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 第六章 近世之學術

起明亡以迄今日 第一節 永曆康熙間 梁啓超曰：嗚呼！吾論次中國學術史，見夫明末之可以變為清初，清初之可以變為乾嘉，乾嘉之可以變為今日，而嘆時勢之影響於人心者正巨且劇也，而又信乎人事與時勢迭相左右也。自明中葉，姚江學派披靡天下，一代氣節，蔚為史光，理想繽紛，度越前古。顧其敝也，摭拾口頭禪，轉相獎借，談空說有，與實際應用益相遠，橫流恣肆，非直無益於國，而且蔑以自淑。逮晚明劉蕺山證人一派，已幾於王學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學風亦因以一變。 吾略以時代區分之，則自明永曆（即清順治）以訖康熙中葉，為近世第一期。於其間承舊學派之終者得六人，曰孫（夏峰）、李（二曲）、陸（桴亭）、二張（蒿庵、楊園）、呂（晚村）；為新舊學派之過渡者得五人，曰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顏（習齋）、劉（繼莊）；開新學派之始得五人，曰閻（百詩）、二萬（充宗、季野）、胡（東樵）、王（寅旭）；自余或傳薪，或別起，皆附庸也，不足以當大師，凡為大師十有六人。其為學界蟊賊者得四人，曰徐（崑山）、湯（睢州）、毛（西河）、李（安溪）。今以次論之。 程朱、陸王之爭，最陋者莫如清初（所爭者假程朱以詆陸王耳，黨於陸王訶程朱者，尚無其人。此當分別言之）。然其風特煽自後起之諸小人儒耳，若夫遺老大師，各尊所聞，未始或相非也。其時以王學顯者，莫如夏峰（孫奇逢）、二曲（李中孚）、梨洲（黃宗羲）；以朱學顯者，莫如桴亭（陸世儀）、蒿庵（張爾岐）、楊園（張履祥），皆彼此忻合，未嘗間然。其始標門戶以相排詆者，自陸隴其、熊賜履輩始。 請言舊派中之王學。晚明學風之敝，流為狂禪，滿街皆是聖人，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猖幻至此，勢固不得不有所因革。夏峰少與東林諸君子游，其傳授濡染，純出姚江；而晚年為《理學宗傳》，特表周、程、張、邵、朱、陸、薛、王及羅念庵、顧涇陽為十一子。二曲教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涇野、整庵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則兩君子者之融洽門戶，可概見也。次於孫、李、黃（梨洲之學，別詳下節）者，曰刁蒙吉（包）。蒙吉最崇拜高忠憲，而亦尊洛、閩。自余則有劉伯繩（汋，蕺山子）、高匯旃（世泰，忠憲子）、沈求如（國模）、沈甸華（昀），其學派大率出於顧、高，堅苦刻厲，鞭辟近里，有中明遺風，當時江、浙間傳習甚盛。及康熙中葉，諸賢凋喪，而派亦中絕。 請言舊派中之朱學。桴亭、楊園，首以醇儒名，而其本師乃在蕺山；蒿庵學無所承，專以篤謹苦行標宗。要之三君子者，猶宋之有泰山、徂徠，明之有康齋、敬軒也。其困勉篤行相類，其規模稍隘亦相類，然皆不敢有所詆訶於前輩。同時汲其流者，則有若應潛齋（撝謙）、謝約齋（文洊）、李暗章（生光）諸先輩，最為知名。此派在永曆、順治間，其盛不如王學；雍乾以後，亦殆泯滅。然究以時主所揭櫫，故得授適者生存之例。媕阿託名於此間者，猶代有其人（俗論之語清初大儒，言王學者必舉湯潛庵，言朱學者必舉陸稼書。吾以為此二人於二百年來學界，無功而有罪者也，故不以列於此，而於本節末附論之）。 其時舊學派中別有一大師焉，曰呂留良。留良字晚村，浙人，治朱學而能致用者也。自曾靜之獄以後，蒙「大逆不道」之號，戮屍赤族，此後學者無復敢習其學、稱其人。然據雍正諭旨，稱其嘗以博學鴻詞薦，誓死不就，以山林隱逸薦，乃剃髮為僧，其大節與夏峰、二曲、亭林、梨洲相輝映也。又言呂留良一人倡導於前，全浙從風而靡，地方官吏怵其黨徒眾盛，皆加意優禮（督撫到任，皆循例加禮，李衛亦曾贈送祠堂扁額雲）。是其學派之昌明普及，雖容城、盩厔，有所不逮也。吾嘗略鉤稽群籍，竊疑清初講學之盛，殆未有及呂氏者。彼其茹種族之痛，處心積慮以志光復，而歸本於以學術合群，其苦心達識，百世下猶將見之。後世論晚村者，即不謂之大逆，亦不過以與八股家同類而並笑之。庸知夫隱於八股，而藉以為號召者，正晚村智深勇沉之徵證也。其生平著述，或毀或禁，今無一存。余僅從舊籍中得見雍正間閣臣奉敕撰《駁呂留良四書義》一編，原文附見前簡，雖割裂剝落，不見其真，然微言大義，猶有存焉。其獨到處，固非尋常曲學所能夢見也（余將別采其說，著之《飲冰室讀書錄》中。此避冗不具引也），故吾論順、康間大儒， 必數呂子。 所謂舊學派諸賢者，語其在學界上之位置，不過襲宋、明之遺，不墜其緒， 未足為新時代放一異彩也。其可稱近世學術史之特色者，必推顧、黃、王、顏、劉五先生。五先生之學，應用的而非理想的也。吾欲語其學，請先語其人。亭林自國變後，首倡義里中，贊魯王監國。魯王敗，欲赴海上（通鄭氏）， 道梗未達。遂浪跡四方，遍游秦、晉、齊、豫、燕、代、淮、浙，凡六謁孝陵，六謁思陵。末乃卜居陝之華陰，以為華陰綰轂山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有警可以入山守險，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有若建瓴。每出遊，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史家謂先生既負用世略，不得一遂，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而別貯之，以備有事。嗚呼！此其志為何如，其才為何如哉！王不庵曰：「寧人身負沉痛，奔走流離，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鮚埼亭集》引）由此觀之，顧先生之為人何如也！梨洲少年袖錐，為父復仇，氣節已轟一世。畫江之役，糾里中子弟數百人，號「世忠營」，從孫嘉績、熊汝霖倡義。江上軍敗，復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其後復副馮京第乞師日本，間關轉徙，垂二十年。由此觀之，黃先生之為人何如也！船山少年，自殘肢體以贖其父。國變後，從桂王遷徙於肇慶、桂林、南寧間者十有餘年。緬甸覆沒，乃齎志老牖下，終身不剃髮，竄伏窮山四十餘年，一歲數徙其處，故國之戚，生死不忘。由此觀之，王先生之為人何如也！習齋行事不少概見，然相傳其折竹為刀，以勝劍客，磬控馳射，中六的焉。其著述往往嘆息於宋氏之亡，才士摧折，不盡其用。由此觀之，顏先生（先生名元）之志，猶顧、黃、王之志也。繼莊益詭異矣。亭林以南人而足跡多在北，繼莊以北人（順天大興人）而足跡多在南。其所浪遊，亦中國之強半。全謝山《傳》之曰：「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按：謂徐乾學、徐元文），而卒老死布衣；又其棲棲吳頭楚尾間，漠不為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為，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按：繼莊之客崑山家，專為借讀藏書雲）又曰：「其人蹤跡，非尋常游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由此觀之，劉先生（先生名獻廷）之為人，與顧先生何酷相肖也！綜而論之，五先生皆抱經世之志，懷不世之才，深不願以學著；而為時勢所驅迫、所限制，使不得不僅以學著。於近世學術史上敘述五先生，五先生之遺痛也；雖然，近世學術史上而有五先生，又學術史之光也。 五先生之學，若顧、若王、若顏、若劉，皆前無所受。船山、習齋，更崛起山谷，與一時宿儒名士絕交通，可謂自得而深造者也。繼莊平生講學之友，所嚴事者曰顧盷滋，曰彭躬庵，曰船山；而當時北學甚盛，或有所得於夏峰、二曲；其南遊數十年，梨洲、亭林、季野，皆相往還，所得麗澤之益當不鮮。若顧先生，則更取精而用宏矣。五先生中，其所承學統最明者，莫若梨洲。梨洲親受業蕺山，以接姚江之傳。