。因為古人印書和今天情況不同,古人印書是自己出錢開雕,印好送人的,同治元年丁守存既在直隸省,他要印書他就應該是在直隸印的;他在湖北印的書,那就必定是同治三年他到湖北督糧道後印的書。但是,丁守存在同治四年或稍後雕印的《從軍日記》,他不老老實實寫明年代,而卻倒填年代寫作同治紀元,這是為的什麼呢?傅樂煥沒有論到。就我看來,也與丁守存一連串的作偽行為有關。因為丁守存是「參酌討論」纂輯《平定粵匪紀略》的一個人,在這部書中,事實上既經由他肯定了洪大全的事跡,並且肯定了他自吹自擂的獻俘「大功」,但是,賊人心虛,究竟還怕「物議」說是他自己主張放上去的。因此,他就把這一部當纂輯《平定粵匪紀略》的時候還未印的(也說不定其中如《出劫記》等部分是到了纂輯《平定粵匪紀略》時才趕寫的)自吹自擂的稿子《從軍日記》趕緊開雕,並且倒填年代,使人認為他的《從軍日記》出版在先,《平定粵匪紀略》出版在後,《平定粵匪紀略》所記洪大全事實及關於他獻俘「大功」,那是《平定粵匪紀略》的編纂者們大家商量同意根據他的已經印行了的《從軍日記》來記載的,而不是出自他自己的主張。這本來是無關重要的小節,但就在這一點沒有什麼重要性的地方,丁守存也還在作偽! 關於丁守存的作偽,最後我還要提出一本同治九年出版的署名江左明心道人著的《發逆初記》來討論。這一部書,就我稽考著者當是丁守存。但是,有好些研究洪大全問題的人,對它的著者是誰,著者為什麼要寫這部書等等方面完全沒有加以研究分析,就貿易然引證它來證實洪大全其人其事,這是一個錯誤。所以我們現在對這部書加以鑑定是有必要的。 《發逆初記》一書,據著者說是記「咸豐元年春至六年夏間事」,即金田起義到太平天國丙辰六年天京事變事,所以叫做《發逆初記》,其實從始至終完全用洪大全故事貫串下去,內容十分之八九都是記洪大全事。全書敘述「洪大全系洪秀全之假名,焦亮系洪秀全之真名」,自從洪大全被俘後,「從此亦無洪秀全其人」,後來到天京的太平天國最高領袖天王,乃是「洪大全第三子,呼為四,男女不易長也。不知其名,有疑為洪秀全悞矣」。全書的目的是要證明洪秀全與洪大全同為一人。這當然不是事實,著者所以要這樣來寫,是有他的原因的,不追尋出他的原因,看了這一部書,便不免如郭廷以所說「恍忽不可究詰」 [75] 的了。著者所以要這樣來寫的原因何在呢?他在記洪大全被俘後事裡面自己明白說了出來,道: 節經細審賊內,並無洪大全其名。從此亦無洪大全其人,即傳令偽稱,均改東王有令,不聞天王有令矣。先是洪大全解至長沙,新寧縣典史周穎初(此系其號,未憶其名)問之曰:「汝是焦亮也。」答云:「我如今改名了。」有此數證,可知洪大全系洪秀全之假名,焦亮系洪秀全之真名,當無疑義矣。 據此,知著者之所以要證明洪大全與洪秀全為一人,是由於歷經細審太平天國領導者裡面,「並無洪大全其名」,現在竟俘獲了這一個說是太平天國首領「天德王洪大全」的人,因此,著者就牽強附會硬要說洪大全與洪秀全同為一人,自洪大全被俘後,從此也不再有洪秀全,後來到天京的天王,乃是洪大全的第三兒子,並非洪秀全。 著者所以要這樣寫的原因我們查出來了,但是,著者為什麼對「節經細審賊內,並無洪大全其名」一事焦急呢?他為什麼為了這一件事寫了這一部專書抹煞事實、硬說洪大全就是洪秀全呢?我們必須考查著者是誰,然後才能夠了解他的動機。這也就是我們要追尋的《發逆初記》一書在洪大全問題上的主要關係。 著者在此書中,雖然極力隱瞞真姓真名,但是,他為了要論述洪大全,卻無法把他的身份和他的種種社會關係完全隱瞞起來,有些地方還若隱若現地恍忽迷離地給我們看見,我們正可以從這些地方去追出著者是誰。 