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童話 · 作者生平

該篇文字由馬里奧·巴倫吉和布魯諾·法爾切托編輯，收錄在伊塔洛·卡爾維諾所著的《短篇小說與民間故事》（Romanzi e racconti），「子午線」系列叢書，米蘭：蒙達多利出版社，1991年。 「和克羅齊一樣，我也深信這樣一種觀點：一名作家的價值只有其作品說了算（當然，是在這些作品有價值的前提下）。因此，我並不提供自己的生平資料，就算提供，也不是真實的，而且每次都會有所變化。您有任何想知道的內容，不妨直接來問我，我會悉數回答。不過我絕不會跟您說實話，關於這一點，您倒是可以深信不疑。」（寫給吉爾馬娜·佩碩·波提諾的信，1964年6月9日） 「每當我回顧自己受固定概念限制、用客觀方式描述的一生，我都深陷於苦悶之中，尤其是涉及我所提供的信息時……所講的內容總是換湯不換藥，因為我一直希望能夠迴避這種與自傳之間的緊張關係。」（寫給克勞迪奧·米拉尼尼的信，1985年7月27日） 1923年 伊塔洛·卡爾維諾於10月15日出生在聖地亞哥—德拉斯維加斯，離古巴首府哈瓦那並不遠。他的父親馬里奧（Mario Calvino）是聖雷莫一個古老家族的園藝師，在墨西哥生活了二十多年後搬到古巴，管理一座農業試驗站和一所農業學校。他的母親艾娃（艾維麗娜的暱稱）·馬梅里（Evelina Mameli）是薩薩里人，畢業於自然科學專業，在帕維亞大學擔任植物學專業的助教。 「我的母親是一個非常嚴厲苛刻的人，無論大事小事她一向堅持己見。我的父親同樣嚴厲，並且脾氣暴躁，所以他的嚴厲更多體現在時不時地大聲叫嚷發泄怒火。我的父親就像是故事裡走出來的人，他骨子裡是個根深蒂固的老派利古里亞人，曾經週遊世界，還經歷過龐丘·維拉時期的墨西哥大革命。他的這兩種個性非常強烈並且頗具特點……作為他的兒子，我唯一不受壓迫的辦法，就是建立起一套防禦體系來反抗他。這樣做也會有一些損失：所有本該由父母言傳身教給子女的知識在我身上就有了部分缺失。」［RdM 80］ 1925年 卡爾維諾一家回到義大利。回歸故土這一想法其實醞釀已久，而長子的出生正是最佳契機。對伊塔洛而言，古巴只是他的出生地，起到了一點戶藉資料的作用，他總是自稱利古里亞人，更確切地說，是聖雷莫人。 「我在小鎮上長大，在我的孩提時代，可以說那裡和義大利其他地方都不盡相同：當時的聖雷莫居民多是老一輩英國人、俄國大公，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稀奇古怪的人。我的家庭無論是在聖雷莫還是在當時的義大利都顯得不同尋常：……搞科學的、崇拜大自然的，還有自由的思想家……我的父親出身於擁護馬志尼共和思想且反對教權的共濟會家庭，他年輕時信奉克魯泡特金[95]的無政府主義，後來又變成擁護改革的社會主義者……我的母親則出身於一個非宗教家庭，在她所受的教育中，人們應當信仰的『宗教』是公民義務與科學。1915年，她成了主張干涉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同時也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Par 60］ 卡爾維諾一家的房子位於梅麗堤亞納別墅和桑·喬瓦尼·巴蒂斯塔的祖傳莊園中間。父親經營一間名叫「賀拉斯·拉伊摩多」的花藝工作室，常常有外鄉甚至來自歐洲以外大陸的年輕人來上課。自從聖雷莫的加里波第銀行破產後，父親就將別墅的花園當作繼續進行教學和研究活動的場地。 「在我的家人看來，只有科學研究才是光榮的行當；我的一位叔叔是化學家、大學教授，娶的妻子也是化學家；還有兩位叔叔也都是化學家，他們的妻子也都是搞化學的……我是這個家族的害群之馬，因為只有我是搞文學的。」［Accr 60］ 1926年 「我人生中的第一段記憶是關於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被法西斯行動隊的隊員棍棒相加……這段記憶或許要追溯到行動隊最後一次使用短棍。那是在1926年，墨索里尼剛剛躲過了一次刺殺……不過從童年最初的畫面之後，所有我在生命中看到和感受到的事物，都給予我文學上的指引。」［Par 60］ 我的父母是反法西斯主義者；但是他們對制度的抨擊卻在當時政治輿論的壓力下被逐漸削弱。「在批判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的政治鬥爭之間，存在著一條在今天看來難以置信的鴻溝。」［Par 60］ 1927年 卡爾維諾進入聖喬治學院的幼兒園。他的弟弟弗洛里亞諾（Floriano Calvino）出生，後來成為一名享譽世界的地質學家，並在熱那亞大學任教。 1929—1933年 卡爾維諾就讀於瓦爾多教會學校。在小學最後幾年，他加入了法西斯少年先鋒隊，這種強制性要求已經擴展到私立學校。 「我的童年波瀾不驚，我生活在一個舒適又平靜的世界裡，我對於世界充滿多姿多彩和層出不窮的想像，卻對激烈的衝突毫無概念。」［Par 60］ 1934年 通過入學考試後，卡爾維諾就讀於卡西尼中學。他的父母沒有給孩子們灌輸宗教信仰。在國立學校里，既不參加宗教課程的學習，也不接受與宗教信仰有關的服務，這毫無疑問是違反常規的。因此，伊塔洛時常感覺到自己與其他孩子有所不同：「我不認為這對我有什麼損害，反倒讓我習慣于堅持個性，為了正當的理由被人孤立，並且承擔由此帶來的不便，找到正確的路線來維持不被多數人接受的立場。尤為重要的是，我在成長過程中能夠包容他人的想法，尤其是在宗教領域……與此同時，我完全沒有反教會主義的思想，而那些在神父堆里長大的孩子反倒會發展出這種觀念。」［Par 60］ 1935—1938年 「我第一次真切地從閱讀一本真正的書中得到快樂是在姍姍來遲的十二三歲，我讀到了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寫的《叢林故事》（The Jungle Book）的前兩冊，尤其是第二冊。我不記得這本書是我自己在學校圖書館看到的，還是別人送我的禮物。從那時起，我便開始在書中尋尋覓覓：我要看看它們能否再現吉卜林帶給我的閱讀樂趣。」［未出版的手稿］除了文學作品外，年輕的伊塔洛還饒有興致地閱讀幽默雜誌（《貝托爾多》、《馬克·奧雷利歐》、《賽特貝洛》[96]），為其中「系統性的諷刺精神」［Rep 84］，以及與專制制度下浮誇風格所截然不同的精神所吸引。他還創作插圖和連環畫，對電影也十分著迷。「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幾乎天天去看電影，有時候甚至一天看兩場，那大概是在1936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總之就是在我的青少年時期。」［As 74］ 然而對於卡爾維諾這代人而言，青春期註定要以最戲劇化的方式提前謝幕。「那是1938年的夏天，我開始對青春、社會、姑娘和書籍有了懵懂的認識，可是這個美好的夏天卻以張伯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的會面宣告結束。里維埃拉的『美好時代』就此終止……因為戰爭，聖雷莫再也不是一個世紀以來各國人民的聚集地了（之後也不再是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聖雷莫成了米蘭和都靈的郊區），恢復成利古里亞省的一個古老小城。雖然當下難以察覺，改變已經近在眼前。」