雖然，梨洲學自梨洲學，非陽明亦非蕺山也。要之，五先生者，皆時勢所造之英雄，卓然成一家言。求諸前古，則以比周、秦諸子，其殆庶幾；後此惟南宋永嘉一派（陳止齋、葉水心、陳龍川一派），亦略肖焉。然以永嘉比五先生，則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即所謂用者，亦有其部分而無其全者也。故吾欲推當時學派，為秦漢以來二千年空前之組織，殆不為過。 五先生之學，有普通者，有特別者。請言其普通者：曰以堅忍刻苦為教旨相同也。習齋專標忍嗜欲、苦筋力之旨，為學道不二法門。近世餘杭章氏以比諸羅馬之斯多噶派，諒矣。亭林講學，首倡行己有恥。其言曰：「古之疑眾者，行偽而堅；今之疑眾者，行偽而脆。」其宗旨所在可知也。王、黃、劉雖不標名號，跡其生平行誼，非浮靡柔脆者所能望其肩背也。船山以不忍剃髮之恥，顛頓竄伏于山谷者，數十年如一日，尤空前絕俗之行也。蓋以身教，教之大者也。此其一。曰以經世致用為學統相同也。五先生之著述，可覆按也，彼其經世，非猶夫宋乾、淳間永嘉派之言也（詳見下段）。此其二。曰以尚武任俠為精神相同也。顧、黃、王三先生，歷參魯、唐、桂三王軍事，其勇略章章在耳目也。船山《讀通鑑論》《宋論》《黃書》《噩夢》諸作，痛嘆於黃族文弱之病，其傷心如見也。繼莊，絕世之秘密運動家也，惜其所志不遂，而其謀不彰也。習齋則屢言勇為達德，日與其徒肄於射圃，終身不衰也。以口碑所述，梨洲絕擅技擊（友人某為余言，有劇盜欲學梨洲技擊，苦不得階進，乃偽為受業於門，三年，乃盡傳之雲。述者忘其記載所自出，真偽莫辨也。然觀其袖錐入京師，謀復仇，則其擅技擊諒不繆），亭林亦然（顧氏有三世仆，曰陸恩，叛投里豪，欲訐告亭林通海。亭林獨潛往手擒之，數其罪湛諸水雲。亭林膂力、技擊可想見），習齋亦然（習齋削竹為刀以勝劍客，其術殆有所受也）。凡此誠不足以為諸先生重，雖然，此亦國粹之一種，言尚武者所不可廢也，（吾昔常持論謂中國將來若講體育，則如易筋術、拳術等，不可不改良而存之。日本之柔術、相撲術，劍術等，維新後而益昌，誠非無故也。此次日俄之役，日軍每於突擊獲奇勝，論者多歸功於此等舊術，而西人亦詫之不置雲）而諸先生皆躬嫻之。此其三。曰以科學實驗為憑藉相同也。亭林、梨洲、船山之著作等身，若地理，若歷史，若音韻，若律歷，皆有其所創見，夫人而知矣。以全謝山所作《繼莊傳》證之，其學亦豈讓三子？習齋專主實行，而下手工夫，取的於《周官》德、行、藝之三物，蓋亦以矯明末空談之弊焉。傳習齋學最親切者，曰李剛主。觀剛主之著述，可以知習齋矣（諸先生之述著評，詳下段）。此其四。 請言其特別者：亭林之《日知錄》，為有清一代學術所從出，尚矣。其《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雖未成之本，然後世言人文地理者祖焉，至今日，其供學者參考之用者益廣也。亭林深知生計與政治為切密之關係者也，故言之尤齗齗也。其生計學皆應用的也，彼小試之於墾闢而大效，惜不能盡其用也；不然，亭林一越之范蠡也。聲音訓詁，為百餘年間漢學之中堅，其星宿海則自《音學五書》也；金石學自乾嘉以來，蔚為大國，則亦《金石文字記》為其先河也。故言清學之祖，必推亭林。諸先生之學統，不數十稔而俱絕，惟亭林巋然獨存也。惜存者其瑣節，而絕者其大綱；存者其形式，而絕者其精神也。亭林曰：「今日只當著書，不必講學。」又曰：「經學即理學。」而後儒變本加厲，而因以詆理學而仇講學者，非亭林所及料也。然亭林不能不微分其過也。開拓萬古、推倒一時者，梨洲哉，梨洲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為一代儒林藪，尚矣；非徒講學之圭臬，抑亦史界一新紀元也，學之有史，自梨洲始也。《明夷待訪錄》之《原君》《原臣》諸篇，幾奪盧梭《民約》之席；《原法》以下諸篇，亦厘然有法治之精神。此近世學子所既知，無俟吾喋陳也。《律呂新義》二卷，則後此言律學者祖焉。《句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圜要義》諸作，啟近世研究算學之端緒。其後梅定九（文鼎）本《周髀》言歷，世稱絕學，而不知實梨洲發起之（梨洲嘗言勾股法，乃周公、商高之遺，後人失之，而西人竊其傳）。梨洲誠魁儒哉！船山最崇拜橫渠，謂：「其學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惜其門人未有殆庶者；又以布衣貞隱之故，當時巨公，如文、富、司馬，無繇資其羽翼，故其道之行，不逮周、邵。」吾今於船山之學，亦云然矣。《正蒙注》《思問錄》兩書，本隱之顯，原始要終。瀏陽譚氏謂：「五百年來學者，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非過言也。《讀通鑑論》《宋論》兩編，史識卓絕千古，其價值至今日乃大顯，無俟重贊。抑《黃書》亦《明夷待訪》之亞也，其主張國民平等之勢力，以裁抑專制，三致意焉（吾昔抄錄《讀通鑑論》《宋論》《黃書》中發民權之理者，凡三四十條，文繁不備征）。黃、王之軒輊，吾蓋難言之（乾嘉後漢學家之說經，往往有自矜創穫，而實皆船山諸經稗疏所已言者。故船山亦新學派之一導師也）。習齋有《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其精華之論，皆在於是，號之曰「周孔之學」，以自別於程朱。其言曰：「以講讀為求道，其距千里也；以書為道，其距萬里也。」蓋其學頗有類於懷疑派，而事事而躬之，物物而肄之，以求其是，實宋明學之一大反動力，而亦清學最初一機捩也。雍乾以後，學者莫或稱習齋，然顧頗用習齋之術。但其術同，而所用之之目的地不同。以「實事求是」一語，而僅用之於習齋所謂其距萬里之書，習齋其恫矣。乃者餘杭章氏極推習齋，以為荀卿以後一人，其言或太過，然要之為一代大儒必矣。五先生中，其最不顯者莫如繼莊，使非有全謝山一《傳》，恐至今無復有道其名者，更靡論其學也。吾舉繼莊以側於顧、黃、王之列，聞者其將咍之。雖然，繼莊決不讓諸君子。繼莊所著書，或未成，或散佚，今傳者惟一《廣陽雜記》（吳縣潘氏所刻《功順堂叢書》有之），得緣此以窺其崖略。繼莊之學，最足以豪於我學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以致國語不統一，而國民團結力因以大殺。今之識者，悁然憂之久矣。十年以來，新字問題，孳乳發生，而至今未有所成。烏知夫二百八十年前之先輩，早有從事者，則繼莊之《新韻譜》也[全謝山雲「繼莊《新韻譜》以華嚴字母為本，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按：即拉丁文也）、小西天梵書（按：當即是西藏語）、暨天方（按：即阿剌伯）、蒙古、女真等音。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為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齶、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然後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則逢人便可印正」雲。（按：其書今不傳，其所造字母，不可得而稽，其果適用與否，無從斷言。要之真不朽之盛業也。使繼莊在今日，遍通諸國語言文字，其成就可限量耶]。二曰倡地文學。地文學今列於普通科，髫齔之子，入新塾者，往往能道。若夫五十年前，則舉國學者，未或注意於是也，而繼莊實發明之[全謝山云：「繼莊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域之前，別添數則，記其北極出地之度，與其節氣之先後異同等。（中略）（按：今泰西地理書，莫不有之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濕之徵，又可次第而求矣。」（按：此皆極精之論，今泰西地理學家言所最注意者，非有得于歸納論理學，不能道也）「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為一則，合諸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按：地學之精微，至是而極。