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人物 · (三一)張燕窺伺袁紹的冀州

方詩銘 《論三國人物》
袁紹與張燕聯合,目的在於防止「黑山」與「黃巾」在冀州合流,是暫時的。對張燕來說,不可能不了解袁紹的這一策略。為了鞏固自己在冀州的地位,尋求袁紹的敵對者,並與之建立同盟,就成為張燕當前的迫切要求。在河北地區,張燕所能選擇的最好對象,當然是舍公孫瓚莫屬的。同時,勃海之戰的勝利者是公孫瓚,在戰爭中不但沒有被削弱或消滅,而且獲得黃巾軍的大量「車甲財物」,「威名大盛」(《後漢書·公孫瓚傳》),並乘勝進攻袁紹,展開界橋之戰,企圖奪取冀州。 《三國志·魏志·張燕傳》說:「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張)燕遣將杜長等助(公孫)瓚,與(袁)紹戰,為紹所敗。」界橋之戰,張燕曾派軍協助公孫瓚,說明他們之間的同盟已經建立,這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張燕所派出的部隊,顯然不是勁旅,更不是主力,因而一經接戰,即為袁紹所敗。為什麼?理由很簡單,為了對付袁紹,張燕需要公孫瓚這樣的同盟者,但是,如果界橋之戰的勝利一方屬於公孫瓚,冀州將落入公孫瓚之手,這也是張燕所不希望出現的局面。《三國志·魏志·公孫瓚傳》說:「(公孫瓚)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刺史),置諸郡縣。」公孫瓚不但任命嚴綱為冀州刺史,還任命了青、兗兩州刺史,野心很大,對張燕來說,這將是第二個袁紹。因此,如何對待公孫瓚,張燕的意圖是,既要與公孫瓚聯盟,以抵制袁紹,又不希望公孫瓚獲勝,代替袁紹占有冀州。在複雜的矛盾下,張燕與公孫瓚所建的只能是這樣的同盟,這一直持續到公孫瓚為袁紹所消滅。 實際上,張燕的圖謀還不僅是自保。 《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英雄記》說:「(袁)紹既破(公孫)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於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黑山)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涕泣,(袁)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逾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袁)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捍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屬於魏郡的鄴縣是冀州的政治中心,又是當時袁紹後方的主要根據地,袁紹以及眾官的家屬都居住在這裡。後方被襲,人質落在「黑山賊」手裡,對袁紹來說,應該是一次嚴重的打擊。由於「黑山賊」陶升的背叛投降,袁紹才得以扭轉危局。 這段史料雖然簡單,卻反映了如下值得探討的三個問題。 其一,所謂「賊陶升者」究為何許人。《後漢書·袁紹傳》說:「(袁紹)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干(於)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眾逾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袁)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捍衛,送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這與上引《英雄記》自是一事,但可以補《英雄記》所缺,而又最為重要的一點,即陶升的自號是「平漢將軍」。清代學者趙一清早已指出,這個自稱「平漢將軍」的陶升即是《三國志·魏志·張燕傳》注引《九州春秋》,以及上引《後漢書·朱儁傳》,屬於「黑山賊」一支的「平漢」,《後漢書集解》作者王先謙也有同樣看法。據《英雄記》記載,陶升本來是內黃縣的小吏,內黃屬於魏郡。按照當時通例,刺史、太守、縣令長等地方長吏,是非本地人士;但是,其屬吏卻皆由地方豪族人士充任。至於所謂「小吏」,《後漢書·章帝紀》李賢注說:「百石以下斗食佐史之秩,言小吏也。」儘管陶升屬於百石以下的「小吏」,位秩卑下,由於出身豪族,如《章帝紀》所說「小吏豪右得容奸妄」,在當地卻具有一定勢力。在「黑山賊」中,類似陶升這樣的人物,應該不是個別的。如前所說,「黑山賊」屬於河北地區主要是冀、並兩州的豪族集團,現僅據陶升其人的出身,也可以說明這一點。至於陶升為什麼背叛張燕,投降袁紹,《英雄記》謂由於「有善心」,即早有歸附袁紹的心意。袁紹任命陶升為「建義中郎將」,即以代張燕的「平難中郎將」,作為新的「黑山」的統帥。 其二,「魏郡兵反」,與「黑山賊」聯合襲破鄴城的,當然是袁紹的部隊。但這支部隊屬於何人率領?《三國志·魏志·公孫瓚傳》注引《漢晉春秋》說:「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余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盪。