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與洋鬼子 · 第二十二章　國民革命（1926—1927）

（1928年1月） 瑞典人反抗外國入侵的歷史長達500多年，這不由地讓人聯想起當今中國人反抗外辱的鬥爭。 中世紀早期在瑞典的比爾卡（Birka），外國人的影響無處不在。明眼的觀察家一定會有這樣的印象：比爾卡不像是一個瑞典的城市，它倒像一個（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弗里斯蘭人（Frisian）的「租界」。可以明確地說，外國人在比爾卡的影響特別重要。在漢語裡，對外國人的稱呼是「從外面來的人」。就像目前在中國北方一樣，他們帶來了新時代的知識和精神力量。瑞典最早的貨幣鑄造，就是模仿外國的圖案；瑞典早期也有從國外來的大量傳教士，他們的目的是在瑞典傳播基督教。這兩點與當今中國的情況有明顯的相似，主要表現在中國出現各式各樣的外國銀行、中外合資銀行以及大量的外國傳教士。 如果我們轉到瑞典古城錫格蒂納（Sigtuna），它繼承了比爾卡的傳統，我們甚至會發現更明顯的跡象，表明外國人曾在此居住。眾多灰色岩石砌成的教堂，訴說著它昔日的歷史：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一起生活在此，就像現在的北京和上海一樣。這些教堂具有鮮明的特色，上帝和城堡融為一體，讓人想起了北京的救世主教堂——俗稱「北堂」。1900年，義和團攻入北京時，北堂躲過一劫。錫格蒂納古城裡那些篆刻日耳曼語的石碑仍然矗立在那裡，講述著弗里斯蘭人慶祝宗教節日的故事。因此，它也是弗里斯蘭人在瑞典土地上行使行政管理權的象徵。這不由地讓人想起了天津、漢口和中國其他「條約口岸」的租界。 在瑞典維斯比城城外靠近城牆的地方，當地外國殖民者設立了某種形式的軍事分界線，以保護城內外國人不受哥特蘭島上農民的侵擾。這些軍事分界線有些類似於北京使館區周圍的城牆、護城河以及牆外的斜坡，也是緩衝區；在維斯比城，也有許多教堂廢墟。它們在默默講述著那些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曾經在此生活的故事。 根據《馬格努斯·埃里克松法典》（Law of Magnus Eriksson），有一半的市政官員和市議員必須是德國人，這種情況類似於當時上海市議會的情況，中國人和外國人各占一定的比例。 在瑞典梅克倫堡王朝阿爾伯特國王（Albrekt of Mecklenburg）統治時期，不僅是德國人在貪婪地攫取權力，掠奪土地，就連瑞典部落酋長們也都如此。例如，馬格努斯四世統治時期皇家議會主席博·瓊森·格里普（Bo Jonsson Grip）同過去十年間中國最貪婪的獨裁者不相上下。當時瑞典語中最糟糕的一個表述是，「法律就在長毛的尖上」，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公正掌握在士兵的刺刀上」。換言之，河南農民自衛組織紅槍會的誕生，亦是深受兵匪之患之深所致。他們不問青紅皂白，見兵就殺，這同中世紀歐洲瑞典的情況有相似之處。 從1916年到1925年，這十年期間的中國，軍閥混戰，橫徵暴斂，今日把酒言歡，明日兵戎相見，爭得你死我活。中國目前的狀況，讓人看到了中世紀歐洲的影子。如果用瑞典作家斯文·拉格賓（Sven Lagerbing）對卡爾·克努森八世（Karl Knutson）時代的評論來描述中國這十年間的軍閥混戰，那是再準確不過了：「奸詐貪婪、無惡不作、毫不忠誠。絲毫不熱愛自己的國家，打著忠誠的幌子，把國家變成了一個野獸橫行的可怕洞穴。在這個地方，美德和榮譽這些詞變得毫無意義。」 由於古斯塔夫·瓦薩嚴重依賴強大的漢薩商業同盟（Hanseatic League），所以，他被迫允許漢薩同盟以零關稅將產品帶入瑞典。目前中國的關稅同瑞典當年的情況非常相似。在1900年鎮壓了義和團運動後，外國勢力控制了中國的關稅。但到了20年代，外國人對中國關稅的影響力處在崩潰的邊緣。 讓我們再回到瑞典的歷史。