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與歷程 · 第一講 幸福心靈的獲取

一、幸福的獲得 二、幸福的生活 三、幸福的秘訣 四、幸福的條件 五、人的不幸 六、英雄的不幸 一、幸福的獲得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幸福的人，這是一件較為輕鬆的事情。從我與友人們的閒聊或其著作中，我同他們得出同樣的結論：在現代社會中，幸福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卻發現，內省、到國外旅行以及和我的花匠聊天等過程中，往往會將這一感覺驅趕得無影無蹤。在前面我已論述了我的那些文學界朋友的不幸福之處，在這裡我想回顧一下，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我所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群。 雖說有中間的層次，但幸福大體可分成兩類。我說的這兩類，也可以被稱作現實的和幻想的，或肉體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當然，名稱的選擇要視被證明的論點而定。而眼下，我卻不想證明什麼論點，只想進行描述。 也許區別這兩類幸福的最簡單的方法是：一類幸福是對所有人都敞開胸懷，而另一類幸福則對能讀會寫的人表示親切。 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認識一個掘井的人。他好幸福！這個人身材高得出奇，肌肉發達，他既不會讀又不會寫。當他在1885年得到一張國會選票時，他才有生以來頭一回知道存在著國會這麼一個機構。他的幸福並不是源自知識，也不是基於對自然法則、物種完善、公共設施公有權、19世紀40年代基督教新教派之一的安息日會認為的「最後勝利」，或知識分子認為人生享受所必不可少的所有信條，而是基於身軀的活力、足夠的體力和對石塊這類並非難以逾越的障礙的征服。 我那位花匠的幸福則是同一類的，他長年和野兔作戰，他說起那些小動物，就像倫敦警察廳提及的不安定分子一樣：把它們描繪成行事詭秘、心懷叵測、兇惡殘忍，只有同樣伶俐狡猾的對手才能和它們較量。猶如那些聚集在神話傳說中瓦爾哈拉大廳里的英雄們，他們每天都在追殺著一頭能暮死朝生的野豬，我的花匠也能逐殺其死敵，而並不擔憂第二天那死敵會死而復生。那花匠雖說已七十好幾了，可他整天不歇手腳。為了幹活，他還得走上八公里的山路，但歡樂之泉是享用不盡的，那源頭恰恰來自「那些兔崽子們」。 你會說，像我們這樣知書達禮的人，享受不到這類單純的快樂，如果我們對兔子這般弱小的動物發起戰爭，我們能體驗到什麼快樂呢？照我看來，這一說法實在膚淺。一隻兔子要比黃熱病桿菌大得多，然而，一個擁有知識的人卻會從與後者的搏鬥中獲得樂趣。就情感內容而言，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得到的快樂，與我的花匠所體驗到的是完全相同的，教育所造成的差異僅僅在於產生這種種快樂的活動形式不同而已。 成功的快樂需要一些困難相伴隨，使成功最初看來是沒有把握的，但最終大多成功了。這或許就是為何不過高評價自己的能力，便是幸福之源的一大原因。低估自身者常常為成功而感到意外，而高估自身者則往往對失敗感到驚訝。前者的意外令其歡暢，後者的驚訝使之憂傷。因而明智的做法是既不無端地自負，也不自卑得連進取心都沒有。 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中，現今最幸福的人是科學家。其傑出者感情純潔，他們從工作中獲得極大的滿足，這樣他們也能從飲食，甚至從婚姻中獲得快樂。藝術家們和文學家們將其婚姻生活中的愁眉苦臉看作是禮儀上的必要，而科學家則往往能盡享這古老的天倫之樂，其原因在於：他們智力的較高部分完全被其工作所占用，主人不許這部分智力涉足它們並不擅長的領域。 在現代世界上，科學是進步和力量的標誌，因而其重要性既不為科學家，也不為普通人所懷疑，所以，在工作中，科學家是幸福的。由於較為純潔的情感容易得到滿足，科學家便不需要情感那麼複雜。複雜的情感猶如河水中的泡沫，平緩流動的河水遇上障礙便產生了泡沫。只要生機勃勃的水流沒有受阻，那麼它便不會掀起小小的浪花，粗心的人則會對其蘊藏的力量視而不見。 科學家的生活具備了幸福的一切條件：他有一項能充分展示其能力的空間，他所取得的成就，不僅對自己，而且對大眾都是非同小可的。在這方面，他比藝術家要幸運得多。當大眾不理解一幅畫或一首詩時，他們便說這幅畫如何糟糕，或這首詩如何蹩腳；但是當他們不理解相對論時，他們便說自己受的教育有欠缺。結果便是：愛因斯坦受萬人敬仰，而丹青能手卻在閣樓中飢腸轆轆。愛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畫家們卻是不幸福的。 以一貫的我行我素來抗衡大眾的懷疑態度，在這種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們能把自己關在一個排外的小圈子裡，忘卻外面冰冷的世界。而科學家則不需要小圈子，因為除了同事，大家都器重他。相反，藝術家則處於要麼選擇被人瞧不起，要麼選擇生活在似粗鄙者的痛苦不堪的境遇之中。如果這位藝術家具有一流的才華，那麼他必定會招致非此即彼的厄運：若他施展了自己的才華，便會有前者的結局；若他藏而不露，便會有後者的下場。當然事情並不總是這樣的，也有過這樣的時代，優秀的藝術家們，甚至在他們年紀輕輕時，便為人們所尊重。 16世紀義大利教皇朱利阿斯二世雖說可能虧待了米開朗琪羅，但他從不認為米開朗琪羅不會作畫。現代百萬富翁，他可以給江郎才盡的老藝術家拋擲萬貫錢財，但他絕不會認為，藝術家們所從事的活動，與他的一樣重要。也許這些情況與下述的事實有點關聯，即一般而言，藝術家比科學家要不幸福些。 我以為必須承認的是，在西方國家，絕大多數富有才氣的年輕人，往往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使其出眾的才華得以充分展現的工作而感到不幸福。而在東方國家，情形便兩樣了。眼下，世界其他地方的青年大概總不如蘇聯的知識青年們那麼幸福。蘇聯的青年們有一個嶄新的世界要去建立，與之相應的，他們有熱烈的信仰。老朽們或被處死了，或被餓死了，或被放逐了，或被清除了。這樣，他們便不能迫使青年們要麼作惡多端，要麼無所事事，二者必居其一，就像在所有的西方國家裡那樣。 對有教養的西方人來說，年輕的蘇聯人的信仰或許是無情的，可對這心存信仰人又能提出什麼異議呢？他們的確在創建一個新世界，一個符合其意願的新世界，這世界一旦建成，它幾乎毫無疑問將使普通的蘇聯人比起革命前來要幸福得多。它或許不是有文化的西方知識分子所樂於居住的世界，但那些有文化的西方知識分子並不非得去那裡生活。因而，從任一實際角度來判斷，年輕蘇聯人的信仰是有道理的，除了基於理論的種種批評之外，對這一信仰所進行的譴責，說它慘無人道，實在沒有任何理由。 在印度、中國和日本，外部的政治因素侵擾了年輕的知識分子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國家那樣的內部障礙。對青年人來說，存在著具有重大意義的活動，而且只要這些活動取得成功，那麼青年人便會感到幸福。他們覺得自己在國家的民主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有著日夜追求的目標——雖說困難重重，但終究會實現。 而西方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表現出來的玩世不恭，是安逸和軟弱相結合的產物。軟弱使人感到一切忙碌都是不值得的，安逸則使這一痛苦的感受變得可以容忍。在整個東方，大學生期望能對大眾輿論有更多的影響，但在現代西方，他們卻不能做到這一點。不過，東方大學生髮財賺大錢的機會比西方大學生要少得多。正因為既不軟弱又不安逸，他才成為一個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個玩世不恭者。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來源於大眾事業，即使在將要被處死的關頭，他或許比那些安逸的玩世不恭者享有更多的真正的幸福。 我記得有一個年輕的中國人，他來我校做客，並打算回去在反動勢力的區域內建立一所同樣的學校，他想結果將會是腦袋落地，然而他講這些時卻是那般恬靜與幸福，我只能暗自羨慕之。 儘管如此，我又不想說唯有這些非凡的幸福才是可能的。事實上這些幸福只降臨於少數人身上，因為這些人具有一般大眾所缺乏的某種能力和廣博的興趣，並不是只有著名的科學家才能從工作中獲得樂趣，也不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從鼓吹其事業中得到歡愉。工作的樂趣對每一個具備特殊技能的人都是敞開的，只要他能在運用其技能的過程中得到滿足，而並不要求獲得滿堂的喝彩。 我曾經認識一位少年時雙腿殘廢的男子，在後來的漫長歲月里，他卻是那麼的寧靜、幸福。他之所以有這樣的幸福，是因為他寫了一部長達五卷、有關玫瑰花枯萎病的專著。在我眼裡，他是這方面的一流專家。我無緣結識一大批研究貝殼的學者，然而從認識他們的人那裡，我知道研究貝殼給那些樂此不疲的人帶來了快樂。 我認識一位世界上最優秀的排字工，他是所有那些伏身於字體創新者的楷模。但是那些有聲望的人對他的真摯敬重所給予他的快樂，還不及他運用技巧時的快樂感覺更真實——這一快樂與優秀的舞蹈家從跳舞之中獲得的快樂大致相當。我也認識其他一些排字能手，他們能排數學字體、宗教手稿、楔形文字，或任何冷僻和困難的文稿，我並沒有探究這些人的私生活是否幸福，但在工作時間裡，他們從那富於建設性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人們通常會說，在我們這個工業時代，技術性工作所提供給手藝人的快樂天地比過去要小。我根本不相信這是真的。不錯，現在的技術工人所做的工作，迥然不同於那些吸引著中世紀行會的活動。但在工業經濟中，技術工人仍然具有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地位，還有那些製造科學儀器和精密機械的那些設計師、飛機製造師、司機，等等，他們都有一個幾乎可讓技能得以無限發展的行業。 根據我以往的觀察，在相對落後的地區，工人和農民並不像汽車或火車司機一樣幸福。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的農民，時而犁地，時而播種，時而收穫，其勞動形式的確多種多樣，但他得看老天爺的臉色，而且他深知這一依賴性。