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的民主 · 第五章 當今的歐洲國家儘管統治者的地位不如以前穩定但最高權力卻日益加強

如果讀者玩味一下上述的一切，便會對歐洲的情況感到奇怪和吃驚。在歐洲，所有的一切都好象在促進中央政權無限增加特權，使個人的存在日益軟弱，日益處於依附的地位，日益岌岌可危。 促使美國人走向中央集權的所有一般傾向和長期趨勢，在歐洲的各個民主國家都有。此外，歐洲的民主國家還有許多為美國人所不知道的次要原因，在促進它們走向中央集權。 可以說它們每向平等邁進一步，便接近專制一步。 只要環顧一下我們的周圍和看一看我們自己，就會相信情況確是如此。 在以前的貴族時代，歐洲的一些君主相繼被剝奪或自動放棄了他們的權力所固有的若干職能。距今不到100年以前，在大多數歐洲國家，許多私人或團體還是相當獨立的，可以自行審理案件，自己募兵和養兵，自己收稅，甚至常常自己制定和解釋法律。現在，各國均已收回這些本屬於國家主權的權限；在有關國家管理的一切事務方面，國家不再容許在它與公民之間有居間的代表，而由自己對公民進行全面領導。 我無意譴責這種中央集權，而只是指出這個事實。在同一時期，歐洲到處存在著許多代表地方利益和管理地方事務的次級政權。現在，這些地方當局大部分已不存在，其餘的不是正在迅速消失之中，就是即將完全聽命於中央。在歐洲各地，領主的特權、城市的自由和地方的行政權，不是已經消失，便是行將消失。 半個世紀以來，歐洲經歷了多次革命和反革命。但這些運動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動搖或破壞了地方的次級政權。法國在被它征服的地區沒有消除的地方特權，後來被戰勝法國的君主們消滅了。這些君主把革命所創造的一切新鮮事物全部拋棄掉，唯獨把中央集權留為己用：這是他們肯從革命方面接受過來的唯一東西。 我想指出的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相繼從某些階級、團體和個人手裡奪過來的各種權利並未用去在更為民主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次級政權，而是全被集中到國家元首手裡。各國甚至對最低級的公民也越來越直接領導，對他們每個人的小事也越來越親自管理。 在古代歐洲，幾乎所有的慈善事業都由私人或團體掌握；而在今天，所有的慈善事業都或多或少地依存於國家，在某些國家全由國家管理。向飢餓者施捨麵包，救濟和收容病殘，安排無業者就業，幾乎全由國家辦理。國家成了一切災難的幾乎唯一的救濟者。 在現在的大多數歐洲國家，教育事業也同慈善事業一樣，已經成為國家辦理的事業。國家從母親的懷抱里把孩子接過來，而且往往是要過來，交給它設立的經辦機構，由這些機構負責對每一代人進行感情陶冶和思想教育。同其他制度一樣，教育制度也是統一的。其差異同自由一樣，均日益消失。 我也不諱言，在現今的幾乎所有基督教國家，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都有被政府控制的危險。這不是指統治者對教會自行決定教義表示非常嫉妒，而是指他們日益加強控制教義宣講者的意志，剝奪教士的財產而向教士支付薪金，把教士的勢力收回專為己用，任命教士而且往往是任命自己的僕從，同宗教攜起手來深入到每個人的靈魂深處。 但是，這還只是整個情景的一個側面。 正象我們所看到的，當今統治者的權力不僅擴大到原有權力的每個領域，而且並不以此為滿足，它除要充分行使現有的全部職權以外，還要更進一步，把自己的統治擴展到個人的獨立至今尚未被它染指的領域。以前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許多行動，現在已被政府控制，而且被控制的行動不斷增加。 在貴族制國家，政府的權力通常只限於在與國家利益有顯著的和直接的關係的事務方面領導和監督公民，在其餘的一切事務上聽任公民自行處理。在這些國家裡，政府好象往往忽略了個人的錯誤和苦難會危害全國的幸福，忽略了防止個人的破產有時也應當是國家的任務。 當代的民主國家趨向另一個極端。 顯然，當代的統治者大部分不以治理整個國家為滿足，他們自以為應當對治下的每個人的行動和命運負責，把指導和指點每個人一生應當如何行動的責任全都包攬在身上，在必要的時候，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還教導每個人如何獲得幸福。 另一方面，老百姓也越來越這樣看待政府，一有需要就去找政府援助，並時時刻刻把政府視為導師和嚮導。 