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 附錄（二）Ⅷ

Ⅷ 現在我們已經充分地認識了盧梭關於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的學說。這個學說的本質在於：一旦人類在自己生產力發展的道路上向前走了稍微巨大的幾步以後，自然狀態中占統治地位的平等關係就受到了破壞。而在這條道路上每走新的一步，都導致了不平等的新的擴大。金屬冶煉和農耕一方面創造了富人階級，另一方面也創造了窮人階級。這兩大階級的利益的敵對關係引起了國家的產生。國家處在富人的掌握中，富人得到國家生活的一切好處。因此國家是人類不平等擴大的新的泉源。而不平等越擴大，風俗就越敗壞，婬佚就越增多，犯罪就越頻繁。科學和藝術的進步又擴大不平等，從而也就加深風俗的敗壞。因此盧梭在和自己的批評者們的爭論中不止一次地聲明說，科學和藝術，就共本身來看，他是充分尊重的，但是他深信，實際上科學和藝術的傳播會 使 風俗敗壞。這也就說明了他對第戎科學院提出的問題所寫的那篇著名的、獲得了獎金的徵文的內容。現在已經不可能回到自然狀態中去了，已經不可能恢復原始時代的平等關係，最後唯有採取能夠延緩不平等現象增長的措施，唯有保持小康狀態（ｌａｍéｄｉｏｃｒｉｔé）。 這個學說本身中包含著盧梭觀點中一切最重要的東西。它構成盧梭觀點的核心；它既說明盧梭觀點有力的一面，也說明盧梭觀點薄弱的一面。凡是沒有弄清盧梭的不平等學說的人，就不會懂得他的觀點。而既然對這一學說流傳著很多誤解，則對盧梭的觀點至今都理解得很壞，那就毫不足奇了。人們之所以把這些觀點同托爾斯泰的觀點或喬治·桑的觀點混為一談，是因為他們對這些觀點的真正的理論基礎沒有任何概念。事情弄到怎樣的程度，下面的例子可以說明。 在其不久前出版的《革命的盧梭》（Ｊ．Ｊ．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一書中，阿利貝爾·梅葉這樣說明盧梭關於不平等起源的論斷的性質。「論不平等是一部能夠使讀者惶惑和值得惋惜的著作（ｕｎｅｏｅｕｖｒｅｄéｃｏｎｃｅｒｔａｎｔｅｅｔｆａｃｈｅｕｓｅ）。它同盧梭整個的政治學說不大相符。在某些方面，它甚至還和這一學說矛盾。它是一個例外，仿佛是他那本身！」８２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包含這樣多卓越思想的理論身上的龐物。」這完全等於說：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和他的其他的觀點不大相符；這一學說是一個例外，仿佛是他那本身包含許多傑出的觀點的理論身上的疣物。而最滑稽的是，這樣一些批評馬克思經濟學說的話，竟在英國和義大利流傳，英國著名的「費邊社」（「Ｆａｂｉ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某些成員製造出這些評語，義大利某些工團主義理論家就 鸚鵡 學舌。人的天真是浩瀚無邊的。 阿·梅葉在下面一段又說道：《論不平等》可以使人對盧梭政治思想的明白性產生懷疑，雖然一般說來，盧梭的政治思想是嚴謹的和確切的。事實上這些思想只有在根據盧梭的不平等學說加以考察的時候才會變得十分的明白易解。 作為《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的作者，盧梭的偉大的理論功績就在於，他不滿意十八世紀盛行的對文明發展過程的唯心主義觀點，而企圖從不是思維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思維的那個唯物主義原理的觀點來看這個過程。他任何時候也沒有表述過這一原理。而且假使有某人把這一原理的唯物主義性質告訴我們的作者，他很可能，——甚至非常可能，——感到惶惑和生氣，而擯斥這個原理。然而這一原理畢竟是他關於社會不平等的起源和發展的論斷的基礎。盧梭在自己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得出的所有那些重要的理論上的結論，畢竟徹底浸透著這一原理的唯物主義精神。這些結論是極其重要的。盧梭作為思想家的光榮應當以這些結論為依據。不過這些極其重要的結論也給盧梭幫了倒忙，因為它們給他的實際方案帶來了保守主義的和甚至是反動的因素。 他本人曾經說過，他絕沒有想到要使現代文明民族回復到原始時代的樸直渾厚中去。