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與洋鬼子 · 第二十一章　民族主義

（1927年3月） 過去二十五年中，中國政治生活中出現的一個反常現象即將得以終結。現在唯一的問題是如何終結這種現象？是採用和平手段，還是暴力血腥？ 義和團運動發生在一個腐朽沒落的中國，西方國家對此完全不了解。義和團運動結束後，受到屈辱的中國和受到冒犯的列強之間簽署了一個條約。迄今為止，這個條約以非常奇怪的方式讓中國依附於那些列強。他們控制著中國的關稅，增加了在華租界，在京城使館區增設防禦工事，用堅船利炮巡航長江，派遣士兵巡邏京奉鐵路等。 正是在依附列強的背景下，中國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現代民族解放運動。 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並不是，也不主要是反對「帝國主義」。它首先是一場純粹的中國革命運動。目前在中國發生的一切，無疑是一場真正的革命，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不過是偏遠地區的一個小規模戰鬥而已。它推翻了沒落腐朽的清政府，但取而代之卻是令人畏懼的愚昧無知、無法無天、肆意妄為的軍閥混戰。 現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是國家意識的覺醒，一是民眾的覺醒，二是堅定不移的革命。但無論如何，它是一場自發、強大的大眾運動，它也將是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 甘肅東部平涼（原文誤作Pin=tschou）附近的古代佛教寺院 回顧1911年「辛亥革命」時期兩位重要的歷史人物，袁世凱和孫中山，既令人扼腕嘆息，也有諸多不解之處。 前者是最後一位真正的清朝公卿，他憤世嫉俗，冷漠傲慢，專橫跋扈，深受舊時忠君愛國思想的影響，操縱著清末民初的中國政治木偶劇。更重要的是，他擅長使用各種新式口號，如革命、議會、民主等，來建立一個新的王朝，即袁家王朝。總體而言，他在1915年試圖要恢復帝國的舉措，是最後一次朝著那個方向努力的嘗試。在那方面，他悲哀地結束了延續兩千年的中華帝國。同時，孫中山帶著他自己所有看似不切實際的想法，描繪了一個依稀可見的政治架構，試圖開啟一個嶄新的中國。但不幸的是，他「出師未捷身先死」，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悲壯遺言，令人扼腕嘆息。 事實上，袁世凱是有機會在支離破碎的清王朝廢墟上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的。可惜的是，因受個人野心蒙蔽，他白白浪費了這個寶貴的機會。在他統治中國的幾年裡，軍閥割據，橫徵暴斂。所以，當他在1916年夏天倒台、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軍閥混戰，爭權奪利，民不聊生，整個中國又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1916至1925年的中國政治，將永遠成為中國歷史上黑暗的一頁。張勳復辟，很快被段祺瑞消滅。段祺瑞又同張作霖爭雄。黎（黎元洪）兩次出任大總統，每一次都以恥辱結束。吳佩孚在北京城外打敗了張作霖，但馮玉祥又在背後給吳佩孚一刀。馮玉祥曾一度是張作霖不太確定的盟友，後來乾脆就成了他的敵人。張作霖把勢力延伸到長江流域，結果被孫中山打敗。孫中山曾一度是一顆崛起的新星，但很快就隕落了。 除了研究中國政治的歷史學家以外，其他人恐怕很難對十年間中國政治中各種複雜的事件、背叛、爭端保持持續的興趣。這些背叛、爭端讓熱愛和平的人民飽受貧困之苦，讓一個繁榮的國家飽受生靈塗炭。就是在這樣一個毫無意義、動盪不安、毫無希望的軍閥混戰中，這場民族主義運動開始崛起。「打倒軍閥！」不僅成為投筆從戎的學生們的口號，也成為河南農民運動「紅槍會」的口號，他們見兵就殺。 