我敢說沒有一個歐洲國家的政府不是不僅越來越中央集權，而且越來越管小事情和管得越來越嚴。各國的政府越來越比以前更深入到私人活動領域，越來越直接控制個人的行動而且是控制微不足道的行動，終日站在每個公民的身邊協助和引導他們，或站在公民的頭上發號施令。 以前，君主靠他的地產收入和稅收生活。現在，他的需求和權力都增加了，因而不能再靠上述的收入生活了。以前，一個君主如有需要可以制定一種新稅，而現在他可以舉債。於是，國家逐漸成為大多數富人的債務人，把大量資金集中到自己手裡。 對於小額資金，它用另一種辦法吸收。 隨著人們日益變得相同，身分日益接近平等，窮人也開始有了一點財產，受到一定的教育，產生一些欲求。他們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並試圖用儲蓄的辦法來達到這個目的。於是，儲蓄便每天產生出無數的小額資金，即慢慢積累起來的勞動果實，而且其數額不斷增加。但是，如果這麼多錢分散在個人手裡，便不會產生任何收益。這樣，便出現了一種慈善組織，要是我沒有看錯的話，這個組織不久便會成為我們的一個重要政治機構。一些以慈善為懷的人想出一個辦法，把窮人的儲蓄收集在一起，使其產生收益。在某些國家裡，這種慈善團體仍然與國家完全無關；但在絕大多數國家裡，這種團體有被政府合併的趨勢；甚至在個別國家裡，已被政府取而代之，政府親自擔起把數百萬勞動者的日常儲蓄集中在一個場所，並獨家經營其生息業務的龐大工作。 這樣一來，國家既可以通過舉債的辦法吸收富人的資金，又可以通過儲蓄銀行隨意使用窮人的存款。國家的財富由政府操縱或支配而不斷循環，並隨著身分日趨平等而相應地增加，因為在一個民主國家裡只有政府能使個人相信，而每個人之所以相信政府，則是因為他們覺得只有政府有些力量和可以持久一些。 因此，統治者不僅掌握著公共財產，而且還在干預私人財產。他是每個公民的上司，而且往往是他們的主人。另外，他還是公民的管家和帳房先生。 現在的中央政權不僅包攬了原來政權的全部工作，而且超過了它的工作範圍，使其擴大。同時，比以前動作得更靈活，更有力量，更有獨立性。 歐洲所有國家的政府已經在我們這個時代大大改進了行政技巧。它們做的事情比以前多了，而且每件事都做得比以前迅速、有條理和節省經費。他們不斷用從私人那裡得來的一切知識豐富自己。歐洲的君主們在他們所轄地區派有常駐代表進行嚴格管理，並且發明了一些新方法來徑直領導這些代表和便於監督他們。他們對於由代表管理一切事務還不滿足，於是便直接向代表所管理的一切事務插手。結果，公共的行政不但依附於同一權力，而且越來越集中於同一地方和控制在少數人手裡。政府在集中它的活動的同時，便加強了它的特權。這是使它力量強大的兩個原因。 在我們考察大多數歐洲國家過去實行的司法制度時，有兩件事情使我們感到吃驚：司法權力獨立，司法權限很大。 法院不但審理私人間的幾乎一切糾紛，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私人與國家間的仲裁人。 我在這裡不想談某些國家的法院所篡奪的政治權限和行政權限，而只談各國法院擁有的司法權限。在所有的歐洲國家，過去有和現在仍有許多大部分是與一般財產權有關的私人權利。這項權利受到法院的保護，不經法院許可國家不得剝奪。 這是一種使歐洲的法院與所有其他國家的法院大不相同的半政治性權力，因為其他所有國家雖然設有法官，但都沒有授予法官以這樣的特權。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人們所說的自由的歐洲民主國家以及其他國家的司法史，就會發現所有的國家除普通法院外，還另外設立了不如普通法院獨立的專門審理國家與公民間可能發生的糾紛的法院。原有的法院還保有其獨立性，但它們的審判權縮小了，而且人們越來越想叫它們只充當私人利益衝突的仲裁者。 這種法院的數目不斷增加，它們的職權也在增加。因此，政府可以越來越不必讓另一個權力機關來批准它的計劃和要求了。政府雖然不能繞過法官，但它至少可以選任法官，並永遠控制住他們。也就是說，在政府和私人之間設立了一個名義上是主持正義，實質上是偏袒政府的司法機構。 由此可見，國家並未以總攬一切事務為滿足，它還越來越自行決定一切而不被控訴和上訴。 在現代的歐洲各國，除了我上述的各項原因以外，還有一個重大原因使它們不斷擴大最高當局的活動範圍或增加其特權，但人們對它還未予以充分的注意。這個原因是平等的進步所促成的工業發展。 工業通常要把許多人集聚在同一地方，在這些人之間建立起新而複雜的關係。工業使他們時而突然大富，時而突然一譬如洗。這種時窮時富的變化，自然危害社會的安定。