第一,著者是賽尚阿的一個幕僚,他在書中記洪大全被俘到賽尚阿大營事說:「全玉貴解擒逆至帥營,……堅不吐實,未便刑訊。復思兔脫云:『現在弟已無路可逃,如今我去招其投順,必能聽從。』聞此欣以為立奏膚功,令其作書數函,擬縛箭杆射入賊中,以冀受降。道人聞之轉陳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四鎮陣亡,眾軍畏罪逃散,方虞去而復返,何堪引虎出山,此逆供系天德王,以楊秀清為臣崽,其為逆首洪秀全無疑,如置營中,非所宜也。』賽帥於次晨解逆入都,竟寢招降之議。」據著者自述洪大全被俘到賽尚阿大營審訊的時候,他曾向賽尚阿獻議,可知著者明心道人乃是賽尚阿的幕僚。這種身份是和丁守存相同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著者曾極力推薦前廣西提督向榮統帶賽尚阿欽差大臣軍營北路軍,他在書中記向榮被搋職,棄而不用,清軍有敗退入山口之勢後說道:「道人函謂廣西鄒撫軍鳴鶴曰:『統帶北路官軍,非向前軍門榮不可。』鄒撫軍飛函推轂。冬,賽帥令向軍門榮統領北路官軍,給木質關防、六品頂戴。向前軍門榮抵營,轉而為捷,旬余日步步移營進扎,直薄北城下。」案推薦向榮事,是丁守存自吹得意的一件大事。據丁守存說賽尚阿是很不滿意向榮的。他不僅在《從軍日記》上大書特書向賽尚阿力諍,要以向榮統領北路軍,「至於泣下」,賽尚阿始聽從,而在咸豐八年引見的時候,他更在咸豐面前把這件事極力鋪張,來表示他對皇帝的盡忠。著者對向榮的推薦是和丁守存相同的。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著者是反對統帶賽尚阿欽差大臣軍營南路軍的廣州副都統烏蘭泰的,他在書中說道:「以都統烏蘭泰而論,名實判若天淵,要功嫉勝,逼敗逞心,束縛虎狼,縱愈兇惡,驍勇軍旅,潰迫饑寒,載道怨聲,萬人唾罵,實為莫大罪人。」丁守存正是痛恨烏蘭泰的人,他在《從軍日記》里一再抨擊烏蘭泰,如咸豐元年閏八月十五日記述接到朱批折片,奉旨烏蘭泰加都統銜事說:「烏之桀驁不遵約束自此始」。如同年十一月十八日記論烏蘭泰妄稟鹽道許祥光進兵太遲事說:「烏性卞急狹隘,事多捏飾,大帥久受其蒙蔽又如咸豐二年正月初八日記述賽尚阿催戰烏蘭泰不遵令事說:「烏蘭泰以揆帥催戰,大肆強辯」。著者的痛恨烏蘭泰也是和丁守存相同的。這是第三點。 這三點相同,我們不能不理解為是兩個人的相同,因為賽尚阿的幕僚固然不止丁守存一人,而在賽尚阿幕僚中如此的堅決推薦向榮、痛恨烏蘭泰的卻只有丁守存如此。現在,《發逆初記》的著者明心道人這三點既然完全與丁守存相同,可見這一個署名明心道人的著者就是丁守存。此外,丁守存字心齋,山東人,他在他的著作里有時自題「丁守存心齋氏」 [76] ,有時自題「山左丁守存」 [77] ,《發逆初記》的題名作「江左明心道人」,是把「江左」影射了「山左」,把「心齋」改為「明心道人」。丁守存在《發逆初記》裡面雖然是極力隱諱他的身份的,在敘述獻俘的記事裡面連他自己的姓名隻字都不提,文字也故意寫成不通,還把自己已經做了督糧道的高級官員偽說是一個「迫於衣食、橐筆浪遊」的人,但是,卻在此書有些地方,暴露出了他的真身份和他的種種社會關係,使我們知道這部書的著者就是丁守存。 我們既經追查出《發逆初記》的著者就是這一個幫賽尚阿捏造天德王洪大全來欺騙清朝皇帝的丁守存,當時人就以「從前查奏逆首姓名,亦並無此人」這一件事實來否認洪大全,並且來對他加以彈劾,打擊到他的「富貴」前途,所以才了解到他為什麼會對「節經細審賊內,並無洪大全其名」一事而焦急,為什麼會為了這一件事而特地寫了這一部《發逆初記》去抹煞事實硬說洪大全就是洪秀全的理由。