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末世 · 三 俄國革命運動的實質

日本的勝利向整個基督教世界表明，基督教各民族過去和現在所走的道路是不正確的。這場戰爭帶來了可怕的、毫無意義的苦難，耗費了億萬人的勞動和生命，以此向俄國人表明，除了基督教國家制度與暴力國家制度之間存在著對於基督教各民族帶有普遍性的矛盾以外，由於他們順從本國政府的意志，他們經常處在一種可怕的危險當中。 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為了某些無足輕重的當權者，俄國政府毫無必要地把本國人民卷進一場除了危害本國人民以外，絕對不可能有其他結果的毫無意義的戰爭，喪失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喪失了億萬財富，人民勞動的成果，也喪失了——對於以此自豪的人是喪失了——俄國的榮譽。但是對這一切惡行負有罪責的人不僅不知己罪，反而事事責怪別人，他們仍然有可能在明天使俄國人民陷入更深重的災難之中。 任何革命都開始於社會的發展超過了作為社會生活現有形式之基礎的世界觀的時候，開始於現實生活與可能建立的理想生活之間的矛盾已經明顯到使大多數人都覺得不能照老樣子生活下去的時候。如果一國人民的絕大多數都意識到了這個矛盾，革命就在這一國人民中間開始了。 至於革命使用什麼手段，這取決於革命要達到的目的。 在一七九三年，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與國王、僧侶、貴族、官吏的專制權力之間的矛盾，不僅為受壓迫的各國人民感覺到了，也為整個基督教世界各國統治階層中的優秀人物感覺到了。然而，對於這種不平等現象，任何地方的統治階層都不如法國的統治階層那樣敏感，任何地方的人民受到的奴隸思想的束縛都比法國人民嚴重，因此一七九三年的革命就在法國開始了。實現平等的手段在當時看來自然是用武力奪取統治者擁有的東西，因此那次革命的活動家們努力用暴力實現自己的目的。 今天，到了一九〇五年，在認為自由生活可能實現而且合理的思想，與認為服從任意剝奪人們的勞動成果去擴充不可能有極限的軍備的強暴政權（它每時每刻都可能強迫人民加入毫無意義的殺人的戰爭）不合理而且會帶來災難的思想之間存在的矛盾，不僅為深受其害的各國人民感覺到了，同時也為各國統治階層中的優秀人物感覺到了。對於這個矛盾的感受，任何地方也不如俄國人民強烈。俄國人民之所以對於這個矛盾感受特彆強烈，有幾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政府把他們捲入一場荒謬、可恥的戰爭，一是因為他們還保持著農耕生活方式，而主要的是因為他們有特別活躍的基督教思想。 因此我認為，旨在使人們從暴力下解放出來的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定是在俄國開始，它現在已經開始了。 實現解放人們這個革命目的的手段，顯然應當不同於人們至今試圖藉以實現平等而使用的暴力。 抱著實現平等的願望參加這場偉大的革命的人，如果以為平等要用暴力手段去實現，就會誤入歧途。其實平等不能用暴力手段實現的道理是很明顯的，因為暴力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最露骨的表現。今天的革命目的是自由，而自由更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用暴力取得，這個道理應當是很明顯的。 可是今天在俄國鬧革命的人卻認為，要用暴力推翻現任政府並且用暴力建立一個新政府——君主立憲政體或者社會主義共和國，他們才能達到這次革命的目的——自由。 歷史是不會重複的。暴力革命已經過時。它已經給了人們它所能給的一切，同時表明，什麼目的是它不可能達到的。今天俄國開始的這場革命，是在氣質十分特殊的億萬人民中間進行。再說，今天已經不是一七九三年，而是一九〇五年。因此，這場革命的目的和實現這些目的的手段無論如何不會同六十、八十、一百年前在氣質完全不同的日耳曼和拉丁各民族中間進行的革命一樣。 俄國億萬從事農耕的人（實質上包括全體俄國人民）需要的不是議會，不是恩賜這樣那樣的自由（把它們列舉出來則最清楚不過地表明，其中並不存在普通的、真正的自由），不是立憲會議，也不是用一個暴力政權去取代另一個暴力政權，而是擺脫了一切暴力政權的真正的、完全的自由。 俄國開始的，也是全世界面臨的革命的意義，不在於規定所得稅和其他稅收，不在於使教會與國家分立或者由國家接管公共設施，不在於組織選舉和所謂的人民參與政權，不在於成立普選的最民主的共和國，哪怕是社會主義共和國，而在於實際上的自由。 要取得實際上的自由，不能靠街壘，不能靠殺人，不能靠任何新的暴力機關，而只能靠停止服從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