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德的譜系 · 第三章 禁欲主義理念意味著什麼？

智慧要求我們無憂無慮、機敏幽默、強壯有力；智慧是一個女子，她永遠只愛鬥士。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一 禁欲主義的理念意味著什麼呢？在藝術家看來，這種理念意味著無或者形形色色；在哲學家和學者們看來，這種理念就好像揣測和直覺到高級精神活動的最有利的條件；在女人看來，這種理念充其量意味著和藹可親的誘惑，漂亮肉體上的少許溫柔，一隻漂亮而又胖乎乎的動物的天真無邪；在生理上有殘疾和不幸的人（大多數垂死的人）看來，這種理念意味著一種讓自己覺得「大大地好於」這個世界的嘗試，它還意味著釋放自己的一種神聖形式和與漫長的痛苦和無聊進行鬥爭的主要手段；在傳教士看來，禁欲主義理念是真正的僧侶信仰，是行使權力的最好工具，也是通往權力的「最高」許可證；最後，在聖徒們看來，這種理念是他們冬眠的藉口，是他們對最終榮譽的追求［novissima gloriae cupido］，是他們在虛無中的（「上帝」那裡）安息，而且還是他們精神錯亂的形式。雖然禁欲主義的理念對人有如此之多的意義，但它主要表現了人的意志的基本事實：對空虛的恐懼［horror-vacui］。人需要一個目標，因此，人寧可期盼虛無，也不能沒有期盼。理解我的意思嗎？已經理解了嗎？「根本沒有弄懂！我的先生！」那麼，讓我們從頭開始吧。 二 禁欲主義的理念意味著什麼？我還是舉一個例子，因為我在這裡經常被問道，像藝術家理察·瓦格納這樣一個人，為什麼在其晚年會尊重貞潔呢？從某種意義上講，瓦格納是一貫這樣做的，只是在最近才具有禁欲主義的含義。這種「含義」上的變化，這種意義上的突變，意味著什麼呢？這種突變是這樣一種行動，它使瓦格納徑直跳躍到自己的對立面。一個藝術家突然跳躍到自己的對立面，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假如我們要簡短地探討這個問題，就會立即回想起瓦格納一生中所經歷的最美好、最強盛、最快樂、最勇敢的時光。那時候，瓦格納在其內心深處反覆思考路德式的婚禮。有誰知道：我們今天用優美的歌聲代替婚禮曲是出於何種偶然的情況？在這優美的歌聲中又有多少是原來曲子裡的旋律？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路德式的婚禮」中，既頌揚了貞潔，同時也讚美了性慾。我認為，這樣做才是正確的，這才是「瓦格納式的」，因為在貞潔與性慾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對立；一切美好的婚姻，一切真摯的愛情，都超越了這種對立。在我看來，瓦格納或許是做了件善事，他在路德的優美和勇敢的喜劇中，讓他的德國同胞們又一次記住這件使人愉悅的事實，因為過去和現在一直有許多德國人污衊性慾。路德的最大功績，或許就莫過於他有勇氣承認他的情慾（那時人們十分委婉地把性慾稱為「福音新教的自由」……）。甚至就是在貞潔與性慾確實存在對立的情況下，也需要用幸福的方式使之不是長期地成為悲劇式的對立。所有教養良好、心情愉快的凡人都是同意這種看法的，他們不同意那種把「動物與天使」的不穩定平衡一概視為反對生存（Dasein）的理由的觀點，他們中的最為傑出的人物，如歌德、阿裴斯，甚至在其中看到了一種生命刺激力。正是這些「矛盾」引誘人們去生存。除此之外，這也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有一天讓不幸的豬去崇拜貞潔——確實有這樣的豬——這豈不是太妙了嗎！它們只會把貞潔視為自己的對立面，只會崇拜不幸的豬的對立面——啊，這將是多麼可悲的咕嚕聲和熱情！人們設想一下，理察·瓦格納在其晚年無法逾越那種痛苦而又無聊的對立，而且還要把它塞進樂曲里，搬上舞台去，這是為什麼？人們還可以再問一下，這些豬與瓦格納、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三 這裡自然不應迴避另外一個問題，這就是他與那個男的（啊，實際上是非常的非男性化的）「鄉巴佬」到底是什麼關係？那是個可憐鬼和樸實的小伙子巴西法爾，他最後被瓦格納用叫人難以對付的手段變成天主教徒。什麼，這個巴西法爾確實被視為嚴肅莊重的人了嗎？人們自然可以企圖猜測相反的結果，甚至可以有此期望。瓦格納創造的巴西法爾是愉快的人，這就好像是交響樂的終曲和悲劇的尾聲，悲劇家瓦格納願意以此用一種與他的身份完全相符合的方式，與我們、與他自己，尤其是與悲劇相告別。也就是說，瓦格納願意用一種非常高超和非常大膽的諷刺劇的誇張手法來顯現悲劇本身，顯現一切可怕的塵世莊嚴和塵世悲傷，顯現最終被克服的、違反自然本性的禁欲主義理念中的最粗暴形式，並以此向從前的一切告別。正如所說，如果是這樣的，這與一個偉大的悲劇家的身份是完全相符合的。任何一個藝術家，只有當他懂得俯視自己藝術的時候，只有當他懂得嘲笑自己的時候，他才會達到自己的光輝頂峰，瓦格納就像這樣的藝術家一樣。那麼，瓦格納的《巴西法爾》是不是他通過私下冷靜的思考而對自己作出的嘲笑呢，是不是他對業已獲取的藝術家的最終自由而譜寫的凱旋曲呢？如前所說，人們希望如此；否則，被視為嚴肅莊重的巴西法爾將會是怎樣一個人呢？難道人們確實有必要把他看作一個「瘋狂仇視知識、精神和性慾的畸形人」嗎（正像有人對我說的那樣）？或者把他看作一種對性慾和精神的極度詛咒嗎？再則是否把他看作一種墮落和返回到基督教病態的理念和蒙昧主義的理念的行為嗎？最後，是否可以把他看作一位藝術家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捨棄呢？這位藝術家始終以其高昂的意志追求與之相反的東西，即他的藝術甚至他的生命的至高精神化和性慾化。人們或許還記得，瓦格納當時是如何滿懷激情、亦步亦趨地追隨哲學家費爾巴哈的。費爾巴哈所說的「健康的性慾」，在30年代和40年代對瓦格納及許多德國人來說（他們稱自己為「年輕的德國人」），聽起來不啻為拯救人類的言論。難道瓦格納最終改變了自己從費爾巴哈那裡所學到的東西？至少看起來，他最終有改變的意圖……而且這種下降還不僅僅是在舞台上吹捧巴西法爾。瓦格納在其晚年灰暗乏味、拘謹生硬的作品中，不計其數地透露了他那隱秘的期望和沮喪困惑、彷徨不定的意願，這就是他明確地宣講回歸、皈依、否定、基督教、中世紀，並且向其弟子們說什麼「這裡是虛無！你們到其他地方尋找救贖吧」！他甚至還乞求「救世主的血」…… 四 在這種非常尷尬卻又是十分典型的情況下，我坦承自己的看法：如果人們看待一位藝術家不是像看待其作品那樣認真，那麼，最好把藝術家與其作品分開。歸根結蒂，藝術家只是其作品的先決條件、母腹和土壤，在一定情況下，是其作品生長的肥料，因此，如果人們願意欣賞藝術品本身的話，在大多數時候就必須忘記藝術家。探究一部作品的起源，是生理學家和精神分析家的事情，它從來就與審美的人們及藝術家毫無關係！在《巴西法爾》的編劇和詩人身上，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令人恐懼的退回到中世紀的靈魂對立，存在著一種逃避高尚、嚴謹和規範之精神的敵視態度，存在著一種知識的性反常（如果讀者同意我使用這個詞的話）。這種情況正如一個孕婦不可避免地會有嘔吐和古怪的脾氣一樣，但正如所說，為了享受得到孩子的愉悅，就必須忘記懷孕帶來的痛苦。人們應當防止藝術家由於心理感應而非常容易犯的錯誤，這就是英國人所說的：藝術家所能展現、構造和表達出的東西，就好像是藝術家本人一樣。事實卻不是這樣，如果藝術家確實是這樣的，藝術家就根本不去展現、構造和表達這樣的東西。如果荷馬是阿基琉斯，歌德是浮士德，那麼，荷馬就不會塑造出阿基琉斯，歌德也不會塑造出浮士德。一個完善和全面的藝術家永遠是與「真相」、事實相分離的。另一方面，人們也知道，藝術家有時對他自己最內在的永恆的「非真實性」和虛假性感到厭倦直至懷疑，以至於他嘗試著徑直闖入自己的禁區，進入真實，變成真實。結果怎麼樣呢？我們可以猜到……這就是典型的藝術家不切實際的願望。晚年瓦格納也沉湎於這種不切實際的願望，他不得不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並且厄運纏身（他為此失去了一些有價值的朋友）。最後，完全撇開這種不切實際的願望不論，而是僅僅為了瓦格納，誰不期望瓦格納以其他方式與我們、與他的藝術告別呢？不是用《巴西法爾》，而是用勝利的、自信的、瓦格納的方式——在關於他的全部意願時，少一些迷惑不清，少一些模稜兩可。此外，還要少一些叔本華，少一些虛無主義…… 五 那麼，禁欲主義的理念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我們直截了當地說，對藝術家來說，它什麼也不是！……或者說，它的含義如此紛繁雜多，因而就什麼也不是！……我們首先撇開藝術家不論，因為他們在很長時期並非獨立地在世界中存在和反抗世界，所以，他們的價值評判及其演變不足以得到認可！藝術家在任何時代都是某種道德、某種哲學或某種宗教的侍從，更何況他們還是其欣賞者和施捨者的隨機應變的僕人，是新舊暴力的嗅覺靈敏的吹鼓手。至少他們需要保護、需要支持和需要業已建立的權威，藝術家從來就不是自立自為的，獨立存在是與他們最深層的本能相悖的。譬如，一俟時機來到，理察·瓦格納就把哲學家叔本華當作他的代言人和保護人。假如沒有哲學家叔本華提供的支持，假如沒有叔本華在70年代所達到的威望，誰還能夠想像出瓦格納竟然有崇尚禁欲主義理念的勇氣呢？（這裡沒有考慮，假如一個藝術家在新的德國沒有獲得牛奶，他是否還可能具有忠於帝國的思維方式。）我們在這裡遇到了一個更加嚴肅的問題：假如一個真正的哲學家，一個像叔本華那樣具有獨立精神的哲學家，一個目標堅定、勇敢自信，善於獨立判斷，不期待他人的保護，不盲從上層指示的男子漢和騎士，他崇尚禁欲主義理念，這又意味著什麼呢？現在讓我們思考叔本華的值得注意、對某些人來說甚至是動人的藝術觀，因為顯而易見的是，正是這種藝術觀才促使理察·瓦格納轉向了叔本華（正如人們知道的那樣，詩人黑爾維格勸說了瓦格納作這一轉向），並且造成了這樣一種結果，在瓦格納的早期與晚期的美學信仰方面出現了全面的理論矛盾——譬如，早期觀點反映在《歌劇與戲劇》之中，而晚期觀點則出現在1870年以後出版的作品之中。對瓦格納來說，音樂在此之前是一種手段，一種媒介，一個「女人」——她有待於成長為一種目的，一個男人——也就是說，有待於發展為戲劇！瓦格納一度認為，運用叔本華的理論和創新，就可以在美妙音樂的優先權［majorem musicae gloriam］方面做出更多的事情——也就是擁有音樂的主權。這與叔本華的觀點如出一轍：音樂不同於其他的藝術，音樂是自在的獨立藝術，它不是現象的反映，而是意志自我表達的語言；它直接來自「靈魂深處」，是它的最根本、最原始、最直截了當的表達。由於叔本華哲學，音樂的價值急劇上升，與此相伴的是，這位音樂家的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飛速上升，他從此成為一道神諭，一位教士，甚至還不只是一位教士，而是「自在」之物的代言人，是彼岸世界的傳聲筒——他成了上帝的心腹發言人，他因此不再只談論音樂，而是談論形上學——他終於有一天談論起禁欲主義的理念，這又何足為怪？ 六 儘管叔本華根本不用康德的眼光看問題，但他利用了康德對美學問題的闡述。康德尊重藝術，是通過他在美的諸屬性中喜愛和突出了那些崇敬知識的屬性：非個體性和普遍有效性。我們在這裡暫不討論，這種看法是否在主要方面是錯誤的。我唯一想指出的是，康德同其他所有哲學家一樣，不是從藝術家的（創造者的）體驗去觀察美學問題，而是僅僅從「觀察者」的角度去思考美，而且在不知不覺中把「觀察者」本身也塞進了「美的」概念之中。但願這些研究美的哲學家對這樣的「觀察者」有足夠的了解，這是些具有偉大的人格和經驗的哲學家，在美的領域滿懷著獨特和強烈的體驗、欲望、驚奇和陶醉的哲學家！但是，正如我擔心的那樣，事實總是與此相反：我們從他們那裡獲得的諸定義，從一開始就與康德的那個著名的關於美的定義一樣，它在基本錯誤的軀殼中缺少細緻的自我體驗。康德說：「美就是沒有私利的愉悅。」沒有私利！人們可以把這個定義與另一個定義比較一下，它是由真正的「觀察者」和藝術家司湯達作出的，司湯達把美稱為對幸福的許諾［une promesse de bonheur］。這種看法恰恰否定和祛除了康德所特彆強調的審美狀態中的東西：沒有私利［le désintéressemente］。到底誰是正確的，是康德還是司湯達？我們的美學家們當然會往有利於康德一邊的秤盤加砝碼，甚至說什麼，人們在美的誘惑下可以「沒有私利」地觀看裸體女人，人們當然會對此加以嘲笑。在涉及這個難堪的情況方面，藝術家們的體驗倒是「更有私利的」，但皮格馬利翁(1)無論如何不是一個「不會審美的人」。不過，我們的美學家們是在這樣的闡述中表現自己的清白，假如我們會因此更好地設想他們的清白無辜，那我們或許就會尊敬他們。譬如，會把康德以鄉村牧師般的純真來教授觸覺的特性看作他的榮譽！我們在這裡回到叔本華哲學，他以完全不同於康德的方式接觸各門藝術，但卻沒有擺脫康德的定義的束縛。這是怎麼回事？叔本華以最為私下的方式，從最經常感受的經驗來詮釋「沒有私利」這個詞彙，這種情況夠奇特的。叔本華談論美學沉思的作用時，語氣如此肯定，這在他談論其他問題時是很罕見的。他說，美學沉思的作用恰恰是與「私利性」針鋒相對的，它們就像蛇麻腺與樟腦互相排斥一樣；他把這種來自「意志」的東西讚美為審美狀態的巨大優越性和效用，並為此而從不懈怠。有人或許會問，叔本華的基本思想「意志與表象」，即他的只有通過「表象」才能形成意志的拯救的思想，是否並非起源於那種普遍化的性體驗。（在注意叔本華哲學的所有問題時，不要忽略，它是一個二十六歲年輕人的思想；因此，它既是叔本華的一個特點，也是這個年齡的一個特點。）讓我們傾聽叔本華為讚頌審美狀態所寫的無數篇章中的最有表現力的一章（《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第一卷(2)，第231頁），我們從所說的語句中聽出了語調、苦難、幸福和感激。