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 · 七　宗教信仰能消除我們的麻煩嗎？

有一種理論正在贏得西方世界的廣泛認可，其大意是說，世界各國麻煩不斷是因為宗教信仰的式微。我認為這種說法實在是有違事實。但凡信仰與這個問題有任何關係，這個世界就會多出很多信仰，數量超過早前時代的。可事實上，導致我們發現自己處於危險境地的因果關係鏈（正如我試圖表明的那樣）幾乎完全與人類的信仰無關，它與其說是造成麻煩的原因，不如說是結果。 1914年以來，世界大事的演進帶有某種類似於希臘悲劇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並非源於外部環境，而是源於參與者的個性。讓我們簡要地探查一下這一進程的各個階段。 1914年時，德國人認為自己已足夠強大，可以通過武力建立一個堪與英、法、俄匹敵的帝國。結果，英、法、俄攜手挫敗了它的勃勃野心。後來，俄國退出一戰，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拋棄了傳統的帝國主義政策。西方曾許諾把君士坦丁堡還給俄國人(1)，但在俄國單方面與德國簽訂和約後，這個許諾就不作數了。英法兩國得到了美國的幫助，在德國擊敗俄國以後，戰勝了德國。德國人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凡爾賽和約》，承認自己是唯一犯下戰爭罪行的一方。德國人的「惡」，是因為他們發動了戰爭；俄國人的「惡」，不僅因為他們單獨議和，更因為他們拒絕償付自己的戰爭債務。所有戰勝國後來聯合攻打俄國，但被俄國擊敗，然後他們多少有些驚訝地發現俄國與他們形同路人。與此同時，德國人陷入了極大的困境，在愚蠢的美國共和黨政府導致了大蕭條之後，這種情況愈發嚴重了。苦難引發了歇斯底里，歇斯底里造就了希特勒。西方國家希望希特勒進攻俄國，所以並沒有反對他。他們之前曾反對過相對來說無可責難的魏瑪共和國，但是通過與希特勒交好，他們向全人類證明了他們其實完全沒有道德標準可言。所幸，希特勒是個瘋子，最終自取滅亡。西方很高興接受俄國的幫助來獲得這樣的結果，雖然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和德國一樣山窮水盡，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已然強大了起來。英國一向對俄國充滿敵意，可是因為懼怕德國，它在1907年到1917年期間迫使自己與俄國保持著一種貌似友好的關係。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國際社會發展出了一種全新的格局。西歐已經不再重要，蘇聯和美國是僅有的兩個強國。接下來的情況與過去一直發生的多少有些類似，即這兩個超級大國相互敵對，都看到了稱霸世界的機會。俄國承襲了西班牙腓力二世、拿破崙和德國威廉二世的政策，美國則延續了英國在整個18、19世紀一以貫之的政策。 上述這一切，除了技術之外沒有什麼是新的。兩大強國之間的衝突和過去的一樣，只不過技術已然使得強國更強，戰爭更具毀滅性。如果俄國仍然依附正統教會，那麼情況也不會有什麼兩樣。這樣一來，我們西方人就會指出我們所認為的希臘教會裡的異端邪說。我們的宣傳，任何讀過克里米亞戰爭(2)記錄的人都可以看到。我絕不是在為現今的蘇聯政權辯護，正如我不該為沙皇政權辯護。我想說的是，這兩者極為相似，儘管一個是信奉基督教的，另一個不是。我還想說一句，就算現在的蘇聯政府信的是基督教，情況也不會有什麼兩樣。它和美國之間衝突的是古已有之的強權政治的分歧。從根本上講，它不是信仰什麼和不信仰什麼的矛盾，也不是一種信仰和另一種信仰的牴觸，而是兩個強大帝國之間的衝突，各方都看到了稱霸世界的可能。 沒有人敢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某種角度上講是由於發動戰爭的統治者不信基督教。俄國沙皇、德國皇帝和奧地利皇帝全都是正經八百的基督徒，愛德華·格雷爵士(3)和威爾遜總統也都是。當時只有一位著名政治家不是基督徒——讓·饒勒斯(4)，他是一位反戰的社會黨人，後來遭到暗殺，對此幾乎所有的法國基督徒都表示贊同。