而製造現代機械的人則意識到人的力量，他感到人類是自然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隸。但那份工作對大多數僅僅看管機器的人來說是非常乏味的，他們機械地重複著某一操作，很少有變化。但是工作越乏味，它就越有可能讓機器來操作。機器生產的最終目的在於建成這樣一種體制：機器做一切令人生厭的活兒，而人類從事變化且具有創造性的工作。 在這樣的世界上，比起農業產生後的任一時代，工作將變得不再令人厭煩，不再令人感到壓抑。在開始從事農業的時候，人類便決定屈從於單調、枯燥的生活，以減少挨餓的風險。當人們依靠狩獵能獲得食物的時候，工作便是一種樂趣，人們不難從富人們仍以這些祖先們的職業為樂的現象中找到例證。 然而一旦農業站穩了腳跟，人類便進入了平庸頹廢、痛苦悲慘和瘋狂愚蠢的漫長時期，直到今天，他們才得以在機器的幫助下解放自身。感傷主義者當然可以大談什麼與泥土的親密關係，哈代筆下世故農民的老辣的智慧，等等，但是每個鄉下青年人的願望之一，便是要逃脫忍受風雨旱澇的奴役和漆黑冬夜寂寞的境地，到城裡找活干，工廠和電影院裡的氣氛是實在的，有人情味的。友誼與合作是一般人幸福的基本成分，人們能更充分地在工業而不是農業勞動中得到它們。 對某一事業的信仰是大多數人的幸福源泉，這裡不僅僅指受壓迫國家中的革命者、社會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等，而且也包括其他層次的信仰。我所知道的一些人，他們相信英格蘭人是十個失傳部落的後裔，他們幾乎總是幸福的，而那些相信英格蘭人只是埃弗雷姆和《舊約全書》中的故事，是馬納塞部落的人，也同樣是幸福的。 但是，我可不想讓讀者對此產生信仰，因為我不會去鼓吹任何對於我來說是虛假信仰的幸福。出於同樣的原因，我也不會慫恿讀者去相信，人應該僅僅依靠癖好生活，不過要找一件並不是異想天開的事情也是容易的，而對此事真正感興趣的人們，則在閒暇時有了一份美差，它足以排解人生如夢的感覺。 與伏身平凡事業相近的是沉溺於某一愛好。在活著的、最傑出的數學家中，有一位將其時間平均分給數學研究和郵票收集。照我看來，當這位數學家在前者毫無進展時，後者便給他帶來了安慰。當然集郵不僅僅能排除因難以證明數學理論中的命題而產生的苦惱，而且郵票也不是能被收集的唯一物品。 試想，古老的瓷器、鼻煙盒、羅馬硬幣、箭鏃以及石器所展現的境界，該讓人多麼的欣喜若狂、心馳神往！而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卻對這些純樸的歡樂不屑一顧。我們在小時候體驗過它們，但後來出於某種原因，我們卻認為它們與成人格格不入，這實在是大錯特錯，任何對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快樂都應得到珍視。 就我而言，我「收集」河流：我為順伏爾加河而下和逆揚子江而上感到欣喜萬分，又為從沒見過亞馬孫河和南美洲北部的奧里諾科河而百嘆遺憾。這些情感可謂單純之極，然而我並不為它們感到羞怯慚愧。讓我們再看一下棒球迷們的激昂歡樂吧，他們以熱情而又貪婪的眼光看著手中的報紙。我認識一位美國一流的文學家，其作品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十分憂鬱。然而和他第一次會面就產生了不同印象。我記得當時電台恰好在報道一場棒球賽的結局，這位文學家忘了自我，忘了文學，忘了我們世俗生活的一切煩惱，他欣喜得狂叫起來，因為他所鍾愛的球隊獲得了勝利。從那以後，我便能讀著他的作品而不為書中人物的不幸感到壓抑了。 不過，一時的狂熱和業餘的愛好，在多數情況下不是幸福之源，它們只不過提供了一種逃避現實、暫時忘卻難以面對的痛苦的手段。比起其他的，根本的幸福更有賴於對人和物的友善關懷。 對人的友善關懷為柔情的一種形式，但不是那種貪婪的、占有的和非得到回報的形式，後者往往是不幸福的禍根。能得到幸福的那一種形式，是喜好觀察人群，並從其獨特的個性中獲得樂趣，他希望使那些與自己有接觸的人能表現其興趣，並得到樂趣，而不是想去左右別人，或得到別人的狂熱敬慕。 如果一個人以這種態度對待他人，那麼他便是幸福之源，同時他又是別人友愛的對象。他與別人的關係，無論密切還是疏遠，都會滿足他的興趣和感情。他不會由於別人的忘恩負義而滿臉不歡，因為他將很少得到這種回報，並且即使有，他也不會在意。 在另一個人身上，相同的特性會使那個人怒髮衝冠、暴跳如雷，而在他身上，則成為樂趣的來源。別人苦苦奮鬥所不能取得的成就，對他而言則是舉手之勞，不費吹灰之力。他幸福，因而他將是個愉快的同伴，而這又給他的幸福增添了許多。 但這一切必須是真切的，它絕不能產生於自我犧牲的想法，這一想法源自責任感。在工作中，責任感是有效的，但在人際關係中，它卻是糟糕的，人們希望彼此喜歡，而不想讓別人忍耐、順從地去忍受。自然而然、不費工夫地喜歡很多人，也許是個人幸福最旺盛的源泉。 我在上一段也提到對物友善的關懷。這說法也許有點牽強，人們或許會說，對物是不可能感到友善的。儘管如此，在地質學家對石塊或考古學家對廢墟所具有的興趣中，存在著與友愛相似的東西。對於敵對的而不是友善的事物，人們不可能感興趣。一個人因為厭惡蜘蛛，想住到它們較少光顧的地方，所以他也許會收集有關蜘蛛習性的資料。但這一興趣絕不會產生地質學家得自於石塊的那種歡樂。對無生命的事物所表現出來的興趣，雖然不如對待同胞的友愛態度在日常幸福的成分中那麼有價值，但是它仍然具有重要性。 世界廣闊無垠，而我們自身的力量卻是有限的。如果我們所有的幸福都局限於自身的情形之內，那麼不向生活索要更多的東西就是很困難的，而貪求的結果，一定會使你連應得的一份都落空。一個人若能憑藉一些真正的興趣，如16世紀的宗教曲、倫特會議或是星辰史等，而忘卻其煩惱的話，那麼當他漫步回來進入一個無關個人的世界時，定會發現自己覓得了平和與寧靜，使他能用最好的方法去對付他的煩惱，同時也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幸福的秘訣在於：使你的興趣儘可能地廣泛，使你對你所感興趣的人和物做出的反應儘量傾向於友善，而不是敵視。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幸福的人，這是一件較為輕鬆的事情。從我與友人們的閒聊或其著作中，我同他們得出同樣的結論：在現代社會中，幸福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卻發現，內省、到國外旅行以及和我的花匠聊天等過程中，往往會將這一觀點驅趕得無影無蹤。在前面我已論述了我的那些文學界朋友的不幸福之處，在這裡我想回顧一下，在我的生命途中，我所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 雖說有中間的層次，但幸福大體可分成兩類。我說的這兩類，也可以被稱作現實的和幻想的，或肉體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當然，名稱的選擇要視被證明的論點而定。而眼下，我卻不想證明什麼論點，我只想進行描述。 也許區別這兩類幸福的最簡單的方法是：一類幸福是對所有人都敞開胸懷，而另一類幸福則對能讀會寫的人表示親切。 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認識一個掘井的人。他好幸福！這個人身材高得出奇，肌肉發達，他既不會讀又不會寫。當他在1885年得到一張國會選票時，他才有生以來頭一回知道存在著國會這麼一個機構。他的幸福並不是源自知識，也不是基於對自然法則、物種完善、公共設施公有權、19世紀40年代基督教新教派之一的安息日會認為的「最後勝利」，或知識分子認為人生享受所必不可少的所有信條，而是基於身軀的活力、足夠的體力和對石塊這類並非難以逾越的障礙的征服。 幸福的秘訣在於：使你的興趣儘可能地廣泛，使你對你所感興趣的人和物做出的反應儘量傾向於友善，而不是敵視。 二、幸福的生活 顯然，幸福的獲得部分靠外界環境，部分靠自己。在本節里，我們探討靠自己的那部分，而且我們發現，在與自己相關的範圍里，幸福的竅門是十分簡單明了的。 很多人以為，如果沒有一種多少帶有宗教成分的信仰，那麼幸福是不可能的。也有一些人以為，他們不幸福，是因為他們的憂傷有著錯綜複雜和高度理智的根源。我可不相信這些是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真正根源，我想它們僅僅是現象而已。一個不快樂的人通常會擁有不快樂的信仰，而一個快樂的人會擁有快樂的信仰，兩者都將其幸福或不幸歸之於各自的信仰，而真正的因果關係卻截然相反。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某些東西是不可或缺的，但這些東西也很簡單：衣食住行、健康、愛情、滿意的工作和來自同伴的尊敬。對某些人來說，為人父母也是很必需的。在通過努力獲得它們，而他依舊感到不幸福時，那他必有某種心理上的失調。如果這種失調非常嚴重，他就應該去精神病醫生那兒治療，但在一般情況下，只要他把事情安排恰當，那麼病人自己也可以醫好這種失調。 只要外界環境不是絕對多災多難，一個人應該能夠獲得幸福，他的熱情和興趣向外而不是向內發展。因此在教育和適應世界方面，我們都應極力避免自私自利的情慾，儘量獲得那些能阻遏我們專注自身的情愛和興趣的思想。 大多數人在監獄裡是不會感到幸福的，這是人的天性，而被我們鎖閉在自身內的情慾則構成的一所最糟糕的監獄內。在這類情慾中，最常見的有：恐懼、妒忌、犯罪感、自憐和自我欣賞。在這些情感中，我們的欲望都集中在我們自己身上，對外界沒有真正的興趣，總是擔心它在某方面會傷害我們或不能滿足我們。 人們極不願意承認事實，急切地想躲進暖和的謊言的長袍里，主要原因不外乎恐懼。然而荊棘撕破了長袍，寒冷的風從裂縫裡長驅直入，這時已習慣於溫暖舒適的人，比一個飽經風霜、結實硬朗的人，要遭受更多的苦楚。況且，那些自欺者也往往心裡知道自己在騙自己，他們整天畏怯疑懼，生怕某件不利的事情迫使自己沮喪地面對現實。 自私自利的情慾的最大缺陷之一，在於很少使生活豐富多彩。一個只愛自己的人，當然不能因其情愛的雜亂而受到指責，但到最後他必然會感到煩悶不堪，因為他熱愛的對象永遠沒有變化。一個因犯罪感而痛苦的人，是受著一種特殊的自戀之苦。在這茫茫宇宙中，他感到最重要的莫過於自己的品性高潔。傳統宗教的最嚴重的謬誤，在於鼓勵了這一特殊的自我專注。 一個幸福的人，以客觀的態度安身立命，他具有浪漫熾熱的愛和豐富廣泛的興趣，憑藉著這些愛和興趣，使他成為別人的愛和興趣的對象，他獲得了幸福。