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 · 五　凝聚與對抗

社會制度有兩個主要的人性根源：在內部，發號施令和聽命於人這兩個相互關聯的衝動決定了社會等級制度，並賦予政府權威；在外部，凝聚和對抗這一對衝動是決定性因素。合作的衝動和對抗的衝動同樣原始。物種的生生不息需要雄性和雌性的合作，而且在幼兒期延長的所有地方，比如人類社會，就必須具備某種家庭性質的東西。我們由前人類的祖先那裡繼承了家庭這一形式，它也許是唯一一個完全符合自然衝動的人類群體。但是，家庭的界限並不明確。那些源自同一個祖父母的人可以視為一家人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有著同一個曾祖父母的人呢？哪怕是最高等的動物也不能與人類相比，因為人類能夠延續傳統。即便極為原始的部落也會背誦長長的族譜，給非常遙遠的後代保留一份血緣關係記錄。通過這種方式，家庭發展為部落，部落則會作為一個整體來遷移，如果他們是遊牧部落的話。然後逐步發展出一位首領或者一群族老的權威，遇到困難時，人們聽從他們的決定。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超越家庭的社會凝聚力的第一次延伸發生了。進一步的延伸主要是對抗的結果。在大自然中成長起來的人覺得自己部落的成員都很好，除非他因為某種特殊原因和他們發生爭執；而其他的部落都很壞，除非為了對抗共同的敵人有必要暫時結盟。顯然，在戰鬥中，更大的部落可能更有勝算。如果兩個部落結盟，那麼在結盟期間，它們將有能力打敗單打獨鬥時彼此都無法戰勝的敵人。因此，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人們傾向於擴大社會集團的規模。漸漸地，自身利益被社會凝聚的其他來源不斷強化：共同的祖先被發明出來；共同的信念（也許一開始由政府強制推行）逐漸被公眾接受；對共同的敵人的恨也是一種情感紐帶，因為我們會對我們仇人恨的人產生好感。這樣的集團一旦形成，就可以來慶祝共同的榮耀了。如果集團面臨來自外部的危險，他們就會基於同樣的恐懼而團結一致。通過各種方式，比部落大的社會單元逐漸擁有了共同的情緒、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的恐懼；假以時日，他們便能統一行動，像一個原始部落那樣。 這樣的過程導致了民族的形成，國家的形成則通常是基於另一種不同的方式。大多數國家都是通過征服而崛起的，大部分臣民之所以服從權威，是因為必須如此，而不是因為和他們的統治者有任何親緣關係。也許古埃及在某種程度上是個例外，儘管它最初是由上下游的兩個獨立王國統一而成，但尼羅河具有如此強大的整合影響力，以至於很容易維持共同的情感和共同的信仰。這一點有事實為證：除中國之外，埃及可能是已知的、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巴比倫從來沒有像它一樣的穩定，不是落入這個城邦之手，就是被那個城邦統治。而美索不達米亞在整個古代歷史上戰事不斷，其程度遠遠超過埃及。 由征服締造的偉大帝國時期始於居魯士大帝(1)的東征西討，經由亞歷山大大帝和羅馬帝國綿延約1000年的征戰而延續。其間，征服者的軍隊看上去勢不可當，一位偉大的軍事統帥能收服的領土似乎是沒有止境的。波斯人在軍事和行政管理之外並沒有什麼深遠的影響，然而先是希臘人，再是羅馬人，都把自己的文化傳播到他們獲得的領土上，除了猶太人，所有臣民都完全接受了外來文化。羅馬帝國在安東尼王朝時期幾乎具備了現今所謂民族國家的特質。東西方的分裂，後來很快成為一種破壞力量，然而在當時還沒有發展到危險的地步，主要是因為羅馬人推崇希臘人，甚至連一位羅馬皇帝也偏愛希臘文的書。倘若羅馬帝國各個機構的管理者更有智慧和進取心，也許地中海世界，包括高盧、英國和西德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儘管內部有種種問題，但羅馬帝國的滅亡並不是從內部開始的，而是來自外部敵人的打擊；作為一個實際存在的統治者，羅馬帝國在西方已經不復存在了很長時間，但仍然殘存在人們的情感里。