丁守存一直到十八年之後,還用一個假名寫了一部「發逆初記」的專書去掩飾彌縫他十八年前所做的那一件欺矇他的主子咸豐的大騙案,他始終一貫地用作偽的手段企圖去騙人! 七 被賽尚阿捏造作為天德王洪大全獻俘的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要我們討論的,就是:被賽尚阿捏造作為太平天國首領天德王洪大全獻俘的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 我應該奉告讀者,關於這一個問題目前材料極缺乏,我們只能夠從下面幾方面情況去追探看出一些消息: (一) 囚犯 這人被俘時是項帶鐵鎖的。這一件事實,從賽尚阿的奏報、賽尚阿軍營翼長姚瑩的函牘以至丁守存偽造的洪大全《上咸豐表》、明心道人的《發逆初記》都同。但這人為什麼項帶鐵鎖呢?卻有三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說法是賽尚阿《生擒逆首疏》說的,說洪大全被俘時是:「自行鎖紐」 [78] 的。洪大全為什麼自行鎖紐呢?後來有一個曾在賽尚阿軍營做武巡捕的蕭長齡對編纂《賊情彙纂》的張德堅說洪大全故事,就替賽尚阿加了一個註腳說:「或曰,凡首逆逃竄皆著囚衣,俾可支吾得脫。」這一種說法,完全是欺騙者的夢囈!只要讀了洪秀全下的《永安破圍詔》,那一種「男將女將盡持刀」,「同心放膽同殺妖」的「歡喜、踴躍、堅耐威武」的戰鬥精神,就可以把賽尚阿的夢囈一掃而光。第二種說法是姚瑩說的,姚瑩在俘獲洪大全之後,就寫信報告在桂林的同僚嚴正基說:「大兵追賊,十八日及於仙回嶺,殺斃二千餘賊,生擒天德王洪大全。……又眾大頭子不願同逃,為洪秀全均行鎖鏈,恐其逃走,洪大全即帶鎖者。烏都統又殺二人,屍身均帶有鎖,必是大頭子」 [79] 。據姚瑩說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領袖們不願再跟洪秀全走,洪秀全預防他們逃走,所以都用鎖鏈來鎖著他們,洪大全便是其中的一個。姚瑩又說都統烏蘭泰又殺死兩個帶鎖的,必是大首領。考太平天國當時領導人物是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綱等,在此一役,他們之中都沒有一人陣亡,可證烏蘭泰所殺那兩個帶鎖的並不是太平天國的領導人物,即可證這個帶鎖被俘作為天德王洪大全獻俘到北京去的人也斷不是太平天國領導人物。而姚瑩之所以有「眾大頭子不願同逃,為洪秀全均行鎖鏈,恐其逃走,洪大全即帶鎖者」的說法,正因為他要替這一個作為天德王洪大全的俘虜被俘時那種在眾目睽睽之下項帶鐵鎖遮掩不得的情況強作解釋。第三種說法是丁守存在偽造的洪大全《上咸豐表》說的。在這一篇偽造的文件中,自述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天王不用他的奇計之後,就「私自夜遁,欲往峨嵋山修行,為賊追兵所獲,鎖入空屋」。又說:「至二月十六日,賊挈家眷夜走昭平,將臣手用大鎖縛住,更用大鏈鎖臣頸」,自述是說犯了罪被洪秀全鎖囚他的。明心道人《發逆初記》述洪大全的話說:「洪秀全是我兄弟,我名洪大全,我好飲,弟好色,我肯屈膝,弟則不能,我項上縛有鐵索,弟兄不睦可知」,與《上咸豐表》所述被洪秀全鎖囚的原因同。