最後還會出現工業勞動損害受益者和靠此餬口者的健康，甚至危害他們的生命的情況。因此，工業階級比其他階級更需要制度，更需要監督和控制，而這個階級的隊伍一擴大，政府的權限自然隨之增加。 這是一項可以普遍應用的真理。但是，我在這裡要講的，是與歐洲各國特別有關係的部分。 在以前的許多世紀裡，只有貴族擁有土地，而且他們也有能力保住其土地。因此，當時的地產受到許多保障，所有者享有極大的獨立。於是，產生了一些在土地被分割和貴族沒落之後仍然生效的法律和習慣。而在今天，土地所有者和農戶仍然是最容易逃避中央政權控制的公民。 在可以從中找到我們的歷史的一切根源的貴族時代，不動產不太重要，其所有者也被輕視，而且力量薄弱；從事工業的人，是貴族社會裡的一個例外階級。因為他們沒有後台老板，所以受不到保護，而且往往不能自保。 因此，人們習以為常地認為工業財產是一種特別財產，不象一般財產那樣受到重視和保護，從事工業的人被認為是社會裡的一個單獨的小階級，他們的獨立不太受人尊重，君主一不高興便可把他們踢開。如果我們翻閱一下中世紀的法典，便會因為看到在那樣個人獨立的時代，國王竟不斷限制工業，甚至管到工業的最微小細節，而感到吃驚。在這方面，中央集權卻是達到了它所要求的積極程度和細緻程度。 在此以後，世界上發生了一場大革命，剛剛出現的工業財產逐漸發展而遍布全歐，工業階級日益擴大並以其他階級的殘餘壯大了自己的隊伍。工業階級的人數、重要性和財富均大大增加，而且不斷增加下去。原先與它沒有關係的人，至少在某些地方也都差不多全向它靠攏。這個原先被人視為例外階級的階級，現在有了變為主要階級而且可以說是變為唯一階級的趨勢。但是，它所形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習慣並沒有變動。這些思想和習慣之所以沒有改變，最初是因為它們是陳舊的，後來又因為它們與現代人的新思想和一般習慣完全合拍。 因此，工業財產的權利並沒有隨著它的重要性的提高而擴大。工業階級的人數雖然增加了，但它的依賴性並沒有減少。可以說恰恰相反，它把專制引進了自己的內部，並隨著自身的發展而使專制自然而然地加強。 國家越是工業化，就越需要有便利致富的道路、運河、港口和其他半公用性工程；而國家越是民主化，私人便越是難於進行這樣的工程，但國家卻是越容易進行。我不諱言，當前各國政府的明顯傾向是獨攬這些工程，從而把人民日益限制在非常小的活動範圍之內。 另一方面，隨著國力的增強和需求的增加，國家本身消耗的工業品也日益增加。這些工業品一般均由國家的兵工廠和工廠製造。正因為如此，每個王國的國王便成了最大的工業家。他吸收一大批工程師、建築師、技師和技工為他服務。 他不僅是頭號工業家，而且越來越想主持或者勿寧說是控制其他一切產業。 公民們由於日益平等而變得越來越沒有能力，以致不聯合起來就不能在工業方面有任何作為。但是，政府自然想把他們的聯合組織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應當承認，被稱為合夥組織的這種集體，是比單個人強大和可怕得多的，但對自己的行為承擔的責任卻小於個人。因此，不讓它們象私人那樣可以對政府有較大的獨立性，似乎是合理的。 統治者們也有這種傾向，因為他們的心意喜歡如此。在民主國家裡，只有聯合起來公民才能對中央政權進行有效的抵制，所以中央政府從來不歡迎不受它控制的結社。但是，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民主國家裡，公民們卻往往在內心裡對他們本來很需要的結社懷有恐怖感和嫉妒感，從而妨礙了他們保衛結成的社團。這些私人小團體的反抗能力和在人們普遍軟弱渙散之中的長期存在，使公民們感到吃驚和不安，於是不能不認為每個團體自由應用它們的能力是一種危險的特權。 另外，在我們這個時代出現的社團，都是一些新式法人。 它們是在個人權利的觀念薄弱和國家權力大得無限的時代出世的，而且時代也沒有賦予它們以結社的權利。因此，它們出世以後就沒有自由，是不足為奇的。 在所有的歐洲國家，有幾種社團不經國家審查其章程和批准其成立是不能創設的。有些國家正努力把這套辦法用於所有種類的社團。這種辦法如果成功的話，其後果是不難想見的。 一旦統治者擁有按一定的條件批准各種社團成立的全權，他不久就會要求監督和領導社團的權力，以使社團不背離他所定的規則。這樣一來，國家將申請成立社團的人從屬於自己以後，還要把已經成立社團的人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也就是說，要把現在生活於國內的幾乎所有的人都控制起來。 各國的統治者就這樣逐漸把工業在當今世界創造出來的新力量大部分據為己有和作為己用。