能成為愛的領受者，這自然是幸福的，然而索要愛的人並非就是得到愛的人。廣義地說，得到愛的人是給予愛的人。不過，倘若像為了利息而放貸那樣，一個人在層層盤剝之後才給予他人愛，這是沒用的，因為有算計的愛不是真誠的，領受者也不會感到它是真誠的。 那麼一個被囚禁於自身內的不幸福者又能做些什麼呢？只要他總牽掛自己不幸福的原因，他就依然是自私自利的，且無法跳出這一惡性的圈子。如果他要跳出來，他就得藉助真實的興趣，而不是指望那些被當作藥物一般接受的做作的興趣。 雖然這麼做的確有困難，但他畢竟還能做不少。如果他能正確地斷定其問題之所在，那麼他首先可以使自己明白，他沒有理由感到罪孽深重，然後依照我們討論的方法，把合理的信念植於無意識之中，同時做些多少是中立的活動。如果他成功地清除了犯罪感，那麼真正客觀的興趣大概會自然而然地產生。要是他的問題源於自憐，那麼他首先可以讓自己明白，在他周圍並沒有什麼天大的不幸，然後再用上述的方法去解決這一問題。要是他的問題源於恐懼，那麼讓他做一些有助於培養勇氣的練習。 自古以來，沙場上的英勇大膽一直被認為是一種美德，而且男孩和男青年的訓練，大部分是用於培養那種視打仗如兒戲的性格。然而道德的勇氣和智慧的膽略卻不曾引起同樣的重視，不過它們也有自己的培養方法。 每天你至少承認一個令你痛苦的事實。你得學會去如此感受，即便你在品德上、才智上遠不如你的朋友，人生依舊值得體驗。這種練習，幾年後最終能使你面對現實而不畏懼，並因此將你從大的恐懼中解放出來。 在極大程度上，幸福的生活猶如善良的生活。職業道德家們太偏重自我克制，因此他們把重點放在了錯誤的地方。有意識的自我克制，使一個人變得專注於自己，並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犧牲，結果在當前的目的上，它往往失敗，在最後的目標上，它幾乎總是落空。人們所需要的不是自我克制，而是那種向外的興趣，後者能產生自發的、不經雕飾的行為，而相同的行為，在一個專注於追求自身德行的人那兒，唯有依靠有意識的自我克制才能做到。 行為的效果可有天壤之別，這取決於行為者當時的心理狀態。如果你看見一個孩子行將溺死，如果你憑著援救的衝動直接去救他，那麼待你從水中冒出來時，你的道德並沒有受到半點兒損害。在另一種情況下，如果你對自己說：「去援救一個無助的人是德行的一部分，而我想做一個有德行的人，所以我必須救這個孩子。」那麼事後的你比起先前的你，將變得更為敗壞。在這個極端的例子裡能夠適用的東西，同樣適用於許多其他較不明顯的事情。 所有的不幸福都基於某種分裂或缺乏一致：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缺少協作和配合，因而造成了自我的分裂。自我和社會的聯結要靠客觀興趣和愛的力量，由於沒有這種力量，又造成了自我和社會缺乏一致。一個幸福的人絕不會遭受這種分離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分裂來對抗自己，也不分裂來抵禦世界。 這樣的人，覺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盡情地享受著世界所給予的五光十色和舒暢快樂，不會因為想到死亡而苦惱萬分、心神不定，因為他感到自己不會真的與後者分離。唯有在這種與生命之流如此深刻的、本能的結合中，人們才能找到無與倫比的歡樂。 三、幸福的秘訣 在這裡我想就我認為似乎是幸福者最普遍、最顯著的標記——熱情，花點筆墨。 理解熱情含義的最好方法，也許是觀察人們坐下來吃飯時的各種不同的行為。對有些人來說，吃飯是件惹人厭煩的事，哪怕是美味佳肴，他們都會覺得索然乏味。他們吃過山珍海味，或許餐餐如此，他們從不知道挨餓的滋味，而把吃飯僅僅看作是天天都要重複的刻板之事，由社會風俗所規定。 如同別的一切事情一樣，吃飯令他們感到厭倦，然而抱怨是毫無用處的，因為沒有別的事情比它少讓他們厭倦些。接下來便是病人，他們吃飯是為了完成一項任務，因為醫生告訴他們，為了恢復體力，進補一些營養物是必要的。還有美食家們，進餐前，他們滿懷厚望，結果發現沒有一道菜燒得是合格的。還有饕餮之徒，他們餓鬼般地撲向食物，狼吞虎咽，結果長得太胖，愛打呼嚕。最後，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進餐前食慾極佳，對眼前的食物很滿意，吃飽之後便讓嘴巴休息。 面對人生宴席所奉獻的珍品，人們會有上述種種相似的態度，幸福的人對應於最後一種進餐者。熱情與生活的關係，就好比是飢餓與食物之間的關係。厭煩吃飯者與拜倫式的不幸福的犧牲品相當；有任務觀的病人對應於苦行者；饕餮之徒與驕奢淫逸者呼應；而美食家則對應於愛挑剔者，後者將生活的一半樂趣指責為缺乏美感。 奇怪的是，大概除了饕餮之徒外，所有這些類型的人都鄙視具有良好胃口的人，認為自己是優越的。因為飢餓而享用食物，或者因為生活絢麗多彩、樂趣無窮而去熱愛生活，這對他們來說似乎是庸俗的。他們站在幻滅的頂峰，而對他們認為是頭腦簡單的人橫豎瞧不起，我個人並不贊同這一觀點。從著魔狀態中解脫出來，不管形式如何，對我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不錯，某種情形會使得這種解脫不可避免地發生，但是，一旦發生了，就得儘早地擺脫，而不應視其為智慧的更高形式。 倘若某個人喜歡草莓，而另一個不喜歡，那麼後者優越在什麼地方呢？這裡不存在草莓是否好壞的抽象和非個人的證明，愛吃的人說它們味道好極了，不愛吃的人則說它們味同嚼蠟。然而，愛吃草莓的人比另一個人多了一種快樂，就這點而言，前者的生活充滿了更多的樂趣，他更完美地適應了另一個人也得生活於其中的世界。 在這一小小的例子中是確鑿的東西，在更為重大的事件中也同樣是確鑿的。愛欣賞足球賽的人，就在該方面勝過不愛欣賞足球賽的人，而喜好讀書的人，則遠勝於厭惡書本的人，比起看足球賽來，閱讀給予的快樂要多得多。 一個人的興趣越廣，他擁有快樂的機會就越多，而受命運擺布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為如果他失去了某一種興趣，他便可轉而依賴於另一種興趣。生命短暫，人們不可能對事事都感興趣，不過對儘可能多的事物感興趣卻是一樁好事。我們都容易染上內省者的弊病，世界向他顯現出千姿百態的景象，但他卻扭轉腦袋，專注於內心的空虛，我們可不要以為內省者的憂鬱有什麼了不起。 以前有兩台製造香腸的機器，它們結構精美，專用來將豬肉製成鮮美無比的香腸。其中一台機器對豬肉保持著不衰的熱情，並生產出無數的香腸；另一台則說：「豬肉和我有什麼關係？我自己的工作比任何一塊豬肉都要有趣和神奇得多。」它拒絕了豬肉的光臨，開始研究自己的內部。而一旦豬肉被剝奪，它的內部便停止了運轉，它越是研究，這內部對它來說似乎越發的空虛和愚蠢，所有這些進行過美妙轉換的部件竟紋絲不動了。它真不明白，這部機器究竟能做些什麼。這第二台制腸機就像是失去熱情的人，而第一台則好比保持著熱情的人。 心靈是一架奇特的機器，它能以最令人驚訝的方式將給予它的材料結合起來，但是沒有了來自外部世界的材料，它便是軟弱無力的。心靈與制腸機不同的是，它必須自己為自己獲取材料，因為事件只有通過我們對它們所發生的興趣才能成為經驗，倘若它們不能激發我們的興趣，我們便不會去利用它們。因此，一個注意力向內的人覺得一切都不值得他去注意，一個注意力向外的人，在他偶然審視他的靈魂的瞬間，就會發現那些極其豐富、有趣的各類成分被解析和重新組成美妙或有教益的模式。 熱情的形式數不勝數。人們也許記得英國小說家柯南·道爾爵士在小說中所塑造的夏洛克·福爾摩斯，一次他碰巧看到路上有頂帽子，就撿了起來，對它打量了一番後說，帽子的主人因為酗酒而毀了自己的前程，他的妻子也不像以前那樣迷戀他了。如此普通的物品便能引起他極大的興趣，對這樣的人來說，生活將永遠不可能是無聊的。在鄉村野外的散步途中，有很多不同的東西能引起人們的注意。某個人或許會對禽鳥感興趣，另一個則關心草木，還有人留心地質，更有人注意農事，等等。如果你感興趣，那麼其中任何一項都是有趣的，其他的也一樣。 一個人，只要對其中的一種東西感興趣，就比不感興趣的人更好地適應了這個世界。 同樣，對待同胞，不同的人態度的差異何止天壤之別！在一次長途火車旅程中，一個人會對與其同車的旅客視而不見，而另一個則會對他們進行歸納，分析他們的性格，並對他們的境況做出相當準確的猜測，甚至他也許會弄清其中幾個人的最隱秘的歷史。人們在弄清別人所表現出來的差異，也相同地反映在人們對別人的感覺之中。有些人總覺得幾乎每個人都讓自己受不了，而有些人則會很迅速、很容易地對那些與自己接觸的人產生友好的感情，除非有某些明確的原因才會有別的感情。再以旅行為例，有些人行蹤遍及好多國家，他們總是去最好的旅館，吃的食物與他們在家時吃的完全一樣，約見那些他們在家裡見到的相同的富翁們，談的話題也與他們在自家餐桌上談的雷同，這些人回家後只為結束了昂貴旅行的煩惱而感到如釋重負。而另外一些人，不管他們去哪兒，都會發現那些特別的事物，並結識當地的典型人物，觀察任何有歷史或社會意義的東西，品嘗當地的食物，學習當地的風俗和語言，回程時攜帶著豐富的新材料，給予自己無限的遐想。 在所有這些不同的情形中，一個對生活具有熱情的人要勝過沒有熱情的人，對於前者，即便是不愉快的經歷，它們也不被認為是一無是處的。我為見過一群中國人和一處西西里村子而感到快樂，我不能說當時的心情是極為愉快的。 愛冒險的人喜歡船隻失事、兵變、地震、大火災和所有諸如此類的不愉快經歷，只要它們不危害其健康。以地震為例，他們對自己說：「地震原來如此！」由於這樁新鮮事增加了他們對世界的認識，因而這使他們感到愉快。要說這些人不受命運的擺布可並不正確，因為如果他們失去了健康，很可能在此時他們也會失去熱情的，但這也並不一定都是如此。我曾認識一些人，他們長年累月受盡折磨，但直到臨死前最後一刻，他們仍保持著熱情。 有些疾患能摧毀人的熱情，有些則不然。我不知道生物化學家現在能否區分這兩類疾患，也許當生物化學取得了更大的進展後，我們都會有機會服用確保我們對一切感興趣的葉片。不過在此之前，我們不得不依賴對生活的常識性觀察，來判斷哪些因素使得一部分人對一切都感興趣，而使另一部分人對一切都不感興趣。 熱情有時是一般化的，有時是專門化的，可能非常專注於某一方面的。讀者也許還記得這位出現在19世紀英國作家、旅遊家鮑洛的《拉文格羅》一書中的人物，他失去了鍾愛的妻子，曾一度感到生活萬般無聊。但他是個茶葉商，為了忍受生活的不幸，他毫無外援地自學並閱讀經他手中而過的茶葉箱上的中文說明，結果，這給他帶來了新的生活樂趣，也開始飢不擇食地研究一切與中國相關的東西。 我曾認識一些人，他們專心致志，竭力搜尋一切有關羅馬帝國時期的一個密傳宗教——諾斯替教左道邪說的東西，又有一些人的主要樂趣是整理、校對16—17世紀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霍布斯的手稿和其著作的早期版本。 