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與算盤 · 第一章：處世與信條
《論語》里的經商之道
即使在今天，當我們談論到道德時，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論語》仍然起著至關重要的參照作用。對於這一點，相信讀過的人應該是深有體會。
論語與算盤，乍一看，兩者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八竿子都打不出什麼關係來。可是，在我看來，算盤因有了《論語》而打得更好；而《論語》加上算盤才能讓讀者悟出真正的致富之道，它們二者息息相通，缺一不可。關係可以說是，遠在天邊，近在咫尺。
在我70歲時，一位友人送給我一幅畫。畫的一邊畫著論語與算盤，另一邊則畫著一頂大禮帽和日本刀。有一天，學者三島毅先生來拜訪我，看了這幅畫，覺得很有趣，就說：「我是熟讀《論語》的人，你是專攻算盤的人，既然現在這專攻算盤的人都已經開始鑽研起《論語》來了，那我這熟讀《論語》的人也不得不好好研究一下算盤了，我要和你一起努力，一定要讓它們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後來，他還專門就論語與算盤的關係，寫了一篇文章，並且列舉了很多事實和證據，來說明道理、事實和利益三者的一致性。
我一直都認為，人只有懷著一種強烈的不斷進步的欲望，才能成功。那些只會整天空談理想、愛慕虛榮的人是很難有什麼作為的。所以，我希望政界和軍界能少一些爭權奪利和飛揚跋扈，而實業界能再多努力一點，多為我們的國家創造財富，只有民富了，國家才能富。
可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增加財富並讓財富永存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立足於仁義道德，用正當的手段去致富，這樣的財富才能長久。因此，當務之急就是要縮短論語與算盤的差距，讓二者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士魂商才
從前，在日本平安前期有個文人兼政治家——菅原道真，他非常提倡把日本固有的民族精神和中國學問相結合的「和魂漢才」，我覺得很有意思，也非常贊同。為此，還提出了自己的「士魂商才」。
所謂的和魂漢才就是要以日本所特有的日本魂作為根基，認真學習在政治和文化上都領先自己的中國，以培養自己的人才。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文化發展比較早，又有像孔子、孟子這樣的偉大聖人作為先驅，因而中國的文化、學術和書籍浩瀚無邊。其中又以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論語》為中心。另外，據說就連記述禹、湯、文，武、周公事跡的《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等都是由孔子編撰而成的，所以一提到漢學，首先就想到了孔子。據說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論語》，是菅原道真公最喜歡讀的書。相傳在應仁天皇時代，菅原道真公還把百濟學者王仁進獻給朝廷的《論語》和《千字文》親自抄錄了一遍，獻給了伊勢神廟，這就是現存的菅原版的《論語》。
士魂商才也正是這個意思，如果想在這個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受世人敬仰和愛戴，那在為人處世上就一定要有士魂，但如果僅有士魂而無商才的話，也不能在經濟上立於不敗之地，所以士魂與商才在人之修為上缺一不可。那又該如何培養士魂呢？書本當然是一處可以汲取這門知識的好地方。不過我認為，所有書籍，只有《論語》才是最能培養士魂底蘊的根本。
至於商才，《論語》同樣也是學習的不二選擇。
乍一看，一本關於說道德的書跟商才應該沒有什麼具體關係，可是，我們不能忘了，商才是以道德為本的。沒有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浮誇、謊話連篇、欺上瞞下等投機取巧的小聰明，絕對稱不上是商才。因此商才離不開道德，因而就只能靠論述道德的《論語》來提高自身修養了。同時，社會上魚龍混雜，如何才能更好地在這世事多艱的環境下生存也成了重中之重，如果你熟讀《論語》，相信它一定會帶給你很大的驚喜。因此，我一生都尊崇聖人孔子的教導，把《論語》當成一生的必修課。