案賽尚阿奏報和姚瑩函牘都是在俘獲洪大全初時寫的,丁守存偽造的《上咸豐表》是在一個多月後獻俘途中寫的,丁守存經過了一個月時間來思考,他知道「自行鎖紐」,或「眾頭子不願同逃,為洪秀全均行鎖鏈,恐其逃走」等等解釋,都是騙不了人的鬼話,因此,他在偽造的《上咸豐表》里,就改作洪大全憤恨洪秀全不用他的奇計,私自夜逃,被洪秀全捕回鎖囚。當然所說洪秀全不用奇計一段話同樣也是捏造的,但是,在這一篇捏造的話裡面,卻暴露出了一個真實的情況,就是:這一個俘虜,千真萬確地是太平天國的一個犯人,在被俘的時候,項上就帶著鐵鎖鐵鏈! (二) 短髮 永安《洪大全供》自述說:「考官不識我文字,屈我的才,就當和尚,還俗後又考一次,仍未取進。……數年前遊方到廣東,遂與花縣人洪秀泉、馮雲山認識。」賽尚阿《生擒逆首疏》也說:「傳聞洪秀全入永安後,曾邀來天德王入住城中。又聞賊中有一湖南和尚與洪秀全伎倆相等,兼通兵法。」賽尚阿把這一個俘虜一再地說他當和尚,說他遊方到廣東,說太平天國裡面有一個本領與洪秀全相等的湖南和尚,這是賽尚阿為了要掩飾彌縫一個大破綻而捏造的大說謊,請讀者千萬莫輕易放過!我們首先應該指出的是:太平天國信仰一神教的上帝,把多神教的佛教和道教作為對立的東西,一定要打倒,在太平天國的領導者裡面斷不容有一個「湖南和尚」在內的。接著我們就要指出賽尚阿所要掩飾彌縫的大破綻,我們知道,太平天國恢復漢族古代的裝束,是留長髮的,所以清統治者叫太平天國做「發逆」,又叫「長毛」。太平天國領導人物的發留得更早,因此也就更長。這一個既然說是與天王洪秀全並肩稱萬歲的天德王洪大全,他應該是滿頭長髮才是。不幸昭昭在人眼前的卻不然,但他又不是光禿禿的和尚。所以賽尚阿費盡心機捏造他做過和尚,後來還了俗,而特別鄭重地加以說明的是他與洪秀全、馮雲山結識,還是做和尚遊方到廣東去的時候。賽尚阿以為經過他這樣掩飾,就使人不致疑心這個短髮俘虜的真實性了,卻不知賊人心虛,他正暴露出了這一個俘虜是一個短髮的人,與長發的太平天國老幹部不同這一件事實,說明了這一個被俘的囚犯斷不是太平天國的領導人物。 (三) 這人本姓歷史等傳說 永安《洪大泉供》說:「我的本姓,實不是姓洪,因與洪秀泉認為兄弟,就改為洪大泉的。」這人究竟是誰呢?據清咸豐六年(即太平天國丙辰六年,1856年)二月二十四日,湖南巡撫駱秉章奏《永明江華克復南路肅清折》 [80] 說: 據衡永郴桂道轉據嘉禾縣稟解自行投案之首逆焦三,即焦玉晶,女賊許氏,即許月桂到省。當即飭臬司提訊,據焦三供,即咸豐二年廣西陣擒首逆洪大全之弟,許氏女即洪大全之妻。臣查焦三一犯,即臣上年所奏土匪頭目之興寧縣焦姓,許月桂即前折內所指郴州女賊許氏。其是否逆首洪大全之弟與妻固無從查詰,當廣東賊竄陷郴州時,該犯等乘機倡亂,聚眾數千,許氏女自稱大元帥,焦三充當三省賊營軍師,攻城掠野,罪大惡極。因官軍疊次痛剿,力窮勢蹙,始束身歸命,希圖免死,與尋常盜賊乞撫者不同。當即恭請王命,將該逆焦三、許氏女兩犯綁赴市曹,凌遲處死,以昭炯戒。 這是今天研究洪大全真姓名歷史第一篇材料。據駱秉章奏報,在廣東天地會攻克湖南郴州的時候,湖南郴州人許月桂、興寧縣人焦玉晶起義響應,許月桂自稱大元帥,焦玉晶充當三省軍師。後來戰敗,焦玉晶、許月桂投降了敵人,解到長沙,由湖南臬司提訊,據焦玉晶說他是洪大全之弟,許月桂是洪大全之妻。駱秉章對焦玉晶的話加了一句「其是否逆首洪大全之弟與妻固無從查詰」的案語。到了清朝末年,查慶綏編纂的《郴州直隸州鄉土志》卷上《兵事》有一條記載說: 女匪許香桂、月桂倡亂永豐鄉,團勇襲破之。