［Par 60］ 1939—1940年 他的思想立場尚未定性，在二者之間左右搖擺：一邊是對謹慎的地方身份（即「方言」）所抱持的批判精神，另一邊則是模糊的無政府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在我看來世界就是由多種層次的道德與習俗構成的圓弧，這些層次之間並不衝突，而是比鄰而居……這樣一種格局完全不像現在看起來那樣，絲毫沒有將選擇強加於人而不容置疑。」［Par 60］ 卡爾維諾既寫短篇小說、詩歌，也創作劇本：「從16歲到20歲這幾年，我夢想成為一名劇作家。」［Pes 83］他在繪畫、諷刺漫畫和插畫方面培養著自己的興趣和才幹。1940年春夏之交，卡爾維諾在喬瓦尼·古阿萊斯基主編的《貝托爾多》的《小籃筐》（Il Cestino）專欄中發表了部分作品，署名傑戈（Jago）。［Par 60］ 1941—1942年 獲得高中文憑後（高中畢業考試因為戰爭而暫停），卡爾維諾進入都靈大學農學系學習，該系也是他的父親曾經教授熱帶農業的地方。第一年他通過了四門考試，卻完全沒能融入這座大都市以及大學的氛圍；另外，他與大學法西斯團體[97]內部的不安情緒也是格格不入。 卡爾維諾對電影很感興趣，因此撰寫了一些電影評論；1941年夏天，《熱那亞日報》發表了他的兩篇影評，其中一篇是托托主演的《起飛的聖·喬瓦尼》。 1942年5月，他將一部手稿《瘋子是我還是別人》（Pazzo io o pazzi gli altri）交給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卻沒有被接受。這部手稿收錄了他青年時期寫下的短篇小說，大部分寫於1941年。他帶著作品《人群的喜劇》（La commedia della gente）參加佛羅倫薩大學法西斯團體國家劇院舉辦的比賽。1942年11月，這部作品被評審委員會收錄在大學法西斯團體的劇團優秀作品中。 卡爾維諾的人際交往也值得一提，尤其是與埃烏傑尼奧·斯卡法里[98]的友誼（他們還是高中同學），激發了他對於文化和政治的興趣，雖然仍顯青澀，卻十分活躍。「慢慢地，通過和尤金尼奧的書信往來，還有在夏天的交談，我的反法西斯意識開始悄悄覺醒，在閱讀中也找到了方向：你去讀赫伊津哈，去讀蒙塔萊[99]、維托里尼，還有比薩卡內：那些年的文學新作標誌著我們接受的混亂的道德文學教育的各階段。」［Par 60］ 1943年 1月份，卡爾維諾轉學到佛羅倫薩皇家大學農業與森林學院，並通過了三門考試。在佛羅倫薩學習的幾個月中，卡爾維諾時常到維埃塞克斯圖書館自習。他的政治觀點逐漸確定下來。7月25日，卡爾維諾在韋爾尼奧的梅卡塔萊戰場（佛羅倫薩）得知了佩德羅·巴多格里奧（Pietro Badoglio）上任組建新政府（之後是對墨索里尼的罷免和逮捕）的消息。8月9日，卡爾維諾回到聖雷莫。9月8日，卡爾維諾拒絕加入薩羅共和國[100]的軍隊，並隨後過了幾個月躲躲藏藏的生活。用卡爾維諾自己的話來說，那段時間雖然孤獨，但他得以博覽群書，對他立志成為作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44年 得知年輕的共產黨員費里切·卡斯喬內（Felice Cascione）醫生在戰鬥中犧牲之後，卡爾維諾請一位朋友介紹自己加入了義大利共產黨；之後，他和16歲的弟弟一起加入了以卡斯喬內命名的第二分隊。卡斯喬內指揮了濱海阿爾卑斯山脈抵抗運動，並且發起了「加里波第」進攻行動。在二十個月的時間裡，那個地區發生了游擊隊與納粹之間最殘酷的幾場戰鬥，卡爾維諾兩兄弟也身陷其中。而他的父母儘管長期被德國人監禁並押作人質，卻也展現出堅定不移的信念。 「我之所以選擇共產主義，完全不是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緣由。我感到有必要以「頭腦清零」的狀態作為起點，因此我原本把自己定義為無政府主義者……但就在那個時候，我意識到最重要的還是行動，而共產主義者是最具活力和組織性的群體。」［Par 60］ 游擊戰的經歷對卡爾維諾的人性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其次才是政治方面的成長。事實上，那些激勵著抵抗運動戰士們的精神也將成為他的精神榜樣：即是「一種果斷戰勝危險和困難的態度；一種混雜著武士的自豪又對此報以自嘲的情感；一方面感覺自己代表了法律權威，另一方面又對這一代表權威的地位予以自嘲；有時候臉上會顯現出一點自得又殘忍的神情，但往往又閃爍著寬宏，並且急切地出於任何理由表現出這種寬宏。這麼多年來，我必須承認，這種曾鼓舞萬千游擊隊員完成壯舉的精神仍然存在，驅使我們在這個充滿艱苦現實的世界中繼續前進，這是人類無與倫比的姿態。」［Gad 62］ 儘管游擊隊的經歷在卡爾維諾的人生中十分短暫，但在任何其他層面而言，這段經歷都留下了強烈的印記。「在最近一年，我人生中的不幸接踵而至，我經歷了一連串難以言說的危險與窘困；我遭遇了牢獄之災和顛沛流離，多少次徘徊在生死邊緣。但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和積累的經驗感到滿意，甚至願意經歷更多。」［寫給斯卡法里的信，1945年7月6日］ 1945年 3月17日，卡爾維諾參加了巴亞爾多戰役，在這場戰役中，游擊隊員第一次得到了盟軍殲擊機的支援。卡爾維諾在1974年的《記一次戰役》（「Ricordo di una battaglia」）中回憶了這場戰鬥。 解放之後，卡爾維諾的思想進入了「自我意識階段」。在作為積極的意共成員期間，他繼續圍繞著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間焦慮又個人化的關係進行自我覺醒。與其說這些字眼勾勒出一個確切的意識形態觀點，不如說它們表明了兩種互補的思想需求：「希望生命的真諦因其自身的豐富而得以發展，超越了條條框框加之於上的頹落弊端」，而且「希望世界的豐富性不會被濫用，而是利用得當並根據現存以及未來全人類的利益使其開花結果」。［Par 60］ 卡爾維諾是因佩里亞省義大利共產黨的積極分子，他為多家期刊撰寫文章，其中包括《民主之聲》（La Voce della Democrazia，聖雷莫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機關刊物）、《我們的戰鬥》（La nostra lotta，義大利共產黨聖雷莫分部的機關刊物）和《加里波第人》（Il Garibaldino，費里切·卡斯喬內分隊的機關刊物）。 他享受了轉業軍人的福利，在9月份進入都靈大學文學院三年級學習，也在都靈長期定居。「在當時，都靈……對我而言確實是一座工人運動和思想運動都蓬勃發展的城市，這些運動所營造的氛圍似乎包含了傳統和未來前景的精髓。」［Gad 62］卡爾維諾與切薩雷·帕韋塞成了朋友。在之後的很多年裡，帕韋塞不僅是卡爾維諾的第一位讀者：「我每寫完一篇小說，都會跑到他那裡去，讓他來做我的讀者。在他去世後，我覺得，缺少了一位完美讀者的指點，我再也寫不出好的作品了」［DeM 59］；卡爾維諾甚至將帕韋塞作為嚴肅與道德方面的榜樣，模仿他的風格甚至是行為方式。由於帕韋塞的幫助，卡爾維諾在卡羅·穆思切塔主編的雜誌《阿蕾杜莎》（Aretusa）12月刊上發表了小說《兵營之苦》（Angoscia in caserma）。也是在12月，他開始與埃利奧·維托里尼主編的《文化縱覽》（Politecnico）合作，撰寫了題為《貧瘠瘦弱的利古里亞》（「Liguria magra e ossuta」）的文章。 「在我寫作之初，我並沒有讀過什麼書，說白了我就是一個還沒開始『文學修煉』的自學者。我的全部成長在戰爭中完成。我讀了一些在義大利出版的書，還有《索拉利亞》（Solaria）雜誌上刊登的文章。」［D』Er 79］ 1946年 卡爾維諾開始「為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工作」，並在報刊上發表短篇作品。