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它顯示了藉由從軍事力量開始的手段是如何保證社會凝聚力的。 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陷入了無政府主義的競爭規則，這種對抗對於西方的主宰一如早前幾個世紀的社會凝聚。英國、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分裂成許多小王國，在經歷許多曲折之後，凝聚才又漸漸地重新開始占據上風。查理曼帝國的存在時間不長。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們和法國國王們對於他們名義上的封臣並沒有多大權威，但區別在於，前者從未獲得有效的權威，後者最終如願以償。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貝拉女王的結合，使他們二人統治下的阿拉貢與卡斯提爾合併，再加上驅逐摩爾人，西班牙最終形成統一的實體。與此同時，英格蘭擺脫了早期撒克遜人入侵時的混亂，在王朝好運的庇佑下與蘇格蘭聯合。大航海時代催生了好幾個新的帝國，每一個都比羅馬帝國幅員遼闊，但都不如羅馬帝國穩定。法國、英格蘭、西班牙則先後失去了它們在西半球獲得的絕大部分領土。 伊斯蘭世界的歷史也發生了同樣的斷裂。哈里發帝國分裂成很多小國，儘管（除了摩洛哥和西班牙以外）它們名義上都在土耳其的統治下，卻再也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長河中，很難辨別出任何朝著日益凝聚或者日益對抗的方向發展的進程，唯有這兩者的此消彼長貌似是可辨的。近代的絕大多數時期依然如此：奧匈帝國瓦解，大英帝國分崩離析，甚至連印度半島——人們可能期望它會維持自身的統一——也被彼此不共戴天的國家一分為二。讀者應該知道故事講到這兒還沒有結束，可是我眼下只能講到這兒。 不過，我們把目光從政治轉向經濟和文化，就會發現情況大不一樣了。世界的經濟差異要比政治差異小，在兩次世界大戰以前，經濟差異一直穩步減小，商業關係遍布全世界，原材料、食品和工業產品的交易受政治立場的影響越來越少。從公元前6世紀小亞細亞的愛奧尼亞城邦時代，直到差不多今天，商業始終在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羅馬帝國和亞洲各地都有商業往來，包括中國。整個帝國時代，義大利的絕大部分食品都是進口的。當帝國瓦解後，羅馬的道路都荒廢了，成群盜匪橫行鄉村，每一個小區域都被迫自謀生計，結果人口急劇下降，文化幾乎消失殆盡。漸漸地，商業開始復興，先是義大利人的商行，後來是荷蘭人的、英國人的；就像古代一樣，藝術發展、科學進步和社會生活里的文明隨著商業的發展而出現。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以經濟的視角來看，1914年以前的世界是一個一元化的整體。 在文化領域也出現了一個統一的運動。一個共同的文化所能產生的社會凝聚幾乎可以媲美一個共同的政府所能產生的。當人們首次入住城市，每座城市都有它自身的文化。上埃及和下埃及各有自己的神，巴比倫和烏爾(2)也是如此。可是當城邦聯合成帝國，各城邦的宗教也匯成了萬神殿，從而使這個被同一種文化所覆蓋的地區隨著國家的擴大而擴大，其速度甚而超過了國家。希臘人儘管政治上不統一，卻有著共同的文化。佛教通過在中國、日本、緬甸和錫蘭的傳播，創造了文化上的統一。大致說來，希臘化時期的文化混合了希臘元素和巴比倫元素，擴展到亞歷山大大帝征服的多個地區，儘管這些地區分裂成了幾個獨立的國家。希臘化時期的文化精華在羅馬帝國的文化里延續，直至君士坦丁大帝的時代。羅馬帝國滅亡後，基督教在西方的存續是一種共同文化能歷經政治分裂而得以倖存的一個最顯著的例證。與此同時，曾經篤信基督教的東方疆域大多落入了伊斯蘭教之手。整個中世紀有兩種地中海文化共存，即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不像羅馬帝國時期那樣，只有一種。實際上，考慮到東西方基督教會之間日益擴大的分歧，幾乎可以說有三種文化。 