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童話 · 弗朗切斯科·蘭扎的《西西里喜劇故事》

兩種對立的流派造就了弗朗切斯科·蘭扎的《西西里喜劇故事》：其一既輕柔又謹慎，是專注於清澈而帶有回憶性質的散文流派；其二既怨恨又惡毒，是專注於鄉村滑稽戲和殘忍嘲弄的流派。民間口頭敘述文學體裁將其藝術和品位應用到改寫上—在一段時期內，在類似運用中的文化坐標都是兼具風格與道德的，不再是也未曾是如四十年前或四十年後般「科學的」、「民族心理學的」、「社會學的」、「符號學的」—它是最為簡單又最為短暫的：鄉村風格的俏皮話，農民之間的玩笑話以及傻瓜和被戴綠帽子的八卦逸事。 對於人種學家、社會心理學家或是符號學家（或是在這些學科里的文人）而言，一百多個逸聞趣事，其中大多數是下流的故事，都來自某個特定文化區域，它們散發出豐富而稀有的引人入勝的魅力。（對於文體評論家和在「傳聞」與「巡查」間搖擺的義大利文學風格的歷史學家而言，蘭扎的作品已經成為豐富而稀有的研究對象，也確實值得如此研究，而對於對「文學與人民」、美學範式與啟蒙熱忱的關係感興趣的評論家和歷史學家而言，蘭扎的作品仍然沒有獲得與之匹配的關注是相當奇怪的，或許是因為與哈維爾進行了對比，正如仍然健在的作家切奇提到的那樣。）我會僅僅將思緒集中在這些故事上，就像鄉村文化世界的基本制度和作者蘭扎所做的選擇性表達一樣。 《西西里喜劇故事》中收錄的故事都各具特色：在短篇故事本身「無偏見」的喜劇性上又增添了關於家鄉故土爭論的具有侵略性的重擔。每一則小故事都以一個喜劇主人公為基礎—他是引發大家笑點的來源—主人公以地名來命名：「這個卡拉希貝塔人」，「這個拉杜薩人」，「這個米斯特雷塔人」。語言暴力施壓在上述的定冠詞上，而這樣的暴力在每一篇小故事中都是一種欺壓的行為，也是一種窮人無休止復仇的手段。我認為，這些村莊的名字絕大部分都是可以互換的；試圖推斷出它們所屬的類型和所具備的特點是徒勞無功的：例如，在所敘述的行為反覆出現的基礎上，想要將「艾多尼人」定義為固執的人，或是將「馬扎里諾人」定義為懶惰的人。事實上，這些「性格特點」幾乎是不存在的；千差萬別的惡習在人類愚蠢言行的大熔爐里互相摻雜：每個地區的故事按照慣例都歸因於一個「到處是笨蛋的村莊」，一個被傳統賦予某種角色的地方，在這裡仿佛這些故事幾乎是被平均分配到巴拉弗蘭卡人、布隆泰人、莫迪卡人和卡爾塔吉龍內人身上。對讀者而言（就像現在的我），他讀到的是一本脫離了所有背景、所有鄉村名字都在隨意地流動、地理學漸漸消失的書籍：他們唯一可以回想起的「地方」就是類似營地的地方，僱農們在午休時間待在耕地邊上，彼得拉佩爾齊亞人和卡斯特里內人輪流「被欺騙」，這個地方不屬於集體，它早已被一次性地賦予了象徵意義，就像那些俏皮話。受害者如果不另講一個故事，就沒有報仇的可能，並且尼古西亞人和布泰拉人還要明白其中的嘲諷，重新建立起一種平衡，以適應更低的等級。 然而，仍然有一種仿佛低於所有等級的級別，也就是皮亞齊人，他們受到譴責，被認為甚至是出離人性、非基督教的級別；這是一類比他人承受更多固定特性的人物，臉上總是帶著偽裝（其口頭禪是ahbo），與其有關的故事從標題就開始使其聲名狼藉，並在結尾處重申了其宿命：「就像一個皮亞齊人那樣。」這樣的蔑視在各篇故事中有所體現，並達到了帶有表現主義色彩的口無遮攔的頂峰，例如下面這句話：「傻里吧唧的小傻子，說著一口皮亞齊方言。」