如果說，民族運動本質上是一種國內政治現象，它產生於將這個國家從明顯的無休止的內戰中解放出來的努力，那麼，我們會自然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場大眾運動會如此敵視外國人呢？ 在相當程度上，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於「最小阻力規律」。在每一個政治災難中，它都會迫使民眾去尋找藥方。通過什麼方式呢？通過攻擊一些真正的或者想像中的邪惡勢力。這一點是很容易理解的，尋找起來也是非常方便的。所有舊時的口號，如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不平等條約、反對不公正的治外法權等，都為組織嚴密的宣傳機構所利用。一些人群對此深信不疑，已經達到了迷信的程度。例如，有些人說，天主教的修女在收集中國小孩的心臟，把它們作為特效藥高價賣到外國去，等等。 但是，總體而言，這種仇外心裡的產生肯定有一定的原因。確實，儘管外國勢力在利用手中一切權力保護自己在中國的特權，如控制金融、租界、治外法權等，但這些特權是在不同時期通過條約形式得到的。從1901年以來，外國勢力有時也試圖讓中國人來處理上述相關事務，前提是中國人處理這些事情的方式要符合西方的標準。 例如，在軍事發展方面，在20世紀初，也就是義和團時期，中國剛開始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一支軍隊。當時，駐紮在北京的外國軍隊可以輕易打敗中國的新式軍隊，這也減輕了各國駐北京使館的壓力。然而，在義和團運動結束後的幾年時間裡，在華各國競相教授中國人戰爭的技巧。來自軍工企業的那些代理們低價投標、相互串通，試圖給中國人提供軍艦、大炮、步槍、彈藥等，謀取私利。要知道，在以前的中國，軍人實際上是處於社會底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幾個月，我來到北京，這個城市裡擠滿了各種商業代理、放高利貸的騙子等。確實，如果北京的六國飯店（Hotel Wagons Lits）會說話的話，我們一定會聽到很多有趣的商業政治內幕。 精神文化領域的進展也頗有相似之處。傳教士到此開拓新的道路。中國人講求實際，對於宗教問題能夠容忍，但並不關心。所以，中國人不太理解為什麼外國人要來中國傳教，他們會想，這些人來中國傳教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對傳教士的攻擊，如在山東對德國傳教士的攻擊，就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另外，天主教傳教士經常介入中國的司法審判，在法庭上為皈依天主教的中國教徒辯護，這也給中國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一座紀念碑，其中部在1920年12月16日的地震中被毀。固原縣，甘肅東部 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建立了很多學習機構，如小學、中學、醫學院和其他專門學校。他們在這些學校開展西方教育，開設各種課程，同時宣傳基督教教義。這些學校獨立運營，不受中國政府管理。 傳教士在中國興學興業，在他們自己看來，在一定程度上是慷慨無私的。但是，中國的實際情況跟他們原來的想像還是有差距的。也許因為很容易就能學習基督教，接受基督教培訓，了解基督教教義，也許是因為基督教宣揚的思想過於溫和，所以，講求理性、追求實際的中國人覺得很難理解。他們會驚訝甚至懷有惡意地提出這樣的問題：這些洋鬼子天天在懺悔，他們到底在中國做了什麼惡事？ 無論如何，在中國的外國學校里，在中國人自己開設的現代教育機構中，在日本、美國、歐洲的大學裡，成千上萬的中國學生在那裡學習，他們深入了解了西方社會和西方文化，從文化層面來看，這種了解有助於現代中國更好地保護自己。 