經過五百年的鬥爭，1536年，瑞典人在古斯塔夫·瓦薩的領導下，打敗了漢薩同盟。至此，瑞典民族主義運動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即使一個未接受過正規歷史學訓練的人，也會樂於把瑞典人戰勝漢薩同盟同當今中國從外國列強手中奪回關稅自主權進行對比，把當今國民黨年輕將軍蔣介石同古斯塔夫相比，即使蔣介石永遠不會像古斯塔夫·薩瓦那樣，從丹麥人手中奪回斯德哥爾摩，打敗漢薩同盟。但是，這些比較至少會告訴我們，評判目前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時需要謹慎、合度。 由於兩個主要因素，孫中山建立的國民黨，起初主要集中在中國南方，但到了1926年時，已經成為中國內戰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一個是蘇聯因素。起初，蘇聯政府對中國革命的支持主要表現在資助「基督將軍」馮玉祥。但是，他們發現，這位勢力強大、痴迷基督教，但不可靠的將軍不會成為他們先前指望的中國強人。 1925年底，確實有一段時間，直系軍閥馮玉祥及其盟友幾乎要控制中國北方。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得力幹將郭松齡曾在1925年秋同馮玉祥秘密達成協議：即在馮玉祥攻打天津時，郭松齡會舉旗反奉。結果是，馮玉祥雖然占領了天津，但損失慘重。郭松齡指揮軍隊，曾一度逼近奉天。由於複雜的原因（特別是日軍背後突襲），郭松齡兵敗巨流河，同夫人一起被奉系所殺。 蘭州附近橫跨黃河的現代化鐵橋，是由比利時工程師設計建造的 1926年春，馮玉祥再度處於守勢。1926年夏，由於抵擋不住張作霖的進攻，馮玉祥退出北京南口關，向中國西北退卻，屯兵陝西、甘肅一帶。 馮玉祥訪問了莫斯科。初到莫斯科，蘇聯政府為其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但他離開蘇聯時卻收穫甚微。馮玉祥回到中國後，對基督教不再那麼狂熱，他開始反對在華外國勢力，但是效果甚微。這樣一來，蘇聯政府似乎覺得，要取得中國革命的成功，廣東的國民黨似乎比馮玉祥更可靠。 然而，我們必須謹慎，不要過分誇大蘇聯政府對於廣東國民政府直接或間接的幫助。蘇聯政府對國民黨援助的方式主要是派遣軍事顧問和政治顧問。徹底改組國民黨先前軍事薄弱的重任後來落到了蔣介石的身上，他是一位來自浙江的年輕將軍。 蔣介石帶領國民革命軍從東南沿海的廣東出發，一路行軍，打到長江流域，攻克武漢，取得了勝利。在第一階段行軍中，國民革命軍用鐵路運輸軍用物資；到了河南地界，特別是山隘之處，所有設備都改用人工搬運。這一切的物資運輸，都是廣東人用新穎獨特的辦法組織完成的。 中國北方的將軍們，如吳佩孚、張作霖等，過去常常強征苦力，搬運裝備。這些苦力既沒有薪水，也吃不飽，穿不暖，直到耗盡最後一絲力氣。這一切，加上暴力和掠奪，結果，北方軍隊所到之處，無不遭到民眾的憤恨。國民革命軍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他們有相對固定的搬運工，這些人往來於鐵路沿線車站，運輸物資。他們伙食好，定期會拿到薪水。因此，國民革命軍所到之處，物資運輸都會成為深受歡迎的一項工作。 如果說蘇聯政治顧問和軍事顧問對國民黨有什麼幫助的話，那麼，除了安排軍需物資和戰場指揮以外，最具決定意義的貢獻恐怕在於他們教會了國民革命軍如何進行有效的革命宣傳。國民革命軍在攻占城市前先派遣大量政治特工宣揚孫中山的理論。他們承諾給苦力們支付更多的工資，給農民分配更多的土地。這樣一來，國民革命軍很快就占領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的大部分地區。例如，在軍閥控制的長江重鎮漢陽（這裡有一個大軍火庫）、九江等地，未經激烈戰鬥，國民革命軍就成功占領了這些地方。 1926年8月，國民革命軍進軍湖北1，9月6日占領漢陽。由於手下叛亂、不聽將令，9月8日，心情鬱悶的吳佩孚逃離漢口。