先是興邑廩生焦宏、焦亮頗有文名,因應試道經永豐鄉,許佐昌見而器之,以二女香桂、月桂妻焉。及咸豐二年,二焦從洪逆東去,至是香桂、月桂自稱偽王宏、亮之妻,煽亂永豐鄉,遙為粵匪聲援,相從日眾,然皆烏合,團勇奮擊,襲殺月桂,香桂遁匿興寧境,旋被獲棄市。 案《郴州直隸州鄉土志》編纂在光緒末年,離咸豐初年已經有了五十多年,我們把駱秉章奏摺與這一段記事對勘有若干不同:如許月桂是因戰敗投降了敵人,被解到長沙然後被殺的,此處卻說許月桂被團勇襲殺;焦玉晶是與許月桂同時在湖南起義的,而此處卻說「二焦從洪逆東去」,「香桂、月桂自稱偽王宏、亮之妻」起義。《郴州直隸州鄉土志》是一部地方志,它的記載,表示著郴州本地有這一個傳說。據清朝湖南巡撫駱秉章奏摺,在洪大全被俘後四年,湖南嘉禾縣解到自行投案的響應廣東天地會起義的首領焦玉晶、女首領許月桂到長沙。駱秉章派湖南臬司審訊,焦玉晶說他是洪大全之弟,許月桂是洪大全之妻。到五十多年之後,在許月桂的家鄉郴州修的《郴州直隸州鄉土志》上也記載許香桂、許月桂嫁給焦宏、焦亮,二焦參加太平天國,後來許香桂、許月桂就自稱王娘起義的一個傳說。我們根據駱秉章所記焦玉晶的話,與郴州本地的傳說看起來,認為焦玉晶的話應該是可信的。如果我們這一個看法不錯,那末,洪大全的真姓名是叫做焦亮。他是湖南興寧人。他有弟焦玉晶、妻許月桂,當清咸豐五年(洪大全被俘後三年)五月廣東天地會攻克郴州時,許月桂、焦玉晶起義響應,聚眾數千,許月桂自稱大元帥,焦玉晶充當三省軍師。從許月桂、焦玉晶的行動看來,他們當是天地會中人,所以廣東天地會攻克郴州時,他們就起義響應。焦亮之弟與妻既是天地會中人,他本人也應該是天地會中人。 從上面三方面考證,考出了洪大全是一個太平天國的囚犯,他被俘的時候,項上還帶著鐵鎖鐵鏈;他被俘時,頭髮很短,與滿頭長髮的太平天國老幹部不同,這一種情況,又說明了他斷不是太平天國領導人物;他的真姓名和歷史,據駱秉章奏摺和《郴州直隸州鄉土志》記載,叫做焦亮,湖南興寧人,有妻許月桂、弟焦玉晶,當他被俘死後三年,廣東天地會攻克郴州的時候,許月桂自稱大元帥,焦玉晶充當三省軍師,起義響應。 八 簡短的結語 天德王洪大全問題,是當被俘之日就被人否認的問題,是太平天國史研究上爭論最多、最久而未得解決的問題。 天德王洪大全問題之所以成為太平天國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由於爭論洪大全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有沒有重要性的問題。我們今天不惜打破沙鍋紋(問)到底去追考洪大全問題,目的也就在於要徹底考查清楚洪大全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究竟有沒有重要性,是否如肯定洪大全的人們所說,由於洪大全之死,影響到太平天國與天地會的結合,影響到太平天國的敗亡。 肯定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最主要的兩條證據,一條是《剿平粵匪方略》所載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入奏的廣西巡撫周天爵奏所記太平天國領導人物以「洪大泉、馮雲山為之最」的話,另一條是沈懋良的《江南春夢庵筆記》所載太平天國建天堂路通碑紀念死難功臣中有愍王洪大全的題名。