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綱要 · 史學上的兩條大路

現在講起新史學來，總有一個不能忘掉，而亦不該忘掉的人，那便是梁任公先生。梁先生的史學，用嚴格的科學眼光看起來，或者未能絲絲入扣。從考據上講起來，既不能如現代專家的精微，又不能如從前專講考據的人的謹嚴，他所發表的作品，在一時雖受人歡迎，到將來算起總賬來，其說法能否被人接受還是有問題。但他那種大刀闊斧，替史學界開闢新路徑的精神，總是不容抹煞。現在行輩較前的史學家，在其入手之初，大多數是受他的影響的，尤其是他對於政治制度，社會情形，知道的很多；他每提出一問題，總能注意其前因後果，及其和環境的關係，和專考據一件事情，而不知其在歷史中的地位的，大不相同，所以其影響學術界者極大。還記得前清光緒末年，他辦《新民叢報》時，本來是主張革命的，在《新民叢報》第十八期以前，宗旨頗為激烈。到第十九期，刊載出一封康有為的信來，亟言革命之事，易發難收，不可不慎。從此以後，他的宗旨，也就漸漸地變了，而成為君主立憲派，和辦《民報》的胡漢民等人，辯論得很為激烈，這是當時政見不同的問題，在今日，自不必再去論其誰是誰非。但我還記得他的一句話，他引俗話的「相見好，同住難」以言當時革命黨的內部，不能無問題。照他們那種急功近利的見解，徑行直遂的手段，一定要招致危險的，果然，自辛亥以來，問題起於革命黨內部的極多，影響於大局的亦極大，老實說：二十年來的內爭，所喪失的人力物力何限？所招致的外患又何限？直到今日，還有因私人的恩怨，而不恤倒行逆施的人。他當日所顧慮的，有一部分，就竟和預言無異了。到宣統初年，他改辦《國風報》了。我在他的發刊詞里，也還記得一句話。他說：「照我們中國歷史上的情形看起來，每到九州擾攘，蜩螗沸羹之際，而非常之才出焉。所以前途決無所慮。」果然，最近三年來，我們遇見曠古未有的危難，亦自有曠古未有的英雄出來，領導我們奮鬥。他的希望，又和預言一般的應驗了。然則一切事情，都給已往規定了，只要知道歷史，就能夠預測未來麼？然而當西力東侵之時，我們所以應付他的，又何嘗不本於歷史上的知識？其結果又足如何呢？ 歷史是這樣的：你要拘泥著他，說將來的事情，一定和已往的一樣，我們可以抄襲老文章來應付新環境，那一定要上當的。因為社會是刻刻在變動的，並不和自然現象一般，翻來覆去地專走老路。從前的人，認一治一亂為循環，只是把自然界的現象誤推之於人事（中國人循環的觀念，其根源是從《易經》上來的，《易經》上此項思想，其根原乃從觀察寒暑晝夜等而得，根本是自然界的法則，並不是人事的公例，此正不獨《易經》為然。古今中外的哲學，誤將自然界的法則，硬推之於人事的很多，此等籠統虛緲的觀念，看似根據堅強，實多牽強誤謬。將來社會科學進步，必須要純粹從社會現象上歸納出原理原則來，將此等籠統玄妙的觀念，一掃而空之然後可。從社會現象上歸納出來的原理原則，固然仍可和自然現象的原理原則相通，然兩者各有其獨立的立場，而後會通之以建立更高的原理則可。若於社會現象，實無徹底的研究，而姑借用自然現象的原理原則則不可。此意，好學深思之士，必能知之）。你要是把它抹煞了，一切眼前的問題，即本於一個人的見解，即所謂私智者來應付，那又是要上當的。因為社會雖不是一成不變，而其進化，又有一定的途徑，一定的速率，並不是奔軼絕塵，像氣球般隨風飄蕩，可以落到不知哪兒去的。所謂突變，原非不可知之事，把一壺水放在火爐之上，或者窗戶之外，其溫度之漸升漸降，固然可以預知，即其化汽結冰，又何嘗不可預知呢？ 然則世事之不可預知，或雖自謂能知，而其所知者悉誤謬，實由我們對於已往的事，知道得太少，新發展是沒有不根據於舊狀況的。假使我們對於已往的事情，而能夠悉知悉見，那麼，我們對於將來的事情，自亦可以十知八九，斷不會像現在一般，茫無所知，手忙腳亂了。但是社會的體段太大了，對於已往的事，悉知悉見，幾乎是不可能；即求大體明白，亦和我們現在的程度，相差很遠。假定地球上之有人類，是最近五十萬年之事，我們所有的歷史，遠的亦不過五千年左右，而其中的強半，還是缺佚、錯誤、不可依據的，現在史學家工作之難，就是為此。人類已往的事情缺佚錯誤的，那是由於人類從前文化程度的低下，不知道把該記錄的事情記錄下來之故，現在史學家的工作，就是要把從前所失去的事情，都補足，所弄錯的事情，都改正。這是何等艱巨的工作？現在史學家的工作，簡言之，是求以往時代的再現。任何一個時代，我們現在對於它的情形，已茫無所知了，我們卻要用種種方法鉤考出這一個時代的社會組織如何，自然環境如何，特殊事件如何，使這一個時代，大略再現於眼前。