日本也有很多值得推崇的賢人俊傑，其中最善於作戰而且又精通處世之道的要數德川家康將軍。正因為他對處世之道的精通，所以才有那麼多的英雄豪傑甘願為他所驅使，一起開創了15代的霸業，讓德川家族手握重權、屹立近三百年不倒，實在是偉大。
深諳處世之道的德川家康將軍也為我們後人留下了一筆關於更好為人處世的寶貴財富，其中《神君遺訓》就是他典型的代表作，充分地展示了他的處世之道。我曾經把《神君遺訓》和《論語》作過比較，我發現它們二者竟然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例如《神君遺訓》中的「人的一生猶如負重擔而行遠道」，不正是出自於《論語》中曾子所說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嗎？還有「責己不責人」則是出自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及勝於過」與孔子所教導的「過猶不及」是一樣的；「忍耐是安全長久之基，怒為大敵」，即為「克己復禮」；另外，「人貴有自知之明，如草葉上的露水，重則落」，是告誡人要安分守己的意思；還有「常思及不自由，就能知足心中有非分之望時，宜回想一下窮困之時」或「知勝不知負，害必至於身」等等，這樣類似的說法都能在《論語》中找到出處。
由此可見，德川家康家族之所以能開創如此宏偉的霸業，很大一部分都要歸功於《論語》。
日本的大多數國民都認為漢學的教義就是肯定禪讓討伐，這與日本的國體相違背，其實這是一種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說法。我們看看孔子所說的「謂韶，盡善矣，又盡美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就能明白。韶樂講述的是堯讓位於舜的事，而堯讓位的動機是因為他欣賞舜的品德，因而歌頌這件事的音樂也是盡善盡美；武樂歌唱的是武王伐紂的事，雖然武王賢德，可畢竟是他挑起的戰爭，所以歌頌他的音樂未能達到盡善盡美的效果。僅從這一個觀點，我們就能判斷孔子是沒有完全肯定討伐的。
我們在評價一個人時，不應該單單只看他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還要考慮到他所處的時代，很多時候都是身不由己的。孔子因為他正好生活在西周，所以就算他對西周有諸多不滿，也不能批評得太過露骨，只能婉轉地用「盡美未盡善」這樣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可惜的是孔子沒有見過我們日本萬世一系的國體，也不了解我們這樣的國體，如果他生在日本，或是遊歷過日本，了解到了我們的國體，指不定會怎麼讚嘆呢！
因而大家在談論孔子的學問之前，最好一定要先研究一下他的精神。如果眼光不夠犀利，是體味不出孔子學問的真諦的。
因此，我認為，人生在世，如果想深諳處世之道，必定先要熟讀《論語》。隨著世界的進步，從歐美也傳來了許多新的學說，當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見的好東西，但我看來，它們仍與一些古老的學說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只是措詞更新穎一些罷了。所以，新的東西我們要嘗試著接受，對於古老的東方文化，我們也絕不能捨棄。
天命不可違
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該句中提到的天指的是什麼呢？我個人認為，孔子的「天」是指天命的意思。
人生在世，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都是與生俱來的天命所歸。草木有草木的天命，鳥獸有鳥獸的天命，人也有人的天命。就像同樣的人，有人賣酒，有人卻賣餅。這種天命是上蒼安排給我們的，無論你是賢是庸，是奸是忠，都不得不服從天命的安排。就像是堯，他不能讓自己的兒子丹朱繼承帝位，舜也不能讓太子商均繼位一樣，這些都是上天的安排，是人力所不能改變的。又像草木始終都是草木，想要變成鳥獸是不可能的；同樣的道理，鳥獸也是不能變成草木的。天命所歸，萬物只能順從天命的安排。
