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 · 九 通往穩定和平的步驟
到目前為止,基於科學技術組織起來的人類社會能否穩定,仍是個大大的疑問。我在《科學對社會的影響》(1)一書的第七章里討論過這個問題。此處不再贅述,僅引用那一章得出的結論:
我的結論是一個科學化的社會只要滿足了若干條件,是能夠穩定的。第一個條件是全世界只有一個政府,完全掌控武裝力量,因而能以強力確保和平。第二個條件是全世界普遍繁榮,從而使一部分人沒有理由眼紅另一部分人。第三個條件(假設第二個條件滿足的話)是各地的出生率都很低,使全球總人口穩定不變或者大抵如此。第四個條件是在工作和娛樂中賦予個人主動性,並且在與必要的政治及經濟框架相適應的情況下進行最大程度的權力分配。
在滿足這些條件以前,一個用科學組織起來的世界將繼續存在一定的嚴重風險。其中,最大的災難就是人類在一場大規模戰爭中滅絕;其次則是墮入無政府狀態,文明程度普遍降低。在此過程中,必然不可避免地伴隨著令人震驚的苦難,因為地球上約一半人口將死於暴力或者飢餓。因此,頭腦健全的人必然希望看到世界正朝著實現穩定所需的條件邁進,但不能說目前世界正在朝這個方向前進。那麼在不太遙遠的未來,一種更有建設性的發展究竟有多大希望呢?
正如前一章所言,無論其結果如何,戰爭似乎並不是一條能通往更好的狀況的路。因此,那些把人類的未來置於短暫的權力政治遊戲之上的人必然希望,在大戰爆發前,眼下正處於東西方衝突中的雙方都能意識到戰爭是無用的,都能願意給予和接受一種令人信服的保證——彼此共同下決心維護和平。
這個過程的第一步會是什麼呢?東西方現在都被狂熱分子所統治,他們都認定對方是邪惡的,想像對方的毀滅會帶來天下太平。按照蘇聯政府所接受的一種意識形態,仇恨過去一直是,現在也仍然是推進人類事務的力量。這種意識形態帶有對不容置疑的教條的迷信,它相信經濟決定論的盲目力量已然決定了資本主義世界和共產主義世界的鬥爭將是兩敗俱傷,這種鬥爭一旦發生,正如馬克思主義學說所預言的,必然以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範圍的勝利而告終。
可是,怎樣才能阻止這種狂熱行為呢?有一種觀點目前看來正在日漸影響美國的輿論,它認為唯有狂熱才能制服狂熱,對付共產主義的方式就是宣揚共產主義是邪惡的,其陰謀詭計是如何的恐怖,千方百計地阻止對共產主義前景的認知和理解。
這可不是什麼治國之道。如果像我們一直探討的那樣,人類種種麻煩的解決之道就不能在戰爭中獲得,而只能在調解以及逐漸減少相互的仇恨與恐懼中找到。開始採取一種調解政策的困難在於,雙方都相信只有軍備才能帶來安全感。在能源和技能都毫不吝惜地用於備戰的情況下,蘇聯百姓對於衣食短缺、無家可歸以及常見的困苦只能認命。在美國,必須說服國會現在還不是降低所得稅的時候,而要在這一點上說服國會,唯有極盡能事地渲染蘇聯的威脅,並且抹得越黑越好。這種情形看上去如此令人絕望,原因之一是雙方的理性都處在一種相當低的水平。雙方都相信,如果對方勝算較大的話就會先發制人。因此,雙方都相信己方的軍備必須強大到足以使對方斷了發起攻擊的念頭。一方擴充軍備時,必然會引發另一方的恐慌,因而後者也會進一步擴充軍備。沒有一方敢於啟動調解活動,或者向全人類強調戰爭會導致的種種惡果。因為人們認為,如果己方這麼做的話,對方就會視此為畏懼的證據,並由此激發出好戰性。這種情形和以決鬥處理問題的時代的情形如出一轍,決鬥的雙方既不想殺人,也不想被殺,之所以有決鬥的衝動,是因為害怕被人們當成懦夫。個人之間決鬥的現象已經消亡,而國家之間的決鬥卻出於同樣荒唐的心理被保留了下來。
怎樣做才能減少彼此的疑慮呢?因為前文已經探討過的一些原因,無論是共產主義陣營還是反共產主義陣營,要邁出第一步都是很難的。我認為,第一步必須由中立的強國來邁。中立的強國所處的位置有兩大優勢:一是不會被指責為懦夫,二更為重要,就是能和兩邊政府對話卻不會被懷疑抱有敵意。在西方國家,輿論仍然是一種力量,但要對蘇聯施加任何影響,就必須能說服蘇聯政府,這一點唯有幾個國家攜手才有可能做到。
我會樂見印度政府任命一個委員會,由清一色的印度人組成,包括傑出的政治家、經濟學家、科學家或者軍人。委員會的目的是秉持完全中立的精神去調查一下,如果雙方由冷戰演變成實戰,會出現怎樣的惡果,這些惡果並不以任何方式局限於交戰方,它也會加諸中立方,儘管程度可能較輕。我希望印度政府把這份報告交給所有強國的政府,並請他們說明他們對報告中的預言是否認同。我認為,如果這份報告全面地體現了委員會的調查成果,那麼想不同意都很難。這種方式有可能說服雙方的政府相信,沒有哪一方能指望通過侵略對方而有所得。我自己也不相信眼下其中一方正在醞釀侵略對方,可是每一方都懷疑對方可能會這麼做,這種懷疑的作用幾乎與其有充分根據的作用是一樣的。中立方必須要做的是化解這種懷疑,說服各方真正相信對方只有在受到攻擊的情況下才會開戰。我不知道在不久的將來是否能讓雙方都接受這種想法,但我認為,如果有一種權威的中立調查能不帶偏見地證明各方都不能指望通過侵略對方而有所得,那麼接受這種想法就會變得容易得多。這種關乎自身利益的論點是如此顯而易見,如此不容置疑和令人無法抗拒,如果一個身處衝突之外的強國一定要將此告知當事國,那麼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後,它們應當會在東西方都產生效果。