今天,經過我們考證,考出了編纂《剿平粵匪方略》史官的作偽,與《江南春夢庵筆記》是一部大偽書,已經把這兩條證據否定了。 論斷天德王洪大全在太平天國的地位與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的重要性,說是洪大全代表或率領天地會的勢力與太平天國合作,與洪秀全有同等地位,洪大全是太平天國與天地會聯合的旗幟;說是自從洪大全被俘後,太平天國就排斥天地會,拒絕與天地會合作,洪大全之死,就使太平天國這一種宗派思想得以發展,終於造成了太平天國敗亡的一個原因。今天,經過我們從太平天國與天地會關係的真實情況來考證,這兩個論斷也完全否定了。 近年來由於各方面的提供史料與新史料的發現,如咸豐上諭的發現,就使我們得證實了纂修《剿平粵匪方略》史官的作偽,推翻了肯定洪大全論者最主要的一條證據。尤其是幫助賽尚阿捏造天德王洪大全文件及充任獻俘專使的丁守存家鄉山東日照縣父老的口碑,與丁守存偽造的洪大全《上咸豐表》的發現,不僅使我們對一切所謂天德王洪大全的文件的虛偽捏造得到更明確的了解,而且追出了這一個捏造偽文件、用喑藥毒害洪大全的大騙子丁守存,因而解決了一系列的問題。 天德王洪大全是虛捏的,一切所謂天德王洪大全的文件都是偽造的,在太平天國裡面,並沒有一個所謂與洪秀全同稱萬歲為太平天國謀主的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太平天國也沒有在洪大全被俘之後,就排斥天地會拒絕天地會參加的事,證據昭然共見,今天是可以完全肯定了。 關於這一個被賽尚阿捏造作為天德王洪大全獻俘到北京去的人究竟是怎樣的人物,由於文獻殘缺,今天還未能得到最後的結論,就目前材料看來,可以肯定的有兩點:(一)這人是太平天國的犯人,當太平軍永安突圍的時候,犯人們也跟軍隊突圍,有兩個犯人就給清朝軍隊當場殺死,他便被生俘了。他被俘虜時,項上還帶著鐵鎖鐵鏈;(二)他被俘虜的時候,頭髮很短,與留滿頭長髮作為革命標誌的太平天國老幹部完全不同,他斷不是太平天國的領導人物。至於他的真姓名和歷史,我們卻還在追查之中。 今天只能說:據駱秉章奏摺所記焦玉晶說的話,及參以五十多年後修的《郴州直隸州鄉土志》等記載,他是湖南興寧人,叫做焦亮,有妻許月桂,有弟焦玉晶。在他被俘死後三年,廣東天地會攻入湖南郴州的時候,許月桂自稱大元帥,焦玉晶充當三省軍師起義響應。許月桂、焦玉晶當是天地會中人,以作為許月桂之夫與焦玉晶之兄的焦亮應該也是天地會中人。 1954年6月15日脫稿於南京峨嵋新村 * * * [1] 案洪大全的姓名系影射洪秀全而來,清朝文報改秀全為秀泉,故大全之「全」亦作「泉」。本文引用清朝文書時均照錄。惟行文則一律作「全」。 [2] 王先謙:《咸豐東華續錄》卷十四。 [3] 同上。 [4] 同上。 [5] 《皇朝經世文統篇》卷三十七。 [6] 《清文宗實錄》卷五十七。 [7] 《浣月山房詩集》卷三。 [8] 《賊情彙纂》卷一。 [9] 《平定粵匪紀略》卷一。 [10] 同上。 [11] 《平定粵匪紀略》官文序。 [12] 《近世中國秘史第二編》。 [13] 朱謙之:《天德王之謎》,見《現代史學》五卷一期。 [14] 俞大綱:《讀羅爾綱賊情彙纂訂誤後論洪大全事跡》,見1934年9月1日《大公報·圖書副刊》第四十二期。蕭一山《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告示跋》,見所著《太平天國詔諭》。簡又文《「天德王之謎」——洪大全案之研究》、《洪大全案之再研究》,見所著《太平天國全史》332—364頁。