所以，孔子所說的「獲罪於天」的意思也就不言而喻了。就是指人如果不合常理地做出一些違背大自然的事，必然會招致惡果。是想逃都逃不掉的，這就是「無所禱也」的意思。
分別出自於《論語·陽貨》和《萬章》中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和「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矣。」就是說，人如果不合常理地做出違背大自然的事，得罪了上天，就算天且不言語懲罰，可是隨著周圍環境或人事的改變，也一定會讓人感到痛苦，這就是所謂的「天譴」。人類就算想盡一切方法要逃避天譴，最終也只會是徒勞。正如世間萬事萬物隨著四季交替而變化，而生長，不違背各自規律一樣，人類也不能擅自違背，這就是天命不可違。
孔子在《中庸》的開頭所說的「天命之謂性」也是這個道理。因果報應循環往復也是天命。人只有順應天命，遵循自然規律，不做問心有愧的事，就會像孔子所說的「天生德於予，桓魁其如予何」（《論語·述而》）那樣，充滿信心，得到安身立命的真正本領。
怎樣識人
佐藤一齋先生認為，如果根據初次見面的第一印象來判斷一個人，是最好的，也是最正確的識人方法。他所著的《言志錄》里有這樣一句話「初見時的觀察，多半無誤。」一齋先生說得很有道理，大家都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覺，和一個人接觸得越多，你對他的判斷也就會顧慮太多，從而出錯機率同樣也就多。因為初次見面時，沒有摻雜任何的感情因素在其中，就算對方有偽裝的痕跡，你也一眼就能識別出來。可隨著見面次數的增加，則很容易受到他人情感因素的干擾，從而容易做出錯誤的判斷。
孟子的觀人方法則是根據一個人的眼睛，正如他在《孟子·離婁上》說的：「存乎人者，其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蚝焉。」孟子認為，一個人要是心地不純，他的眼睛就會飄忽不定；而一個心地純正的人，他的眼睛就會清澈透明。這種判斷人的方法也是相當準確的。只要細心地觀察一個人的眼睛，就能大體上知道他是正是邪，是善是惡。
《論語·為政》上說：「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看來，孔子的識人方法也用到了佐藤一齋先生的這種第一印象觀人法和孟子的看人眼睛觀察法，這兩種應用都是很有效的，都能基本上識別一個人。可是，如果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一個人，單憑這兩點就不夠了。必須遵從孔子的遺訓，充分地運用上面所說的三種方法：視、觀、察，使它們相結合，從而得出最正確的判斷。
視和觀在日語中都是看的意思，只是前者是指單純的用肉眼去看外表，而後者除了看外表之外，還必須用心去看，去體會。也就是說，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觀察人物的方法，首先是根據一個人的外表去判斷他的善惡忠奸，然後再更進一步地了解他的動機，滿足於什麼樣的生活，只有這樣，一個完整的人才能真實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如果一個人從表面上看起來正直不阿，可是為人處世動機不純，那他也絕對稱不上是一個正直的人。還有一種人，平日碌碌無為，沒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壞事，心地和動機也都很純正，安於眼前的生活，但他有時也會禁不住誘惑，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危害人的事。所以，行為、動機以及滿足度這三者相輔相成，三者都做到完美才能稱得上是一個正直的人。
《論語》是適合所有人的經典
自從我在明治六年（1873年）辭去官職，開始從事夢寐以求的實業以來，就和《論語》結下了不解之緣。初成商人的我除了有欣喜之外，更多的就是迷惑與不安。因為商人素來都是以錙銖必較而聞名的，那我最終也會不會變成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呢？我如何才能在這渾水裡，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一展自己的遠大抱負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很慶幸自己之前就讀過《論語》。在我看來，它不僅是一本能教導人修身養性的好書，而且能在它的教誨下更好地經商，大展宏圖。