要事先知道一個人將會對什麼感興趣是絕不可能的，不過大多數人能對這件事或那件事懷有強烈的興趣，一旦這種興趣被激發，那麼他們的生活就會從沉悶、單調中解放出來。然而，比起對生活的一般熱情來，非常專門的興趣，作為幸福的源泉令人感到不夠滿意，因為後者很難填補一個人所有的歲月，並且總存在這樣一種危險：或許在某一天他全部知曉那已成為其愛好的某一特殊事物，而這又使他感到索然無味。 我們所有不同的愛好和願望必須適合生活的總框架，如果它們要成為幸福的源泉，它們就得與健康相一致，與我們所愛者的情感相一致，與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關心相一致。有些強烈的愛好幾乎可使人無限度地沉溺於其中而導致逾越界線，有些則不然。以一個愛下棋的人為例，如果他是個有獨立經濟來源的單身漢，那麼他不必對這一強烈的愛好有什麼限制。如果他有妻兒，又無自立的能力，那麼他必得對此多加限制。即使嗜酒狂和饕餮之徒沒有社會的束縛，若從注重自身的利益出發，也是不明智的，因為他們的嗜好與健康相衝突，片刻之歡留下的會是無盡的痛楚。 任何強烈愛好，如果不讓它們成為痛苦的根源，就必須讓它們處於由某些特定的東西所構成的框架之內，這些特定之物健康，對自身才能有總的把握，有支付必需品的足夠收入，以及最根本的社會義務，如對待妻兒。一個人如果為下棋而犧牲上述種種特定之物，他在根本上便和嗜酒狂一樣糟糕。我們對這樣的棋迷沒有嚴加譴責的唯一原因是，這樣的人並不多見，且只有才能非凡的人才可能鍾情如此高等的智力娛樂。希臘節制的準則實際上可運用於這些事情上，一個白天幹活時便想到晚上的棋盤的棋迷是幸運的，但是一個為了整天弈棋而丟下工作的棋迷就喪失了節制的美德。 據記載，在托爾斯泰年輕的靈魂未得再生的時候，他因其沙場上的英勇表現而被授予陸軍十字勳章。然而到頒發獎章的那一天，他卻沉溺於一盤棋竟決意不去出席授獎儀式。在這件事上，我們很難說托爾斯泰有什麼過錯，因為對他來說，他是否贏得了陸軍勳章實在是無關緊要的。不過要是小人物這麼做了，那或許就成了一件傻事。 作為對前面提出的準則的限定，那就應該承認，有些行為被看得如此高尚，以至於為它們犧牲所有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一個為國捐軀者，如果撇下妻兒，一文不名，他是不會受到指責的。人們也不會指責因期望某項重大科學發現或發明埋頭於實驗而使全家困苦不堪的人——條件是他最後獲得了成功。不過，如果他從沒有在他期望的發現或發明中得到成功的話，大家會說他是個怪人。這看上去有失公允，因為在這一事業中，沒有人能事先知道其成功與否。在基督紀元的最初千年內，一個追求聖徒一般生活而拋下其家庭的人備受人們的讚譽。在今天，人們認為他該給家裡準備點什麼。 我想，在饕餮之徒和胃納健全者之間總存在某種根深蒂固的心理差異。一個充分發展了畢生欲望的人，往往具有某種長年累月的苦惱，他時刻在尋求躲避無法擺脫的憂懼。這在嗜酒狂的情形中是顯而易見的，人們喝酒是為了遺忘，如果他們的生活中不存在憂懼，那麼他們不會以為爛醉如泥比神志清醒更令人愜意。正如一位傳說中的中國人所言：「要麼滴酒不沾，要麼一醉方休。」這正是所有過度和單一的強烈愛好的典型。 在這樣的愛好中，追求的不是樂趣，而是忘卻。然而以酒鬼方式獲得的忘卻，迥然不同於發揮合乎需要的才能所取得的忘卻。鮑洛那位自學中文的主人公，也是為了忍受喪妻的悲痛而去尋求忘卻，不過採取的是一項毫無害處的活動，不僅如此，這項活動還豐富了他的智慧和見識。除了這樣的躲避方式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值得提倡的。 真正的熱情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除非它已讓種種不幸給扼殺了。小孩子對他們所見所聞的一切都感到新鮮。對他們來說，世界充滿了新奇。他們總忙於對知識的熱烈追求，當然這種知識與學者們的相差甚遠，前者來自孩子們對引起他們注意的事物的熟悉過程。只要身健體壯，小孩子即使長大了，也會保持其熱情。 一隻待在陌生房間裡的貓是不會躺下休息的，除非它嗅遍了每個牆角，而沒有聞到一丁點兒耗子味。一個從未受到重大挫折的人，將保持對外部世界的天生興趣，只要他保持這一興趣，他就會發現生活是快樂的，除非其自由受到了不適當的限制。 在文明社會中，熱情的喪失大多是因為自由受到了限制，而這類限制在生活中是不可少的。原始人感到餓了，他便去打野味，這自然是聽命於直接的行動。一個每天早上按時上班的人，在根本上也受同樣行動的驅使，即為了生存的需要。不過在後者的情形中，這一行動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即時產生作用的，它是間接地通過抽象詞語、信念和意願發生作用的。當一個人去上班的時候，他並不感到飢餓，因為他剛剛吃了早點，他僅僅知道飢餓會再度降臨，而工作就是解救未來飢餓的手段。 行動是毫無規律的，而文明社會中的習慣則是有規律的。在原始人中間，甚至集體的活動都是自發的和衝動的。當部落要去打仗時，鐘鼓便振奮軍威，激起鬥志，群情高昂，激勵著男女老少從事必要的活動。而現代事業則不能這麼處理。 在生活中，文明人每時每刻都受累於那些對衝動的約束。如果一個人碰巧感到欣喜，他可不能在街上又唱又跳的；如果正感到悲哀，他也不能坐在台階上流淚哭泣，妨礙行人交通。年輕時，他的自由在學校遭到限制；成年時，他的自由又在工作時間內受到束縛。所有這些都使得熱情更難以維持，因為不斷的約束會產生疲乏和厭倦。儘管如此，一旦對自發的行動不加約束，一個文明的社會便不復存在，因為自發的行動僅僅造成最簡單的社會合作，而不能產生複雜的合作。 為了逾越這些抑止熱情的障礙，一個人需要健壯的體魄和旺盛的精力，或者，如果幸運的話，有一項自己感興趣的工作。 從統計數字來看，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所有文明國家的健康狀況都得到了改善，但人的體力卻較難評判。不過我懷疑，現在健康者的體力是否與先前的一樣強勁。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個社會問題，我不打算在這裡就此追本溯源。然而這一問題也有個人的和心理的一面，我們已作了探討。 有些人不顧文明生活的種種障礙而保持其熱情，而其他許多人，只有當他們從耗費了大量精力的內心衝突中解脫出來時，他們才能做到這一點。比起必要的工作來，熱情要求更多的精力，這反過來又要求心理機器的平穩運轉。 在女子方面，雖說現今比以往要好些，但在很大程度上，女子的熱情由於受不正確的價值觀的影響而大大減退了。女子對男子頗感興趣，或在大庭廣眾活潑有餘，都會被認為是不受歡迎的。女子學著不對男子產生興趣，而且往往對一切不感興趣，或許除了行為端正以外。 傳授這一對生活採取消極和迴避的態度，無疑是在灌輸某種對熱情有害無益的東西，無疑是在鼓勵某種對自身的專注——這是極講體面的女子的特徵，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尤為如此。她們對普通人感興趣的體育漠不關心；對政治不聞不問；對男子，她們持一本正經的冷淡態度；對女人，她們暗中抱敵視態度。她們深信，其他女人絕沒有她們那麼體面和規矩。她們炫耀說，她們獨善其身。換言之，她們對同胞的冷漠在自己眼裡倒成了一種美德。當然，人們不能為此而指責她們，因為她們也僅僅是在接受道德說教。然而，作為壓抑制度的值得憐憫的犧牲品，她們卻沒能認識到這種制度的罪惡。 對這樣的女子來說，胸襟狹窄是美德，慷慨大方倒成了罪惡。在她們自己的社交圈內，她們儘可能地扼殺歡樂；在政治方面，她們迷戀壓制性的法規。幸好這類人漸漸地少了起來，但是她們較那些生活于思想解放的圈子裡的人士所料想的仍要多得多。如果有人懷疑這一說法，我則建議他去幾幢供出租的房屋那裡找個住處，並在找房的過程中，留心一下那些女房東。於是他便會發現，那些女人具有一種女性美德意識，這一意識從根本上包含了對生活熱情的摧殘。他還會發現，由此造成的結果便是心胸狹窄和扭曲。 合理的男子美德和女子美德之間不存在差別，或至少沒有傳統所說的那種差別。熱情是幸福與健康的秘訣，對男人來說是這樣，對女人也同樣如此。 四、幸福的條件 中庸之道是一種乏味的學說，我記得當我還年輕時曾對此拒不接受，並對此輕蔑和憤慨，因為那時候我崇拜英雄式的極端。不過，真理並非總是有趣的，有許多東西得到人們的信仰，就是因為它們有趣，事實上很少有其他的依據能為此佐證。中庸之道便是恰當的例子。它或許是一種乏味的學說，但在許多方面卻是真理。之所以必須保持中庸之道，與維持努力和捨棄之間的平衡有關，這兩種主張都有極端的擁護者，持捨棄說的是聖徒和神秘主義者，持努力說的是效率專家和強壯的基督徒。這兩個對立的學派各有部分真理，但不是全部的。在這裡，我將力圖找出一種平衡，還是先從努力這方面入手吧。 除極個別情況外，幸福不像成熟的果子那樣，僅僅靠著機遇便會掉進你的嘴裡。因為這世界充滿了這麼多可避免和不可避免的厄運，這麼多疾病和心理癥結，這麼多鬥爭、貧窮和仇恨，所以想成為幸福者，就必須找到一些方法來對付眾多的不幸。在極少數情況下，那可以不費吹灰之力。 一個性情和善的男子，繼承了一大筆財產，身體健康，愛好簡單，他便可以優哉游哉，舒適愜意，全然不知人們亂鬨鬨在忙些什麼。一個生來好逸惡勞的美人，如果她碰巧嫁了一個富有的丈夫而無須她操勞，而且如果婚後她不怕衣帶漸緊，那麼她一樣可以享受懶福，只要她在養兒育女方面也有福氣。但這種情形實在不多見。大多數人是不富裕的，很多人生性也並不隨和，很多人有著不安的情緒，使他們不能忍受寧靜而有節律的令人厭惡的生活。而健康的福氣又不是每個人都能拿得穩的，婚姻更不是幸福的必然源泉。 幸福必須是一種追求，而不是天神的恩賜，在追求中，內部和外部的努力都具有很大的作用。內部努力可能包含了必要的捨棄。因此，我們目前只談論外部的努力。 當一個人得為生計工作時，需要努力是顯而易見的，不需要強調。印度的托缽僧的確不必努力便可生存，他只要捧出他的盂缽來接受信徒的施捨，然而在西方國家，當局並不贊同這種求生之道。而且，西方的氣候也不像熱而乾燥的地方那麼令人愉快。無論如何，在冬天，幾乎沒有人懶到寧可去外面遊蕩，而不願意在有暖氣的房間裡工作。因此，在西方，單是捨棄並不是一條通向幸福的道路。 在西方國家，僅僅溫飽的生活不足以帶來幸福，因為他們還需要有成功的感覺。在某些職業中，如科學研究，那些並無豐厚收入的人可能獲得這一感覺，但在大多數職業中，收入則變作成功的尺度。在這方面，我們觸及了這一題目，即在大多數情況下，捨棄是合乎需要的，因為在這競爭的世界上，只有少數人才可能取得耀眼的成功。 依照不同的情形，努力在婚姻中既可以是必要的，又可以是不必要的。