工業引導我們，他們引導工業。 我特別重視我方才所述的一切，以致唯恐在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好好地表達出來時沒有達到目的。 因此，如果讀者發現我舉的佐證我的說法的例子不充足或不恰當，認為我對中央政權的集中說得有些誇張，而對個人獨立仍能活動的範圍說得過小，我就請讀者暫時放下此書，自己玩味一下我已盡力向讀者講述過的東西。讓讀者仔細考察一下國內外每天所發生的一切吧，讓讀者同周圍的人交談交談吧，讓讀者自己最後深思一下吧。如果讀者不經我引導或通過其他途徑而達不到我想引導他去的地方，那就是我大錯而特錯了。 讀者會發現，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間，中央集權已在各處以千百種不同的形式擴大了。戰爭、革命、征服都促進了中央集權的發展，所有的人都為擴大中央集權出了力。在這個期間，一些人一個接著一個象走馬燈似地相繼主持大權，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利益、他們的感情千變萬化，各不相同，但他們都想以某種方式實行中央集權。中央集權的本性就好象是他們的生活和思想的多端變化中的一個唯一不動的點。 讀者看完世間諸事的這些詳情之後再綜觀一下全景，只會大吃一驚。 一方面，一些很牢固的王朝搖搖欲墜和相繼垮台，各國人民以暴力推翻他們國王的統治，人民破壞或限制他們的領主或君主的權威，沒有發生革命的各國至少也感到不安和恐懼，人人都受到同樣的造反精神的鼓舞。另一方面，在這樣的無政府狀態期間，在人民如此不馴服的國家裡，社會權力卻不斷擴大其特權，日益中央集權化，日益膽大妄為，日益走向專制，日益擴大範圍；而公民卻每時每刻都處於國家行政機關的監督之下，每天都在不知不覺之中將自己的獨立一點一點地讓給國家，這些剛剛打倒王權和把國王踩在腳下的人，現在卻越來越對新政權的一個小辦事員的一言一語都俯首聽命，不敢稍違。 因此，在我們這個時代，似乎在進行兩種方面迥然相反的革命：一種革命在不斷削弱政權，而另一種革命則繼續鞏固政權。在我們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政權既從來沒有如此軟弱，又從來沒有如此強大。 但是，當我們仔細地觀察一下全世界的局勢時，便會發現這兩種革命在思想上有著密切的聯繫，同出一個來源，雖然路線不同，但最後都把人引到同一地點。 我不怕不厭其煩地再次重複我在本書許多地方已經說過和指出的一點：千萬不要把平等的事實與把平等帶進社會情況和法制的革命混為一談，而人們所以對所見的幾乎一切現象表示驚訝，正是由於把兩者混淆起來了。 歐洲所有的古老政權，無論是最強大的還是最弱小的，都建立於貴族時代，它們都曾不同程度地代表或維護不平等和特權的原則。為了使日益擴大的平等所帶來的新需要和新利益在政府中占居優勢，現代的人就得推翻和壓制舊的政權。這就要促使現代的人去進行革命，使其中的大多數人產生無論以什麼為目的的革命都總要具有的那種敢於鬧事和熱愛獨立的激情。 我認為，無論是歐洲的哪一個國家，都是經過財產和人的情況的激烈變化之後或緊接著這種變化，才使平等發展起來的，而且幾乎所有的這種變化都伴隨著嚴重的無政府狀態和胡作非為現象，因為這些變化是國內的那些反對有教養的人的沒有教養的人創造的。 由此，產生了我方才指出的那兩個背道而馳的傾向。只要民主革命沒有退潮，那些消滅了敵對民主革命的原有貴族政權的人，便會表現出巨大的獨立精神，並隨著平等的勝利逐漸徹底而慢慢地服從這個平等所產生的自然本性，努力加強國家權力和使中央集權化。他們本來希望成為自由的人以後能夠實現平等，但隨著平等在自由的幫助下得到進一步發展，他們反而更難享得自由了。 這兩種情況有時可能同時發生。上一代法國人就曾經表明一個民族在打擊貴族的權威和藐視國王的權力的同時能夠在國內建立暴虐的統治，從而向世界傳授了在爭得獨立的同時又把獨立失去的方法。 我們這一代人看到，舊的政權全部崩潰，所有的舊勢力正在消滅，一切舊的障礙正在坍塌。這種情況使一些廣見多識之士感到困惑不解。他們只注意眼前發生的使他們不可思議的革命，認為人類將由此永遠陷入無政府狀態。如果再聯想這場革命的最終結果，他們就會更加害怕了。 至於我，我坦白承認，我並不相信那種似乎在鼓舞當代人的自由精神。我確實看到當代國家都在激烈變動，但我並不認為它們真正獲得了自由，而是擔心使王位動搖的那些動亂終止之後，統治者們會得到比以前更為強大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