那時，有一位後來官至大審院院長的姓玉乃的人，他在書法和文章方面的造詣都很高，而且為人嚴謹認真。在所有官員裡邊，數我和他最投機也最親近，大家都叫我們循吏（認真、守法、熱心為百姓的好官）。我們兩人幾乎同時晉升到副部長一級，並且為了日後能成為國務大臣而一同努力著。
所以，對於我突然辭官而從商這一舉動，他是最痛惜也是最不能接受的人，因而屢屢勸阻我。那時我正擔任井上先生的次官，他因為在官制問題上和內閣意見不同，所以憤然退出了政界，而我也追隨他離職了。我與井上先生的意見一致，可是，我離職的原因卻不是因為與內閣的意見不合，而是另有想法。
當時的日本，無論是政治，還是教育，都有要完善的地方。可我認為當務之急卻是商業。日本的商業處於一個最低谷的時期，商業不振，就無法為國家創造財富。因此，在改善其他方面的同時，也必須要大力振興商業。當時日本的固有觀念就是「經商無需學問」，還流傳著什麼「有了學問，反而有害」、「富不過三代」和「第三代是危險的一代」等無稽之談。我對此不屑一顧，下定決心一定要靠真正的知識來經商賺錢。
我這突如其來的舉動也確實讓我周圍的朋友們難以理解。在他們看來，我前程一片光明，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官至次長，而後就是國務大臣。他們都認為我是被金錢沖昏了頭腦，放著好好的為民請命的事不做，轉而投身一個滿是銅臭味的大染缸中。對於他們的想法，我一方面報以理解，另一方面也大大地反駁了他們的觀點。我對玉乃還有其他一些朋友們說起了《論語》，說起了趙普對《論語》的看法，有了「半部《論語》治天下，半部《論語》助自己修身養性」和「金錢不是罪，沒有金錢，國家怎麼能富強？人民怎麼能安居樂業？」和「人生在世，並不是只有做官才是唯一的出路」等等這樣的有利證詞，連玉乃最終都被我說服了。
從此，我更加努力地鑽研起《論語》了，無論多忙，我都不會錯過中村敬宇和信夫恕軒先生所講關於《論語》的課。最近，我還常去請教大學裡專為孩子們講解《論語》的宇野老師，只要是他的課，我必到，並且提出自己的疑問和見解，從中學到了很多。他的教學方法就是逐章講解，讓大家共同思考，等到大家都真正明白之後再往下講。雖然進度很慢，可大家卻真正學到了東西，所以他的課很受大家歡迎。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聽過五個人的《論語》講解了。因為我不是專業研究《論語》的學者，所以在之前的研究過程當中難免會碰到一些深刻以至於不能理解的地方。例如，《論語·泰伯》中有這樣一句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恥也。」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它的含義。
由於這次是勁頭十足地研究《論語》，所以我又從中領悟到了很多之前未曾領悟的道理。由此看來，《論語》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高不可攀，並不是只有學富五車的學者們才可以鑽研和理解的一門學問。《論語》本來是很好懂的。只是，經過我們一些學者的一番故弄玄虛之後，它被複雜化了，使得農、工、商階級的人不敢碰它了。其實，孔子他就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師，無論是農民還是商人都可以向他請教，而且他的言論都是很實用的，通俗易懂。
把握時機，隱忍制勝
如果一個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尤其是在青年時代就養成了逃避競爭的性格，那麼他就很難有進步的可能，從而也就不會有成功的希望了。只有競爭，社會才能進步，才會獲得更好的發展。我們也只有參與到激烈的競爭中去，並且耐心地等待時機的來臨，才能有一擊即中和大展宏圖的那一天，並且在這競爭激烈的社會中找到一席之地。
根據我的經驗，遇事不能逃避，凡事都要努力爭取，不輕言放棄，該出手的時候一定要出手。不過，年輕人還是少爭為妙。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很多事的因果都是已經註定了的，如果貿然地想要去改變這一局勢，結果必然是徒勞無功。大家一定要謹記：人活於世，一定要學會認清形勢，以一顆樂觀的心，耐心地等待時機的到來。所以我勸慰各位年輕朋友們，遇事除了要努力爭取以外，同時還應學會隱忍。