如果某一性別的人處於少數，像英國的男子和澳大利亞的女子，那麼這一性別的人一般無須努力，便可以像他們希望的那樣與別人締結良緣。然而，如果某一性別的人處於多數，那麼情形正相反。 凡是研究過婦女雜誌上廣告的人，就不難發現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在女子占多數的地方，倘若她們想要結婚，那麼她們就得花費較多的力氣和心思。在男子占多數的地方，他們往往採用更利索的方法，如使用手槍。這很自然，因為大多數男子最經常地處於文明的邊緣。如果有一場瘟疫只讓男子逃脫而使他們在英國成為多數，我真不知道他們會怎麼辦，他們也許又得恢復往日殷勤而又豪俠的風度。 為成功地培育孩子而做出的努力和花費的精力，大概沒人會否認。 那些信奉捨棄和被誤稱為「精神至上」的生命觀的國家，其嬰兒死亡率就很高。不依靠世俗的職業，就不可能獲得這些東西：藥物、衛生、無菌操作、適當的食物等，它們需要有對付物質環境的力量與智慧。凡把物質視作幻象的人，對灰塵也有同樣的看法，而結果卻導致了孩子的死亡。 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說，只要一個人的欲望不曾泯滅，那麼他將以某種權力作為正常和合法的目標。而這種被期待的權力內容依一個人的主導熱情而定：有的人想要控制別人行為的權力；有的人想要控制別人情感的權力；有的人想要控制別人思想的權力；有的人希望改變物質環境；有的人想通過掌握知識來獲得權力的感覺。每一件大眾工作都包含了對某種權力的欲望，除非它僅僅以營私舞弊來發財為目的。 一個因目睹了人類的悲慘而純粹為他人感到悲痛的人，會渴望能減輕人類的痛苦。對權力完全冷漠的人，只能是那些對同胞毫無感情的人。因此對權力的某種形式的欲望，作為某些人的部分配備可給予承認，原因在於這些人能創建一個良好的社會。而且只要不曾遭到破壞，權力欲的每一種形式都包含了相關的努力形式。 這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或許是老調重彈了。然而西方國家的不少人士在與所謂的「東方智慧」眉來眼去，暗地裡偷情，這當口東方卻在拋棄它。對上述那些人來說，我們所說的一切都成問題，倘若果真是這樣，那麼老調是值得重彈的了。 不過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捨棄也具有它的作用，而且其重要性不亞於努力。雖說聰明的人不願意在可以戰勝的厄運面前偃旗息鼓，但他也不願意在不可避免的災難上徒費時間和情感，而且即使這些災難本身是可以克服的，但要克服它們會消耗過多的時間和精力，以致妨礙他追求更為重大的目標，那麼他也寧願屈服。許多人為了一點不遂心的小事便會煩躁不安或者大發雷霆，這樣便虛擲了許多有用的精力。即便在追求真正重要目標的過程中，也不應該讓感情陷得太深，以致可能出現的失敗的想法將長久地威脅心靈的寧靜。基督教訓導人們順從上帝的意志，使那些不接受這一說教的人，在其活動中也應貫穿某種信仰。 在實際工作中，效率與我們傾注於這件工作的感情並不相稱。說實在的，感情有時倒是效率的絆腳石。適宜的態度是：盡心盡力，而將結局留給命運。捨棄有兩種：一種源於絕望；一種源於不可征服的希望。前者是不好的，後者是好的。一個遭受了徹底失敗而對重大成就失去了希望的人，可能學會絕望的捨棄，如果他真的學會了，他便會拋棄所有的重要活動。他可能相信宗教詞句或苦思冥想才是人類真正目標這一邪說，以掩飾他的絕望。然而不管他使用何種偽裝來隱匿他內心的失敗，歸根結底他是無用的和不幸福的。 而將捨棄建立在不可征服的希望之上的人，則做得完全不一樣。不可征服的希望一定是非常龐大而非個人的。不管我個人的活動是什麼，我可能敗於死亡或某些疾患；我可能被對手擊敗；我可能發覺自己走上了一條愚蠢的、不可能成功的道路。在成百上千種情形下，純屬個人希望的破滅將是無法避免的，然而如果個人的目標只是人類的偉大希望的一部分時，那麼個人希望的破滅就不會是徹底的失敗。 一個期待有偉大發現的科學家可能會失敗，或因頭部被擊而不得不放棄工作，但如果他由衷地渴望科學的進步，而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貢獻，那麼他便不會像一個純粹為了自己的研究那樣的研究者一樣感到絕望。那些為極迫切的改革而奔波的人，可能會發覺他的一切奮鬥都被戰爭擠到了一邊，並且可能被迫認識到他為之工作的事業不可能在他生前有所成就。然而他不必為此而絕望，只要他關切著人類的前途，而不僅僅惦記著自己能否參與。 上面所說的捨棄都是最難的。另外還有一些捨棄，做起來比較容易。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只是次要的目標受到了阻礙，而人生的大目標依舊展示了成功的前景。例如，一個從事重要工作的人，倘若因婚姻不美滿而心神不定，那麼他就是不能在該捨棄處捨棄。倘若他的工作真是讓他神魂顛倒，那麼他就應該將這類偶遇的麻煩當作潮濕的空氣一樣，誰要是對這等麻煩小題大做，那真是愚不可及。 焦慮、煩躁、惱怒，都派不上用場。那些強烈地感到這些情緒的人，或許會說他們無法克服這類情緒，而我也不知道，除了我們在前文說及的那一根本的捨棄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克服它們的。集中精力於實現偉大的、非個人的希望，不僅能使一個人承受個人工作的失敗，婚姻生活的不幸，而且也使他在耽誤了火車或將雨傘掉在污泥中時做到不焦不躁。如果他生性暴躁，那麼除此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療法。 一個擺脫煩惱奴役的人，將發覺生活遠比他一直生氣的時候愉快。熟人們的怪癖，原先委實讓他感到厭惡，現在只覺得有趣。當某人第347次講述火地島上那位主教的軼事時，他以留神次數的記錄來自娛，而不想以自己對故事一無所獲去轉移對方的話題。在他趕早班火車的匆忙間，鞋帶斷了，他適可而止地咕噥了一下，之後他想到在遙遠的宇宙史中這件微末之事畢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重要性。他求婚時為一個令人厭煩的鄰居的來訪所打斷，這時他會想到所有的人都可能遇上這一不幸。 依靠奇特的比喻和怪異的類比，人們可以無限地從小小的不幸中找到安慰。就我想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幅圖畫，一旦有什麼東西像是要來糟蹋這幅畫時，主人便會惱怒起來。最佳療法是不要只有一幅，而要有整個畫廊，遇到什麼情形便挑選什麼圖畫。倘若畫面中有一些是可笑的，那再妙不過了。 將自己看成是悲劇中高尚的英雄是不明智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一個人應該永遠把自己當作喜劇中的小丑，那更令人作嘔生厭。審時度勢地選擇適宜的角色需要一點機智乖巧。當然，如果你能忘卻自身而不扮演任何角色，那實在令人欽佩和羨慕。不過，倘若扮演角色已成了第二天性，那麼你應想到你是在演出全部的節目，所以要避免單調。 許多積極而又活躍的人認為一丁點兒捨棄、一絲幽默，便會損耗他們工作的精力，摧毀他們獲得成功的決心。照我看來，他們想錯了。凡值得做的工作，就是那些不以工作的重要性或一蹴而就來矇騙自己的人也可以勝任。而那些只有靠了自欺才能工作的人，最好在開始前先學習如何接受真理，過後再繼續其事業，因為靠騙人的鬼話來支撐的需要，或早或遲會使他們的工作變得不是有益，而是有害。與其做有害之事，不如什麼也不干。 世上有益的工作，一半是用來對付有害的工作的。花少許時間用於學會鑑別事實，這不是浪費時間，這可讓日後所做的工作便不大可能是有害的。而那些需要自我的一貫膨脹來刺激其精力的人，他們做的工作就不一樣了。 某種捨棄包含了當事人直面自己真相的意願，這種捨棄，雖然最初令人痛苦，但最終給予你一種保護，使你免遭自欺者常有的失望和幻滅。沒有什麼比你天天都竭力去相信某些事情，而它們卻天天變得更不可信那樣，更令人疲倦，久而久之更是令人惱怒。捨棄這種努力，是獲得牢固而又持久幸福的必要條件。 五、人的不幸 動物只要不患病，吃得飽，便是幸福快樂的了。人呢，本來也應該這樣，但在現代世界上卻並非如此，至少有許多人是不幸福的。如果你不幸福，或許你就會承認，自己在這一方面並不例外。如果你是幸福的，那麼請自問一下，你的朋友中又有幾個是幸福的？ 在你對自己的朋友作了回顧之後，你可以讓自己學習觀察人的情緒的藝術，使自己更善於感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們的各種情緒。 八、九世紀時，英國詩人、版畫家布萊克說： 我見過的一張張臉上， 顯出斑斑懦弱，點點哀怨。 儘管不幸的形式各種各樣，但是你不難發現處處都會遇到它。現在我們假定你在最典型、最摩登的大都市紐約城裡，上班時間你站在一條繁忙的大街上，或是周末站在通衢大道上，或是晚上去出席一場舞會，你把自我從心靈里完全排除，讓周圍陌生人的個性一一進入你的眼底。你會發現，這些不同的群體都有各自的煩惱。在趕著上班的人流里，你會看到焦慮不安、精神過度集中、消化不良、那種除了生存鬥爭對一切缺乏興趣的態度、遊戲娛樂興致殆盡，以及對人類同伴的冷漠無情。 這種種不幸的根源，部分在於社會制度，部分在於個人的心理素質。當然，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制度的產物。為促進人的幸福而在社會制度方面需要進行的改革，我以前已有著述。在本書中我不打算就戰爭、經濟剝削、棍棒恐嚇教育的廢除等問題展開討論。 我們的文明時代極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去尋找一種沒有戰爭的制度。但是，人類是如此的不幸，以至於互相殘殺比起持久地享受生活的陽光，反倒顯得不那麼可怕，在這種情況下，再好的制度也是難以實現的。如果說機器生產是為了增進那些最為需要的人們的利益，防止永久性的貧困是必要的，那麼連富人們都是痛苦不幸的，使所有的人變富又有什麼意義呢？棍棒恐嚇教育是不好的，但是如果那些人自己就是這類熱情的奴隸的話，他們是不可能施予其他形式的教育的。 以上這些思考使我們想到這一與個人有關的問題：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在此時此地，怎樣來獲得個人幸福呢？ 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我將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這樣一類人身上，他們沒有經受過來自外部的巨大痛苦。