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雜記 · 論近世文學之變遷
宋代以前義理考據之名未立，故學士大夫莫不工文。六朝之際雖文與筆分，然士之不工修詞者鮮矣。唐代之時武夫隸卒均以文章擅長，或文詞徒工，學鮮根柢。若夫於學則優，於文則絀，唐代以前未之聞也。至宋儒立義理之名，然後以語錄為文而詞多鄙倍，（顧亭林《日知錄》曰：「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在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為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乎？曾子曰：「出詞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詞，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又引楊用修之言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又錢竹汀曰：「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詞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至近儒立考據之名，然後以註疏為文而文無性靈。夫以語錄為文可宣於口而不可筆之於書，以其多方言俚語也，以註疏為文可筆於書而不可宣之於口，以其無抗墮抑揚也，綜此二派咸不可目之為文。何則？周代之時文與語分，故言語、文學區於孔門。降及戰國，士工遊說，縱橫家流列於九家之一，抵掌華屋，擅專對之才，泉涌風發，辯若懸河，雖矢口直陳，自成妙論。及筆之於書，復經史臣之修飾，如《國語》《國策》所載是也，在當時雖謂之語，自後世觀之則語而無異於文矣。若六朝之時禪學輸入，名賢辯難，間逞機鋒，超以象外，不落言詮，善得言外之旨，然此亦屬於語言，而語錄之文蓋出於此。且所言不外日用事物，與辭旨深遠者不同。其始也講學家口述其詞，弟子欲肖其口吻之真，乃以俗語筆之書以示徵實。至於明代，凡自著書者亦以語錄之體行之，而書牘序記之文雜以俚語，觀其體制與近世演說之稿同科，豈得列之為文哉？
若考據之作則漢魏之箋疏均附經為書，未嘗與文學相混。惟兩漢議禮之文博引數說，以己意折衷，近於考據。然修詞貴工，無直情徑行之語。若石渠、白虎觀之議則又各自為書。唐宋以降，凡考經訂史之作咸列為筆記，附於說部之中，誠以言之無文未可伺於文學之列也。近世以來，乃崇斯體。夫臚列群言，辨析同異，參互考驗，末下己意，進退眾說以判是非，所解之書雖各不同，然篇成萬千，文無異軌，觀其體制又略與案牘之文同科，蓋行文之法固不外徵引及判斷二端也。昔陽湖孫氏分著述與考據為二，以考訂經史者為考據，抒寫性靈者為著作。立說雖疏，（已為焦理堂所駁）然以考據之作與抒寫性靈者不同，則固不易之確論。此亦不得謂之文者也。
乃近世以來學派有二：一曰宋學，一曰漢學。治宋學者從語錄入門，治漢學者以註疏入門。由是以語錄為文，以註疏為文，及其編輯文集也，則義理考訂之作均列入集部之中，目之為文。學者互相因襲，以為文能如是，是亦已足，不復措意於文詞，由是學日進而文日退。古人謂文原於學，汲古既深，摛辭斯美，（如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所謂讀千賦者自善賦也。今則不然，學與文分，義理考證之學迥與詞章殊科，而優於學者往往拙於為文，文苑、儒林、道學遂一分而不可複合，此則近世之異於古代者也。
故近世之學人，其對於詞章也所持之說有二：一曰鄙詞章為小道，視為雕蟲小技，薄而不為；一曰以考證有妨於詞章，為學日益則為文日損。（如袁枚之箴孫星衍是）是文學之衰不僅於科舉之業也，且由於實學之昌明，（證以物理之學則各物均有不相容性，實學之明以近代為最，故文學之退亦以近代為最，此即物理家所謂不相容也。《左傳》亦曰「物莫能兩大。」）此文學均優之士所由不數覯也。
