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末世 · 十二 個別的自由和一般的自由
當代人都在議論什麼個別的自由，諸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這種選舉而不是那種選舉的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勞動自由，還有許多別的自由。這說明，今天我們俄國的革命者對一般的自由——指沒有任何一種權力來強令一個人採取違反他的願望和利益的行動的、人人都能理解的普通的自由——認識十分錯誤，或者說根本不認識。
不認識什麼是自由，以為一些人允許另一些人採取某些行動就是自由，這其中包含著嚴重的、極為有害的謬誤。謬誤在於，當代人以為，盲目屈從於暴力（他們現在正是用這種態度對待政府）是一種自然的狀況，而在政權的允許下能夠採取由政權規定的某些行動就是自由，正如奴隸眼中的自由是星期日獲准進教堂，或者大熱天獲准洗澡，或者工余獲准補自己的衣服等等。
我們只要有一分鐘丟開已經形成的習慣和迷信，看一看每一個生活在國家中的人的狀況（無論這個國家是最專制的還是最民主的），我們一定會為那些自以為是自由的人如今受奴役的程度之深感到驚駭。
任何一個人，無論他誕生在哪裡，頭上都有一大幫他完全不認識的人在為他的生活制定法律，規定他應當做什麼以及不應當做什麼；國家制度越是完善，這個法網也越是嚴密。規定了他應當向誰宣誓以及如何宣誓，即保證恪守一切將要制定和頒布的法律。規定了他怎樣就可以結婚，以及何時結婚（他只能娶一個女人，但是可以逛妓院）。規定了他怎樣就可以與妻子離婚，如何贍養子女，哪些子女是合法的，哪些子女是不合法的，誰能繼承財產，如何繼承財產，以及如何遺留自己的財產。規定了他觸犯哪些法律要被什麼人審訊和判刑，以及如何審訊和判刑。規定了他到什麼年齡就可以享用助手和僱工的勞動，甚至規定了他的助手每天可以工作多少小時，以及他應當提供什麼食物。規定了他應當在什麼時候以及如何對自己的子女進行防疫，還規定了在他本人或他的親屬和家畜染上某種疾病的時候，他應當採取什麼措施，以及接受什麼措施。規定了他應當把自己的子女送進什麼學校。規定了他可以建造規模多大、牢固程度多大的房屋。規定了他可以飼養馬和狗這樣的家畜，以及他可以如何使用水源，在哪些沒有道路的地方行走。規定了如何懲治不執行這些法律和其他許多法律的行為。他必須遵守的各種法律和各種規定多得數不清，連最自由的國家的國民也不能以不知道這些法律和規定為託詞。
這麼一來，人就被置於這樣一種境地，無論他買什麼必需品：鹽、啤酒、葡萄酒、呢料、鐵器、煤油、茶葉、白糖等等，他都得付出自己很大一部分勞動果實去支持一些他莫名其妙的事情，去償清他的祖輩時代不知何人欠下的債務。每遷移一次，每得一次遺產或者與親友做一次什麼交易，他都得付出一部分勞動果實。此外，因為他占著一塊土地：蓋了住房或者劃作耕地，他還得付出更多的勞動果實。所以，他如果靠自己的勞動生活，而不是靠別人的勞動生活，那麼他的大部分勞動果實並不是用於改善他和他的家庭的狀況，而是用於各種稅收和專利權。
事情還不止此，一些國家（是大多數）命令人一到成年年齡就去接受幾年軍事的，也是最殘酷的奴役，並且去打仗。在另外一些國家，如在英國和美國，人們得雇一些人來做這件事。被置於這樣一種境地的人不僅看不到自己是奴隸，反倒認為自己是不列顛、法國、德國、俄國這些偉大國家的自由國民，並且以此自豪，就像僕役以他們服侍的主人的顯赫自豪一樣。
如果一個人的宗教精神沒有變得畸形，沒有減弱，他一旦發現自己的處境如此可怕和可悲，自然要對自己說：「為什麼我要去做這些事情？我想以最好的方式度過此生，我要工作，養家。別拿俄國、法國、不列顛來煩我了。誰需要這個？讓別人去維護不列顛和法國吧，我不需要它們。你們可以用武力從我這裡搶走你們要搶的一切，可以殺死我，但是我本人卻不願意，也不會去參與奴役自己。」你會覺得這樣做是自然的，但是誰也不這樣說，誰也不這樣做。
所謂隸屬於某一個國家是人類生活的必要條件這一信念已經根深蒂固，人們沒有決心按照自己的理性、善惡感和直接利益的要求去行動。
為了對國家的信仰而保持自己的奴隸地位的人，就像籠中小鳥，儘管籠門開著，卻仍舊自囚其中，部分是出於習慣，部分是因為不懂得它們已經自由了。
在自給自足的人們（如像德國、奧地利、印度、加拿大等國，特別是俄國的農業人口）中間，這種謬誤尤其古怪。這些人自願接受的奴隸地位對於他們毫無必要和好處。