［Accr 60］他在期刊上（《團結報》《文化縱覽》）發表了大量短篇小說，之後匯編成小說集《最後飛來的是烏鴉》（Ultimo viene il corvo）。5月，他開始負責都靈區《團結報》的專欄《時下之人》（「Gente nel tempo」）。在切薩雷·帕韋塞和簡思羅·費拉塔（Giansiro Ferrata）的鼓勵下，他著手創作一部長篇小說，12月末完成初稿。後來這成了他的長篇處女作：《通往蜘蛛巢的小徑》（Il sentiero dei nidi di ragno）。 「如今，寫作是所有工作中最悲慘又費力不討好的：我住在都靈的一間冰冷閣樓里，勒緊腰帶，盼著父親寄來的匯票，以及通過與報刊合作賺取的每周幾千里拉的收入。」［寫給斯卡法里的信，1947年1月4日］ 12月底，他憑藉短篇小說《採礦場》（Campo di mine）和馬爾塞洛·文圖里共同贏得了《團結報》主辦的文學獎。 1947年 「同時傾心於兩件事情是一件既甜蜜又難堪的事」，這也是卡爾維諾生活中唯一的奢侈，他的生活「塞滿了工作，完全沒有喘息的餘地」。［寫給斯卡法里的信，1947年1月3日］除此之外，卡爾維諾還在這一年從大學畢業，並完成了一篇關於約瑟夫·康拉德的論文。 他攜作品《通往蜘蛛巢的小徑》參加了蒙達多利面向青年作家的比賽，但被簡思羅·費拉塔淘汰了。與此同時，帕韋塞向埃伊納烏迪出版社推薦了卡爾維諾。10月份，埃伊納烏迪出版了這部作品，收錄在「珊瑚」叢書中。這部作品在銷售上取得巨大成功，並獲得了里喬內獎。 卡爾維諾在埃伊納烏迪出版社負責新聞辦公室和廣告宣傳工作。在這家都靈出版社中，不同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思潮互相碰撞，卡爾維諾不僅和文人（前文已經提到的帕韋塞、維托里尼、娜塔莉亞·金茲伯格），還和歷史學者（德里歐·坎迪莫利、弗朗科·文圖里），以及哲學家（包括諾貝托·博比奧和費里切·巴爾博）建立了友誼，品嘗到精彩的知識碰撞。 夏天的時候，他還作為出版社代表參加了在布拉格舉辦的世界青年節。 1948年 4月末，卡爾維諾離開埃伊納烏迪，轉而為《團結報》的都靈分社工作。直到1949年9月，他都負責該報第三版文化副刊的編輯工作。這一年，他也開始和義大利共產黨的月刊《重生》（Rinascita）合作，為其撰寫短篇小說和文學評論。 他和娜塔莉亞·金茲伯格結伴而行，前往斯特雷薩拜訪正在當地度假的海明威。 1949年 4月末，卡爾維諾參加了巴黎的和平游擊隊大會，這一舉動使得他在之後的許多年都被禁止入境法國。 7月，由於對都靈《團結報》的工作不甚滿意，卡爾維諾前往羅馬，有兩家報紙有意聘請他作記者，但商談未果。8月，他參加了在布達佩斯舉辦的青年節，並且為《團結報》撰寫了一系列報道。有好幾個月，他還兼顧《卡里尼亞諾先鋒報》（Prime al Carignano）戲劇專欄的編輯工作。9月，他回到埃伊納烏迪從事新聞辦公室的工作，並負責「科學文學系列叢書」的文學卷。正如朱利奧·埃伊納烏迪（Giulio Einaudi）之後提到的：「書的封面折頁和卡片的設計是他和維托里尼，以及帕韋塞合作的結晶，而且創造出義大利出版業的一種風格。」 短篇小說集《最後飛來的是烏鴉》出版。《白帆》（Il Bianco Veliero）卻未能問世，因為維托里尼給予該作品負面的評價。 1950年 8月27日，帕韋塞自殺身亡。卡爾維諾深感震驚：「在我與他相識的這些年裡，他從未有過自殺的念頭，可是他的其他老朋友都知道他之前存在著這種念頭。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出現了偏差。我認為他是一位堅定、頑強，對工作充滿熱忱又十分可靠的人。帕韋塞去世之後，通過他的自殺，以及日記中對於愛情和絕望的呼喊，我才發現了他的另一面。」［D』Er 79］十年後，卡爾維諾寫下了紀念他的文章《帕韋塞：存在與創作》（「Pavese：essere e fare」），回顧了他留下的精神和文學財富。卡爾維諾本打算編纂一本關於帕韋塞及作品的評論文集，卻僅僅停留在了計劃階段（卡爾維諾的一些作品證明了這一點）。 對於埃伊納烏迪出版社而言，這一年也是一個轉折點：在巴爾多辭職後，埃伊納烏迪在50年代大換血，將朱利奧·保拉迪、保羅·博里基耶利、達尼埃萊·彭其羅里、雷納托·索米、盧奇亞諾·佛奧和切薩雷·卡塞斯招至麾下。「我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奉獻給編輯工作，編的都是別人的書，而不是用來寫我自己的書。我對此很滿意，因為出版業在義大利如此重要，並且我所工作的出版社為義大利其他出版同行樹立了榜樣，這不是一件小事。」［D』Er 79］ 卡爾維諾為《文化與現實》（Cultura e realtà）撰稿，這本雜誌由費里切·巴爾博和前《左派基督徒》雜誌的其他代表人物（費代萊·達米科、馬里奧·莫塔、弗朗科·羅達諾、烏巴爾多·斯加塞拉蒂）共同創辦。 1951年 卡爾維諾歷經辛苦創作出一本具有現實主義社會意義的長篇小說，這本《波河青年》（I giovani del Po）後來連載在《工作坊》（Officin，1957年1月至1958年4月）雜誌上，成為他一條中斷的研究路線的見證。夏天，卡爾維諾幾乎是一氣呵成地寫出了《分成兩半的子爵》（Il visconte dimezzato）。 10月至11月間，卡爾維諾到蘇聯旅行（《從高加索到列寧格勒》），為期大約五十天。一路的旅行見聞集結成《伊塔洛·卡爾維諾的蘇聯旅行日記》（Taccuino di viaggio in Urss di Italo Calvino），於第二年的2、3月份刊登在《團結報》上，隨後為他贏得了聖文森特獎。卡爾維諾不願用常規的意識形態思維去判斷蘇聯，於是轉而從日常生活的細節當中領悟蘇維埃的現實，以此得出了一種正面且樂觀的印象（「在這裡，社會就像一個巨大的抽水泵，吸收著各種各樣的志向：假如一個人身上具有好的一面，那麼無論多少，都會以某種方式表現出來。」），儘管他對許多方面也有所保留。 在卡爾維諾離家在外的這段時間裡（10月25日），他的父親過世了。十年後，卡爾維諾在自傳體小說《聖約翰之路》（La strada di San Giovanni）中提到了這件事。 1952年 《分成兩半的子爵》出版，收錄在維托里尼主編的「籌碼」叢書中，收穫了巨大的成功，卻在左派評論界激起了截然相反的反映。 5月，由卡爾維諾編寫的《埃伊納烏迪簡報》（Notiziario Einaudi）第1期出版。7月之後，他成為這份簡報的責任編輯。 夏天，他和保羅·莫奈里（Paolo Monelli）一起作為《新聞報》（Stampa）的特派記者報道赫爾辛基奧運會，並為《團結報》撰寫帶有政治傾向的文章。「莫奈里缺乏遠見，所以是我告訴他，要注意這裡，要留心那裡。第二天，我打開《新聞報》，看到他把我向他指出的內容都寫了進去，而我卻無法做到這一點。所以，我放棄了記者這份行當。」（Nasc 84） 卡爾維諾在《暗室》（Botteghe Oscure，一本由巴夏諾的瑪格麗特·卡埃塔尼公主指導，喬爾喬·巴薩尼主編的國際文學雜誌）上發表了短篇小說《阿根廷螞蟻》（La formica argentina）。他繼續與《團結報》合作，撰寫了多種類型的文章（從未集結成冊），包括敘事小說、通訊報道和社會寓言；在這一年的最後幾個月中，他完成《馬克瓦多》（Marcovaldo）開頭的幾篇故事。 1953年 繼《白帆》和《波河青年》之後，卡爾維諾耕耘數年，第三次嘗試創作題材廣泛的小說：《女王的項鍊》（La collana della regina），「一部糅合了現實主義、社會性、怪誕荒謬及果戈里元素的長篇小說」，反映了都靈的工人階層生活，但是，也註定沒法出版。 