近世學者謂地理與群治有密切之關係，誠有察於此也。吾去年始見日本人木口長三郎所著《人生地理學》一書，舉日本全土風俗、政治種種發達之差異，而悉納之於地理，旁引泰西各國以為證，而皆有精確不磨之論據。吾讀卒業，嘆為得未曾有，而不知吾二百年前之先民已有志於此業。後起無人，大業不竟，誰之責也？可嘆可愧]。吾以為以繼莊學顧、黃、王易，以顧、黃、王學繼莊難。高山景行，吾嚮往焉。 由此觀之，近世學術史上，所以爛然其明者，惟恃五先生；抑五先生不獨近世之光，即置諸周、秦以後二千年之學界，亦罕或能先也。顧明之末、清之初，以何因緣，而得有此？吾嘗推原之，以晚明政治之腐敗達於極點，其結局至舉數千年之禹域，魚爛以奉諸他族，創巨痛深，自古所未嘗有也。故瑰奇絕特有血性之君子，咸惕然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深覺夫講求實際應用的政論之不容已。此其由時勢所造成者一也。姚江學興，既舉前此破碎支離之學而一掃之，晚明百年間，學者咸有發揚蹈厲之氣，異於前代。儒之有俠風也，孕而育之者姚江也（五先生之學，皆有近墨子處，吾將別論之），故謂五先生以王學為原動力可也。但王學末流，狂恣滋甚，徒以一二口頭禪相尚。其對於自己也，去實踐愈遠；其對於社會也，去實用愈遠。物極必反，然後諸君子不得不以嚴整之戒律，繁博之考證，起而矯之，故謂五先生為王學之反動力可也。兩者兼，然後此種特別之學派出焉。此其由舊學所造成者二也（五先生中，惟梨洲與王學有直接關係；其餘若亭林、船山，於王學皆往往有所糾正，不表同情也；習齋則並宋、明而悉棄矣。故言五先生之學與王學有關係，聞者或疑焉。雖然，間接之影響，往往更大於直接，此不可不察也）。使五先生生於他代，以其才與其學，必將有所藉手，著之實施，則無暇以學鳴，而其學之深造，必不逮是。顧以亡國遺民，義不可以立人之本朝，其所懷抱，不得不盡假諸竹帛。又其奔走國難，各間關數十年，於一切政俗利病，皆得之於實驗調查，以視不出戶而談天下事者，與夫擁旄節以問民疾苦者，相去遠矣。此其由諸先生之地位所造成者三也。綜此三因，則此種學派，不產於他代，而惟產於永曆、康熙之交，有以夫，有以夫！雖然，以諸先生之才、之學、之志、之節，各皆獻身以盡瘁於國事，而卒無救於亡明，是則可痛也！若語其原因，蓋甚複雜焉。以非本論範圍，今略之。 同時學派，與五先生相近者，尚數人。於蜀有唐鑄萬（甄），著《潛書》二篇四卷（乾隆間嘗為禁書，今有重印者）。近世學者多知梨洲、船山能發民權公理，而不知巴蜀山谷間有唐氏者，與之作桴鼓應也（《潛書》上篇有《解君篇》《抑尊篇》。《抑尊篇》云：「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賤視其臣民，如犬馬蟲蟻之不類於我，其去治道遠矣。」又曰：「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曰：「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下之下。」《潛書》下《室語篇》云：「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謂之賊乎？」又《止殺篇》云：「覆天下之軍，屠天下之城，以取天下，是食天下人之肉以為一人養也。」凡此諸論，自墨子、孟子以後，久矣夫不獲聞矣。是真可與梨洲之《原君》《原臣》相表里者。當二百年前能倡此，何可及也？吾故不憚臚舉之）。於吳有陳確庵（瑚），其學多得於桴亭，而尤好言經世。編全史為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別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手書巨帙各數十，皆能背誦雲，其精力真不可思議。所著述關於農田、水利、兵法者尤夥，而劍擊之技妙天下。於鄂有胡石莊（承諾），著《繹志》六十一篇二十餘萬言，自擬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然論者謂其精粹奧衍，過於二書。此三君子者，亦崛起卓然，自成一家，其最章章者也。而顧景范（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亦曠古一絕作，其所得於亭林、繼莊、季野者頗多雲，亦此一派之一支流也。 梨洲有弟曰晦木（名宗炎），俠氣過於乃兄，其學之醇不及之，而精到處與之頡頏，於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皆有神悟，而著書亦數十卷（晚年以石函錮所著述，語其子曰：「急則埋之。」身後果有索者，子如其言。子卒，遂莫知所在雲），一小梨洲也。萬季野為梨洲高弟，最能傳其學（下段別論之）。其子百家，亦殆庶幾。此黃學傳授之大略也。習齋高弟曰李剛主（塨），曰王昆繩（源）。剛主屢被薦辟不赴，晚年受聲樂之學於毛西河，多所著述。昆繩孳孳以傳顏學為己任，與方望溪多所辨難，見於《望溪集》。此顏學傳授之大略也。船山崎嶇山谷，其弟子無一有力者。繼莊則兔起鶻落，不可方物，其名且隱，其學更無論也。亭林以不好講學，故直接有力之子弟無一人，而二百年來漢學家，率宗尚之；雖然，以是為顧學，顧先生不任受也。然則五先生之學派，或身歿而絕，或一再傳而遂絕，雍乾以後，不復存於人間矣。厥後惟乾隆間全謝山（祖望）私淑梨洲，得其形似；近世譚瀏陽私淑船山，青出於藍。強編學案，則二君其選也。夫以五先生之魄力，能辟千古未辟之學統，而顧不自傳諸其人，以光大於後世，則何以故？吾將於次簡論之。 同時學行與顧、黃、王、劉相類，而不以學名者，尚有一傅青主（山），以任俠聞於鼎革之交。國變後，馮銓、魏象樞嘗強薦之，幾以身殉。遂易服為道士，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或強以宋諸儒為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雲。雖然，史家謂其學自大河以北，莫能及者。蓋有所憤而自隱，其志愈哀於黃、顧矣。當時黃冠、浮屠中如青主者不乏人，舉其學最高者為代表云爾（流俗所以多知青主者，以其女科醫方。實則青主非知醫者，其方不過得自家傳雲）。言泰西近世文明進步之原動力者，必推倍根，以其創歸納論理學，掃武斷之弊，凡論一事，闡一理，必經積累試驗然後下斷案也（前此亞里士多德所傳之論理學，謂之演繹法。以心中所懸擬之理，命為前提，而因以下斷案。至倍根起，謂尋常智慧易有所蔽，所懸擬之前提未必正確也。前提不正確，則斷案亦隨而俱繆矣。因用積累試驗之法，既懸擬一理矣，不遽命為前提也，參伍錯綜，向種種方面以試驗之，求其真是，乃始命為前提。是即所謂歸納法論理學也）。審如是也，則吾中國三百年來所謂考證之學，其價值固自有不可誣者。何也？以其由演繹的而進于歸納的也。泰西自十五世紀文學復興以後，學者猶不免涉於詭辯，陷於空想，自倍根興而始一矯之。有明末葉，正中國之詭辯空想時代也。及明之亡，顧、黃、顏、劉諸子，倡實踐實用之學。得其大者，閻、胡、二萬、王、梅諸君同時蔚起，各明其一體。其時代與倍根同（倍根生於明嘉靖四十年，卒於天啟六年），其學統組織之變更，亦頗相類。顧泰西以有歸納派而思想日以勃興，中國以有歸納派而思想日以銷沉。非歸納派之罪，而所以用之誤其途徑也。 本朝學者以實事求是為學鵠，頗饒有科學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惜乎其用不廣，而僅寄諸瑣瑣之考據。所謂科學的精神何也？善懷疑，善尋間，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說，一己之臆見，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則原始要終，縱說橫說，務盡其條理，而備其左證，二也。其學之發達，如一有機體，善能增高繼長，前人之發明者啟其端緒，雖或有未盡，而能使後人因其所啟者而竟其業，三也。