這是蘭扎個人的一種惡意嗎，從而損害了其普遍悲觀主義的公正性？還是說這象徵著在被壓迫者的互相詆毀中，總是有一個被潑了最多髒水、受了更多壓抑的人呢？ 我說過這些詆毀中的悲觀主義是公平的，但很快我就必須記錄下在對待某些人和對待他人時的不同，至少是些許細微的差別。我從關於作者的參考書目中了解到，他所稱的卡羅皮帕諾人，其實是他的同鄉（來自瓦爾瓜內拉，古時候稱為卡羅派派），我注意到卡羅皮帕諾人回歸《西西里喜劇故事》的角色並非傻瓜，而是小偷（某些情況下指的是背叛伴侶的人，也就是偷女人的小偷）：這也是一個具有詆毀意義的定義，但與其說這是負面的，不如說是正面的。 差異化在這裡不容忽視，「傻瓜的故事」占據了大多數的篇幅，而「狡猾的故事」中老奸巨猾之人和淘氣鬼的名字都取自鄉村的名字，他們的故事卻占據極少的篇幅，並且他們的名字幾乎都取自和傻瓜名字相對的村莊名。因此，在這些極少數情況中，故事就此「自行簽署」、自行發表聲明，就像阿代爾諾人為了顯示其凌駕於布隆泰人的優越性而講述的那則故事一樣。在這一連串講述夫妻背叛的故事中，被背叛一方的名字總是取自其所在的村莊，而幾乎不存在以敵對村莊的名字命名背叛者的情況；更常見的情況是，這個人物雖然是負面形象，但他的頭腦和體力都低於其他人，因此就不稱呼他的名字，直接稱他為「同夥」。這樣一來就不言而喻了，如果被背叛一方是「特洛伊那人」或「米斯特雷塔人」，那麼背叛他們的「同夥」就很可能是他們的同鄉；然而這樣具有羞辱性動機的故事在辨別某一種村民的時候，依靠的是他們具體的欺騙行為，而非實施欺騙的那個人。 這些故事中特有的惡意幾乎從來懲罰的都不是錯誤，而是缺失。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百多篇關於人類惡習的故事中，甚至沒有一篇是屬於講述吝嗇的短篇喜劇故事這一巨大流派的。雖然每一個文化區域都可以將這些故事歸因於當地的「蘇格蘭人」，但我們可以說（從本書可以判斷）西西里人中是缺少「蘇格蘭人」的。（除非是將貪婪鬼看作馬扎里諾人，他們會往一個口袋裡吹氣，想要儲存一些氣體以備不時之需。）難道我們必須得出的結論是，我們身處一個太過貧窮的世界，所以愛財如命才激發了諷刺的想像力？抑或是這象徵著這些故事的意圖並非宣揚道德而是彰顯無恥，而貪婪的個性（指的是掌控欲過強而非過於小氣）是一種罪過，卻不像愚蠢的言行（缺乏家長式的名譽或是缺少性能力）那樣受到譏笑，不像縱慾（特指女性的行為不檢和傷風敗俗）那樣讓人感到羞恥，也不像褻瀆神靈（缺乏宗教敬仰）那樣會被逐出教會？如果根據《高山演講》（Discorso della Montagna），基督教道德是一種「缺失性」從無價值到有價值的轉變，那麼這些故事（就像古阿斯泰拉已經講述過的那些寓言故事一樣）就可以說是「反福音書」的：這象徵著窮人對這個世界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抵抗，他們將「缺失性」作為一種價值觀接受下來。倒退而反動的反福音書行為包括：沒有贖回「缺失性」，地理命名承認了一種宿命論，最落後的人永遠成不了最先進的。 根據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的「解剖學」，我們可以將這些喜劇故事歸類為「諷刺喜劇」，作為社會的替罪羊被排除在外，很自然，在相當一部分故事裡被排除在外者是因為對宗教一無所知，在他與教會和聖人的關係中犯下了愚蠢而下流的言行。