「這是一個沒有痛苦的狀態，伊壁鳩魯稱之為至善和神靈的境界；我們在那一時刻擺脫了意志的壓力，我們歡慶意志苦役的安息日，伊克西翁(3)的火輪停止了轉動……」多麼激烈的言辭！多麼痛苦不堪和百無聊賴的圖像！「那一時刻」與「伊克西翁的火輪」「意志的苦役」「意志的壓力」構成了多麼反常的時間對照！但是，即使叔本華從他個人來說是百分之百的正確，這對於直觀美的本質又有什麼作用？叔本華描寫了美的一個作用——平靜意志，這個作用是符合常規的嗎？正如所說，司湯達的天性在感性生活方面並不遜色於叔本華，但卻比叔本華更幸福，他提出美的另外一個作用——「美許諾幸福」。對司湯達來說，意志的激動（私利的激動）似乎正是通過事實的美而造成的。有人或許會特別指責叔本華，說他在這裡錯誤地把自己看作康德的信徒，而他根本不是以康德的方式理解康德關於美的定義——他對美的欣賞是出自「私利的」，甚至是出自最強烈、最個性的私利，這是一個逃脫苦難的苦難者的私利……現在讓我們回到一開始就提出的問題上：「一個哲學家崇尚禁欲主義的理念，這意味著什麼？」我們在這裡至少獲得了第一個提示：這個哲學家企圖逃脫苦難。 七 我們不要一聽到「苦難」這個詞就作出陰暗的面孔，正是在這種情況中有著足夠的與之相抗衡、相補償的東西，甚至還有好笑的東西。我們尤其不能忽略：叔本華在事實上把性（包括性器具、女人這個「妖魔的工具」）當作個人的敵人，他必須有敵人，為的是繼續成為好人；他喜歡惡毒放肆、火氣沖沖的語言；他出於偏向，為了發火而發火；假如沒有敵人，沒有黑格爾，沒有女人，沒有性，沒有生存的全部意志，他就會生病，就會成為一個悲觀主義者（儘管他很想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他卻不是）。我們可以打賭，如果不是這樣，叔本華就不會生活在這裡，他就會離開這裡；但是，他的敵人挽留了他，他的敵人反覆不斷地引誘他去生存；他完全像古代的犬儒主義者，他的怒火就是他的提神飲料、他的恢復劑、他的報酬、他的止吐藥、他的幸福。這一切都是叔本華的個人私事。但另一方面，在他身上還有某些典型的東西，我們在這裡才回到我們的問題上。毋庸置疑，只要地球上有哲學家，而不論哲學家存在何處（以印度和英國這兩種截然相對的哲學天賦為例），隨處都有哲學家對性的真正的神經過敏和仇視；叔本華只是其中發揮得最雄辯、最吸引人和最迷人的一個，如果我們仔細傾聽的話。與此同時，還存在著哲學家對全部禁欲主義理念的真正的偏好和心悅誠服，對此我們不應作任何隱瞞。如前所述，這兩點是兩種典型，如果一個哲學家沒有這兩點，那麼，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就只是一個「所謂的」哲學家。這是什麼意思？我們首先必須對這個事實作出解釋：這樣的哲學家如同所有的「物自體」，自始至終只是愚蠢地獨立於世。任何動物，包括有動物性［la bête］的哲學家，都本能地致力於獲取能夠充分釋放其力量，最大限度地滿足其權力感的最佳生存環境；任何動物也會同樣本能地，並以「高於一切理性的」自由自在的嗅覺，斷然排斥各種各樣阻擋或有可能阻擋他通向最佳生存環境之路的搗亂分子和障礙。（這條道路並非我說的「幸福」之路，而是通往權力、通往行動、通往最強權行動的道路，因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實是通往不幸的道路。）因此，哲學家拒絕婚姻及其勸說，婚姻是哲學家通往最佳生存環境道路上的障礙和災害。迄今為止，有哪些偉大的哲學家是結過婚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圖、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康德、叔本華，他們都不曾結過婚，我們甚至都不可能設想他們會結婚。哲學家結婚，就是喜劇性的——這是我的命題。蘇格拉底是個例外，他是個歹毒的人，他玩世不恭地結了婚，似乎就是為了說明我的這個命題。佛曾說：「羅怙羅(4)出生在我家，我就被套上了枷鎖。」（羅怙羅在這裡是指「小魔頭」的意思。）所有哲學家在得知兒子出生的消息時，都會說相同的話；所有的「自由精神」，如果以前是無憂無慮的話，這時必定會像佛曾經遇到的那樣，必須經歷一個思慮時刻——「佛自忖著，家庭生活太壓抑人，家是不淨之地；離家出走就是自由」，「他是這樣想的，於是他就離開家庭」。禁欲主義理念指出了如此之多的通往獨立性的橋樑，所以，哲學家是以滿心的喜悅和莫大的熱情傾向了所有那些勇於作出決斷者的故事——他們有一天拒絕了一切非自由，並且走進茫茫荒漠之中，雖然他們甚至只是強壯的驢，並且只是健康精神的對立物。那麼，對一位哲學家來說，禁欲主義的理念意味著什麼呢？我的回答或許早已為人們所猜到：哲學家在眺望最佳生存環境時，微笑著面對最高尚和最大膽的精神；他們因此不再否定「生存」，而是更加肯定他們的生存，而且僅僅是他們自己的生存；這種態度或許膨脹到了如此程度，使他們萌生這樣罪惡的願望：讓世界毀滅吧！讓哲學、哲學家和我永遠生存吧！［pereat mundas，fiat philosophia，fiat philosophus，fiam！］ 八 我們看到，這些哲學家並不是禁欲主義理念的使人信服的證人和法官！他們考慮的是自己，「聖人」與他們有什麼關係！他們考慮的只是他們不可或缺的東西；他們想要擺脫強迫、干擾、喧鬧、事務、職責、操心；他們想要頭腦清晰，思想的旋轉、跳躍和騰飛；他們想呼吸到像高山之巔一樣清新的空氣，它稀薄、純淨、自由、乾燥，讓所有動物都因此變得聰明起來，展翅高飛；他們需要家家寧靜，各家各戶的狗都系上鏈子；他們不想被虛榮心所撕咬；他們需要的是謙和恭順的僕人，讓他們如同磨盤一樣勤奮工作，卻又離之甚遠；他們的心是陌生的、彼岸的、未來的、後世的——總而言之，他們設想的禁欲主義理念，是一種神聖化的禁欲主義和羽毛業已豐滿的動物的輕鬆愉快的禁欲主義，這種動物翱翔於生活之上而不安於生活。人們都知道禁欲主義理念的三個偉大而炫耀的詞語：貧窮、謙恭、貞潔。現在，人們應當仔細地看一看所有偉大的、有成就的和富於創造的思想家的生活，從中可以不斷發現，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都有這三個特點。不言而喻，這與他們的「德行」毫無關係——這樣的人要德行有什麼用！這是他們最佳生存和獲取最優秀成果的最基本、最原初的條件。當然，他們的主要才智，極有可能首先對無所節制、容易激動的傲慢加以約束，或對放縱不羈的性慾加以約束，也有可能用他們的遁入「荒漠」的意志與那種追求奢侈豪華的癖好相對抗，雖然這樣的意志還不足以對付揮霍放縱的癖好。但是，他們的主要才智依然發生行動，而且是在所有的本能中作為可以實現自身要求的主要的本能而發生行動的——它現在還在行動；它若不行動，它就不是主要的。這裡決不存在「德行」。除此以外，我剛才說的那個「荒漠」——也就是天性強健、獨立的思想家退避獨居之所在，與有教養的人士所夢想的荒漠有多大的差異啊！在一定情況下，這些思想家也是有教養的人。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一切有才氣的演員根本不可能在荒漠中堅持下去。對他們來說，荒漠早已不夠浪漫，不夠敘利亞風情，不夠舞台化！雖然那裡並不缺少駱駝，但卻統統都是與駱駝相似的東西。在那裡，或許有隨心所欲的模糊不清；有一種對自身的逃避；有卑微的職位，日常生活的繁瑣，還有某些寧可秘而不宣的私事；或許還可以與那些不傷人、快快樂樂的小鳥等小動物玩玩，頤養身心；有一座用來進行社交的山岡，但不是沉寂的，而是有眼睛（湖水）的山岡；當然不可缺少客棧，有時甚至在擁擠、平常的客棧里找到了一間房子，人們在那裡肯定不會被識破，可以與任何人聊天而不受懲罰——這就是「荒漠」。請相信我，這樣的所在是夠讓人寂寞的！如果赫拉克利特退回到巨大的阿耳忒彌斯(5)神廟的庭院和柱廊之中，我倒認為，那樣的「荒漠」是更莊嚴的。為什麼我們沒有這樣的神廟？（我們或許並不缺少這樣的神廟。這倒使我想起我那漂亮精緻的書房，春天的聖馬可廣場，尤其是在上午十點到十二點時的情景。）然而，赫拉克利特當年所逃避的與我們現在所要避開的，是同樣的東西：噪音和埃菲蘇斯的民主主義者的鼓譟，他們的政治，他們關於「帝國」的新聞（我講的是波斯帝國），還有他們關於「今天」市場的傳聞等——我們哲學家最迫切需要的是寧靜，而且首先是「今天」的寧靜。我們崇尚安寧、冷靜、高尚、致遠、歷史和一切根本性的事情，面對它們，我們的心靈無需自我防衛和自我關閉——我們可以坐而論道，而無需聲嘶力竭。人們只需聽到說話的聲音，每一個思想者都有自己的聲調，並且喜歡自己的聲調。比如，那兒肯定是一個鼓動者，或許還是一個頭腦空空的傢伙，凡是從他那裡走過一遭的東西都是遲鈍和臃腫的，伴隨著龐大空間的回音而變得更笨重。那個人在說話時發出嘶啞的聲音，難道他也在嘶啞地進行思考？這有可能，人們可以問問生理學家，但是，誰在咬文嚼字地思考，誰就是演說者，而不是思想家。（這就暴露了這個事實：這個人不思考事情，不就事而思考，而是只考慮與事情相關的東西，他真正考慮的是他自己和聽眾。）第三位說話者喋喋不休、令人討厭，他緊緊地靠在我們身邊，他的喘氣恰在我們耳邊。我們不情願地閉上了嘴，雖然他只是通過一本書在與我們說話，他的語調卻道出了他的內心：他沒有時間，他很難相信他自己，他或者是現在說話，或者就不再說話。然而，一個能有自知之明的思想者，說話語調平和，他闡幽發微，穩健可靠。人們識別一個哲學家的方法，就在於看他是否迴避三種榮耀顯赫的東西：名譽、君主、女人。不過，這並不是說，它們並不去找哲學家。哲學家害怕過分強烈的光線，因此他害怕他的時間和其中的「白晝」；他在其中就像陰影一般，照射他的太陽越下落，他就變得越大。至於他的「謙恭」，這就如同他忍受陰暗一樣，他也同樣忍受一定程度的依賴性和昏暗；更甚之，他害怕閃電帶來的干擾，他看見形單影隻、孤立無援的樹就會畏縮不前，因為任何惡劣天氣都會向這棵樹發泄自己的情緒，而任何情緒又會帶來惡劣天氣。他的「母性的」本能，對自己身上所滋生東西的隱秘感情，都向他指出，在什麼情形下他不允許考慮自身；這就如同女人的母性本能迄今仍然堅持女人的依賴性。這些哲學家所要求的確實不多，他們的格言是，「誰是占有者，誰就將是被占有者」。這並不是像我反覆強調的那樣，出自一種道德，出自一種值得讚許的追求知足和素樸的意志，而是因為他們的最高主宰就是這樣明智和無情地要求他們的，這位主宰只把一件事看作有意義的，其餘的一切，時間、力量、愛情、興趣等，都是為此而聚集和準備的。這樣的人既不喜歡被敵意所干擾，也不願意為友誼所打動，他們容易健忘和忽視。他們覺得，做殉道者是讓人討厭的事情，他們把「為真理而受難」的事情留給了好虛榮的人、精神的舞台英雄和有足夠時間去受難的人（而他們自己——哲學家，卻應當為真理而行動）。他們很少說大話，有人說，「真理」這個詞甚至都是與他們相悖的，因為這個詞聽起來像自我吹噓……至於哲學家的「貞潔」，其結果最終並不表現在子孫上，或許也不表現在他們姓名的延續上和這些渺小的不朽性上（古印度哲學家毫不隱瞞地說：「你的靈魂就是世界，你要子嗣又為了什麼？」）。在這裡，貞潔根本就不產生於對禁欲主義的忌諱和對性的仇恨，這就如同角鬥士和賽馬手的性節制一樣，與貞潔毫無關係。貞潔就是他們的主要本能，至少是在其偉大的孕育階段。每個雜技演員都知道，性生活在極度的精神緊張和準備工作中是多麼有害；對最強壯、最天才的演員而言，屬於他們的首先不是經驗，不是糟糕的經驗，而是他們「母性的」本能。這種本能為了正在形成的作品的優先地位而支配力量的一切儲備和積蓄，支配動物生命的一切力量；於是，大的力量就利用小的力量。根據這種解釋，我們就可以正確理解前面所述的叔本華的情況。他顯然是在看見美的情景下受到觸動，其本性中的主導力量（思考力和洞察力）得到刺激，瞬間釋放出來，並成為其意識的主宰。因此，不應當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屬於美的真正屬性的特有甘甜和充實，確實可以來源於「性慾的」成分（成熟的姑娘所懷有的「理想」出自同一個來源）。性慾就像叔本華認為的那樣，並不是在美出現的時候就消失了，而是僅僅改變了外形，不再作為性刺激進入意識（關於這個問題，我將在以後研究迄今尚未被觸及和闡述的美學心理學時一併討論）。 九 我們業已看到，特定的禁欲主義是最堅強意志的一種艱難而又開朗的自我禁忌，它既是最高級精神活動的有益條件，同時也是它最自然的結果。因此，如果說哲學家們從未帶有任何偏見去看待禁欲主義的理念，從一開始就是不足為怪的。認真負責的歷史回顧甚至能夠證明禁欲主義理念與哲學之間有著更加密切和嚴謹的聯繫。人們或許可以說，哲學正是牽著禁欲主義的襟帶才開始在地球上蹣跚學步的，啊，這個膽怯的笨傢伙，這個彎腿的乳兒，其步履還是如此笨拙，其神情還是如此懊惱！哲學在初始階段與所有其他的善事都一樣，它們長期缺乏自信，不停地環顧四周，尋找是否有人願意幫助它們，卻又害怕注視自己的一切人。人們可以依次地清算哲學家具體的衝動和德性——他們的衝動包括懷疑、否定、等待、分析、研究、探索、衡量、比較、均衡，他們具有嚮往中立和客觀的意願，嚮往「不偏不倚」（Sine ira et studio)的意願。是否已經有人領悟到了，所有這些衝動在漫長的時間長河中都是與道德和良心的第一要求相違背的？（我們根本不用提及理性，甚至路德都喜歡把理性稱為聰明的夫人和機靈的妓女。）假如一個哲學家已經獲得這一意識，那麼，他是否必定感覺自己是一個活生生的「叛逆者」（nitimur in vetitum)呢，因而就會避免這樣的「自我感覺」，避免獲得這種意識呢？……正如所說，我們今天引以為自豪的一切善事都是如此；即使用古希臘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全部道德存在，只要它不是軟弱，而是強權和強權意識，都表現為褻瀆神靈和無視上帝。正是那些與我們今天所尊敬的相反事物，長期以來始終把自己的良心和上帝當作其守護人。