善用比較法，臚舉多數之異說，而下正確之折衷，四也。凡此諸端，皆近世各種科學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漢學家皆備之，故曰其精神近於科學。所謂分業的組織何也？生計家言，謂社會愈進於文明，則分業愈趨於細密。此不徒生計界為然也，學界亦然。挽近實學益昌，而學者亦益以專門為貴，分科之中，又分科焉。碩儒大師，往往終身專執一科以名其家。蓋昔之學者，其所研究博而淺；今之學者，其所研究狹而深（如法律學一科學也，而國法、國際法、民法、刑法、商法，各為分科。分科中復有分科，如國法中，治憲法者，治行政法者，不相雜側也；國際法中，治公法者，治私法者，不相雜側也。凡諸學科莫不皆然。學愈進則剖析愈精，而學者之分業愈行）；本朝漢學家之治經，亦有類於是（乾嘉以後，學者皆各專一書以終身，如段氏之《說文》，陳氏之《毛詩》，胡氏之《儀禮》，孔氏、陳氏之《公羊》。乃至或專事校勘，或專明金石，或專釋地理，或專研聲律，或專考歷算。其分業愈精，其發明愈深。百年前之經學，其組織殆可稱完備）。故曰其組織近於分業。夫本朝考據學之支離破碎，汩歿性靈，此吾儕十年來所排斥不遺餘力者也。雖然，平心論之，其研究之方法，實有不能不指為學界進化之一徵兆者。至其方法，何以不用諸開而用諸閉，不用諸實而用諸虛，不用諸新而用諸陳，則別有種種原因焉。若民性之遺傳，若時主之操縱，皆其最巨者也。蓋未可盡以為諸儒病也。 本朝學派，以經學考據為中堅，以為欲求經義，必當假途於文字也，於是訓詁一派出。以文字與語言相聯屬也，於是音韻（古音）一派出。又以今所傳本之文字，或未可信據也，於是校勘一派出。以古經與地理多有關係也，於是地理一派出。以古經與天算多有關係也，於是天算一派出。以古代之名物制度與今殊異也，於是名物制度一派出。是為乾嘉時代最盛之支派。 言聲音訓詁學，而以漢以後字書為未足也，於是金石一派出。言地理而以域內為有限也，於是西北地理一派出。以今傳之經籍為未完備也，於是輯佚一派出。崇古尊漢之極點，而以東漢之學術，其導源更自西漢也，於是今文經說一派出。是為乾嘉以後續興之學派。 推其考據經學者以及群史，於是錢（辛楣）、王（西莊）一派之史學出。推其考據經學者以及諸子，於是畢氏（秋帆）一派之子學出。彼非誠欲治子史也，以經學之席位已悉為前輩所占，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故謂之為經學之支流可也。若此者是為清代學術之正派。 此正派之初祖誰氏乎？曰閻百詩（若璩），曰胡東樵（渭）。閻氏著《古文尚書疏證》，定東晉晚出二十五篇之偽，批郤導窾，霍然以解。胡氏著《禹貢錐指》，謂漢、唐二孔（偽孔安國《注》及孔穎達《疏》），宋蔡氏（蔡沈《集傳》）於地理多疏舛，乃博引群書，以辨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異同。此二書出，乃為經學界開一新紀元。夫二書者，各明一義，至為區區，而經學新紀元之名譽，不得不歸之者。何也？蓋三百年來，學者以晉、唐以後之經說為不足倚賴，而必求徵信於兩漢，此種觀念，實自彼二書啟之。而其引證之詳博周密，斷案之確實犀利，尤足使讀者舌撟心折，而喚起其尊漢蔑宋之感情（閻書專據康成以折偽孔，胡書多引鄭《注》及《說文》以正孔《疏》、蔡《傳》。清儒之崇拜許、鄭，其感情實自此二書始）。蓋二書直接之發明，雖局於一節，而間接之影響，則遍於全體也。故清學正派之初祖，必推二氏。 同時經學別派有二大師，曰鄞縣萬充宗（斯大）、季野（斯同）兄弟。充宗為《禮書》三百卷，《春秋說》二百四十卷（毀於火）；季野為《讀禮通考》百二十卷（此書冒徐乾學名，實皆出季野手）。二萬之學不標漢、宋門戶，其感化所及於清代學界者，不如閻、胡之巨，然言三《禮》者必祖之（尋秦蕙田有《五禮通考》之作）。二萬皆梨洲高弟，其學之大體，受自梨洲；而專門覃精，更有所進。季野之史學，尤吸納萬流，推倒一世。雖然，萬氏派之史學，不盛於清代。 經學與萬氏派略相近者，有馬宛斯（驌）著《左傳事緯》及《繹史》，顧寧人亟贊之，乾嘉後學者病其家法不嚴，與《五禮通考》同譏焉，實則二書皆三百年來傑構也。雍乾間有顧震滄（棟高）著《春秋大事表》，其學統亦略近萬氏。 中國於應用科學，無一足稱者。其最發達莫如算。聖祖嗜此綦篤，復有西儒南懷仁輩備顧問內廷，高髻廣額，流風浸被於後，於三百年來茲學之進步，頗有力焉。而開其先者，曰王寅旭（錫闡）、曰梅定九（文鼎）。王氏當前明徐文定（光啟）修歷之時，已潛心茲業，著《曉庵新法》六卷，梅氏致心折焉。顧亭林品評時彥，獨首先生，曰：「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其所造可知也。梅氏則三百年言算者所宗矣。所著算書凡二十五種六十卷（實二十九種，其孫珏成編校時刪並為今數，即所傳《梅氏叢書》是也）。此後官書，如《律呂正義》《曆象考成》等多本之。若算學於本朝學界上有價值者，則開宗之名譽，舍兩先生無屬也。 故吾以閻、胡、二萬、王、梅為新學派之開祖。就中閻、胡影響最巨，諸人次焉。 孫、李、陸、呂、二張、顧、黃、二王、顏、劉、二萬，皆明遺民，於新朝不肯受一絲一粟之豢養，非直其學之高，抑其節行又足以砥所學也。閻氏雖一應徵，然未嘗立於本朝。胡氏早歲力拒徵辟，晚節聖祖南巡，獻頌賜對，士論稍惜之。梅氏亦於南巡時強起召見。雖然，三先生者皆以處士終也（萬充宗就明史館席，然不肯受官，自言欲握國史權，以報故國雲，其志可敬也），故吾輩語諸先生，皆當號曰明儒，不當曰清儒。若夫語於學統，則固劃然為一新時代，以明學目之焉，又不得也。 自有所謂以名臣兼名儒者，而清學始不競矣。其最初有聞於時者，曰魏環極（象樞）、魏石生（裔介）、陸稼書（隴其）、張孝先（伯行）。二魏以鯁介聞，新朝創法立制，多出其手，而於學界關係蓋鮮。稼書肫篤明察，循吏之才。伯行敬慎廉介，硜硜自守，其行節無可議，然學太隘陋。稼書之言曰：「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為正學，不宗朱子即非正學。董子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孝先纂《性理正宗》，排斥陸、王，不遺餘力。王學之絕，陸、張最有力焉。其人既見稱於時主，其學益見重於流俗，思想自由乃銷蝕於無形之間。二氏個人之私德，不足贖其對於社會之公罪也。其純然為學界蟊賊，煽三百年來惡風，而流毒及於今日者，莫如徐乾學、湯斌、李光地、毛奇齡。 近儒或以歐陽修、蘇軾以宋學界之蠹，其論稍過。若清之有徐乾學，其又下於歐、蘇數等者也。清興，首開鴻博，以網羅知名士；不足則更征山林隱逸，以禮相招；不足則復大開明史館，使夫懷故國之思者，或將集焉。上下四方，皆入其網矣，除吾所陳諸先生外，其倖免者寡也。而當時汲引最盛者，曰崑山徐。彼以南人，處文學最盛之區，一時魁儒大師，皆所素往還。既緣佞幸，驟獲寵貴，則以利祿相歆，以威勢相脅，而屢主文衡，久屍史職，務欲盡羅名宿，致諸門下。彼固不知學，而借門下食客以為之緣飾，既博禮士之名，復徼績學之譽，侈然以稽古之榮為餌，而使一世廉恥，浸潤以銷滅。士之弁髦氣節，以奔競諂諛為尚，其受徐氏之影響者最多焉。不然，有明三百年之所養，何一旦掃地以盡，若是速也！湯斌、李光地皆以大儒聞於清初，而斌以計斬明舊將李玉庭，光地賣其友陳夢雷，而主謀滅耿、鄭，皆坐是致貴顯。然斌之欺君，聖祖察之，光地之忘親貪位，彭鵬（閩人，給事中，與光地同鄉）劾之，即微論大節，其私德已不足表率流俗矣。而皆竊附程朱、陸王，以一代儒宗相扇耀，天下莫或非之。質而言之，彼二氏者，學術之醇，不及許衡，而隳棄名節與之相類；階進之正，不及公孫弘，而作偽日拙與之相類。程朱、陸王之學統，不幸而見篡於豎子，自茲以往，而宋明理學之末日至矣。毛奇齡乘時得位，雖不及崑山、睢州、安谿，而挾其雕蟲炙輠之才，行以狂悖恣肆之態，其戕賊學界，亦頗有力。全謝山著《毛檢討別傳》，於其生平行誼，魑魅魍魎，無遁形矣（毛自謂畫江之役，曾預義師，實則以鼓琴階進於保定伯毛有倫，事敗遂亡匿。毛嘗亡命為僧，自謂以選詩獲罪，實則殺人罪也。嘗聞緒論於閻百詩及施愚山，竊其唾餘以自炫；及夤緣預詞科得檢討，乃仇閻、施。其著《古文尚書冤辭》，專以強辯排百詩也，昔曾恩彼者皆怨報之。既貴，棄其糟糠婦。