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 · 論語注序

《論語》二十篇，記孔門師弟之言行，而曾子後學輯之。鄭玄以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則不然。夷考其書，稱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稱子，且特敘曾子啟手足事，蓋出於曾子門人弟子後學所纂輯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長於曾子，而曾子最長壽，年九十餘，安有仲弓、游、夏所輯，而子曾子，且代曾門記其啟手足耶？ 夫孔子之後，七十弟子各述所聞以為教，枝派繁多。以荀子、韓非子所記，儒家大宗有顏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孟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弓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其他澹臺率弟子三百人渡江，田子方、莊周傳子貢之學，商瞿傳易，公孫龍傳堅白，而儒家尚有宓子、景子、世碩、公孫尼子及難墨子之董無心等，皆為孔門之大宗。自顏子為孔子具體，子貢傳孔子性與天道，子木傳孔子陰陽，子游傳孔子大同，子思傳孔子中庸，公孫龍傳孔子堅白。子張則高才奇偉，《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孔子以比顏子者，子弓則荀子以比仲尼者。自顏子學說無可考外，今以《莊子》考子貢之學，以《易》說考子木商瞿之學，以禮運考子游之學，以《中庸》考子思之學，以《春秋》考孟子之學，以正名考公孫龍之學，以《荀子》考子弓之學，其精深瑰博，窮極人物，本末大小，精粗無乎不在，何其偉也！ 《論語》既輯自曾門，而曾子之學專主守約。觀其臨沒鄭重言君子之道，而乃僅在顏色、容貌、辭氣之粗；乃啟手足之時，亦不過戰兢於守身免毀之戒。所輯曾子之言凡十八章，皆約身篤謹之言，與《戴記》曾子十篇相符合。宋葉水心以曾子未嘗聞孔子之大道，殆非過也。曾子之學術如此，則其門弟子之宗旨意識可推矣。故於子張學派攻之不遣，其為一家之學說，而非孔門之全，亦可識矣。夫以孔子之道之大，孔門高弟之學術之深博如此，曾門弟子之宗旨學識狹隘如彼，而乃操採擇輯纂之權，是猶使僬僥量龍伯之體，令鄙人數朝廟之器也。其必謬陋粗略，不得其精盡，而遺漏其千萬，不待言矣！假顏子、子貢、子木、子張、子思輯之，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也。又，假仲弓、子游、子夏輯之，吾知其微言大義之亦不止此也。佛典有迦葉、阿難之多聞總持，故精傲盡顯，而佛學大光。然龍樹以前只傳小乘，而大乘猶隱。蓋朝夕雅言，率為中人以下而發，可人人語之，故易傳焉。若性與天道，非常異義，則非其人不語，故其難傳，則諸教一也。曾學既為當時大宗，《論語》只為曾門後學輯纂，但傳守約之緒言，少掩聖仁之大道，而孔救未宏矣。故夫《論語》之學實曾學也，不足以盡孔子之學也。蓋當其時，六經之口說猶傳，《論語》不過附傳記之末，不足大彰孔道也。然而孔門之聖師若弟之言論行事，藉以考其大略。司馬遷撰述《仲尼弟子列傳》，其所據引不能外《論語》。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國家之義，擇精語詳，他傳記無能比焉。 其流傳，自西漢，天下世諷之甚久遠，多孔子雅言，為六經附庸，亦相輔助焉。不幸而劉歆篡聖，作偽經以奪真經，公、穀《春秋》，焦、京《易》既亡，而今學遂盡，諸家遂掩滅，太平、大同、陰陽之說皆沒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宋賢復出求道，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為孔子言行所在，遂以為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為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於學官，日以試士。蓋千年來，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論語》為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而曾子守約之儒學，於是極盛矣。 聖道不泯，天既誘予小子發明《易》《春秋》陰陽、靈魂、太平、大同之說，而《論語》本出今學，實多微言，所發大同神明之道，行極精奧者。又，於孔子行事甚詳，想見肫肫之大仁，於人道之則，學道之門，中正無邪，甚周甚備，可為世世之法。自六經微絕，微而顯，典而則，無有比者；於大道式微之後，得此遺書別擇而發明之，亦足為宗守焉。其或語上語下，因人施教，有所為言之，故問孝問仁，人人異告，深知其意而勿泥其詞，是在好學深思者矣。 曾子垂教於魯，其傳當以魯為宗。凡二十篇。漢時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者，齊人所傳，多《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異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王吉名家。《漢藝文志》有《魯傳》二十篇傳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五駿侯說》二十一篇，《齊說》二十九篇，說《論語》者止此而已。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以教成帝，最後行於漢世。然魯、齊之亂，自張禹始矣。劉歆偽古文《論語》托稱出孔子壁中，又為傳托之孔安國，而馬融傳而注之，雲多有兩《子張篇》，分「堯曰」以下「子張問政」為《從政篇》，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同。桓譚《新論》謂文異者四百餘字，然則篇次文字多異，其偽托竄亂當不止此矣。自鄭玄以魯、齊《論》與古《論》合而為書，擇其善者而從之，則真偽混淆，至今已不可復識。於是曾門之真書亦為劉歆之偽學所亂，而孔子之道益雜羼矣。晉何晏並采九家，古今雜沓，益無取焉。有宋朱子，後千載而發明之，其為意至精勤，其誦於學官至久遠，蓋千年以來，實為曾、朱二聖之範圍焉。惜口說既去，無所憑藉，上蔽於守約之曾學，下蔽於雜偽之劉說，於大同神明仁命之微義，皆未有發焉。 昔嘗為注經，戊戌之難而微矣。避地多暇，不揣愚昧，謬復修之。僻陋在夷，無從博征，以包、周為今學，多採錄之以存其舊，朱子循文衍說，無須改作者。亦復錄之。鄭玄本有今學，其合者亦多節取，後儒雅正精確者，亦皆采焉。其經文以《魯論》為正，其引證以今學為主，正偽古之謬，發大同之漸。其諸本文字不同，折衷於石經，其眾石經不同者，依漠無則從唐，或從多數。雖不敢謂盡得其真，然於孔學之大，人道之切，亦庶有小補云爾。 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光緒二十八年癸卯，春三月十七日，康有為序於哲孟雄國之大吉嶺大吉山館。 康有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