他還在羅馬雜誌《新題》（Nuovi Argomenti）上發表短篇小說《青年先鋒隊在芒通》（Gli avanguardisti a Mentone）。 1954年 他開始為周刊《當代》（Il Contemporaneo）（由羅馬諾·比蘭奇、卡羅·薩利那裡和安東內洛·特隆巴多里主編）撰寫文章；前後持續了將近三年時間。 收錄在《籌碼》叢書中的《進入戰爭》（L』entrata in guerra）得以出版。 《義大利童話》的編寫工作提上日程，卡爾維諾精選並改寫了兩百則出自19世紀義大利各地的民間故事，並附上簡介和注釋。在準備過程中，卡爾維諾得到了人種學者朱塞佩·科齊亞拉（Giuseppe Cocchiara）的幫助，他是《經典童話》系列的發起人，這個系列被納入了「千年」叢書當中。 因為一篇關於第十五屆威尼斯電影展的報道，卡爾維諾開始和雜誌《新電影》（Cinema Nuovo）合作，之後雙方的合作又持續了數年。從那時起，他常去羅馬，而且在羅馬度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1955年 從1月1日開始，卡爾維諾成為埃伊納烏迪出版社的主管，一直到1961年6月30日為止；在那之後，他成了埃伊納烏迪出版社的出版顧問。 他在《對比》（Paragone）雜誌的文學版上發表了文章《獅子的骨髓》（「Il midollo del leone」），這是一系列頗具分量的雜文之首篇。在當時主流的文化潮流之下，這些文章明確了他的文學理念。 在最具經驗和權威的對話者中，卡爾維諾將以下幾位稱為黑格爾—馬克思主義者：切薩雷·卡塞斯（Cesare Cases）、雷納托·索米（Renato Solmi）、弗朗科·福爾蒂尼（Franco Fortini）。 他和演員艾爾莎·德·喬爾吉（Elsa De Giorgi）交往了幾年。 1956年 1月，義大利共產黨秘書處任命卡爾維諾為國家文化委員會的成員。 他在《社會》（Società）雜誌上致信瓦斯科·普拉托里尼（Vasco Pratolini），以此加入到針對小說《梅泰羅》（Metello）的討論當中。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為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改革開啟了一個短暫而充滿希望的時代。「我們義大利共產黨人曾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是的，我認為這個詞是最貼切的。一方面，我們是而且希望自己是真理的見證者，是為受壓迫剝削的人民出頭的復仇者，是反對任何欺壓行為並且伸張正義的捍衛者；另一方面，我們又以共產主義事業為名，為我黨和史達林的錯誤、欺壓、專制辯護。精神分裂，立場搖擺。我記得很清楚，在我遊歷數個社會主義國家時，我深深地感到拘束、排擠和敵視。但當火車載我回義大利，穿過邊境時，我問自己：在這裡，在義大利，在這樣的義大利，如果我不是共產主義者，還能有什麼選擇？這就是為什麼黨內關係的緩和與史達林主義的結束，為我們卸下了心中一塊巨石：因為我們的精神形象，我們分裂的個性，終於能夠復原，革命事業與真理也終於能夠協調一致。在那些日子裡，這也正是我們很多人的夢想和希望。」［Rep 60］卡爾維諾以安東尼奧·喬利蒂（Antonio Giolitti）為參考，預見到義大利共產黨內部可能要進行改革。 3月至7月間，他以《當代》雜誌為陣地，參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辯論，對義大利共產黨的文化路線提出了置疑；晚些時候（7月24日），在中央文化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卡爾維諾與阿利加塔發生了爭論，並提出了「一項針對所有目前在黨內文化組織居於領導位置的同志的不信任案」［《團結報》，1990年6月13日］。他越來越難以信任共產黨高層的政治選擇：10月26日，卡爾維諾向埃伊納烏迪的黨組織中由加依梅·品托負責的支部提交了議事日程，譴責「對現實令人無法接受的歪曲捏造」，直指由《團結報》一手操縱，對發生在波茲南和布達佩斯的事件的不實報道，並對義大利共產黨沒有能力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結果，以及東歐正在發生的演變進行革新的狀況進行了嚴厲批判。三天後，支部批准了一則《對共產黨員的號召》，要求「領導機構的行為不被承認」，並「公開表示我們完全支持波蘭和匈牙利人民所進行的運動，也完全支持那些徹底革新工作方法，支持在推動全人類的改革中沒有脫離廣大群眾的共產黨員」。 卡爾維諾將近期發表在《當代》雜誌上的一篇講稿，獻給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並且與一部分左派評論者進行爭論。 卡爾維諾創作獨幕劇《小長凳》（La panchina），由塞爾喬·里貝洛維奇（Sergio Liberovici）譜曲，10月在貝加莫的多尼采蒂劇院上演。 11月，《義大利童話》出版。這部作品的成功鞏固了卡爾維諾「寓言作家」的形象（一些評論家的觀點則正好相反，他們認為卡爾維諾是一位撰寫理論性文章，而且具有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 1957年 《樹上的男爵》（Il barone rumpante）出版，同時在第20期《暗室》雜誌上發表了《地產投機》（La speculazione edilizia）。 卡爾維諾在《開放之城》（Cittàaperta，由一群意見相左的羅馬共產黨知識分子創辦的期刊）上發表了寓言故事《安的列斯群島的絕對靜止》（La gran bonaccia delle Antille），以此來嘲諷義大利共產黨的保守主義。 在安東尼奧·喬利蒂離黨之後，8月1日，卡爾維諾向都靈聯合委員會遞交了一封書信，言辭懇切，辭去了黨內所有職務，這封信於8月7日發表在《團結報》上。在這封信中，卡爾維諾除了闡明自己持有不同政見的原因以外，還表達了自己對於國際共產主義的民主發展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心。此外，他也回憶了作為共產主義者的鬥爭，及其在他的知識和人格形成上起到的重大作用。 然而，這一連串事件仍在卡爾維諾的態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這些事使我疏離了政治生活，也就是說相較於之前，政治在我內心中占據的空間，相較之前小了很多。從那時起，我不再將政治看作生活的全部，也對它失去信任。如今，我認為政治對於社會表現出的各種事物的記錄，相對於其他渠道有所滯後，同時，我也認為政治常常會採取一些過度和欺騙的行為。」［Rep 80］ 1958年 卡爾維諾將尚未發表的長篇小說《女王的項鍊》截取出部分片段，題作《車間裡的母雞》（La gallina di reparto），發表在《新潮流》（Nouva Corrente）雜誌上，並在《新題》上發表了《煙雲》（La nuvola di smog）。這一年，篇幅宏大的《短篇小說集》（I racconti）問世，並在次年獲得巴故塔獎。 卡爾維諾與周刊《明日義大利》（Italia domani）及安東尼奧·喬利蒂主編的雜誌《過去與現在》（Passato e Presente）合作，就新左派社會主義者的問題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討論。 有兩年的時間，卡爾維諾與都靈的「編年演唱團」合作，在1958至1959年間為里貝洛維奇（Liberovici）的四首歌曲創作了歌詞（分別是《悲傷的歌》《禿鷹盤旋的地方》《越過大橋》和《世界之主》），也為費歐倫佐·卡爾皮（Fiorenzo Carpi）的歌曲《在碧綠的波河上》創作了歌詞。