婦嘗對其門生張希良盡發奇齡平生醜行，至不堪入耳云云。此皆全氏《鮚埼亭集外編》所記也。論者或謂奇齡為兩橛人，猶未知其真相耳）。 彼其辯才既便給，記載既雜博，乃遍仇前哲，以文其小人無忌憚之行，肆口嫚罵，漢以後人無一得免。而其所最切齒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齒者為朱子。跡其所抨擊，純然市井無賴叫囂者之所為，稍有學養者，未必為動。但承其時學風尊漢蔑宋之機已動，而遵毛氏之教，可以悉舉名節閒檢而盪棄之，而不失為大儒，其便學者之私圖，孰有過是？上既有湯、李輩以偽君子相率，下復有奇齡等以真小人自豪，而皆負一世重名，以左右學界，清學之每下愈況也，復何怪焉，復何怪焉！後此袁枚、俞樾輩，皆直接汲毛氏之流；而間接受影響者，尚不可指數也。 自此以往，宋明學全絕，惟余經學考據獨專學界，爛然光華，遂入於近世第二期。 第二節 乾嘉間 吾論近世學派，謂其由演繹的進于歸納的，饒有科學之精神，且行分業之組織，而惜其僅用諸瑣瑣之考據。然則此學派之所以不盡其用者，原因何在乎？曰：是不一端，而時主之操縱其最也。自康雍間屢興文字獄，乾隆承之，周納愈酷。論井田封建稍近經世先王之志者，往往獲意外譴；乃至述懷感事，偶著之聲歌，遂罹文網者，趾相屬。又嚴結社講學之禁，晚明流風餘韻，銷匿不敢復出現。學者舉手投足，動遇荊棘，懷抱其才力智慧，無所復可用，乃駢輳於說經。昔傳內廷演劇，觸處忌諱，乃不得已專演《封神》《西遊》牛鬼蛇神種種詭狀，以求無過。本朝之治經術者亦然，銷其腦力及其日力於故紙之叢，苟以逭死而已。進化學家言：諸動物之毛羽為特別彩色者，皆緣夫有所避，而假以自衛。淘汰久之，而彩異遂獨發達。挽近漢學之昌明，稟茲例也。流風既播，則非是不見重於社會，幽眇相競，忘其故矣。嗚呼！斯學之敝中國久矣。顧以二百餘年瑰材軼能之士之腦識所集注，固一代思想之淵海也，可以無記乎！吾曾以桴亭、楊園比諸宋之泰山、徂徠，此言其學之相近耳。若以一代學界上位置論之，則閻、胡二子，可比孫、石；定宇、東原，其濂、洛也；高郵父子，其晦庵也。閻、胡為漢學祖，崑山（亭林）可謂祖之所自出（閻、胡之學實非傳自崑山，但言漢學者，多誦法崑山，故吾強名之）。其儼然組織著學統者，實始乾隆朝，一曰吳派，一曰皖派。吳派開祖曰惠定宇（棟）。定宇之先有何義門（焯）、陳少章（景雲）、沈歸愚（德潛），皆尚通洽，雜治經史文辭。定宇承其祖元龍（周惕）、父天牧（士奇）家學，益覃精經術，世稱「吳中三惠」。定宇著《九經古義》《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尚書考》《左傳補註》，皆精博有心得。其弟子最著者，曰江艮庭（聲）、余古農（蕭客）、王西莊（鳴盛）、錢竹汀（大昕）、王蘭泉（昶）。艮庭為《尚書集注音疏》，古農為《古經解鉤沉》，雖罕下己見，而搜討之勤，有足稱者。王、錢益推其術以治史學。西莊有《十七史商榷》，竹汀有《廿二史考異》，皆其支流也。蘭泉著《金石萃編》，金石釋經者宗焉。教於揚州，則有汪容甫（中）、劉端臨（台拱）稍稍上證諸子（汪所著《述學》有《荀卿通論》，劉著《荀子補註》）。古農弟子曰江鄭堂（藩），撰《國朝漢學師承記》，清儒家法流派，可得而稽焉，亦一學史也。皖派開祖曰戴東原（震）。東原生休寧，章炳麟氏謂休寧於江南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核而無蘊藉，蓋地理感化使然也。清代漢學，閻、胡作之，惠氏衍之，戴氏成之。東原少受學婺源江慎修（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復從定宇游，傳其學。著《東原集》《孟子字義疏證》《方言疏證》《考工記圖》《聲韻考》《聲類表》《爾雅文字表》等，而關於歷算、水地之著述猶多。其論學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乾嘉間學者以識字為求學第一義，自戴氏始也。其鄉里同學，有金輔之（榜）、程易疇（瑤田），後有凌次仲（廷堪）及三胡（匡衷、承珙、培翬），咸善治《禮》，而易疇尤明水地、聲律、工藝、穀食之學，而皆取師資於東原。東原弟子著者曰任幼植（大椿）、盧抱經（文弨）、孔巽軒（廣森）。幼植為《小學鉤沉》。抱經專事校勘，《大戴記》《逸周書》《荀子》《方言》《釋名》《春秋繁露》《白虎通》，皆所讎定（此外尚數種）。古書自是可讀焉。巽軒始治《公羊》，為言公羊學者之祖，然今文家弗善也。其尤著者曰金壇段若膺（玉裁）、高郵王懷祖（念孫）。若膺著《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韻表》，許學之淵藪也。懷祖著《廣雅疏證》《經傳釋詞》，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凡諸古書文義詰屈者，悉迎刃而解。以授其子伯申（引之），作《經義述聞》，訓詁之學至是圓滿矣。近世俞蔭甫（樾）為《古書疑義舉例》，稟高郵學，而分別部居之。而最近則馬眉叔（建忠）著《文通》，亦憑藉高郵（眉叔著書時，余在上海，居相鄰，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於《經傳釋詞》《古書疑義舉例》者獨多也），創前古未有之業。中國之有文典，自馬氏始；推其所自出，則亦食戴學之賜也。當是時，天子方開四庫館以藻飾太平，而東原實總館事（《四庫總目提要》，其大部分出東原手，紀文達屍其名耳）。彼之學既足以睥睨一世，而復祭酒於首善之區，以是戴氏學掩襲天下。清之漢學家，大率專事考據，不復與宋明儒者爭席。惟東原著《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以其心得者， 以與新安、姚江爭，則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言曰：「君子之治天下也， 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而極言無欲為異氏之學，謂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焉。此其言頗有近於泰西近世所謂樂利主義者，不可謂非哲學派中一支流。雖然，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節之猶懼不蔇，而豈復勞戴氏之教猱升木為也。二百年來學者，記誦日博，而廉恥日喪，戴氏其與有罪矣。（以上敘傳授派別，頗采章氏《訄書》而增補之，且自下斷案。著者附識） 吳、皖派別之說，出自江氏《漢學師承記》，而章氏辨之尤嚴。章氏謂吳學好博而尊聞，皖學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以為異諒也。雖然，東原固嘗受學於惠氏，則吳、皖可雲同源。戴之視惠，猶惠之視閻、胡也。故清之休寧，可比明之姚江。姚江出而舉天下皆姚江學，即有他派，附庸而已；休寧亦然，乾嘉間休寧以外之學術，皆附庸也。雖然，其學實僅盛於江左。江左以外各省學子，雖往往傳習，然不能成家。其稍有系統之可言者，則孔巽軒以其學衍于山東，繼起者有郝恂九（懿行）、桂未谷（馥），皆卓然成一家言。侯君模（康）以其學衍於嶺南，阮芸台（元）督粵，創學海堂，輯刻《皇清經解》，於是其學風大播於吾粵。道、咸以降，江、浙衰而粵轉盛。雖然，名家者無一焉。最著為陳蘭甫（灃），謬溝合漢、宋，以博創穫之譽，其細已甚，而去戴學抑愈遠矣。 其時以大人先生而鼓吹左右茲學最有力者，曰紀曉嵐（昀）、阮芸台（元）、畢秋帆（沅），然皆不能自名其家，其著述或多假於食客之手，於學界殆不足道。而紀氏以佞幸處向、歆之地位，苟媚時主，微詞尖語，顛倒黑白，於人心風俗所影響，固不細也。 惠、戴之學，固無益於人國，然為群經忠僕，使後此治國學者省無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誣也。二百年來諸大師，往往注畢生之力於一經，其疏注之宏博精確，誠有足與國學俱不朽者。