看起來，西方國家，特別是它們在東方的外交代表，好像還沒有足夠清楚地認識到這種變化給中國軍事、工業和文化發展帶來的深刻影響。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充斥著太多的戰爭物資、工業產品、教育機構和教會團體。但直到兩年前，中國仍堅持認為，中國政治不應改變，一切應該保持原樣。 正是因為未能及時覺察到中國即將發生的政治風暴，加上外國勢力未能提出具有建設性、開放自由的政策，所以，當政治風暴發生的時候，在中國的外國人驚慌失措，進退失據。接下來，我將詳細探討這些事件的過程。 中國人和在華外國人社會地位的變化，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外國人在中國人心目中的聲望急劇下降，這也是最近幾年剛發生的事情。1917年，當張勳在北京上演復辟鬧劇時，有幾個星期，北京城處於一片驚恐混亂中。在這期間，外國人的家是他們中國朋友尋找庇護的安全之所。當時，我家裡就住著四位中國夫人和三位中國先生。我還借給了一位居住在北京城西南的中國朋友一面瑞典國旗。 而現在人們認為，在出現動亂的時候，外國人最好不要展示他們的國旗，相反，躲得越遠越好。 不可否認，外國人在中國人心目中地位下降、形象受損不僅是因為中國發生了民族主義運動，同時也有外國人自己短視政策的結果。 對白種人形象在東方的第一個打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及其盟國從白種人戰線中分離了出來。事實上，在此之前，東方人一直認為白種人是團結一心的。中國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局勢的發展，加入了協約國；他們解除了德國和奧地利公使館的武裝，拘留了公使館人員。但是，在停戰的消息傳來的那天晚上，法國軍隊中的黑人士兵在晚上搶劫了使館區的德國商店。不僅是德國所有的商人和銀行家，就連他們的家庭教師、工匠都「賠償」給了協約國。中國人對此看在眼裡，記在心上，他們對白種人的印象顯然不是正面的。 另外一個外國因素，也同樣對白人在東方的聲譽造成了嚴重打擊，那就是白俄逃亡者。1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以及接下來的那個階段，大量逃往中國。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1923年5、6月，我從河南經過陝西到甘肅省會蘭州時，看到大量白俄士兵湧入中國。我第一次碰見這些白俄逃兵的時候，是在河南和陝西交界處的觀音堂和潼關之間發生的一次沙塵暴時。我看見一輛車接著一輛車，車上的男人們灰塵滿面，婦女裹得嚴嚴實實；車子突然從黑暗中出來，轉瞬又消失在沙塵之中。大部分年輕人看起來都是普通的農民，他們的相貌帶有鮮明的俄國人的特點。他們也許是白俄的士兵，被紅軍趕到中國境內，並被繳了械的。但是，很多年長的人都是那種貴族類型的，很明顯，曾經是官員或者軍官。 在一個月的旅途中，我多次碰見這樣的情景。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在一個中國的小村莊，我們在那兒過夜。我發現一位有點年長的俄國婦女，她在挨家乞討。她轉向我的時候，我發現她面容華貴，但略顯滄桑。我冒昧地用法語跟她說了一句話，她臉上立刻現出興奮的表情，用清脆響亮的聲音回答我。她說自己是一位將軍夫人，經常出入聖彼得堡的沙龍。我在跟她分享自己簡單的晚餐時，她講述了自己如何拖著疲憊、腫脹的雙腳到處流浪，她已對生活失去希望，打算踏著受難之路（Via dolorosa），回到自己的故鄉。 左宗棠將軍修築的貫穿甘肅的大道 我注意到，在湧入中國的這些白俄逃難者中間有各式各樣的人：年輕人，老年人；無產者，貴族；無知的農民，受過良好教育、從事完全不同職業的人。帶著俄國人友好、開朗的性格，他們大部分人已經做好了應對困難考驗的準備。在這一年中，這些逃難的人逐漸在一個或另一個地方定居下來，尤其是在上海和天津，居住著大量的白俄移民。 在比較惡劣的環境中，有時近乎挨餓的狀態，他們在多數情況下都是避難社區中誠實、守法的成員。 