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的民主 · 第二十章 論民主時代歷史學家的某些特有傾向

貴族時代的歷史學家，通常都把一切史實同某些個人的獨特意志和性格聯繫起來，喜歡將重大的革命歸因於一些並不重要的偶然事件。他們能以卓越的見識找出一些最小的原因，但往往忽略一些比較重大的原因。 而民主時代的歷史學家，則與他們完全相反。 他們大部分人認為，個人對人類的命運幾乎不發生影響，而少數公民也不能影響全民的命運。但是，他們卻用一些普遍的重大原因去解釋所有的特殊的微小事實。這種對立的傾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當貴族時代的歷史學家縱觀世界舞台時，他們首先看到的是為數不多的幾個正在舞台上表演的主要演員。這幾個站在舞台前面的主要人物，吸引了他們的視線，使他們目不轉睛地盯著這幾個人。他們專心去研究這幾個人的一言一行的隱秘動機，而忽略了其餘的一切。由於他們重視某些個人的重要性，所以他們就想誇大個人可能發生的影響，自然而然要用某些個人的個別行動去說明群眾的普遍運動。 反之，在公民們各自獨立，每個公民都同樣是軟弱無力的民主社會，誰也不會對群眾擁有非常強大的和極其持久的權力。乍一看來，在這樣的社會裡，個人對於社會好象是不發生任何作用的，可以說社會是在全體成員的自由的和自發的競爭中前進的。 這種情況，自然會使人的精神去探索既能啟發人智又能使人智指向同一方面的一般原理。 我堅信，在民主國家裡，某些個人的天才、德行和劣行，會推遲或加速國家命運的自然進程，但這些偶然的和次要的原因，也是容易變化的，比較隱秘、複雜和力量不大的，從而在平等時代去發現和研究這些原因也比在貴族時代困難。 在貴族時代，歷史學家只從無數的一般事實中摘出某一單獨的個人或幾個人的個別活動進行分析。 歷史學家這樣地進行研究後不久，就感到厭煩了。他們進入了迷宮，暈頭轉向，弄不清和無法滿意地說明個人的影響力，而只好否認這種影響力。我們主張從研究種族的特點、國家的自然環境或文明的精神面貌入手。這可以事半功倍，而且能使讀者滿足。 拉法夷特先生在其《回憶錄》的某處說過，過分強調一般原因的研究方法，會使二流政治家得到極大的慰藉。我補充一句：這也會使二流歷史學家得到很好的慰藉。這會使他們可以常用冠冕堂皇的大理由巧妙地迴避其著作中最難處理的問題，掩蓋其無能和懶惰，而空享研究深刻的榮譽。 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在任何時代，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事件，都有一部分來因於非常一般的事實，而另一部分則來因於非常個別的影響。這兩種原因經常是交織在一起的，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在民主時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說明的事實多於貴族時代，而個別影響造成的事實則少於貴族時代。在貴族時代，個別的影響特彆強大，而一般原因則作用不大，甚至很少承認身分不平等這個事實是准許某些個人壓制其他一切人的天賦意願的一般原因。 因此，試圖描述民主社會發生的一切事情的歷史學家，有理由用一般原因去說明大部分問題，並將精力主要用於探索一般原因。但是，他們如果因為難於確定和查明個人的個別作用而否認這種作用，那也是錯誤的。 生活在民主時代的歷史學家，不但喜歡給每個事實找出一般原因，而且致力於將各種事實聯繫起來，為它們定出一個系統。 在貴族時代，歷史學家的注意力始終放在個人的作用上，所以他們對事件之間的聯繫視而不見，或者可以說他們根本不相信其間有聯繫。在他們看來，歷史的進程隨時都有因為一個人的逝去而中斷的危險。 反之，在民主時代，歷史學家不太重視演員，而特別重視演出，所以他們容易在各場演出之間建立有系統的聯繫和秩序。 給我們留下了美麗史詩的古代文學，並沒有繪出一個偉大的歷史系統；而現代的十分簡陋的文學，卻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系統。看來，古代的歷史學家並沒有充分利用被今天的歷史學家幾乎經常搬用的一般理論。 民主時代的歷史著作家，還有另一個十分危險的傾向。 當個人對國家的影響消失時，往往會使人覺得世界雖在運動，但看不見隱藏的原動力。由於極難認識和分析那些對每個公民分別發生作用，而最終引起全民運動的原因，所以人們只好認為這個運動不是隨意的，社會必然無形之中受到一個最高權力的支配。 甚至在終於發現世界上確有一般原因在支配所有個人的意志的時候，這也拯救不了人類的自由。一個廣泛得足以同時用於千百萬人，而且強大得足以控制同一陣營的全體的原因，大概是最難抗拒的。人們一旦服從這個原因，就只好認為不能再抗拒。 因此，生活在民主時代的歷史學家，不但拒絕承認某些公民有能力支配全民的命運，而且認為全民本身也沒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們有時認為人民受剛直無私的天意的擺布，有時認為人民受盲目的宿命的支配。在他們看來，每個民族都由於它的地理位置、起源、歷史和性格，而與它完全無力改變的某種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們逐次考察每一代人，再由一個年代考察到另一個年代，由一個必然事件考察到另一個必然事件，一直上溯到世界的起源，然後鑄出一條環環相接的大鎖鏈，把整個人類的一切事件對號入座放進去，使它們聯繫起來。 他們不以指明事件是怎樣發生的為滿足，而且還喜歡叫人知道事件將來會如何發展。他們研究了一個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民族後，便論證這個民族是不得不按至今走過來的路前進的。這樣的研究方法，最容易指導這個民族將來如何選擇更好的道路。 我們在閱讀貴族時代的歷史學家的著作時，特別是在閱讀古代的歷史學家的著作時，總覺得那時候的人只要將自己治理好，就能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和管理好同胞。而我們在閱讀現代人寫的歷史著作時，則會覺得人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周圍的人，都無能為力。古代的歷史學家教導人們自主，現代的歷史學家只教導人們學習服從。在現代的著作中，作者總使自己顯得偉大，而把人類視如草芥。 如果現代的歷史學家如此醉心的這個有害學說從作者傳到讀者，並深入到全體公民和控制了輿論，那末，我們可以預言：用不了多少時間，這個學說就將使新社會的運動癱瘓，使基督教徒變成土耳其人。 我還要指出，這樣的學說對於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特別有危險。當代的人十分懷疑意志自由，因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是軟弱無力的；但是，他們仍然承認人結成團體時是有力量的和自主的。應當發揚這個思想，因為現在需要振奮人的精神，而不應當壓抑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