卡爾維諾還為勞拉·貝蒂（Laura Betti）的歌曲《老虎》和皮埃羅·桑蒂（Piero Santi）編曲的《都靈之夜》寫過歌詞。 1959年 《不存在的騎士》（Il cavaliere inesistente）問世。 這一年是《埃伊納烏迪簡報》發行的第八年，它在當年第3期出版後停刊。《文學樣刊》（Menabòdi letteratura）開始發行第1期：「維托里尼在米蘭的蒙達多利出版社工作，而我在都靈的埃伊納烏迪。在維托里尼主編《籌碼》的整個時期，都是我代表都靈方面的編輯部與他聯繫的，因此他希望我的名字能夠和他的一起作為共同主編出現在《文學樣刊》上。事實上，《文學樣刊》是由維托里尼發起和主持的，他決定每一期的排版，與他合作的夥伴共同討論編輯工作，並親自收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Men 73］ 卡爾維諾謝絕了社會主義日報《前進！》（Avanti！）的合作邀請。 6月底，斯波萊托兩個世界文化節上，在戲劇《相簿紙》（Fogli d』album）的演出當中，插入了改編自卡爾維諾的短篇小說《一張過渡床》（Un letto di passaggio）的短劇。 9月，卡爾維諾的啞劇《跳吧》（Allez-hop）在威尼斯鳳凰劇院上演，由盧奇亞諾·貝里奧（Luciano Berio）譜曲。事實上，除了創作小說和雜文，進行出版和編輯的工作外，卡爾維諾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都對戲劇、音樂和表演抱有長久的興趣，儘管他這一類的作品並不豐富。 11月，卡爾維諾得到福特基金會的贊助，前往美國旅行，走訪了美國幾個重要城市。這趟旅程長達六個月，其中四個月他都待在紐約。這座城市深深打動了卡爾維諾，因為他與其複雜的環境建立了某種聯繫。數年後，卡爾維諾提到，紐約是他感受最為深刻的城市。更甚者，在為《ABC》周刊撰寫的第一篇稿件中，他寫道：「我愛紐約，這種愛是盲目的，也是沉默的：我不知道如何用自己喜愛紐約的理由反擊那些憎恨這裡的人……其實，大家也不明白為什麼司湯達如此喜愛米蘭。我是不是要在自己的墓碑上，就在我的名字下方寫上『紐約人』？」（1960年6月11日） 1960年 卡爾維諾將三部作品整理成《我們的祖先》（Nostri antenati）三部曲，同時附上了一篇頗具價值的前言。 在第2期《文學樣刊》上，他發表了隨筆《物質世界的海洋》（「Il mare dell』oggettività」）。 1961年 卡爾維諾的聲名愈發鞏固。面對絡繹不絕的邀約，他拿不定主意是該滿足自身對於不同事物的好奇心，還是該專注於自己的領域：「一段時間以來，各方的合作請求源源不斷：日報、周刊、影院、劇院、電台和電視，無論是考慮名或是利，這些邀約對我的吸引力都不相上下，但也著實令我在幾種情況之間掙扎，一方面害怕在這曇花一現的事情上面耗費精力（有的時候我想效仿其他更富有才華和多產的作家，後來卻發現保持沉默、不去刻意模仿反而更令我愉快）；另一方面我希望自己專注於『著書』，此外，我也懷疑，即使是撰寫任何有關時事的文章，最終還是在創作會流傳下去的東西。總之，我既不是為了報紙，也不是為了某些外在因素，同樣也不是為了自己寫作。」［寫給埃米利奧·切奇的信，11月3日］在被他拒絕的合作提議當中也包括與《晚郵報》的合作。 卡爾維諾根據自己在美國旅途中的所見所聞，寫下了《一個樂觀主義者在美國》（Un ottimista in America），但在完成初稿後，他卻決定不予以出版。 4月，卡爾維諾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進行了為期十五天的旅行：分別到哥本哈根、奧斯陸和斯德哥爾摩舉辦了講座（講座地點均為當地的義大利文化處）。 4月末5月初的時候，他到馬略卡島出席福門托爾國際獎的頒獎儀式。 9月，他同埃伊納烏迪和「編年演唱團」的同事朋友一道參加了由阿爾多·卡皮蒂尼（Aldo Capitini）發起的第一次佩魯賈—阿西西和平遊行。 10月，他前往巴伐利亞慕尼黑，後來又到法蘭克福參加圖書展。 1962年 4月，卡爾維諾在巴黎結識了埃絲特·朱迪思·辛格（Esther Judith Singer），別名奇基塔（Chichita），這位阿根廷翻譯家一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等國際組織工作（直到1984年，她都作為自由譯員進行工作）。這段時期，卡爾維諾說自己就像患上了「漫遊症」：他不斷來往於羅馬（他在那裡租了一間臨時公寓）、都靈、巴黎和聖雷莫。 「利古里亞人分為兩種：一種人死守著家，就像貝殼嵌入礁石，你永遠無法將他們從那裡移開；另一種人則四海為家，隨遇而安。可是即便是後者，包括我在內……也要時常回家，我們對於家的牽掛並不亞於前者。」［Bo 60］ 他開始斷斷續續為米蘭《日報》（Il Giorno）撰稿，合作持續了幾年時間。 《文學樣刊》第5期發表了卡爾維諾的雜文《挑戰迷宮》（「La sfida al labirinto」），文學雜誌《此與彼》第1期發表了他的短篇小說《聖約翰之路》。 1963年 這一年，所謂的新先鋒運動在義大利逐漸成形；儘管卡爾維諾沒有參與其中，但仍然時刻關注這項運動的發展。卡爾維諾對於「六三學社」[101]的主張給予關注，但又保持距離，這也成為他與安吉洛·古耶爾米（Angelo Guglielmi）意見不合的有力證據，隨後他出版了《挑戰迷宮》。 《馬克瓦多即城市的四季》（Marcovaldo ovvero Le stagioni in città）出版，收錄在「給青少年的書」系列叢書中，並邀請塞爾喬·托法諾（Sergio Tofano）設計了23幅插圖（這也成為日後卡爾維諾十分得意的事）。這一年還出版了《觀察者的一天》（La giornata d』uno scrutatore），《地產投機》單獨成冊出版。 3月中旬，卡爾維諾去了利比亞：在的黎波里的義大利文化處舉辦了主題為《昨日與今日小說中的自然與歷史》的講座。 5月，作為福門托爾獎的評委，卡爾維諾在科孚島度過了一周。5月18日，他憑藉《觀察者的一天》在洛桑獲得查爾斯·維伊倫獎。 這一年他在法國逗留了相當長的時間。 1964年 2月19日，卡爾維諾與奇基塔在哈瓦那完婚。 「在我的生命中，我遇到過許多堅強的女性。我的身邊不能沒有女人的陪伴。我只是一個兩頭雙性生物的一部分，是一個真正具有生物性和思想的機體。」［RdM 80］ 卡爾維諾在古巴重遊了他出生的地方和他的父母曾經居住的房子。在眾多會面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埃內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有了一次私人見面。 卡爾維諾為《通往蜘蛛巢的小徑》的最新版本撰寫了一篇極其重要的序言。 夏天過後，他和妻子定居羅馬，住在蒙特·布里安佐路的一間公寓裡。這個家庭的成員還有馬爾切羅·威爾（Marcelo Weil），這個16歲的少年是奇基塔與第一任丈夫的孩子。每兩個禮拜卡爾維諾會去一趟都靈，參加埃伊納烏迪的會議，處理一些信件。 他在《文學樣刊》第7期上發表了雜文《作為對立面的工人階級》（「L』antitesi operaia」），反響平平。在後來出版的《文學機器》（Una pietra sopra）（1980年）中，卡爾維諾形容這篇雜文「是一次把自己的認知融入演說話題當中的嘗試（正如我在《文學樣刊》上早前發表的那些文章一樣），這其中既有我對工人階級歷史地位的不同評價的認知，也有這些年來關於左派問題的本質的認知……也許我做的另外一個嘗試就是將不同的元素拼湊成一幅統一和諧的圖畫」。 