我假定他有足夠的收入解決溫飽和住宿問題，身體健康問題，能夠從事各項普通的活動。我不考慮這樣一類巨大的災難，如兒輩盡亡或當眾受辱等。這類事件是值得討論的，而且它們的確也很重要，但是同我下面要說的事情比較起來，它們屬於另外一種類型。我是想提出一種對文明國家裡絕大多數人遭受的日常不幸進行醫治的處方，這種不幸由於沒有明顯的外部原因，看起來幾乎無法加以迴避，因而使人更不堪忍受。 我認為，這種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對世界的錯誤看法、錯誤的倫理觀、錯誤的生活習慣所引起的，結果導致了對那些可能獲得的事物的天然熱情和追求欲望的喪失，而這些事物，正是人和動物的一切幸福、快樂最終所依賴的。這些事物的獲得本在個人能力範圍之內，我因而提出這樣一些轉變方法，只要我們有一般的好運道，便能通過這些轉變得到幸福。 對我所要提倡的哲學的介紹，或許最好從我的簡要自傳開始。 我生來並不幸福。我小時候，最喜歡聽的聖歌是：「對塵世覺得厭倦，我肩頭重負罪孽。」我5歲時，曾這麼想過，要是我活到17歲，那我到現在才忍受了我全部生命的1/4，我覺得在我面前的漫長厭倦、無聊的生涯簡直讓人難以忍受。到了青春期，我痛恨生活，一直在自盡的邊緣徘徊，而我之所以最終沒有自盡，只是因為想多學些數學。 現在，相反地，我熱愛生活。幾乎可以這麼說，隨著歲月一年年地流逝，我對生活更加熱愛了。這一方面是由於我發現了什麼是我最想得到的東西，而且逐漸得到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另一方面是因為我成功地摒棄了某些原先嚮往的目標，因為，實際上我不可能得到它們。但在很大程度上則是由於消除了對自我的過分專注。 像受過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樣，我也有過這麼一種習慣，反省自己的罪過、愚行和缺點。我在自己眼中是一個可憐的怪人。後來，漸漸地，我學會了對自己及自己的不足之處不加關心，我把自己的注意力日益集中到外部事物上去，如世界大事、種學科知識、我所喜愛的人等。 的確，對外界事物的種種興趣，也有可能帶來各自的痛苦：這世界可能會投入戰爭；某些方面的知識可能再也難以獲得；朋友可能會離我而去。但是，這些痛苦不會像那些由於對自我的厭惡而產生的痛苦那樣——毀滅生活的本質方面。而每種對外界的興趣都會激起某種活動，只要這一興趣依舊存在，這種活動便能完全防止人的厭倦和無聊意識的產生。對自我的興趣則相反，它不會激起進取性的活動。這可能會促使一個人去記日記，進行心理分析，或者是去當個僧侶。但是，僧侶只有在修道院的生活常規使他忘卻了自己，找回靈魂以後，才會得到幸福。他由宗教而得到的幸福，其實從清道夫這一行業中也可以得到，只要他一直堅守在這一崗位上。對那些自我專注過於嚴重，用其他方法治療均無效果的人來說，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對客觀知識的追求。 自我專注有多種形式。其中最普通的有罪人、自戀者和誇大狂三種形式。 在我說到「罪人」時，我並不是指犯了罪的人。根據對這一詞語的不同解釋，既可認為人人都犯罪，也可說誰都沒有犯罪。我指的是這樣一種人，其精神專注在犯罪意識中。他始終在責難著自己，如果他信教的話，就會把這解釋為上帝的旨意。他對自己應該成為怎樣的人有一定的想法和要求，而這與他所了解的實際的自我總是相矛盾的。如果他在有意識思維里早就拋棄了他在母親膝下時學得的那些道德準則，那麼犯罪意識或許埋藏於他的潛意識深處，只有在喝醉酒時或睡眠中才浮現出來。但是，這足以使一切事物失去其吸引力了。實際上，他依然接受了在嬰兒期學得的所有禁律。 罵人是邪惡的，飲酒是邪惡的，做生意精明是邪惡的，尤其，性是邪惡的。當然，他並沒有禁止自己去享受這些快樂。但是，這一切在他的思想中都受到了毒化，他感到自己由此而墮落了。他全身心去追求的一種快樂是受到母親的親切撫愛，他在兒童時代的這一經歷至今依然記憶猶新。這種快樂如今再也享受不到了，他便覺得一切都無所謂，既然他總是要犯罪的，乾脆深陷到罪惡中去吧。 在他談戀愛時，他在尋求著母性的溫柔，但是又不能接受這種溫柔，因為母親形象的存在，使他對任何與自己有性關係的女人不可能產生尊重。於是在失望中，他變得冷酷了。然而，後悔自己的冷酷，又重新開始了一輪想像中的犯罪和真誠的悔恨意識交替的過程。 這就是許多表面上死硬的放蕩者的心理。使他們走上歧途的，是對難以企及的目標（母親或母親替代者）的忠誠獻身，以及童年時代受到的可笑的倫理準則的灌輸教誨。對這些母性「貞潔」的犧牲者來說，走向幸福的第一步是擺脫早期信仰和情愛觀的統治。 自戀，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習慣的犯罪意識的反面：它包括對自我的羨慕和希望被人羨慕的習慣。當然，某種程度的自戀是正常的，也不必為之哀嘆，只是在發展過頭時，才成了一種邪惡。 有許多女人，尤其是富裕階層的女人，她們身上愛的能力已經完全乾涸了，取而代之的是這麼一種強烈的願望，即所有的男人都應該愛自己。當這種女人確信某一個男人愛她時，她便覺得他對自己不再有用了。男人方面也有這種情況，不過數量要少一些。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危險的私通》中的主角凡爾芒，由於誘姦被殺死。這是法國18世紀作家比埃爾·肖戴樂·德拉克洛寫的書信體小說中的主人公。 當虛榮達到這種程度時，就不可能對其他任何人產生真正的興趣，因此也不可能從愛情中得到真正的滿足，而在其他方面的興趣則會更快地低落下去。例如，一個自戀者為人們對大畫家們的崇敬所激勵，可能會去當一個美術專業學生。但是，對他來說，繪畫不過是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繪畫技巧從未使他真正產生興趣，除了與自己有關的事情以外，他看不到任何別的主題。其結果是失敗與失望，而不是期望中的獲得人們的奉承與讚揚。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那些小說家身上，在他們的小說總是把自己作為理想的英雄。任何勞動的真正的成功，有賴於對這一勞動的對象真正的興趣。那些成功的政治家們的最終悲劇就在於，他們以前對社區活動和主張措施等的興趣，逐漸為自戀情緒所替代。 一個只對自己感興趣的人是不值得稱讚的，人們不會這樣去對待他。因此，如果一個人對這個世界唯一所關心的是這個世界應該對他表示敬慕，那麼他是不大可能達到這一目標的。即使他達到目標，他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幸福，因為人的本能從來都不完全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而對自己加以人為限制的自戀者，恰如一個為犯罪意識所壓抑的人一樣。原始人可能會為自己是個優秀獵手而自豪，但是他也喜愛狩獵活動本身。 虛榮心在過了某一極點後，就會因為其本身而毀掉參加任何活動的樂趣，因而必然導致倦怠和厭煩。其根源便是自信心的缺乏，療法則在於培養自尊。但是，這隻有通過在所感興趣的活動中的成功中才能達到。 誇大狂與自戀者的區別在於：前者希望自己有權勢威嚴而不是可愛媚人，企求為人所畏懼而不是為其所愛。許多瘋子和歷史上的多數偉人均屬這一類型。 權力欲同虛榮心一樣，是正常人性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因此是可以被接受的；只有在它極度膨脹，或是與不真實的現實感連在一起時，才變得令人可嘆。這時候，它就會使一個人不幸福，或是顯得愚笨，甚至兩者兼而有之。 自以為頭上戴著皇冠的瘋子，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幸福的，但這種幸福是任何精神健全的人都不會去嫉妒的。公元前的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心理上與瘋子屬同一類型。他生前征服了當時歐洲人已知世界的絕大部分，死時才33歲，只是他具有實現瘋子的夢想的才能。但是，他卻未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因為這一夢想隨著他戰績的擴大而無限膨脹。當他知道自己成了歷史上最偉大的征服者時，他便自命為上帝。 他是個幸福的人嗎？他的嗜酒如命、他的狂躁脾氣、他對女人的冷漠無情、他的封神稱帝，都表明他並不幸福。 為了扶植人性中的某一部分而以犧牲其他部分為代價，或是把整個世界看作是為了個人自我的偉大高貴而創造出來的，那是不可能得到最終的滿足的。 一般來說，誇大狂，無論是精神錯亂的還是較為健全的，多為過分的羞辱受屈所致。拿破崙在求學時代曾為自卑感所折磨。他的同學大都是貴族子弟，而他出身貧窮，靠獎學金才得以維持學業。在他後來允許那些流亡者歸來時，他看見自己以前的同學向他屈膝低首，於是感到得意和滿足，真是福樂至極！這又導致他想去征服沙皇以得到同樣的滿足，而這種「滿足」卻把他送上了南大西洋的聖赫勒拿島。 既然沒有人是全能的，一個完全為權力欲所制約的人遲早會碰到那些難以逾越的障礙。要拒絕接受這樣一種認識，只有在意識層次強行注入某種形式的精神錯亂。當一個人的權力足夠大時，他還可以把向他指出這一點的人監禁起來或處以死刑。因此，政治意識和心理分析意識中的壓抑是相關聯的。當心理分析上的壓抑以任何形式出現時，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在適當範圍內掌有一定的權力可能會增進幸福，但是如果把它作為生活的唯一目的，那麼，它就會給外部世界或人的內心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 很顯然，不幸福的心理因素多種多樣，但是它們都有某些共同點。典型的不幸福的人，由於在青年時期被剝奪了某些正常的滿足，於是就把這種滿足看得比其他方面的滿足更為重要，一生只朝著這一方面孜孜追求，他僅僅對成功給予更多的、不恰當的重視，而不是對那些與此相關的活動給予重視。 今天，另外一種現象發展得很普遍——一個人可能覺得自己徹底失敗了，於是他不尋求任何形式的滿足，只求消遣娛樂、默默無聞。他便成了「快活」的愛好者。這就是說，他減少自己的活力以使生活容易忍受。例如，酗酒就是一種暫時的自殺，它所帶來的快樂只是消極的，不過是不幸的短暫中止而已。 自戀者和誇大狂相信幸福是能夠得到的，儘管他們可能採取錯誤的手段去攫取它。但是尋求精神麻醉的人，無論以哪種方式，他都已失去了希望，只求默默無聞。在這種情況下，要說服他的第一點就是——幸福是值得去爭取的。