郭廷以《洪大全問題》,見所著《太平天國史事日誌》153—175頁。謝興堯《天德王洪大全傳》,見所著《太平天國史事論叢》。榮孟源《天地會領袖洪大全》,見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論文集》。案郭廷以對洪大全稱天德王一點雖有疑問,但基本上是肯定洪大全的。簡又文是承認我考證《洪大全供》為賽尚阿捏造的,但卻極力肯定洪大全在太平天國的重要地位。 [15] 麥高文(J.Macgowan):《太平天國東北王內訌詳記》,載North-China Herald No.354,May 9,1857。 [16] 原件存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 [17] 據謝炳《金陵癸甲紀事略》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各傳。 [18] 我在1954年重寫此文時,所見周天爵這封信是汪蠱《十二硯齋隨錄》的著錄文。該書著錄此信,將原信「洪泉」改作「洪秀泉」,我據來論證,因而作了錯誤的解釋。到1959年我才錄到《申報》刊本,把它編入《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內。但在編纂時並沒有留意到兩本的不同。直到得讀蔡少卿同志《關於洪大全的身份》一文(刊於《歷史研究》1979年第六期),始知其不同。我對蔡少卿同志的教正,十分感謝,謹在此致其謝忱! [19] 密迪樂(T.T.Meado WS):《中國人及其革命》(The Chinese and the Rebellions)1856年倫敦出版,第157頁。案這時湖北巡撫為龔裕。 [20] 據《忠王答辭手卷》、張德堅《賊情彙纂》、謝炳《金陵癸甲紀事略》、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王定安《賊酋名號譜》都同。 [21] 據《李秀成自述原稿》,王定安《賊酋名號譜》同。 [22] 據《忠王答辭手卷》。 [23] 同上。 [24] 同上。 [25] 同上。 [26] 此文收在我著的《太平天國史事考》一書內。 [27] 陶成章:《教會源流考》,此文曾收在我編的《天地會文獻錄》內。 [28] 見《曾文正公奏稿》卷一《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論咸豐命賽尚阿督師的話。 [29] 據《清史列傳》卷五十二《賽尚阿傳》。 [30] 案軍機大臣刑部會奏以祁雋藻領銜,故知他為會審洪大全的首席大臣。至祁雋藻禱天求速死事,見《祭弟文》手稿,請參看《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內《祁雋藻祭弟文跋》。 [31] 據《貴縣修志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見我編的《天地會文獻錄》。 [32] 同上。 [33] 《剿平粵匪方略》卷六十二。 [34] 請參看拙著《金田採訪記》,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跡調查集》內。 [35] 曾玉秀大約是清咸豐元年三月乙丑諭軍機大臣所說的曾三秀,據該諭僅記曾三秀與洪秀全等宣傳事,而未記及他的封爵。 [36] 《賊情彙纂》卷八《賊文告賊館門牌印據船票牌》條。 [37] 《賊情彙纂》卷一《首逆事實》。 [38] 《賊情彙纂》卷二《劇賊事略上》。 [39] 《賊情彙纂》卷三。 [40] 蕭一山:《太平天國詔諭·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告示跋》。 [41] 《賊情彙纂》卷七《賊文告》。 [42] 《賊情彙纂》卷五《偽軍制下·賊中軍火器械隱語別名》。 [43] 《賊情彙纂》卷七《賊文告》。 [44] 《賊情彙纂》卷一《首逆事實》。 [45] 見我寫的《金田採訪記》。 [46] 案「 」即「魂」,太平天國諱鬼字,故改「魂」為「 」。 [47] 請參看我著的《天曆考及天曆與夏陽曆日對照表》一書考證。 [48] 賽尚阿此奏是清軍機處檔案,存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此處是據蕭一山《天德王洪大全考》引文。(見《文史雜誌》第三卷第七、八期) [49] 《剿平粵匪方略》卷七。 [50] 《清文宗實錄》卷四十。 [51] 《剿平粵匪方略》卷七。 [52] 關於天曆干支禮拜較夏曆的干支、星期,及陽曆的禮拜提早一天,請參看我著的《天曆考及天曆與夏陽曆日對照表》一書。 [53] 《剿平粵匪方略》卷七。 [54] 據《康熙東華錄》卷八十三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丁酉刑部奏。 [55] 據《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卷十三兩湖總督程矞采奏。 [56] 原件藏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 [57] 見《咸豐朝東華續錄》卷十。 [58] 當時參加清朝正規軍在永安對太平天國作戰的湖南鄉勇,有文獻可考的有烏蘭泰部下的江忠源所募的湖南鄉勇。 [59] 馬壽齡:《金陵癸甲新樂府·改正朔》。 [60] 《天父下凡詔書》。 [61] 《咸豐東華續錄》卷八。 [62] 《咸豐東華續錄》卷八。 [63] 《咸豐東華續錄》卷十四。 [64] 密迪樂:《中國人及其革命》(The Chinese and the Rebllions)1856年倫敦版,第240—241頁。 [65] 《清文宗實錄》卷四十二。 [66] 《清文宗實錄》卷四十四。 [67] 據丁守存《三朝恩遇記》(收在《曠視山房雜著》內)自述。 [68] 同上。 [69] 見丁守存《從軍日記》自述。 [70] 《三朝恩遇記》。 [71] 見丁守存《從軍日記》自述。 [72] 據丁守存《編年自記》及《粵匪雜錄》內著錄上諭。 [73] 據丁守存《編年自記》。 [74] 見《歷史教學》第二卷第一期傅樂煥《從軍日記與洪大全》。 [75] 見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附錄引用書目論《發逆初記》語。 [76] 見《三朝恩遇記》自題。 [77] 見《重建武昌黃鶴樓碑記》自題。 [78] 此處據蕭一山《天德王洪大全考》引文,見《文史雜誌》第三卷第七、八期,據蕭一山注說原件存清軍機處檔案。 [79] 姚瑩:《中復堂遺稿·與嚴方伯》。 [80] 《駱文忠公奏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