在《咖啡》雜誌的11月刊上刊登了《宇宙奇趣全集》（Futte cosmicomiche）中的前四則故事：《月亮的距離》、《天亮的時候》、《太空中的一個標誌》、《一切於一點》。 1965年 卡爾維諾撰寫了兩篇文章（一篇發表在1月30日的《重生》上，另一篇發表在2月3日的《日報》上），加入了由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發起的關於新的「技術性」義大利語的討論。 5月，他的女兒喬萬娜（Giovanna）在羅馬出生。「活了四十年第一次做父親，這給了我極大的滿足感，更重要的是，我獲得了一種意料之外的樂趣。」［寫給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的信，11月24日］ 《宇宙奇趣全集》出版。他以托尼歐·卡維拉（TonioCavilla）為筆名，編輯了《樹上的男爵》的精簡版並附上評註，收錄在「中學讀物」系列中。《煙雲》和《阿根廷螞蟻》作為姊妹篇出版（這兩篇小說之前已經被收錄在《短篇小說集》中）。 1966年 2月12日，維托里尼去世。「我很難把死亡這件事和維托里尼聯繫起來，甚至就在昨天，他也還是個和疾病無緣的人。那些本質上消極性的體現，在當代文學中占據主流，卻不屬於維托里尼，他總是追尋生活的新面貌。而且他知道如何激發出他人的這一面。」［Conf 66］一年後，在《文學樣刊》向這位西西里作家致敬的專刊上，卡爾維諾發表了一篇悼文：《維托里尼：計劃與文學》（「Vittorini：progettazione e letteratura」）。 維托里尼逝世後，卡爾維諾對時事的立場發生了轉變：正如他後來所言，他有了一種疏離感，節奏也發生了變化。「早先我完全無法理解，如何將泡在圖書館作為職業……現在這種想法卻占據上風，而我是心甘情願的，這一點我必須承認。並非是我對日常生活的興趣減弱，而是我不再有占據社會生活中心的衝動。當然，主要原因是我也不再年輕了。我年輕時所信奉的司湯達主義在某個時間點戛然而止。這也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隨著年齡自然而來，我曾年輕過很長一段時間，也許是太長了，突然我感到自己不得不開始我的老年生活，對，就是老年，我甚至希望它早點開始，沒準還可以延續得更長久一些。」［Cam 73］ 然而卡爾維諾的疏離感並不意味著與外界的粗暴隔絕。5月，他接受讓—路易斯·巴勞特（Jean-Louis Barrault）的邀約，為其導演的戲劇撰寫劇本。6月初，他到拉斯佩齊亞參加「六三學社」的會議。9月，他向一位英國編輯寄送了一篇《作家力挺越南》（「Authors Take Sides on Vietnam」）的論文（「在一個沒有人對自己感到滿意或問心無愧的世界中，也沒有國家或機構能夠奢望體現出一種普遍的想法，甚至無法僅僅反映自己特殊的真相，越南人民是唯一帶來光明的存在」）。 1967年 6月下旬，卡爾維諾一家移居巴黎，住在夏提隆廣場的一幢小房子裡，打算在那裡住上五年。但卡爾維諾在那裡一直住到1980年，這期間他時常返回義大利，並在義大利度過了一些夏日時光。 他完成了雷蒙·格諾《藍花》（Les fleurs bleues）的翻譯。這位特立獨行的法國作家活躍在多個領域，他的影響在已經成熟的卡爾維諾身上也有諸多反映：對於古怪又矛盾的喜劇性的嗜好（並不總是通過娛樂體現出來），對於科學和組合式遊戲的興趣，以及融合了實驗主義和古典精神的文學技藝的想法。 卡爾維諾舉辦了一場題為《控制論與幽靈》的講座，並且根據講座內容撰寫了文章《關於作為組合式過程的敘事文學的筆記》（Appunti sulla narrativa come processo combinatorio），發表在《新潮流》上。他在《新潮流》和《報告》（Rendiconti）上分別發表了《有絲分裂》（La cariocinesi）和《血，海》（Il sangue，il mare），後來均收錄在短篇小說集《時間零》（Ti con zero）中。 年底，他和扎尼凱立出版社（Zanichelli）的喬瓦尼·恩里克斯（Giovanni Enriques）共同策劃和編纂一部面向中學生的文集，得到薩利那裡（G.B.Salinari）和四位教師的協助，在1969年以《閱讀》（La lettura）之名面市。 1968年 卡爾維諾對符號學產生了新興趣，這一點也從他參加的兩場研討會得以證實：研討會在索邦大學的高等教育學院舉行，組織人是羅蘭·巴特，主題是巴爾扎克的《薩拉金》（Sarrasine）。卡爾維諾又在烏爾比諾大學參加了為期一周的符號學研討會，格雷馬斯（Greimas）的發言為此次研討會奠定了基調。 在巴黎，卡爾維諾與格諾來往密切，後者將他介紹給「烏力波」（潛在文學工場，阿爾弗雷德·雅里創立的荒誕玄學學院的分支）的其他成員，包括喬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弗朗索瓦·勒利奧內（Francois Le Lionnais）、雅克·魯博（Jacques Roubaud）和保羅·富爾內爾（Paul Fournel）。除此之外，他並沒有與在巴黎的社會文化名流過從甚密：「也許我並不具備與他鄉建立個人關係的能力，我常常浮在半空，只有一隻腳踏入那些城市。我的寫字檯好像一座孤島：既可以擺在這裡，也可以漂到另一個國家……當作家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可以獨自完成，無關乎地點，可以是在鄉間或是一座島嶼上一幢與世隔絕的房子，而這幢房子我確實是有的，就在巴黎市中心。由此，儘管我與工作相關的生活都在義大利展開，但一有可能我就會來到巴黎，或者說我必須獨處。」［EP 74］ 在60年代早期已經出現的青年抗議運動中，卡爾維諾持續關注「學生抗議運動」，但並不贊同他們的態度和觀點。 他「對於這些年紛繁混亂的思想現狀做出的貢獻」［Cam 73］，很大程度上與他對於烏托邦這一議題的思索有關。卡爾維諾對於重讀傅立葉的提議已然成熟，並在1971年付諸現實，出版了一部獨特的文集。「對於這本文集的目錄我是尤為得意的：我真正關於傅立葉的論文就是它了。」［Four 71］ 他拒絕了因為《時間零》頒給他的維亞雷焦獎（「我認為文學獎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拒絕這個獎，是因為我覺得自己不會再抱以認同感繼續支持那些已失去意義的機制。我希望避免一切來自新聞界的喧囂，並懇請不要讓我的名字出現在獲獎者名單上。相信我的誠意吧」）；可是，他在兩年後接受了阿斯蒂獎，又在1972年接受了義大利林琴國家科學院頒發的費爾特里內利獎，之後還接受了尼斯、蒙代洛和其他獎項。 一整年內，卡爾維諾都在為編輯三卷本的中學文選《閱讀》而辛勞工作；在扎尼凱立出版社，他的合作者是戴爾菲諾·因索雷拉和佳尼·索福里。 米蘭編輯俱樂部出版社出版了《世界記憶和其他宇宙奇趣故事》（La memoria del mondo e altre storie cosmicomiche）。 1968至1972年，他與幾位朋友（圭多·內里、卡洛·金茲伯格、恩佐·梅蘭德里，以及佳尼·切拉蒂）當面或通過書信探討創辦一本新雜誌《阿里巴巴》（AlìBabà）的可能性。他的內心活躍著一種迫切的需求，這本雜誌將面向「全新的公眾，他們甚至沒有想到能夠將閱讀化為日常需要」：這個計劃從未實現，即「一本廣泛發行的雜誌，在各處書報亭販賣，就像《里努斯》這類雜誌一樣，但並非連環畫性質的，而是刊登配有大量插圖的連載小說，採用一種引人入勝的排版方式。