褻瀆神靈是我們現在對自然的全部態度，藉助機器和技術工程人員不可思議的發明，我們對自然進行踐踏；褻瀆神靈是我們對上帝的態度，它企圖說明隱藏在巨大的因果蜘蛛網背後的某種目的蜘蛛和道德蜘蛛。我們在這裡不妨重複勇敢的卡爾在與路德維希十一世鬥爭時說過的話，「反對一切蜘蛛」(je eombats l』univerelle araigenée)。褻瀆神靈是我們對自己的態度，由於我們不允許對動物做試驗，我們就在自己的身體上試驗，興奮而又新奇地從活生生的肉體上取下自己的靈魂，於是，我們怎麼會注意「拯救」靈魂呢！以後，我們又想拯救自己：疾病是極富教育意義的，我們根本不懷疑這點，即疾病甚至比健康更有教育意義——疾病在當今對我們似乎比任何醫護人員和「救星」更為迫切。我們現在正在蹂躪我們自己，毫無疑問，我們就是蹂躪靈魂的鉗子，我們就是好問和多疑的人們，生活好像只有鉗子而別無其他了，因此，我們日復一日地更加多疑，更加捫心自問，或許正因為如此而更值得生活？……所有善良的事物都曾是邪惡的事物；原罪變成了因襲而傳的道德。譬如，婚姻在很長時間內似乎是對社團法規的犯罪，一個人如果不那麼循規蹈矩，企圖娶一個妻子，那他就要受罰。（甚至在今天的柬埔寨，初夜權仍然是傳教士、「傳統的好風俗」的保護者的特權，這就是這方面的例證。）溫柔的、仁慈的、謙讓的、同情的感情——這些感情現在極具價值，似乎它們就是「價值自身」——在漫長的歷史中是對自身的蔑視：過去我們為柔弱而羞愧，而今天卻為嚴厲而愧心（參見《善惡之彼岸》，第232頁）。至於屈從法權——啊，全球的高貴種族是多麼違心地放棄了種族間的血仇，而使自己屈服於法權的暴力！長期以來，「法權」就是禁令（vetitum)，就是惡行，就是革新，它以暴力的形式而出現，人們由於自慚形穢而服從這種暴力。在這個世界上，人們每邁出一步都曾付出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不僅僅是進步，不！前進，運動，改變，都不得不付出無數的犧牲。」——這是我在《曙光》第17頁中所闡述的一句話，可是至今聽起來仍是那麼陌生。我在同一本書的第19頁還寫道：「沒有任何東西能比少許的人類理性和自由的情感更加昂貴了，它使我們在今天值得自豪。然而，正是這種自豪使我們幾乎不能夠把那『世界史』之前的『風俗道德化』的漫長歲月感受為確立人類本性的真實和至關重要的歷史。在那個時代，苦難、殘酷、偽裝、復仇和否認理性被當作道德，與此相反，福祉、求知、和平、同情則被當作危險，勞動被當作羞恥，瘋狂被看作神聖，變化被視為非道德和孕育著腐敗！」 十 在《曙光》第39頁還討論到，最古老的善於靜思冥想的人群在什麼樣的評價中、在何種的評價壓力下可以生存下去。也就是說，何等程度的蔑視對他們來說是無所畏懼的！毋庸置疑，靜思冥想最初是披著偽裝出現在地球上的，它的外貌模糊不清，但卻有惡毒的心腸和經常憂慮重重的頭腦。這些冥思者的好靜、苦想、不事進攻的本性早在其周圍埋下了深刻的懷疑，而對付這種懷疑的唯一辦法只能是引起他人對自己的極度恐懼。比如，古代的婆羅門在這方面就很擅長！最早的哲學家善於給自己的存在和現象一種意義、一個支撐點和一種背景，以使人們學會畏懼他們；如果再仔細推敲一下就會發現，他們的這種行為是出自一種更深層的需要，為的是獲取對自己的畏懼和敬畏。這是因為他們發現，在自己這裡的一切價值判斷都是反對自己的。所以，他們就必須克服自身的任何反對「哲學家」的懷疑和反抗。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可怕的，他們的所作所為也是可怕的：殘酷地對待自己，別出心裁地自我折磨——這就是這些渴求強權的隱士和思想革新者的主要方式。他們首先必須戰勝自己身上的諸神和傳統，然後才能讓自己相信自己的革新。我想起維斯瓦米特拉國王的一段著名的故事：他經過上千年的自我折磨，終於獲得了這種強權感覺和對自己的信任，這才使他採取行動，建立了一個新的天國。這就是地球上最古老卻又最年輕的哲學家歷史的可怕象徵：每一個曾經建立過「新的天國」的人，都是首先在自己的地獄裡發現了建立天國的強權……現在，我們可以概括全部的事實：哲學精神的出現，總是先喬裝打扮為以前業已確定的靜思冥想者的模樣，被粉飾為牧師、巫士、預言家，而且只要有一點可能，就盡力裝扮為宗教人士。長期以來，哲學家是把禁欲主義理念作為現象形式、作為生存前提而利用的——哲學家為了能夠成為哲學家，而不得不闡述禁欲主義的理念；哲學家為了能夠闡述這一理念，而不得不信仰禁欲主義。哲學家的這種獨特的否定世俗、敵視生活、不相信感官、放棄性慾的遁世態度，一直保持到現代，它因此幾乎作為哲學家自身的風範而發揮效用。這種態度不過是哲學賴以產生和存在之窘境的結果，因為沒有禁欲主義的外表和偽裝，沒有禁欲主義的自身誤解，哲學在這個地球上就根本不可能長期存在下去。直觀和形象地說，禁欲主義的僧侶只是在最近才放棄了令人噁心、陰暗冥晦的毛蟲外殼，而以前唯有哲學可以在這外殼之下生存和蠕動……這種情況確實得到改變了嗎？那個五顏六色、危險的飛禽，那個躲藏在毛蟲裡面的「精靈」，確實由於更加陽光燦爛、更加溫暖明亮的世界而脫去僧衣，見於光明嗎？今天他們確實具備了足夠的自豪、膽識、勇敢、自信，具備了足夠的精神的意志、責任的意志和意志的自由了嗎？「哲學家」真正因此而在地球上是可能的嗎？…… 十一 在我們剖析了禁欲主義的僧侶以後，我們就要慎重地面對我們的問題：禁欲主義意味著什麼？現在，我們面對著慎重的真正代表，我們就變得「慎重」起來。「慎重是什麼意思」，這個更基本的問題可能時常掛在我們嘴邊，但這是生理學家的問題，我們只和它擦肩而過。禁欲主義的僧侶在其理念中，不僅懷有他的信仰，而且還有他的意志、他的強權和他的利益。他的存在之權利與他的理念共存亡。假如我們是那個理念的敵人，我們在這裡就遇上了一個可怕的對手，一個為了其生存而反對那個理念否定者的對手，這有什麼奇怪的？……另一方面，從一開始這就是不可能的，即對我們的問題懷有利益相關的態度是不會特別幫助這個對手的。禁欲主義的僧侶本人很難舉出其理念的成功捍衛者。同樣道理，一個女人只想為「婦女自身」辯護，她常常就會失敗，更何況她在這裡還找不到這場爭論的最客觀的裁判和法官。顯而易見，在這裡與其說我們害怕禁欲主義僧侶的反駁，倒不如說我們可能會幫助他進行辯護，讓他很好地反對我們……禁欲主義僧侶們在此為之而奮鬥的思想，就是他們關於我們生命的價值評判。他們把生命（以及與之相關的「自然」「世界」和生成與變易的全部範圍）與一種完全不同的存在聯繫在一起，而生命與這種存在是互相對立和互相排斥的，儘管生命會有些反對自己、否定自己的舉動。在禁欲主義的生活狀況中，生命就被當作通往其他存在的橋樑。禁欲主義者把生命視為一種歧途，人們最終必定要迷途知返，一直回到他們的起點；又或者禁欲主義者把生命當作一種謬誤，人們將會而且應當用行動去糾正這種謬誤——因為禁欲主義者要求人們與他一道行動，而且只要他有能力，他就強迫人們接受他的存在價值觀。這意味著什麼？一個如此恐怖的價值方式並不是人類歷史上的罕見事件和咄咄怪事，而是現存的最廣泛、最漫長的事實。從遙遠的星辰來看，我們地球存在的外表或許會造成一種錯誤的結論：地球是一個真正的禁欲主義的星球，它仿佛是一個聚集著憤恨、傲慢、令人厭惡的人群的角落，這些人根本不能擺脫對自己、對世界、對一切生命的厭惡，他們儘可能給自己製造痛苦，為的是從中獲得快慰——這或許是他們唯一的快慰。讓我們仔細想一下，禁欲主義的僧侶在任何時代的出現都是那麼規律，那麼普遍，那麼迅速；他不屬於某個種族，而是到處滋生，產生於一切社會階層。禁欲主義僧侶的價值判斷方式並不是通過遺傳而得以延續和傳播，與此相反的是，從總的情況而言，一種深刻的本能禁止它代代相傳。肯定存在著某種第一流的必要，它促使這種敵視生命的種族不斷地滋生和繁榮起來；這種必要必定就是生命自身的一種利益，從而使這種自相矛盾的種族不會消失滅絕。禁欲主義的生命就是一種自相矛盾：支配這的是一種非同尋常的怨恨，是一種貪婪無度的本能和強權意志，它企圖統治的不是生命中的某種東西，而是生命本身，生命中最深刻、最強健、最基本的條件；在這裡進行著一種嘗試，企圖運用力量來堵塞力量的源泉；在這裡陰險歹毒的目光總是盯著生物學上的興旺，尤其是生物學興旺的標誌——美與愉悅；與此同時，它卻又心滿意足地去感受和尋找失敗、荒廢、痛苦、災難、醜惡、隨心所欲的破壞、自我喪失、自我譴責和自我犧牲。這一切都是最大程度的悖論。我們在這裡面臨著一種分裂，一種自願的自我分裂；當這種分裂的自身前提和生物學上的生命能力減弱時，分裂就在這種痛苦中享受自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變成自信和成功。「勝利蘊藏在最終的掙扎之中！」禁欲主義從此在這句誇張的口號下而奮鬥；它在這個充滿誘惑的懸念之中，在這幅令人陶醉同時又讓人受難的圖畫中看到它自己最閃亮的光明、它的幸福和它的最後勝利。十字架、胡桃仁、拯救——這三者在禁欲主義理念那裡同屬一物。 十二 如果這樣一種活生生的對立意志和違背自然的意志被訴諸哲學活動，那麼，它的最內在的隨意性將會在何處得以發泄呢？它將在被感覺為最真實和最實在的地方發泄。這種意志恰恰是在真正的生命本能毫無條件地開始使用真理的地方尋覓謬誤。譬如，它像吠檀多哲學的禁欲主義者一樣，把肉體降為幻覺，把疼痛、多數、主客體對立的全部概念都降為幻覺。謬誤，這裡都是謬誤！它不相信自己的自我，否定自己的「實在性」。這是什麼樣的勝利啊！這種勝利不僅僅戰勝了感官，戰勝了表象，而且是一種更高形式的勝利，它甚至還征服和打敗了理性。作為這樣一種勝利，其喜悅歡呼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以至於禁欲主義者的自我蔑視使得理性的自我諷刺變得分文不值。「真理王國和存在王國是存在的，但理性則被排除在這個王國之外！」（這裡附帶說一說，就是康德關於「物的智性本質」概念中的某些內容也要比貪婪的禁欲主義者的分裂性遜色三分，後者善於用理性來反對理性，而康德的「智性本質」則是指物的一種特性，智者從中可以理解原本他們完全不可理解的東西。）作為認知者的我們，如果最終並非毫無意義地反對這種狂妄的顛倒慣常視角和價值判斷的言行——精神正是利用這樣的顛倒，長期以來肆無忌憚和毫無用處地摧殘自己，那麼，理智為了自己的「客觀性」而觀察其他方面和具有觀察其他方面的意願，就不是渺小的培養和準備工作，而後者不能被理解為「沒有利益相關的直觀」（這是一種錯誤和荒謬的理解），而應當被理解為一種能力，它能支配自己贊同與反對的意見，讓自己公開與封閉自己的看法；這樣一來，人們就知道如何利用不同的觀點和情緒解釋來促進認識。哲學家先生們，讓我們從現在起提防那個設立了一個「純粹的、沒有意願的、沒有痛苦的、沒有時間的認識主體的」危險和陳舊的概念虛構，提防諸如「純粹理性」「絕對精神」「認識本身」一類的自相矛盾概念的觸角——它們在這裡總是要求設想一隻無法想像的眼睛，要求眼睛完全不應當具有方向，禁止和使眼睛失去創造力和詮釋力，於是眼睛的觀察只是看到某些東西；它們對眼睛的要求是荒謬和不可理解性。只存在一種帶有觀點的觀察，只存在一種帶有觀點的認識；反之，我們越是讓對一件事情的各種不同的情緒表露出來，我們就會對同一件事情使用更多的不同眼睛，於是，我們對這件事的「概念」、我們的「客觀性」就更加全面。但是，假如要完全消除意志，並且要徹底排除情緒，難道我們也願意做？什麼？這難道不是在閹割理智嗎？…… 十三 現在回到正題。禁欲主義者身上表現出的這種自相矛盾，「以生命反對生命」，是顯而易見的，從心理學和生理學角度來看，都是荒謬的。這種自我矛盾只可能是表面上的，它必定是對某種對象的一種暫時性的表達、解釋、公式、安排和心理學上的誤解，這一對象的本質長期以來不可能得到理解，不可能得以表述。一句話，它長期以來一直被禁錮在人類認識的夾縫之中。現在，我簡略地陳述這個事實：禁欲主義的理念起源於一種正在衰退的生命的自我保護和自我拯救的本能，這一生命竭盡全力維繫自身，並為自己的存在而奮鬥。這種情況表明了一部分的心理障礙和心理枯竭，於是，生命中最深層、保存最完好的本能就不間斷地用新方法和新發明去對付這種情況。禁欲主義理念就是這樣一種方法：生命在這個理念中並通過這個理念與死亡搏鬥、反抗死亡，這個理念就是維持生命的一種藝術手段——這種看法正好與這一理念的信奉者的觀點恰恰相反。正如歷史所指出的那樣，這個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支配和征服人，尤其是在文明化和人的順從化已經實現的地方更是如此，這種情形因此說明了一個偉大的事實：現有的人種，至少是已經被征服的人，都具有病態，是人與死亡進行的生理較量（具體地說，是人與厭惡生命、枯竭、嚮往「終結」的較量）。禁欲主義的僧侶是已經肉體化的願望，並且是具有真正熾熱情愫的最高等級的願望，他嚮往著一種其他的存在（Anders-sein）和在其他地方的存在（Anderswo-sein）；但是，正是他所企盼的強權成了束縛他在這個世界的枷鎖，並且使他成為工具，他為了給這個世界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創造更適宜的條件而不得不工作；也正是利用這種強權，他像牧羊人一般驅趕著一大群各種各樣的失敗者、頹廢者、墮落者、不幸者和自傷者，他因此保存了這群人的存在。讀者現在已經理解我了：這位禁欲主義的僧侶，這位表面上的生命敵人，這位否定者，他其實恰恰是生命權威的偉大維護者和肯定者中的一員……那麼，那種病態卻是從何而來呢？毋庸置疑，人確實比任何一種動物更多病，更富於變化，更不安分，更不確定——人是多病的動物。但是，病源於何處呢？誠然，人比任何其他動物更勇敢無畏，更富於創新，更桀驁不馴，更敢於向命運挑戰，一切其他動物加在一起，在這個方面也不如人。人，是勇於用自身進行試驗的偉大試驗者，他永不滿足，欲壑無窮，他和動物、自然、諸神爭奪最終的統治權；人，始終是個不可征服者，他永遠憧憬著未來，自身力量的驅使讓他無法安定寧靜，他的未來使在現實中的他猶如芒刺在背，忙碌不停。這樣一個勇敢和博識的動物如何不是所有病態動物中的最危險、病期最長、病情最重的一個呢？