於《易》則有惠氏（棟）之《周易述》，江氏（藩）之《周易述補》，張氏（惠言）之《周易虞氏義》；於《書》則有江氏（聲）之《集注音疏》，王氏（鳴盛）之《後案》，孫氏（星衍）之《今古文註疏》；於《詩》則有馬氏（瑞辰）之《傳箋通釋》，胡氏（承珙）之《後箋》，陳氏（奐）之《傳疏》；於《禮》則有張氏（惠言）之《圖》，胡氏（培翬）之《正義》；於《周禮》則有孫氏（詒讓，今人）之《正義》；於《春秋左氏傳》則有劉氏（文淇）之《正義》；《公羊傳》則有陳氏（立）之《義疏》，《榖梁傳》則有鍾氏（文烝）之《補註》；於《論語》則有劉氏（寶楠）之《正義》；於《孝經》則有皮氏（錫瑞，今人）之《鄭註疏》；於《爾雅》則有邵氏（晉涵）之《正義》，郝氏（懿行）之《義疏》；於《孟子》則有焦氏（循）之《正義》；類皆曠古絕作。蓋取精多，用物宏，時代使然也。西諺曰：「羅馬非一日之羅馬。」吾於陳碩甫之《毛詩》，胡竹村之《儀禮》、陳卓人之《公羊》、孫仲容之《周禮》見之矣。其在《十三經》以外者，則如孔氏（廣森）之《大戴禮記補註》，龔氏（麗正）之《國語疏》，陳氏（立）之《白虎通疏證》，朱氏（右曾）之《逸周書校釋》，其功皆足多焉。若段氏之《說文》，王氏之《廣雅》，尤為茲學之中堅，前簡論之，今不具也。 以上為乾嘉間學統之正派。 其時與惠、戴學樹敵者曰桐城派。方東樹著《漢學商兌》，抨擊不遺餘力，其文辭斐然，論鋒敏銳，所攻者間亦中癥結。雖然，漢學固可議，顧桐城一派，非能議漢學之人，其學亦非惠、戴敵，故往而輒敗也。桐城派巨子，曰方望溪（苞）、姚姬傳（鼐）。方、姚固文人，而自謂屍程朱之傳，其實所自得者至淺薄。姬傳與東原論學，數牴牾，故經學家與文學家始交惡雲。自宋歐陽廬陵有「因文見道」之說，厥後文士，往往自托於道學。平心論之，惠、戴之學，與方、姚之文，等無用也，而百年以往，國學史上之位置，方、姚視惠、戴何如哉！ 自康雍以還，號稱以朱學名家者，若熊賜履、陳宏謀、陳鵬年、楊名時、朱軾、李紱、孫嘉淦，大率皆以高位負時望，承風者固大儒之號以奉之，實則於學界不有影響。蓋宋學之微久矣，方、姚以後，益更不競。其間惟王白田（懋竑）著《朱子年譜考異》，真治朱學者，一人而已（唐鑒著《國朝學案小識》，專持門戶，而派別紊亂，文體拙劣，等諸自鄶也）。 復有浙東學派者，與吳派、皖派不相非，其精闢不逮，而致用過之。其源出於梨洲、季野而尊史。其巨子曰邵二雲（晉涵）、全謝山（祖望）、章實齋（學誠）。二雲預修國史，以記誦之博聞天下（在國史館中，先朝史冊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頁，百不失一雲），江藩謂二雲卒而江南之文獻雲亡。謝山於明末遺事記載最詳，故國之感往往盈紙，南雷學統，此其一線也。實齋為《文史通義》，批郤導窾，雖劉子元蔑以過也；其《校讎通義》，啟研究周秦學之端矣。吾於諸派中寧尊浙東。 趙甌北（翼）之《廿二史札記》，其考據之部分，與西莊、辛楣相類，顧其採集論斷，屬辭比事，有足多者。其派寧近於浙東。或曰：其攘章實齋遺稿者過半雲。無左證，不敢妄以私德蔑前輩也。其餘治史者多，率皆汲王、錢之流，不足道。 乾嘉間王學之絕已久，中間惟羅台山（有高）、汪愛廬（縉）、彭尺木（紹升），獨從王學入，而皆歸宿於佛門。台山、尺木，尤勇猛精進，大澈大悟，彼時代之一異色也。其學不光大，影響蓋微。 第三節 最近世 其最近數十年來，崛起之學術，與惠、戴爭席，而駸駸相勝者，曰西漢今文之學。首倡之者為武進莊方耕（存與），著《春秋正辭》。方耕與東原同時，相友善，然其學不相師也。戴學治經訓，而博遍群經；莊學治經義，而約取《春秋公羊傳》。東原弟子孔巽軒（廣森）雖嘗為《公羊通義》，然不達今文家法，膚淺無條理，不足道也。方耕弟子劉申受（逢祿），始專主董仲舒、李育，為《公羊釋例》，實為治今文學者不祧之祖。逮道光間，其學浸盛。最著者曰仁和龔定庵（自珍），曰邵陽魏默深（源）。定庵有《文集》三卷，《續集》四卷。定庵，段茂堂外孫也，其小學多得自段氏，而經義則挹自莊、劉；又好治史，憙章實齋之學，言《六經》皆史；又學佛，欲排禪宗，衍教下三家。其思想蓋甚複雜。然其於《春秋》蓋有心得，能以恢詭淵眇之理想，證衍古誼。其於專制政體，疾之滋甚，《集》中屢嘆恨焉（《集》中如《古史鉤沉論》《乙丙之際著議》《京師樂籍說》《尊任》《尊隱》《撰四等十儀》《壬癸之際胎觀》等篇，皆頗明民權之義。其餘東鱗西爪，全集往往見），又頗明社會主義，能知治本[龔集《平均篇》云：「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郁之久乃必發，為兵燹，為疫癘。（中略）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則至喪天下。」此近世泰西社會學家言根本之觀念也]。當嘉道間，舉國醉夢於承平，而定庵憂之，儳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莫能及也。生網密之世，風議隱約，不能盡言，其文又瑰瑋連犿，淺學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雖然，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嚮導，必數定庵。吾見並世諸賢，其能為現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當其始讀《定庵集》，其腦識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夫以十年以來，歐、美學澎湃輸入，雖乳臭之子，其眇思醰說，皆能軼定庵；顧定庵生百年前而乃有此，未可以少年喜謗前輩也。然定庵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勝，故細行多不檢，其惡習影響於新學界者，亦有焉。 前此治今文者，則《春秋》而已，至魏默深乃推及它經，著《詩古微》《書古微》《詩》主齊、魯、韓，《書》主歐陽、大小夏侯，而排斥毛、鄭不遺餘力。由今日視之，其無謂亦甚矣。然一家之言，不可誣也（餘杭章氏謂「齊、魯、韓、歐陽、大小夏侯各有師法，故不一致；而齊、魯、大小夏侯，尤相攻如仇。魏氏不知師法略例，一切混合，殊無條理」云云。是誠中魏氏之失。但今文經說中，雖互有歧異，然其歧異與今古文之歧異相比較，則異中仍從同也。譬之則如景教之新、舊教。新教中派別數十，亦各相非；然以之與羅馬舊教相比較，則新、舊異點甚大，而新派中之支派，其異點甚小也。不得以此遽抹煞魏氏學）。魏氏又好言經世之術，為《海國圖志》，獎厲國民對外之觀念。其書在今日，不過束閣覆瓿之價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此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霸，或不免於洴澼洸，豈不然哉！ 數新思想之萌櫱，其因緣固不得不遠溯龔、魏。而二子皆治今文學，然則今文學與新思想之關係，果如是密切乎？曰：是又不然。二子固非能純治今文者，即今文學亦安得有爾許魔力！欲明其理，請征泰西。夫泰西古學復興，遂開近世之治。謂希臘古學，果與近世科學、哲學有不可離之關係乎？殆未必然。然銅山崩而洛鍾應者，其機固若是也。凡社會思想，束縛於一途者既久，驟有人焉沖其藩籬而陷之，其所發明者，不必其遂有當於真理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則自能震聳一般之耳目，而導以一線光明。此懷疑派所以與學界革命常相緣也。今文家言，一種之懷疑派也。二百年間支配全學界最有力之一舊說，舉凡學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門為恥者，而忽別樹一幟以與之抗。此幾一動，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後之人乃競起而疑之；疑之不已，而俶詭之論起焉；俶詭之論多，優勝劣敗，真理斯出。故懷疑派之後，恆繼以詭辯派；詭辯派之後，而學界革命遂成立。此征諸古今中外而皆然者也。今文之學，對於有清一代學術之中堅而懷疑者也。龔、魏及祖述龔、魏之徒，則近於詭辯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茲一變矣。