雜誌中還會包括相當數量的專欄，它們通過舉例來闡述敘事策略、人物類型、閱讀方式、文風體系和詩歌—人類學功能，不過，所有這一切都要讀起來妙趣橫生。總之，這本雜誌的設計將是一次藉助各種傳播工具而進行的探討」。［Cam 73］ 1969年 卡爾維諾在弗朗科·瑪利亞·里奇主編的《塔羅牌：貝加莫和紐約的子爵牌》（Tarocchi.Il mazzo visconteo di Bergamo e New York）中發表了《命運交叉的城堡》。同時卡爾維諾在修訂新版的《最後飛來的是烏鴉》。他還在《咖啡》上發表了《砍頭》（La decapitazione dei capi）。 春天時節，《閱讀》問世。名為「觀察和描述」的章節完全是卡爾維諾的構想，在這些章節中他提出將描述當作認知經歷，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描述就是儘量靠近我們想要表達的內容，同時又會使我們感到一絲不滿，因此我們必須進行持續觀察，並不斷嘗試如何更好地表達我們所觀察到的事物」［Let 69］）。 1970年 《艱難的愛》（Gli amori difficil）在6月出版，收入埃伊納烏迪新的「鴕鳥」系列中，這也是《伊塔洛·卡爾維諾短篇小說集》的第一和唯一的一冊；該書開篇即是他一篇著名的生平簡介，卻沒有署名。 在重新整理了一輪廣播放送材料後，卡爾維諾發表了阿里奧斯托長詩中的選段，名為《伊塔洛·卡爾維諾講述盧多維克·阿里奧斯托的瘋狂的奧蘭多》（「Orlando furioso di Ludovico Ariosto raccontato da Italo Calvino」）。 70年代，卡爾維諾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童話上，此外，他還為一些著名童話集的新版本撰寫了序言（蘭扎、巴西萊、格林、佩羅、皮特雷）。 1971年 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委託卡爾維諾主編「百頁」叢書，這耗費了他幾年時間。在這套叢書眾多的作家中，除了那些他所鍾愛的經典大家（史蒂文森、康拉德、詹姆斯、司湯達、霍夫曼、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還收錄了許多19至20世紀知名度較小的義大利作家。 《昏暗之地》（Dall』opaco）收錄在混編文集《阿黛爾菲亞娜》（Adelphiana）中。 1972年 3月，美國作家約翰·巴思（John Barth）請卡爾維諾代替自己到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藝術與文學系教授1972至1973學年的小說寫作課程。4月底，卡爾維諾違心地拒絕了這個邀請。 6月，義大利林琴國家科學院授予卡爾維諾安東尼奧·費爾特里內利獎（敘事文學類），頒獎典禮在當年12月舉行。 《看不見的城市》（Le cittàinvisibili）出版。 11月，他第一次參加烏力波的早餐會，並在次年2月成為該團體的外國成員。同年11月，在義大利版《花花公子》第1期上刊登了他的文章《名字，鼻子》（「Il nome，il naso」）。 1973年 《命運交叉的城堡》最終版問世。 在回應《新題》雜誌一項關於極端主義的調查時，卡爾維諾聲明：「我認為對於當前狀況的嚴重性有一個極端認知是正確的，正是這樣的嚴重性要求我們具備分析精神、現實意識，以及對一言一行一思所產生的後果能夠承擔責任，而這些並非是極端主義能夠做到的。」［NA 73］ 卡爾維諾在佩斯卡亞市內一個叫作羅卡馬萊的濱海區域的松林邊建造了一棟房子，此時正值最後完工的階段，從此往後，每到夏天，卡爾維諾都在那裡避暑，時常往來的朋友有卡羅·福魯特羅（Carlo Fruttero）和皮埃特羅·齊塔蒂（Pietro Citati）。 1974年 1月8日，卡爾維諾以《看不見的城市》入選第二十三屆博扎來獎的決賽。他參加了在恩波利的萊納托·甫契尼圖書館舉行的有關戰後義大利敘事文學的辯論。 他開始在《晚郵報》上發表短篇小說和遊記，並就義大利政治與社會現狀撰寫了一系列內容豐富的論文。雙方的合作持續至1979年；其中最早的一篇論文是4月25日發表的《記一次戰役》。同年，另一篇帶有自傳性質的短文《一名觀眾的自傳》（「Autobiografia di uno spettatore」）作為序言出現在費德里科·費里尼的作品《四部電影》（Quattro fil）中。 他還為廣播節目《不可能的採訪》撰寫了文章《蒙特祖馬》（「Montezuma」）和《尼安德特人》（「L』uomo di Neanderthal」）。 1975年 5月下旬，卡爾維諾接受義大利廣播電視公司的委託，到伊朗進行實地考察，為電視台將要製作的節目《伊朗之城》做準備。 8月1日，《長頸鹿賽跑》（La corsa delle giraffe）發表在《晚郵報》上，這是帕洛馬爾先生系列故事的第一篇。 《世界記憶和其他宇宙奇趣故事》再版，收錄在埃伊納烏迪的「青年圖書館系列」中。 1976年 2月末至3月中，卡爾維諾待在美國：他先是到阿默斯特學院（馬薩諸塞州）做客；後來在巴爾的摩停留了一周，參加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舉辦的寫作研討會（包括關於《宇宙奇趣》和《塔羅牌》的研討會，以及一場《看不見的城市》的講座和朗誦會）；然後在紐約又待了一周。最後他與妻子奇基塔在墨西哥逗留了十餘天。 墨西哥之旅和11月的日本旅行給予他不少靈感，因此他又為《晚郵報》撰寫了一系列文章。 1977年 2月8日，奧地利教育與藝術部在維也納授予卡爾維諾「歐洲文學獎」。 在《對比》雜誌文學版上發表了《討喜的垃圾桶》（La poubelle agréée）。 刊登《以第一人稱敘述的筆》（「La penna in prima persona」，論索爾·斯坦伯格的繪畫作品）。這部作品是一系列短篇文章中的一篇，風格介於雜文和小說之間，都是從形象藝術中獲得的靈感（將以下人的作品作某種自由的對比：法烏斯托·梅羅迪、朱利奧·保利尼、路奇奧·德爾·帕佐、切薩雷·佩維萊利、瓦萊里奧·阿達密、阿爾貝托·馬涅利、路易吉·塞拉菲尼、多米尼克·紐利、喬爾喬·德·奇里克、恩里科·本治、荒川等）。 在12月的《文學靠岸》（Approdo letterario）上，以《帕洛馬爾先生在日本》為題發表了在前一年旅行中得到靈感而創作的一系列文章。 1978年 在1月31日寫給圭多·內里的信中，卡爾維諾提到《討喜的垃圾桶》是這樣一則故事：「它是一系列帶有自傳性質的文章中的一篇，與其說是故事，倒不如說是隨筆，其中大部分文章只是我的一些想法，而有一部分文章的編排仍然令我不甚滿意，也許有一天這些文章能夠單獨成冊，書名就叫《必經之路》（Passaggi obbligati）。」 4月，他的母親去世，享年92歲。梅麗堤亞納別墅在不久後被轉讓。 1979年 長篇小說《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Se una notte d』invernoun viaggiatore）出版。 以一篇社論《我也是史達林主義者？》（「Sono stato stalinista anch』io？」）（12月16至17日）為契機，卡爾維諾與《共和報》展開了密切的合作，他撰寫的文章都體現了他對當下書籍、展覽或其他文化事件的反思。相較於之前他與《晚郵報》的合作，有關社會與政治主題的文章幾乎註定要隱沒［其中也有例外，比如1980年3月15日發表的《關於腐朽國家之誠實的寓言》（「l』Apologo sull』onestànel paese dei corrotti」）］。 1980年 《文學機器》收錄了卡爾維諾自1955年以來最為重要的一些評論文章。 