不幸的人，同失眠的人一樣，總是對此表示自豪。或許這種自豪同丟了尾巴的狐狸的態度一樣。如果是這樣，治療的方法是向他們指出怎樣去長出一條新的尾巴來。 我想，很少有人在看到了通向幸福的道路後，再去存心選擇不幸之路的。我不否認這類人的存在，但是肯定為數不多，不會形成氣候。因此我假定，諸位讀者是願意幸福而不願不幸福的。我是否能幫助讀者實現這一願望，不能肯定，但至少我的努力是不會有害處的。 六、英雄的不幸 同歷史上許多時代一樣，常常可以看到這樣一些賢士，他們看穿了以前時代的轟轟烈烈的場面，認為再也沒有什麼值得為之生活下去了。持這種觀點的人是不幸福的，但是他們對自己的不幸福引以為榮，他們將這歸之於宇宙本質，認為這是開明人士唯一可取的理性態度。他們對自己不幸的自豪、誇耀，使得較少世故的人對其真誠表示懷疑，他們以為對痛苦持欣賞態度的人實際上並不痛苦。這種看法過於簡單了些。無疑，這些受難者在他們的優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某些補償，但是這不足以彌補純樸快活的喪失。 我個人認為，人不快樂是沒有什麼理性、優越感可言的。賢士只要情勢允許，是會感到快樂的，當他發現對宇宙的思考過了某一極限而變得痛苦時，他就會轉而考慮其他的問題。這就是我在本節中試圖證明的。我想奉勸諸位讀者，無論出於何種理由，理智絕不會禁止人們去獲得幸福。不僅如此，我還相信，那些頗為真誠地把自己的悲哀歸於宇宙的觀點的人是本末倒置了。 事實是，他們之所以不幸福，是因為出於某些他們還沒有意識到的原因，而這種不幸福便導致他們去思考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裡那些令人不甚愉快的方面。 對當代美國人來說，我準備討論的觀點，是20世紀中期美國作家、編輯、教師約瑟夫·伍德·克魯奇先生在他寫的《現代性情》一書中提出來的；對我們的祖父一輩而言，則是拜倫的觀點；對所有時代的人來說，則是《傳道書》作者提出的觀點。 克魯奇先生說：「我們的事業是必將失敗的事業，在宇宙世界中沒有我們的位置，但是儘管如此，我們並不因為成為人而感到遺憾。我們寧願作為人死去，而不願像動物那樣活著。」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國著名詩人拜倫這樣寫道： 當早日思想的光芒在情感的隱隱腐朽中漸漸衰落，這世界給予的快樂沒有一個能像它帶走的一般快活。 《傳道書》的作者這樣說道： 我羨慕那些已經死了的人，他們比活著的人幸福多了。 但是，那未出生，未曾看見過這世上所發生的不公正的事的人，比上述兩種人都幸運。 這三位悲觀主義者在回顧了生活的樂趣、快活後，都得出了憂傷、抑鬱的結論。克魯奇先生生活在紐約城最高層的知識分子圈裡；拜倫暢遊過赫勒斯滂，古稱達達尼爾海峽，有過許多風流韻事；而《傳道書》的作者追求的快樂更是多種多樣，他飲酒作樂，欣賞音樂；他建造水池，擁有男僕女傭，甚至僕人都在他家裡傳宗接代。即使在以上種種情況下，他的智慧依然沒有喪失。然而他把這一切，甚至智慧，都看作一片空虛。 我決心辨明智慧和愚昧、知識和狂妄，但是，我發現這也是風。 智慧越多，煩惱越深；學問越博，憂慮越重。 連他的智慧似乎都使他惱怒，他想擺脫它，卻未能成功。 我自言自語：「來吧！試一試享樂！來享享福！」 可是，這也是空虛。 但智慧仍與他同在。 我心想：「愚蠢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儘管聰明又有什麼益處呢？」我的答案是：「沒有，一切都是空虛！」 因此，人生對我沒有意義；太陽底下所做的一切事只是使我煩惱。 一切都是空虛，都是風。 對文人來說幸運的是，人們不再讀很久以前寫下的那些東西了，因為要是他們讀了，便會得出結論：不管有人曾發過什麼議論，新的書籍的撰述必是空虛。如果我們能表明，《傳道書》的教義並不僅僅為賢士所獨有，我們就不必為以後出現的表達同樣情緒的詞句而自擾了。在進行這方面的討論時，我們必須分清楚情緒與理智的表現方式之間的差別。是沒有必要同情緒展開爭辯的，它會隨著某一幸運的事件，或是我們身體狀況的變化而變化，但是它不可能通過爭辯而轉變。 我自己曾經歷過這樣的情緒，即感到一切都是空虛，我對這種情緒的擺脫並不是通過任何哲學的手段，而是由某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行動需要促成的。 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會覺得不高興，但是你不會感到一切都是空虛，你會覺得孩子的身體復原是件當然要去關心的事，根本不必去考慮人生是否有最終價值這種問題。一個富人可能會，而且常常覺得一切都是空虛的，不過要是他正巧丟了錢，他便會擔心下一頓飯就不再空虛了。這種情感是由於自然需要的過分容易滿足而產生的。 人類同其他動物一樣，對一定量的生存鬥爭較為適應，而在占有巨大的財富、不需付出任何努力便可滿足他的一切奇思妙想時，單是生活中這一努力的缺乏就使他失去了幸福的一個基本因素。一個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人，他便會這樣認為：欲望的實現並沒有帶來幸福。如果他具有哲學思辨的氣質，他便會得出結論：既然具有了自己所要的一切的人並不幸福，那麼人生必是可憐不幸的。他忘記了缺乏我們所需要的某些東西，正是幸福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 關於情緒，我們就談這些。不過，在《傳道書》中，也有理性的探討—— 江河流入大海， 海卻不滿不溢。 太陽底下一件新事都沒有。 前人、往事無人追念。 太陽底下， 由勞碌得來的一切對我也都沒有意義。 因我不能把一切留給後人。 如果我們把上面這些見解用現代哲學家的風格來表述的話，那就很可能是這樣的：人永遠在辛勤勞作，物質永遠在運動之中，然而沒有什麼會永遠駐留不去，儘管後來的新事物同逝去的舊事物沒有什麼差異。 一個人死去，他的後嗣收穫他的勞動果實；河流奔向大海，但是河水卻不允許待在海洋里。如此周而復始，在無盡期、無目的的循環中，人類和世間萬物生生死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沒有進步發展，沒有永遠的成就。如果河流有智慧，就會待在原地止步。撰寫《傳道書》的所羅門——其實此書並非所羅門所寫，這樣做只是為了行文方便——如果有智慧，就不會去種下果樹，讓他的兒子來坐享其成了。 但是，如果在另一種情緒下，這一切看上去就完全不同了。天底下沒有新事物出現？那怎麼解釋摩天大廈、航天飛機和政治家們的廣播演說？所羅門何曾知道這一切？如果他可以通過無線電收聽到希巴皇后從她的領地回去時對臣民們的講話，那對處在毫無價值的樹木池塘間的他不啻是一個安慰？要是他有一個新聞剪報機構向他報告報紙是如何報道他的建築的富麗堂皇、後宮的舒適安逸、那些同他爭論的聖哲們的困窘狼狽相，他還會說太陽底下一件新事都沒有嗎？ 當然這些事物可能不會完全治癒他的悲觀情緒，但是他至少會採用一種新的表達方式。 實際上，克魯奇先生對我們的時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天底下的新事物太多了。如果沒有新事物是同樣令人討厭的話，那很難說兩者都成了使人絕望的真正原因。 我們再來看這樣一個事實：所有的江河奔向大海，但是大海卻不滿不溢，江河來到它們發源的地方，在那裡它們又回來了。以此作為悲觀論的根據，於是，便假定這種旅行是不愉快的了。人們夏天來到療養勝地，然後又回到他們原來的地方。這並不證明夏天到療養勝地是無益處的。如果河水有感情的話，它們或許就會像雪萊詩中的雲一樣，欣賞這有冒險性的循環旅行。 至於說到把財物遺給後嗣的痛苦，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從繼承人的角度看，這顯然不是什麼大的損失、災難。認為一切事物都帶有悲觀的原因也不盡然。如果繼之而起的是更壞的事物，那倒還是一個原因，但是如果隨之而來的是更美好的事物，那就應該是樂觀的理由了。 那麼，正如所羅門所認為的，繼承的事物同原來的一模一樣時，我們又該怎麼認識它呢？這不是使整個過程失去意義了嗎？當然不是，除非循環的各個階段本身就是令人痛苦的。 只注視著未來，認為今天的全部意義在於其將產生的結果，這是一種有害的習慣。沒有局部的價值，也就無所謂整體的價值。生活不應被視為這樣一種情景劇：劇中的男女主人公經歷難以想像的痛苦和不幸後，最終以圓滿結局作為補償。我活著，有我的生活，兒子繼承了我，他有他的生活，他的兒子又繼承了他。這一切又有什麼悲劇可言？相反，要是我長生不死，那麼生活的歡樂最終必定會失去吸引力。代代相繼，生活將永葆青春活力。 我在生命之火前烘烤著雙手。 火焰低落熄滅，於是我準備離去。 這種態度同對死亡的義憤態度一樣是很符合理性的。因此，情緒如要由理智決定的話，那麼快樂和絕望都是有相當理由的。 《傳道書》是悲劇性的，克魯奇先生的《現代性情》則帶哀怨色彩。 克魯奇先生之所以悲傷，根本上是因為中世紀以及稍後一些時代所肯定的事物準則都崩潰了。他說道：「當今這一不幸的時代為冥冥世界鬼魂困擾作祟，尚未認識熟悉自己的世界，其面臨的困境，猶如一個青少年遇到的困境一樣，他們要是脫離了少年時代經歷的神話世界，就不知道如何引導自己走向何方。」 這一情況對一部分知識分子來說是完全適用的，這些人接受過文化教育，但是對現代世界卻一無所知，他們在整個青年時代受到的教育是把信仰建立於情感之上，因而不能擺脫嬰兒期的尋求安全保護的欲望，這種欲望是科學世界難以滿足的。克魯奇先生同大多數文人一樣，為這種思想所困惑，即科學未實現它的諾言。 當然他沒有告訴我們這些諾言是什麼，不過他似乎這麼認為：六十年前如達爾文、赫胥黎一輩人所期望於科學的，卻至今未實現。 我認為這完全是偏見，是這些不希望自己的專長被人認為無價值的作家、牧師們生造出來的。現在的世界上確有許多悲觀主義者。當許多人的收入減少時，總會有許多悲觀主義者。克魯奇先生是美國人，而美國人的收入總的說來由於戰爭而增加了，但是在整個歐洲大陸，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們帶來了不安定感，知識階級遭受很大苦難。這樣一種社會原因對一個時代的情緒的影響，比較其理論對世界本質的影響來，要遠遠大得多。很少有幾個時代比13世紀更令人絕望了，儘管克魯奇先生如此惋惜的信仰在那時幾乎為所有的人所堅信，除了皇帝們和少數幾個義大利大貴族外。 因此13世紀英國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改革家羅傑?培根說：「我們這一時代比起任何一個時代，更多的罪惡統治著世界，而罪惡與智慧是絕不相容的。