人因此常常厭世，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大範圍的厭世流行病（約在1348年前後，就是死亡之舞的時代(6)），甚至還有厭惡、疲倦和自我煩惱，這一切在人身上爆發時就非常強勁，讓人立即陷入新的囹圄之中。是的，人，這位毀滅大師，這位自我毀滅大師，如果他自我傷害，這種對生命的否定就會使他像變魔術一樣，說出許許多多柔聲細氣的肯定生命的話語，在此背後，卻是那傷口迫使他生存下去…… 十四 這種病態在人那裡習以為常：我們不可能否認這種常規性，人們越尊重這種罕見的強大的靈與肉，有教養的人就越應當防止惡劣的病房空氣。人們是這樣做的嗎？病人是健康人的最大的威脅；強壯者的災難並非來自最強壯的人，而是來自最弱的人。有人知道這點嗎？總的說來，災禍並不是由於對人的畏懼，人們可以期望減少這種畏懼，因為畏懼強迫強壯者變得更強，使強壯者在有些情況下令人生畏，而且這種恐懼還保持了生活幸福的人群。使人懼怕、讓人厄運纏身的事情，或許並不是巨大的畏懼，而是既對人感到深刻的厭惡，又對人懷有深深的同情。假如這兩種情感有一天合二為一，就不可避免地會給這個世界帶來最嚴重的災難，這就是人的「最終意志」，人的虛無意志和虛無主義。實際上，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多準備工作。假如有人不僅是用鼻子，而且也用眼睛和耳朵去嗅的話，那麼，無論他走到哪裡，都可以感到猶如精神病醫院病房的氣味——我當然是說人的文化事業，是地球上出現的各種各樣的「歐洲」。疾病是人的巨大威脅，兇惡、「猛獸」都不是人的威脅。與生俱來的不幸者、失敗者、軟弱者就是最弱者，正是他們在人中間最大地消耗生命，正是他們最有威脅地毒害和動搖我們對生命、對人和對我們自己的信念。在何處人們可以避開那低垂的、給人帶去深切悲哀的目光，那生而畸形、總是向後看的目光？那目光表露出這個人是如何自言自語的，那目光就像是一個哀嘆者。「我多想成為另外一個人啊！」那目光嘆息道，「但這根本沒有指望。我就是我自己。我怎樣才能從自我中解脫出來？我實在討厭我自己！」……在這種自我蔑視的土壤上，在這片真正的沼澤地上，生長著所有雜草和有毒的植物，它們長得如此矮小，如此隱蔽，如此避人眼目，如此討人喜歡。這裡麇集著復仇和盲從的蠕蟲；這裡散發著機密和隱藏的臭氣；這裡在不停地編織歹毒的陰謀之網——這是受難者反對富人和勝利者的陰謀；在這裡勝利者的看法遭人仇恨。這是何等的謊言，把仇恨編造得不是仇恨！這是何等的浪費，全是些華麗的辭藻和故作姿態！這是何等的藝術，儘是「誠實的」中傷！這些失敗者，多麼高尚的辭令從他們嘴邊流出，多麼甜蜜、諂媚、屈服的順從涌溢到他們的眼中！他們到底想要什麼？正義、愛情、智慧、優越，至少得到表現——這就是這些「最下等人」，這些病人的虛榮心！這種虛榮心使他們變得多麼機靈！人們真是應當佩服這種造假的技藝：道德的印記，甚至道德的聲音和道德的金子般的聲響都可以用這種技藝加以仿造。這些弱者，這些無藥可救的病人，現在毫無疑問地完全租用了道德。他們如此說道：「唯有我們是善人、正義的人，唯有我們是懷有善良意志的人。」他們在我們中間跑來跑去，現身說法，警告我們，好像健康、幸福、強壯、自豪和強權感本身都已經是罪惡的東西，人們有朝一日必須為此懺悔，痛心地懺悔。啊，歸根到底，他們自己已經準備去懺悔，他們熱烈地渴望去當劊子手！他們中間有很多偽裝成法官的復仇分子，這些人老是念叨著「正義」的字眼，就像嘴裡含著有毒的唾液一樣，總是噘著嘴，隨時準備把唾液吐到一切看起來心滿意足和生活幸福的人身上。他們中間也不乏那些令人討厭至極的虛榮自負之輩，他們是天生的說謊者，以表達「美好的心靈」為其目標，並把他們已被搞糟的情慾包裝在詩歌和其他襁褓里，以「純潔的心」之外表在市場上叫賣，這些人是道德的手淫之徒和「自淫之徒」。病人的意志就是要表現某種形式的優越性，病人的本能就是要發現通往壓制健康人的秘密途徑——在何處沒有這種最弱者的強權意志！尤其是有病的女人，她的統治、壓迫、暴行的伎倆無人可比。病婦不放棄任何東西，無論是活的還是死的，她甚至刨出埋葬很深的東西。（博哥人說：「女人是一隻鬣狗。」）人們看一看任何家庭、團體、社區的背景，都可以發現到處都有病人反對健康人的鬥爭，這種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靜悄悄的，可以使用少許毒性粉末、針刺、受難者的陰險表情，在鬥爭中有時也運用那種所謂的表情的法利賽主義，尤其最喜歡錶演「高尚的憤慨」。甚至在神聖的科學領域，也能聽見這群病狗尖厲的怒吼，聽見這些「高尚的」法利賽人的咬人的謊言和憤慨之聲。（我再次提醒有聽力的讀者注意那位柏林人，他就是鼓吹復仇者歐根·杜林，他在當今的德國極其不正派地和令人反感地利用道德宣傳，杜林是當今的第一道德吹鼓手，就是在他的同類——反猶太主義者中間也堪稱第一。）這些人全都是心懷怨恨者、生理缺陷者和受蛀蟲咬噬者，他們無休無止、不知滿足地向幸福的人發泄怒火，他們同樣無休無止、不知滿足地替復仇塗脂抹粉，為復仇尋找藉口，整個地球都因為這種暗地裡的復仇而顫抖。他們究竟在什麼時候才能達到復仇的最終、最精彩、最理想的勝利呢？毋庸置疑，一俟他們獲勝，他們就會把自己的痛苦、所有的痛苦都推給幸福者的良心，讓幸福者有朝一日為自己的幸福感到羞辱，他們或許還會彼此間說道：「幸福是一種恥辱！世上的痛苦太多了！」 但是，如果幸福的人、快樂的人、強壯的人在肉體和心靈上開始懷疑他們的幸福權利，這或許就是最大和最惡的誤解。滾開，這個「顛倒的世界」！滾開，這種可恥的情感脆弱化！不要讓病人傳染健康人——這或許也是一種脆弱化——應當是這個世界的最高準則。為此，首先要把健康人和病人分開，健康人自己應當防止病人的目光，這樣做就不會把健康人和病人混淆在一起。這個工作或許是病人的護理者或醫生的任務。不過，他們對自己任務的誤解和違背是再糟糕不過了。上等人不應當被降低為下等人的工具，「保持距離」的激昂情緒應當永遠區分各種工作！音色齊全的大鐘之生存權利和優先權比聲音難聽的破鍾何止重要一千倍；只有健康人才是未來公民，只有健康人才對人類未來承擔義務。健康人能夠、應當做的，從來就不會是病人能夠、應當做的；不過，他們能夠做的只是他們應當做的，那麼，他們怎麼會有時間去做病人的醫生、安慰者和「救星」呢？因此，我們需要新鮮空氣！新鮮空氣！無論如何，我們應當離開所有的文化精神病醫院和病房！讓我們和善良人交往，讓我們有自己的社會！如果必要，那就讓我們忍受孤獨！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離開那內部已經腐朽、備受秘密的病人蛀蟲啃噬的污濁空氣！……我的朋友，這樣我們至少有一段時間可以保護自己，不受那兩種針對我們的最惡劣瘟疫的傷害——它們一是對人的無比厭惡，二是對人的深刻同情。 十五 如果你深刻地理解了——我要求在這裡你應該深刻理解，而且深刻地把握——照顧病人，使病人恢復健康絕對不可能是健康人的任務，那麼，你就再次理解了一種必然性——他們自身就是病人的醫生和護士的必然性，而且現在我們完全理解了苦行僧的本質。苦行僧必定被我們認為是病弱的民眾命定的救世主、牧人和代言人。因此，我們首先必須了解苦行僧的巨大歷史使命。控制痛苦乃是他的本分，也是他的本能，因為他在痛苦中發現了他自己獨特的藝術，他的技能，他的快樂。他本身就有病，為了理解這點，為了對這點有一個理解，他必定根本上從血緣上就是病態的和不育的；但是，他必定也是強壯的，甚至比別人更能控制自己，他必定是堅不可摧的，當然，就他的強力意志而言，以至於他得到弱者的信任和敬畏，以至於他可以是他們的靠山、保護傘、後盾、管理者、監工、暴君和上帝。他必須保護他們，保護他的羊群——反對誰呢？反對健康、信任，也反對對健康的妒忌。他理所當然一定是一切粗野的、暴烈的、放縱的、激烈的、暴力掠奪健康和力量的對手和嘲笑者。牧師是最病弱的動物的第一種形式，它最容易蔑視而不是恨。顯而易見，他會努力進行一場利用食肉獸的戰爭，一場狡詐（「精神」）的戰爭，而不是暴力的戰爭——他一定會發現，這場戰爭必定會失控，歸根結蒂會再創造一種新的食肉獸——一種怪物，在這種怪物身上以一種三合一的可怕的迷人的形式結合了熊的兇猛、冷酷，獵豹和狐狸的狡詐。如果必須考察這種怪物，那麼，他將會碰到一種粗魯嚴肅、可敬、明智、冷漠和極其奸詐的場面，他就像神秘力量的傳令官和代言人一樣，有時甚至會跑到其他食肉獸中間去，命令他在它們的土地上播種，無論怎樣痛苦、不和、自相矛盾，而且只能完全靠他的藝術，他都始終完全能夠統治受害者。毫無疑問，他帶來了藥膏和安慰，但是，為了成為醫生，他必須首先受傷，因此，在減輕傷口造成的痛苦時，他同時在傷口裡下毒。如果他精通了上述一切，那麼，這頭有魔力的野蠻的野獸就是馴服的，在他的周圍，一切健康的東西都必須變成病態的，而且一切病態的東西都必須變成馴化了的。在減輕疼痛時，他精心保護他的有病的牧群，這位奇怪的牧人。他保護它們不受它們自己的毒害，甚至在牧群中間也不受疾病的傳染，不受流氓、邪惡和其他病痛的影響。而這些病痛都是厭惡和病態的產物。他和狡詐、冷酷無情戰鬥，而且秘密地和羊群內部的無政府狀態戰鬥，和羊群內部日益迫近的分裂作戰。在牧群內部，最危險的毀滅性和爆炸性的憤怒日益積累著。以不會毀滅羊群和牧人的方法來解脫這種毀滅性的東西，乃是他的真正技藝，他的最大功用，如果你想用最簡單的公式來表述牧師存在的價值，那麼，正確的說法是，牧師使憤怒改變了方向。事實上，每個受難者都本能地要去尋找使他受難的原因。確切地說，就是尋找一個責任人，更肯定地說，就是尋找一個造成他痛苦的有罪的責任人。簡言之，就是尋找一個活人，使他或者實際地或者模擬地可以以任何藉口對這個人發泄他的感情。因為感情的發泄是受難者最大的自我安慰，也即自我麻醉的嘗試，是他為了忍受任何痛苦而不由自主渴求的麻醉劑。按我的判斷，只有在這種現象中才能找到怨恨、復仇以及其同類感情的真正的生理原因。就是說，渴望用感情麻醉疼痛。但是我認為，一般來說，在一種單純的自衛反擊的活動中，在一種對突然的傷害和危險的純粹反應性保護措施中，就像一隻無頭青蛙為擺脫酸蝕而採取的「條件反射行動」中尋求這種原因，是極其錯誤的。然而，這兩者之間是有根本區別的。在第一種情況下，人為了防備繼續受傷而作出反應，而在第二種情況下，人通過某種更加強烈的情感來麻醉一種秘密的、折磨人的、幾乎是不堪忍受的疼痛，這起碼可以暫時驅散對這種疼痛的意識。為了這個目的，需要一種儘可能野蠻的情感，以及為了激發這種情感的某種藉口。「我不舒服肯定是別人造成的」，所有的病人都會這樣推理。而且他們越是這樣推理，那使他們不舒服的真正原因——生理原因，就越被忽視。（這種原因可能是一種不正常的同情心，也可能是因為膽汁分泌過多，或許是血液中缺少硫酸鹽和磷酸碳酸鉀，或許是下腹部壓力阻塞了血液循環，或者是卵巢等器官發生了惡變。）所有的病人都費盡心機尋找疼痛的藉口。他們甚至已在猜忌、在臆想各種惡行和明顯的傷害。他們根據那曖昧而可疑的線索探查他們自己過去和現在的秘密。在那裡，他們任性地陷入一種折磨人的懷疑，醉心於用罪惡毒化自己——他們撕裂最陳舊的傷口，讓早已痊癒的傷口流血。他們把朋友、妻子、孩子，以及所有和他們最親近的一切都當成作惡者。「我在受苦，這一定是某人的過錯。」——每隻病羊都這麼想。但是，他的牧人，禁欲主義僧侶，卻對他說：「你完全正確，我的羊，這肯定是某個人的過錯，不過這個人正是你自己，這只是你自己的過錯——你只能怨恨你自己。」這話太大膽了，而且也大錯特錯了。但是，有一件事至少做到了，這就是我開始說的，怨恨的指向被改變了。 十六 現在，你可以看到，生命的補救本能藉助于禁欲主義的僧侶畢竟都嘗試了什麼；禁欲主義的僧侶為此不得不使用暫時橫行的像「負罪」「邪惡」「罪惡」「墮落」「罰入地獄」這類互相矛盾和似是而非的觀念。這些觀念有助於在一定程度上使病人變成無害的，就是說，讓那些重病者自己作踐自己，讓病輕者嚴厲地整治自己，讓他們的怨恨掉轉方向（人們只需要一件東西），而且把所有病人的類似的醜惡本能都利用起來以便進行自我約束、自我控制和自我征服。顯而易見，這種「藥療法」，這種單純的情感藥療法根本不可能產生真正有效的生理療效；甚至片刻也不能斷言，在這種聯繫中，生命本能把健康當作它的目的。病人被組織集合到一邊（「教堂」一詞是這邊最流行的名稱），而身體健康、更完美的人則被安排在另一邊，這就在健康和疾病之間設下了一道鴻溝——很久以來，這條鴻溝就是一切！而且它含義很多，非常多！［正如讀者看到的，我在這篇論文中提出了一個設想，對我所面對的讀者，我沒有必要去論證這個設想。我的設想是：「罪惡」並不是人的真實狀況，而只不過是對一種事實，一種生理的不適的解釋，用倫理和宗教觀念解釋生理不適，而這種倫理和宗教觀念現今對我們已沒有約束力。因此，所有的人都感到「有罪」「內疚」的事實當然還是不能證明他的這種感覺的正確，同樣不能因為一個人感到自己是健康的，就認為他是健康的。人們可能還記得審判女巫的那段歷史。當時就連最聰明、最人道的法官都毫不懷疑女巫是有罪的。「女巫們」自己對這一點也深信不疑，因此，她們覺得自己有罪。讓我詳盡闡釋這個設想。我根本就不承認「靈魂痛苦」本身是一種事實，而只是一種解釋（一種因果解釋），其作用是解釋迄今為止沒有詳加說明的事實；因此，我認為「心靈痛苦」絕對是某種飄在空中的、沒有科學根據的東西——只不過是一個肥胖臃腫的詞占據了骨瘦如柴的問號的位置。當某個人不能擺脫「心靈痛苦」時，用一句粗話來說，原因也許並不在他的「心靈」里，而更可能在他的胃裡。（我再說一遍，這是用一句粗話說的，但我絕對不希望讓你去粗俗地聽，粗俗地理解我。）一個身強力壯的人消化他的經驗（包括他的全部行為和錯誤行為），就像消化他的食物那樣，有時他要將堅硬難嚼的食物整個吞下去。如果他不能「擺脫自己」的一種經驗，那麼這種消化不良就像其他消化不良一樣完全是生理的——事實上只是其他消化不良的結果之一而已。你可以採納這種理論，然而私下說，這種理論乃是所有唯物主義最強勁的對手。］ 十七 但是，這位禁欲主義僧侶真的是一位醫生嗎？我們已經認識到，我們很難把他叫作醫生。然而他更覺得自己是一位「救世主」，而且高興自己被尊為救世主。他與之戰鬥的只是實際的痛苦，病人的不適；而不是病因，不是疾病本身——這就是我們反對僧侶藥方最重要的理由。但是，我們一旦把自身置於僧侶所壟斷的觀念中，那麼我們將會對他在那裡所看到、找到和發現的一切大吃一驚。