9月，他們全家搬到羅馬，住在坎普馬澤歐廣場上一幢帶露台的房子裡，距離萬神殿只有一步之遙。 他接受了里佐利出版社的委託，負責編選托馬索·蘭多菲（Tommaso Landolfi）內容豐富的文集。 1981年 卡爾維諾被授予榮譽軍團勳章。 負責編輯格諾的大型作品集《符號、數字與字母》（Segni，cifre e lettere）。 在雜誌《特洛伊木馬》（Il cavallo di Troia）上發表文章《巴格達之門》（「Le porte di Bagdad」），出現在托蒂·沙洛亞的舞台動作設計草圖上面。應亞當·波洛克（每年夏天，波洛克都會在格羅塞托省的小鎮巴蒂尼亞諾組織17至18世紀的戲劇演出）的請求，卡爾維諾創作了一部以組合式創作手法為特點的劇本，用作莫扎特未完成的歌劇《扎伊德》（Zaide）的演出框架。他還擔任了第38屆威尼斯電影節評審團主席，將當年的金獅獎頒給了瑪格雷特·馮·特洛塔導演的《沉重的年代》，將銀獅獎頒給了南尼·莫萊蒂導演的《金色的夢》。 1982年 年初，埃伊納烏迪出版了由塞爾喬·索米翻譯，格諾所著的長詩《袖珍本小型宇宙進化論》（Piccola cosmogonia portatile），文後附上了卡爾維諾在1978至1981年間創作的《小型宇宙進化論的小型導讀》（Piccola guida alla Piccola cosmogonia），通過密切的書信往來，他與索米探討和解決了在翻譯過程中所遇到的艱難問題。 3月初，米蘭斯卡拉大劇院上演了貝里奧與卡爾維諾合寫的兩幕歌劇《真實的故事》（La Vera Storia）。這一年問世的還有音樂劇《二重奏》（Duo），這是歌劇《一個傾聽的國王》（Un re in ascolto）的前身，同樣是二人合作完成的。 卡爾維諾在《FMR》雜誌的6月刊上發表了短篇小說《知情識味》（Sapore sapere）。 10月，里佐利出版社出版了《卡爾維諾精選托馬索·蘭多菲作品之最美篇章》（Le piùbelle pagine di Tommaso Landolfi scelte da Italo Calvino），並在書後附上了題為《精準與偶然》（「L』esattezza e il caso」）的評註。 12月，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出版老普林尼（Plinio）的作品《博物志》（Storia naturale），前言由卡爾維諾撰寫，題為《天空，人類，大象》（「Il cielo，l』uomo，l』elefante」）。 1983年 卡爾維諾被任命為高等教育學院的研究主任，為期一個月。1月25日，他在格雷馬斯主持的研討會上發表演說，主題為《伽利略的科學與隱喻》（「Science et métaphore chez Galilée」）。他在紐約大學（「詹姆斯講席」）用英文做了演講，題目是《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Mondo scritto e mondo non scritto」）。 儘管埃伊納烏迪出版社正在經歷嚴重的危機，《帕洛馬爾》（Palomar）仍在11月出版了。 1984年 4月，卡爾維諾接受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圖書展的邀請，與妻子奇基塔一起到阿根廷旅行。他還在那裡與幾個月前上任的總統勞爾·阿方辛進行了會面。 8月，《一個傾聽的國王》首演；第二個月卡爾維諾在致克勞迪奧·瓦萊賽的信中寫道：「要我說，貝里奧安排在薩爾茨堡上演的那部劇作，只有標題是出自我之手，別無其他。」 9月，卡爾維諾去了西班牙的塞維利亞，同博爾赫斯一起受邀參加了關於奇幻文學的會議。 由於埃伊納烏迪持續的財務危機，卡爾維諾決定接受米蘭加爾扎蒂出版社的邀約，並由該出版社在秋天出版了《收藏沙子的旅人》（Collezione di sabbia）和《新舊宇宙奇趣》（Cosmicomiche vecchie e nuove）。 1985年 卡爾維諾接受埃伊納烏迪出版社的委託，為卡夫卡的長篇小說《美國》（America）作序。 整個夏天他都待在羅卡馬萊的房子裡，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翻譯了格諾的《聚苯乙烯之歌》（La canzone del polistirene，在卡爾維諾去世後，該作品由施維勒出版社出版，用作蒙特迪森公司的非賣品出版物）；他還完成了一篇對瑪利亞·科爾第（Maria Corti）的採訪，此後在《手稿》（Autografo）雜誌的10月刊上發表；尤為重要的是，他為將於1985至1986學年在哈佛大學舉辦的講座（「諾頓講座」）準備了講稿《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Lezioni americane）。 9月6日卡爾維諾突發中風，被送往錫耶納的聖瑪利亞德拉斯卡拉醫院搶救並進行手術。18日夜間至19日凌晨，卡爾維諾因腦出血與世長辭。 本篇中出現的縮略語可參考以下注釋： Accr 60：《義大利作家群像》，艾利歐·菲利波·艾克洛卡編輯，威尼斯：書會出版社，1960年。 As 74：《一名觀眾的自傳》，費德里科·費里尼作品《四部電影》的序言，都靈：埃伊納烏迪出版社，1974年；後又編入《聖約翰之路》，米蘭：蒙達多利出版社，1990年。 Bo 60：《分裂的共產主義者》，對卡羅·波的採訪，《歐洲》周刊，1960年8月28日。 Cam 73：費爾迪南多·卡蒙，《作家的使命》，與G.巴薩尼、I.卡爾維諾、C.卡索拉、A.莫拉維亞、O.歐提埃里、P.P.帕索里尼、V.普拉托里尼、R.羅威斯、P.沃伯尼的評論對話，米蘭：加爾扎地出版社，1973年。 Conf 66：《比較》，1966年7—9月，II，10。 DeM 59：《帕韋塞是我的理想讀者》，對羅貝托·德·蒙提切利的採訪，《日報》，1959年8月18日。 D』Er 79：《伊塔洛·卡爾維諾》，對馬克·德拉莫的採訪，《工人世界》，1979年6月6日，第133—138頁。 EP 74：《巴黎隱士》，盧加諾：潘塔萊出版社，1974年。 Four 71：《卡爾維諾談傅立葉》，《書—國家晚報》，1971年5月28日。 Gad 62：對《艱難時期的一代》的回覆，埃托雷·A.阿爾貝托尼、艾吉奧·安東尼尼、萊納托·帕米艾利編輯，巴里：拉泰爾扎出版社，1962年。 Let 69：《對客觀事物的描述》，收錄在《閱讀：中學讀物選編》中，伊塔洛·卡爾維諾與吉安巴蒂斯塔·薩利納里主編，瑪利亞·達喬里尼、梅麗娜·因索雷拉、米埃塔·佩納蒂、伊莎·維歐蘭特合編，博洛尼亞：扎尼凱立出版社，1969年，第1卷。 Men 73：《樣刊推薦》（1959—1967），多納特拉·費阿卡里尼·瑪奇編輯，羅馬：高校出版社，1973年。 NA 73：《關於極端主義的四個回答》，《新題》，1973年1—2月，特刊，31。 Nasc 84：《我已有些厭倦作為卡爾維諾》，對朱利奧·納西貝尼的採訪，《晚郵報》，1984年12月5日。 Par 60：對一份米蘭期刊的調查問卷的回覆，《悖論》，青年文化雜誌社，1960年9—12月，第23—24期，第11—18頁。 Pes 83：《當代人的品位》，《三號手冊：伊塔洛·卡爾維諾》，佩薩羅：佩薩羅人民銀行，1987年。 RdM 80：《如果在秋夜，一個作家》，對盧多維卡·里帕·迪梅阿納的採訪，《歐洲》，1980年11月17日，第84—91頁。 Rep 80：《那天戰車摧毀了我們的希望》，《共和報》，1980年12月13日。 Rep 84：《一個雙目圓睜的詩人不可抵抗的嘲諷》，《共和報》，1984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