只有長江南岸的武昌，憑藉堅固的舊城牆，負隅頑抗，雖然撐了幾個星期，最終還是被革命軍攻克。 現在，吳佩孚被驅逐出長江流域。蔣介石可以騰出手來對付南京的軍事長官孫傳芳了。孫傳芳或多或少控制著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從9月到11月，國民革命軍攻打南昌。他們組織了三次強攻，最後占領了南昌。在11月初，九江不戰自降，國民革命軍占領江西。 此後，國民革命軍的軍事活動轉向浙江。12月，國民革命軍占領了浙江部分地區。1927年2月，占領浙江省會杭州。3月底，國民革命軍占領上海、南京。至此，國民黨占領了整個長江以南地區。 國民革命軍在向長江流域進發的過程中，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反對外國。國民黨的政治原則包括強烈譴責外國租界、治外法權等，這些很自然，從一開始就對外國抱有某種敵意，特別是反對英國。當時，英國被視為「帝國主義」最危險的代表。國民黨邀請蘇聯顧問加入，更加強化了對英國的敵意。 在長江沿岸，中國人對外國人有一種特別的敵意。公允地來說，我們必須考慮到普通民眾的心理。以前，在長江上航行的都是當地無棚小船、平底帆船、舢板船等。當外國人帶來他們的大蒸汽船時，整個長江航行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對這些變化的敵意，在長江上游宜昌地區尤為強烈。外國蒸汽船載重量大，幾乎占領了整個長江航道，許多平底帆船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外國侵略者的威脅，這也是事實。 然而，更糟糕的是，外國蒸汽船常常碰撞、甚至撞沉當地平底帆船，這種事情在宜昌段發生的尤為頻繁。因為宜昌段水流湍急，江水要穿過狹窄的山谷，外國蒸汽船通常要特別改裝功率大的發動機。很有可能，在一些有激流險灘的河段，蒸汽船為了確保自身安全，不可避免發生撞沉平底帆船的事件。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必須要理解，由於撞船事件造成了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所以，當地人對外國人的敵意確實廣泛存在。 也正是這個原因使英國、日本、美國等外國炮艇加強了對長江（特別是這些水域）的巡邏。中國人是一個自豪、敏感的民族，他們不願意看到在自己最好的河流上外國的艦炮在耀武揚威。 到目前為止，我只是講述了中國人對長江航道衝突事件的看法。但是，外國人也有抱怨的理由。他們認為，在過去，長江航道匪患不絕，在戰爭開始的那幾年，交戰各方軍閥有時會強征外國船隻為其運輸士兵或戰爭物資。 此外，長江流域，特別是上海，是中國的重要工業區，這裡有大量薪資微薄的勞工。很明顯，長江流域充斥著許多危險因素，很容易發生衝突。例如，早在1926年秋，中國南方局勢動盪，很多外國傳教士感覺到，他們的傳教活動幾乎無法進行，所以，很多人都回國休假了。 國民黨占領武漢三鎮武昌、漢陽、漢口後，發起了一場針對外國人的運動。工人罷工是常事。他們成立工會，提出了要求資方增加工資等合理要求。外國人所控制的幾個部門，如關稅、鹽業、郵政等，開始有所鬆動；反對傳教士的激烈宣傳也盛行一時。 1927年1月4日，在漢口，一些民眾圍攻英租界。除了當地一些志願者以外，英國領事館只有少數海員在保護英租界。由於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曾經發生過駭人聽聞的「五卅慘案」，所以，在此次漢口事件中，英國方面盡最大努力避免使用武力。面對中國民眾的攻擊、辱罵、扔泥巴等，英國士兵保持了克制。在關鍵的幾個小時裡，英國海員和志願者表現出的紀律性幾乎是無法比擬的，也展現了英國國民精神中冷靜、明智的一面。 最後，形勢變得異常嚴峻，英國當局不得不命令把英國婦女、兒童轉移到停泊在長江上的英國船上。此事過後，保護英國領事館的海員和志願者撤出，英國租界也交由國民政府軍事管理委員會管理。 英國領事撤出租界，放棄對租界的控制，這一點引起了一定的討論。