對於日本的現狀，值得我們竭力爭取並且加以改變的地方有很多。尤其是現在官尊民卑的現象，只要是當官的，他做什麼都是對的，就算是做了再不妥當的事，大家也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算過去了。當然，也有一些因為非議太大，實在逃不過法律制裁而逼不得已隱退的官員，可有此遭遇的人和那些繼續為非作歹的官員相比實在是滄海一粟，少之又少。總而言之，在當今日本，為官的可以為所欲為似乎是一則不成文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默許的。相信我這樣說一點也不過分。
相反，平民老百姓的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會受到嚴酷的懲罰。如果所有的違法行為都要受到懲罰，那就不應該以階級之分而區別對待，應該就事論事，對老百姓和官員都一視同仁。然而，當今的日本卻與之相違背。
另外，平民老百姓就算為國家做了再大的貢獻也不會得到認可；而那些當官的，一點小小的成績都能得到極大的褒獎。針對這樣不合理的現狀，我們大家應該要竭力去改變。雖然我主張爭取改變這樣的現狀，但也並不意味著我們就要立刻採取什麼行動，時機未到，就算是做了也只能是做一些無用功。所以，我這些話也只是發一發牢騷，可與此同時，我們都不能忘了，一旦時機來臨，就是我們拿出行動改變這一切的時候。
立心公正，量才適用
量才適用，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有很多人，為了擴展自己的權勢，穩固自己的基礎，成就自己的霸業，對人才也是「量才適用」，只不過這樣卻很容易變成以權謀私。這樣的做法，無論是在政界還是在商界，都不足為怪。可是，這絕不是我想要學習的。
縱觀古今，只怕很難找到能像德川家康將軍那樣能將量才適用和以權謀私並存，並發揮到極致，讓自己的權勢和威望都達到極點的人。日本歷史上除了他很難找到第二人。
為了加強江戶地區的戒備，他在此安排了自己的嫡親弟弟；為了控制箱根的關隘，他又把大久保相模守安排到小田原，同時把三家的嫡系親屬分配到全國的要塞地區，如用水戶家控制東國的門戶、用尾州家據守東海要衝、用紀州家做好幾內的後方警備，還把井伊掃部頭安置在彥根，鎮守平安王城。他的這一做法，實在高明至極。因為這樣一來，幾乎整個日本的重要地方都有了他的心腹在把守，讓別的諸侯沒有動彈的餘地，因而德川近三百年的霸業也得以成就。
我不想評價他的這一做法是否合乎日本的國體，單純地只看他運用人才這一手段，他的成就的確沒人可以相比，稱得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我曾經很用心地學習過他用人的智慧，在人才和位置上做過一些適當的調整。當然，我從來沒有在目的上效仿過他，而且我對身邊的人也都是真心實意的，我唯一的願望就是把合適的人才安排到最合適的崗位上。如果最終真能如我所願，人盡其才，他們也都各有所得，這對於國家而言也是一件好事，也成全了我報效國家的這一夙願。這也是我從商路上一直堅持的處世原則。
如果利用權術而將他人玩弄於股掌之中，這是對人的一種侮辱，我絕不會做這樣的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如果覺得我這裡不能施展你的才華，那你大可以離開，去尋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地方，我絕對不會限制你。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無論在哪裡，我都希望能物盡其用，人盡其才，希望有才能的人在合適的崗位上發揮出自己最大的光芒。雖然因為我的一技之長，有人願意屈就於此，我也絕不會因此而輕視他。人生來平等，而且是有禮有節的平等，做人就應該要懂得投桃報李。總而言之，人與人之是一種相互扶持、相互依存的關係，戒驕戒躁、互相協作，這才是我的做人原則。
是否該與人相爭
有人認為，在社會中，無論什麼情況下都不應該有鬥爭。更有甚者認為：要是有人打了你的右臉，你就應該把你的左臉再伸上去讓他打。對於這一問題，可以不論誰對誰錯，大家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地各抒己見。