緩解痛苦，各種各樣的「安慰」——所有這一切都體現了他的天才：他多麼獨創性地解釋了他的安慰者的使命，他多麼果斷、多麼勇敢地選擇了完成他的使命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光是基督教就可以被稱為一座巨大的、收藏最豐富的精神安慰工具的寶庫。在那裡囤積了大量的興奮劑、緩解劑和麻醉劑；在那裡，為了達到精神安慰的目的曾採取過如此之多的危險的、膽大包天的權宜之計；在那裡，基督教以如此精巧、狡猾的手法，南方人的手法占卜了那種情感刺激完全可以至少暫時地戰勝生理障礙者的深刻的壓抑、極度疲倦和沉重的悲哀。一般地說，所有宗教的主要目標都是要戰勝某種已經流行的疲倦和重負。你從一開始就可以認為，在世界的某個地方總是不可避免地在廣大民眾中流行著一種生理壓抑感。可是，由於缺乏生理知識，這種生理壓抑感還沒有被意識到，因此，人們只能從心理和道德方面尋找這種感覺的「原因」及其治療方法（這就是我對於那種一般被稱為「宗教」的東西的最概括的論述）。這種壓抑感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原因。它也許是過分相異的種族混合的結果（或者是過於不同的階層混合的結果，由於不同階層在出身和種族方面不同，比如19世紀歐洲的「世界性疼痛」和「悲觀主義」實際上就是一次毫無意義的、突然的階級大融合的產物）；它也許是產生於一次不成功的移民——一個種族陷於一種自己完全無法適應的氣候里（如印度的印度人）；它也許是種族衰老的結果（如1850年以來的巴黎人的悲觀主義）；它也許起因於飲食不當（如中世紀的酗酒或素食主義者的胡鬧，然而，在莎士比亞那裡，素食主義者得到貴族克里斯托夫權威的支持）；它也許起因於敗血症、瘧疾和梅毒等疾病（三十年戰爭後的德國大蕭條時期，疾病席捲了半個德國，從而為德意志的奴性和怯懦鋪平了道路）。在上述所有的情況下都曾發生過反對壓抑感的激烈戰鬥。讓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那些戰鬥的最重要的場面和階段吧。（當然，我在這裡將不涉及那場總是在同時進行的、反對壓抑感的真實的哲學戰爭。這場戰爭儘管也相當有趣，但是卻太荒謬、太遠離現實，過分異想天開，而且太不入流。特別是當疼痛被證明是一種錯誤時，他們就天真地假設，錯誤一旦被認識，疼痛就一定會消失。但是，請看，疼痛並沒有消失……）人們用以反抗那種主要的壓抑感的第一種方法就是把生命本身的意識降到最低點。如果可能的話，生命根本就不再有希望和欲求；所有產生情感的東西、產生「血液」的東西都應當避開（採用苦行僧的保健術，不吃鹽）。不愛、不恨、心平氣和、不圖報復、不發財致富、不事農桑、乞求施捨；最好不要女人，或者女人越少越好，在理智上採納帕斯卡的「大智若愚」的原則，用倫理的和心理的術語來表達就是「無我」「神聖化」，用生理學術語來表述就是「催眠」——這是試圖將某種動物的冬眠和大多數熱帶植物的夏眠用於人類，即一種通過最低限度的物質消耗和物質轉換就能夠維持生命而又沒意識的狀態。為了這個目的曾投入過大量的人力物力——這或許都是徒勞嗎？毫無疑問，所有的時代，幾乎所有的民族都不缺乏那種「神聖」的運動員，他們在和那種嚴酷的訓練的鬥爭中找到了真正的解脫，他們藉助催眠術無數次地擺脫了那種沉重的生理壓抑，他們的方法為此被列為最普遍的人種學事實。同樣，我們沒有理由認為用飢餓療法對付肉體和情慾的這種方案就是精神病的徵兆（就像吃牛肉的自由思想家和容克貴族克利斯托夫這種蠢人喜歡這麼幹）。更確切地說，他們的方法為各種各樣的精神障礙鋪平了道路，使之通向如阿陀斯山的赫斯查斯特所說的那種「內在的光」，通向聲響和形象的幻覺，通向縱慾和感官的興奮（引自神聖的特雷斯的故事）。不言而喻，受害者對這種事件的解釋是極端狂亂錯誤的。然而，我們會認真牢記那已經在鳴響的、正在進行這種解釋的感激言辭。最高狀態即拯救本身，那最終達到的普遍催眠狀態和和平，在他們看來始終是神秘中的神秘，甚至連最高的象徵物也無法將其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來。在他們看來，這種狀態乃是回歸事物本質，是擺脫所有幻覺的一種獨立，是「知識」「真理」「存在」，是從一切目的、一切願望、一切行動中獲得解脫，也是某種超出了善和惡的狀態。佛教徒說：「善和惡兩者都是枷鎖，戰勝它們的就是完人。」吠檀多的信徒說：「打他他不痛；他摒棄善惡就像摒棄路標一樣；他的王國不再為任何行動苦惱；他超越了善與惡。」——這是一套完整的印度觀念，也是婆羅門和佛教的觀念。不管是在印度學說中還是在基督教學說中，都認為這種「拯救」通過德行和道德完善是無法達到的，雖然他們都高度評價道德行為的催眠價值，我們深信這一點——事實上，這也完全符合事實。在這一點上還要講到的一個事實是，現實主義也許可以被看作三大宗教（雖然它們都沉湎於道德說教）中最優秀的樣本。「對於這些有知識的人來說，並不存在義務。」「拯救並不是依靠道德行為的積累來實現的，因為拯救就在於和婆羅門結為一體，而婆羅門不能獲得完善；同樣，放棄錯誤也不能實現拯救的目的，因為和婆羅門結合就是拯救，而婆羅門永遠是純潔的。」（這些話出自坎卡拉的《注釋》，轉引自歐洲第一位印度哲學專家，我的朋友保羅·迪森。）因此，我們願意對三大宗教的「拯救」觀念表示敬意。但是，鑒於沉睡已因其連做夢都懈怠的徹底的悲觀主義而獲得了讚美時，我們難以仍然對其表示某種尊敬。當然，沉睡已經融合了婆羅門，已經獲得了和上帝的神秘結合。最古老最值得尊敬的《經傳》告訴我們：「當他完全進入睡眠狀態時，而且徹底安息下來，以至於看不見任何幻景時，這時，啊，那可愛的人就和存在結合在一起了，他就進入了他自己的自我——在具有其絕對知識的自我的懷抱中，他不再擁有任何什麼是內在的，什麼是外在的東西的意識。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不管是歲月還是死亡，不管是痛苦還是善行或惡行，全都無法通過這座橋樑。」同樣地，這三大宗教中最深奧的信徒也說：「在沉睡中，靈魂離開我們的肉體向上飛升，進入最高的光明境界，而且以其真實的形象出現在那裡：在那裡，它就是最高精神本身。它四處遊蕩，它嬉戲、玩耍、歡樂；有時和女人在一起，有時和車馬在一起，有時和朋友在一起。靈魂不再想返回它那累贅的肉體，給肉體套上生命的氣息，就像給馬車套上負重的馬一樣。」即使是在這裡，我們也要像在討論「拯救」時一樣牢記，東方人也常用誇張而華麗的詞藻來表述他們對生命的同樣的評述，就像頭腦清醒、冷靜，既有希臘人的冷靜，又能忍受苦難的伊壁鳩魯所作的評述一樣。這就是催眠狀態下的虛無感和沉睡的安寧，即無痛苦狀態——這一點可以作為受苦受難而情緒總是反常的人的最高的善，價值中的價值。他們必定會對此作出積極的評價，把它們當作實證的本質來感受（按照同樣的感覺邏輯，所有悲觀主義的宗教都把虛無稱為上帝）。 十八 這種對於疼痛的感覺和敏感性的催眠抑制已經預先假定了某些更加罕有的力量，特別預先假定了勇氣、對輿論的輕視和理智的斯多葛主義。與這種抑制相比，另一種用以反對這種抑制狀態的更容易的訓練應用更廣泛。我所說的這種訓練就是機械活動。毋庸置疑，這種活動能夠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減輕受難者的痛苦。現在，這一事實被人們相當不敬地叫作「勞動的賜福」。勞動將受難者的注意力從他的痛苦中轉移開去，從而減輕他的痛苦。由於他不停地勞動，他的頭腦中就很少有空位留給痛苦——因為人類的意識是個狹窄的小屋。機械活動及其類似的活動，例如絕對正規的操作，準時而不自覺的服從，漫長的日常工作，消磨時間，某種非人格的自由，甚至一種「非人格的」「忘我的」和「冷淡自我」的訓練——看哪！禁欲主義僧侶如此徹底、如此巧妙地把所有這些方法用於他反抗痛苦的戰鬥！當他對付那些下層的受苦人，奴隸或囚犯時，或者當他在對付婦女（她們大部分既是勞動的奴隸又是囚犯）時，他所做的一切只是略施改名換姓的雕蟲小技，就使他們從此把他們所恨的東西看成是一種享受，一種相對的快樂——而奴隸對他們自己命運的不滿本來就不是僧侶發明的。 另外一種更流行的對付壓抑感的方法是一些更容易得到，可以成為常規的微小快樂。人們常常把這種治療方法和剛才講過的方法配合使用。快樂入藥的最常用的藥方是「製造快樂的快樂」。例如行善、饋贈、緩和痛苦、救助、勸說、安慰、誇獎、讚揚等。在禁欲主義僧侶開的處方中還包括「愛你的鄰居」，這實際上是一劑激發其極強烈的生命衝動——強力意志的藥，雖然用藥的劑量應十分謹慎。沉湎於「最低限度的優勢」的快樂——伴隨而來的是利益、救助和讚揚——是生理障礙者習慣於使用的極其有效的安慰劑，而條件是，這些生理障礙者都是些非常聽話的人，不然的話，他們就會互相攻擊，而這自然是由於對同一主要本能的服從。對基督教在羅馬世界起源的研究已經證明，那些產生於當時社會的最下層的窮人、病人和喪葬互助團體常常自覺地精心炮製一些互惠的微小快樂，把它作為抵抗壓抑的主要方法。這在當時也許是件新鮮事，一件真正的發明？這種憑幻想召來的互助意志、家族組織意志、集體生命的意志和同仁協會（Könakel）的意志必然使雖然還處於萌發階段的強力意志成為一種新的更強大的爆發力。群體組織是在反抗壓抑的鬥爭中誕生的一個真正的進步，一次偉大勝利。隨著社團的成長，個人的新的利益也在成長，這種新的利益常常足以使人擺脫他個人的不滿，他對自己的厭惡（例如，居林克斯的自我輕視，despectio suides Geulincx(7)）。所有的病人和染病的人出於一種要擺脫他們的不舒服和軟弱的壓抑感的願望而本能地追求一種群體組織，禁欲主義僧侶猜中了這一本能，並且助長了這種本能。什麼地方有群眾，什麼地方就有群眾的軟弱本能，而且也有僧侶們組織它的聰明才智。這裡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強者的離心傾向就像弱者的結夥傾向一樣，完全是自然必然的，因此當前者結合在一起時，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實現他們的強力意志的進攻性聯合行動和共同滿足，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要反覆壓制他們的個人良心意欲的反抗；相反，弱者組織在一起恰恰是要從這種聯合中獲得樂趣，這樣他們的本能獲得了滿足，他們的「天生的統治者」本能，即孤獨的猛獸人種的本能就被這種組織刺激和鼓動起來了。人類的全部歷史告訴我們，在每個寡頭統治者的內心深處都隱藏著暴君的貪慾，每個寡頭統治者都戰戰兢兢地保持一種神經緊張狀態，因為這種神經緊張狀態是控制暴君貪慾的必要條件。（例如，希臘的寡頭，柏拉圖曾多次證實了這種情況。柏拉圖了解他的同時代人，也了解他自己。） 十九 我們已知的禁欲主義的僧侶所使用的方法有：生命力的全面窒息、機械活動、微不足道的快樂，特別是「愛你的鄰居」的方法、群體組織、喚醒團體中的強力意識，等等。這些方法的作用就是使個人從團體的成功中得到快樂，以此來麻痹他對自己的不滿。如果按現代的標準，這些方法都是他和壓抑進行鬥爭的「無害的」方法。現在讓我們轉向那更有趣的關於「罪惡的」方法的題目吧！所有這些方法都是為了一件事：為了某種感覺的超越，這種超越感常常被作為抵抗他們長期疼痛的壓抑狀態的最有效的麻醉劑。這就是禁欲主義的獨創性在思索下面這個問題時卻表現得智窮才盡的原因，這個問題就是：「人如何才能超越感覺？」這話聽起來有點刺耳，現成的有一種更動聽，或許更順耳的說法。例如，我可以這麼說：「禁欲主義的僧侶總是善於利用所有強烈情感中所包含的熱情。」但是，為什麼還要撫摸我們現代寵兒的纖巧的耳朵呢？在我們這方面，為什麼還要對他們的虛偽言辭作進一步的讓步呢？對於我們來說，心理學家立即所做的可能就是虛偽的行動，撇開它使我們噁心的事實。一位心理學家的高雅趣味（其他人可能會說是正派）今天就在於——如果從根本上來說——反對可恥的道德說教，現代人關於人和物的所有判斷都貼上了這種說教。人不應該欺騙自己，因為構成現代靈魂和現代書籍的主要特色的東西並不是謊言，而是道德化的謊言中的那種固有的天真。我們到處不可避免地碰上的這種「天真」構成了現代心理學家不得不承擔的最乏味而且還有些危險的事務——它是我們最大的危險的一個部分，而且它是一條路，也許是將我們直接引向嘔吐的一條路。我清楚地知道，現代所有的書籍將可能服務的目的，即使這些書籍要經受時間的考驗，我也並不擔心，而且同樣地，即使在將來的某個時候，那代人有更嚴厲、更嚴肅、更健全的趣味，我還是並不擔心。我更清楚地了解到，這位後來者利用所有現代的東西將可能做什麼——做催吐劑。這是因為他的道德蜜糖和虛偽，因為他內心深處的女權主義，雖然他喜歡稱自己為「理想主義」，而且畢竟也相信理想主義。 我們今天有教養的人，我們的「好」人，他們不會說謊，這是真的；但是，這並沒有使他們受到尊敬！對於他們來說，真實的謊言，真正絕對「真誠的」謊言（柏拉圖曾闡述過這種謊言的價值），有點兒太棘手，太潑辣了。它會向他們提些別人不會提的問題，讓他們看著自己，而且讓他們學會區分他們自身的「真」和「假」。他們只適合不真誠的謊言：所有自認是「好人」的人，今天除了不真誠地說謊、卑鄙地說謊，但又無罪地說謊、坦白地說謊、天真地說謊、禮貌地說謊之外，就完全不會有任何其他的態度了。這些「好人」，他們現在已經完全徹底道德化了，他們的誠實已經被永遠地玷污了，腐化了。他們有誰還能堅持一種「關於人的」真理？或者說得更具體些，他們中有誰還能容忍一部真實的傳記？這裡有幾個例子：拜倫爵士寫了許多有關他個人的傳記，但托馬斯·莫爾「太好心」了，他把拜倫的手稿全燒了。據說叔本華的遺囑執行人格溫奈爾博士也幹了同樣的事。因為叔本華也寫了許多關於他自己的東西，而且也許也是不利於他本人的東西。貝多芬的傳記作家，正直的美國人泰爾突然中斷了自己的工作，因為他在這個高尚純潔的生命中碰到了某種東西，這使他無法繼續工作。道德，如今哪位聰明人還會寫一個關於自己的誠實的字呢？如果那麼幹了，那他肯定是個神聖的傻瓜。有人說，理察·瓦格納正在寫自傳，誰會懷疑那將是一部聰明的自傳呢？讓我們再來回憶一下，當年天主教僧侶詹森曾就德國的宗教改革運動在德國作了一番公正而無害的驚人鼓動，結果引起了一場可笑的恐怖。