然近世之文亦分數派。明代末年復社、幾社之英以才華相煽，敷為藻麗之文。（如陳臥子、夏考功、吳駿公之流是。）順、康之交易堂諸子競治古文，而藻麗之作，易為縱橫。若商丘侯氏、大興王氏（昆繩）、劉氏（繼莊）所為之文悉屬此派。大抵馳騁其詞，以空辯相矜，而言不軌則，其體出於明允、子瞻。或以為得之蘇、張、史遷，非其實也。餘姚黃氏亦以文學著名，早學縱橫，尤長敘事，然失之於蕪辭多枝葉，且段落區分牽連鉤貫，仍蹈明人陋習。浙東學者多則之。季野、榭山咸屬良史，惟斐然成章，不知所裁，然浩瀚明鬯，亦近代所罕覯也。時江、淮以南吳、越之間文人學士應制科之徵，大抵涉獵書史，博而不精，諳於目錄、詞章之學。所為之文以修潔擅長，句櫛字梳，尤工小品。然限於篇幅，無奇偉之觀。竹坨、次耕其最著者也，鈍翁、漁洋、牧仲之文亦屬此派。下迨雍、乾，堇浦、太鴻猶沿此體，以文詞名浙西，東南名士咸則之，流派所衍固可按也。望溪方氏模仿歐、曾，明於呼應頓挫之法，以空議相演，又敘事貴簡，或本末不具，舍事實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內人士亦震其名，至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厥後桐城古文傳於陽湖、金陵，又數傳而至湘、贛、西粵。然以空疏者為之則枯木朽荄，索然寡味，僅得其轉折波瀾。惟姬傳之丰韻，子居之峻拔，滌生之博大雄奇，則又近今之絕作也。若治經之儒，或治古文家言，或治今文學言，及其為文遂各成派別。東原說經，簡直高古，逼近《毛傳》，辭無虛設，一矯冗長之習，說理記事之作，創意造詞浸以入古，唐宋以降罕見其匹。後之治古學者咸宗之，雖詁經考古遠遜東原，然條理秩如，以簡明為主，無復枝蔓之詞。若高郵王氏，儀征阮氏是也。
故樸直無文，不尚藻繪，屬辭比事自饒古拙之趣。及掇拾者為之則剿襲成語，無條貫之可尋，侈徵引之繁，昧行文之法，此其弊也。常州人士喜治今文家言，雜采讖緯之書，用以解經，即用之入文，故新奇詭異之詞足以悅目。且江南之地，詞曲尤工，哀怨清遒，近古樂府，故常州之文亦詞藻秀出，多哀艷之音，則以由詞曲入手之故也。
莊氏文詞深美閎約，人所鮮知；其以文詞著者則陽湖張氏、長洲宋氏，均工綿邈之文，其音哀而多思，其詞則麗而能則，蓋征材雖博，不外讖緯、詞曲二端。若典阜孔氏，亦工儷詞，雖所作出宋氏之上，然旨趣略與宋氏同，則亦治今文之故也。近人謂治《公羊》者必工文，理或然歟。若夫旨乖比興，徒尚麗詞，朝華已謝，色澤空存，此其弊也。（近人惟譚仲修略得張、宋之意。）數派以外，文派尤多。
江都汪氏熟於史贊，為文別立機杼，上追彥昇。雖字酌句斟，間逞姿媚，然修短合度，動中自然，秀氣靈襟，超軼塵壒，於六朝之文得其神理。或以為出於《左傳》《國語》，殆譽過其實。厥後荊溪周氏編輯《晉略》，效法汪氏，此一派也。邵陽魏氏、仁和龔氏亦治今文之學，魏氏之文明暢條達，然刻意求新，故雜奇語以駭俗流。龔氏之文自矜立異，語差雷同，文氣佶聱，不可卒讀，或語求艱深，旨意轉晦，此特玉川、彭原之流耳。或以為出於周秦諸子，則擬焉不倫。
此又一派也。若夫簡齋、稚威、仲瞿之流，以排奧自矜，雖以氣運辭，千言立就，然俶亂而無序，泛濫而無歸，華而不實，外強中乾，或怪誕不經，近於稗官家言，文學之中斯為偽體，不足以言文也。近代文學之派別大約若此。
然考其變遷之原，則順康之文大抵以縱橫文淺陋，制科諸公博覽唐、宋以下之書，故為文稍趨於實。及乾、嘉之際通儒輩出，多不復措意於文，由是文章日趨於樸拙，不復發於性情，然文章之徵實莫盛於此時。特文以徵實為最難，故枵腹之徒多托於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於才藻者則又日流於奇詭。此近世文體變遷之大略也。
近歲以來，作文者多師龔、魏，則以文不中律，便於放言，然襲其貌而遺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於義法，未能神明變化。
故文學之衰，至近歲而極。文學既衰，故日本文體因之輸入於中國。其始也譯書撰報，據文直譯以存其真，後生小子厭故喜新，競相效法。夫東籍之文，冗蕪空衍，無文法之可言，乃時勢所趨，相習成風，而前賢之文派，無復識其源流，謂非中國文學之厄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