他認為自己所能有的最大的希望，就是制止那些不大的國家的墮落，這些國家由於處在特殊幸運的環境下，還沒有來得及在文明和同文明有聯繫的婬風敗俗的道路上走得太遠。怎樣制止呢？盧梭向「立法者」呼籲。可是我們知道，按照他的學說，國家，從而還有立法權，是落在富有階級的手上的。我們有什麼根據可以指望立法機關會願意延緩社會發展的進程呢？難道這符合富有階級的利益嗎？不。這些級階的利益在於擴大他們和窮人的距離。盧梭自己就說，「能左右局勢的人」絕不會違反自己的利益去行事。他能夠指望的究竟是什麼呢？他只有能夠起來反抗可悲的必然性的人類自由的模糊的希望。換句話說，他只有在使他把必然和自由對立起來的那個哲學上的錯誤中，才能找到安慰。但是哲學上的錯誤並無助於實際方案的嚴謹性。而事實上我們看到，盧梭的實際方案常常是很不嚴謹的。在自己的《對波蘭政府的考察》（「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ｅ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ｏｌｏｇｎｅ」）中，他還勸告波蘭人注意農業和「使金錢變成可鄙的和儘可能無用的東西」（ｒｅｎｄｒｅｌ』ａｒｇｅｎｔｍéｐｒｉｓａｌｂｅｅｔ，ｓ』ｉｌｓｅｐｅｕｔ，ｉｎｕｔｉｌｅ）。這種勸告的實際意義當然等於零。盧梭自己也感到了這點。他趕緊申明：「我的意思不是要取消貨幣流通，而是要延緩貨幣流通，特別是要指明十分重要的一點：好的經濟制度不是財政的和貨幣的制度。」為了說明和證實自己的思想，他引證李庫爾，說他「為了在斯巴達根除貪婪心理，並沒有消滅硬幣，而是使它變成鐵幣。」也不用說，這類勸告和引證並未能在波蘭人處境困難的時候幫助他們。而當忠於其小國理想的盧梭希望使波蘭人相信，失去許多省份會給波蘭共和國帶來很大利益的時候，波蘭人可能把他的話當作一種惡毒的嘲笑。最後，在自己的關於波蘭農民解放運動的論斷中，盧梭表現出是一個真正的保守派，在這個問題上，卡列林替盧梭辯護是枉費心機的。盧梭勸人逐步地解放波蘭農民，而「沒有顯明的革命」（ｓａｎｓ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天才的盧梭嘗受了真正的智慧的悲哀。他不滿意所謂ｌａｒａｉｓｏｎｆｉｎｉｔｔｏｕｉｏｕｒｓｐａｒａｖｏｉｒｒａｉｓｏｎ（理性最後總歸有理）的流行的空談。他需要有理性勝利的客觀保證。沒有這些保證，他就不能相信理性會勝利。他看到，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歷史運動的主要原因。他也看到，歷史的運動要引起和擴大社會的不平等，以及和社會不平等密切相關的人的利己主義行為。他的難能可貴的智慧幫助他發現了這些重要的理論上的真理。不過當時的甚至西歐最先進的國家的經濟關係還不曾使人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望：生產力的發展雖然引起和擴大社會的不平等，並且 使 風 俗敗壞，但這種發展本身會提出一個社會階級，能夠用根本改造社會制度的辦法來恢復平等和淳化風俗。因此盧梭最後只有反對經濟上的進步。他也就這樣做了。而反對經濟上的進步，並未能使他制定出一種嚴謹而徹底的世界觀。他的觀點中有許多對舊思想的讓步。著名的《薩伏依神甫的信條》就應該認為是最主要的一個讓步，這本書里反對唯物主義的意見，都是很天真的。 盧梭沒有從不平等現象、利己主義和奢侈婬盪到處風行的那個社會制度中找到出路。這妨礙了他擬定出多少正確的切實可行的行動計劃。不過這個人民的兒子是真正熱愛平等的，他對富人壓迫窮人的現象衷心感到憤怒。就其同情說，他是徹頭徹尾的民主主義者。例如在他就種種政治理論問題所寫的每一頁紙上，都表露出他的熱情奔放的民主主義的同情。他的社會契約說，除少數例外，乃是完全革命的學說。難怪羅伯斯庇爾和聖鞠斯特曾經自認為是他的學生，也難怪法國的無褲黨人熱愛過他。他說到平等時，聲音里迸發出奔騰澎湃的革命熱情。然而這種澎湃的熱情，在現代法國資產階級的溫文爾雅的兒孫們的心靈中，不能得到同情的響應。現在社會裡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家之不能同情這種熱情，就象他們不能同情盧梭對人類文化發展進程的維物主義觀點一樣。對於這些思想家說來，這種熱情「已經過時了」。而既然在他們看來，這種熱情過時了，那麼他們最好的確只有讚揚一番盧梭行文時素有的那種令人愉快的風格。 （王蔭庭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