如果有人對那場運動作了其他解釋，如果某些真正的心理學家給我們講述了一個真實的路德，而沒有談及這個鄉村牧師的道德純樸，也沒有新教歷史學家的諂媚和謹慎的忸怩，而是以一種泰坦式的大無畏精神來講述，這種精神來自心靈的力量，而不是來自聰明的容忍的力量，那麼當年人們會做些什麼呢？（順便說一句，德國人終於產生了這種容忍的古典模型，這種模型造得很漂亮——德國人可以把這模型稱為好人。就是說，把利奧波德·馮·蘭克稱為好人，他是各種強壯原因的經典倡導者，是一切聰明的「機會主義者」中最聰明的。） 二十 但是，現在讀者應該馬上理解我了。總之，我們這些心理學家現如今已經有了足夠的理由堅持用某種不信任的眼光來看我們自己了，難道不是這樣嗎？也許就我們的工作來說，就連我們自己這些人也是「太好了」；也許儘管我們如此地蔑視這種流行的道德瘋狂，可是就連我們自己也是這種道德的時代趣味的犧牲品、虜獲物和奴隸，也許它也感染了我們。有一位外交官曾經警告我們，他對他的同胞說：「先生們！讓我們首先懷疑我們的第一反應，因為這些反應幾乎總是好的嗎？」這位外交官到底要提醒人們注意什麼呢？現如今每一位心理學家都應該這樣對他的同胞講話。而這樣一來，我們就回到了我們原先的問題上了。這個問題實際上要求我們一定要嚴肅認真，特別是對「第一反應」持一定的懷疑態度。禁欲主義的理想有利於一種超越感覺的目的——誰如果還記得前面的論述，誰就能基本上從這幾個詞中猜出下面所要論述的內容。把人類靈魂從它所有的問題上解放出來，把它浸入恐怖、冰凍、熾熱、迷惑中去，使它能像閃電一樣飛速擺脫無聊和瑣碎、擺脫麻木和不快：哪條路通向這個目的？哪條路最安全？從根本上說，所有偉大的情感——憤怒、恐懼、狂喜、報復、希望、勝利、絕望、殘酷，只要是突然爆發出來的情感，都有這種力量。而且，實際上，禁欲主義僧侶毫無顧忌地動用了在人體內部狂吠的全部狂犬，他時而放出這幾條，時而放出那幾條，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把人從慢性悲痛中喚醒過來，至少暫時趕走人的麻木造成的疼痛，遲鈍造成的痛苦，而這一切始終是在宗教的說教和公正的保護下乾的。顯而易見，這種超越感覺的行動隨後總要付出代價，它使病人的病情加重。因此，根據現代的標準，這種治療疼痛的方法是一種「罪惡的」方法。但是，公正地說，我們應該特彆強調這樣的事實：使用這種治療方法的人是出於好心，禁欲主義僧侶在使用這種方法時是深信它的效力的，而且深信它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禁欲主義僧侶也常常為自己造成的痛苦而悔恨不已。我們應該強調同樣的事實：這種過分的治療方法引起的強烈的生理反應，甚至還有精神錯亂，從根本上說都與這種治療方法的一般意義相一致。正如我們前面已經證明的那樣，這種方法的目的並不在於治癒疾病，而只在於抵抗那種壓抑感造成的不適，在於減輕和麻痹這種不適。這一目的當然是可以通過這種治療方法來達到的。眾所周知，為了能夠在人類靈魂中奏響各種令人心碎和使人狂喜的音樂，禁欲主義僧侶利用了「罪惡」感這個主要概念。我在前一節里已經指明了這種罪惡感的來源。在那裡，我把罪惡感作為一種動物心理而已，因此我們在那裡面對的是罪惡感的原始形態。只是在禁欲主義僧侶這個天生的生存於罪惡感中的真正藝術家手中，罪惡感才獲得了外形——啊，這是什麼樣的外形！ 「罪惡」——僧侶就是這樣重新解釋動物的「壞良心」（這種顛倒了的殘酷）的。罪惡的出現至今還是心靈病史中最偉大的事件：在「罪惡」中我們發現了宗教說教的最危險和致命的傑作。人為了自己而忍受痛苦，出於這樣那樣的生理上的原因，也許就像一隻關在籠子裡的動物，根本不明白這是為什麼！他急切地尋找原因——原因給人寬慰——他還急切地尋找藥物和麻醉劑，最終他終於請教了一位知情人。看啊！他從他的魔術師那裡得到了一個暗示，從那禁欲主義僧侶那裡得到了關於他的不幸的「原因」的第一個暗示：他必須在他自己身上，在他的罪過中，在過去的一段經歷中尋找原因。他必須把他的真實痛苦理解為一種懲罰狀態。那不幸的人，他聽到了，他懂了。現在，他就像一隻母雞，在自己周圍被畫了一個圈，他決不能越出這個畫好的圈了。病人變成了「罪人」。現在我們已經被這種新病人，這種「罪人」的觀念統治了幾千年了，我們還能擺脫它的統治嗎？不管我們往哪看，總是碰上罪人呆滯的目光，這種目光始終注視著一個方向，罪惡的方面，他的苦難的唯一原因。到處都是壞良心，這個「殘忍的野獸」，用路德的話來說。到處都在反芻過去，歪曲行動，用有色眼鏡看待一切行動；到處都是對苦難的肆意曲解，把苦難變成犯罪感，懲罰的恐怖；到處都是鞭子、粗呢襯衣、飢餓的肉體、悔悟；到處都是罪人在一種不安的、病態的熱切的良心的恐怖的輪子上車裂自己；到處都是默默無聲的痛苦，極度的恐怖，受刑的心臟的掙扎，未知快樂的抗爭，呼喚「拯救」的吶喊。事實上，正是藉助這套程序才徹底戰勝了古老的壓抑、遲鈍和疲勞。生命本身重新變得十分有趣：人，或者說「罪人」所分割的形象一旦被引入這些神秘的東西中，就變得清醒了，永遠清醒了，徹底清醒了，燃燒了，燒焦了，極度疲勞但絕不疲倦。這位禁欲主義僧侶，同壓抑戰鬥的偉大的老魔術師——他顯然已經獲勝，他的王國到來了：人們不再抱怨疼痛！人們在渴望疼痛：「再多一點疼痛！再多一點疼痛！」他的助手和信徒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呼喊著這個要求。每種引起疼痛的情感超越，所有會撕裂、顛倒、壓碎、激動、陶醉的東西，行刑室的秘密，地獄本身的設計——所有這一切現在都被發現、被預卜、被濫用了。從此以後，所有這一切都為魔術師服務，為他的理想、禁欲主義的理想的勝利服務。「我的王國不在塵世。」他自始至終都這麼說。可是他還有權這麼說嗎？——歌德曾說過，世上只有36種悲劇情節。如果我們還不知道的話，那麼，我們唯一可以知道的是：歌德不是一個禁欲主義僧侶。因為禁欲主義僧侶所知道的悲劇情節遠遠多於36種。 二十一 說到禁欲主義的這一整套「自覺有罪的」治療方法，任何批判的話語都是多餘的。誰會堅持說，禁欲主義僧侶經常命令他的病人使用的那種感覺超越療法——他在這麼做時，當然是以最神聖的婉轉語，而且顯而易見，內心充滿了神聖的使命感——的確對任何病人都有「療效」？無論如何，應該對「療效」一詞的含義有所理解。如果你只願意表示那種治療方法的療效只是使病人得到「改進」，那麼，我對之毫無異議。我只要補充一點，我所理解的「改進」只代表「柔化」「弱化」「泄氣」「纖巧」「嬌慣」和「女人氣」。因此，所謂「改進」幾乎就是「有損健康」。但是，當你主要對付的是患者、抑鬱者和壓抑者時，這種治療方法除了能使疾病得以「改進」外，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只是使病人病情加重。只要問問精神病醫生，施用苦修贖罪的折磨、悔悟和拯救的狂喜一般來說會產生什麼惡果。同樣，只要查查歷史，你就會發現，凡是禁欲主義僧侶施用這種治療方法的地方，疾病就會飛速加重併到處蔓延。那麼，這種治療方法的「成果」是什麼呢？這就是在現有的疾病上再添加一種已經崩潰的神經系統，而且這種系統既有最大的，也有最小的，既有個人的，也有群體的。我們發現，在每次的苦修和拯救訓練之後，都會發生一場可怕的癲癇流行病，歷史上最出名的這種流行病就是中世紀聖維特和聖約翰的舞蹈病。我們還能看到其他階段的成果。例如，可怕的麻痹症和長期的壓抑感會使一個民族或一個城市（如日內瓦和巴塞爾）的情緒發生徹底的轉變；這種訓練還應該對巫婆狂熱負責。巫婆狂熱這種現象也屬於這種夢遊狂病症（僅僅在1564年到1605年這短短的時間內竟發生了8次大規模類似的流行病）；我們同樣在它的訓練中發現了那些渴求死亡的群眾的譫妄，他們的可怕的吶喊——「死亡」曾經響徹整個歐洲，時而為驕奢淫逸的變異，時而為肆意的毀滅所中斷。就像在今天，每當禁欲主義關於罪惡的學說再次獲得巨大成功時，我們都會發現同樣的情感歇斯底里和同樣的情感突變。（宗教神經官能症看來是「罪惡本質」的一種形式，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請問：這種形式是什麼呢？）總之，禁欲主義的理想及其最高道德禮儀，這一切超越感覺的方法中最機靈、最不可思議、最危險的系統化工程，以一種可怕的、令人難以忘懷的方式銘刻在整個人類歷史上，而且不幸的是還不僅僅銘刻在歷史上。除了禁欲主義理想，我簡直無法想像任何其他什麼東西能以如此巨大的破壞力損害歐洲人的健康和種族實力。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把這種理想稱為歐洲人健康史上的真正災難。唯一可以與這種影響相比的是日耳曼人特有的影響：我指的是酒精對歐洲的毒害，這種毒害至今仍然和日耳曼人的政治和種族優勢同步發展（日耳曼人在哪裡注入他們的血液，也就在哪裡注入他們的惡習）。排在第三位的是梅毒，然而它的影響不如禁欲主義和酒精。 二十二 禁欲主義僧侶只要一控制形勢，就會損害心靈的健康。因此他也損害人的審美趣味——而他現在仍然在這樣干。「因此？」我希望同意我使用這個「因此」。無論如何，我現在還不想證實它。唯一可以提示的是，它涉及基督教文獻中的主要典籍，它們的原型，它們的「典籍本身」。希臘羅馬的興盛時期也是典籍興盛的時期。在那時，面對著一個尚未衰敗、尚未毀滅的古典文獻世界，當時人們仍然可以讀到某些典籍，現在為了得到這些典籍，我們得用全部文獻的一半去交換。基督教的吹鼓手——人們現在稱他們為教父——竟敢幼稚而無恥地宣稱：「我們也有我們的經典，我們根本不需要希臘文獻。」——於是，他們倨傲地羅列出他們的一些傳說典籍，使徒書信和衛道士的論文集——就像今天英國的「救世軍」用一些類似的文獻正以同樣的方式反對莎士比亞和其他「異教徒」一樣。你可能已經猜到，我不喜歡《新約全書》，我的趣味在評價這部最受尊崇、過分受到尊崇的文獻時竟然如此孤立，這幾乎使我心煩意亂，兩千年的趣味都在反對我。但是，這又有什麼用處呢？「我就是這樣，我不能是別樣。」我有勇氣保持我的不好的趣味。《舊約全書》——是的，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所有的人都十分尊崇《舊約全書》！在那裡我找到了偉人、英雄的場地，以及世上罕見的東西，這就是強有力的心臟的無可比擬的素樸和天真；更加可貴的是我發現了一個民族。反之，在《新約全書》里卻淨是些瑣碎的宗教事務，淨是些洛可可式的心靈，淨是些纏繞的角和古典的風格，淨是些秘密集會的氣氛，別忘了，偶爾也有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甜蜜氣息，這是時代的特徵（也是羅馬省份的特徵），既不是猶太人的也不是希臘人的。在《新約全書》中，恭順謙卑同妄自尊大並行不悖，對情感的喋喋不休幾乎使人發昏；這裡沒有熱情，只有熱情的歇斯底里，只有令人頭疼的啞劇；顯然這裡每個人都缺乏良好的教養。人們怎麼可以像這些虔誠的小市民一樣對他們的小小不言的越軌行為如此大驚小怪呢？沒有人過問此事，連上帝也不會。最後，他們這些渺小的外省佬竟然希望得到「永恒生命的桂冠」。可是他們要這幹什麼？他們有什麼理由這樣要求？任何非分之想都是不可能的。假如有一個「不死的」彼得，那麼誰來養活他呢？這些小人物有著讓人發笑的野心：這種野心先咀嚼他們的私慾和愚笨，他們的悲哀和悠閒的憂慮，好像自在之物的職責就是關心他們，因為這種野心不知疲倦地把上帝本人也卷進他們微不足道的悲傷中去，而且經常對趣味低劣的上帝稱兄道弟！這些猶太人，而且不單是猶太人，用嘴和爪子和上帝糾纏不休！在東亞有個弱小的被輕視的「異教民族」，這些早期的基督徒可能從他們那裡學到了某些有價值的知識，學到了某些崇敬的機智。正像基督教的傳教士所證實的那樣，這些民族根本不容許他們自己說出他們的上帝的名字。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太絕妙了，的確是這樣，這種做法不只是對「最早的」基督徒而言是絕妙的：為了舉一個相反的例子，我們可以回想一下路德，這位德國曾經擁有過的「最雄辯」而且最活躍的農民，回想一下他說話的音調，他在和上帝對話時恰恰最喜歡使用這種音調說話。路德對教會中那些中間聖徒的反叛（特別是對「那魔鬼的豬玀，教皇」的反叛），毫無疑問，歸根結蒂是一個粗野的傢伙的反叛。這個傢伙討厭教會的優良的禮節，散發著僧侶味道的崇敬禮儀，因為這些禮儀只允許貢奉聖職和沉默寡言的人進入最神聖的境地，而將那些粗野的傢伙拒之門外。在這兒永遠不許聽到這樣的話——然而路德這個鄉巴佬卻非要改變這種情況。他認為那些禮儀不夠德國化：他首先要直接說話，要自己說話，要和他的上帝「隨意」交談。於是他這樣幹了。正如人們所猜測的，禁欲主義理想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是培養良好趣味的學校，更不是培養優雅舉止的學校——它充其量不過是培養僧侶行止的學校，在它的肌體中有某種東西使它成為一個良好舉止的死敵——這種東西就是：缺乏分寸，反對分寸，它本來就是一種「不能更極端的東西」了。 二十三 禁欲主義的理想不僅敗壞了健康和趣味，而且敗壞了第三種、第四種、第五種和第六種東西——我要小心，別說它敗壞了一切（當我數到最後的時候）。我在這裡所揭露的並不是禁欲主義這種理想的後果。我只是要揭露禁欲主義的理想所包含的意義，它提倡什麼，在它的背後、下面、裡面都隱藏了什麼，揭露它為什麼會有這些暫時的、曖昧的、充滿疑問和誤解的表達。只是因為這個目的我才不怕費事地讓我的讀者看看它那可怕的後果，也就是它那致命的後果：我這麼做只是為了使讀者對它的最後和最可怕的方面有所準備，我這裡所指的這個方面就是它（禁欲主義理想）的意義問題。禁欲主義的理想的強力，它那強力的可怕的力量到底有什麼意義？為什麼它會得到這麼廣闊的活動空間？為什麼沒有對它實施更強的扼制？禁欲主義的理想表達了一種意志：哪裡有表達相反的理想的相反的意志呢？禁欲主義理想有一個目的——它流傳甚廣，按它的標準衡量，人類存在的其他一切利益都顯得渺小和狹隘；它無情地引導著時代、民族和人類向著這一目的前進，不允許有其他的解釋和其他的目的，它只根據它的解釋來拒絕、否定、肯定和確認（世上還到底有沒有比它更始終一貫的解釋體系？）