我個人的觀點是，鬥爭不應該完全被禁止，在某些情況下，鬥爭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社會上，有些人說我太圓滑了。其實這只是一種誤解，我只是不喜歡做無謂的鬥爭，也從來沒有把絕對避免鬥爭作為我的處世原則。
《孟子·告子下》中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正像孟子所說的這樣，大到一個國家，如果它想要全方面地健康發展，那就必須在工業、商業、文化、技術以及外交等各個領域始終堅持與外國競爭的必勝信念。注意！我強調的是競爭，而不是劍拔弩張的鬥爭。小到個人，如果沒有足夠的競爭意識，那是很難取得成就的，就算是僥倖取得了成就，持續的時間也不會太長，中國人常說的「居安思危」就是這個意思。
一般教導晚輩的前輩分為兩種：一種是溫和型的，無論什麼時候，他們從來不會對晚輩惡語相向，更談不上責備和過分要求，他們始終都如春風般地對晚輩諄諄教誨著。事無巨細，一切都以庇護晚輩為前提。這樣的前輩自然會受到晚輩的喜愛，而且還能得到晚輩如對待慈母般的敬仰。可是這樣的教育方式到底是好是壞，還有待我們進一步討論。
另一種人，正好與之相反，是屬於野蠻型的，這一種前輩似乎視晚輩為上輩子的宿敵，稍有一點失誤，他們就會大發雷霆，嚴詞訓斥，一點情面都不留。這樣的前輩往往都沒能在晚輩心裡留下個好名聲，總是會受到他們的怨恨。可是，這樣的教育方式又真的不能帶來一丁點兒好處嗎？這點也值得我們青年朋友們認真思考一下的。
晚輩們犯了錯，做前輩的極力維護也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除了一味的庇護而什麼都不再說和做的話，那對晚輩就真的好嗎？試想一個人，他每次犯了錯，總會有個人既不責備他也不教育他，還熱心地為他收拾殘局，久而久之，他是不是就會養成一種不負責任、驕傲浮躁的性格呢？他總會認為自己無論犯了多大的錯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一定會有人過來替自己解圍的，在他看來，他已經可以為所欲為，還可以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了。驕傲自滿、輕浮、粗心大意和沒有責任心成了他處事的態度，而這些也為他日後的工作和生活的失敗埋下了禍根，最終使他遇到一點小小的打擊就會被徹底擊垮。
如果換作遇到是第二種前輩，作為其下屬的晚輩應該是在任何時刻都不敢有所怠慢的。他們會謹言慎行，時刻謹記做事要小心仔細，儘可能的不讓作為上司的前輩找自己的茬。而且，更有一些前輩除了會挑晚輩的錯之外，有時甚至連晚輩的父母也會牽連其中，什麼「上樑不正下樑歪」這樣的惡毒話也隨時會蹦出來。面對這樣的前輩，晚輩一定會想到如果自己犯錯，不單會讓自己難堪，而且也會讓父母顏面掃地。所以，發奮進取就成了他們唯一可以做的事。
大丈夫的試金石
逆境究竟是指什麼呢？容我舉個例子說明一下，相信大家就會明白了。通常情況下，我們的國家都是國泰民安、一片詳和寧靜的。就好比平靜的水面也會起波紋，靜止不動的天空會起風一樣，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會有時發生革命或動亂。與社會的祥和寧靜相比，這樣的動亂就是逆境。
如果把生在或處在那樣一個動亂時代的人稱之為不幸者的話，那我也是這千千萬萬不幸者中的一分子，因為我出生在明治維新這樣一個動亂年代。時至今日，經歷了太多變化，也算得上是從逆境中走過來的人。回首往昔，身處於那樣一個動亂時代，無論你是賢是庸，是忠是奸，你的境遇也許會在朝夕之間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可能一覺醒來，你就已經從一個高官淪為了階下囚，也有可能由一個無名小卒突然變成一個聲名顯赫的大人物。總之，在那樣一個時代，一切皆有可能，沒人看得清在你前方的路到底是逆是順。
當初，我為了支持尊王討幕、攘夷鎖港而東奔西走，可後來卻成了一橋家的家臣，幕府的臣子，後來還跟著民部公子一起去了法國。等到回國的時候，幕府已經垮台，國家變成了王政。面對變化之時，我心有餘而力不足，可是既然我已經盡力了，那也就沒有什麼遺憾了。