一些批評者認為，英國領事原本可以用自己手頭不多的兵力守住租界；英國撤出租界是明顯的投降，它嚴重傷害了白種人的尊嚴。其他人認為，英國領事溫和、有遠見的行為值得稱讚。 然而，直接的後果是，在九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外國人的財產遭到了嚴重損害。在英國國內，漢口事件激起了廣泛的民族情緒，他們要求英國政府採取措施捍衛其在華利益。在公共輿論的壓力下，英國政府決定派遣一個師的兵力前往上海來保護英租界。英租界也是外國在中國最大的租界。在1927年春至關重要的幾個月里，英國駐上海軍隊數量不斷增加，這也成為英國在中國唯一的固定地點。毫無疑問，英國軍隊的出現挽救了在滬外國人，也讓中國避免了在這個巨大製造業基地發生更加嚴重的複雜事件。再說，要從中國這個巨大的製造業基地倉促撤出幾乎是不可能的。就我所知，英國這支防衛力量表現出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據說，一些溫和的中國人也承認，有外國軍艦和軍隊保護外國人定居點對各方來講都是幸事。美國、日本、法國等國也紛紛效仿英國在上海的做法。這樣一來，在1927年春的那幾個月，集中在上海的外國軍隊和國際戰艦也達到了一定規模。 3月24日，當國民黨軍隊占領南京後，針對外國人的攻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為這隻軍隊中多數人來自河南，也就是對外國人敵意最深的省份。許多外國領事館遭到劫掠，特別是對日本領事，當時他正在生病，遭到了毫不留情的對待。外國人的辦公場所和私人住所都遭到洗劫。起初，外國領事擔心這樣一來會造成大量外國人傷亡。但所幸的是，除了個別情況以外，在南京外國租界中的150位外國人基本上保住了性命，而一些婦女遭到了特別殘酷的對待。 面對突如其來的事件，各國駐北京公使館即刻做出反應，這些反應也是意義深遠的。例如，美國政府命令撤離所有在中國南方國民革命軍所占領城市從事傳教活動的傳教士，安排在北京的美國婦女和兒童儘快撤出中國。他們甚至在討論將所有美國僑民撤出中國的可能性。 然而，情勢逐漸明朗。在南京發生的騷亂並不完全針對外國人。相反，這是國民黨內部右派和左派內部鬥爭的表現。蔣介石，也就是廣東國民革命軍的總指揮，在國民革命軍占領南京時一直在長江上，正在從漢口南下去上海途中。當時有消息稱，在漢口的激進左翼，因為擔心蔣介石同外國人達成某種諒解，於是決定在南京製造事端。外國人起初討論對南京發生的暴力行為進行報復，但最終並未實施，因為對於如何實施報復，各國意見並不一致。所以，情況越來越明顯，各國在這個問題上最好不要再攪動渾水，因為蔣介石正在考慮讓可能的「幕後策劃者」對此事負責。2 1927年4月，奉系軍閥開始迫害中國共產黨人。事實上，張作霖的總部早就知道，在北京使館區蘇聯使館附近一直有由其控制的共產主義思想宣傳活動。奉系軍閥將其立場告知蘇聯駐華使館，之後於4月6日搜查了使館附近的一些房舍，包括蘇聯武官辦公室。 惡意的說法是，已經是一位老人的張作霖，這位不善於保守秘密的人，在傍晚5點剛要上床休息時，了解到他的陣營中有一些軍官一直在調查一些事件。但不管如何，我可以通過自己的觀察證實，這個調查進行得極為迅速，而且非常有策略。一個偶然的機會，那天早上，我正要去蘇聯領事館辦簽證，但卻發現使館大門緊閉。但是，當時跟我一起去的中國腳夫情緒卻很高漲。他建議我沿大街再往前走一段，因為那兒「有很多警察和士兵，那兒肯定在發生值得關注的事」。的確，那段使館區被全副武裝的中國士兵占領，場面確實壯觀。汽車一輛接著一輛，進進出出，中國警察帶出一小群面容蒼白的共產黨人。他們被推進汽車裡，其他車輛則裝載著紅旗、手槍、文件材料等。3這一次，近百人被逮捕，其中75位是中國人，剩下的是蘇聯人。不久，許多中國共產黨員被處以絞刑。 北京警察廳宣布，蘇聯的重要文件都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字跡清晰可見——儘管他們曾經試圖在最後一刻把這些文件扔到煤油燈上燒掉。 