但對於正直的基督教言行的維護仿佛只能通過形式上的諷刺來實現，與宗教精神並不相干。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有關鄉村宗教表現力的故事，都是基於村民對於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穌過於人類本能的生理反應。故事的喜劇性建立在神聖與褻瀆（醜聞）的對立之上，可以說相較於神聖與褻瀆（醜聞）的對立，這種喜劇性已經屬於第二階層，並且當中已經存在了由「福音書」而來的具有詩意的熱忱：「福音書」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其中充斥著嚴刑拷打、戰士、尖叫的人群、強盜和壞女人，這個故事卻和某種神聖的意義聯繫起來；而鄉村小故事則完成了一種對稱的操作（說到底是過剩和反覆的），激發了與神聖的象徵系統相對立的褻瀆神明的徵兆。 所有「缺失性」的犧牲品和傻瓜，在每一則民間傳說中都是一個如此重要的角色，在西西里民間敘述文學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朱發（Giufà）的不斷出現就證明了這一點，皮特雷也針對這個形象講述了一系列豐富的故事。朱發，正如阿拉伯世界中的高哈（Goha）一樣，是時空外部的一副面具，承擔著所有愚蠢的言行，使他愈發遠離普通人群：講述朱發的故事證實了敘述者和聽眾是凌駕於傻瓜笨蛋之上的。在弗朗切斯科·蘭扎所講述的各種各樣的「傻瓜故事」中，這些故事之所以和朱發區分開來，是因為它們符合一種更具侵略性的衝動：講故事的人把愚蠢的行為局限在某個地方，並將這種行為不斷靠近邊界（這可能是某個聽眾或者是嘲笑對象的某個熟人的家鄉），以此突出這個地方的界限，相較於承認本族群的優越性，更強調其他族群的劣勢。 如此具有侵略性的功能和遠離愚蠢行為的重要功能聯繫在一起，由蘭扎的一則故事（《朱發和馬扎里諾人》）作證，是對一則家喻戶曉的關於朱發的故事的延續、拼湊和模仿（那篇故事是關於一群討厭鬼和一位法官的）：是為了證實馬扎里諾人甚至比朱發還要傻。 許多阿拉伯趣事都屬於「朱發」故事的變體，蘭扎將這些趣事收錄在西西里部分的附錄中［《阿拉伯喜劇故事》（Mimi arabi）］：傻瓜親自把自己的名字帶了過來，而村莊之間的糾紛根本不存在，或是沒有在我們眼前出現。結果是（儘管主題相似，甚至有時候完全一樣）對暴力糾紛的強調變少了。（但系列故事中的最後一篇可能是阿拉伯人用來嘲笑黑人的其中一篇，不過我的說法只是猜測，畢竟太多元素從我眼前溜走了。） 在這本書中，唯一的本地復仇讓位於地區間復仇的情況，就出現在與卡拉布里亞人對立的西西里故事中。卡拉布里亞人有罪不僅是因為做了巨大的蠢事，更在於其輕率殘忍的暴行（遺憾的是，通過這些文本的證實，好像這些情況在西西里島上均未得到查證……）。 這些故事誕生於一種基本的社會傳統，其中並未留下供窮人排遣挫敗的出口，因此他們只能互相羞辱，並且這些故事忽略了富人的世界，與在童話中提到的世界相對而立，在童話里，平民百姓與王公貴族身處兩個壁壘分明的世界，但也正是在童話里，他們保持著一種奇蹟般的雙方達成一致的希望。