；它不屈服於強力，相反地，它只相信它自己對於任何強力的優先權，只相信它關於任何強力的無條件的等級秩序——它只相信地球上所有的強力只有從它那裡才獲得了一種意義、一種生存權、一種價值，以此作為完成它的工作的工具，作為實現它的目的、那唯一目的的道路和手段。這種完整封閉的意志、目的和闡釋系統的對立面在哪裡呢？為什麼缺少對立面呢？那另外「一個目的」又在哪兒呢？但是，有人告訴我，並不缺少對立面，它不僅發動了一場曠日持久而順利的反對禁欲主義理想的戰爭，而且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已經戰勝了禁欲主義理想：我們的全部現代科學證實了這個事實——現代科學，就像真正的現實哲學一樣，顯然只相信它自己，顯然只對它自己抱有勇氣和意志，而且直到今天，沒有上帝、來世和否定的德行，它也維持得挺好。然而，人們所使用的這些喧鬧和鼓動家的空談並沒有影響我：這些現實的鼓吹家都是些蹩腳的音樂家，他們的聲音雖然可聽，但卻並不是發自內心，他們所說的話並不是發自科學良心的深谷——因為科學良心今天是一個深谷——「科學」這個詞在這些鼓動家的嘴裡簡直就是一種淫亂、一種濫用、一種無恥。恰恰和禁欲主義理論所堅持的相反的真實情況是：科學今天根本就沒有自信，更不會有一種超越自己的理想了——無論在哪裡，科學仍然是激情、愛欲、熱情、痛苦，它就不會是禁欲主義理想的對立面。相反地，它卻是禁欲主義理想的最新、最高貴的形式本身。對於你們來說，這聽起來很陌生吧？在今天的學者中有許多勇敢而謙虛的勞動者。他們喜歡自己的小角落，而且因為他們喜歡自己的角落，所以他們偶爾會不怎麼謙虛地大聲提出他們的要求。他們說，今天，每個人都應該感到滿意，尤其是在科學中感到滿足，因為在科學裡有相當多有益的工作可做。對於這一點，我並沒有異議；我最不願意敗壞這些誠實的勞動者的工作興趣，因為我喜歡他們的工作。但是，在科學中需要艱苦勞動的事實，以及在科學中有許多心滿意足的勞動者的事實，絕對不能證明，科學作為整體今天已經有了一個目的、一種意志、一種理想、一種對偉大信仰的激情。正如我已說過的那樣，事實恰恰相反：假如科學不是禁欲主義理想的最近表現形式——但是，這些是罕見的、高貴的和精選的情況，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整個判斷就可能被扭轉過來了——那麼，科學今天就是各種各樣的厭倦情緒，沒有信仰、懊悔和壞良心等等的庇護所——它是沒有理想所產生的煩躁不安，是缺乏偉大的愛而帶來的痛苦，是對於一種被強制的滿足的不滿。噢！科學今天沒有掩蓋一切嗎？科學至少試圖掩蓋了多少東西！我們的最優秀的學者的精明幹練，他們的極其衝動的忘我勞動，他們那不分晝夜耗盡精力的苦幹，他們的極其熟練的技巧本身——他們這一切的真正目的常常就是阻止他們自己繼續發現某些東西！科學是一種自我麻醉劑，你們了解這點嗎？任何一個和學者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你有時會因為一個無關緊要的詞而深深刺傷他們，人們認為是對他們博學的朋友表示尊敬的地方，卻往往會激怒他們，人們使他們發怒只因為太粗心，沒猜到是和誰打交道，我們是在和受難者打交道。然而他們不願意承認他們自己是受難者，是和被麻醉的、喪失理智的人打交道，他們只害怕一件事，那就是恢復知覺。 二十四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另一面，看看我說過的那些罕見的情況，今天，在哲學家和學者中還有一些最後的理想主義者，也許我們應該在他們中間尋找禁欲主義理想的對手，尋找反對禁欲主義的理想主義者。事實上，這些「不信神的人」（因為他們都不信神）正是這樣看待自己的。反對禁欲主義理想似乎正是他們最後的一點信仰。他們在這個問題上越是認真，他們的言行就越是激烈——但是，並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說他們的信仰必然是正確的。我們這些「知情者」正是要對各種各樣的信仰者表示懷疑。我們的懷疑已經一步又一步地使我們得出了和人們以前已經得出的結論相反的結論。就是說，無論在哪裡，只要信仰的力量過分強大，我們就能推論出一種可以證明的軟弱，甚至能推論出信仰對象的虛假性。我們也並不否認，信仰「使人得到拯救」。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否定信仰能證實某種東西——一種強大的、拯救人的信仰會引起人們對其所信仰對象的懷疑，信仰無法建立它的「真理」，它只是建立了某種可能性——某種幻覺。現在這些情況的形勢又怎樣呢？這些今天的否定論者和有著怪癖的人，這種對於一種東西——理智的純潔性的執著，這種構成我們時代的榮譽的堅強的、嚴厲的、節慾的、英雄的精神，所有這些蒼白的無神論者、反基督主義者、非道德主義者、虛無主義者，這些精神的懷疑論者、遲疑不決者（ephectics)、肺病患者（在某種意義上，不僅在整體上而且在個體上，他們都屬於後者），這些認識的最後的理想主義者，只在他們身上今天還棲息著、活躍著理智的良心——事實上，這些「自由的、非常自由的精神論者」，他們相信自己儘可能擺脫了禁欲主義理想，可是我卻要告訴他們一個他們自己不可能看到的事實——因為他們站得離自己太近了而看不到這一事實：禁欲主義理想恰恰也就是他們的理想，今天，也許不是別人，正是他們體現了禁欲主義理想，他們自己就是禁欲主義理想的最精神化的怪胎，是一群禁欲主義理想的先鋒戰士和偵探，是這種理想的最危險、最溫柔、最不可思議的誘惑形式：如果說我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解謎人的話，那麼，我將是使用這句話的猜謎人！很久以來就沒有過自由精神者，因為他們仍然相信真理。當基督教的十字軍在東方碰上那個不可戰勝的暗殺者宗教團體（那是一個卓越的自由精神教團，它的下層成員的服從程度超過任何其他的僧侶教團）時，他們也通過某種方式得到了那隻被上層成員作為機密而保留的關於那種象徵和符契詞的暗示：「沒有什麼是真的，一切都是允許的。」好啊，這才是精神的自由，因此連信仰都宣布廢除真理……事實上，也許一個歐洲人，一個基督教的自由精神者曾經迷失在這句話和這句話迷宮般的後果之中？他能憑經驗認出這座地獄中的米諾陶洛斯嗎？我對此表示懷疑，不，我知道的正好相反：這些偏執的盲信者和這些所謂的「自由精神者」恰恰和自由以及自由的解脫風馬牛不相及，毋庸置疑，他們被牢牢地束縛在這裡，他們對於真理的信仰的執著和絕對狂熱那是空前絕後無人可比。也許由於離得太近，我非常了解這一切：那令人尊敬的哲學家的節慾（對他承擔義務的一種信仰），那種理智的斯多噶主義（它最後禁止否定就像禁止肯定那樣嚴厲），那種永遠面對現實、面對野蠻的事實的願望，那種被法國科學當作一種道德優勢而凌駕於德國人之上的「小事」宿命論（就像我稱之為小宿命論那樣），那種根本放棄解釋的行為（亦即放棄暴力侵犯、放棄修改、放棄剝奪、放棄省略、放棄填塞、放棄發明、放棄偽造，以及一切其他本質上屬於解釋行為），所有這一切一般地說恰好表達了道德的禁欲主義，和其他任何一種對感性的否定完全一樣（說到底，它只是這類否定的一種模式）。但是，那個強迫它們表達禁欲主義的絕對的真理意志，就是對禁欲主義理想本身的信仰，雖然這種信仰採取了它的無意識命令的形式，對此，人們並沒有欺騙自己，這是對一種形上學的價值的信仰，是對於真理的價值本身的信仰，這是這種理想唯一接受和確認，並與之共存亡的價值。嚴格地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種「沒有前提」的科學，這種科學是無法想像、不合邏輯的，總是先必須有一種哲學，一種「信仰」，因而使科學可以從中獲得一種方向、一種意義、一種界限、一種方法、一種存在的權利。（如果哪位對此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那位試圖把哲學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基礎」上的先生，首先就必須讓哲學大頭朝下，而且不光是哲學，就連真理本身也得這樣：這可是對這兩位如此值得尊重的女性的莫大失禮！）是的，事實確實如此——這裡，我想引用我的《快樂的科學》一書中的一段話（參見該書第5章第263頁）：「那個大膽而嶄新的、真實的人，科學信仰假設了他的存在，從而使他可以肯定另外一個世界就是生命世界、自然世界和歷史世界；而且就他肯定這個『另一世界』的存在而言，怎麼樣？他必須因此而否定它的對立面，即我們這個世界嗎？我們關於科學的信仰仍然是建立在一種形上學的信仰之上的——今天，甚至我們這些認知者，這些無神論者和反形上學者，甚至我們的火也是取之於那千年的古老信仰點燃的火堆，取之於基督教信仰，也即柏拉圖的信仰，信仰上帝是真理，而真理是神聖的……但是，且慢，如果正好是這種信仰變得越來越不可信，如果虛無證明自己是神聖的，如果上帝本身在證明自己是我們最古老的謊言；那麼，結果可能就是謬誤、盲目和謊言？」在這裡有必要停頓一下，而且仔細地審視一下形勢。看起來現在就連科學本身都需要為自己作一番辯護（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對科學的這種辯護已經存在）。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參考一下最古老和最新的哲學家：他們全都沒有認識到真理意志本身就需要一種辯護，在所有的哲學中都有這麼一個漏洞——這個漏洞是怎麼產生的呢？因為迄今為止，禁欲主義理想仍然統治著所有的哲學，因為真理被固定為存在、上帝、最高當局本身，因為真理不允許受到質疑。你知道這個「允許」嗎？——目前，在信仰禁欲主義理想的上帝遭到了否定的地方，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這就是真理的價值問題。對真理意志有必要進行一番批判，讓我們像下面這樣來規定一個我們的任務：我們試圖對真理的價值提出質疑……（如果哪位讀者覺得我在這裡講得太簡略，我建議他再讀一下《快樂的科學》中標題為「我們為什麼依舊虔誠」那一節，第260頁以下各頁，最好是讀一讀該書的第5章，還有《曙光》一書的前言。） 二十五 不！別拿科學來說服我，在我尋找禁欲主義理想的天敵時，在我發問「什麼地方存在表達其相反理想的相反的意志」時，科學長期以來作繭自縛，根本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歸根結蒂，科學首先需要一種價值理想，一種創造價值的強力，而且藉助於它們，科學才能獲得自信——科學本身決不會創造價值。科學和禁欲主義理想之間的關係本來就不是對立的，科學其實主要還是表現了那種理想的內在發展的推動力量。更加仔細的考察表明，科學所反對和抗爭的與理想本身根本無關，而只和那種理想的外圍工事、它的外見、它的偽裝遊戲有關，只是它暫時的僵化、本質化、教條化。科學使理想中的生命重新獲得了自由，因為它否定了理想的大眾化的東西。我已經明確地說過，科學和禁欲主義理想這兩者本來就生長在同一片土地之上。就是說，它們同樣過分推崇真理（更確切地說，它們同樣信仰真理的不可貶低性和不可辯駁性），正是這種共同信仰使他們必然地成為盟友——因此，在他們遭到攻擊時，他們必定始終共同受到攻擊和詰難。貶低禁欲主義理想的價值不可避免地也會導致貶低科學的價值，對此，我們現在可要擦亮眼睛，豎起耳朵！（關於藝術，我在前面說過，我想另外找個機會再詳盡地討論它。關於藝術，我再說一遍，謊言在藝術中得到了神化，矇騙意志得到了好心的支持，藝術比科學更徹底地反對禁欲主義理想。柏拉圖這個歐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藝術的敵人，憑直覺感受到這一點。柏拉圖對抗荷馬，這是完全的對抗，真正的對抗——一方是「彼岸」的最佳意志，生命的偉大中傷者，另一方是生命的無意識的讚頌者，金色的大自然。因此，以一種藝術家的殷勤為禁欲主義理想服務就是藝術家的絕對腐敗，可惜這又是一種最常見的情況，因為沒有誰比藝術家更容易被腐化。）從生理學角度來看，科學和禁欲主義理想建立在同樣的基礎之上，它們都以某種生命的貧瘠化為前提——都需要冷卻激情，減速，用辯證法取代直覺，把嚴肅認真刻在表情和行動上（嚴肅認真，它準確無誤地標示了艱難的物質代謝，標誌了奮爭著的、艱苦勞作著的生命）。考察一下在一個民族的歷史中，學者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的時期，我們就會看到：這些時期常常是這個民族力量衰竭的時期、日薄西山的時期、走向沒落的時期——空前旺盛的精力、對生命的信心、對未來的信心都煙消雲散了。清朝官吏執掌權柄絕不是什麼好事情，同樣，民主制的出現，以和平仲裁法庭代替戰爭，婦女的平等權利，以同情心看待宗教，以及其他一切生命衰竭的徵兆都不是什麼好事情。（在這裡，科學出了問題：科學的意義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請參看《悲劇的誕生》的前言。）不！這種「現代科學」——請你仔細看著它——目前正在充當禁欲主義理想的最佳同盟，而這恰恰是因為它最沒有意識，最缺乏自由意志，最秘密，最隱蔽！這些「精神窮光蛋」和那些禁欲主義理想的科學對手至今一直在玩一種遊戲。（順便說一句，人們應該留意，不要認為這些對手就是這種理想的對立面，就是什麼精神貴族，不，他們不是，我管他們叫精神肺癆病患者。）科學的這些著名的勝利毫無疑問是勝利——但是，這是對誰的勝利？禁欲主義的理想根本就沒有被戰勝，反而因此變得更加強大，也就是變得更加驚人、更加機智、更加難對付，結果總是有一堵牆、一道外圍工事，科學總是無情地摧毀、拆除這些包圍這種理想、改造它的外表的牆和外圍工程。是否真的有人相信，神學天文學的失敗就是禁欲主義理想的失敗？