今勿具論。其與龔、魏相先後而其學統有因緣者，則有若陽湖李申耆（兆洛）、長洲宋於庭（翔鳳）、仁和邵位西（懿辰）。宋氏傅會太過，支離太甚，不足以當巨子。李氏明算，長於地理，其治經則排斥《周官》特甚。邵氏則卓然一經師也。蓋申耆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詩》、今文《書》，而位西則言今文《禮》，著《禮經通論》，以《逸禮》三十九篇為劉歆矯造。自是群經今文說皆出。而湘潭王壬秋（闓運），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平），集其大成。王氏遍注群經，不齗齗於攻古文，而不得不推為今學大師。蓋王氏以《公羊》說《六經》，《公羊》實今學中堅也。廖氏受師說而附益之，著書乃及百種，可謂不憚煩（其門人某著有《廖氏經學叢書百種解題》。又廖所著書，其目皆見於《光緒井研志》），而其說亦屢變。初言古文為周公，今文為孔子；次言今文為孔之真，古文為劉之偽；最後乃言今文為小統，古文為大統。其最後說，則戊戌以後，懼禍而支離之也。早歲實有所心得，儼然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晚節則幾於自賣其學，進退失據矣。至乃牽合附會，摭拾《六經》字面上碎文只義，以比附泰西之譯語，至不足道。雖然，固集數十年來今學之大成者，好學深思之譽，不能沒也。蓋自今古之訟既興，於是朱右曾有《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陳喬樅有《今文尚書經說考》《三家詩遺說考》《齊詩翼氏學疏證》，陳立有《公羊義疏》，專憑西漢博士說以釋經義者間出，逮廖氏而波瀾壯闊極矣。 吾師南海康先生，少從學於同縣朱子襄先生（次琦）。朱先生講陸、王學於舉世不講之日，而尤好言歷史法製得失。其治經則綜糅漢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頗出自井研，不可誣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疇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惟牽於例，故還珠而買櫝；惟究於義，故藏往而知來。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改制之義立，則以為《春秋》者，絀君威而申人權，夷貴族而尚平等，去內競而歸統一，革習慣而尊法治。此南海之言也。疇昔吾國學子，對於法制之觀念，有補苴，無更革；其對於政府之觀念，有服從，有勸諫，無反抗。雖由霸者之積威，抑亦誤學孔子，謂教義固如是也！南海則對於此種觀念，施根本的療治也。三世之義立，則以進化之理，釋經世之志，遍讀群書，而無所於閡，而導人以向後之希望，現在之義務。夫三世之義，自何、邵公以來，久暗㫚焉。南海之倡此，在達爾文主義未輸入中國以前，不可謂非一大發明也。南海以其所懷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國人之思想束縛既久，不可以猝易，則以其所尊信之人為鵠，就其所能解者而導之。此南海說經之微意也。而其影響，則既若此。近十年來，我思想界之發達，雖由時勢所造成，歐美科學所簸功；然謂南海學說無絲毫之功，雖極惡南海者，猶不能違心而為斯言也。南海之功安在？則亦解二千年來人心之縛，使之敢於懷疑，而導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徑而已。自茲以還，瀏陽譚壯飛（嗣同）著《仁學》，乃舉其冥想所得、實驗所得、聽受所得者， 盡發之而無餘，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 挽近學界，對於孔子而試挑戰者，頗不乏人。若孔子之為教主與非教主也，孔子在三千年來學界之功罪也，孔子與六家九流之優劣比較也，孔子與泰西今古尊哲之優劣比較也，莽然並起，為學界一大問題。顧無論或推尊之，或謗議之，要之其對於孔子之觀念，以視十年前，劃若鴻溝矣。何也？自董仲舒定一尊以來，以至康南海《孔子改制考》出世之日，學者之對於孔子，未有敢下評論者也。恰如人民對於神聖不可侵犯之君權，視為與我異位，無所容其思議，而及今乃始有研究君權之性質，擬議其長短得失者。夫至於取其性質而研究之，則不惟反對焉者之識想一變，即贊成焉者之識想亦一變矣。所謂脫羈軛而得自由者，其幾即在此而已。 綜舉有清一代之學術，大抵述而無作，學而不思，故可謂之為思想最衰時代。雖然，《剝》與《復》相倚，其更化之機，章章然次第進行。通二百六十年間觀察之，有不可思議之一理趣出焉，非人力所能為也。順治、康熙間，承前明之遺，夏峰、梨洲、二曲諸賢尚以王學教後輩，門生弟子遍天下，則明學實占學界第一之位置。然晚明偽王學猖狂之習，已為社會所厭倦，雖極力提倡，終不可以久存，故康熙中葉遂絕跡。時則考據家言，雖始萌芽，顧未能盛。而時主所好尚，學子所崇拜者，皆言程、朱學者流也，則宋學占學界上第一之位置。顧亭林日勸學者讀註疏，為漢學之先河。其時學者漸厭宋學之空疏武斷，而未能悉折衷於遠古，於是借陸德明、孔沖遠為嚮導，故六朝、三唐學實占學界上第一之位置。惠、戴學行，謂漢儒去古最近，適於為聖言通鞮象，一時靡其風，家稱賈、馬，人說許、鄭，則東漢學占學界上第一之位置。莊、劉別興，魏、邵繼踵，謂晚出學說非真，而必溯源於西京博士之所傳，於是標今文以自別於古，與乾嘉極盛之學派挑戰。抑不徒今文家然也，陳碩甫作《詩疏》，亦申毛黜鄭，同為古學，而必右遠古，鄭學日見掊擊。而治文字者，亦往往據鼎彝遺文以糾叔重，則西漢學占學界第一之位置。乾嘉以還，學者多讎正先秦古籍，漸可得讀。二十年來，南海言孔子改制創新教，且言周秦諸子皆改制創新教（見南海所著《孔子改制考》卷二、卷三），於是於孔教宗門以內，有游、夏、孟、荀異同優劣之比較。[南海尊《禮運》「大同」義，謂傳自子游，其衍為子思、孟子。《荀子·非十二子篇》，其非思、孟之言曰：「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其證也。子夏傳經，其與荀卿之淵源，見於《漢書·藝文志》。故南海謂子游受微言以傳諸孟子，子夏受大義以傳諸荀子。微言為太平世大同教，大義為昇平世小康教。因此導入政治問題，美孟而劇荀，發明當由專制進為立憲、共和之理。其言有倫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之大義，次排荀學以追孔子之微言，此南海所以與井研異也。井研為無意識之排古，南海則有所為而排之，以求達一高尚之目的也。謗者或以為是康教非孔教，顧《禮運》《孟子》《公羊傳》之言不可得削也。就令非孔子而為康所託，其托之也，則亦於社會上有絕大關係明矣。夫在今日，雖以小學校之學僮，固莫不口英、美之政體，手盧、孟之著書矣。二十年前，昌言之者誰耶？知之者或多，昌之者惟一。或又曰：南海欲言則自言之耳，何必托於孔子？夫南海之於孔子，固心悅誠服者。謂彼為托，彼不任受也。抑亦思今日國中，聞立憲、共和之論而卻走者，尚占大多數；二十年前，不引征先聖最有力之學說以為奧援，安能樹一壁壘，與二千年之勍敵抗耶？《孟子》曰：「知人論世。」烏可以今而例昔也！鄙人非阿其所好，顧以為今後之學界對於南海，總當表謝意，此公言也。今之青年，能譯讀南海所未讀之新書，能受習南海所未受之學說，固也；顧其所發明，所心得，吾猶未知視南海何如。以吾所見南海所著之《大同學》，其淵眇繁賾之理想，恐尚非今之青年所能幾也（南海在印度始寫定之，吾今春在香港始見之。其通於世間、出世間而斟酌不二法門，實有不可思議者存。吾未能多讀西書，就所已見者，則南海之書，猶為創說也。以太駭俗，且當今日政界、學界無秩序之時發布之，必更滋流弊，故只得秘之。其手寫本今在順德麥孟華所）。藉曰過之也，亦地位所宜然，二十年後後輩之視我等，亦猶我等視二十年之前輩也。不然，今日日本之學生，任舉一人，其所稗販之學說，豈不多於福澤諭吉耶？非吾敬南海而欲強國人以敬南海，即吾於南海之說，其不肯苟同者，固往往有焉矣，顧其惠我以思想界之感化者，則烏可忘也！