完全的再現，自然是不可能，可是總要因此而推求出一個社會進化的公例來，以適用之於他處。如此，所積者多，互相補足，互相矯正，社會進化的途徑，就漸漸明白了，這才是用客觀的方法，從人類社會的本身，鉤求出來的進化的原理原則，和從前的人，貿然把自然界的原理原則等，硬推之於人事界的不同。於是有收集材料的人；有根據他種科學從事解釋的人；有匯集眾人研究所得，觀其會通的人；萬緒千端，隨在都可以自見，承學之士，正可各就其性之所近而致力；而其中大概可分為通史和專門史兩門。專門史是注重於搜羅某種材料的，通史是注重於觀其會通的。專門之中有專門，通之上又有通，其層累曲折，難以一言盡，而其性質則不外乎此，這是史學上的一條大路。 史學的意義，在科學的立場上講，固然是很為嚴格的；從應用一方面講，其意義都又極其廣泛。我們現在，再說什麼以史事為前車之鑑，以古人的行事為法戒，怕略知史學的人，都會笑我們見解的陳腐。可是嚴格地依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的人少，和歷史有接觸的人多，我們不能禁止不治史學的人和歷史接觸，我們就希望其從歷史上得到些益處。一種學問，可以益於人之處，是很廣泛的，所謂開卷有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方面原不能限定。在《三國志·呂蒙傳注》里，曾有這樣一段記載：「初權（孫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勉勖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敵。後魯肅上代周瑜，遇蒙言議，常嘆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知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權常嘆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不論在什麼時代，學問之家，總有其所當循的門徑，當守的途轍，此即所謂治學方法，在昔人，不過不如現在科學昌明時代之謹嚴細密而已。必不是隨意領略，就可以算作正確的，所謂開卷有益者，則全異乎此，不過因此觸悟而已。其所心得，給正式治學問的人聽了，或者竟是一場笑話。然而斷不能說他們未曾因此而得益，此學問之道所以廣大。一個人要想做一番事業，總不免有些艱難困苦。這種艱難困苦，來自社會一方面的，比之來自自然方面的，要加出幾倍。因為一種是有一定的規律，可以預料的，一種卻不能，然而人能了解此種道理的很少。他們看見社會現象的規律，不如自然現象的簡單死板，不因此而悟到其更難應付，卻以為既然活動，總好商量，存著一種希冀僥倖的心理，其意志便不堅強，思慮便不精密。又人事是容易激動人的感情的，和自然現象無恩無怨的不同。感情一經激動，步伐就更形凌亂，手段就更不適當了。初出茅廬的人，氣吞江海，一受挫折，就頹然不能自振，多半由此。欲救此弊，唯有增加閱歷，從事鍛煉，然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又所遭的境遇，各有不同，玉汝於成的機會，能夠遇到的人，是很少的。不得已，唯有求之於書籍，見前人所遭的危難，百倍於我，所遭遇的事情的離奇變幻，亦百倍於我，然後知人事之難於應付，乃是當然之理，不期其易，自然不覺其難，本視為當然，自然無所怨怒，意志就自然堅強，思慮就自然精密了。固然，書本上的話和事實，總還隔著一層；真正的經歷、鍛煉，總還要從事實上來，然而當其入手之初，得以此打定一個底子，總和空無所有的，大不相同。而在經歷鍛煉之中，得史籍以互相證明，亦愈覺其親切而有味，古來建立事功的人，得力於此的，實在不少，這雖非純正的學術的立場，亦不能說不是史學上的一條大路。 這兩條路，一條是對治學的人說的，一條是對治事的人說的。人總不外乎走這兩條路，而史學都是能給你以益處的。讀史本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我們當入手之初，正不必預存成見，盡可隨意泛濫，到將來，你自然會因性之所近，而走上兩條路中的一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