在英國，只有兩位內閣成員因為反戰而辭職，他們是約翰·彭斯和莫利勳爵，後者是位著名的無神論者。德國也是如此，唯一的反對意見來自李卜克內西領導的無神論者們。在俄國，當無神論者奪取政權後，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議和。布爾什維克們確實沒有把和平延續下去，但是鑒於所有來攻打他們的戰勝國都是信基督教的，這一點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讓我們拋開種種政治細節，更加全盤地探討一下我們的問題。基督徒認為自己的信仰是行善的，而其他的信仰是作惡的，他們對共產主義信仰就是這麼想的。我想要強調的是，所有的信仰都有害。我們可以把「信仰」定義為對於某種無法證實的東西堅信不疑。如果能證明，沒有人會稱它為「信仰」。比如2加2等於4或者地球是圓的這種，我們不會把它叫做信仰。我們只會在希望用情緒代替證據的時候才說到信仰。用情緒代替證據很容易導致爭鬥，因為不同的集團會用不同的情緒代替證據。基督徒相信基督復活，共產主義者信奉馬克思的價值理論。這兩種信仰都需要靠宣傳，如果有必要的話，就用戰爭來捍衛。在這方面，這兩者是半斤八兩。如果你認為人們應該相信某種不能用理性的方式進行辯護的東西（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那麼人們信的這樣東西究竟是什麼也就無關緊要了。在你能控制政府的地方，你把這樣東西教給大腦尚未發育完全的兒童，你禁止人們讀那些內容與此相反的書或者乾脆將其付之一炬。在你控制不了政府的地方，如果你足夠強大，就會建立武裝力量去征服人們。所有這些都是篤信某種信仰所不可避免的後果，除非你像貴格會教徒一樣，滿足於永遠只做勢單力薄的少數派。 一些神志看起來正常的人居然認為信奉基督教或可阻止戰爭的發生，對我來說，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這些人似乎完全不能以史為鑑。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大帝統治時期變成了基督教國家，可是滅亡之前它幾乎一直在東征西戰。滅亡後，它分裂成幾個基督教國家，這些國家繼續打來打去，儘管必須承認它們也時不時地跟非基督教國家交戰。從君士坦丁大帝的時代到今天，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基督教國家不如其他國家好戰。事實上，一些最血腥的戰爭恰恰源於基督教不同派別之間的爭執。誰都不能否認路德和羅耀拉都是基督徒，誰都不能否認他們之間的分歧引發了漫長而血腥的戰爭。 有些人辯稱，基督教教義雖然可能不是真理，但對於促進社會凝聚頗為有效；基督教或許算不得無懈可擊，卻好過其他所有同樣具有社會凝聚效果的信仰。我承認，我寧願看到全世界信奉基督教，也不願看到人們信奉馬克思主義。可是我不太願意接受這個觀點：如果沒有有用的謊言，社會凝聚就無法實現。我知道，柏拉圖是這個觀點的支持者之一，至於講求實際的政治家的名字則可以寫出一長串，但我認為，即使從務實的角度看它也是錯的。對於理性的爭論就足以解決的問題，沒有必要進行自衛。十字軍東征或者師出有名，但我想不出它們哪次干過好事。當人們把基督教視為重新武裝的一部分時，他們正在奪去它可能具備的任何精神價值。而且，為了使它能成為有效的重新武裝，通常認為它必須是好鬥的、教條主義的和心胸狹隘的。當人們把基督教當成與俄國交戰時的援軍，他們所期待的可不是貴格會那樣的基督教，而是某種頗有麥卡錫參議員之風的東西。能讓一種主義在戰時有效的是它的消極面，也就是它對那些不肯奉行這一主義的人的仇恨。沒有這種仇恨，它就不能達到好戰的目的。可是，一旦它成了戰爭武器，對於不信仰這種主義的人的仇恨就變得突出了。因此，當兩種信仰相互攻訐時，它們各自的陰暗面都得到了發展，甚至複製出它想像的任何在信仰攻訐中有效的東西。 狂熱會提升戰場上的獲勝機率是一個歷史無法證實的說法，儘管那些假「現實主義」之名掩蓋自己無知的人時常這樣認為。