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這是袁紹致公孫瓚書信中的幾句。所謂「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余殘,畏誅逃命」,「西山」即「黑山」,因此,此四句即《英雄記》所說的「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於毒共覆鄴城」,魏郡叛軍是麴義率領的部隊。麴義是界橋之戰的先鋒,《袁紹傳》注引《英雄記》對界橋之戰有如下描寫:「(袁)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麴)義久在涼州,曉習羌斗,兵皆驍銳。……義追至界橋,(公孫)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走。」現試與袁紹的書信對比:「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即所謂「此兵孤之前行」;「義追至界橋」「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亦即所謂「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拔其牙門」即「搴旗」,「營」即「壘」。這進一步說明,與「黑山賊」聯合,在魏郡舉起反旗的叛軍,屬於麴義部隊。 為了說明這支部隊為什麼背叛袁紹,有必要首先說明麴義其人其事。《資治通鑑》卷六○「會(韓)馥將麴義反叛」條胡三省注說:「《姓譜》:漢有平原鞠譚,其子避難,改曰麴氏,後遂為西平著姓。」據《元和郡縣圖志》等古地誌,涼州的西平郡是東漢末年建安中從金城郡分置的,因此,麴氏應該是金城著姓,後來才成為西平著姓。見於《三國志》及注的麴氏人物,如《武帝紀》的「西平、金城諸將麴演」,《張既傳》的「西平麴演等舉郡反」,《蘇則傳》注引《魏名臣奏》的「西平麴演等倡造逆謀」,說明麴演屬於擁有武裝的西平豪族人士,並站在東漢政府的對立面。此外,還有《明帝紀》的「西平麴英反」,《張繡傳》的「金城麴勝」,《張既傳》的「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麴英、麴勝、麴光等也同樣是西平(金城)豪族人士,其行徑也與麴演相同。至於麴義,是否如胡三省所說屬於西平著姓,並與麴演等輩屬於同一類型呢?前引《英雄記》說,「(麴)義久在涼州,曉習羌斗,兵皆驍銳」,說明麴義不但是涼州人,而且多次參加過對羌族的戰爭,所統率的當然是一支涼州勁旅。因此,人們有理由承認,胡三省的注是正確的。麴義其人出身於西平(金城)著姓,屬於涼州豪族。至於麴義如何從涼州前來冀州,沒有明確的史料可以說明。但是,存在這樣一個可能,即他是隨皇甫嵩鎮壓黃巾起義來到冀州的。皇甫嵩是安定朝那人,安定郡屬於涼州,與金城鄰接,當他以左中郎將奉命鎮壓黃巾軍時,曾招募「精勇」,最後則是在冀州消滅黃巾軍的主力張梁、張寶所部(《後漢書·皇甫嵩傳》)。麴義與皇甫嵩同屬涼州人,他和所部涼州勁旅,可能即是在應募的「精勇」之列,從而隨從皇甫嵩轉戰到冀州的。如果這個推論不誤,消滅黃巾主力後,麴義即留在冀州,並成為冀州牧韓馥的部將。 《後漢書·袁紹傳》說:「(韓)馥將麴義反叛,馥與戰失利。(袁)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在韓馥及其部屬眼裡,袁紹被看作「孤客窮軍」,麴義從涼州前來應該同樣如此,即是說,在冀州,袁紹與麴義部隊都處於被歧視的地位。當麴義舉兵反叛、韓馥失利之際,袁紹出於懷恨,與麴義聯合,對韓馥來說,當然是嚴重的威脅。其後,韓馥被迫將冀州牧職位拱手讓給袁紹,麴義及其涼州勁旅的支持,應該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從此,麴義成為袁紹手下的一員大將。 其三,麴義所部為什麼在魏郡舉兵反對袁紹,並與「黑山賊」聯合,這是否出自麴義本人的圖謀。《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英雄記》說:「麴義後恃功而驕恣,(袁)紹乃殺之。」《後漢書·袁紹傳》也說:「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並其眾。」麴義自恃對袁紹有大功,從而構成被殺的原因,這不難理解。問題在於,所謂「驕恣」「驕縱不軌」,其具體內容究竟為何,無論《英雄記》還是《後漢書》都沒有交代。前引袁紹致公孫瓚的信說過,「麴義余殘,畏誅逃命」。即是說,在魏郡舉兵背叛袁紹的,屬於麴義「余殘」,並非全部,麴義本人自不在內。結合前引《後漢書·袁紹傳》所說「紹召殺之,而並其眾」,說明其時麴義已應袁紹之召前往,隨即被殺,其眾亦為袁紹所並;至於「畏誅逃命」,更說明麴義所以被殺是出於某種「不軌」圖謀的暴露。十分明顯,勾結「黑山賊」,占據鄴城,一舉顛覆袁紹的統治,這即是麴義的圖謀。以後面還要具體說明,此不贅述。最後,還有必要說明麴義被殺的時間問題。麴義由於陰謀暴露被殺,應該是在「魏郡兵反」之前,不可能在其後,《英雄記》和《後漢書》的記載,都安排在袁紹對「黑山賊」作戰結束之後,從上面的推論看來,應該是失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