在這裡，正如遙遠的權力世界中所表現出的那樣，只在若干故事中出現了國王；但嘲弄的態度卻總是朝向鄉下人（正如在某些關於維多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訪問庫內奧的亞平寧半島故事中描述的那樣），或是朝向市長［其權力未得到尊重，因為市長出身下層，正如書中唯一一則政治故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反政治故事，即《聖卡達多的十三位市長》）描述的那樣。我們反而在人口統計問題的成因中找到了熱切的召喚（《布隆泰教堂》）］。 窮人在嘲笑乞丐中獲得了安慰：對於我而言，最令人絕望的故事就是《皮埃爾澤斯的罩衫》（Il grembiule della pierzese）了；一個女人太習慣於破布爛衫，以至於在收到別人送她的一件新罩衫後，她把新衣服剪碎用來縫補舊的衣服。在這則故事中，和其他大部分故事一樣，故事的喜劇性來源於兩種相互矛盾但又各自符合邏輯的結果，彼此的證實激發了一種自相矛盾、不平衡的效果（維奧萊特·莫蘭是第一批分析短篇喜劇故事結構的作者，根據她的術語，我們需把這些喜劇故事歸類為「以封閉式的分段進行具有參考性的分離」），但與眾不同的是，這樣的悖論來源於一種缺衣少食、物質匱乏的情境。為了使這種結構更加具象，我提出了一種更為簡易的方案。 皮埃爾澤斯是如此衣衫襤褸：1）以至於所有的布料都被用來打補丁；2）所以她需要一件新罩衫。結果：她用新罩衫來打補丁。 皮亞齊人如此毫無遠見、不合時宜：1）以至於他溘然長逝；2）在妻子盛熱粥的時候打斷了她。結果：妻子和兒子先喝了粥，然後為他的離世而哭泣。 塞薩羅人在做農活期間經歷了長時間的禁慾過後，回到家時是如此的衝動渴望：1）以至於他如一頭蠻牛發作在妻子身上；2）他的妻子害怕得用手阻擋他。結果，「而他，已經怒火中燒：『我讓你把手舉起來，否則我就把你的手刺穿！』」 如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立在缺衣少食的跡象之下，那麼與地方之間的關係也同樣會被縮減。出現在特定時刻、特定地點的事物所引起的厭惡或吸引力，要勝於單純出現在特定地點的事物。（這樣的吸引力只出現在一篇故事中，是移民的思鄉之情，在這殘酷的背景中留下了唯一一點溫情：將普里茲人帶回故鄉的船隻靠近了海岸，「碼頭上遙遠的燈像是炭盆一樣在燃燒」，他張開雙臂去取暖。） 這位農民（普里茲人）如此沉浸在大自然中，以至於無須再多言，就像在《古蘭經》中人們從不談論駱駝一樣（博爾赫斯曾寫道，這就證明了這才是真正出自荒漠營地的口述故事）。蘭扎作為散文作家所展現出的藝術感令他擅長描繪充滿了樸實無華的元素的景致。故事當中出現的大自然仿若四季變換的空氣和陽光，但直接表現植物和動物的畫面卻十分稀少，更多的畫面是曖昧不明的，帶有某種不確定的意味：「一片黝黑、廣闊、枝繁葉茂的無花果園」和「在濃密的頂峰處有一棵像茄子般的無花果樹」，但在逆光處看，也可能是一隻雌烏鶇鳥正要展翅飛翔；在一片被雪覆蓋的叢林中，在一棵滿是枯樹枝的榆樹上，停著一隻貓頭鷹，餓急的人用貓頭鷹換來了可以吃的野味；夜半，在一片成熟的麥田中，貪婪的農夫用貓頭鷹的叫聲換來一個收成更好的承諾；在兔子的洞穴里，雪貂發現一隻癩蛤蟆在向它噴射毒液。