處在一個社會變遷，政體革新的時代，就算我再努力，也還是有些難以適應，是真的身處在逆境中了。對於過去在逆境中發生的那些人和事，我至今想起來仍歷歷在目，而且我相信與我有同樣感受的人不在少數。不過，這畢竟是社會劇變的大風浪，人一生碰到的次數也不多。可是，那些我們不能預測的小風浪就數不勝數了，被這些小風浪卷進去的危險也無處不在。因此，當你身陷這些小逆境之時，就應該要好好想想它到底是人為的，還是自然的了，經過認真分析，從而尋找到好的對策。
我認為，自然的逆境是大丈夫的試金石。那麼，身處自然逆境之時，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我不是神，所以關於這點，我沒有什麼秘訣可以傳授給大家。而且我想，這社會上也沒有人會有這樣的秘訣。依我的經驗，我唯一能告訴大家的就是：身處自然逆境，要知足守本分，做好自己能做的事，以不變應萬變。任何的手段和方法都不能阻止這一切的發生，因為這是天命。如果硬要把這宗罪強加到人為力量的頭上，結果只會被這自然逆境所打倒，直至最後束手無策。所以，大家最好一邊先安於天命，靜靜等待即將要降臨的命運，另一邊則鍥而不捨努力上進。
相反，如果陷入的是人為的逆境時，我們又該如何應對呢？大多數人認為逆境都是由於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反省並加以改正是最好的辦法。如果你想要幸福，那就要努力去追求，如果什麼都不做而坐等幸福降臨，結果只會是自尋煩惱，陷入自己給自己製造的逆境中不能自拔。
做事要量力而行
時至今日，我一直都以忠恕的思想來作為我的處世方針。古往今來，宗教家、道德家中碩學鴻儒輩出，他們傳道立法的中心都圍繞著修身養性。這是一門深不可測的學問，簡單點說來就是像我們拿筷子這樣一件小事也包含著大學問在其中，因此我們一定要十分注意。
孔子有段話是這樣說的：「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攫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恰恰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椒措如也。」（出自《論語·鄉黨》）此外，還有一段關於食物方面給我們的教導，他是這樣說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而，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出自《論語·鄉黨》）這都是一些看似淺顯、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實它其中卻蘊含著許多道德和倫理。
如果能夠做到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接下來就應該要全面地認識自己了。社會上，總有一些人也不稱稱自己到底幾斤幾兩，總以為自己什麼都行，遇事不計後果，只知一味的貿然前進，把自己的本分拋諸腦後，最後招致意想不到的惡果。正所謂「有多大的頭就戴多大的帽」，連螃蟹都知道自己挖的洞應該要和自己的殼一般大，更何況是我們人呢！所以我一直把這句話當作我的座右銘，恪守自己的本分。
大約10年前，曾經有人勸說過我出任財政大臣和日奉銀行的總裁，都被我一一謝絕了。因為我清楚地認識到，既然我已經投身於實業界了，我就不應該再這山望著那山高了。
孔子說過：「進吾進也，止吾止也，退吾退也。」所以實際上，人的出入進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是一味的安於本分，不思進取，就什麼都幹不成了。自古就有「業不成至死不還」、「大功不計小過」、「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等等的說法教導我們，一定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當然，這一過程仍然要守好自己的本分。孔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我認為，他也是說人要在安於本分的前提下不斷進取。
其次，最值得青年們注意的就是自己的情緒，不僅是年輕人，所有人在處世的時候都難免會發生錯誤，大都是因為沒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緒所致。