……也許是人變得不再那麼需要一種彼岸的結局來解開他的生存之謎，因為自從那時起這種生存已經變得更加無足輕重，更加偶然，在事物的外在秩序中更加可有可無？難道人的自我貶低，人的自我貶低的意志不正是自哥白尼以來而不斷加劇的嗎？啊，對人的尊嚴的信仰，對人的獨特性的信仰，對人在生物系列中的不可替代的信仰已經消失了——人變成了動物，無可比擬、不折不扣、毫無保留地變成了動物，根據他早年的信仰，他幾乎就是上帝（「上帝之子」「半神半人」）。自哥白尼以來，人似乎被擱在一個斜坡上——他越來越快地滾離了中心地位——滾向哪？滾向虛無？滾向「對他自己的虛無性的穿透性的感覺」？看哪！這不正是直接通向他的舊理想的道路嗎？ 所有的科學（而且絕不只是天文學，關於天文學的詆毀和貶抑作用，康德曾經做過精闢的論述：「它消滅了我的重要性。」），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非自然科學——我指的是對認識的自我批判——現在都開始勸告人們放棄他現在還保持的自尊，好像這種自尊只不過是一種怪癖。人們甚至可以說，科學有它的獨特的驕傲，還有它獨特的斯多葛式的清心寡欲的嚴肅形態，這是因為人要把這種經過辛勤努力而獲得的自我蔑視作為人的最後的、最嚴肅的對自尊的要求來加以保留（他其實有權這樣要求，因為蔑視者始終是一個人，他沒有忘記自尊）。但是，所有這一切包括和禁欲主義理想相對立的任何真正的努力嗎？人們真的還會相信——就像神學家曾一度自誇的那樣——康德戰勝諸如「上帝」「靈魂」「自由」「靈魂不死」等神學教條主義概念真的損害了那種理想了嗎？——我們暫且不談康德本人是否也只有這種打算。可以肯定的是，自康德以來，各種各樣的先驗論都成了贏家——他們都從神學中解放出來，多麼幸運！——康德向他們透露了那條秘道，他們現在可以通過這條秘道自己負責和根據最佳的科學規則來追求「他們內心的願望」了。同樣地，作為未知物和神秘物自身的崇拜者的不可知論者，假如他們現在把問號本身當作上帝來膜拜，那麼現在誰還能來指責他們呢？（克薩弗·多丹有一次曾談到劫掠，他說，劫掠已經產生了「習慣於讚美無知，呆呆地停留在簡單無知」的後果。他認為，古代人必須被免除這些劫掠。）假如人所「認識」的一切不是滿足他的願望而是違背他的希望並威脅他，那麼這一切該是多麼神聖啊！這一切的責任不能在「希望」中，而只能在「認識」中尋找！「世界上沒有知識，因而有一個上帝！」——多麼新奇巧妙的詭辯！禁欲主義理想的多麼輝煌的勝利！ 二十六 也許全部現代史學著作指出了一種更信任生命、更信任理想的態度？它的最高貴的要求現在成為一面鏡子；它拒絕了一切神學；它不想再「證明」什麼；它羞於扮演法官，而這證明了它的趣味高雅——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它肯定事實，它「描述」事實……這一切都屬於一種更高級的禁欲主義。但是，同時是一種較高級的虛無主義的，對此，我們不要搞錯！你看到了一種悲哀的、生硬的，但卻堅定的目光——一隻向外探求的眼睛，一位孤獨的北極探險家向遠方眺望的眼睛。（也許為了不向內探求，為了不回顧？）這兒一片銀白，這兒生命沉默了；這兒喊出的最後的聲音是：「為了什麼？」「徒勞！」「什麼也沒有！」這兒沒有什麼東西生長繁榮，最多只有聖彼得堡的政治玄學和托爾斯泰的「同情心」。但是，就另外一種歷史學家而論，他們也許是更「現代化」的那種，他們是一群享樂的、貪慾的，既向生命頻送秋波又和禁欲主義理想勾勾搭搭的歷史學家，他們把「藝術家」這個詞當手套用，而且他們現在純粹是為自己才租用那對沉思的讚美：啊，這些甜蜜的精神富人甚至對禁慾者和冬日的景色也懷有怎樣的渴望啊！不！讓這些「沉思的」民族見鬼去吧！我為什麼還要和這些歷史虛無主義者一起穿過那陰暗、灰濛濛而冰冷的煙幕？是的，假如我必須作出選擇的話，那麼，我不妨去傾聽一種純粹非歷史的、反歷史的東西。例如，聽聽一個像杜林這樣的人，他的聲音目前在德國迷惑了一群還很膽怯，還是秘密的「美好心靈」，他們是受過教育的無產階級中的那些無政府主義者。「愛沉思的那些人」比他們壞一百倍——我想不出別的什麼能比這種人更令人噁心：他就像一把客觀的「扶手椅」，一種散發著香水味的玩弄歷史的人，一種半是牧師半是色情狂，類似雷娜牌香水的人，他那讚許的又高又尖的假聲暴露了他缺什麼，他哪兒缺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命運女神將會在哪兒無情地動剪子，啊！太像外科醫生在使用剪子了！這種場面敗壞了我的興趣和耐心，誰在這兒無所損失就讓誰在這耐心地看下去吧！——這種場面令我憤怒，這種「觀眾」迫使我反對「戲劇」，而且不僅是戲劇（歷史本身，這點誰都清楚），不知不覺地阿那克里翁式的歡樂情緒感染了我。大自然給公牛以其角，給獅子以其利爪，為什麼大自然要給我以腳呢？……據神聖的阿那克里翁說，這不僅僅為了逃跑，而且是為了踐踏！為了踐踏那腐朽的扶手椅，為了踐踏膽怯的沉思，為了踐踏對歷史的貪婪的閹割，為了踐踏和禁欲主義理想的調情，為了踐踏軟弱無能所偽裝的公正！我對禁欲主義理想非常敬重，只要它是真誠的！只要它是自信的並且不用滑稽戲矇騙我們！但是，我討厭所有這些賣俏的臭蟲們，它們野心勃勃地妄想使臭蟲聞著像無限，最終使無限聞著像臭蟲；我討厭精心裝扮來粉飾生命的墳墓；我不喜歡裹著智慧，用「客觀的」眼光看待事物的疲勞者和精力耗竭者；我不喜歡打扮成英雄的鼓動家，他們的稻草頭上戴著理想的隱身帽；我不喜歡野心勃勃的藝術家，他們想表現禁欲主義者和僧侶，而實際上只是悲劇中的小丑；我也不喜歡那些最近冒出來的理想的投機者，反猶太主義者，他們現在正在翻著他們的基督徒的、雅里安種的、市儈式的白眼，而且他們濫用最廉價的宣傳伎倆、濫用道德姿態，試圖用這些使任何人都難以忍受的方法鼓動人民心中的各種野性。（這一切騙術在今天的德國之所以仍然能夠奏效，這和德國精神的幾乎不可避免而且已經開始的萎縮有關，我要在一種報紙、政治、啤酒和瓦格納的音樂混合而成的極其特殊的食品中尋找這種萎縮的原因，不要忘記，是什麼為這種食品提供了前提條件：一度曾經是民族的壓抑感和虛榮心，是強大但又狹隘的「德國、德國至上」的原則，不過後來就成了「現代觀念」的震顫性麻痹。）歐洲今天在刺激工具方面特別富裕而又有創見，好像興奮劑和酒精是最必不可少的了，因此對理想這種高度數的精神酒精的大規模的偽造也是最不可少的了。因此，四處瀰漫的這種討厭的、噁心的、騙人的、假酒精味的空氣也是最不可少的了。我想知道，如今必須從歐洲輸出多少船偽造的理想主義、英雄戲裝和吹牛用的撥浪鼓，必須輸出多少噸裹著糖衣的精神同情心（其商標是：痛苦的信仰），必須輸出多少供智力遲鈍者使用的木製假腿，即「高貴的憤怒」，必須輸出多少扮演基督教道德理想的戲子，歐洲的空氣才會重新得以澄清……顯然，這種生產過剩為一種新的貿易提供了可能，顯然，和小小的理想偶像，以及屬於「理想主義者」有一筆新的「生意」可做——別錯過了這個機會！對此誰有足夠的勇氣？使整個地球「理想化」的可能已勝券在握！但是，關於勇氣我說了什麼呢？在這兒我們只需要一樣東西，這就是手，一雙靈巧的、非常靈巧的手…… 二十七 夠了！夠了！讓我們離開這些最現代的精神的珍品和綜合物吧，它們既讓人發笑，又令人不快，我們的問題恰恰用不著它們，關於禁欲主義理想的意義的問題和今天、和昨天有什麼關係呢？我要在另外的地方對那些東西作更徹底、更嚴厲的批判（以「論歐洲虛無主義的歷史」為題；讀者為此可以參考我正準備寫的一本書，《權力意志，重新評價一切價值的嘗試》）。我在這裡必須指出的唯一理由是：即使在最高的精神領域裡，禁欲主義理想始終也只有一種真正的敵人和災星，這些人就是扮演這種理想的戲子們——因為他們引起了人們的懷疑。除此而外，凡是精神如今在進行著嚴格的、強有力的、真誠工作的地方，它都徹底排除了理想主義——這種禁慾行為的普遍表示就是「無神論」——除了它的真理意志。但是，如果你們相信我，那麼，這種真理意志，這種理想的殘餘正是那種禁欲主義理想自身的最嚴厲、最精神的形式，是其絕對機密的形式，是其拆除了一切外圍工事的形式，因此它不僅是那種理想的殘餘，而且是那種理想的核心。因此，絕對正直的無神論（我們這些本世紀的最有才華的人們也只能呼吸到它的氣息！）並不像表面上那樣反對禁欲主義理想，恰恰相反，無神論只是那種理想的最後發展階段，是它的合乎內在邏輯的最終結果——它是對兩千年來真理所培育的災難產生的敬畏，其後果是禁止它本身信仰上帝的謊言。（在印度也存在同樣的發展過程，而且完全是獨立的，因而具有某種實證價值；在印度，同樣的理想導致了同樣的結局；其關鍵性的時刻比歐洲紀元早五百年就達到了，如果以佛陀，不，更準確地說以桑基阿哲學為開端，後來佛教把這種哲學普及化並使之成為一種宗教。）這裡，我要十分嚴肅地提出一個問題：到底是什麼戰勝了基督教的上帝呢？答案就在我的《快樂的知識》第290頁上。「正是基督教道德本身，正是始終不斷在嚴肅化的關於真的概念，正是被不惜一切代價翻譯成科學良心，升華為理智的純潔的基督教良心的坦白的斯文。自然被看成是上帝仁慈和關照的證明；歷史被解釋成神聖理性的榮譽，解釋成一種道德世界秩序和道德的終極目的的永恆證明；解釋我們自己個人的經驗，就像虔誠的人們長期對之進行解釋的那樣，似乎所有的安排、所有的暗示、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為了拯救靈魂而特意發明、特意安排的：所有的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這一切有點喪良心，而且所有高尚的良心都認為這種良心是不正派的、不光彩的，都是謊言、女權主義，都是軟弱、膽怯——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使我們成為優秀的歐洲人和歐洲最悠久最勇敢的自我征服的後代，那就是這種嚴格。」……所有偉大的事物都出於自身的原因，出於一種自我取消的行動而毀滅，生命的法則，生命本性中那必不可少的「自我征服」的法則也不例外——最後的呼籲總是向著立法者本人發出的：「打開你自己曾觸犯過的法律吧！」基督教作為教條就這樣由於自身的道德而衰落，出於同樣的原因，基督教作為道德今日也必定走向衰亡——我們正站在這一事件的門檻上。基督教的真實性在得出了一個又一個的結論之後，必定要得出它的最後、最強有力的結論，針對它自己的結論，不過，只有在基督教提出「真理意志的含義是什麼」的問題時，它才會得出這種最後的結論。我的不曾相識的朋友（因為我還不知道我是否有朋友），我在這裡再次碰上了我的問題，我們的問題：如果我們整個存在的意義並不意味著我們身上的那種真理意志本身成了意識領域的問題，那麼，我們的整個存在又有什麼意義呢？毋庸置疑，在真理意志從現在起獲得自我意志時，道德就已開始衰落了：為下兩個世紀的歐洲而保存下來的那出偉大的百幕戲劇將是所有戲劇中最恐怖、最神秘，而且也許是最有希望的戲劇。 二十八 如果你剔除禁欲主義理想，那麼，人，人這種動物迄今為止都還沒有意義，他們在地球上的存在不包含目的。「人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人和地球缺乏意志；在每一個偉大人物的命運背後都迴響著像一首頌詩一樣的一個更大的聲音：「徒勞！」禁欲主義理想恰恰意味著缺少點什麼，意味著一大片空白包圍著人——他不知道如何為自己辯護，如何解釋自己、肯定自己，他為了沒有解決自己存在的意義這個難題而深感痛苦。他也以其他方式痛苦，他從根本上說是一個患病的動物。但是，他的問題並不是痛苦本身，而是面對「我們為什麼痛苦」這種大聲提問無以回答。人這個最勇敢、最善於忍受痛苦的動物，他並沒有否定痛苦本身。他想要痛苦，他甚至以痛苦為樂，倘若有人給他指出痛苦的意義，痛苦的目的。正是痛苦的無意義而不是痛苦本身至今成了長期壓抑人類的災難——而禁欲主義理想給人類提供了一種意義！直到現在，它仍然是人類唯一的意義；但是，任何意義都比沒意義好；無論怎麼說，禁欲主義理想都是有史以來最優秀的「最好的」理想。在禁欲主義理想中，痛苦找到了解釋，巨大的真空似乎得到了填充；所有通向自殺的虛無主義的門都被關閉了。毋庸置疑，解釋同樣帶來了新的痛苦，更深刻、更內向、毒更大、更腐蝕生命的痛苦：它把所有的痛苦都歸之於罪過……但是，儘管如此——人還是因此而得到拯救，他獲得了一種意義，從此他不再是風中飄零的一片葉子，不再是一種胡鬧的、「無意義」的玩偶，他從現在起可能有某種追求了——至於他所追求的內容、目的和方法是什麼，暫時還無關宏旨，關鍵是追求本身獲得了拯救。我們絕對不能再閉口不談那全部追求實質上所要表達的東西了，禁欲主義理想勾引這種東西去仇恨人類，甚至去仇恨動物、仇恨物質；禁欲主義理想勾引它厭惡感性、厭惡理性本身，害怕快樂和美，勾引它擺脫一切幻覺、變化、生成、死亡、希望，甚至追求本身——讓我們鼓起勇氣去把握這一切：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一種虛無的意志，一種反生命的意志，一種對最基本的生命前提的否定。但是，它是而且仍然是一種意志！……最後要說的還是我在開頭說的那句話：人寧可追求虛無，也不能無所追求。 * * * (1)　皮格馬利翁是希臘傳說中的雕刻家，賽普勒斯之王，他愛上了他自己雕刻的象牙女郎。 (2)　叔本華的《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出版於1819年。根據本書德文注釋，尼采所引用的是1873/1879年由Frauenstädt主編的《叔本華全集》。 (3)　伊克西翁是希臘傳說中的拉皮泰人之王，因犯有種種罪惡，被打入地獄，纏在永遠轉動的火輪上。 (4)　羅怙羅，梵文是Râhula，原是佛祖釋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 (5)　阿耳忒彌斯是古希臘神話中最著名的女神之一。 (6)　1348—1349年歐洲流行「黑死病」。 (7)　居林克斯（Arnold Geulincx）是17世紀荷蘭哲學家，他贊同宗教改革，是偶因論的主要代表，即認為上帝的調節使得思維實體和廣延實體發生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