就在北京警察當局大肆抓捕並迫害中國共產黨人之際，蔣介石也開始了「清黨」運動。 張作霖在北京突襲共產黨，似乎提升了他本人和奉系軍閥的「聲望」。5月初，張作霖在河南地位穩固。但是，由於幾位將軍的反叛，張作霖被迫放棄河南，把軍隊撤到黃河以北。同時，他在安徽的盟友也遭遇挫折。廣東國民革命軍占領津浦鐵路，北上抵達徐州。 幾周之後，張作霖又恢復了元氣。6月15日，他在北京宣布自己就任北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一個月後，因遭到黨內反對，蔣介石被迫離開蘇州南下。8月13日，蔣介石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取道溪口老家，後前往日本。蔣介石辭職的主要原因是他手下的溫和派和漢口的激進派之間的衝突升級。蔣介石的兩個得力幹將，其中一個是李宗仁，另一個是陳誠4，也都直接與他對抗。 蔣介石之下野在相當程度上傷害了國民黨的聲譽。因為一件無足輕重的飛機事件，英國人在8月16日給國民革命軍下了最後通牒。當時英國人一直在上海等待國民革命軍的回覆。當英國的要求未得到滿足後，英國軍隊拆毀了上海至漢口的鐵路。但是，幾天後，在日本的干預下，英國人調整了政策，表示願意和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直系軍閥孫傳芳部沿著國民革命軍撤退路線南下追擊，他們跨過長江，再次占領浦口，目標是奪回南京。但是，在8月底，孫傳芳的部隊遇到國民革命軍的激烈抵抗，孫傳芳部在長江南岸損失了2萬人。 閻錫山，太原府的「模範長官」，這些年來成功地確保山西免於戰亂。從1927年開始，閻錫山越來越同情國民黨。1927年11月底，他兩線作戰。一線是京綏（北京至綏遠）鐵路沿線，一線是京漢（北京至漢口）鐵路沿線和通往太原府的鐵路沿線交叉點——石家莊，向張作霖奉系軍閥發起進攻。戰爭初期閻錫山軍隊指揮巧妙，屢次獲勝。但是，由於奉系軍隊在人數和武器裝備上占有優勢，到1927年年底，閻錫山的山西軍又被迫退回到山西境內。在此次交戰中，張作霖部也未取得任何決定性的勝利。 1927年秋，國民黨持續分裂。黨內又把目光轉向了蔣介石。蔣介石似乎成為有能力收拾國民黨爛攤子唯一可能的人選。11月，蔣介石回到上海，那時，國民黨仍在迫害共產黨人。1928年初，蔣介石又成為南京政府的三軍總司令。同時，蔣介石的部隊再次占領了津浦（浦口至天津）鐵路南段，到達山東地界。 1927—1928年中國國內形勢是這樣的：張作霖在北京，擔任北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勢力範圍包括東北三省及直隸、山東等省；國民黨占領華南地區；馮玉祥占領河南、陝西、甘肅；閻錫山仍然統治著山西；楊森和吳佩孚在川西。 蔣、馮、閻三人明顯或多或少對北京的奉系軍閥懷有敵意。聽說，奉系中有一部分年輕將領試圖同閻、蔣合謀，卻有意避開馮，這種傳聞一直不靠譜。 1928年對張作霖來說是關鍵的一年，它決定了張作霖能否有效控制大半個中國領土；否則，他只好被迫退回東北老巢。 如果國民革命軍能夠完全控制中國，那麼，它就需要把權力移交給國民黨。畢竟，國民黨宣稱自己代表著進步，表現出它有能力重建飽受十年內戰之苦的國家。 1927年夏，外國勢力把它們的預防措施延伸到了中國北方。他們在中國北方聚集了五千多人的軍隊，主要駐紮在天津。此外，儘管遭到中國的抗議，日本也以保護在山東的僑民為由向青島和濟南調遣了大量軍隊。 在中國發生內戰和外國在華採取保護性措施的同時，雙方也開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動。在這些外交活動方面，外國在所有重要問題上幾乎都歸於失敗，而中國則取得了勝利。 為了減輕「五卅慘案」的影響，各國外交使團力圖表現得非常「溫和」。這在幾年前是難以想像的。在治外法權談判過程中，外國政府也越來越表現出，他們能夠理解，中國在同外部世界交往過程中，需要廢除這一不正常現象。畢竟來說，當時在世界上已經鮮有這種現象。特別是在土耳其廢除了「投降條款」後，已經沒有第二個國家還有治外法權這樣的事情了。