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這就是在強調好好調節喜、怒、哀、樂的重要性。我們飲酒也好，娛樂也罷，應該要以不淫不傷為限度。總的來說，我的原則就是誠心誠意，胸懷坦蕩，嚴格自律，除此之外，再無其他。
面對得意與失意
災禍往往都發生在人最得意的時候。因為這個時候，人最容易得意忘形，禍害因此也就有了可乘之機。所以，我們一定要牢記，得意的時候，切莫讓一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應該要戒驕戒躁，謙遜地對待身邊的人和事；失意的時候，不要氣餒，樂觀勇敢地面對一切不順心的事。總之一句話：「得意之時要淡然，失意之時要泰然。」
不管是誰，面對大事，都會考慮周全，以最周密的計劃來對待。可在對待小事上卻是不以為然，馬馬虎虎地草草應付了事，這不是個別人的行為，而是一種社會常態。當然，也不用把過多精力都投入到小事上，更何況有些大事也能在無需過分擔心的情況下圓滿解決。只是我們在面對所謂的大事、小事時，我們都不能只看表面就輕易地作出判斷。因為小事是完全有可能演變成大事，而大事也能化成小事的。總而言之，事無大小，凡事應三思而後行。
處理一件大事時，我們考慮的方面無非就是：
一、這件事我應該怎麼處理？
二、這件事分別對我和他人有什麼好處？
三、這件事會不會危害到他人或國家？
然而，論考慮這三者孰重孰輕、孰主孰次時，那就因人而異了。有人把自己的得失放在其次，他就會把尋求最妥當的解決方法和不危害他人利益放在首位；有的人把自己的得失，也就是個人利益放在首位，那他就會把他人的利益得失放在次位，也許就會做出一些傷害他人的事來獲得成功；更有甚者，如果完全以自我為中心，那就會連國家利益都置之不顧了。總之，人各有志，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如果問我會怎麼處理，我會這樣回答，首先我會考慮這件事應該怎麼做才算是合乎常理。其次，如果合著常理做了能否給國家帶來什麼利益。最後再考慮這麼做對自己有什麼影響。即使這件事讓我無利可圖，可是只要它合乎常理，對國家有利，我也會義無反顧地去做。
所以，我認為考慮事情時，應先探其得失，是否合乎常理，三思而後行，這才是最佳的方法。不過考慮的時候，一定要心思縝密，切不可蜻蜓點水、魯莽行事，等到半途發現問題時，又突然放棄。因為有些事即便表面上看起來合乎常理，也有可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而不合理的事情到最後也可能會對社會有益。如果不經過仔細的思考，很多方面是考慮不到的，倉促地就得出結論是最不可取的。萬一處理不當，可能先前的一切心血都會付諸東流。
對於小事，不經過深思熟慮，馬馬虎虎就做出決定，這個習慣也非常不好。小事是很難引起人們注意的，可一些小事往往是大事的開端，一件被你輕視的小事，沒準日後就會演變成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事無巨細，從小事做起，逐漸向好事發展，最終收穫一個人或一家人的幸福，這都是有可能的，這是積小成大的好處。
可是，一些平日生活中小的不好的習慣，如果你不注意的話，隨著時間的累積，最後可能會演變成你成功路上的一塊大的絆腳石，甚至會讓一個善良的人變成一個壞人。如果是政治家，就會導致政治腐敗；如果是實業家，就會導致業績不佳；如果是教育家，就會誤人子弟。這也是積小成大，可是最後變成的卻是壞事。所以，沒有絕對的小事，也沒有絕對的大事。社會上動輒就對大事小事加以區分，這實在不是君子所為。事無大小，應該以相同的態度和原則來處理和對待。
最後，我再強調一遍，切忌得意忘形。古語有言：「成名常在窮苦之日，敗事多在得意之時。」我覺得這句話說得很有道理。因為當人身處困境之時，他處理任何事時，都會把它當成首要任務來處理，所以成功往往都在這樣的情形下獲得，而成功者身上也就多了一種堅忍不拔、膽大心細的獨特品質。
因為未能對一些忽略了的小事做出及時的處理，得意過後，取而代之的將會是失意，既而是失敗。這和積小成大也是一個道理。總之，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要得意忘形，事情不分大小，用相同的態度去對待和處理。遇事要做到像水戶黃門光國公牆上寫的對聯那樣：「小事皆通達，臨大而不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