西歐文化在整個黑暗時代和中世紀早期都受到疆域的限制，而在智力上所受的限制要多過伊斯蘭文化的限制。文藝復興時期的到來，使它突然獲得了新的生機，新的威望，巨大的新地盤。這幾樣東西都得歸功於一定的心理素質、進取精神、科學以及比其他文化優越的政治制度。整個西半球都落入它的影響之下。傳教士使它在遠東也受到尊敬。在印度，它獲得了政治上的統治權。曾經推翻了多個基督教國家的土耳其人先是被遏制，然後被驅逐。 許多研究不同文化的人都沒有意識到，西方傳播到世界各地的文化之所以這麼強勢，並不在於猶太教—古希臘—羅馬結為一體所構成的傳統基督教，而是因為一些在15世紀晚期才開始變得重要起來的因素。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西方給人們的印象首當其衝的不是基督教，而是不斷進取的冒險精神、科學技術、無情的軍事效率，以及19世紀的某些自由的理想和憲政制度的實踐。在1914年以前，這些觀念的傳播看來是大勢所趨，不可抗拒。俄國政府企圖維持一種傳統的專制制度，但在革命黨的威脅下被迫於1906年邁出了向議會制發展的第一步。古老的中華帝國已經延續了2000多年，卻被那些受了西方教育的人以革新的激情推翻了。日本一直極端保守和與世隔絕，卻開放港口同西方進行貿易，並（或多或少）接納西方思想。人們完全有理由期望這個過程繼續下去，直到全世界實現文化上的統一，而傑斐遜和麥考利的想法不僅可以去印度宣揚，還可以在西藏高原以及非洲叢林最黑暗的角落鼓吹，毫無矛盾。要是歐洲沒有把自己的軍事優勢（實際上）花在內戰上，這些無疑都會成真。歐洲向世界展示了這種愚蠢的景象，因而威望掃地，其他幾個大陸則鼓起勇氣開始宣揚自己的文化獨立。 我們這個時代，如同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的情況一樣，是個文化斷裂的時代。而蘇聯的共產主義一如先知創立的宗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好戰信仰，其征服的大片土地上之前信仰的是基督教。中國沒有回歸其古代傳統，而是決定拒絕大部分的西方學說。非洲處於騷動狀態，最終會出現什麼結果還是個疑問，很可能被證明是逆轉回原始的野蠻狀態。印度仍然保留著許多英國遺產，但其思想水平並非不可能在保守的神學家的影響下回到它在達·迦馬時代之前的那種狀態。當今世界就像歐洲黑暗時代一樣，充斥著戰爭和關於戰爭的謠言，還有快速的文化倒退。 經濟上的斷裂伴隨著文化亂象的加劇。在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國家之間鮮有貿易往來，即便是非共產主義國家也越來越傾向於自給自足。人們覺得，既然工業化能增強軍事實力，每個國家都應該儘快讓自己實現工業化。這就要求提高關稅，縮減商業，減少食品供應，並使人口猛增。這種事態發展下去將會加劇信仰之間的衝突，引發經濟災難、饑荒和戰爭。避免這些惡果的唯一辦法，就是人類下定決心用一種理智的方式處理問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普遍的愚蠢荒唐。 19世紀的西方擁有基督教、憲政制度、商業和科技。前三者都被世界其他地區拒之門外，唯獨科技被接納了，這是當今全球文化中唯一一個真正的國際化元素。渦輪機和氫彈對於鐵幕(3)兩邊都同樣重要。一位從鐵幕的這邊（或許是自願，或許並非自願）轉投到那邊的科學家能夠立即開展工作，找到他以前喜歡的實驗室設備。這種科學領域的統一是相當獨立的，不受其他一切領域各自為政的現象的影響。為蘇聯製造炸彈的人，正在幫助他們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美國人製造炸彈的人，正在幫助他們建立「山上寶訓的訓導」。可是，儘管這兩個人各自支持的文化之間有著巨大的隔閡，只要他們僅僅談論科學和技術領域就可以交流，暫時忘卻他們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至少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仍然是統一的。 