一旦雙方都同意並且承認戰爭不是解決之道,那麼談判很快就會成為可能,緊張的事態會迅速緩解。第一步會是減少官方宣傳在語言和態度上的粗暴性,在外交上恢復傳統的禮節。下一步則是舉行外交會議,討論雙方存在的所有爭端,尋找能帶來穩定的途徑,而不是讓一方取得外交勝利。對於任何一個沒有被黨派之見蒙蔽雙眼的人來說,顯然,只要德國繼續東西分治,只要拒絕承認中國事實上的政府,世界就不會安寧。解決德國的問題唯有等蘇聯讓步,而解決中國的問題也只能有賴於美國的讓步。如果雙方的動機真的是希望降低戰爭的風險,像這樣共同做出讓步就不再會如眼下這般困難。我認為,要讓雙方產生必需的心態,中立的強國可以起到一種有益的和關鍵的作用。
如果引起局勢緊張的種種原因被消除了,那麼不管是通過上述方法還是其他方法,就有可能開始朝解決長期問題的方向前進。在這些問題當中,首先要解決的可能必須是原子能控制的國際化。對此,美國在上一場戰爭結束時做出了完全值得讚揚的努力,而蘇聯的懷疑使這一努力半途而廢。(2)從那以後,蘇聯的懷疑並未減少,美國的懷疑則更甚。我們必須希望這個過程會逆轉,由於雙方都擁有原子彈和氫彈,我認為這種扭轉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大。
要勸誘蘇聯或者美國放棄絕對的國家獨立並不容易,而在此之前,世界是不會安全的。我想,最理想的情況是「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在此期間對於戰爭的恐懼不再迫在眉睫,並且會在國際緊張局勢持續緩和的情況下逐漸意識到,某種看起來非常珍貴的自由已經不再可能存在於一個因技術而變小、變得過於擁擠的星球上了。每個習慣了都市生活的人都理所當然地接受了對於自由的各種限制,而這些限制對於一個地廣人稀的鄉村是沒必要的。只要一大群人聚集在一個城鎮的任何地方,警察就會說「請快點兒走」,沒有人會為此生氣。各個國家迄今享有的無政府式的自由在現代社會根本行不通,這就好像行人或者機動車駕駛者想在倫敦或紐約街頭肆意妄為、不願遵守交通規則。
可是,如果要使成立任何形式的國際政府成為可能,就必須給狂熱降溫,必須養成從科學角度來觀察社會的習慣,而不能感情用事。不能靠野蠻惡習去終結不良行為。在18世紀的英格蘭,行竊會被絞死,可那時的盜竊案比現在要多得多。如果蘇聯人的狂熱增長放緩了,不會是因為美國人的狂熱極大地增長了。相反,美國人的狂熱是蘇聯人的狂熱所引發的,美國人的狂熱唯一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產生共鳴,這會進一步刺激蘇聯人的狂熱。如果這個世界要融為一體,就好像只有這麼才能生存下去,那它只能靠科學精神的傳播。我這麼說,不是指技術上的巧妙,而是指依據證據來做出判斷,以及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不急於做出判斷的習慣。科學,無論造福還是作惡,都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特有的。而狂熱,不管是印度教徒的、穆斯林的、天主教徒的,還是共產主義者的,都是中世紀的遺產。在國際緊張局勢緩和期間,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終止各地政府對於狂熱的盲目行為的鼓勵以及由此催生的仇恨。
有些東西是全人類共享的。其中之一,也許是最重要的,就是承受苦難的能力。我們有能力最大幅度地消除世上的苦難和悲慘,卻不應允許對立的、非理性的信仰把人類分割成彼此敵對的群體。在政治上一如在其他地方,一個聰明的人類只能記住,即使最大的集團也是由個人組成的,個人可以快樂也可以悲傷,世上每一個受苦受難的個人都意味著人類智慧的敗筆,共同人性的失敗。治國之道的目標不應該是抽象的,而是應該像舐犢之情一樣具體。世界需要智慧,也同樣需要人性的溫情。兩者眼下都缺乏,但人們不希望這種情形會永遠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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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倫敦:喬治·亞倫和安文出版社。
(2) 指1946年6月14日,美國駐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代表團團長巴魯克提出一項由國際組織控制核試驗的方案,史稱「巴魯克計劃」。而蘇聯代表葛羅米柯很快就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蘇聯的計劃。從此,美蘇之間就開始了漫長而毫無結果的限制核武器發展的談判和爭吵。——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