但是，許多奇怪的命運卻發生在這些外來移民的身上。許多幸福、漂亮的俄國女孩為了謀生，被迫做了妓女，有些是公開的，有些似乎是秘密的；一些軍閥甚至把她們納為自己的小妾。我就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俄國領事的一個僕人把自己的妻子賣給了一個有錢的中國人，為此得了一筆不錯的收入。我有理由認為，這個事情的安排是涉事的這位婦人的主意。 目前為止，我一直在講那些逃難到中國的俄國人。他們多數人勤勞、勇敢、有進取心，能靠誠實的勞動養活著自己。但是，我還想說一下他們中間落入乞討或直接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些人。 去年回到北京時的那幾天，我在報紙上看到，很多白俄流浪漢或罪犯被關在北京的監獄裡，這給北洋政府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幾天後，我親眼看到一個令人驚訝的例子，幾個白俄移民鋌而走險，以身試法。 一位中國珠寶商每天晚上會推著一輛小推車，把自己的珠寶存在離六國飯店不遠的地方。第二天早上，他就推著小車經過前門大街，把珠寶推回到自己的商店。有些俄國人發現了這個規律，就想著搶劫這些珠寶。一天早上，當這些珠寶裝上小車後，三個持槍的俄國男人開著一輛汽車，司機是一個俄國女人。這些人開了幾槍，射向這些不喜歡跟人爭吵的中國人的胸膛，然後把綠色的珠寶劫到汽車上，立刻全速開車向城北逃竄。在後門大街值班的一個警察看到一輛汽車全速開來，立刻意識到可能是一輛違法車輛正在逃竄。他開了槍，迫使車停了下來。這樣一來，參與搶劫的四個人都被抓住了。 要充分理解這些白俄移民對在華外國人聲譽的嚴重破壞，很有必要觀察，最近幾年，除了上面談到的那些可憐的窮人，以及中國人對傳教士的批評，幾乎所有在華外國人都屬於比較富裕的階層；除個別以外，多數人都能夠在中國人面前舉止得體，表現誠實。我自己習慣於這樣一種觀念，那就是，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必須表現得像個紳士，因此，1925年秋天，當我來到北京飯店（Re Grand Hotel de Pékin），看到大門口站著兩個社會最底層的俄國人，行為粗俗、衣衫襤褸地在那兒乞討，旁邊拉黃包車的中國苦力帶著鮮明的幽默感在那兒調皮地微笑，我感到非常震驚。 中國的一些軍閥不僅將俄國女人納為小妾，他們也把俄國男人招募到兵營，帶上戰場。山東總督張宗昌，首先招募了一個白俄旅，委派其做最重、最危險的工作；如果這些人落到了蘇聯紅軍顧問的手中，肯定就沒命了。 在東北地區的火車站，到處都可以看到長者大鬍子的白俄，他們穿著中國警察的制服。這些可憐的白種人，為了一點薪水，不得不在中國主人的手下幹活。他們薪水微薄，如果是瑞典警察知道此事，可能不敢相信。 每一位頭腦清醒、不偏不倚的觀察家肯定會感覺到，這些白俄無產者以一種致命的方式，嚴重損害了在華外國人的聲譽。他肯定會對這種目光短淺的行為感到憤慨，因為這種短視行為嚴重威脅了白種人在東方的事業。因為顯而易見的原因，蘇聯政府不會在乎，也不會採取措施來管理這些逃到中國的白俄移民，因為他們公開和蘇聯政府作對。但是，其他國家有責任，稍微花一點錢，建立一個管理有效的機構，就像他們在南美、澳大利亞或者非洲採取的措施一樣，結束這股難民潮。要知道，這些不幸的逃難者正充斥著妓院、監獄和貧民窟。 這種短視的惰性已經讓事情變得越來越糟糕，結果，1925年的中國，為蘇聯開展宣傳提供了有利的土壤。 * * * 注釋 1．「白俄」指的是俄國十月革命和蘇俄國內戰爭爆發後離開俄國的俄裔居民，通常他們對當時俄國的蘇維埃政權持反對態度。大多數白俄移民在1916年到1920年期間離開俄國，人數估計在90萬到200萬之間，這些人主要是沙俄舊貴族、軍官、政府官員及家屬，以及各種反對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官員等。——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