另一方面，各國在統一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談判中，也包含著一些非法要求，如他們要求在中國駐軍，這明顯反映出，他們顯然不願意放棄這些權利，除非他們認為中國能夠建立一套成熟、公正的法律制度。 儘管如此，北洋政府開始越來越自主地將這些事情掌握在自己手裡；他們並不事先徵求外國政府的同意。 去年聖誕節前，英國政府開始同中國政府談判，試圖就立即提高關稅稅率事宜達成協議。事實上，早在華盛頓會議時，英國就曾經考慮過這個問題，前提是中國需要滿足一些條件。英國政府的備忘錄曾有這樣的暗示，應儘快放棄各國在華治外法權，修改各國單方面強加給中國的條約。 英國的建議無疑是開明且意義深遠的。但是，這些建議提出的時間似乎太晚了，中英雙方都未從中獲益。外國列強和媒體對這些提議的評價也並不完全是讚許的態度。北洋政府和廣東國民政府對英國此舉的態度是要麼反對，要麼漠不關心。 在廣東，根據華盛頓會議的提議，進口關稅已經提高；目前，在漢口也在安排提高稅率事宜。北洋政府並未徵求外國政府的意見，也遵循廣東國民政府的先例，於1928年1月14日宣布：第一，從2月1日起，提高進口商品稅率生效；第二，中國將在1929年1月1日實行關稅完全自主。 英國出生、此前擔任中國海關署署長的安格聯，其品性可謂是無可指責，自認為在幫助中國政府獲得穩定貸款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卻以此事未同各國商量為由，拒絕執行北洋政府提高關稅的命令，結果被就地免職。 事實上，在1926年秋，北洋政府曾經同比利時政府就以更加公平的條約取代舊時不平等條約問題交換照會。起初，比利時政府表示強烈反對，甚至要將此事提交國際法庭，但1927年1月17日，雙方重啟談判，認為兩國新條約應該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這一次，比利時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慷慨之舉。比利時駐華公使親自宣布，比利時準備將其在天津的租界交還中國。就事論事，比利時公使這一舉動事實上毫無意義，因為比利時在天津的租界非常小，租界裡僅居住著2000個中國人，沒有一個外國人。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很明顯，比利時事先預料到了中國收回租界的願望，並率先提出將其租界交還中國，這促進了在華各國將其租界歸還中國，具有深遠的意義。 天津租界的前途是之後需要考慮的問題。列強對中國的態度正在發生變化，他們已經開始和北洋政府談判修改條約的問題。1927年11月，北洋政府終止了同西班牙的條約——這個條約是1864年生效的。 整體而言，很明顯，中國同外國的關係將會發生變化，這令人想起了前些年在土耳其發生的事情。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已經掃除了在以前看似幾乎難以克服的障礙，列強也都欣然接受了中國提出的新要求。這表明，他們至少已經意識到，目前中國的動盪具有全民革命的特點。儘管內戰不斷，中央政府破產，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仍在勝利向前推進。 可能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我們清晰地看到，這是過去二十五年來外國人在中國享受特權時代的終結。外國人必須要有思想準備，他們的工作環境將會發生變化。新的環境可能不會像以前那樣時時刻刻對自己有利。 管理在上海、漢口、天津等外國人聚居中心，一直是中國政府和外交官們面臨的有趣又棘手的問題。在過去一年零八個月中，列強已經表示出願意理解中國人天生具有的雄心壯志。他們認為，中國領導人有責任、有義務創造一個促進外國商業中心繁榮所需要的安全環境；從長久來看，這個環境也將有利於中國在物質上取得進步。 一個可以無限討論的問題是傳教活動在中國未來的前景。