當羅馬人征服地中海一帶時，狂熱對他們的成功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古羅馬將軍們的目的要麼是獲得神廟裡存放的黃金，一半留給自己，一半留給自己的士兵；要麼是像愷撒一樣載譽而歸，這能使他們在羅馬贏得選舉，並且抵消之前所欠債務。在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的早期較量中，基督徒是狂熱的一方，而伊斯蘭教徒是獲勝的一方。基督教捏造了伊斯蘭教容不下其他信仰的故事並加以散布，可是把這罪名安在幾個世紀前的伊斯蘭教身上是完全錯誤的。每個基督徒都聽說了哈里發毀掉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故事。而事實上，這座圖書館反覆被毀，又反覆重建。第一個毀掉它的是尤利烏斯·愷撒，最後一次被毀時先知還沒有出現。與基督徒不同，早期的伊斯蘭教徒能容忍所謂的「有經者」(5)，只要他們進貢就行。而基督徒不僅迫害異教徒，也互相加害。相比之下，伊斯蘭教徒因為開明而受到歡迎，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他們的征服行動。後來，西班牙被帶著熾熱仇恨的猶太人和摩爾人攻陷；法國因迫害雨格諾派(6)陷入災難性的困頓；而希特勒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的原子彈研究團隊里沒有猶太人加入。從阿基米德那時起，戰爭就一直是門科學，精通科學也一直是打勝仗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精通科學很難與狂熱相結合。眾所周知，因為史達林的命令，蘇聯生物學家被迫贊同李森科(7)的錯誤學說。顯然，對每個有能力自由探索科學的人而言，李森科的學說所提高的蘇聯小麥產量不太可能超過正統遺傳學說所提高的西方小麥產量。同樣，我認為在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原子能研究能否長期持續發展也是非常令人懷疑的。也許蘇聯現在正在變得自由，也許美國人的偏執將阻礙美方的原子能研究。對此，我不發表任何意見。但是有一點可能很明顯，如果知識分子不自由，科學領域的勝利是不可能長久的。 讓我們從某種更為廣闊的視角來看一看狂熱的問題。有些人本身並非狂熱分子，卻為狂熱行為搖旗吶喊，在我看來他們的主張不但是錯的，而且是卑劣的。人們似乎認為，除非一個國家的每個人都不得不——要麼因為受到宗教迫害，要麼因為受的是一種不允許人自由思考的教育——相信一些有理智的人絕對不會相信的東西，否則這個國家就會因為不和而四分五裂，或者因猶豫不決的疑心而陷入癱瘓，以至於不可避免地陷入災難。就像我之前談到的，這種觀點不僅沒有歷史先例可資證明，而且和人們預期的東西恰好相反。當一支英國軍事探險隊1905年進入拉薩時，當地士兵一開始奮起反抗，因為僧人說他們念了咒，可以保佑士兵不被鉛彈擊中。然而當士兵中彈身亡時，僧人給自己找的藉口是子彈里含鎳，這讓他們的咒語失了效。此後，英國軍隊在當地很少遭遇抵抗。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深信上天一定會保佑他戰勝異教徒，以至於完全忽略了打英國人和打土耳其人是不一樣的，所以兵敗垂成。(8)很多人以為，人可以在誘導下相信某個領域中有悖於事實的東西，同時又在另一個領域保持科學頭腦。事實上並非如此。要想讓自己的頭腦始終接納新的證據絕非易事，而且幾乎不可能只對某個方向如此，在另一個方向上則精心呵護自己的愚昧無知。 一個人如果不藉助讓人安心的神話就無力應對生命中的危險，那他不僅軟弱，還有點讓人鄙視。而他某種程度上也差不多意識到了這些只是神話，自己之所以相信，不過是因為它們聽著讓人安心。可是他不敢面對自己的這個想法，因而不能通過反思得出任何合乎邏輯的結論。此外，由於他（儘管很微弱地）意識到自己的觀點不合理，所以當人們提出質疑時他就會勃然大怒，進行宗教迫害或政治迫害，採取審查制度以及一種狹隘的禁錮式的教育體製作為統治政策。如果他成功了，就會導致人們都變得膽小怕事、不敢冒險、固步自封。讓人們變成這樣正是威權主義統治者一貫的目的。