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人物 · （六二）劉備與關羽

關羽違反《隆中對》的措施，終於導致荊州失守，自身也為孫權所殺。但在蜀中並未加以阻止，亦不派兵往援，對這個問題歷來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對此，章太炎曾說：「（關羽）臨沮之敗，葛氏（諸葛亮）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譏其無遠略，而或解以敗問之未通。」這類意見，章太炎是不同意的，他認為：「關羽，世之虎臣，……功多而無罪狀，除之則不足以厭人心，不除則易世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荊州之全土假手於吳，以隕關羽之命。」見所著《訄書》第三十六《正葛》，後《檢論》改篇名為《思葛》，將荊州之失歸結為劉備的「疏慢」（《章太炎全集》第三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這個意見很大膽，特別是在所謂「桃園結義」早已深入人心之時。但這個意見也很有見地，深恐易代之後不能駕御，而誅除功臣，這種事例歷史上不是個別的，章太炎是精通中國歷史的學者。 據《三國志·蜀志·廖立傳》，廖立被廢其罪名主要為「誹謗先帝」，即誹謗劉備，其中一項是「（劉備）後至漢中，使關侯（關羽）身死無孑遺，……羽怙恃威名，作軍無法，（劉備）直以意突耳」。這裡所記廖立的話比較含糊，所謂「直以意突」指的是誰？粗看似乎指關羽，如果將前後文聯繫起來，所指應該是劉備，即是說，關羽僅具「威名」，但「作軍無法」，劉備卻故意讓他鎮守荊州，因而「使關侯身死無孑遺」。如果不是《三國志》作者陳壽為劉備隱諱，對廖立的話有所刪改，即是當時廖立意在言外，認為關羽之死，劉備故意置之死地，稱關羽為「關侯」即含有惋惜之意，否則很難成為「誹謗先帝」的罪名之一。我以為章太炎的論斷很有見地，主要根據即在這裡，不過不惜以荊州「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的，不是諸葛亮，而應該是「恩若兄弟」的劉備。 《三國志·蜀志·張飛傳》說：「（關）羽善待士卒而驕於士大夫。」同書《吳志》的《呂蒙傳》注引《江表傳》說：「（關羽）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同書《陸遜傳》也說：「關羽矜其驕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志驕意逸。」所謂「驕於士大夫」，「性頗自負，好陵人」，「矜其驕氣，陵轢於人」，這是當時人們的共識，也是關羽最大的弱點，如前所說，關羽曾罵孫權為「貉子」，即是一個典型的事例。不但對敵人，關羽的「驕氣」還發泄在同一營壘的人們身上，甚至在劉備身上。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自稱漢中王，以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當馬超前來歸附之際，關羽已經不滿，《三國志·蜀志·關羽傳》說：「（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馬超）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布）、彭（越）之徒，當與益德（張飛）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由於諸葛亮的協調，關羽對於劉備重用馬超的不滿得以緩解。到了劉備重用黃忠為後將軍，又引起關羽更大的不滿。《三國志·蜀志·黃忠傳》說：「是歲，先主（劉備）為漢中王，欲用（黃）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羽）、馬（超）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飛）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對於劉備將黃忠的地位提高到與關羽同列，諸葛亮也感到會激起關羽的憤怒，自己也很難加以解說。劉備所謂「自當解之」，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馬費詩前往。同書《費詩傳》說：「先主（劉備）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關羽斥罵黃忠為「老兵」，這是憤怒之極的表現，是誰將自己與這個「老兵」同列，當然是劉備，因而關羽的憤怒不是指向黃忠，而是指向劉備。 由此可知，關羽對劉備的不滿已經到了何等程度，對此，劉備不可能不有所知曉。但是，關羽手握重兵，鎮守荊州，不但易代（即劉備死後）之後將難於控制，即劉備健在之時也感到沒有把握。怎麼辦？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這時必然提上劉備思考的日程。 如前所說，劉備任麋芳為南郡太守鎮守江陵，士仁為將軍屯駐公安，是否除這是軍事要地之外，還有更為重要的原因？答案是肯定的，即是為了監視關羽，防備他反對劉備。麋芳是妻兄弟，士仁是同鄉，劉備不懷疑他們的忠誠，因而完全具備監視關羽的條件。從關羽的「驕氣」出發，對這位妻兄弟和同鄉當然不可能假以詞色，而麋芳、士仁卻以監軍自命，當關羽與曹仁在樊城相拒之時，命令「供給軍資」，竟然遭到抗命，「不悉相救」。儘管關羽曾憤怒表示「還當治之」，當時卻也毫無辦法。劉備任用麋芳、士仁以監視關羽，應該說，前引《關羽傳》這條史料是最為典型的。 後來麋芳、士仁所以投降，如前所說，這是出於孫權的「陰誘」。據前引《關羽傳》說，「（麋芳、士仁）素皆嫌（關）羽輕己」「芳、仁咸懷懼不安」，卻沒有說明「陰誘」的具體內容。所謂「輕己」，對麋芳、士仁輕視，這是關羽「驕氣」的必然表現，但所「輕」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其一應該是二人的無能，所依恃的僅是裙帶和同鄉關係；其二則應該是他們依恃這種關係以監視關羽，如果說重點在這裡，那麼關羽輕視麋芳、士仁是次要的，主要倒是二人背後的劉備了。所謂「懷懼不安」，其一應該是二人畏懼關羽，特別是關羽的秋後算賬；其二則應該是畏懼劉備，深恐關羽在曹操、孫權聯合進攻下失敗，他們將成為荊州失守的替罪羊，為劉備所殺，後來劉封以不救關羽的罪名而死即是如此（《三國志·蜀志·劉封傳》）。如前所說，「留典州事」的潘濬應該是「陰誘」投降的牽線人，他的遊說之詞不會超出這個範圍。當然，這是推論，但這個推論是合理的。 《隆中對》的破滅，荊州的失守，關羽不能辭其責。但是，由於劉備與關羽的矛盾，一方面派麋芳、士仁各據荊州政治軍事重地，以監視關羽，終於矛盾激化，在關羽對曹操戰爭的關鍵時刻，二人為孫權「陰誘」，背叛投降，以致關羽全軍覆沒，荊州喪失；一方面卻放縱關羽「驕氣」的發展，與孫權失和，並坐視關羽和潘濬、麋芳、士仁的「不睦」，更為重要的是，聽任關羽破壞《隆中對》策劃，挑起對曹操的戰爭。對此，劉備似皆若無其事。因而，「除之（關羽）則不足以厭人心，不除則易世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荊州之全土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章太炎在《訄書》中的看法是大膽的，更是有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