吾以為吾輩對於前輩之學說，其有粗略者，則補助之；其有不同意者，則駁正之，皆應盡之義務也。若囂囂然挾其一得，相率以輕薄之言橫相諷刺，甚乃毛舉細故，為人身之攻擊，適見其敖而澆耳。孔子曰：「民德歸厚矣。」以不厚為學風，夫豈學界之吉祥善事耶？又近世新學者流，動輒以排孔為能。夫以支配二千年人心之一巨體，一旦開其思想自由之路，則其對之也，有矯枉過直之評論，是誠所難免。即鄙人於數年前保教之迷信，固亦棄擲之矣。雖然，日日掊擊孔子，試問於學界前途果有益乎？夫今後國人之思想，其必不能復以二千年之古籍束縛之也，洞若觀火矣。然則孔子學說，無論如何，斷不能為今後進步之障，而攻之者豈復有所不得已者存也？彼狂妄少年，肆口嫚罵者，無傷於日月，不足道也；而一二魁儒之必與孔子為難者，則於舊倫理有所不滿意。謂孔教以家族為單位，使我國久困宗法社會，不能入國民社會者，孔子也；謂孔子假君主以威權，使二千年民賊得利用之以為護符者，孔子也。斯固然也，曾亦思「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非孔子之言耶？在排孔者曷嘗忘諸，顧隱而不言，而惟舉其可難者以相難，則或有所為而亢世子法於伯禽，或侈其辯以為名高耳。夫二千年來之倫理，固一出於孔子小康教範圍之內。而孔子著述言論，其屬於小康範圍者十而八九，此無容諱者也。然謂此為孔子獨一無二之教指，寧可謂平？《春秋》必立三世，則何以故也？《禮運》豈不明言「丘未之逮而有志」也？試思孔子當日之社會，群雄角立，同族相競，非希望得一強大之中央政府何以為治？而社會結合力薄弱之時，家族制度又安可闕也？孔子不欲導民以進化則已耳，苟其欲之，則安能躐小康之一階級？故大同之義，只能微言之，虛懸以俟後聖，是得為孔子罪矣乎？我輩今日若以為小康之統既積久而敝，不適於今也，則發其微言可耳。計不出此，而以國人最信仰之人物資敵，使民賊得盾焉，以號召中立黨而弱我，吾未見其利，而先睹其害耳。且一民族之心理，必有所系然後能結合而為有秩序之進步。今當青黃不接之交，學者方倀倀無適從，而先取一最有價值之人物而踣之，在立言者之意，曷嘗不欲補偏救弊，棄短取長？其奈和之者必變本加厲，一嘯而百吟，一趨而百奔，乃將曰：彼號為聖人百世師者，其學識乃尚不及我，其訓言安足信？其所謂道德之責任安足守？聖人百世師且然，他更何論矣！嗚呼！是豈不舉天下而洪水猛獸之也。今者其機已大動矣，仁人君子可無懼耶？美總統盧斯福演說嘗有言，謂業報館者，作煽動之文字，最受一般之歡迎，而於國家無益；作忠實之文字，最受一般之冷視，而國家終收良結果焉（盧氏業報館二十年，自道其經驗）。吾以為排孔論與夫與排孔論同性質者，皆煽動之也。鄙人昔者固嘗好為之矣，今則寧受多數之冷視，不願受無益之歡迎，亦欲與中國有言責者共商榷之。偶有所觸，言之曼衍，與標題之旨，幾為馬牛風。讀者諒其為忠實之言，不苛責焉，固所望也]於孔教宗門以外，有孔、老、墨及其他九流異同優劣之比較。凡所謂辨，悉從其朔，故先秦學占學界第一之位置。今更表列其變遷之狀。 上表不過勉分時代，其實各期銜接攙雜，有相互之關係，非能劃若鴻溝。讀者勿刻舟求之。 由此觀之，本朝二百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年之學術，倒影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觀象誰造之？曰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凡一社會之秀異者，其聰明才力必有所用。用之於一方既久，則精華既竭，後起者無復自樹立之餘地，故思別闢新殖民地以騁其腦識。宋學極盛數百年，故受以漢學；漢學極盛數百年，故受以先秦。循茲例也，此通諸時代而皆同者也。其在前兩期，則霸者之所以監民也至嚴，學者用其聰明才力於他途，或將以自焚，故不得不自錮於無用之用，此惠、戴所以代朱、王也。其在第三期，天下漸多事，監者稍稍弛，而國中方以治經為最高之名譽，學者猶以不附名經師為恥，故別出一途以自重。吾欲名惠、戴一派為純正經學，名龔、魏一派為應用經學，雖似戲言，實確論也。其在第四期，則世變日亟，而與域外之交通大開。世變亟，則將窮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對於觀今社會根本的組織，起懷疑焉；交通開，則有他社會之思想輸入以為比較，而激刺之、淬厲之。康、譚一派，所由起也。要而論之，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古學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鬱郁，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 道、咸、同間，今文學雖興，而古文學尚不衰，往往有名其家者，說詳前節。治經之外，則金石一學，幾以附庸蔚為大國。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雖真贗間雜，然搜討之勤，亦足多也。西人治史者，皆以此為一重要之補助學科。前輩致力於此，為將來撰國史者儲材，致可感謝矣。如最近發見龜甲文字，可為我族民與巴比倫同祖之一證，孰謂其玩物喪志也耶？咸同間好之者遍天下，而福山王蓮生（懿榮）、吳縣潘伯寅（祖蔭）、滿洲盛伯熙（昱），最名其家。又古佚書亦史學補助學科所必需。挽近以來，輯佚學大盛，亦為後史造資料。最博備者，則烏程嚴景文（可均）之《全上古三代漢魏文》，歷城馬竹吾（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自龔定庵好言佛，而近今學界代表之數君子，大率與定庵有淵源，故亦皆治佛學，如南海、壯飛及錢塘夏穗卿（曾佑）其人也。雖由其根器深厚，或其所證過於定庵，要之定庵為其導師，吾能知之。定庵與學界之關係，誠複雜哉！ 天算之學，自王寅旭、梅定九大啟其緒，爾後經師殆莫不明算，故諸實用科學中，此為獨盛。阮氏（元）《疇人傳》，羅氏（士琳）《疇人傳補》，備載之。咸同間，則海寧李壬叔（善蘭）、金匱華若汀（衡芳）最名家。壬叔續譯成《幾何原本》，若汀譯《奈端數理》，未卒業（若汀先生於丁酉冬，以其所譯《奈端數理》屬鄙人，使校印之。未印而戊戌難作，行篋書物悉散佚，茲編與焉。七年來，耿耿負疚，不能去懷。微聞此編未遭浩劫，為競賣者所得，未知今歸誰氏。海內君子有藏之者，幸付梓人，公之於世，既以惠我學界，亦使鄙人對於譯者得贖重咎也）。 海禁既開，譯事萌櫱。遊學歐、美者亦以百數，然無分毫影響於學界。惟候官嚴幾道（復）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等書，大蘇潤思想界。十年來思想之丕變，嚴氏大有力焉。顧日本慶應至明治初元，僅數年間，而泰西新學披靡全國。我國閱四五十年，而僅得獨一無二之嚴氏，雖曰政府不良，有以窒之，而士之學于海外者，毋亦太負祖國耶？戊戌、庚子以還，日本江戶為懋遷新思想之一孔道。逾海負笈，月以百計，學生闐黌塾，譯本如鯽魚，言論驚老宿，聲勢懾政府。自今以往，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御矣。今始萌芽，雖龐雜不可方物，莫能成一家言，顧吾儕今日，只能對於後輩而盡播種之義務，耘之獲之，自有人焉。但使國不亡，則新政府建立後二十年，必將有放大光明、持大名譽於全世界學界者。吾詗諸我先民，吾能信之。雖然，吾更欲有一言：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將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於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於國學，然後能收其效。以嚴氏與其他留學歐、美之學僮相比較，其明效大驗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國學為我青年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