城市人不那樣行動[8]還可以理解，因為他們的利益和大國統治階級的利益緊緊地交織在一起，使得他們所處的奴隸地位於他們有利。洛克菲勒不可能有拒絕服從本國法律的願望，因為這個國家的法律使他有可能在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的基礎上賺到億萬財富並且保存這些財富。洛克菲勒的各大企業經理和這些經理的雇員，乃至雇員的雇員，也都不可能有這種願望。市民的情況便是如此。對於農民來說，市民就仿佛是昔日地主老爺的家奴，他們做奴隸於他們自己有利。不過從事農耕的各國人民，大多數的俄國人民屈從於這種他們並不需要的權力是為了什麼呢？
生活在圖拉省，或波茲南，或堪薩斯，或諾曼底，或愛爾蘭，或加拿大的一家人與俄國及其彼得堡、高加索、波羅的海沿岸區、滿洲掠地和外交勾當毫無關係。生活在波茲南的一家人同樣與普魯士及其柏林和非洲殖民地無關。愛爾蘭人與不列顛及其倫敦、埃及人、布爾人和其他事務無關。堪薩斯人與合眾國及其紐約和菲律賓無關。然而這些人家得付出一部分勞動，得參加備戰和不是他們策劃的、而是某些人策劃的戰爭，得服從不是他們制定的、而是某些人制定的法律。不錯，人家要他們相信，由於他們選舉了一千個不認識的代表中的一個，在所有這些對於他們的生活意義極為重大的事情上服從一些他們不認識的人，並不是服從別人，而正是服從自己。不過只有需要自欺欺人的人才會相信這種話。
一個人隸屬於國家，他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國家越大，需要的暴力越強，真正的自由就越少。要把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個人組成一個像不列顛、俄羅斯、奧地利這樣的整體，並且把這個聯合體維持下來，需要十分強大的暴力。在像瑞典、葡萄牙、瑞士這樣的小國中，維持人的聯合體需要的暴力雖然小一些，然而這些小國的國民卻更難迴避政權的種種要求，結果不自由和使用暴力的程度與大國一樣。
為了把一抱木柴捆在一起，需要一根結實的繩子並在一定程度上拉緊它。同樣，為了在一國以內把一大群人聯合在一起，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暴力並且使用它。對於木柴來說，區別可能只在於如何放置它們，只在於不是這些，而是那些木柴直接受到繩索的擠壓，而把木柴聚在一起的力，無論木柴如何放置，都是一樣的。暴力國家的情形也是如此，無論它是君主專制的也好，君主立憲制的也好，寡頭政體的也好，共和政體的也好，如果人們是靠暴力聯合起來的，即一些人制定的法律由另一些人以暴力付諸實行，那麼一些人施加到另一些人頭上的暴力在程度上總是一樣的。在一個地方它表現為粗野的暴力，在另一個地方它表現為金錢的權力。區別只在於，在這種暴力國家制度下暴力對這些人壓製得厲害一些，而在那種制度下對那些人壓製得厲害一些。
我們可以把國家暴力比作一根鬆鬆地穿著一串珠子的黑線。珠子是人，黑線是國家。只要珠子穿在線上，它們就不可能自由變換位置。可以把它們統統移到一端，這樣在它們之間就看不出黑線了，但是另一端卻露出更多的赤裸裸的黑線（專制政體）。可以在一些地方均勻地移動珠子，使它們之間露出相等的黑線（君主立憲政體）。可以在各個珠子之間留下一小段黑線（共和政體）。但是，只要不把珠子從黑線上拿下來，只要不扯斷這根黑線，就不可能完全遮掩住它。
只要國家和用來支持它的暴力存在，無論它們採取什麼形式，就不會有自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即過去和現在人們一向理解的那種意義上的自由。
「國家沒有了以後，人們怎樣生活呢？」人們通常這樣問，人們已經十分習慣於不僅做自己父母的兒子和自己祖輩的孫子，靠自己選擇的勞動生活，主要的是，不僅是一個人，還要是法國人，或者英國人、德國人、美國人、俄國人等等，要隸屬於某一個暴力機構，或者是擁有阿爾及利亞、阿曼、尼扎等的法國，或者是擁有印度、埃及、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這些異國的居民的不列顛，或者是國內各民族毫無內在聯繫的奧地利，或者是由許多不同的種族雜居的龐大國家美國，或者是俄國。人們對此太習慣了，他們覺得不屬於這樣一些毫無內在意義的聯合體是沒法生活下去的，就像幾千年前人們覺得不殺生祭諸神、沒有決定人如何行動的預言者就沒法生活下去一樣。
不屬於任何一個政府，人們將怎樣生活呢？
同他們現在完全一樣地生活，只不過不再做他們現在出於可怕的迷信去做的種種蠢事和惡事罷了。他們將像現在一樣地生活，不把自己家庭的勞動果實拿去交稅以供給他們不認識的人去幹壞事，也不參與那些人製造的暴力、審判、戰爭。