世界前所未有的統一還得益於一個重要因素，它與信息有關。在哥倫布之前，墨西哥人和秘魯人並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歐洲對西半球也一無所知。整個黑暗時代，中國對西歐人思想的影響微乎其微，日本則對他們毫無影響。當大多數人還是文盲時，能閱讀的人所知道的東西是絕大多數人一無所知的。如今，隨著報紙和廣播的普及，任何地方一旦發生大事很快就能傳遍大多數文明國家，為大多數人所知。不過，這個結果並不像一兩百年前投身啟蒙運動的人所料想的那麼好。傳播得最快、最廣的新聞是那些刺激性的內容，而最為刺激的就是仇恨和恐懼。結果，關於我們潛在的敵人，我們獲知的並不是他們有著與我們一樣的人性，而是他們的各種罪行和邪惡。對於潛在敵人的恨與恐懼是人的一種與生俱來的情感，並且有著悠久的歷史。如果它們不主導各種共同體之間的關係，那麼不同的共同體必定要麼彼此不知道對方的存在，就像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一樣（但這現在已經不可能了）；要麼關於遙遠共同體的信息無法造成人們的驚駭和恐慌。但是如此緩解對於仇恨的煽動，眼下希望渺茫。 軍事領域近期的發展特徵，既不是完全的瓦解，也不是完全的凝聚，此刻它或許比我們所考慮的任何事情都重要。以軍事視角來看，世界上有兩大陣營：共產主義的陣營和西方列強的陣營。從原始部落的第一次衝突到今天，凝聚與對抗始終在共同發揮作用，它們通過一個可怕的不可避免的過程逐漸到達一個平衡點，在這個點上，它們各自都獲得了最大的發展，而這種發展是與對方的存在相容的。凝聚越多，獲勝的機會就越大；對抗越多，在每個集團內部實現凝聚的動機就越大。這兩種力量的運作，如果有足夠的技術效率，就自然會導致兩個相互對抗的集團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軍事力量集中。反過來，如果對抗持續，技術效率也持續提高，最終除了同歸於盡之外，不會有其他出路。要想結局不那麼悲慘，對抗就必須學會以不那麼具有毀滅性的方式進行。比如，人們能找到一種愉快地殺死彼此的方法嗎，就像在體育比賽中打敗彼此一樣？又或者，他們能學會滿足於藝術和科學領域的競爭以及日常生活的愉悅嗎？再或者，他們能學會滿足於一種從恐懼和兇殘這對相互關聯的衝動中解脫出來的生活嗎？我不知道。但如果答案是不能，那麼我們這個物種註定要滅亡。 * * * (1)　亦稱「居魯士二世」，古代波斯帝國的建立者。出身波斯部落聯盟首領阿契美尼家族，公元前558年繼承父位，致力於對外擴張，先後征服中亞低地南部和伊朗高原東部。前539年，一舉攻滅新巴比倫王國，因對異族實行相對寬容的統治政策，巴勒斯坦、敘利亞和腓尼基等國紛紛歸附。前529年出征中亞遊牧民族時因傷致死。其在位期間，創建了史無前例的特大帝國，對古代世界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譯註 (2)　6000年前，古巴比倫的蘇美爾人選擇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建造了烏爾城，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也是蘇美爾文明的主要崇拜中心。——譯註 (3)　Iron Curtain，該詞出現於一戰之後，時任法國總理克萊孟梭在眾議院宣稱，「要在布爾什維克主義周圍裝上鐵幕」。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美國發表演說時首先公開使用了「鐵幕」一詞，此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用「鐵幕國家」來蔑稱社會主義國家。冷戰時期，「鐵幕」將歐洲分成兩個受不同政治影響的區域：東面屬於蘇聯（共產主義）的勢力範圍，後來組成「華約」；西面屬於美國（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後來成為「北約」。——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