大自然是一個充滿了未知與變化的世界，而人類語言只得盡己所能將其固定：《拉杜薩人的山鶉》（La pernice del raddusano）其實是戴勝，但他把戴勝當作山鶉捉來吃掉了，這樣一來他就可以在廣場上吹噓，「我殺了一隻山鶉，也就是一隻戴勝」。還有月亮，被認為是最無可辯駁、顯而易見的存在，在這些故事中出現過兩次，一次是被一個醉漢同太陽搞混了，還有一次是被車夫當成倒影丟進了水槽中。 在蘭扎的《西西里喜劇故事》中，真正的大自然並非天地萬物，也並非是人類之外的世界：而是人類的一部分，是除了男女之外的另一種性別。在下流的故事裡，我們通常聽到的都是性行為的發生既平常又迅速，而蘭扎卻往往詳盡地描述諸多細節，包含對性器官、男女結合的階段和姿勢的描寫：例如《利卡塔人》（Il licatese）中的「敬禮」，其實是較為禮貌的強姦犯，再比如《阿代爾諾人》（L』adernese）中的「火爐」，強迫丈夫「像爬坡的驢子」一樣喘氣，再比如《齊亞拉蒙特人》（La chiaramontana）中的「合適的尺寸」，還有《馬爾帕索》（Il malpasso）中的「無能的操縱」（「那個鄰居，著急地糾正他的姿勢，一會兒躲著他，一會兒又拉著他……」）。 很難確定這樣的結果有多少是源自民間口頭敘述的準確性，又有多少是源自蘭扎寫作的高效性。當然，每一個元素都各占其位。在描述以詭計占有女人的色情故事中，蘭扎展現了自己在散文方面的大部分才華：那就是用最少的方法傳遞出最強烈的色彩與熱情。所以，教父耍手段說服懷孕的婦女，讓她以為自己的丈夫忘記了為即將出生的嬰兒做壓腳，並且自薦要完成這項工作［《壓腳》（I piedini）］；或是在《尼古西亞人》（La nicosiana）偽裝的天真中，繼續說道：「我們還是看看教父想要怎麼做吧」，直到這個動作最終完成；又或者是在《里艾薩人》（Il riesano）的新婚之夜的性幻想中，在年輕的妻子之前，他卻感到了一股占有岳母的衝動。 這些故事中當然也有流氓惡棍和欺騙的謊言，但其中的受害者（被勾引的婦女）立刻成為騙局的潛在幫凶：騙局之間的戰爭反而暴露出一種掩蓋禁忌的和諧、一場越界的狂歡的騙局。 如果從傳統意義上來講，下流的逗趣故事受到了「男性意識形態」的啟發，那麼另一方面，在這裡我們所看到的女性獲得性滿足的權利則被放在第一層面上。事實上，這種「男性意識形態」總有兩面，正如我們在那麼多描述貪婪女性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樣：一面是厭惡女人、羞辱女人的，而另一面則是為了自己本能上的力量而洋洋自得；在蘭扎的書中，後者壓倒了前者。甚至在以丈夫為主角的故事中，他們要在履行夫妻義務進行到一半時離開妻子，就為了追逐射獵一隻野兔，而教父則懇求繼續進行夫妻義務［《捲心菜里的野兔》（Le lepre nei cavoli）］，而在慣常對被戴綠帽子者的嘲笑中，暴露出對黃金時代的追憶，在那個年代，在自然和社會的法律之間，建立了其他的聯繫。 猥褻的故事成為農民狂歡的殘骸，就像每年土地豐收的儀式一樣，幾個世紀以來被記憶和集體意識逐漸抹去，又在《拉爾卡拉人的雙腿》（Le gambe dei lercaresi）的錯綜複雜中重新出現，如此混亂以至於沒有人能找到其中的本質。敘述文學中的淫穢內容可參照狂歡節，安樂鄉的神話，社會價值、等級制度和語言的徹底顛覆，實現自身渴望的夢想和烏托邦。 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