我們來看看這世界的種種境況，認真考慮一下吧：我們到處發現腐敗墮落，首先是在上的人君……淫蕩縱慾使整個宮廷名譽掃地，饕餮暴食位居其首……如果這僅僅為在上者所犯，那在下者又如何？看看那些高級教士吧：他們在怎樣追求金錢，對靈魂的拯救則不屑一顧……我們來想想宗教的戒規：我所說的一切，絕無反顧。看看他們墮落得又有多深，一個個都從自己的位子上跌落下來。（修道士的）新戒規從其最初的尊嚴里已大大受到腐蝕。整個牧師階層追求的是榮耀、淫蕩和貪婪：無論牧師在哪裡聚首，比方說在巴黎和牛津，他們之間的爭鬥、吵鬧和其他罪惡等醜聞便會傳遍世俗社會……只要能滿足自己的欲望，誰都不在乎自己干下的一切，不顧其手段如何陰險狡詐。」 在談到遠古時代的異教聖賢時，培根寫道：「他們的生活比起我們來，無論是在講究文明禮儀方面還是對世俗社會的輕視上，不知要勝過多少。他們歡欣明暢，富庶榮耀。這一切我們在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古羅馬雄辯家、悲劇作家、哲學家、政治家塞內加，古羅馬政治家、律師、作家圖裡，公元前2世紀初伊斯蘭哲學家、醫學家阿維森納，1世紀末阿拉伯哲學家阿爾法拉比烏斯和其他人的著述中都可讀到。正因如此，他們得到了智慧的秘密，找到了所有的知識。」 培根說出了和他同時代的文人學士的看法，他們當中無一人對自己所處的時代表示喜歡的。我絲毫不認為這種悲觀論有任何形上學的原因。原因就在於戰爭、貧困和暴行。 克魯奇先生最為感傷的章節之一是談愛的問題。事情似乎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對愛情評價很高，而我們具有現代複雜意識的人則已看穿了它。 「對懷疑心理更重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來說，愛情起著某些他們已經喪失了的、唯上帝才具有的功能。面對愛情，許多人，甚至那些最為頑固的人，一時間也變得神秘莫測了。他們發現自己面對著某種事物，這種事物喚醒了他們頭腦中的虔誠意識，這種意識不為其他一切所有，而且他們感到，甚至在他們生命本質的深處，應奉獻上不容置疑的忠誠。對他們來說，愛情就像上帝一樣，要求做出一切犧牲；另一方面，它又同上帝一樣，通過賦予生活以一種還未得到解析的意義來獎賞信仰者。我們已經更習慣於一個沒有上帝的宇宙，但是，我們還不習慣一個沒有愛情的世界，而只有當我們習慣於此時，我們才會理解無神論究竟意味著什麼。」 奇怪的是，我們時代的年輕人對維多利亞時代的看法，同生活於那個時代的人們的看法，差異竟是如此之大。 我想，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世紀英國詩人羅伯特?布朗寧的思想了。當然，我不能不承認，在他的愛情觀里有些迂腐氣味。 感謝上帝，他的卑微的芸芸眾生。 自誇靈魂有兩面，一面對著世界， 一面顯示給他心愛的女人。 這即是說，對待整個世界的唯一態度便是奮鬥。為什麼呢？因為這世界是殘酷的，布朗寧會這麼回答。我們則會說，因為這世界不會按你對自己的評價來接受你。一對夫婦可能會結成一個如布朗寧夫妻那樣的互相愛慕的家庭，有一個人在你身旁，無論你的勞動值得稱讚與否，她總是給予誇獎，這總是令人高興的。在布朗寧張口痛責暮茨傑拉德竟沒有膽量對布朗寧夫人所做的長詩《奧羅拉?利》表示稱讚時，無疑認為自己才是個真正的男子漢。我不認為雙方的批評官能的完全喪失是值得稱讚的。這與恐懼心理，以及希望在面對批評時尋找庇護的欲望是緊密相關的。許多老單身漢學會從自家人那裡獲得同樣的滿足。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深信，絕大多數的性活動是邪惡的，於是不得不把那些誇張形容詞貼在他們所認可的那種愛上。那時候的性饑渴比現在厲害得多，這就像苦行僧一直做的那樣，無疑更使人們去誇大性活動的重要性。 今天我們正在經歷一個混亂的時期，許多人拋棄舊的道德準則，卻還沒有獲得新的準則。這就給他們帶來了各種苦惱，由於在無意識中，他們一般仍然信奉舊的準則，所以當麻煩、苦惱冒出來時，便產生了絕望、悔恨和憤世嫉俗的心理。我想發生以上情況的人是不會太多的，但是他們屬於我們時代最無禁忌的那群人。我想，我們要是把今天以及維多利亞時代富有的年輕人作一比較，就會發現，比起60年前來，今天的青年在愛情上享有更多的幸福，對愛情價值也有更為真誠的信仰。 使某些人走上憤世嫉俗這一道路的原因是，舊的理想對潛意識的壓抑統治，以及理性的倫理道德的缺乏，而今天的人正是據此來調節他們的行為的。解決的辦法不在於對過去的哀悼、懷念，而在於採取更為勇敢的態度接受現代的世界觀，有決心從各個陰暗角落裡剷除早為人所擯棄的迷信思想。 要簡略說明人為什麼重視愛情是不容易的，不過我還是願意嘗試一下。愛情之所以受到重視，首先在於它本身是快樂的源泉。 啊愛情！他們太錯怪你了， 說什麼你的甜蜜便是痛苦。 當你結出豐碩的果實， 還有什麼比它更為甜蜜？ 這幾句詩的佚名作者並不是在給無神論尋找什麼答案，或是在尋求解開宇宙的鑰匙，他不過是在自我欣賞。首先，愛情不僅是快樂的源泉，而且愛情的喪失是痛苦的源泉。其次，愛情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促成了一切最大的快樂，諸如對音樂、高山、日出以及皓月當空的大海的欣賞。一個從未和自己所愛的女子一起欣賞過美好事物的人，便不能充分體會出這些事物所具有的神奇魅力。再者，愛能夠打破自我的堅殼，因為它是一種生物上的合作，在實現對方的本能目標時，需要雙方的情緒參與。 在歷史的不同時期，有過各種形式的獨處哲學，有的極為崇高，有的則較為卑下。禁欲主義者和早期基督徒相信，一個人只需通過自己的意志，換言之，不需要別人的幫助，便可實現人生的最高理想；還有人把權力當作生活的目標；另有一些人把個人享樂看作生活的目的。所有這些獨處哲學都認為，每個人自己便可達到善的境界，而不一定需要或大或小的群體社會的努力。 我認為，這些觀點不僅在道德理論上，而且在人的本能的積極表現方面，都是錯誤的。人是有賴於合作而得以生存的，而且大自然賦予了人本能器官，人的合作所需要的友誼精神由此才能產生。愛情是導致人的合作精神的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形式，任何經歷過種種愛情體驗的人是不會滿足於這種哲學的，即認為不需所愛的人的合作便可達到最高的理想境界。在這一方面，父母情感甚至要更強烈些，但是父母情感至多不過是父母之間的愛情結晶。 我不認為最高形式的愛是很普遍的，但是我確信，在愛的最高形式中所體現的價值一定還未被人知曉，而其自身的價值還未被懷疑論觸及，儘管那些懷疑論者並無此能力，但他們卻把這種無能歸於懷疑主義。 真正的愛是永恆的火， 在心靈里永遠燃燒， 從不倦怠，從不熄滅，從不冷卻， 從不對自己感覺厭惡煩惱。 下面我來談談克魯奇先生關於悲劇的看法。他認為，挪威戲劇家、詩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亞的《李爾王》要遜色得多，在這一點上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 「再強的表現力、再偉大的語言天賦也不能把易卜生變成莎士比亞。後者用以寫出他的作品的原材料——他的人類尊嚴觀，對人類熱情重要性的意識和對人生的廣闊豐富的想像力——這一切是易卜生不具備，也不可能具備的。這期間的幾個世紀裡，神祇、人類和自然都不知怎麼就縮小了。這不是因為現代藝術的現實主義信條引導我們去尋求平庸的人們，而是因為人生的平庸被某種程序運轉加到了我們身上，正是這同一程序運轉導致了藝術的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根據這一理論，我們的想像力得以證實。」 毫無疑問，描寫王公貴族及其哀愁的舊式悲劇和我們的時代是不相適應的，在我們試圖以同樣的方式來描寫無名之輩的悲哀時，其效果是不一樣的。然而，其原因並不在於我們對生活的看法的倒退落後，正相反，是由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不再把某些人看作地球上的偉人，只有他們擁有悲劇激情，而所有其他人則不得不辛苦勞動，以產生出少數人的偉大崇高來。 莎士比亞在《朱利阿斯?愷撒》第二章中寫道： 乞丐死了的時候，天上不會有彗星出現。 君王們的凋殞才會上感天象。 在莎士比亞時代，這種觀點即便不完全為人所信，至少也表達了一種實際上很普遍的、深為莎士比亞本人所接受的看法。因此公元前1世紀的羅馬詩人辛納的死是喜劇的，而羅馬的將軍、皇帝愷撒，刺死獨裁者愷撒密謀集團領袖布魯圖和另一個刺死愷撒的密謀集團領袖卡修斯的死，則是悲劇的。 對我們來說，一個人的死已失去了普遍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民主觀念，這種民主觀念不僅體現於外部形式，更深入我們的信念之中。因此，今日的大悲劇主要是與社會，而不是與人密切相關的。 我試以20世紀初德國戲劇家恩斯特?托勒的劇本《大眾與人》為例，我並不認為它同歷史上最輝煌時期產生的最優秀的作品一樣好，但是我堅信它是經得起比較的，它是崇高的、深邃的，又是實際的。它關注的是英雄行為，如亞里士多德說過的：「用憐憫和恐怖淨化讀者心靈。」像這種現代悲劇的例子還很少見，因為舊的技巧、舊的傳統必須被拋棄，而又不能用平庸的事物去替代。要寫悲劇，人必須有悲劇的情感。要具有悲劇的情感，一個人就必須意識到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僅用自己的心靈，還要用自己的生命和熱情去體驗。 克魯奇先生在他的書中幾次談到絕望，人們不禁為他對荒涼世界的英雄式的接受所感動。但是，他的荒涼世界是基於這一事實，即他和大多數文人還沒有學會面對新的刺激來感知舊的情緒。這種刺激是存在的，但並不在文人圈子裡。文人小圈子與社會生活沒有重要的接觸聯繫，而人的感情要有這樣一種嚴肅性和深度，要使悲劇情感和真正的幸福形成的話，這種聯繫是必不可少的。 對所有那些有才能的年輕人，以及那些迷惘惶惑、感到無所事事的人，我的勸告是：「放棄寫作的企圖，相反地，儘量別去寫什麼。走到大千世界中去吧，去做一個海盜，當婆羅洲的國王，到蘇維埃俄國去做勞工吧，去尋找這樣一種生活，讓基本的身體需要的滿足占據你的全副精力吧。」我不是向一切人，而只是向那些患有克魯奇先生診斷的疾病的人推薦這一方法。我相信，經過幾年這樣的生活，這些人就會發現，儘管他怎樣遏制自己，卻再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寫作了，在這個時候，他就不會覺得自己的寫作毫無意義了。