他們通常會得償所願，而這樣也把國家引向深淵。 許多對所謂「信仰」的反對意見，並不是依據受懷疑的信仰而做出的。你可能相信了《聖經》《古蘭經》或者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文字感召力，但無論你對其中哪一種感興趣，都必須閉目塞聽不接受證據；一旦你選擇在一個方面閉目塞聽不接受證據，你就會在另一個方面也這麼做，只要誘惑足夠大。惠靈頓公爵從不允許自己懷疑伊頓公學操場的價值，(9)因而也永遠無法接受來復槍(10)比老式滑膛槍先進的事實。你也許會說，信上帝並不像信伊頓公學的操場那麼有害。我不會在這個問題上爭辯，我只想說它會變得有害，其程度和你暗自懷疑它是否與事實相符的程度成正比。重要的不是你信仰什麼，而是你如何信仰它。有段時間，相信地球是平的也是合理的。當時，這種信念並沒有造成應歸咎於所謂「信仰」的種種不良後果。但在當代，那些仍然堅信「地球是平的」的人必須拒絕理性思考，並且敞開頭腦去接受這個荒謬的想法乃至所有的荒謬言論。如果你認為自己的信念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的，你可以通過辯論而不是迫害來維繫它，如果辯完證明你是錯的，你可以放棄這個念頭。可是，如果你的信念是基於信仰的，你會意識到辯論沒用，於是訴諸強力，要麼實施迫害，要麼用所謂的「教育」遏制和扭曲年輕人的思想。後一種是尤為典型的懦夫行為，因為鑽了年輕人頭腦不成熟、疏於設防的空子。很不幸，各文明國家的學校里或多或少都在這麼做。 除了一般性的反對信仰的論據之外，還有一種特別可惡的觀點，說什麼採納「山上寶訓」中的教義能讓原子彈更有威力。如果我是個基督徒，我會認為這簡直太褻瀆神明了。 我不認為教條信仰的淪喪只有壞處，沒有好處。我承認新教條體系，比如像納粹的，甚至比舊體系還要糟糕，但是如果年輕人從沒被灌輸過正統的教條，那新體系可能永遠也不會取代它占據人們的思想。史達林的語言裡充滿了對神學院的回憶，他是在那裡受的教育。世界需要的不是教條，而是一種科學探索的態度，與此同時還要相信折磨幾百萬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管這是史達林下的命令，還是根據信徒的形象想像出來的神所為。 * * * (1)　英、法和俄國在1915年簽訂《君士坦丁堡和海峽問題秘密協定》，承諾君士坦丁堡戰後屬於俄國。——譯註 (2)　以俄羅斯為一方，以英國、法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以及（1855年開始的）撒丁-皮埃蒙特為另一方的戰爭。俄國對巴爾幹存在擴張主義野心，企圖在奧斯曼帝國建立保護東正教基督徒的攝政政體，導致這場戰爭的爆發。1853年7月，俄國占領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10月土耳其宣戰。1854年3月，隨著土耳其艦隊在錫諾普港被擊潰，英國和法國參戰。聯軍圍攻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港市達一年之久，俄國軍隊終於在1855年9月撤離該港口。1856年在巴黎正式達成和約。雙方各損失25萬人的兵力，許多人在克里米亞條件極其惡劣的醫院裡病死。——譯註 (3)　1905—1916年任英國外交大臣。——譯註 (4)　巴黎地鐵2號線和5號線停靠的Jaures站，即以他的名字命名。——譯註 (5)　指猶太教徒和基督徒。——譯註 (6)　16—17世紀法國新教徒形成的一個派別，長期慘遭迫害。——譯註 (7)　蘇聯農學家，堅持生物的獲得性遺傳，否定孟德爾基於基因的遺傳學。他得到史達林的支持，使用政治迫害的手段打擊學術上的反對者，使他的學說成為蘇聯生物遺傳學的主流。——譯註 (8)　西班牙的腓力二世積極對外擴張，1571年全殲奧斯曼帝國艦隊，1588年遠征英國卻大敗而歸。——譯註 (9)　據傳惠靈頓公爵說過「滑鐵盧戰役贏在伊頓的操場上」，這句話純屬訛傳，卻廣為人知。——譯註 (10)　即線膛槍。——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