只有這個在當代已失去任何意義的迷信，才給予上千的人那種毫無道理的瘋狂權力去對付億萬人並且剝奪億萬人的真正的自由。只要一個生活在加拿大，或者堪薩斯，或者波希米亞，或者小俄羅斯，或者諾曼底的人認為自己是英國國民，或者美國國民，或者奧地利國民，或者俄國國民，或者法國國民，並且常常以此自豪，那麼他就不會自由。一個以維護像俄國、英國、德國、法國這樣的不能成立的毫無意義的聯合體的統一為己任的政府，也不可能給自己的國民以真正的自由，而只能給一種貌似自由的東西，也就是在種種巧妙的制度——君主制、共和制、民主制——下面做的那些事情。沒有自由的主要原因，幾乎是唯一的原因，在於對國家的迷信。即使不存在國家，人們也有可能失去自由。但是在人們隸屬於國家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有自由。
今天參與俄國革命的人不懂得這一點。他們正為俄國國民爭取各種各樣的自由，以為這就是他們進行的這場革命的目的。其實這場革命的目的和最後結果比參加革命的人看到的要遠得多。這個目的是擺脫國家暴力。這個偉大的變革就是今天在廣大俄國人民的開始腐爛的表面，在城市各階層的一小部分人（所謂知識分子和工廠工人）中間進行著的充滿錯誤和肆虐的複雜工作的方向。這種多半是從報復、仇恨、虛榮等最低下的動機出發的複雜的活動，總的說來對於廣大俄國人民只有一重意義：它會向人民表明，什麼是人民不應當去做的，什麼是人民可以也應當做到的；它會向人民表明，要用一種形式的國家暴力和肆虐去代替另一種形式的國家暴力和肆虐，那真是痴心妄想；它並且會在人民的頭腦中搗毀對國家的迷信和國家的魔力。
俄國人民，俄國人民的大多數，眼看著當前的種種事變，眼看著在殘酷的革命活動中出現的一切新的暴力形式：砸爛、破壞、使大批大批的人失了生計的罷工，而主要的是自相殘殺，他們開始明白，不僅過去壓在他們頭上、叫他們吃盡苦頭的那個國家暴力要不得，現在以新的欺騙和肆虐表現出來的新的國家暴力也要不得，前者不比後者壞，後者也不比前者好，兩種都不好，應當擺脫一切國家暴力，而這是很容易做到的，也是能夠做到的。
人民，尤其是從事農耕的俄國人民，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過去和現在都通過米爾大會處理自己的全部公共事務，無所求於政府。眼看著當前的種種事變，他們當會明白，他們不需要任何政府，無論是最專制的還是最民主的，就像一個人既不需要銅鎖鏈，也不需要鐵鎖鏈，既不需要短鎖鏈，也不需要長鎖鏈一樣。人民不需要任何個別的自由，而只需要一個真正的、完全的、普通的自由。
事情往往是這樣的，一些看起來難以解決的問題，用最簡單的辦法就解決了。今天也是如此，為了實現一個真正的、完全的自由，而不是這些或那些自由，需要的不是與政權作鬥爭，也不是臆造出這種那種只會使人們看不到他們的奴隸地位的代表制，而只是對人不要唯命是從。
只要人民對政府不再唯命是從，就不會再有稅收、奪地、當局的壓制、兵役、戰爭。這是多麼簡單，又是多麼容易做到的事啊！為什麼人們至今不這樣做呢？
原因是，如果不對政府唯命是從，就得對上帝唯命是從，即過一種善良的、有道德的生活。
人們在多大程度上過這種生活，即對上帝唯命是從，他們就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對人唯命是從，從而得到解脫。
不能對自己說：「那麼我對人就不唯命是從了。」只有當你對人人共有的、至高無上的上帝的律法唯命是從的時候，你才能夠對人不唯命是從。違背互相服務這一條共同的至高無上的律法就不會自由，而依靠勞動人民，尤其是依靠農民的勞動活著的、富有的、城市各階級的人一輩子都在違背這條律法。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獲得自由取決於他在多大程度上執行至高無上的律法。在城市和工廠這樣的社會結構中，執行這條律法不僅是困難的，而且幾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農耕生活的條件下才可能執行，而且容易執行。
因此，人擺脫了對政府的唯命是從並且不再承認國家、祖國這種人為的聯合體以後，就應當去過那種自然的、愉快的，也是最有道德的農業村社生活，村社只服從不是以暴力為基礎，而是以相互協調一致為基礎的、人人能做到的、自己的法規。
這就是基督教各國人民所面臨的偉大變革的實質。
這個變革如何發生，要經歷哪些階段，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知道，這個變革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已經在人們的頭腦中進行著，並且已經部分地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