因為政治動盪以及對外國人的敵視態度，中國的傳教站門可羅雀。因此，現在有必要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外國傳教活動是否應該繼續？或者如何拓展？許多有遠見卓識的傳教士傾向於支持（如果有可能的話）由中國人自己來創建中國的民族教會。這將表明，中國可以在同其他宗教運動競爭過程中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未來，假如外國傳教士應該在中國繼續工作，那麼，在我看來，傳教會必須意識到，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中國的文化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果要去中國傳教，那麼，傳教士自身的教育程度需要提高。在我們所處的時代，許多中國學生從歐美國家學成歸來，他們對歐美非常了解。所以，以前那種簡單、忠誠但教育程度低的傳教士很難取得好的傳教效果。換言之，一位外國傳教士不僅要了解中國的國情，了解自己需要接觸的中國新型官員的特點，還要更好地了解並欣賞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這是最低的要求。 因此，雖然瑞典傳教會目前已經把大量傳教士撤回了國內，但是，我還是要建議，傳教會在傳教士培訓課程中增加文化史和宗教史等課程。 假如許多傳教士不能通過新的考試，因而不適合回到他們在中國的傳教地，那麼，我覺著這對他們來說應該也是好事，他們有機會在我們的國家瑞典開展傳教工作。 在中國的許多外國人傲慢、自負、以蔑視的口吻談論中國人貪婪、用不正當手段斂財。這無疑是非常糟糕的，在局勢動盪的時候尤顯惡劣。但是，我感到驚訝的是，在我們自己秩序井然的國家，也廣泛存在著不誠實的行為。報紙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盜用公款的行為：銀行出納、政府公務員以及其他領域，公眾信任他們，把公共資金委託他們管理，他們竟然私挪他用。最近，國家教會中的一位牧師在盜走自己教堂金庫中的錢後開槍自殺。有這樣的跡象，瑞典的基督教會難道不應該保持謙卑，先教化好我們自己國家的野蠻人嗎？ * * * 注釋 1．原書英文是Honan，中文應譯為「河南」，但此處所指應為「湖北」。河南、湖北兩省交界，根據歷史資料，1926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北伐。10月10日攻下武昌城。吳佩孚逃往河南信陽。從武漢徑直北上，穿過大別山，就是河南信陽。另外，此時江西、湖北、山東、北京、東北都是直系軍閥的勢力範圍。吳佩孚是湖北大軍閥。在英文原作中，作者把河南、湖北放在一起講，可能是這兩個省距離比較近的緣故。——譯者注 2．前文所述事件即1927年南京事件。1927年3月24日凌晨，國民革命軍攻入南京城後，北洋軍潰逃，混亂中發生了數名外國人被殺，外國領事館、外僑住宅等被劫掠的事件，英美軍艦則借「保護僑民」的名義強行炮轟南京城，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事態持續惡化。事後，英、美、日、法、意五國與國民政府展開談判，要求懲凶、道歉和賠償。此事件對於其後中國國內政治以及外交形勢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編者注 3．作者描述的是直系軍閥北京警察廳在蘇聯使館抓捕李大釗同志和其他共產黨員的情景。——譯者注 4．Chen Chien，英文版中此處是陳誠。但是，陳誠在蔣介石第一次下野時是堅決站在蔣介石一邊支持蔣介石的。由於被視為蔣介石的人，陳誠被何應欽找藉口撤去了師長職務。此次蔣介石下野，一個是李宗仁，另外一個是何應欽。故此處應該是何應欽，而不是陳誠，原作估計有誤。——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